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贸发会议：东亚经济体拉动全球贸易强劲复苏

2021-05-21 11:21:45 新华社

新华社日内瓦5月19日电 （记者凌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19日发布的全球贸易季度更新报告显示，得益于中国等东亚经济体出口表现良好，今年一季度全球贸易强劲复苏，商品和服务贸易总额同比增长约10%，环比增长约4%，略高于疫情前水平。

报告认为，此次全球贸易复苏相较以往步伐更快，但并不均衡。整体而言，发展中国家贸易反弹势头强于发达国家，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等东亚经济体表现良好。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一季度发展中国家贸易进出口额分别增长18%和22%，发达国家则分别增长12%和7%。

全球贸易复苏不均衡还体现在服务贸易复苏步伐远慢于货物贸易，且各类货物贸易复苏速度也不尽相同。从产业分布来看，一季度药品、通信和办公设备等贸易规模持续扩大，矿物、农产品等贸易额也在增加，但能源、运输设备等贸易仍处于低谷。

报告还预测，2021年全球贸易将继续增长，贸易总额较2020年将增长约16%。 报告认为，对全球贸易前景的积极预期主要取决于疫情限制措施减少、大宗商品市场行情保持积极态势、贸易保护主义受到限制等因素。

信息来源：新华社

2.长三角研究：长三角产业及贸易发展态势展望（一）

2021.5.24.转载自商务部网站---2021-05-20 16:22:40 上海公平贸易

当前，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供应链本地化、区域化、分散化的趋势日渐明显，为我国乃至全球产业链带来新的挑战。长三角地区作为我国充分参与国际分工的代表性区域，近年来遭受的国外经贸摩擦案件增多，面临的外部风险进一步加大。在此背景下，从长三角区域产业安全角度出发，进行产业链、供应链的动态监测，对维护本国产业链稳定，增强产业链韧性，提升产业整体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本报告在近年来跟踪研究基础上，立足长三角外向型经济发展的背景需求，对长三角产业安全态势进行追踪研究，并选取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汽车制造等在长三角贸易规模占比大、区域融合特征强、创新示范引领效应强的三大战略产业作为重点研究领域，通过产业链对外贸易整体状况分析、产业链上下游风险要素的追踪、产业链各环节龙头企业运营状况分析，进行重点领域产业链安全态势的综合判断。整体来看，尽管当前全球宏观经济在供给端、需求端、政策端等多重冲击下面临衰退风险，我国在贸易增长、利用外资等层面的安全状况优于其他主要经济体，长三角经济规模占全国比重有所上升，消费、投资、进出口及利用外资等增速明显，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汽车制造三大重点领域产业链风险整体可控。

本报告中所涉及的数据以我国及长三角贸易数据为基础支撑，并结合国内外产业、金融、市场等多维度指标，具体数据来源通过最新公开官方途径获取，仅供相关部门决策参考使用。

一、全球经济弱复苏下面临新局面

2020年，全球经济遭遇疫情冲击陷入深度衰退，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在剧烈动荡后形势企稳，但仍存在较大波动风险。展望2021年，预计疫情影响仍将在上半年延续，下半年全球经济才能真正走向复苏。全球经济预计进入后疫情时代，在低增长、低利率、低投资中酝酿新力量、新趋势和新秩序。短期内，全球跨境直接投资能否恢复增长面临一定的不确定性。从疫情前后变化来看，新冠疫情进一步加速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间的政策取向分化。长期来看，得益于全球特别是亚洲新兴经济体的投资准入放宽、RCEP协定签署以及“一带一路”投融资建设，跨境投资流动将逐渐回归复苏趋势，全球FDI将主要流向上述贸易产业。

2020年新冠疫情的暴发除了对全球经济造成显著冲击外，还将对全球产业链重构产生更深远的影响。综合来看，后疫情时代各国在产业链布局调整方面的政策支持力度将增加，全球产业链的发展方向将会从之前的成本、效率因素主导转变为可持续性与效率性兼顾的双元驱动。

二、长三角有望领跑“十四五”开局新阶段

长三角区域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也集聚了一批最早融入全球产业链的代表企业。疫情期间，虽然长三角区域经济及产业贸易等维度遭受一定冲击，但在一系列疫情防控措施和宏观调控政策的支撑下，地区经济产业运行逐步改善，为下阶段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基础。面对“十四五”发展新机遇，中国将以重大区域战略为引领，发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带动作用，持续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从长三角区域经济及产业基础来看，有望在需求刺激、投资拉动、创新型贸易带动等层面引领我国产业创新发展新格局。

区域经济运行总体好转，占全国比重有所上升

2020年，长三角地区生产总值合计24.5万亿元，占全国GDP的24.09%，占比同比上升0.1个百分点；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3.14%，高于全国GDP增速0.84个百分点。从长三角内部看，江苏地区生产总值保持第一，占长三角的41.98%。从区域整体情况来看，除上海外，苏、浙、皖三省GDP增速均高于全国整体水平，领跑各东部沿海省份。

产业结构调整加速，战略新兴产业增速领先

产业结构继续向“三二一”方向转变。综合全年水平，除上海外，其他三省第二产业及第三产业增速均快于全国平均水平，区域产业维稳向好。从产业结构来看，长三角第三产业占比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产业结构继续向“三二一”方向转变。2020全年，长三角地区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达15585.31亿元，占全国规上工业企业利润的24.16%。从各省市情况看，除去上海在疫情影响下工业利润下滑外，其他省市工业利润增幅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内外需求持续增长，消费及外贸增速整体优于全国

消费需求有所增长，整体好于全国水平。2020年，长三角地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9.80万亿元，全国占比25.0%。其中，安徽及上海消费同比增长分别达到0.50%及2.60%，领先东部沿海地区。浙江及江苏消费受到一定冲击，同比分别下降2.6%及1.6%，但整体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外资利用水平持续引领

固定资产投资逐渐恢复。2020年，长三角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其中除江苏外，上海、浙江、安徽各省市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均高于全国同期水平。2020年，长三角地区的外资实际使用金额约占全国的57.3%，同比增速8.13%，显著高于全国水平。其中，上海作为吸引外资的门户，2020年实际利用外资额达202.33亿美元，占本年度全国利用外资总额的14.0%。其次，浙江省及江苏省增速亮眼，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速达到16.4%及8.6%，增速高于全国11.7及3.9个百分点。

三、长三角国际贸易发展中“危与机并存”

外向型经济属性明显，货物分拨功能凸

从区域经济特征来看，长三角外向型经济属性特征明显，2020年外贸占GDP的比重为68.03%，远高于全国31.64%的水平。尤其是以上海、浙江、江苏等外贸重镇来看，即使是在2020年外贸增速放缓的情况下，地区外贸依存度也分别达到了89.92%、52.31%及43.31%。

创新型产业规模占比高，劳动密集型产业贸易优势强

2020年长三角对外贸易中以创新型产品贸易为主导，具体主要包括化工、机电、运输设备、光学仪器等大类产品。2020年长三角全球创新型产业贸易规模达9860亿美元，在总进出口贸易中占比达到57.53%，高于全国水平5个百分点（同期全国创新型产业贸易规模占比52.13%），规模占我国创新型产品对外贸易总额的39.35%。

RCEP成员国间贸易占比提高，对美出口市场依赖较大

长三角对外贸易的主要来往对象可简要划分为美国、欧盟（与英国间贸易暂且划入此类别）及RCEP成员国（表1-9）三类经济体。其中长三角45.68%的进出口贸易额来自RCEP成员国（2020年同比增长3.8%），远大于其他经济体，欧盟为长三角进出口贸易往来的第二大经济体，美国为长三角最大的出口目的地。

2020年长三角国际贸易主要进口来源地构成

主要经济体贸易往来面临波动，贸易规则变化影响值得关注

从与主要经济体间的贸易波动看，疫情前后长三角对外贸易态势呈现不小变化：一是疫情相关的医疗及生活物资出口增长较快，出口优势仍主要体现在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二是电子信息上下游产品需求旺盛，区域内贸易增长态势更加强劲。三是农产品及高端生活消费品进口增长明显，汽车零配件进出口贸易面临较大波动。

综合来看，未来随着各主要经济体贸易政策的变化，长三角产业外贸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

从出口层面看，美国、欧盟等发达经济体在后疫情时期围绕贸易壁垒层层加码，针对外国投资的准入政策及本国战略性产业的贸易干预进一步强化，长三角与其间的贸易往来面临更大不确定性。从新兴经济体来看，随着RCEP各项规则逐步落地实施，长三角相关出口企业可享受对成员国的更优惠贸易条件，在服装、家居等可选消费品领域，塑料制品、机械零件等出口优势领域，将替代部分非成员国的份额形成出口扩张。此外，在原产地规则统一性刺激下，部分劳动密集型环节有向东南亚国家外迁需求。实际上，近年来随着国内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我国在纺织、装备制造等行业中已出现劳动密集型产线向东盟国转移的现象，长三角在贸易占比较大的劳动密集型及区域加工型产业领域，面临的外迁风险有所加大。

从进口层面看，我国在半导体制造设备、工业机器人等先进制造领域依旧处于发展阶段，对等发达国家的上游制造设备及精密零部件仍有较大的依赖性，中国在享受贸易便利化的同时，也要兼顾自主品牌发展，国产替代面临不小压力。以RCEP的减税政策为例，相关条例的落地实施为相关下游企业降低经营成本的同时，也压缩了国产化企业利润增长的空间。尤其是，在电话与通信设备、液晶装置、汽车零部件等与RCEP成员国具有相当重合度的领域，区域间产品关税的下调也使得区域内供方市场面临更加激烈的贸易竞争。

