1.官方出台新举措：在部分陆地口岸边检现场设置“一带一路”专用通道

2021-07-02 17:53  文章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18日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国家移民管理局推出促进服务航运企业发展的十六项新举措。其中包括在部分陆地口岸边检现场设置“一带一路”专用通道，为优化“一带一路”口岸通关便利安排，畅通国际物流通道起到积极作用。

据悉，十六项新举措从18日起施行，主要包括：

——港口边检行政许可“一地办证、区域通用”；

——外籍船舶在国内港口间移泊不再办理出入港边检手续；

——国际航行船舶自国内港口出发，在保税燃油加注锚地不上下人员，仅加注保税燃油后直接出境的，简化出境边检查验手续；

——外籍船舶在信用良好的修造船企业维修期间，边检机关为人员上下外轮、船舶搭靠外轮提供便利；

——在部分陆地口岸边检现场设置“一带一路”专用通道，为执行“一带一路”建设重点工程、重要合作、重大项目的跨境车辆及驾驶人员提供通关便利；

——中国籍跨境货运车辆及驾驶人员经边检机关备案后，免填机动车辆出入境查验卡；

——推动在粤港澳陆地口岸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边检查验模式；

——全国港口口岸实施7×24小时国际航行船舶入出境通关保障；

——开设大宗商品、鲜活产品、抗疫物资、民生物资出入境边检“快捷通道”；

——建立需紧急救助人员和执行重大项目跨境紧急抢修作业人员“紧急通道”；

——全面实行国际航行船舶网上预报预检、边检行政许可网上办理；

——实行粤港澳跨境车辆及驾驶人员快捷通关边检备案手续“网上办”；

——对从事跨境运输的中国籍员工，经常自同一陆地口岸出入境的，向边检机关备案后，出入境时简化查验手续；

——建立边检机关与港航企业、边境(跨境)经济合作区协作机制，及时会商解决问题；

——通过国家移民管理局12367服务平台，为中外人员提供24小时中英文移民管理政务信息咨询服务。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边防检查管理司司长刘海涛介绍，十六项新举措有做减法、提速度、增效能三大特点。实施后，全国港口边检机关办理行政许可数量可减少两成；平均为每艘国际航行船舶节约在港停泊时间1.5小时，进一步降低相关航运企业运营成本，提高生产作业效率。在陆地口岸，经边检机关备案的车辆，简化查验手续后，通关时间可减少10%以上。

信息来源：中国新闻网

2.公共产品与国际经济秩序：起源、当前挑战与重塑

2021.7.5.转载自商务部网站

2021-06-29 18:09  文章来源：“太平洋学报PacificJournal”微信公众号

来源:“太平洋学报PacificJournal”微信公众号 2020年7月31日黄河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润琦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2019级博士研究生

近年来，美国在二战后主导建立起的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正面临严峻挑战。霸权的相对衰落与新兴力量的不断崛起引起了一系列结构性变化，国际公共产品作为维护国际经济秩序的最主要手段之一也受到大国“私物化”影响而处于供给不足和分配不均的状态，国际经济秩序单靠原有机制安排已经无法维持。与此同时，各行为体将重点转向了区域间经济合作以弥补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带来的利益损耗。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英国和美国借助 “自由主义优势”（liberal ascendancy），先后主导和建立了所谓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但世界经济先后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两次失序。本文认为，国际经济秩序的失序与国际公共产品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当下国际经济秩序再次遭到质疑和挑战的背景下，以公共产品理论剖析世界经济秩序的演变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为全球经济参与者如何理解未来世界经济的发展及自身定位提供了独特视角和理论工具。

一、问题的起源

1929年爆发的大萧条是资本主义世界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1929年10月24日，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股价暴跌，金融危机爆发并持续扩散，工业生产萎靡不振、持续萧条，与此同时，大批企业宣布破产，失业人数暴增。美国工业生产下降了55.6%，工业生产指数从10月份的110降至12月的100，新兴工业严重受挫。美国的经济萧条随后迅速地席卷了资本主义世界，国际经济出现困境，各国货币纷纷贬值，英国试图投入大量资本避免危机的蔓延，却无力回天，世界工业生产大幅倒退，农产品与初级产品价格暴跌。工农业危机继而引发国际贸易的严重萎缩，各国纷纷采取短视政策，妄图以损害别国经济来挽救国内经济，从而导致资本主义世界贸易总额大幅下降。20世纪20年代末至二战结束期间的国际经济秩序便处于此种状态，英国作为昔日霸主已失去主导能力，难以承担维持国际秩序的成本，而正在崛起的美国则欠缺意愿和能力承担恢复世界经济秩序的职责。因此，当时的国际社会出现了一段较长时间的领导空位期。

美国经济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在分析这一阶段的全球经济大萧条时指出，经济危机出现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国际层面领导者的缺失，经济体系的运转需要某个国家成为“稳定器”（stabilizer）,当货币制度停滞失灵时，该国作为主导者愿意建立某种再贴现机制，提供一定程度的货币政策合作，可以负责为亏本产品（distress goods）提供开放市场、设立经济体系的行为准则，并主动承担系统内的“公共成本”（public cost）。金德尔伯格随后明确提出了国际公共产品（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的概念，强调其在维护国际经济秩序稳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国际经济秩序是世界经济领域中基于一定的实力结构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国际行为规则体系。承担维系国际秩序的成本是国际关系主导国的必要义务，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国际经济秩序“失序”的根本原因是在英美霸权交替的背景下，维护国际经济秩序的国际公共产品出现“断供”。这一“断供”现象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当时的国际资本流动形成了一个较固定的循环支付链条。由于战债问题，一战后德国的赔款通过英法等国大量流向美国，美国再以贷款方式重新投入德国经济，以投资方式将资本大量注回欧洲，这使欧洲的金融体系形成了对美国资本的高度依赖，这意味着英国正逐渐失去维持资本稳定流动的主导权。其次，各国货币汇率的过度浮动影响了货币价值稳定，打乱了国际贸易秩序。1929年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迅速引发全球经济危机，英国曾尝试通过自身力量防止危机的进一步扩大但已于事无补。在此之前的历次国际金融危机中，英国作为国际公共产品的稳定供给者往往能起到缓解危机的重要作用，但在此时，英国的“断供”使英国主导下的国际经济秩序彻底丧失了合法性。与此同时，在1933年召开的伦敦世界经济会议上，当各国把重建国际经济秩序的希望寄托于美国之时，罗斯福政府却选择了退缩：在恢复国内经济的首要目标面前，美国并未准备好承担起国际经济秩序领导者的责任和义务，因而拒绝了会议中提出的稳定货币、取消战债等稳定经济秩序的要求。总而言之，世界经济在大萧条之后经历了漫长的经济霸权更迭期，英国无力发挥领导作用，而崛起中的美国则不愿承担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成本，因而放弃了在国际经济秩序中进行主动的角色转变。

在国际经济的“失序”状态下，新的经济霸主是否能够接受维护世界经济稳定的责任，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经济实力，另一方面是将这种经济实力应用于公益生产的意愿。显然，美国由于较弱的意愿并未第一时间承担起主导重建国际经济秩序的重任，但长时间的国际经济失序使美国政府意识到其影响早已超出单纯的经济范畴。当国家间关系的恶化开始损害美国的自身利益，美国逐渐产生了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想法：1934年美国国会通过《互惠贸易协定法》(Reciprocal Trade Agreements Act)，1936年通过同英法合作的《三国货币协定》（Tripartite Agreement），1941年又通过了《租借法案》(Lend-Lease)。这些法案的出台，改善了国际贸易的环境，推动了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坚定了美国建立多边机制的信心。在此之后，美国将经济实力用于稳定世界秩序的意愿逐渐显现。二战行将结束之时，罗斯福政府在组织筹建联合国的同时也积极设计了一系列金融、投资和贸易的国际制度安排，以主导者姿态参与到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塑中。为了实现其目标，美国政府经过长期酝酿，于1943年4月7日正式推出“怀特计划”，并最终替代英国成为新的全球霸主。

“在国际经济秩序的形成过程中，诸多环节和因素导致其具有极大的可变性。然而，并非所有可变的因素都可以进行主观塑造，只有部分因素具有不同程度的塑造性。”基于自身一骑绝尘的综合国力，美国在1944年领导各国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这是一个“以美元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会议上签订的《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以及《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为世界经济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国际制度安排，成为美国作为国际经济秩序主导者的合法依据。战后作为国际公共产品而出现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保障了成员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公共利益诉求，这成为区别于以往大国领导的国际秩序的一个重要特征。自此，美国通过“设计”并“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方式，建立了以贸易自由化、资本自由化和外汇自由化为核心的国际经济秩序，世界经济在漫长的混乱状态后终于重归稳定。

二、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困境和挑战

二战后在美国主导下建立的“国际经济秩序”被定义为治理国际经济活动的关键行为体所设立的一系列规则、基准及制度规范。查尔斯·金德尔伯格作为“霸权稳定论”的首创者，构建起国际经济秩序与国际公共产品之间的互动关系并指出领导国供给国际公共产品在维持国际经济秩序稳定中的重要作用。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等“霸权稳定论”者对这种霸权供给模式做出了理论解释并将这种行为合理化。他们指出，美国通过“设计”并“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得到了国际影响力，使自身和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之间产生了权力关联，其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便化作谋取政治利益和权力的产物，从而使美国成为世界单极霸权。这意味着国际经济秩序从建立之初便带有“结构性权力”色彩，主要反映了霸权国的利益。随着美国实力的衰减，这种霸权体系逐渐演变为“集体霸权”，但美国仍然领导着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展中国家在这一体系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中国也不例外。

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霸权稳定论”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具有较强的解释力，然而面对21世纪以来国际经济秩序的嬗变，这一理论却显得愈加苍白无力。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美国实力的削减及霸权的衰落使其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意愿和能力大幅下降，国际经济再次失序。正如约翰·伊肯伯里所说：“后霸权国际秩序的一个特征就是美国在公共产品供应、稳定市场、促进合作等功能性服务提供方面的核心作用将会下降。”这种变化不同于20世纪的国际经济秩序变迁，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国际社会意识到国际经济秩序的稳定已无法依赖于国际公共产品的单一霸权供给模式，而美国等西方国家也无法仅靠小团体合作以实现国际公共产品的充足供给。国际经济秩序面临的重重挑战凸显了国际公共产品霸权供给模式的局限性，全球化背景下美国的外交政策已经难以适应全球公共产品大范围外溢的出现，公共政策的制定方式表现出排外性与片面性，导致全球性公共劣品（global public bads）现象出现并挥之不去。霸权式供给非但维护不了世界经济的稳定与有序发展，还会干扰到其他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发挥作用。

上述问题产生的根源是美国对国际公共产品的“私物化”倾向。当霸权国建立的国际经济治理机制作为公共产品为国际社会提供正面效应时，体现了国际公共产品“公”的属性；而当霸权国将应尽的责任转化为剥削榨取利益，运用权力产生更有利于自身的结果时，国际公共产品便体现出“私”的属性。私物化现象的愈演愈烈意味着国际公共产品的强排他性越加突出，最终丧失其“公”的属性。美国对国际金融体系和国际贸易体系的私物化行为正在逐渐侵蚀国际经济秩序的稳定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对国际经济制度运行产生的“交易成本”的衡量是霸权国首要考虑的问题，交易成本是霸权供给意愿的最重要影响因素，这也是美国私物化行为发生的根本动机。“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的概念源于交易成本经济学。随后，经济学家对交易成本这一概念进行了进一步阐述。马修斯(R.C.O. Matthews) 给出了一个沿用至今的交易成本的定义：“交易成本包括事前发生的为达成一项合同而发生的成本，和事后发生的监督履行该项合同而发生的成本；它们区别于生产成本，即为执行合同本身而发生的成本。”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关系学者开始将交易成本概念运用于政治领域，他们认为交易成本在政治交易中也同样重要，交易成本政治学应运而生，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基础性概念。

根据交易成本政治学，国际经济秩序的建立与稳定运行同样需要支付交易成本，不合理的经济制度安排所形成的非必要交易成本将严重制约世界经济的繁荣。例如，霸权国在“设计”国际公共产品之初需要投入一笔固定交易成本，随着国际公共产品的消费者增多及国际公共产品涉及的领域拓展，霸权国就需要承担巨大的额外交易成本。只有当霸权国认为其收益超过（或至少足以弥补）相应成本时，才有动力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才能保持其稳定国际经济秩序的意愿。而过高的交易成本有可能导致霸权国放弃或降低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意愿，其利用国际公共产品服务于自身利益的私物化行为就越强烈，从而导致全球秩序陷入再次混乱。

美国在最初建立战后国际经济秩序之时，所承担的总交易成本并不高，具体可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方面，当时的美国拥有强大的综合国力，为其在设计和创立国际经济制度和提供一系列国际公共产品时所花费的固定交易成本提供了雄厚的财力保障：美国的经济实力在二战后急剧增长，其经济总量（GDP）超过了世界的一半，占到了世界的56%，美国工业生产占资本主义世界的54.8%，黄金储备占48.5%，出口额占50%，成为当时全球最大的债权国。随后的20世纪50—60年代，美国经济增长迎来了“黄金时代”，完成了从工业经济的发展期到发达期的飞跃，成为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另一方面，美国为之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消费群体”规模并不庞大，国际公共产品所涉及的领域也十分有限。例如，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一共只有44个与会国，关贸总协定最初成员国也只有23个国家和地区，而后在冷战时期，世界经济划分成两大阵营，美国所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主要局限在其盟友体系内，随交易数目或规模变化所形成的可变性交易成本尚在美国可承担的范围内。然而，现今的国际格局显然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美国维持国际经济秩序所需的可变性交易成本开始大幅飙升，具体仍可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方面，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陷入财政赤字和军事过度扩张的泥潭之中，导致美国霸权的内部衰败。美国的综合国力早已不复当年，经济实力的相对衰弱意味着美国支付能力的降低。另一方面，交易数量和交易规模正不断扩大。依据集体行动理论，全球化下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难度较大。当博弈的参与者数量增多时，合作性博弈将面临更为复杂的阻碍，相应的“搭便车”“公地悲剧”和“囚徒困境”问题也更加凸显。

步入21世纪以来，国际经济治理主体更加多元，治理平台不再仅依赖于美国战后所建立的核心机制。例如国际金融治理主体不仅涵盖了二十国集团（G20）等新兴国家、国际清算银行等既有政府间国际组织，也包含了全球金融市场协会等非政府间国际组织、跨国企业和公民社会组织等，从而导致美国的影响力相对减弱。美国非但不积极参与各类治理新平台，而且在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条件恶化时(例如发生全球金融危机)，通过双边协议网络临时替代国际组织，收缩国际公共产品的惠及范围，增强国际公共产品的排他性，捍卫霸权利益。在这种情况下，随着美国霸权的衰落，公共产品的“公共”属性或者供给量会显著下降。

其二， 世界贸易组织（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与世界银行（WB）等国际公共产品自成立之初就深深打上了美国烙印，这为日后美国的私物化行为提供了便利条件。其私物化行为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实现：

一方面，美国自始至终在组织运行与决策机制方面占据主导地位。实际上，关于各国投票的配额分配问题早在布雷顿森林会议召开之前便通过政治途径得到了确定。雷蒙德·迈克塞尔作为配额分配计划的参与人员曾写道：“我试图让整个过程尽可能表现得比较具有科学性，但是各国代表团都很精明，他们知道整个国际组织决策程序的政治性要高于其科学性。” 雷纳托·鲁杰罗在就任世贸组织总干事时曾承认“多边贸易制度在过去几十年中一直处于美国结构性权力的领导之下”。世贸组织是美国霸权下创立的核心国际公共产品之一，其规则的不同阶段的演变体现出不同时期美国的国家利益，由此带来的收益又使得美国得以继续维持其国际经济统治地位，掌握国际贸易规则的主导权和定制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也是维持国际金融稳定最重要的国际公共产品，美国同时作为这两个组织的最大股东，掌握着决策过程的主导权，成为实现其政治利益的有力工具。目前，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投票权是16.74%，而该组织规定：涉及提升份额、分配特别提款权和接收新成员等重大事项时必须有84%的同意票才可通过，这意味着美国拥有一票否决权，没有任何一国或集团可对其进行有效制衡，新兴国家的份额提升问题更是得不到有效解决，中国投票权提升的方案在经历长达5年后才由美国国会批准。

另一方面，美国不断利用自己在国际金融机构的主导权力实现其政治目的，造成国际金融公共产品的不公平供给。例如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资金已无法发挥作用时，美国为维持其金融体系改革的主导权，仅与其有意拉拢的国家签署货币互换协议，那些不被美国重视的国家则很难得到有效救助，这也使得巴西和韩国主持的二十国集团峰会的会议议程和政策协调受到美国很大程度的影响。“当工业化国家政府和市场参与者支持改革时，这些改革政策就能得以实施；而发展中国家支持改革时，没有任何实际行动出现。”因此，国际层面的决策结果往往是由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及其金融部门的压力和偏好所决定的。

其三，私物化行为造成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困境使得新兴力量对现存国际经济秩序产生质疑，而美国已无力支付打消这些质疑所需的成本。约翰·R·康芒斯（John Rogers Commons）曾指出建立经济组织的目的是协调交易双方的矛盾，从而避免实际的或可能发生的各种冲突。美国倡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之所以持续，是因为它曾经为其他国家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政治和安全利益收益，并在国家间互动中具有可预测性。对于美国而言，“设计”和“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是其获得政治影响力和维持霸权的最主要方式，对于其他国家行为体，“参与”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是获得这些利益的重要途径。当现行国际经济治理结构已无法解决双方矛盾和缓解冲突时，国际经济组织的合法性也必然遭受质疑，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参与国的收益也会大幅下降，一旦收益受损，这些国家的参与积极性必将大打折扣。2008年金融危机后，各国除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增加非西方国家的代表权等一些问题中拥有较为明确的共识以外，对于如何塑造一个既能代表新兴国家等更广泛行为体的利益又可得到西方国家赞同的国际秩序似乎较少提及。正是缺乏危机管理机制及纠正对外经济不平衡的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机制才使得国际金融公共产品的霸权供给能力大幅下降，金融危机得以传播与扩散，加剧了国际经济秩序的紊乱。然而，哪怕意识到国际经济治理结构亟需重塑，美国也并未展现对这种重塑所需的成本的支付意愿，美国能力与责任感的缺失引起了国际经济秩序的嬗变。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在经济增长方面的表现逐渐分化，世界经济的权力中心逐渐扩散，国际经济秩序已经进入一个深度调整和变化的时期。

由此可见，国际公共产品的霸权供给机制的可持续性取决于霸权国对成本与收益的考量，一旦维持现行秩序所需的成本与获益失衡后，霸权国便会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而削减支出，减少或中断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使得私物化问题更加凸显。这导致当前国际经济秩序中存在着大量的、明显的不公平、不合理的做法和偏向，并没有实现战后国际秩序构建的最初目标。这种游离于解决国际经济活动中面临的主要矛盾，以维护和促进西方国家的利益为目标的经济秩序，势必遭到其他国际经济行为体的质疑与挑战。

三、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塑

查尔斯·金德尔伯格通过对1500—1990年中世界经济现象的研究指出，国家同人一样有生命周期，国家在不同的生命阶段也经历着世界地位的兴衰，从而决定着其在世界经济中所处的地位。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昭示了霸权的衰落和西方世界“黄金期”的落幕。2016年特朗普上台执政后，美国开始试图亲手打破这个战后由自己打造的国际经济秩序。由于认为在此秩序下已无法充分维护既得利益，特朗普政府时期曾多次发生大幅中断承担国际义务的行为，如2017年以来，美国政府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巴黎协定》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还扬言退出世贸组织。西方世界“黄金期”的落幕伴随着新的国际经济力量的崛起，新兴经济体已成长为世界经济活动的重要参与者，正在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推动国际经济格局发生深刻的变化，全球经济的“新”“旧”力量正在发生激烈碰撞，全球进入了全新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探索期。从历史上看，国际经济秩序的构建过程就是各行为体经过协商，在世界范围内通过参与国际公共产品“设计”“创造”和“供给”形成符合自身理念和经济利益的国际行为规则的过程。虽然国际经济秩序正处于一个混沌分裂的探索期，这并不意味着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会立刻出现。国际社会并不能找到一个具有绝对经济优势以及政治优势的国家替代美国充当国际经济秩序引领者的角色，新兴力量仍旧没有足够强大的实力颠覆西方国家长期坚守的“自由主义”经济秩序观。在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和分配不均背景下，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对供给与需求的差异深化促使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利益的国际经济机制和规则创新，推动国际经济秩序向更加公平的方向变革。