信息来源：上海公平贸易

3.产业地理与贸易决策——理解中美贸易战的微观逻辑

2021.5.24.转载自商务部网站---2021-05-14 16:46  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

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2期

李巍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

赵莉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

一、引言

2018年中美贸易战的爆发构成了国际经济体系中最重大的事件之一。2018年7月6日，美国打响“关税战”第一枪，中国随即采取反制措施。其后，双方进行了多轮交锋，两国之间筑起了极高的关税壁垒。不仅如此，美国还对华发动“技术战”，即中国部分高科技企业列入“实体清单”，威胁实施出口管制。特朗普政府发起的空前烈度的对华贸易战构成了美国对华竞争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标志着持续了40年之久的美国对华经济接触战略的终结。

尽管特朗普政府的对华贸易战迎合了美国国内部分势力的战略和利益诉求，但它也招致了中国同样剧烈的关税反制措施，进而造成了美国国内部分群体特别是对华出口产业的巨大利益损失，因此在美国国内产生了众多或明或暗的反对力量。2018年7月11日，美国参议院以88：11的压倒性票数通过一项非约束性决议，寻求扩大国会在限制总统加征关税方面的作用。虽然这次投票没有给国会任何真正的权力来限制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但它反映出不少国会议员在“关税战”上与总统的分歧，而议员作为各自选区选民的集中代表，是美国社会不同群体立场和偏好的“传声筒”和“晴雨表”。这些反对力量成为特朗普在2019年急于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的重要推动力。

由于美国的产业呈现高度的地理集聚的特征，在中美贸易战中利益受到损失的产业最终会通过它们所在选区的政治代言人来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因此，准确理解中美贸易战中的产业地理政治，成为理解中美两国政府在经贸谈判中变换采取“进攻”与“妥协”策略的逻辑基础。本文构建的理论框架认为，以产业集中分布为特征的产业地理和以选区为中心的政治地理共同构成了美国国内社会利益和偏好向上传导的核心机制，也共同构成了左右美国联邦政府对华经贸决策的微观利益基础和动力机制。由于美国对华“关税战”的影响范围要远远大于对华“技术战”，本文的实证部分集中关注美国“关税战”的利益受损方，即美国的对华货物出口行业的产业地理政治，试图厘清中美“关税战”中美国国内的潜在反对力量，进而服务于中国政府有针对性地制定对美反制政策。

二、把地理因素“找回来”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关于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的讨论可谓浩如烟海。经济学者认为，一国不实行单边自由贸易政策主要依据最优关税论、减少失业论、“幼稚产业保护论”和战略性贸易政策等几种理论论点。但任何国家层面的政策都事关政治过程，它不是中立的技术官僚简单基于经济逻辑所做出的，对于美国这样的选举制民主国家更是如此。正如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指出的:“单靠经济学这个工具做不到精确和充分。”因此，对美国贸易政策的解释需要政治学的介入。国际政治经济学通过将政治因素纳入分析框架，大大提升了对贸易政策的解释力。

（一）从体系层次到国家层次的回落

按照研究层次和单元的不同，国际政治经济学框架内的对外贸易政策研究首先可分为国际和国内两大视角。国际视角主要从体系层次的变量出发，如霸权稳定理论、相互依赖理论和新自由制度主义分别从国际权力结构、国际市场条件和国际制度环境三个角度解释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行为。但是，体系层次的理论视角有其固有缺陷，它虽然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国家行为的外部结构性环境，但却无助于我们理解国家决策的微观逻辑，因为国家并不总是依据国际体系的结构来决定自身的行为。尤其是对于美国这样以“强社会—弱国家”为特征的国家而言，其对外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国内社会行为体的政策偏好和政治制度安排的作用。因此国际视角很难解释为什么在同一或相似的国际体系下美国有时高举自由贸易大旗，有时又陷入贸易保护主义的窠臼。不少国际政治经济学者都认为要加强对国家内部特征的研究，否则不能充分理解其对外经济政策。

关于美国贸易政策的国内视角又包含两条具体路径：一条强调国内社会利益分化与政策竞争，另一条强调政治家与国内政治制度的作用。国内社会路径主要以公众或利益集团等社会行为体的政策偏好与游说行动来解释国家政策结果，早期解释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研究主要依循这一路径，强调关税保护主要是利益集团政治施压的结果，美国学者埃尔默·沙特施耐德（Elmer E． Schattschneider)对1930年《斯穆特—霍利关税法》（Smoot-Hawley Tariff Act）的研究是最早的经典案例。国内社会路径的缺陷在于忽视了“制度在政治变迁过程中的因果地位”。与此对应，国内制度路径认为一国中央政府在政策制定中并非总是被动地聚合和反映社会行为体的利益，政治家、官僚、政党、行政或立法机构等政治行为体的政策偏好以及它们赖以行动和实现目标的制度框架更加重要。因此，有学者尝试将上述两种路径加以融合：比如海伦·米尔纳（Helen Milner）借助政治空间模型（spatial models of politics）来展现政治行为体和社会行为体的偏好，并尝试说明偏好与制度的变动情况及其对政策结果的影响。基恩·格罗斯曼（Gene M. Grossman）和埃尔赫南·赫尔普曼（Elhanan Helpman）建立的“保护待售”模型通过将贸易政策看作利益集团与政府博弈均衡的结果，将二者不同的政策偏好结合考虑。

总体而言，国际政治经济学范式下的对外经济政策研究经历了一个从体系层次到国家层次的回落，实际上是打开了“国家”这一黑箱，将国内社会和国内制度因素纳入分析框架。这对研究美国对外贸易政策至关重要，因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它最有能力超越国际体系的约束，其贸易决策很大程度上是国内政治的结果。所以，有关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研究大多遵循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国内路径，聚焦于美国贸易决策机制中的总统和国会这两大主体及其权力消长和互动关系。鉴于国会在美国贸易决策机制中的关键作用，国内出现了许多关于美国国会政治与美国对华经贸决策的研究。但这些研究将过多注意放在国内制度上，而相对忽视了社会利益，也就无法说明美国贸易决策背后的微观利益驱动机制。

（二）产业地理与美国贸易政治

美国国际贸易政策直接关乎不同产业的利益，而政治人物主要依据选区利益进行决策，选民的选票是政治人物的“母乳”。因此，各种产业在不同选区的地理分布成为政治决策的关键因素，在产业地理基础上所形成的选区利益构成美国贸易政治重要的微观动力。

在国外有关文献中，关注到地理因素的首先要数美国学者温迪·席勒（Wendy J． Schiller），她于1999年发表的一篇论文试图解释产业分布如何影响该产业的联盟策略。席勒认为地理因素是内嵌于“政治地理（political geography）”这个更广阔的概念中的一个解释变量，并将这种联系定义为产业经济地理（即财富生产所在的地理位置）与它在其中运作的政治制度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其中，产业经济地理主要指产业从事经济活动所在的地理位置（location）、地理范围（geographical reach）和地理集中度（geographical concentration）。席勒以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美国出口型产业为研究对象，发现横跨多州的产业在众议院权力更强，而集中在较小或中等人口规模州的产业在参议院的权势更强，所以它们一般寻求与自己具有不同分布特征的产业进行联盟，以弥补自己在国会另一院的劣势，同时保证联盟规模尽可能地小以降低成本。另一篇较为重要的文献来自马克·布希（Marc L. Busch）和埃里克·莱因哈特（Eric Reinhardt），他们关注的是产业分布如何影响贸易政策结果，他们通过计量模型揭示了美国进口竞争型产业的分布特点与争取贸易保护的关系，对于大多数较小规模的产业而言，在选区分布上越分散越容易争取到保护。而产业规模的增加会削弱低地理集中度的政治优势，对于少数规模极大的产业而言，较高的地理集中度反而会更有利。

中国有少数学者关注到产业地理因素与贸易政策制定的关联。其中，孙哲和刘建华最早援引席勒的解释而提出“产业地理政治”的中文概念:“就美国的情况而言，美国的‘政治制度结构’就是美国府会间分权制衡以及国会参众两院间在决策权力方面的分配及互动机制，所以美国产业地理政治主要指美国的产业经济地理与国会制度之间的相互作用。”此外，他们还阐述了美国产业地理分布范围和集中度与其在国会政治影响大小之间的对应关系，并运用实例从产业结盟游说的角度考察了中美经贸关系中的国会因素。孙哲和李巍不仅揭示了美国国会对华经贸决策的产业地理基础，并对如何利用美国产业地理政治规律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发展提出了六条建议。此后，刘建华又从贸易与产业的互动、产业与国会的互动、国会与行政部门及独立机构的互动这三重递进层次，就产业地理对美国对华贸易决策的影响机制做了理论阐述。王颖则简要描述了美国对华出口产业的地理分布，并利用国会议员的投票数据和贸易态度数据，总结了五种产业分布类型及对应产业的对华贸易态度。

总体而言，目前将产业地理与美国贸易政治关联起来的研究还不太充分。由于美国的产业地理格局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特别是中美贸易战再次暴露出美国产业地理因素的重要性，不少研究认为特朗普发起此轮贸易战旨在保护五大湖区域衰落的传统制造业的利益，而该地区汇集了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的主要“摇摆州”。本文将在充分阐释产业地理政治的理论逻辑的基础上，考察美国四大主要产业的地理分布特征，着重分析美国对华货物出口行业在中美“关税战”中的产业地理政治形态，尝试为调动美国国内的反关税战力量、改善中美经贸关系提供一个路线图。