3.1通过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优化区域经济秩序

区域合作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参与经济秩序重塑的突破口，区域性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够为全球经济秩序的变革提供更大动力。与国际公共产品相比，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有几点独到之处：其一，区域性公共产品由于参与成员数量较小、沟通更为方便从而能够降低交易成本，更容易实现供应；其二，区域内的对话与合作机制只发生在一定区域内，交易成本大大少于国际公共产品并更易平摊，可避免大国“私物化”问题；其三，由于范围相对较小，各参与方的成本收益更加清晰，责任也更为透明，更利于避免国际公共产品的“搭便车”现象。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对国际经济秩序产生了巨大冲击，经济全球化出现了许多新的发展趋势。其表现之一就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载体开始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等全球性的国际经济组织转向区域性的多边合作机制。这意味着区域性公共产品在促进区域合作与国际经济秩序的创新变革中具有重要作用。与此同时，随着区域合作的深入，其发展趋势将与全球化更加同步，最终对全球化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因此，地区间国家合作供给区域性公共产品将是未来的趋势。区域经济合作的兴起源自于各行为体在共同利益基础下对解决域内存在的经济治理问题的需求。对中国而言，应积极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中欧全面投资协定》（BIT）的落实，保持对《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谈判的开放态度，掌握地区经济合作规则变革的主动权。RCEP和BIT是区域多边主义在逆全球化浪潮中的最新胜利成果，是中国参与主导未来多边主义的国际贸易体系的重要经验。RCEP、BIT和CPTPP等地区合作协议也有助于地区成员对接国际高水平规则，加快国内经济转型及经贸规则创新，提高各成员国参与国际经济秩序重塑的能力，继而逐步破除有关发达国家对中国在贸易规则制定领域的“规锁”。可以看到，中国正用实际行动在开拓区域经济合作的新高度，在未来的合作中，中国在各国相互依存不断加深的大环境下，将关注与合作方共同利益的拓展，继续创新提供而更多的区域性公共产品，通过主导重塑区域经济秩序增加未来国际经济秩序变革的自身分量。

3.2重视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平台建设，在平台改革中起到领导作用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不断发展，各国间的相互依赖也逐渐深化复杂，越来越多的问题需要区域间或区域内国家的集体行动才能有效解决。由此产生的最紧迫问题体现在现有国际经济体制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区别对待的“双重标准”和全球发展融资面临的巨大缺口上。例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具的方案非但没有帮助陷入困境的各国，反而恶化了各国的经济政治环境。又如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后，现有国际金融机制暴露出严重的问题，受到许多国家的质疑。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的领导位置大多由西方国家所占，这意味着在这些重要的国际机构中，西方国家掌握着重大事项的否决权，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始终处于被动位置，并无足够的话语权。尽管中国是以上这些国际经济合作组织的重要成员，但影响力仍十分有限，中国仍难以顺利推动相关改革的进行。

近年来，中国逐渐意识到现有国际经济秩序在体现发展中国家经济利益诉求方面的缺陷，开始逐步采用自己的方式向世界提出“中国式”解决方案。中国参与提出并主导构建了金砖国家开发银行（NDB）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并积极准备筹建上合组织开发银行（SCO Development Bank），这些措施逐步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也传递出中国特色的经济治理理念。中国在国际层面的对话平台中，需要加强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与交流，为发展中国家谋求更多的话语权，团结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秩序的改革中用同一个声音说话。中国更应该利用自身经济大国的优势来推进区域性和国际性经济合作平台的构建，这样其国际公共产品和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者的角色才会得到更多认可。在今后，中国应继续加强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经济治理平台建设的参与力度，同时通过这些平台倒逼世界银行等全球机构治理规则的调整，将中国所秉持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逐渐替代长久以来盛行的西方片面“自由”观念，成为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格局的核心关键词。

3.3通过“一带一路”向沿线国家提供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打造中国国际经济秩序观

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中国一直积极倡导利益共同体的理念，“一带一路”逐步成为满足各国现实经济利益的合作构想。中国政府也公开表示：“‘一带一路’构想是中国向世界提供的公共产品，欢迎各国、非政府组织、国际组织、金融机构和跨国公司都能参与到具体的合作中来。” 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为世界创造了多种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倡议中包含政策沟通、贸易畅通、设施联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五大板块，侧重于从供给的角度改善当地经济增长的基础设施准备，进而促进当地经济进入持续增长的良性发展周期。

“一带一路”倡议的要点是促进区域间合作，在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无法解决个体间巨大差异的情境下，中国推动并合作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成为势在必行的举措。从供给角度来看，全球治理模式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往往受制于供给主体的结构性权力，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新现实主义，均强调了物质性权力对秩序建构的重要性。从需求角度来看，国际区域间巨大的偏好差异性成为造成国际公共产品供给陷入困境的一大原因，自由主义者虽然强调国际制度对国家间合作的重要性，但却并未将权力失衡会对合作产生制约的问题纳入重点考察范围。中国已经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开展了丰富的经贸交流与合作，也制定了更长远的公共产品供给规划，这表明了中国借助“一带一路”在未来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更重要作用的决心。

当前中国正在引领发展中国家进行一场国际经济新秩序变革。基于区域间经济合作，“一带一路”倡议、亚洲投资发展银行等相继推出了各项经济举措，构成了中国国际经济秩序观的重要内容。以上举措有别于以往的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有利于中国主导开创区域经济秩序重塑的新局面，向世界展示中国国际经济秩序观。正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求所体现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是达成其他各项目标的基础。罗斯玛丽·富特指出：塑造中国国际秩序观的重要因素在于其经济发展与国内稳定如何受到外部世界，尤其是国际体系内主导国家的影响。作为一种全新的国际关系模式，中国与邻国通过构建区域核心竞争力实现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有助于实现有关国家对经济秩序供需差异的良性匹配。通过重塑所在国经济发展模式、提高要素流动的物流效率、降低要素运输成本等方式促进同其他区域经济一体化机制的对接，继而增强中国在国际经济秩序重塑中的地位。中国应当继续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促进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为国际贸易新秩序的塑造贡献中国力量。

3.4深化亚投行的金融性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与创新，促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

由于现有全球性或区域性多边开发银行主要由发达国家筹资兴办，内部决策往往反映出发达国家的偏好。尽管更多的落后地区或国家迫切需求的是基础设施建设，在多边开发银行内更受到重视的却是如环境、人权、教育等议题。以亚洲开发银行为例，由于主导国日本更加关心有关环境净化保护的议题，因而拒绝增加对煤矿基础设施的投入但一些落后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由于缺乏相应的资金和技术，在其他产业尚未得到充分发展的时期，对自然资源的开采与出口在其经济结构上仍占有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而发展中国家的诉求因为投票权占比较少而难以得到表达。这方面的矛盾导致经济落后的国家在基础设施发展上得不到应有的援助。亚投行的组织结构决定了发展中国家的需求是亚投行关注的重点，而亚投行内部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也因为设立了以下两个部门而得以彰显：其一是亚投行特别设立的负责解决投诉、评估所有业务项目和实施反欺诈、反腐等廉洁调查的合规局（CEIU），由董事会直接管理，部门成员有机会直接向董事会成员报告工作；其二是国际咨询小组（International Advisory Panel），成员由行长任命，任期为两年，小组成员获得小额酬金并不会收到薪水，银行支付与小组会议相关的费用。亚投行成立此小组的目的是支持高级管理人员就亚投行的战略和政策以及为一般性业务问题提供解决方案。

亚投行作为中国自发领导建立的国际金融机构，是中国向世界贡献的符合新兴国家利益诉求的国际金融公共产品。亚投行是中国在国际制度领域探索新型合作的尝试，满足了亚洲各国的发展与合作要求，填补了现有国际性或区域性金融机制存在的薄弱环节。通过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周边国家例如印度、孟加拉国、菲律宾等提供具有正外部性的安排与机制，巩固各国之间的共同利益，将他们与中国未来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实现亚洲共同繁荣发展的新局面，成为促进亚洲经济区域一体化的重要推动力。

3.5探索大国合作供给国际公共产品的可能性与具体路径

为应对未来国际经济秩序的嬗变，中美可以通过合作的方式进行国际公共产品和区域性公共产品的共同供给，为世界经济的稳定作出贡献。于美国而言, 将新兴经济力量纳入国际经济机制，分担该体系的一定义务，可降低交易成本并扩大按现有主导规则行事的主导国数量；于中国而言, 与美国合作供给国际公共产品，有利于世界经济稳定发展,体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诉求，亦是国内经济发展对于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的内在需要。中美可通过构建提高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大国协调机制，将重点放到资金筹集这一核心问题，解决当下严重的“搭便车”行为。具体而言，可在这一机制下关注托宾税、特别提款权、官方和私人资金的投入三方面，主导行为体参与国际合作，从而改善国际公共产品供应。

大国依旧是全球性和区域性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和维护者，大国在公共产品领域的互动博弈对全球治理实现的影响最为深刻。因此，积极斡旋世界主要大国关系仍是构建未来全球经济秩序的关键。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仍需要通过实现与大国的双边有益互动来规避冲突，构建良性竞争关系，增进大国互信，缩小主要大国对国际公共产品的供需差异，并推动各方在国际经济秩序改革的关键领域达成共识。

随着中日间关系的缓和，日本逐步改变了对“一带一路”的消极态度，并表达了与中国共同参与推进在沿线国家的第三方市场合作的意愿，这种态度转变是伴随其国内在经济上寻求更多自主性的诉求出现的。2018年5月，中日双方签署了《关于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备忘录》。这意味着中日间经济合作出现新的可能，是基于两国日益密切的贸易往来和产业内和产业间的优势互补。自第三方市场合作由中国政府正式提出以来，在2015至2019年间，中国同法、英、日、德等15个国家开展了第三方市场合作，有关成果接连涌现。这成为中国探索大国合作途经的最新进展，也成为中国同大国合作供给国际公共产品的全新模式。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形式促进了大国间经济的紧密合作，有助于缓解现行国际经济秩序中的矛盾，也提高了中国在国际经济秩序重塑过程中的影响力。

3.6以“扩散性互惠”为理念同发展中国家实施更深层次的经济合作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正在国际经济秩序重塑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以与发展中国家合作的方式不断深化为特征，中国的外交实践出现了新的理念变化。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建立在拥有更多的观念共性基础上，双方在发展模式和自主权等议题上观点一致，而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相互需要和依赖关系正为合作的深化打下坚实基础。中国正以“扩散性互惠”为理念进一步建立“非对等”价值交换的国际经济合作体系。罗伯特·基欧汉区分了国际合作中两种互惠类型，一种是“特定型互惠”（specific reciprocity），另一种是“扩散性互惠”（diffuse reciprocity），“特定型互惠”的特点是即时性的利益交换，通常价值对等。“扩散性互惠”，不刻意追求及时的利益对等，而是关注长时间内总体利益的均衡。“扩散性互惠”的经济合作理念具体体现在中国创建的符合发展中国家经济利益需求的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上。这种互惠有助于维持经济合作的可持续性，继而促进合作参与国的和谐共处，实现多领域的利益均衡。在今后，中国应继续秉持这种理念，在世界经济合作体系的规则重塑过程中，拓展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经济合作范式和规范，促使国际经济秩序朝向更加公平的方向演变。