三、美国产业地理政治的理论逻辑

贸易政策会在美国内部不同产业间产生利益分配效应，日益凸显的产业集聚现象则进一步导致这种贸易收入分配在地区间的分化；同时由于美国的民主制度又主要体现为以地理为基础的代议制，选举制度和选举过程将不同地域的利益和价值传达到联邦层面，并通过联邦政府的政策加以实现。因此，以产业集中分布为核心的产业地理便成为塑造美国贸易决策的关键因素，在产业地理基础上所形成的三种类型的选区利益构成美国贸易政治重要的微观动力。这三种类型的选区分别是总统的全国选区（实际上是对总统大选具有决定意义的若干个关键“摇摆州”）、参议员以本州为单位的选区以及众议员的更小选区。只有将产业和选区加以结合，才能深入理解美国的贸易决策逻辑。

（一）国际贸易收入的国内分配效应：阶级联盟和行业联盟

“一国经济的国际化（包括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会在一国内产生赢家（winners）和输家（losers），二者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国际经济学中存在两种不同的贸易收入分配模型，即赫克歇尔—俄林模型（Heckscher-Ohlin model，以下简称赫—俄模型)和李嘉图—维纳模型（Ricardo-Viner model，以下简称李—维模型)，分别强调贸易收入的要素所有者(阶级)逻辑和贸易收入的行业/产业逻辑。国际贸易收益在国内社会的不同阶级和不同行业之间的不均衡分配是不同行为体间贸易政策偏好分化的根源。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社会联盟理论正是以国际经济活动带来的阶级分化和行业/部门分化为基础，分别提出了阶级联盟和行业联盟这两种影响决策过程的政治行为。

赫—俄模型强调要素禀赋差异对国际贸易活动的影响，一个国家在进行国际贸易时往往出口那些需要密集使用其相对充裕和便宜的生产要素的商品，而进口那些需要密集使用其相对缺乏和昂贵的生产要素的商品。根据“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贸易会使得本国充裕要素所有者的实际报酬提高，而稀缺要素所有者的实际报酬降低。所以受益者将支持自由贸易，而受损者将支持贸易保护。罗纳德·罗格夫斯基(Ronald Rogowski) 在此模型的基础上，将要素界定为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研究了不同要素所有者在贸易中的收益以及由此形成的不同联盟。由于资本、劳动力、土地是传统上划分阶级的标准，故这种联盟被称为阶级联盟。

李—维模型认为，生产要素是固定于某个行业的，当这个行业衰落时它也不能自由流动到另一个上升的行业中去。该模型认为，贸易会使得出口行业的真实收益增加，进口竞争性行业的真实收益减少。由此，贸易会对不同部门/行业的同一要素有着不同影响，要素所有者的政策偏好与所属的行业/部门紧密相连，出口行业将倡导自由贸易，进口竞争行业将支持贸易保护。不少国际政治经济学者均采用此模型作为对外经济政策的分析工具。

另一位重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者迈克尔·希斯考克斯(Michael J. Hiscox)尝试对以上两种路径加以融合。融合的关键在于关注行业间要素流动水平，它指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在不同行业间转移要素的能力和倾向的程度或水平。他认为不同的要素流动水平决定了贸易收入分配所导致的究竟是阶级联盟还是行业联盟。具体而言，当一国要素流动程度低时，更容易形成狭隘的以行业为划分的联盟；当一国要素流动程度高时，更容易形成广泛的以要素所属阶级为划分的联盟。希斯考克斯采用行业间工资和利润率等作为指标来测量劳动力和资本流动程度，其背后的原理是如果要素流动性很低，那么行业收益差异就会因为要素流动不畅而加剧，因此较大的行业间工资和利润率差异就意味着较低的要素流动水平。希斯考克斯考察了美国自19世纪至20世纪大部分年间的劳动力工资和各行业回报，发现其要素流动水平在20世纪20年代左右开始有明显下降趋势并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末。他对此给出的解释是工业化技术的进步使得劳动技能和技术的专业性越来越强，它们在拥有不同技术特征的行业之间流动的难度日益加大。

21世纪以来，由于技术飞速进步导致社会分工进一步细化，行业间的要素流动性进一步降低，不同类型的生产要素往往被固定于某种产业之中，贸易收入的分配效应从要素分化进而转化为行业/产业分化，由此导致社会联盟也主要表现为行业联盟的形式。美国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进一步增强了对劳动力专业化程度的要求，例如半导体、医疗等高科技产业要求掌握专门物理学或生物学知识，而钢铁、汽车等传统制造业也要求掌握设备操作或生产工序等特殊技能，这种日益显著的行业门槛降低了要素流动性。在这种背景下，不同要素所有者在国际贸易中究竟是受损还是受益更大程度上由其所属行业的特征所决定，更小程度地由其所拥有要素的特征所决定。换言之，美国的社会分化形式更多地体现为行业联盟而非阶级联盟。

无论是阶级联盟还是低水平要素流动性下的行业联盟，均能充分阐明贸易政策背后的微观社会基础，但它们存在一个共同的不足——未能对“社会联盟”如何影响政策决策提供完整解释。社会联盟理论内部的这两条路径仅仅从理论高度上对秉持竞争性政策偏好的群体和社会联盟进行了分类。但是，考察社会行为体的偏好分化只是分析对外经济政策的第一步，关于第二步即社会行为体的政策偏好如何演变为政策结果，社会联盟理论却语焉不详。这是该理论的一个内在缺陷，而这个缺陷源自它对国内制度结构的忽视。正如希斯考克斯所提出的，“下一步应该分析社会分化和制度是如何相互作用来形成贸易政治模式的”。

换言之，国内政治制度充当了多元利益诉求与实际政策结果之间的转换器，也就是拥有共同政策偏好的“社会联盟”影响政策制定所凭借的制度渠道。在这个意义上，以阶级分化或行业分化为基础的联盟主要体现为美国各类利益集团，比如代表劳工阶级利益的劳联—产联以及代表不同行业利益的华尔街金融集团、农业利益集团、工商业利益集团等，它们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的基本和主要方式是游说活动。虽然利益集团游说是美国民主政治的重要部分，但它只能算作一种非正式和非制度化的干政途径。游说所产生的政策结果在很多时候是模糊不清的。因此，社会联盟理论下既有的阶级路径和行业路径未能在社会利益分化和政治制度结构之间建立起直接有力的联系。

而不同层次的选举是社会联盟影响政策制定所凭借的最为正式和制度化的渠道，竞争性选举是美国民主政治的基石，是社会群体最重要的政治参与渠道，美国决策权力的内层都是经过选举产生的，包括总统选举和国会选举。美国的产业发展往往伴随着某特定产业在某特定地理区域内高度集中的现象。那么原本以产业/行业/部门分化为基础的贸易收入分配效应将进一步转化为以地理区域分化为基础的形式，这为考察社会联盟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路径，即以地理分化为基础的联盟。这种路径实际上是行业联盟路径的一个变种，相较于两种既有路径，地理联盟路径最大的优越之处在于，它与美国最核心的政治制度即选举制度密切相关。二者都以地理区域划分作为基本原则，从而可以在从政策偏好到政策制定的过程分析中提供更加直接有力的传输链条。

（二）产业集聚与贸易收入分配的地理分化

产业活动在某些地理空间的集聚现象在新经济地理学中被称为产业集聚（industry cluster），具体是指在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处在一个特定产业领域内或产业链条上的相关企业或机构，由于相互之间的共性或互补性，在地理上不断集中，进而形成产业集群的现象。产业集聚不仅指代公司或工厂等显性实体的集中，还蕴含着资本、人才、科技等各种隐形资源的地理集中。

产业集聚主要有资源禀赋条件、规模经济效应、区域产业政策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经济生产活动的地理分布受到资源禀赋条件的约束，考虑到资源供应的便利性，最早的产业分布完全是以自然条件与自然资源的地区差异为基础的。根据不同的气候、土壤等条件，自然地形成了不同作物的农业生产分布；工业革命初期，工业生产离不开资源，缺乏燃料和原料犹如“无米之炊”，因此近代工厂主要集中建立在水源或煤铁资源产地附近以及一些交通运输便利的地方。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现代工业生产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有所下降，对知识、技术、人才等新型资源的依赖逐渐增加，尤其是高端制造产业，因此这类产业往往靠近大学、科研院所分布。第二，产业集聚受到规模报酬递增效应（increasing returns to scale）的驱动，大量种类相似的企业在特定地区集聚，有助于企业更好地获取外部经济效应带来的便利，例如劳动力共享、信息传播和技术外溢等，从而节约成本、提高效率。因此，当某些地区由于资源优势等因素而率先发展起某类产业后，其他相关企业在区位选址时就倾向于在规模效应的驱动下向该地区聚集。第三，区域产业政策也是影响产业集聚的原因，即政府为了实现某种产业布局规划而制定的区域性政策，诸如针对特定产业的税收减免或财政补贴等，以此吸引相关企业向该地区集中，进而发挥规模经济效应和实现更快发展。

在工业化进程中，美国显示出明显的产业集聚特征。随着20世纪以来交通运输成本的不断下降，这种集聚效应更加突出，例如底特律的汽车产业集聚、硅谷（Silicon Valley）的高科技产业集聚、波士顿的生物医药集聚、曼哈顿的金融产业集聚、好莱坞的影视娱乐业集聚等。例如，硅谷是世界著名的电子工业和计算机产业区，英特尔、苹 果、谷歌、脸书、雅虎等众多大型高科技公司总部纷纷在此落户，包括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内的众多世界一流大学也都分布于此，源源不断地为硅谷输送人才。再如，位于堪萨斯州中南部的威奇塔市（Wichita）是美国主要的飞机制造中枢，有“世界航空之都”的美称，不仅聚集了塞斯纳、比奇、雷神、波音、空客五家飞机制造商 的工厂和麦康奈尔空军基地，而且还拥有雄厚的航空研发资源。比如威奇塔州立大学具有实力强大的航空工程专业，被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为航空研究经费全美第四的高校，同时在来源于企业界的航空研究经费方面被评为全美第一。

美国的产业集聚现象为理解国际贸易政策的国内政治后果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即以地理分化为基础的贸易收入分配效应和相应的以地理区域为单位的社会联盟形式。在产业集聚的基础上，产业的地理分布及政策偏好进一步左右着不同地区所持的贸易政策偏好。具体而言，那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或出口导向型产业依赖出口获得利润，当该国对外实施贸易保护时，出口导向型产业往往也是他国贸易报复的对象，因此这些产业所集中分布的地区往往支持自由贸易、反对贸易保护。对于国内的进口竞争型产业而言，在开放经济体条件下，他国进口产品会对自身竞争优势造成冲击，从而成为国际贸易中的“输家”，所以这类产业所在的地区一般支持贸易保护、反对自由贸易。

美国2003年9月的舒默议案鲜明地体现了贸易收入在地区间不均的分配效应。舒默议案认为中国低估人民币币值15%—40%，通过“货币操纵”不公平地获得贸易优势，损害了美国制造商的利益，要求中国在6个月内调整汇率，否则美国应该对所有 进口中国产品加征27.5%的惩罚性关税。在中美贸易往来中，较低的人民币汇率意味着中国厂商得以在不牺牲利润的情况下，在与美国同类商品的竞争中获取低价优势，这将损害美国本土制造厂商的利益，尤其是那些进口竞争型的传统制造业（如钢铁、纺织），事实上这些行业所集中分布的州或选区议员正是舒默议案的推动力量，如纽约州参议员查尔斯·舒默（Charles Schumer）、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及伊利诺伊州众议员唐纳德·曼祖洛（Donald Manzullo）等。另外，对华加征惩罚性关税将招致中国严厉的贸易反制措施，这对美国国内依赖对华贸易的产业而言将是一场灾难，因此国会内部也有反对舒默议案的强大声音，比如来自艾奥瓦州和蒙大拿州的参议员查尔斯·格拉斯利（Charles Glassley）和马克斯·鲍克斯（Max Baucus），由于担心贸易保护主义损害本州农业对华出口利益，所以提出了更温和的人民币汇率议案。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关于贸易收入分配的地理分化路径只是理想化的理论模式，现实中的产业集聚现象及其导致的贸易政策偏好的地理分化是复杂交织的。一个州或一个地区的主导产业往往不止一个，甚至持有相反政策偏好的不同产业也可能同时集中于一个地区，这或将导致某特定地区政策立场前后多变或同一州或选区议员分裂投票的情形。

（三）美国选举制度与产业地理政治的生成

如前所述，地理联盟路径弥补了阶级联盟和行业联盟路径在与制度建立联系方面的欠缺，从而为社会联盟影响政策制定的过程分析提供了更加直接有力的支持。这里的“制度”指的就是美国的选举制度，主要包括国会选举制度和总统选举制度。美国的选举制度是按地理区域划分选举单位，而地理联盟路径是从地理分化角度考察国际贸易的收入分配效应，二者均以地区作为分析单位。不同地区的贸易政策偏好进一步转化为特定选区的经济利益诉求，然后通过美国的选举制度投射到政府决策层。

国会是美国贸易决策机制中的立法部门，国会议员在全国各地由选举产生，其投票立场主要受所在州或选区利益的左右。美国国会是以地理为基础的代议机构，由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一方面，以地区为投票单位的代议制保证了美国所有地区的各种利益和诉求都能够在国会中得到体现；另一方面，每两年的改选制度意味着议员们需要频繁地应对竞选连任的压力，从而迫使议员不断地考量和落实选民的实质性诉求。国会投票是议员们参与决策的主要途径，选民的利益诉求是决定议员投票行为的首要动力。虽然影响国会投票的因素众多，但“凡是涉及具体的选区利益，国会议员的党派属性、自由或保守的政治立场，对议员的贸易政策倾向和投票行为的影响已经十分微弱”（见表1）。国会议员最为关心的就是重新当选，这决定了他们在国会投票时总是将选区利益置于首位，“议员们对他们的投票记录都很重视，因为他们认为选民将在再次选举时作参考”。守护好自己所在选区的利益是国会议员维持自身政治生命的唯一方式。

总统是除国会以外美国对外贸易决策过程中的另一个重要角色，总统的行为虽然比国会更不易和更少受到特殊利益的影响，但仍受到选民压力的约束。美国总统选举实行选举人团制度，选举人团制度和“赢者通吃”规则一方面将总统的选民基础从全国转化为以州为单位，另一方面也使分散的选民利益得以在州层面形成聚合，从而强化了州作为一个整体的利益及其在总统选举中的显要地位。在普选制度下，总统只需要获得全国范围内的大多数选票，而不论这些选票来自哪个地区，因此所代表的是分散于全国的选民个人的利益。但是在选举人团制度下，总统要致力于赢得每个州内的大多数选票，赢者即赢得该州，计票单位从个人转化为州，分散的个人利益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以州为单位聚合形成各州的整体利益，总统竞选宣言和政策实践的参照物实际上是各州政策偏好。更加重要的是，由于美国政治已经高度极化，两党日益水火不容，美国总统越来越代表其选民“基本盘”的利益诉求，而非致力于成为“全民总统”。近几十年来，美国逐渐形成了相对稳定的选举政治地理，即在总统大选中，支持共和党和支持民主党的州相对稳定并大致势均力敌，决定胜负的是少数几个“摇 摆州”。因此，那些能帮助总统在大选中获胜的关键“摇摆州”的产业利益便成为总统胜选后贸易政策的主要施政方向。

总之，美国的贸易政策决定着各地区间的产业利益分配，民主政体下的选举制度决定了政治候选人要代表选区选民的利益诉求，所以在产业地理基础上形成的选区经济利益反过来也成为塑造贸易政策的关键因素，产业地理与贸易决策之间的这种关系就构成了美国产业地理政治的基本内涵，也构成美国贸易政治最重要的微观驱动力。

四、美国的产业地理及其政策偏好

在过去两百多年的经济发展史上，美国经历了两次重大的产业结构变迁。从殖民时期到19世纪两次工业革命再到两次世界大战的驱动，美国从最初的农业国转化为工业国，再到之后超过英国成为世界头号工业强国。20世纪70年代后，伴随着国际竞争压力增强与产业外迁浪潮，原先分布在美国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纺织、钢铁、汽车等传统制造业日益衰败，但是位于西海岸和南部地区的航空航天制造、半导体、生物医疗等高技术制造业和金融、信息等服务业快速崛起并保持着全球领先地位。美国产业结构的变迁高度体现出地理集中的特征。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殖民地时期，美国经济由农业占主导，在土壤、气候和地理的区域比较优势下，不同殖民地的出口产品各具特点：新英格兰殖民地海岸曲折、良港众多，分布有广大原始森林，捕鱼业、采伐业和造船业发达；中部殖民地是主要产粮区；南部殖民地主要种植烟草、棉花等经济作物。经过整个19世纪的发展，美国成长为世界领先的制造业大国，国内南北产业布局开始出现分别以农业和工业为主的差异。在第一次产业革命的背景下，东北地区在19世纪上半叶首先实现工业化，生产从手工作坊转移到工厂，马车、家具、纺织、皮革、造纸等工业开始在东北地区集中。19世纪后半叶，随着制造业的局部扩散，北方形成以新英格兰、大西洋中部和东北中部地区为主的制造业带。同一时期南方仍然以农业为主，南北产业分化进一步加深。以制造业就业为例，1840年新英格兰和大西洋中部地区从事非农业活动的劳动力比例分别为38%和32%，而在其余地区，这一比例只有10%—18%不等。这种产业分布的地理差异也直接导致了美国国会内部的关税政策斗争，形成了以南北地区画线的议员投票分野。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20世纪50—70年代工业化进一步扩散到美国西部和南部，美国制造业发展如日中天。随着第三次技术革命在美国爆发，电子、飞机制造、宇航、核工业等新兴工业快速发展。由于资源环境优良和劳动力便宜等优势因素，新的工业部门纷纷布局南部，形成了新工业区“阳光地带”，即位于北纬37度以南、东起大西洋沿岸的北卡罗来纳州、西至太平洋沿岸的加利福尼亚州南部的一个地区，其中加利福尼亚州和得克萨斯州发展尤其迅猛，涌现出旧金山、休斯敦、达拉斯等一批闻名于世的新兴城市以及世界领先的电子和信息产业集聚地。这一时期，农业在美国经济中的地位继续下降，工业发展速度有所减缓；与之相对，服务业在国民收入的占比不断上升，并从50年代超过50%。20世纪70年代起，美国制造业重心逐渐转向高新技术产业，同时金融业在经济中的地位不断凸显，产业结构呈现出高科技化和去工业化的新特点。随着日本和欧洲等发达经济体的复苏，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美国制造在世界市场中独占鳌头的地位逐步受到来自日本和德国等竞争对手的挑战。这一时期，尽管美国制造业总体有所衰落，但美国在高端制造和金融服务领域仍然领先世界。随着传统制造业不断外包给新兴经济体，底特律、匹兹堡等传统工业城市逐渐衰败，面临失业人口增加、经济增长乏力的困境，但是那些以金融、娱乐、医疗、信息服务等为主导产业的城市，诸如纽约、洛杉矶、亚特兰大等，人口和经济得以快速增长。进入21世纪，中国通过融入全球自由贸易体系迅速成长为“世界工厂”，美国的产业结构越发“金融化”和“空心化”，传统制造业进一步萎缩并在2008年金融危机过后遭受重创。自此，美国开始推出“再工业化”战略，旨在吸引制造业回流和重振美国制造业，但这一战略能否成功还存在诸多变数。