四、结论

霸权的相对衰落与新兴力量的出现引起了一系列国际经济行为体实力结构的变化，国际公共产品作为维护国际经济秩序的主要手段也面临供给不足和分配不均的现状，国际经济秩序单靠惯性已经无法维持。当下的全球格局告诉我们没有一种国际经济秩序可以永恒存在，它会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力量结构的演变及国际重大事务的发生经历不断地调整和变迁，国际公共产品同霸权国的存在也不具有直接因果关系，非霸权国家也可探索符合自身利益的供给方案，以参与到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塑中。

2020年12月，习近平主席在《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一文中指出，“全球治理体系只有适应国际经济格局新要求，才能为全球经济提供有力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全球治理体系作出一系列重要阐述：“当今全球发展深层次矛盾突出，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思潮抬头，多边贸易体制受到冲击，世界经济整体发展环境面临诸多风险和不确定性，这些都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需要各国协作共同治理”。“人类社会要持续进步，各国就应该坚持要开放不要封闭，要合作不要对抗，要共赢不要独占”，“开放合作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时代要求”。这说明，推动开放合作的国际治理是我国新时代的重要使命，面对当前国际治理面临的诸多挑战，构建更为开放合作的国际治理体系是中国参与甚至引领国际经济秩序重塑的必然选择，同时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由之路。全面开放是中国向世界的承诺，同时也是中国积极参与和促进全球治理发展的宣言书。

中国推进开放合作的全球治理体系建设与完善，从理论视角看其关键就是提供国际公共产品，通过全球治理理念、规则和制度的改革与完善，构建开放合作的全球经济新秩序。随着全球公共产品霸权供给模式的日渐式微，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所倡导与践行的统筹合作供给模式正日益成为全球治理的新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带一路”、亚投行、丝路基金、上合组织货币互换机制等皆是中国通过提供公共产品来参与全球治理、彰显大国责任的良好范例。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而言，树立开放合作的国际治理体系、推进国际经济秩序的完善要求更多的新兴力量加入到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合作中去。不同于霸权供给方式，中国在这一过程中正在统筹国内和国际供给、政府和市场供给、实体和数字供给、单边和多边供给、多元和多方供给。这种国际公共产品的统筹供给模式是相较于霸权供给模式的更优选择，也体现了中国在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中的模式创新。

现今国际经济秩序面临的多重挑战对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提出了更高需求。在未来，中国如何引导塑造国际公共产品的统筹供给这一创新模式，构建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推进世界秩序朝着更加公平、更具广泛代表性的方向发展，是值得学界深入探讨的重要问题。

3.欧盟修订授权葡萄酒酿造实践的法规

2021.7.5.转载自商务部网站---2021-07-01 17:41  文章来源：广东省应对技术性贸易壁垒信息平台

广东省应对技术性贸易壁垒信息平台

世界贸易组织

G/SPS/N/EU/489

2021-05-21

21-4269

卫生及植物卫生措施委员会

通 报

1.

通报成员：欧盟

2.

负责机构： 欧洲委员会卫生和食品安全总司

3.

覆盖的产品： 酒类产品

4.

可能受影响的地区或国家：

[X] 所有贸易伙伴

[ ] 特定地区或国家

5.

通报标题：

欧盟委员会授权法规草案修订了授权法规(EU) 2019/934，补充了欧洲议会和理事会关于授权葡萄酒酿造实践的法规(EU) No 1308/2013。

页数：30页（含附件） 使用语言：英语 链接网址：

6.

内容简述：

欧盟授权法规(EU) 2019/934补充了法规(EU) No 1308/2013关于确保葡萄酒产品内部市场正常运作所必需的规则。特别要指出的是，它以明确和精确的方式定义了允许的酿酒学实践，包括甜葡萄酒的方法、对可能用于酿酒的某些物质的使用限制，以及在酿酒中使用某些物质的条件。就其附件IA而言，它还将某些条款与相关的国际标准进行了调整，即《国际酿酒规范》和《国际葡萄和葡萄酒组织(OIV)国际酿酒法典》。

在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OIV）于2019年和2020年通过的决议基础上，委员会授权法规(EU) 2019/934修订了授权法规(EU) 2019/934，引入了新的酿酒实践。它还澄清某些现有的规定，并提高了其一致性。最后，鉴于观察到DL酒石酸有肾毒性作用，撤销其授权。

请注意，与知识产权有关的要素，特别是与地理标志(GIs)的应用和/或实施有关的要素，作为一揽子立法的一部分包括在本通知中，但显然不属于SPS协定的范围。

7.

目的和理由：

[X] 食品安全

[ ] 动物健康

[ ] 植物保护

[ ] 保护国家免受有害生物的其它危害

[ ] 保护人类免受动/植物有害生物的危害

保护国家免受有害生物的其它危害：

8.

是否有相关国际标准？如有，指出标准：

[ ] 食品法典委员会(例如：食品法典委员会标准或相关文件的名称或序号)[ ]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例如：陆生或水生动物卫生法典，章节号)[ ] 国际植物保护公约(例如：ISPM N°)[X] 无该法规草案是否符合相关国际标准： [ ] 是 [ ] 否

9.

可提供的相关文件及文件语种： 2013年12月17日欧洲议会和理事会法规(EU) No 1308/2013建立农产品市场共同组织并废除理事会法规(EEC) 第 922/72号， (EEC) 第 234/79号， (EC) 第 1037/2001号和(EC) 第 1234/2007号 (OJ L 347, 2013年12月20日, 第671-854页)。 欧盟委员会2019年3月12日授权法规(EU) 2019/934，补充欧洲议会和理事会法规(EU) 第 1308/2013号，涉及可增加酒精浓度的葡萄酒种植区域，批准的酿酒实践和适用于葡萄产品生产和保存的限制，副产物中酒精的最低百分比及其处置，以及OIV文件的公布(OJ L 149, 2019年6月7日，第1页)。 

10.

拟批准日期： 2021年8月/9月

拟公布日期：

2021年10月/11月

11.

拟生效日期：

[ ] 公布日后6个月，及/或(年月日)： 《欧盟官方公报》发表后20天。撤销DL酒石酸及其钾中性盐的授权以及对授权法规(EU) 2019/934附件I附录4的修订应在本法规生效后6个月生效。

[ ] 贸易促进措施

12.

意见反馈截止日期：

[X] 通报发布日起60天，及/或(年/月/日): 2021年7月20日

13.

负责处理反馈意见的机构：

[X] 国家通报机构

[X] 国家咨询点，或其他机构的联系地址、传真及电子邮件地址(如能提供):

欧盟委员会 DG健康和食品安全总司，D2单元-多边国际关系 B-1049布鲁塞尔弗罗萨特街101号电话：+（32 2）29 54263 传真：+（32 2）29 98090 电子邮件：sps@ec.europa.eu

14.

文本可从以下机构得到：

[X] 国家通报机构

[X] 国家咨询点，或其他机构的联系地址、传真及电子邮件地址(如能提供):

欧盟委员会 DG健康和食品安全总司，D2单元-多边国际关系 B-1049布鲁塞尔弗罗萨特街101号电话：+（32 2）29 54263 传真：+（32 2）29 98090 电子邮件：sps@ec.europa.eu

4.企业需关注英国脱欧后海关政策调整

2021-06-22 19:30  文章来源：中国贸易报

在英国正式结束脱欧过渡期后，英国和欧盟均对各自海关政策做出调整。在此背景下，与双方经贸合作往来密切的国家及企业将面临海关和税收方面的直接影响。为帮助商会会员企业了解欧盟和英国的进出口产品认证标准、报关清关手续、适用税率等内容，充分提高通关效率、规避贸易风险，国际商会中国国家委员会（ICC China）海关与贸易便利化委员会近日在线举办英国脱欧海关政策讲座，邀请美国世强律师事务所布鲁塞尔分所资深律师鲍咏庆，委员会成员、德勤中国间接税、海关及国际贸易咨询服务总监屈郡分别就欧盟海关协作机制及政策动态、英国脱欧对中国企业“走出去”影响作专题发言。

欧盟要对英国追溯征收高达20亿欧元关税债务这一事件曾甚嚣尘上。鲍咏庆表示，关税是欧盟财政收入之一，因为欧盟是单一的关税区，进入欧盟的产品在其成员国进行报关以后，就可以在欧盟境内自由流动。很多进口商选择成员国当中对海关执法或者监管相对轻松的国家进行报关，运用“虚假和错误的发票并申报不准确的报关价格”。欧盟发现后要求英国政府对此进行调查，并且要追溯征收所有被偷逃的税款。“对关税利益的保护实际就是对财政收入的保护。”鲍咏庆表示，目前欧盟非常重视海关事务，不仅是出于对整个欧盟关税区产品安全性的考虑，还是对保护欧盟市场统一性的考虑。

鲍咏庆提醒，负担关税是经营者的客观义务，承担方主要是进口方，如果是欧盟间接代理，物流企业和报关行则有可能成为义务人。征收多少进口税取决于产品归类（税则号）、商品原产地、商品价值三大要素。进口方对申报的信息要能够提供事实证据，如果是原产地方面，就要有原产地证，如果是商品价值方面，就要在面临海关估价的过程当中拿出足够的证据证明申报商品的价值。“即便货物已经清关，海关还是有很多事后调查的手段。”他提到，比如海关可以在警察部门的配合下对欧盟境内或者是最终的买方进行一些突击性检查，执法力度或者权限非常大，可以扣押企业经营的资料或者采取行政拘留的方式对相关责任人进行询问。另外，欧盟的海关还和很多第三国政府签署了双边海关合作协议，比如中国的海关就和欧盟的海关有过这样的合作，因此欧盟可以要求第三国政府即出口方政府与其配合一起进行调查。欧盟委员会内部更是设立了OLAF（欧盟反欺诈局），专职侦办和调查涉及欧盟财政资金和资源的欺诈行为。

《欧盟—英国贸易与合作协定》的实施，明确规定英国退出欧盟关税同盟以及所有欧盟政策和国际协议。英国脱欧后成为独立关税区，意味着进出口规则适用于欧盟和英国之间的贸易，英国产品视同非欧盟产品，与第三国产品同等对待。鲍咏庆表示，应对欧盟海关执法新挑战，企业要重视海关合规审慎性审查，在决策过程中将合规和风险纳入考虑的重要因素，做好产地规则、第三方产能及配套的调研、做出合规方案并严格执行。可能的情况下，企业在与客户的合同中可加入豁免或者责任限制条款，以及在与供应商的合同中转嫁责任。同时，企业对清关后的海关稽查要全面配合调查，警惕“常规”信息核实，提醒欧盟客户；保持信息畅通但不披露不必要的信息；保持文件资料的完整性，保障程序性权利。