（一）美国的农业地理及政策偏好

从农业生产总值来看，美国农业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和大平原地区，其次是东南部地区和五大湖地区。位于美国西海岸的加利福尼亚州是美国农业产值最高的州，2017年农业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近400亿美元，在全美农业总产值中占比高达19.76%，艾奥瓦州、得克萨斯州分别以5.69%和5.50%的占比位居第二和第三，位于中西部的内布拉斯加州、伊利诺伊州、明尼苏达州、威斯康星州的农业产值也都进入了全美前十。从农业就业来看，农业提供的工作岗位在全美的分布基本与产值分布一致。从2017年种植业就业岗位数据来看，占全美农业就业岗位比重前五的州分别是得克萨斯州、加利福尼亚州、俄亥俄州、艾奥瓦州和华盛顿州。

从具体的作物来看，由于气候、土壤等条件差异，美国农业种植带主要可划分为五大专业区：第一，东北部的乳畜带，包含西弗吉尼亚州以东共计12个州，是以奶牛业为中心的牧草乳酪专业化生产地区，生产的牛奶和奶制品占全国一半以上。第二，中北部的玉米带，包含艾奥瓦州、伊利诺伊州、俄亥俄州、印第安纳州和密苏里州五个州，是世界上面积最大、产量最高的玉米专业化产区，该区除了种植玉米外，也是美国大豆的专业产区。第三，大平原小麦区，主要包括南达科他州、北达科他州、蒙大拿州、堪萨斯州、俄克拉荷马州五个州，该区小麦的播种面积约占美国的70%。第四，南部的棉花带，美国棉花产量的70%集中在得克萨斯州、新墨西哥州、亚利桑那州和加利福尼亚州四州，其中得克萨斯州是美国棉田面积最大、产量最多的州。第五，太平洋沿岸的综合农业区，该区气候类型多样从而适合多种作物生长，西北部华盛顿州和俄勒冈州的小麦产量约占全国小麦产量13%，西南部加利福尼亚州则供应着全国51%的水果干果和32%的蔬菜，该区水稻种植也很突出，产量约占全国的18%。

从农业出口来看，美国是世界上农业最发达的国家以及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农业是美国为数不多的存在贸易顺差的部门，农业出口在美国对外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2017年美国农产品出口总额高达1405亿美元，占整个货物出口的9.1%。其中，大豆出口历来是美国农业出口创收的最大贡献者，2017年美国大豆出口金额高达216亿美元，远远高于位居第二的玉米（90亿美元）和第三的坚果（85亿美元），其后依次是牛肉（73亿美元）、猪肉（65亿美元）、小麦（61亿美元）、棉花（58亿美元）、乳制品（54亿美元）。另外，从出口占总产量的比重来看，坚果和棉花对出口的依赖程度最高，如美国核桃总产量的79%和棉花总产量的76%用于出口，其后依次是大米（55%）、大豆（50%）、 小麦（46%）、玉米（21%）、猪肉（21%）、乳制品（15%）和牛肉（10%）。

总而言之，美国是一个世界性农业生产强国，有限的人口使得其农业生产供应超出了国内消费需求，开拓稳定海外市场、扩大农产品出口成为农业集中地区的核心政策诉求，因此农业人口往往坚定支持自由贸易，尤其是大豆、坚果等出口导向特征明显的农产品行业从业者。由于美国各州不论人口多寡和面积大小均有两名联邦参议员，尽管以农业为主的中西部地区的经济总产值和人口数量都很低，但因为该地区州的数量多，因此它们在参议院影响力巨大。这成为美国农业在美国政治体系中获得不成比例的优势的重要原因。

（二）美国的制造业地理及其政策偏好

从制造业生产总值来看，美国制造业集中分布在三个带状地区：一是以伊利诺伊州、印第安纳州、密歇根州、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和纽约州为主线的中央东北地带，二是以得克萨斯州、路易斯安那州、佐治亚州和佛罗里达州为中心的南部地带，三是由华盛顿州和加利福尼亚州连接起来的太平洋沿岸地带。以上这些州中的大部分在2017年制造业实际GDP排名中都进入全美前十。其中，加利福尼亚州、得克萨斯州、俄亥俄州和密歇根州在创造制造业就业方面名列前茅，分别占全美制造业总就业的10.7%、7.0%、5.4%和4.8%（见表3）。

从制造业的下属类别来看，美国制造业的分布呈现出鲜明分化的特点，具体体现为传统制造业和先进制造业之间的分化。美国制造业集中分布的地带形成了各具特点的专门工业区，分别是以传统制造业为主的五大湖区“铁锈地带”（也指东北部工业区）和以先进制造为主的南部“阳光地带”（包括南部工业区和西部工业区）。首先是工业发展最早的东北部工业区，包含了宾夕法尼亚州、俄亥俄州、密歇根州、印第安纳州、纽约州等地区，20世纪70年代以前这里是美国最重要的制造业中心，集中分布着全国的钢铁、机械、汽车、化工、纺织等传统工业，著名工业城市有汽车城底特律、钢铁城匹兹堡和克利夫兰。然而随着传统工业的衰落，曾经显要的东北工业区沦为“铁锈地带”，一度辉煌的美国三大汽车制造商通用、福特、克莱斯勒也陷入困境。其次是过去以农业为主的南部工业区，分布有美国新兴的石油、飞机、宇航、电子等工业基地，主要工业城市为得克萨斯州的休斯敦，它不仅是世界著名的太空城和美国最大宇航中心约翰逊宇航中心的所在地，也是美国的能源和石化工业中心，坐落着美国著名能源公司马拉松石油公司和菲利普斯，此外该地区在生物技术和医疗等行业也处于领先地位。最后是太平洋沿岸的西部工业区，这里电子、计算机、半导体、飞机等高科技工业发达，其中加利福尼亚州拥有美国乃至世界领先的高新技术研发基地，不仅汇集着思科、惠普、苹果等全球领先的信息科技公司，最早研究和生产半导体芯片的英特尔、高通、博通等美国半导体巨头也都分布于此。此外，华盛顿州的西雅图还是世界最大飞机制造商波音的总装线所在地。

美国制造业的地理分化特点直接导致了不同地区的贸易政策偏好：一方面，随着钢铁、纺织、家电甚至汽车等产业的不断衰退和外迁，传统制造业沦为美国的夕阳产业，在美国属于进口竞争部门，往往也是美国巨大贸易逆差的来源，因此这些产业一般支持贸易保护；另一方面，美国在飞机、计算机、电子、半导体、生物制药、医疗设备等先进制造业领域仍然处于全球领先地位，而且这些高端制造产品往往也是美国对外出口的一个重要类别，因此这些产业一般积极寻求扩大国际市场，主要支持自由贸易，但是作为高科技行业它们对海外的知识产权保护具有强烈的政策诉求。无论是传统制造业还是高科技制造业在参众两院均实力强劲，尤其是在众议院，拥有比农业更大的影响力。

（三)美国能源地理及其政策偏好

美国的大国经济需要能源产业的驱动，因此能源产业特别是油气开采业对于美国至关重要。从油气开采业的经济产值来看，根据2017年美国油气开采业实际GDP分布，美国油气开采业主要分布在西南部地区。得克萨斯州当属美国第一大油气资源开采州，2017年油气开采业实际GDP占全美总值的54.47%，该州由油气开采所创造的就业占全美油气开采总就业的39.68%。此外，西南部地区的其他州如俄克拉荷马州、科罗拉多州、路易斯安那州、阿拉斯加州、新墨西哥州2017年矿产开采实际产值分别占到全美总值的10.63%、4.48%、3.44%、3.04%和2.95%，排名都进入全国前十，位于东北部的宾夕法尼亚州、俄亥俄州分别以6.04%和4.78%位列第三和第四，位于最西部太平洋沿岸区的加利福尼亚州则以3.68%位列第六（见表5）。

从油气储量及加工厂的分布来看，美国油气产业的地理分布广泛而不均。美国已探明石油储量的80%以上集中于四个州，分别是得克萨斯州（24%）、阿拉斯加州（22%）、路易斯安那州（20%）和加利福尼亚州（19%），其他产油州还包括新墨西哥州、俄克拉荷马州、怀俄明州、堪萨斯州、密西西比州和北达科他州等。美国的炼油厂主要集中于南部墨西哥湾地区的得克萨斯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等，这一地区的石油炼制加工能力约占美国的一半；美国天然气储量集中在墨西哥湾沿岸盆地、西部大盆地、二叠纪盆地三大盆地内，而美国的天然气加工厂主要分布于墨西哥湾地区和落基山区各州，包括得克萨斯州、路易斯安那州、俄克拉荷马州、科罗拉多州、怀俄明州和北达科他州等。

随着页岩革命所推动的美国能源独立计划的成效日益凸显，美国逐渐跃升为一个能源生产大国并且正在寻求以石油和天然气为主的能源出口。在能源生产方面，据美国能源信息署（EIA）预测，由于美国原油、天然气等产量的增加以及国内能源消费的缓慢增长，预计到2020年美国将成为能源净出口国，并将持续到2050年。在能源政策方面，特朗普政府执政之后，实施了一系列以重振传统化石能源为核心的能源政策，不仅放松了对油气开发的监管，而且大力推动油气管网建设，旨在扩大近海油气产能和美国能源出口。这使得美国的油气产业开始深度介入美国贸易政治。因此，作为日益重要的出口部门，美国能源部门一般倾向自由贸易立场。不仅如此，由于石油和天然气管道建设主要依赖进口钢铁，所以这类传统能源行业往往反对美国实施钢铁关税等保护措施。由于能源产业分布的地理集中度比较高且往往是选区内主导产业，所以在参议院的影响力要强于众议院。

（四）美国的金融地理及其政策偏好

从金融业的生产总值来看，美国金融业主要分布在少数几个大州，而且是少数几个州的关键城市。由于金融业具有高度的人才资源密集型特征，所以集聚效应最为显著。从州的层面来看，2017年纽约州以占全国19.53%的比重居于金融保险业产值榜首，加利福尼亚州、得克萨斯州和伊利诺伊州分别以9.60%、6.40%和5.80%的占比位列其后，此外佛罗里达州、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马萨诸塞州、佐治亚州和北卡罗来纳州等的金融保险业产值也都进入全美前十（见表6）。

从重要的金融中心城市来看，主要有纽约州的纽约、伊利诺伊州的芝加哥、加利福尼亚州的旧金山、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和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其中，纽约不仅是美国最大的城市和第一金融中心，更是国际排名数一数二的全球金融中心。这一地位得归功于坐落于纽约市曼哈顿区的华尔街，这里集中了众多著名金融机构和大公司的总部，包括纽约证券交易所、美国证券交易所、纽约期货交易所以及高盛、花旗、摩根大通等超级金融机构，“华尔街”一词已超越本身的地理含义成为美国资本市场乃至金融服务业的象征。芝加哥作为美国第二大金融中心，拥有仅次于纽约证券交易所、全美第二的芝加哥证券交易所，还有芝加哥期权交易所、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作为美国12个地区联邦储备银行之一的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以及众多外国银行分行和保险公司。旧金山则是美国西部最重要的金融中心，有“西岸华尔街”之称，是太平洋岸证券交易所、美国最大的银行美洲银行以及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富国银行等30多个国际金融机构总部所在地，是仅次于纽约和芝加哥的美国金融中心。波士顿也是美国顶级金融城市之一，尤其是共同基金和保险业十分发达，著名的富达投资和桑坦德银行的总部及美洲银行的地区总部都位于此地。

在政策偏好方面，金融服务业集中了美国受教育程度最高的精英群体，而且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美国金融业对于一个开放经济体系有着高度的利益诉求，总体上看美国的金融服务业是经济国际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主要支持者。

总之，美国上述四大核心产业呈现截然不同的地理分布，这种产业的地理分布辅之以美国的选举地理，共同构成了美国对外经济决策的主要微观动力机制。而在中美经贸关系中，那些受到利害影响的敏感产业和敏感选区便成为理解中美贸易战的主要“钥匙”。由于中美贸易战主要体现为“关税战”，双方针对来自对方的进口加征关税，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受到直接负面影响的就是那些被中国加征反制关税的对华出口产业，因此那些对华货物出口的产业和选区也构成了塑造中美贸易战进程最重要的产业地理政治。

五、美国对华货物出口的产业地理政治

肇始于2018年7月的中美贸易战主要表现为针对两国货物贸易的“关税战”，美国对华货物出口的行业和地区是主要的利益受损方。中国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一直是美国增长最迅速的海外市场，对华出口在美国经济增长中的地位日益突出。2009—2018年，美国对华货物出口年均增速为6.3%，累计增长73.2%，大大高于美国对世界其他地区56.9%的平均增幅；中国是美国第三大货物出口市场，是美国飞机、大豆、汽车、集成电路、棉花等产品的主要出口市场；这一时期，美国对华出口支撑了超过110万个美国就业岗位，中国市场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

就美国国内对华出口较大的州或产业而言，中国市场意味着重要的经济利益，因此这些州或产业在涉华经贸议题上一般会更加敏感，往往成为反对贸易保护的强大力量，对美国对华经贸决策施加影响。考察美国对华出口的产业地理特征，有助于中国鉴别美国涉华贸易议题中的敏感州和敏感产业，利用其中反对对华加征关税和支持自由贸易的力量，在美国国内最大限度地拓宽中美贸易的地理支持范围。

（一）美国对华货物出口中的利益攸关州

一般而言，对中国出口金额较高的州或者对中国市场依赖程度较高的州在对华经贸议题上具备更强的利益攸关性。下文分别从这两个角度考察美国对华货物出口中的利益攸关州，并就其对华出口情况和核心议员政策立场做进一步说明。

一方面，从2017年各州对华货物出口金额来看，怀俄明州、夏威夷州和罗得岛州相对来说对华出口较少，大部分州2017年对华货物总出口额处于8亿—30亿美元区间内，得克萨斯州、加利福尼亚州和华盛顿州对华出口规模最大，三州总和约占全美对华出口总额的35%。因此，如果中国对美施加进口限制，那么将会对这三个州造成较大的经济损失。

以得克萨斯州为例，该州不仅在对华出口规模方面名列前茅，而且也是能源业和半导体产业这两个对华出口敏感产业的主要分布地区。2017年该州对中国货物出口总额高达156亿美元，约占全美对华出口总额的12.22%；其中对华出口规模最大的商品是石油和天然气，金额高达57亿美元，约占美国对华油气出口总额的82.61%。出口中国较多的其他产品还包括基础化学品、树脂及合成纤维、工业机械和半导体及组件（见表9），因此由这些产业尤其是油气行业所代表的利益构成了影响得克萨斯州参众议员投票立场的关键因素。以政治捐资的数据为证，该州俨然成为美国油气行业的首要代言人。从获得政治捐资的行业组成来看，2018年油气行业以3600万美元成为对该州贡献最多的行业；从油气行业捐资对象来看，2018年油气产业提供资助的前20位竞选者中，共有6名来自得克萨斯州，其中参议员泰德·克鲁兹（Ted Cruz）和众议员贝托·奥罗克（Beto O′Rourke）分别以671806美元和546344美元位列第一和第二。

由于出口导向特征明显，得克萨斯州的国会议员总体上秉持自由贸易的政策立场，在对华经贸问题上反对“关税战”，但他们同时也代表着州内半导体行业关于保护知识产权的利益诉求，因此往往也赞同特朗普政府对中国“不公平”贸易措施的指责。以第116届国会为例，得克萨斯州两名共和党参议员——约翰·科宁（John Cornyn）和泰德·克鲁兹——在贸易议题上均代表着本州出口商的利益，历来是自由贸易的强烈支持者。例如，在2003年日本因疯牛病限制美国牛肉进口时，科宁为解除日本制裁做出了重要努力，而且他积极支持美国和新加坡、智利、阿曼、秘鲁等多国建立自由贸易协定等。克鲁兹更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坚定捍卫者。具体到对华经贸议题，两位议员均反对特朗普对中国发起贸易战。克鲁兹认为美国征收钢铁等进口关税，只会招致贸易报复从而将代价转移到本州农民和消费者身上；科宁曾在贸易战螺旋升级之际质问“贸易战将如何结束”，认为“总统非常有信心贸易战会有好的结局，但与此同时人们正对于其对经济、就业和消费价格的影响感到非常不安和焦虑”。但是，相较于中国市场，两位议员还是更看重美国在加拿大和墨西哥的海外市场，而且在政治立场上更多地将中国视作美国的潜在竞争对手，认为中国在与美国贸易时采取不公平措施。科宁尤其态度强硬，倾向于在中国市场改革、中美技术竞争和美国国家安全问题上指责中国。例如，他曾在听证会上公开表示，中国正在对美国企业设置不可接受的市场壁垒，通过准入限制和强制技术转让等手段侵蚀美国的技术优势和工业基础。克鲁兹也曾声称，中国通过非关税壁垒阻碍美国向中国出口拖拉机，对美国制造商而言很不公平。

另一方面，从2017年各州对中国市场依赖程度来看，依赖程度较高的州包括华盛顿州、南达科他州、南卡罗来纳州、新墨西哥州、俄勒冈州，对中国市场出口金额在它们前五大出口市场总额中的占比都超过30%，其中华盛顿州以43%高居榜首。华盛顿州不仅对中国市场依赖程度很高，而且出口规模庞大，是其他依赖中国市场的大多数州对华出口规模的十多倍，因此中美“关税战”的走向对该州经济及就业来说尤其利益攸关。航空航天产品及零部件是该州对华出口的首要产品，2017年华盛顿州对华航空航天产品及零部件出口占据该州对华出口总额的近75%，而该州对华出口 第二大产品机动车辆仅为6.71%，因此航空产业构成了左右该州议员在涉华经贸议题上投票立场的最重要的利益基础。以波音公司2018年政治捐资的数据为例，华盛顿州议员是波音最主要的捐款目标，在其资助的前20名竞选者中，该州参议员玛丽亚·坎特韦尔（Maria Cantwell）获得捐款金额位列第一，该州众议员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金·施里尔（Kim Schrier）、迪诺·罗斯（Dino Rossi）也都进入前20名。

华盛顿州的国会议员总体上秉持自由贸易的政策立场，但与得克萨斯州的参议员对华强硬态度不同，该州两位参议员在涉华经贸议题上态度较为友好，不仅反对对华加征关税，而且主张改善与华关系。第116届国会中，华盛顿州两名民主党参议员——帕蒂·默里（Patty Murray）和玛丽亚·坎特韦尔（Maria Cantwell）——均为自由贸易的坚定捍卫者，二人均支持NAFTA和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CAFTA），支持建立或扩展与秘鲁、阿曼、新加坡、智利、安第斯国家的自由贸易，支持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PNTR），支持给予越南正常贸易关系地位，支持将普通商品从国家安全出口规则中移除。具体到对华政策立场，两位议员均反对特朗普对华贸易战，担心招致贸易报复，尤其担心中国针对航空航天产品等加征高额关税。例如，2018年3月，在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实施“301”调查并对中国产品加征新关税后，坎特韦尔随即在一次听证会上抨击美国政府在中国与贸易问题上笨手笨脚，不仅未能增加美国出口，反而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她主张通过美中全面对话而非关税战的方式解决贸易分歧。再如，2019年3月，默里和坎特韦尔等共同致信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呼吁他保护美国多晶硅制造业不受中国关税的影响，以挽救华盛顿数百个高薪职位。