合规一直是企业最关心的问题。在针对在英国开展业务的公司所做的问卷调查中，受访公司表示，在英国脱欧过程中面临的主要挑战包括商业条款（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海关申报等。脱欧造成法规变化较多，屈郡建议，企业首先应复核贸易术语和交易双方的责任和义务。“商业条款中不同的贸易术语不仅会对合规性产生不同影响，在价格谈判中也举足轻重。” 其次，企业需要注册GB/UK EORI并留足注册时间。EORI是欧盟国家内凡是有经济活动，尤其是有进出口生意的个人/企业必备的登记号。最后，企业要寻找合适的进出口代理，最好是有能力获取完成报关所需的所有信息，特别是关于产品归类、价值和原产地等数据信息。“企业的最优策略是选择存在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来降低关税成本。” 屈郡表示，存在自由贸易协定的情况下，企业要特别重视原产地规则，一个是完全原产产品标准，另一个是实质性改变标准。如果没有自由贸易协定，那么企业可以利用一些保税的机制，但要尽量适用企业的商业模式，从而节约相关关税成本。屈郡提醒，在英国有业务的企业，一定要尽早采取行动，不仅仅要考虑财税，还要梳理供应链、海关报关等方面的要求，并按要求设立包括ERP系统在内的内控制度。

信息来源：中国贸易报

5.许家云等：反倾销对中国出口企业产生的影响

2021.7.5.转载自商务部网站---2021-07-01 15:21:10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

【摘要】近年来中国出口企业遭遇的反倾销调查越发严重，基于此，本文将反倾销纳入多产品出口企业的分析框架，采用倍差法全面考察了遭遇反倾销对中国多产品企业出口及生产率的影响，主要得到以下结论：遭遇反倾销显著减少了多产品企业的出口数量和出口产品种类，提高了多产品企业的出口价格、出口产品集中度和出口市场多元化，且该效应受到企业全球价值链上游嵌入度、下游嵌入度以及地位指数的制约；异质性分析表明，民营企业会通过集中核心优势出口核心产品、放弃边缘产品出口的方式来应对国外的反倾销诉讼，而遭遇反倾销对国有企业的影响较小。在贸易方式方面，遭遇反倾销对企业出口的消极影响会随着加工贸易比例的提高而增强。最后，通过构造企业层面的产品竞争力指数，我们发现尽管遭遇反倾销总体上不利于企业的出口增长，但也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企业出口产品组合向其更具竞争优势的核心产品转变，从而加速多产品企业内部出口产品间的优胜劣汰。

文：许家云 张俊美 刘竹青

许家云：经济学博士，副研究员，南开大学APEC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

张俊美：经济学博士研究生，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刘竹青（通讯作者）：经济学博士，副教授，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

摘编自：遭遇反倾销与多产品企业的出口行为——来自中国制造业的证据，金融研究，2021年第5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在规模和体量方面，中国已连续多年位列全球第一。但是在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浪潮席卷的背景下，中国在海外市场遭遇的反倾销贸易壁垒也越发严重（王孝松等，2020）。据WTO统计，1995年至2020年6月间，全球发起的反倾销调查案件有6139起，中国遭遇的反倾销调查案件数高达1440起，占总案件数的23％，年均遭遇反倾销调查超过55起，并且涉案产品行业分布广、涉及各种所有制企业。2019年11月，我国发布了《关于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强调优化贸易结构，实现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提高出口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增强出口企业应对国外反倾销调查的能力，无疑是实现出口贸易高质量发展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方式。基于此，本文尝试回答以下几个问题：反倾销究竟会对中国出口企业产生怎样的影响？其作用机制如何？

从理论上而言，遭遇反倾销对出口企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一方面，遭遇反倾销提高了出口企业的生产成本，削弱了价格优势，降低了利润，因此对出口产生不利影响；但另一方面，遭遇反倾销威胁了出口企业的生存，加剧了其面临的竞争压力，会“倒逼”企业改变策略实现转型升级，从而提高企业自身效率和产品质量，从根本上增强企业的产品竞争力。因此，遭遇反倾销对于我国出口企业的影响是一个实证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不但有助于评估我国出口企业的经营状况，加深我们对遭遇反倾销通过何种机制影响企业出口的理解，而且对于我国如何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实现贸易高质量发展、制造业“创新驱动”和国际竞争力提升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本文将重点关注遭遇反倾销对中国制造业多产品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

一方面，多产品出口企业是中国出口企业的核心力量，企业数量占全部出口企业数量的比例接近80％，出口金额占全部金额的均值在95％以上（钱学锋等，2013）。近期关于多产品企业的相关研究均发现，加剧的市场竞争会缩小企业的出口产品范围，使企业集中于其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品的生产和出口（EckelandNeary, 2010; Liu,2010; Mayeretal, 2014; 彭国华和夏帆, 2013）。由于他国的反倾销策略会提高中国出口企业的贸易成本并加剧我国出口市场的竞争，那么遭遇反倾销在降低企业出口规模、恶化企业出口环境的同时，可能会促使企业减少甚至停止对边缘产品的出口，集中出口其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品，最终可能有利于加速多产品出口企业内部的资源优化配置，提高多产品出口企业的生产率。这是以往大多数研究没有关注的重要问题，对于我国将遭遇反倾销的消极影响转化为竞争优势，实现制造业出口企业竞争力升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另一方面，在理论意义上，现有研究多关注企业遭遇反倾销的原因（Knetter and Pursa, 2000），反倾销的贸易破坏效应（Vandenbuss che andViegelahn, 2013;王孝松等, 2015），而少有文献探究遭遇反倾销如何影响多产品企业的出口行为。本文从这一视角进行系统而全面的研究，发现遭遇反倾销会通过企业内部产品组合优化调整渠道，对多产品出口企业的生产率产生积极影响。这一发现将遭遇反倾销对企业出口的影响拓展到企业内部产品配置层面，发掘了遭遇反倾销对出口企业产生作用的新机制。

遭遇反倾销究竟会如何影响中国多产品企业的出口行为呢？

具体来说，遭遇反倾销在国外市场上加剧了出口企业所面临的竞争压力，通过数据整理，我们发现在考察期内，针对中国企业的反倾销案例中有接近65％的案件最终导致征收反倾销税，还有3％的案件以涉案企业做出“价格保证”而告终，6％的案件判定当售价低于给定水平时征税。总的来看，遭遇反倾销使得中国企业在相应的国外市场上面临更大的成本和价格劣势。在竞争压力加剧的情况下，企业利润空间受到挤压，因此多产品出口企业会通过提高出口价格、减少出口产品数量、集中出口核心产品和出口市场多元化等方式增强自身竞争力。

上述“倒逼”机制，促使多产品出口企业将资源更多地转移到其更具竞争优势的产品上，从而驱动企业生产率提升，这一发现增进了我们对中国出口企业生产率变化原因的理解。

结论

本文在企业产品层面考察了遭遇反倾销对中国制造业多产品企业出口价格、出口数量、出口产品种类、出口集中度以及出口市场多元化的影响。

结果表明，遭遇反倾销显著提高了多产品企业的出口价格、出口产品集中度和出口市场多元化，减少了企业的出口数量和出口产品种类。

此外，上述效应受到企业全球价值链上游嵌入度、下游嵌入度以及地位指数的制约，具体而言，企业的全球价值链上游嵌入度越高、下游嵌入度越低，同时企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越高，则其受到反倾销的负面影响越小。在基准检验的基础上，通过进一步控制其他政策变动的影响、使用马氏距离配对法、使用GMM方法解决内生性、考虑样本选择偏差以及仅使用被裁定征收反倾销税的样本等方式进行多次检验，上述结果依然稳健。

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遭遇反倾销对多产品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因企业所有制和贸易方式的不同而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在所有制方面，遭遇反倾销对民营企业出口集中度的积极影响最大，即民营企业会通过集中核心优势出口核心产品、放弃边缘产品出口的方式来应对国外的反倾销诉讼，而遭遇反倾销对国有企业的影响较小；在贸易方式方面，遭遇反倾销对企业出口的消极影响会随着加工贸易比例的提高而增强。

最后，通过构造企业产品层面的竞争力指数来定义企业产品组合的变迁，以体现多产品出口企业的产品竞争力变动，我们发现，遭遇反倾销通过促进企业出口产品组合向其更具竞争优势的核心产品转变，显著提高了多产品出口企业的生产率，即遭遇反倾销通过加速企业内部出口产品之间的优胜劣汰，长远来看有益于提升中国企业的效率水平。此外，我们进一步考察了反倾销不同阶段对我国多产品出口企业生产率的异质性影响，发现随着反倾销程序的逐步推进，遭遇反倾销对企业生产率的“倒逼”机制逐步显现，其在反倾销初始调查阶段的影响最小，在反倾销终裁阶段最大。

本文在多产品企业贸易理论的框架下，从多产品企业内部产品配置的角度全面探究了遭遇反倾销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为反倾销与企业贸易行为研究提供了来自企业－产品层面的经验证据。本文结论表明，遭遇反倾销在降低企业出口数量的同时，可以加速企业出口产品之间的优胜劣汰，使企业集中核心优势生产并出口其最具竞争力的产品，长远来看有益于提升中国企业的生产效率和竞争力升级。同时，中国出口企业中存在着大量的加工贸易企业，这些从事简单加工或组装活动的企业，最容易受到反倾销的制约，而处于价值链上游的企业由于能够创造较高的附加值而处于主动地位，因此，中国出口企业应充分利用反倾销的竞争压力，积极推动技术创新、加大自主品牌的研发和设计，掌握核心竞争力，实现出口企业尤其是加工贸易型出口企业从价值链下游向上游的逐步攀升，不断提高企业生产率。

引用本文:

许家云, 张俊美, 刘竹青. 遭遇反倾销与多产品企业的出口行为——来自中国制造业的证据[J]. 金融研究, 2021, 491(5): 97-116.

XUJiayun, ZHANG Junmei, LIU Zhuqing. Antidumping and Multiproduct Firm ExportActivity: Evidence from Chinese Manufacturing Firms. Journal of FinancialResearch, 2021, 491(5): 97-116.

信息来源：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

6.西非部分国家即将启动运输货物信息互联机制

2021-06-29 17:40  文章来源：商务部网站

科特迪瓦Sika Finance网站6月23日报道，6月22日，科特迪瓦、尼日尔和布基纳法索三国海关关长在阿比让草签“运输货物管理互联系统（SIGMAT）”倡议，标志着三国之间即将启动运输货物信息互联机制。目前该机制主要涉及铁路和公路运输，可使运输货物在抵达边境之前，即将相关货物信息提供给入境国海关，有助于提高通关效率，加强海关监管，促进区域一体化的建设。

据了解，除上述三国外，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CEDEAO）希望在15个成员之间均实现运输货物的信息互联。相关计划已酝酿和筹备多年，并得到了联合国贸发会议、欧盟、世界银行和德国国际合作机构的支持。

信息来源：商务部网站

7.探析风险 助外贸破浪前行

来源：2021.7.5.《国际商报》贸易投资版   记者 汤 莉

疫情加剧了国际格局的演变，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需要在风险应对上做足准备。面对外部环境的风高浪急，提高应对外贸风险挑战的能力水平要着重从哪些方面着手？

“提高中国外贸的抗风险能力，首先要辨别外贸发展面临的最大风险是什么。”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倪月菊表示，在中国深度融入全球化、中间产品贸易占外贸总额逾60%的今天，构建稳定的产业链对提高中国外贸的抗风险能力至关重要。

对此，倪月菊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应对建议：首先，要进行外贸创新，包括贸易产品创新、模式创新、渠道创新、规则创新等，为中国由产业链中低端向高端发展提供强大支撑，进一步削弱来自外部市场的“卡脖子”风险。其次，中国要推进更深层次改革、更高水平开放，与高标准的国际通行规则对接也是降低外贸摩擦风险的重要一环，包括提高市场准入水平、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改善国际营商环境等。最后，在强化国内产业链的同时，要重视与周边国家加强产业链的稳定合作，加快自贸区网络建设，以规则和制度约束稳定“价值链”，如争取RCEP尽早实施、加快中日韩FTA谈判等。

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教授竺彩华认为，化解外贸风险挑战，可从推动市场多元化、提升竞争优势、完善风险保障三个方面着力。

具体而言，在市场多元化方面，要努力挖掘国内和新兴市场潜力，分散市场风险。重点开拓“一带一路”和RCEP国家市场，通过国际市场多元化来分散风险。同时，积极推动内外贸一体化发展，推进有条件的企业实施内外销产品“同线同标同质”，实现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无缝对接，扩大外贸企业的转圜空间。重点要完善外贸企业拓内销支持体系，优化市场流通环境，便利企业统筹开拓国内国际两个市场。

从竞争优势角度，要加快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着力推动外贸竞争优势从资源、劳动密集型的低附加值产品向资本、技术、服务密集型的高附加值产品转型；推动企业从以成本、价格为核心的竞争策略转向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标准等创新能力为核心的竞争策略，从而告别传统外贸企业，尤其是让出口加工企业摆脱利润普遍微薄的困境。

从风险保障角度，要利用政策组合工具加力构建外贸防火墙。积极推进外贸公共服务平台的预警功能建设，对国内外出现的外贸风险进行分类管理、分类施策，尽可能防患于未然。健全法律服务机制，构建主体多元、形式多样的法律服务工作体系。同时，不断扩大出口信用保险覆盖面，积极发挥保单融资功能，有效提升各类外贸主体的抗风险能力。“面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提高应对外贸风险挑战能力的关键在于以国内循环、国内需求为底盘，不断提升外贸竞争力。”在国研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综合研究室主任、研究员赵福军看来，以国内需求作为支撑外贸竞争力提升的基础，以产业链综合优势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将有助于提升中国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能力，以不变应万变。即便面临较大的外部环境风险，有国内循环、国内需求为底盘，可以保外贸企业生存，实现“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从容。

8.基地建设力推贸易高质量发展

来源：2021.7.1.《国际商报》贸易投资版  记者 汤 莉

......

近年来，商务部积极谋划，主动作为，扎实做好基地认定、培育和管理工作。在部门、行业、地方的共同努力下，经过多年培育发展，基地建设取得了积极成效。基地总体实力稳步增强，品牌与质量得到提升，公共服务体系逐步完善，创新发展能力不断提高，社会效益显著增强。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已发展为产业优势明显、区域特色鲜明、创新驱动突出、公共服务体系完善的外向型产业集聚区，有力推动了外贸转动力调结构，助力经贸强国建设。

产业集聚效应凸显产业链不断完善

集产品研发、生产、装备制造、品牌建设、终端零售为一体，广东省汕头市澄海玩具基地、佛山市顺德区家具基地、东莞市大朗服装基地等8家基地均集聚了超1万家企业，产业基础扎实。

江苏省徐州工程机械基地形成了以徐工集团、卡特彼勒等企业为龙头，涵盖从主机到关键零部件较为完整的高端工程机械产业链以及集产品研发、设计、生产、展示、物流、服务为一体的配套体系。

依托产业优势和发展潜力，基地以骨干企业为核心，加快上下游配套企业引进，促进项目链条式聚集、集群化发展，完善特色产业链条，产业集聚效应持续增强。

智能化发展水平提高产业转型升级加快

在长沙经开区工程机械基地，三一重工已实现产线自动化、运营数字化、协同网络化、决策智能化，基本建成工程机械制造行业的“灯塔工厂”；中联重科以4.0智能产品为载体，持续创新经营模式；山河智能抢抓5G融合应用，“5G＋工业互联网”平台已投入运行，各企业转型升级内生动力足。

宁波市海曙区服装基地的企业应用信息数字技术改造升级传统产业，走出服装制造“凤凰涅槃”的路子，如狮丹努在2020年全面应用数字化系统，设立了WMS仓库、裁剪中心、车间缝制组等部门，在关键环节还设置了高清看板，充分解放了劳动力，提升了生产效率。

各基地把创新作为突破传统产业转型发展瓶颈的重要手段，着力引导基地企业注重研发创新和智能化改造，开展产学研用合作，加强数字化能力创新，努力提升产品竞争力。一批基地企业加快推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5G技术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转型升级取得显著成效。

品牌培育成效增强产品竞争力持续提升

截至2020年年底，广东全省基地集体商标达40个，集体商标注册地域不断拓展，新增注册国家和地区在27个以上。其中，“金湾生物医药”集体商标在澳大利亚、德国、日本等18个国家和地区成功注册，累计获得26份注册证书。41个基地新增企业自主商标5.5万多件。其中，江门市蓬江区摩托车及零部件基地新增企业自主商标超过1.5万件，佛山市顺德区五金制品基地新增企业自主品牌逾1.3万件。

基地品牌意识日益增强，重视发挥龙头企业品牌带动效应和区域品牌集聚效应，着力培育自主出口品牌，提升产业的国际核心竞争力。

国际营销网络建设完善基地服务能力延伸

在境外建设推广展示中心、市场渗透零售网点、售后服务网点……四川省商务厅实施国际营销网络重点工程，鼓励和支持基地有条件的企业建设完善国际营销网络，不断提升服务品质，拓展国际化经营。据统计，四川全省各基地企业建立国（境）外营销服务网络1030余个。

宁波市持续拓展自主营销网络，截至2020年年底，15个基地的特色产品在国（境）外建立自主营销网络达947个。

基地积极推动完善国际营销网络建设，推动外贸增长，助力中国制造国际影响力的提升。

公共服务水平日益提高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对标政策最优、办事最快、服务最好、成本最低的“四最”营商环境，南昌市纺织服装基地所在地政府成立首个区级营商环境建设局，推出了“政企直通车”，致力于为企业提供综合、全面、便捷的服务。目前，平台受理涉企问题的解决率、满意率均超过95%，基本实现只跑一次、一次办好。

赣州市经开区新型材料基地为缓解基地企业因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帮助企业缓解生产经营压力，为基地企业提供“一对一”复工复产指导，组织企业参加进口博览会、广交会、华交会，引导企业通过跨境电商平台、网上展会平台加大国际市场开拓力度。

各基地通过积极构筑服务平台、完善服务机制、简化办事流程、提升服务水平，为企业解决外贸发展中存在的难点、痛点。

9.乌干达4月咖啡出口量同比增长49%

来源：商务部网站---驻乌干达共和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处2021.6.29.

《每日观察报》5月27日报道，乌干达国家咖啡发展局的最新报告称，由于新一批高产咖啡树种的成熟以及有利的天气，乌干达4月份的咖啡出口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49%，从359973袋(60公斤/袋)猛增至了537538袋(60公斤/袋)。报告显示，目前乌干达出口的大部分咖啡是罗布斯塔咖啡，该品种产量的飙升推动了今年的出口增长，而全球咖啡价格上涨也有助于吸引出口商释放更多库存。据悉，乌干达是目前非洲最大的咖啡出口国，其次是埃塞俄比亚。

10.越南经老街口岸对华出口荔枝逾3.8万吨

来源：商务部网站---驻胡志明市总领馆经济商务处2021.7.2.

越南《海关在线》7月1日报道，越南老街海关分局副局长阮世雄表示，自5月8日开始早市荔枝出口至今（6月30日），老街海关分局累计通关放行荔枝3.87万吨，出口总额达2360万美元。

目前，2021年荔枝出口任务已基本完成。与2020年相比，出口量增长了21%（2020年为3.2万吨）。

11.中非联合研究中心成果丰硕惠及莘莘学子

来源：商务部网站---驻肯尼亚共和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处2021.7.1.

走进中非联合研究中心，一张张照片记录着中心的发展历程：从成立之初到各类研究项目不断启动，从实验室运行到科研人员野外调查……

24日，中国驻肯尼亚使馆经商处公参张益俊一行实地考察了位于乔莫•肯雅塔农业科技大学的中非联合研究中心，详细了解中心实验室运行、生物多样性保护、科研人员培养等情况。

“这是我们选派到武汉植物园学习的研究生，中国科学家们毫无保留地教授知识，他们现已学成归来，是肯尼亚的骄傲。”中心非方主任罗伯特•吉图鲁教授指着墙上的照片向张益俊一行介绍道。

张益俊说，在农业科技、生物多样性保护、粮食安全等诸多领域，中非双方不断深化务实合作，中非联合研究中心是最好的例证。截至目前，中心先后启动数十个合作研究项目，为非洲培养了数百名研究生、培训管理和专业技术人员。

吉图鲁教授说：“经过中肯双方科学家的不懈努力，即便在2020年的疫情情况下，研究人员发现6种新植物，完成命名和注解，另外还命名了1种新动物，并完成60余篇学术研究论文。因此，我对中心的未来信心十足。”疫情期间，中心植物园、现代农业示范区和各专业实验室一直保持正常运转，有力保障了双方科研合作的顺利开展。

“在非洲有句谚语，如果牛群里面没有小牛，那牛群迟早消亡，这句话意思是只有培养青年人才，国家才有活力。中国正在帮助我们培养年轻的科学家。”吉图鲁告诉记者，仅2020年，中心有46名肯尼亚学者在中国深造。“他们将学成归来，肩负起肯尼亚乃至整个非洲的植物学、微生物学等领域的科研使命。”他说。

中心研究员伊丽莎白•卡曼德于2016年在中科院武汉植物园取得植物学硕士学位，之后回到乔莫•肯雅塔农业技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中非联合研究中心为众多像我一样的学生提供了更高更广的平台，我将加倍努力，用专业知识和科研成果回馈中心和社会。”

中非联合研究中心成立于2013年，位于乔莫•肯雅塔农业技术大学校园内，是中非双方共同建设的首个综合性科研和教育基础设施，项目总占地面积40英亩，建筑面积4300平方米，主要包括实验大楼、培训中心、标本馆，以及植物园等。

据了解，该中心是中国与肯尼亚乃至与整个非洲大陆在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环境监测、微生物及现代农业应用等领域开展科技合作和人才培养的重要平台。2016年9月移交后，由乔莫•肯雅塔农业技术大学负责管理，中国科学院提供技术支持。

12.阿政府宣布新的牛肉出口规定和产业发展计划

来源：商务部网站---驻阿根廷共和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处2021.6.23.