对华出口规模及对中国市场依赖程度是影响不同州议员对华贸易态度的重要因素，尽管其效果与议员的党派、意识形态立场、选区亚裔比例等其他因素也有关联。从结果来看，虽然得克萨斯州对华出口规模首屈一指，但中国市场并非其首要海外市场，所以得克萨斯州对华贸易依赖程度不如华盛顿州那样强。相应地，美中贸易摩擦对得克萨斯州而言不如对华盛顿州那样利益攸关，这也是得克萨斯州参议员对华态度强硬而华盛顿州参议员对华态度友好的主要原因。因此，在加强与美国地方的经贸联系时，不仅需要重点关注那些对华经贸敏感的州和选区，同时也应关注它们对华态度的差异及背后的复杂根源。

（二）美国对华货物出口中的利益攸关产业

除了从利益攸关州及州内产业布局的角度出发外，还可以从利益攸关产业及其全美布局的角度出发来研究美国对华货物出口的产业地理政治。从贸易立场来看，钢铁、纺织等传统制造业一般寻求政府关税保护，而农业、航空等部分高端制造业、油气等能源行业一般反对关税保护，这类产业在中国具有重要出口利益，往往反对对华加征关税、支持自由贸易，它们的地理分布格局深刻影响着国会内部在对华政策上的立场分化及利益联盟。

2017年美国对中国货物出口总额为1277亿美元，对华出口货物涵盖各行各业，敏感产业包括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电子产品制造业、农业、能源业等。具体到商品细类，根据美中全国贸易委员会，2017年美国对华货物出口主要商品前五名依次是航空航天产品及零部件、油籽和谷物、机动车辆、半导体及组件、石油和天然气。中国是美国飞机、农产品、汽车、集成电路的重要出口市场，中国是美国飞机和大豆的第一大出口市场，汽车、集成电路、棉花的第二大出口市场，2017年美国出口中57%的大豆、25%的波音飞机、20%的汽车、14%的集成电路、17%的棉花都销往中国。

这些产业往往是美国对华货物出口中的利益攸关产业，其地理分布都呈现出集聚特点。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集中分布在中央西北区，大豆主产区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区，半导体芯片等电子工业和计算机业集中分布在西部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南面的硅谷一带，油气资源集中分布在全国五大油气区30多个油气盆地中。五大油气区分别为墨西哥湾含油气区、北美地台含油气区、加利福尼亚含油气区、落基山含油气区和阿拉斯加含油气区。

第一，运输设备方面，美国对华出口的运输设备主要是航空航天产品及零部件和机动车辆，这两类商品2017年对华出口额分别达到163亿美元和101亿美元，位居第一和第三。从产值来看，机动车辆及零部件类制造集中分布在中央西北区的密歇根州、印第安纳州、俄亥俄州、肯塔基州和田纳西州等，此外在得克萨斯州也有较多分布，而除机动车辆外的其他类运输设备制造业主要分布在华盛顿州和加利福尼亚州和得克萨斯州等几个大州。美国主要的航空航天制造商包括总部位于伊利诺伊州的波音公司，位于马里兰州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位于堪萨斯州的塞斯纳飞机公司和豪客比奇公司，位于明尼苏达州的西锐飞机设计制造公司等；美国三大汽车制造商则集中分布于有“汽车城”之称的密歇根州，包括位于密歇根州底特律市的通用汽车公司、福特汽车公司和位于密歇根州奥本山的克莱斯勒汽车公司。

美国的航空和汽车制造部门是贸易战的有力反对者，一方面是由于中国贸易反制措施会损害它们在中国市场的巨大出口利益，另一方面也由于美国对华加征关税会提高它们从中国进口部分零部件的成本。航空产业方面，波音作为美国最大出口企业，在手订单中约20%—25%来自中国客户，强烈反对特朗普政府对华贸易战，主张双方通过谈判协商解决问题。为此，波音及其高管不仅频频公开表明立场，还积极开展幕后活动密集接触两国政府，以避免贸易战升级。汽车行业方面，美国汽车制造商联盟（Auto Alliance）公开反对美国对进口汽车进行“232调查”和对华加征关税，并在2018年12月对美中达成贸易休战共识及通过谈判解决分歧表示支持。通用汽车、福特汽车等主要车企也纷纷发声反对对华加征关税，向特朗普政府施加压力。此外，汽车制造商联盟还联合其他众多美国制造商，在国会内部共同支持修正《贸易扩展法》（Trade Expansion Act）第232条，旨在强化国会在限制总统单方面采取贸易行为上的作用。

第二，农产品方面，2017年美国油籽和谷物对华出口额达到137亿美元，位居第二。美国向中国出口的第一大类农产品是食用油籽，其中主要是大豆，2017年全年美国向中国出口大豆占其总大豆出口量约一半以上，共计3286万吨，金额为139.45亿美元。因此，大豆是美国对华农产品出口中的主角。美国大豆主产区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区，根据美国农业部（USDA)数据，2018年美国各州大豆产量前十名依次是伊利诺伊州、内布拉斯加州、印第安纳州、俄亥俄州、艾奥瓦州、密西西比州、西弗吉尼亚州、 纽约州、肯塔基州和路易斯安那州。

在中美“贸易战”的冲击下，美国大豆种植业成为中国反制关税措施的最大受害者。作为该行业的主要利益集团，美国大豆协会（ASA）立刻表达了针对美国对华关税举措的强烈担忧与反对，并联合其他农业利益集团共同游说国会和施压政府。2018年4月12日，美国大豆协会主席在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发表证词，强调中国作为美国大豆出口的强劲市场的重要性以及实施关税和贸易战对全美豆农的持久负面影响。此外，该协会还在2018年7—8月加入了“农场主支持自由贸易（Farmers for Free Trade）”组织，该组织通过电视广告、社交媒体等渠道积极宣传自由贸易，旨在“扩大美国农民的声音，以确保美国决策者了解关税在地方层面造成的痛苦”。加入“农场主支持自由贸易”组织可帮助美国大豆种植者联合其他农业力量，增强对特朗普政府的约束力。

第三，半导体及组件是美国对华出口的第四大产品，2017年出口额为69亿美元。美国半导体产业全球领先，占据一半的全球市场份额。与传统制造业的外移现象不同，将近一半的美国半导体公司将制造基地留在美国，目前在全美19个州内共设有70个半导体制造设施或晶圆厂，其中在俄勒冈州、得克萨斯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分布最为密集。根据瑞银（UBS）统计，按照营收占比计算，对中国市场依赖程度较高的美国半导体企业包括总部位于马萨诸塞州的思佳讯（Skyworks Solutions）（中国市场营收占比为80%）、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高通（Qualcomm）（占比63%）、位于北卡罗来纳州的威讯联合半导体（Qorvo）（占比60%）、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博通（Broadcom）（占比52%）、位于爱达荷州的美光（Micron）（占比50%）、位于得克萨斯州的得州仪器（Texas Instruments）（占比43%）等。

根据美国半导体协会（SIA）向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提交的关于对华“301调查”的意见书，该行业也对美中贸易战持反对立场。该协会虽然认同特朗普政府对于中国在不公平贸易举措方面的指责，但不赞同贸易战这一解决方式，原因有两点：一是由于中国是美国半导体产品的主要出口市场，二是由于中国在美国半导体产业供应链中的重要地位。2018年10月，随着贸易战的升级，美国的半导体公司感受到了刺痛，比如VanEck Vectors Semiconductor ETF（SMH）和英特尔的股价就在2018年9月24—25日均下跌2.5%。对此美国半导体企业纷纷警告称，新的关税可能损害其竞争力和利润。

第四，石油和天然气也是美国对华出口的前五大商品之一，2017年出口额为69亿美元，与半导体及组件并列。在油气产量方面，根据EIA数据，2017年美国约65%的原油产自得克萨斯州（38%）、北达科他州（11%）、阿拉斯加州（5%）、加利福尼亚州（5%）和新墨西哥州（5%），约18%的原油产自位于墨西哥湾联邦管辖海域近海的油井。2017年，美国5个州的干燥天然气产量约占美国干燥天然气总产量的65%，分别是得克萨斯州（23%）、宾夕法尼亚州（20%）、俄克拉荷马州（8%）、路易斯安那州（8%）和俄亥俄州（6%），约4%的干燥天然气产自联邦墨西哥湾近海。在油气企业方面，美国最大的油气公司是总部位于得克萨斯州的埃克森美孚公司（Exxon Mobil），2018年市值高达3445.5亿美元。其次是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雪弗龙公司（Chevron），2018年市值达2390.6亿美元。其他主要油气公司依次为康菲石油公司（ConocoPhillips）、依欧格资源公司（EOG Resources）和西方石油公司（Occidental Petroleum）等。

能源行业利益集团也是反对特朗普对华加征关税的重要力量。2018年8月9日，美国石油协会（API）主席斯蒂芬·康斯托克（Stephen Comstock）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和“301条款”委员会前提供证词，强调美国拟议增加“301条款”关税将对美国石油和天然气工业造成负面影响。2018年8月13日该协会致信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再次对政府根据“301条款”对中国产品尤其是钢铁产品征收关税的举措表示反对。原因一方面如协会主席杰克·杰拉德（Jack Gerard）所声称的，“美国石油和天然气行业很多建设项目都依赖外国钢铁（尤其是中国），特朗普政府的关税行为不符合美国能源复兴和建设世界级基础设施的政策目标”，另一方面则由于依赖中国市场的美国石油公司很有可能成为中国贸易反制的靶子。