阿根廷Infobae网站和《国民报》6月22日报道，长达30天的牛肉出口禁令到期后，阿政府宣布牛肉出口逐步解封，并于当日宣布一项新的出口限额措施。为减轻国内通货膨胀，阿政府规定今后每月牛肉出口配额不得超过2020年月平均出口量的50%，年底前禁止出口带骨牛排、小腹肉、腹肋肉和其它4种切割肉。阿生产发展部部长库尔法斯表态称，新的牛肉出口规定旨在将原计划销往海外的牛肉留在国内市场，从而增加供给。此外，库尔法斯还宣布，未来30天内将启动畜牧产业计划，该计划的中期目标是将牛肉年生产量从320万吨增至500万吨，并增设财政激励和信贷来促进生产技术和牧场改良的投资。近年来，阿牛肉生产水平一直处于停滞状态。畜牧产业发展计划作为一套长期解决方案，能让阿根廷摆脱近年来牛肉供应短缺的困境。

13.加拿大成立新的专利和商标代理人监管机构

2021.7.5.转载自商务部网站---日期：2021-06-30　　来源：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网

近期，加拿大政府成立了一个新的、针对专利和商标代理人的独立监管机构。

为响应长期以来建立专门的监管机构的要求，新成立的专利和商标代理人学院（CPTA）现在将管理代理行业，并将职责从加拿大知识产权局转移过来。

作为独立的监管机构，CPTA将执行代理职业行为准则和许可制度，以确保只有符合资格的专业人员才能提供代理服务。

创新、科学和工业部部长弗朗索瓦．菲利普．尚帕涅（François-Philippe Champagne）表示：“CPTA的成立不仅是我国政府知识产权战略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同时也是整个专利和商标行业的重要里程碑。我期待看到学院成为一个强大而专注的专业监管机构，能够提供最高质量的知识产权支持服务，以便加拿大人能够更好地保护和利用他们的创意。”

CPTA的成立是加拿大知识产权战略的最新举措。加拿大政府在过去5年中已经投资了8530万加元，目的是让创造者、企业家和创新者能够更好地获得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律师杰弗里．阿斯特尔（Jeffrey Astle）、卡里玛．巴瓦（Karima Bawa）、托马斯．康威（Thomas Conway）、露丝．麦克休（Ruth McHugh）和道格拉斯．汤普森（Douglas Thompson）已被任命为CPTA的董事，康威担任主席。

康威指出：“CPTA致力于成为一个现代的、以风险为中心的公共利益监管机构。我们正在建设我们的基础设施，以满足利益相关者的期望，同时提出明确的标准以提高专利和商标代理人的能力和实践。”

翻译：李艳秋　校对：刘鹏

14.美国专利商标局针对商标申请积压问题采取应对之策

2021.7.5.转载自商务部网站---日期：2021-06-30　　来源：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网

自2020年秋季以来，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所接收到的本国和外国申请人递交的商标申请大幅增加。截至2021年6月17日，这一数字较2020年增加了大约63%，这意味着增加了大约21万件商标申请。仅在2020年12月，USPTO就接收到了近9.3万件商标申请，较2019年同比增加了172%。这一激增使得等待审查的商标申请数量翻了一番，并增加了该局商标程序各个阶段的等待时间。因此，申请人可能需要等待更长的时间才能使其商标申请得到初步处理、收到审查意见通知书以及对审查意见通知书进行答复等。

USPTO正在继续探索商标申请激增背后的原因，并知道这种增长来自于国外和国内的申请，部分原因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期间电子商务的发展。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人们递交商标申请的速度比该局过去审查申请的速度要快，商标申请的积压正在增加。USPTO意识到了这一挑战，并且已经采取了措施来提高审查量，同时保持申请人所期望的高质量。

目前，该局正在实施下列举措：实施信息技术解决方案和系统增强功能以更快地处理商标申请；聘请更多的审查员和工作人员；寻找更好的方法来在现有的律师和工作人员之间分配工作量；着眼于审查过程的每一步以寻找提高效率的方法。通过采取这些行动，USPTO有望将商标申请的处理时间恢复到正常水平。

翻译：李艳秋　校对：刘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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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柬埔寨经济复苏态势不明朗

2021年07月05日 06:34   来源：中国经济网-《经济日报》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金边讯（记者张保）世界银行近日发布报告称，柬埔寨经济正在逐步复苏，2021年有望实现4%的增长。但由于疫情的影响，复苏是不均匀的、局部的，且充满不确定性的。

报告认为，中柬自贸协定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签署，为柬埔寨农业吸引了更多投资，提升了农业在面对冲击时的韧性。制造业在经历急剧下跌之后，开始逐步复苏。电子产品、电器、汽车配件、自行车等新兴制造业和农产品加工业的增长，部分抵消了服装、鞋子和旅行产品等传统制造业的下滑。今年前4个月，除黄金以外的货物出口同比增长12.2%。其中，服装、纺织品出口在总出口额中的占比已经下降至45.6%。

报告显示，国内经济活动渐趋活跃，也带动了批发零售业的恢复。但餐饮、住宿、交通等服务业仍受困于国内外旅游市场的不景气。尽管低端和经济型住宅市场仍富有弹性，但建筑行业和房地产业的下跌还在持续。今年前4个月，已批准建筑项目总额同比陡降41.5%。

报告指出，2020年外国直接投资微降至34亿美元，外汇储备增加至215亿美元。尽管油价略涨，但由于食品价格下跌和汇率的总体稳定，通胀已从2020年底的2.9%下降至2月份的1.7%。

柬埔寨的货币政策也有力支持了经济复苏。2020年，信贷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上升至142.2%。2021年2月面向民营部门的信贷加速上升19.5%，同期存款增长15.4%。尽管政府用于缓解疫情的支出大幅增加，但由于其他非优先支出的削减，财政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微涨至26.8%。财政赤字有所扩大，但处于国内生产总值2.7%的中性水平。

世界银行认为，柬埔寨经济复苏的节奏与疫情变化和疫苗接种高度相关。如果当前疫情仍能得到控制，市场信心恢复，国内外需求和外国直接投资逐步改善，2021年经济增长有望达到4%。但如果疫情失控，导致反复封城和旅行限制，经济增速可能仅为1%。此外，出口产品和市场的高度集中、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也是影响柬埔寨经济复苏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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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浙江宁波印发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行动方案

2021.7.5.转载自商务部网站---日期：2021-07-02　　来源：宁波市知识产权局

6月28日，浙江宁波市知识产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2021年宁波市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服务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下称《方案》），全面加强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方案》提出，宁波要以建成“知识产权强省建设先行市”为总目标，围绕全面构建知识产权协同保护体系、深入实施知识产权提质增量系列行动、大力提升知识产权转化应用效益、打造优质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体系、积极推进知识产权保护社会共治、强化知识产权工作人才保障等六大任务，努力打造“一核、一区、多点、全网”（一核：知识产权综合体，一区：知识产权服务集聚区，多点：多个区县（市）快维中心，全网：覆盖全市的基层知识产权指导服务网络）知识产权保护综合区。

《方案》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指引，深入贯彻落实浙江省知识产权保护大会精神，全面细化知识产权工作任务，明确责任部门，统筹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资源，形成打造“知识产权强省建设先行市”的强大合力，推动各项工作任务落地落实。

17.浙江发布国际投资“十四五”规划

2021-06-30 14:01:12 中国贸易报

6月24日，浙江开放指数与商务“十四五”规划媒体通气会在杭州召开。浙江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介绍了《浙江省国际投资“十四五”规划》和“十四五”期间的招商引资举措。

《浙江省国际投资“十四五”规划》提出，到2025年基本建立内外联动、通畅有力、安全高效的双向投资大循环，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产业自主可控能力进一步提升，全球供应链协同和配置资源能力进一步增强，打造高质量外资集聚地和高层次对外投资策源地。目标涵盖利用外资、对外投资、双向投资三个方面，力争到2025年底，实际利用外资达到170亿美元，在全国占比达到12%，外资质量更加优化；5年累计对外直接投资备案额总额达到750亿美元，世界级跨国公司培育数量稳中有增，对外投资合作迈上新台阶；建成4个以上世界级产业集群，打造20个左右千亿级规模、百亿级税收的高能级战略平台，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额占比达到30%以上，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畅通国际投资双循环。

根据这一发展目标，《浙江省国际投资“十四五”规划》对“十四五”期间浙江省国际投资发展的主要任务进行部署。一是培育外资经济新动力。扩大对外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创新平台载体，加强投资促进；强化地区统筹，优化结构布局；创新招商模式，加大外资招引。二是增强跨国经营新能力。引导全球布局，做强跨国公司；推动合作共赢，做精境外园区；强化枢纽建设，做实“一带一路”；助力“走出去”，做优服务体系。

而在“十四五”期间浙江省如何招商引资方面，浙江省商务厅方面介绍说，浙江将创新利用外资体制机制，推进数字化改革。优化浙江“国际投资单一窗口”，通过国际投资促进工作数字化转型，依托国际投资贸易大数据分析，为产业链精准招商提供目标企业、技术路线、市场分析等服务；进一步优化产业链地图编制、云上对接洽谈、重大项目全流程跟踪、事中事后服务一窗办理等功能；组建“跨国公司投资项目推进组”，协助地方做好项目对接洽谈工作；组建“浙江省国际投资促进专家组”，开展国际投资产业链分析，收集跨国公司诉求，研究产业链招商政策。

浙江将全力招引外资重大项目。对外资项目从招引、落地到投产全过程跟踪，对在建项目抓竣工，签约项目抓落地，洽谈项目抓签约，形成全过程的闭环管理。创新招商方式。积极开展产业链招商、点对点精准招商和敲门招商。推动第三方机构招商，加强和普华永道、德勤等知名事务所合作。开展重要国别招商。进一步发挥浙江省商务厅驻美国、日本、德国、新加坡商务代表作用。整合海外浙商、侨商资源，发挥浙商、侨商在投资促进中的作用。

浙江还将提升利用外资平台能级。发挥自贸区利用外资“排头兵”作用。自贸区利用外资额要达到全省利用外资额的三分之一。突出开发区稳外资稳外贸的对外开放主平台作用。探索实行法定机构模式，对招商部门和团队实行更加灵活的激励措施。高质量推进外资集聚先行区、国际产业合作园和境外并购产业园建设。

信息来源：中国贸易报

18.海关企业信用等级下调常见情形列举

2021.7.5.转载自商务部网站---2021-06-29 17:34  文章来源：中国海关杂志

根据海关总署令第237号（关于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企业信用管理办法》的令）规定，海关根据企业信用状况将企业分为高级认证企业、一般认证企业、一般信用企业和失信企业，并实施动态调整。

海关对不同企业分别采取相应管理措施——对于认证企业，海关采取具有一定激励性和便利性的管理措施；对于一般信用企业，海关采取常规性管理措施；对于失信企业，海关采取具有一定约束性和惩戒性的管理措施。本文将总结几种常见的信用等级下调情形。

01、注册地址失实

A企业由于业务转型进行了搬迁，将公司营业场所搬到了隔壁街道；同时，在海关备案系统中登记的公司联系人离职的情况下，未及时到海关变更注册地址和海关业务联系人，导致海关因无法通过登记的注册地址及联系人联系到A企业，将A企业列入了信用信息异常名录。该企业在列入信用信息异常名录3个月后，被下调至失信企业。

《海关认证企业标准》中的“企业守法”规定，企业如果1年内被海关列入信用信息异常企业名录超过1次，或者虽然未超过1次但被列入异常名录时间超过30日，企业信用等级将被下调。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企业信用管理办法》第十二条规定，由于注册地址失实无法联系而被海关列入信用信息异常企业名录超过90日的企业，将被海关认定为失信企业。

为此建议，企业如因搬迁或者其他原因变更注册地址的，应及时办理工商注册地址变更，并到海关进行注册地址变更；同时，企业还应保持海关业务联系人的电话畅通。

02、被其他政府部门列入“黑名单”

B企业原是一般认证企业，但因受到银保监会的行政处罚，被由一般认证企业下调为一般信用企业；C企业是一般信用企业，由于被列入税务、外汇或财政部等部门通报的“黑名单”中，海关限制其申请成为认证企业。

《海关认证企业标准（高级认证—通用标准）》第九项“外部信用”规定，企业和企业相关人员2年内均未被列入国家失信联合惩戒名单。也就是说，高级认证企业如果2年内有被列入国家失信联合惩戒名单的情形，将面临信用等级下调。

随着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在“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联合惩戒机制下，企业在任何环节发生失信行为被列入主管部门的“黑名单”后，不仅会受到该部门的惩戒措施，还将在很多领域受到限制。因此，高级认证企业除在进出口领域要诚信守法经营外，还要保证在其他各行政管理领域守法守信。

03、违规被海关行政处罚

D企业原为海关高级认证企业（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该企业于2020年1月在口岸因违反海关监管规定被处罚款12万元。根据《海关认证企业标准》（高级认证），该企业1年内因违规行为被海关行政处罚的金额超过3万元，企业信用等级应下调至一般信用。

根据《海关认证企业标准》（高级认证）中守法规范标准，高级认证企业须符合以下条件：

非报关企业

1年内无因违反海关监管规定被处罚金额超过3万元的行为。

1年内无因违反进出境动植物检疫、国境卫生检疫法律法规被处罚金额累计超过1万元的行为；1年内无因违反进出口商品检验监管规定被处罚金额超过3万元的行为。

1年内违反海关监管规定行为的处罚金额累计5万元以下，且违法次数在5次以下或者违法次数与上年度企业进出口报关单及进出境备案清单总票数比例不超过千分之一。

当年注册登记的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1年内违反海关监管规定行为的处罚金额累计不得超过5万元，且违法次数不得超过5次。

报关企业

1年内无因违反海关监管规定被处罚金额超过1万元的行为。

1年内违反海关监管规定行为的次数不超过上年度代理申报报关单、进出境运输工具舱单及进出境备案清单总票数的万分之一，且处罚金额累计3万元以下。

当年注册登记的报关企业，1年内无因违反海关监管规定被处罚的行为。

但需注意的是，企业主动披露且被海关处以警告或者50万元以下罚款的行为，不作为海关认定企业信用状况的记录。

高级认证企业要诚信守法、规范申报，及时跟踪了解海关最新政策，严格按照认证标准持续进行合规管理。例如，高级认证企业有时不是主观故意违规，但其合作伙伴（如供应链企业）存在一些问题，也可能发生走私或者违反海关监管规定等行为。一旦企业触及失信红线，海关就会依法取消高级认证企业资质，下调信用等级，并依据有关规定取消其适用的各项便利措施。

04、未通过重新认证

海关对高级认证企业每三年重新认证一次，对一般认证企业会不定期开展重新认证。

高级认证企业未通过重新认证，但符合一般认证标准的，下调为一般认证企业；高级认证企业未通过重新认证，且不符合一般认证标准的，下调为一般信用企业。

一般认证企业未通过重新认证，下调为一般信用企业。

在重新认证期间，企业申请放弃认证管理的，视为未通过认证，将被下调为一般信用企业。

企业认证只是一个短期的过程，企业持续的规范经营则是长期的。对于高级认证企业来说，已是海关最高信用等级的企业，不能仅仅满足于不违法、不失信，更要不断地完善自身，在内部控制、财务状况、守法记录、贸易安全等方面持续符合标准。

05、严重违法违规情形

具体来看，严重违法违规情形包括：

有走私犯罪或者走私行为的。

非报关企业1年内违反海关监管规定行为次数超过上年度报关单、进出境备案清单、进出境运输工具舱单等相关单证总票数千分之一，且被海关行政处罚金额累计超过100万元的；报关企业1年内违反海关监管规定行为次数超过上年度报关单、进出境备案清单、进出境运输工具舱单等相关单证总票数万分之五，且被海关行政处罚金额累计超过30万元的。

拖欠应缴税款或者拖欠应缴罚没款项的。

因注册地址失实被海关列入信用信息异常企业名录超过90日的。

假借海关或者其他企业名义获取不当利益的。

向海关隐瞒真实情况或者提供虚假信息，影响企业信用管理的。

抗拒、阻碍海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情节严重的。

因刑事犯罪被列入国家失信联合惩戒名单的。

企业有违反国境卫生检疫、进出境动植物检疫、进出口食品化妆品安全、进出口商品检验规定被追究刑事责任的。

海关总署规定的其他情形。

作者：曹明园 耿哲（深圳海关）

信息来源：中国海关杂志

19.为金融机构减费让利点赞

来源：中国经济网-《经济日报》   2021.7.5.

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进一步推动金融机构减费让利惠企利民，提出6方面减费措施，预计每年可为企业和群众减负240亿元。这是继去年金融机构减费让利，促进经济稳定恢复发展，银企双赢后的又一次减费让利的重要举措，是实质性的惠企利民。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一再强调要切实为企业减负，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努力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去年6月，国务院常务会议下达金融系统全年让利1.5万亿元的目标，以助力稳住经济基本盘。金融机构不负众望，完成了全年让利任务。

去年自让利目标明确后，央行通过综合运用降准、定向降准、再贷款再贴现、公开市场操作等政策工具，保持了流动性合理充裕，促使市场整体利率稳中有降。通过贷款延期还本付息，减少企业孳息支出、过桥费用等，大力发放普惠小微信用贷款，为企业节约大量担保费用等。同时，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负债及业务稳步增长，风险抵御能力多渠道增强，主要经营和风险指标完成尚好，即便利润增幅有所收窄，也处在合理区间。实践表明，金融机构的合理让利，不会影响其自身稳健运营。

要让减费让利更好地惠企利民，相关部门及金融机构须在多方面持续发力。

其一，进一步提高对减费让利惠企利民的认识。从表象看，减费让利好像是要金融机构“割肉”。其实，金融与经济从来都是共生共荣，应认识到，只有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都充满生机活力，金融机构才会有连绵不断的活水来源，进而更加自觉地把减费让利不折不扣落实到位。

其二，稳健的货币政策还须灵活精准。货币政策要坚持支持实体经济不动摇，坚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做到总量适度，流动性合理充裕，促使企业贷款利率持续下行。央行应会同银保监会等部门进一步增强各项政策的精准性和稳定性，持续释放政策红利，让货币政策“直达工具”和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减费让利”融合发力，以确保完成每年的让利目标。

其三，加大整治违规收费的力度。所有金融机构和金融活动都必须纳入统一监管范围。在鼓励支持合理让利的同时，鼓励金融机构不定期开展市场乱收费专项整治。通过自查、互查、突击检查，对违规收费行为公开曝光，追究责任，依法惩处，以保持严厉的监管态势。

其四，强化金融机构一级法人的管理作用。金融机构一级法人每年要有减费让利目标，制订实施细则，建立奖惩机制，从制度和机制上帮助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减轻上游大宗商品涨价传导压力，降低融资成本。对已经明令规定取消和降低的诸如免收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支付账户提现手续费，降低网络支付商户手续费，降低银行卡刷卡手续费，减免小微企业跨行转账汇款手续费，降低自动取款机跨行取现手续费等收费项目，要防止巧立名目，变相收费。同时，要畅通咨询投诉渠道，发现问题，一查到底，严肃查处。

（作者吕志强 系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高级经济师 来源：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

20.商务知识---海上货运中的签发提单

海运提单是承运人收到货物后出具的货物收据，也是承运人所签署的运输契约的证明，提单还代表所载货物的所有权，是一种具有物权特性的凭证。

1. 正本提单： ORIGINAL BILL OF LADING

正本提单通常为三正三副或三正一副，理论上来说无论任何人拿到正本提单，就拥有了对货物的所有权，所以货主一定要妥善保管好正本提单。货到目的港之后，收货人需凭至少一份正本提单至码头换领提货单（D/0)。余下的提单自动失效。

2. 电放提单： TELEX RELEASE

电放提单是承运人以电报放货的形式签发，不再出具正本，但会在提单上显示已电放（TELEX RELEASE）。电放提单一般适用于记名提单，即有明确的发货人及收货人，且发货人申请电放的情况下签发。电放对比正本提单，对发货人具有一定的风险，一旦做了电放，货权就移交给了收货人，需谨慎使用。

3.海运单： SEAWAY BILL

海运单不是物权凭证,无法转让物权.这点跟提单完全不同.其次,它有点类似于记名提单,运单上的收货人是指定的,不可更改,除运单上的收货人外其他任何人和单位都不能提货,船公司为此负责,所以提货时需要证明身份,船公司怕交付错货物。特点就是安全性高,非常便捷。另外在电放费高涨的情况下，使用海运单可以节省成本。目前有一部分航线风险较大，不可使用海运单，如中南美、非洲航线。 另有一些船公司不签发海运单，只接受正本提单或电放，需在发货前与船公司确认。（来源：360网站）

编辑：政策法规处（公平贸易处）2021.7.12.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