此外，以上几个产业还连同美国国内其他反对对华贸易战的利益集团结成联合阵线，以最大限度地聚集和扩大针对对华关税的反对声音。包括美国石油协会、服务业联盟、全国零售业联合会等在内的近150个利益团体共同成立了“美国人支持自由贸易（Americans for Free Trade）”联盟。该组织首先大力开展草根活动向基层宣传“关税对美国腹地的损害（Tariffs hurts the heartland）”。其次，通过致信特朗普、莱特希泽以及重要国会委员会及议员，积极游说国会与政府，强调关税及随之而来的贸易报复对选民的伤害。此外，还联合“农场主支持自由贸易”组织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发起耗资300万美元的运动，向决策层施压，认为“特朗普希望以关税为筹码得到长期贸易协定的做法由于会带来短期经济痛苦而十分不值得”。

总之，美国的航空、汽车、大豆、半导体及能源等产业都对特朗普对华关税战秉持强烈反对立场。不过，美国对华出口特征和美国产业地理格局是动态变化的，随着中美贸易结构和美国产业格局的发展演化，不同州（选区）或产业的利益诉求和政策立场也会随之变化。

六、结论

美国对外贸易决策在国内政治层面受到产业地理因素的影响，在产业地理基础上所形成的选区利益是美国政治决策最重要的微观动力之一。基于国际贸易的利益分配效应，美国国内出口导向型产业的聚集地往往秉持反对关税保护、支持自由贸易的政策立场。就中美经贸关系而言，美国对华出口的主要商品包括航空航天产品及零部件、油籽和谷物、机动车辆、半导体及组件、石油和天然气，它们都集中在特定的州和选区。其中，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集中分布在中央西北区，大豆主产区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区，半导体芯片等电子工业和计算机业集中分布在硅谷一带，油气资源集中分布在得克萨斯州等中南部地区。以上这些产业基于在中国的出口利益强烈反对特朗普对华关税措施。

对中国而言，可以利用美国产业地理政治的特征，在美国国内最大限度地拓宽中美贸易的地理支持范围，进而改善中美经贸关系。要重点关注那些对华经贸敏感的州或地区，保持和加强与这些地区的经贸合作。尤其是对中国市场依赖程度较高的州（比如华盛顿州、南达科他州、南卡罗来纳州、新墨西哥州等）以及对华出口主要产业集中分布的地区（比如主产大豆等农产品的中西部区、油气资源密集分布的得克萨斯州等）。这些州和地区往往支持扩大对华贸易，主张改善美中关系。在必要时可以考虑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针对美国对华出口的敏感州和产业实施贸易报复，比如大豆、汽车、化工品等，通过增加它们的利益损失来调动其反对贸易战的积极性，增加对美博弈筹码。

4.2020年浙企遭遇贸易摩擦案件225起，这些浙江经验你知道不

2021-05-20 16:22:40 浙商杂志

5月18日，2021年贸易救济工作会议暨“浙”里有“援”外经贸法律服务月启动仪式正式举行，该会议切实发挥了商务部、地方商务主管部门、商协会及应诉企业“四体联动”机制的作用，进一步帮助和支持浙江省外经贸企业积极应对国际经贸摩擦。

浙江两板斧打造外贸援助全国样板

据记者了解，在中美经贸摩擦不断升级，新冠疫情肆虐全球并发生异变的大背景下，2020年外贸大省浙江的经贸企业不断遭遇来自美国、印度、加拿大、埃及等29个国家和地区在贸易问题上的挑事，发生贸易摩擦案件共计225起，涉及金额126.6亿美元，分别同比增长44.2%和186.4%。

面对国际贸易上的重大风险挑战，浙江迎难而上，坚定维护企业的权益，迅速开展贸易救济工作，在应对中美经贸摩擦上取得阶段性成效。去年，浙江省对美出口较前一年同比增长18.3%，高于全省出口增幅9.2个百分点；自美进口增长49%，高于全省进口增幅37.8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浙江省应对重点贸易摩擦案件也取得了佳绩，一批重点难点案件取得突破。比如，绍兴市的浙江贝思特钉业有限公司赢得美对华码钉反补贴调查全国最低税率的好结果；巨化胜诉美对华氢氟烃（HFC）制冷剂混配产品反规避调查案，该案以开创历史先河的方式获得了胜利；浙江欧星环美汽车部件有限公司精准应对欧盟对华钢制轮毂反倾销调查案，成为唯一被免征高额税率的钢制轮毂生产企业。

浙江争分夺秒为外贸企业遭遇的贸易摩擦争取利益最大化，面对这些在援助外贸上所取得的“战绩”，浙江省商务厅张曙明副厅长将其归功于浙江多年来深入开展的法律服务系列活动和外贸预警体系建设等贸易救助行动和做法。

目前，“浙”里有“援”服务延伸惠及16000余家企业；创新开设10集“云”上法律系列微课堂。连续11年举办外经贸法律服务月活动，在浙江省12个市、11个县开展了21场外经贸法律讲堂、一对一上门走访答疑等活动，为全省外贸企业3000余人提供专业指导和法律服务。

除此之外，浙江省从去年开始依托行业块状经济和发展趋势不断完善对外贸易预警网络，全省100余家外贸预警点对数万家联系企业开展问题归集、形势预判、法律风险防范需求等调研工作，共发布预警信息28000余条，帮助企业规避风险点，共31个预警点被确认为年度优秀。值得一提，浙江省外贸预警和法律服务相关工作受到商务部贸易救济局充分肯定，印发典型案例供全国各省区市商务主管部门参考借鉴。今年年初，根据形势的变化，浙江新设浙江境外投资企业对外贸易预警点和浙江跨国公司对外贸易预警点，重点加强对国别预警信息的收集整理、分析评估和组织应对，加强对我省外经贸企业合规制度建设的动态关注，助力化解贸易摩擦。

商务部贸易救济局调查副专员吕江表示，浙江省外贸预警点和法律服务机制已形成品牌和特色，希望能进一步在全国先行先试，并在探索全省域贸易调整援助制度建设试点上取得更大的实质性进展。

率先探索全省域“贸易调整援助”试点经验

去年6月，浙江正式获批商务部贸易调整援助试点省份，在全国率先探索全省域贸易调整援助制度建设试点。今年1月，浙江省试点方案获商务部在全国发文推广。

浙江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接受援助的企业并非经营不善，而是由于“国外政策变化导致当地税收变动，或者国外产品超低价大量涌入中国市场，从而使相关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下降”，在这种情况下，相关企业可获援助。那些因国外市场的不公正待遇而出口受到影响的中国企业，也可获得援助。

而且，浙江各地市开展贸易援助活动各有招数。比如杭州，不断增进和扩大预警点与企业之间的联系沟通，鼓励各预警点设立行业专家咨询服务机构，充分发挥“浙”里有“援”外经贸法律援助呼叫中心的作用；加强国外“两反一保”、涉外知识产权等贸易摩擦按案件和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应对，并设立高科技产业知识产权对外贸易预警点，营造知识产权保护的良好氛围。此外，杭州在全国首创“政策性信保+银行授信+政府风险担保”的“杭信贷”贸易融资模式，让中小微外贸企业申请无抵押、全担保、低利率的信用贷款，截至去年 12 月末，银行已经为 84 家企业授信“杭信贷”5.40 亿元，发放贷4.75 亿元，其中，发放“杭信贷”专属贸易融资贷款近 8000 万元。

外贸大市宁波，通过外贸预警点和预警工作微信群，及时编制发布了与行业有关的外贸预警和贸易救济案件信息，以事先预防化解为主，组织律师开展法律知识普及，引导企业提前布局、做好预案及早防范、善用法律武器，尽早扑灭纠纷苗头，防范化解风险。据悉，宁波市2020年对外贸预警点和维权应诉企业的支持政策比 2019 年政策都翻了一倍，并对全市 15 家外贸预警点的实际支持力度当年实现翻倍。

“根据贸易救济形势的特点，我们要从企业经营者角度考虑问题，在排查涉案企业和应诉协调过程中主动耐心传递案件信息、宣传政府扶持政策、介绍成功案例、明确参与应诉维权对企业经营的作用意义，提高涉案企业应诉维权的积极性。特别是关系行业发展的大案要案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形成合力，集中攻关解决。”宁波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政府一定会积极主动做好政策咨询、沟通协调、牵线搭桥等各项工作，为涉案企业提供帮助、增强信心。

多年来，浙江始终把服务基层服务企业作为重要工作，通过强化“浙”里有“援”法律服务系列活动的持续深入，加强企业的风险防范意识和案件应对能力，“浙”里有“援”已成为助力浙江“两战都要赢”的一张金名片。

信息来源：浙商杂志

5.埃及进出口商品检验检疫规定

2021-05-21 11:21:02 商务部网站

埃及进出口控制总局对进出口商品进行检验，某些商品需要相关机构的检验。对食品工业，能源及电力部的防辐射部门、卫生部、农业部（兽医办公室）、供应部（进出口控制）有权对任何进口船只抽取样品进行检验。每个部门抽取各自样本进行独立测试。

2009年，埃及进出口控制总局与中国质检总局签订“出口埃及工业品装运前检验谅解备忘录”（CIQ）。2015年6月3日CIQ停止执行。取消CIQ并不意味着降低中国输埃商品的质量要求，埃方将加大进口检验力度，对不符合有关标准要求的商品，海关将不予放行。

埃及要求进口食品标签上必须标示下列信息：配料及其所占比例；制备方式；保存方法和条件；添加剂和防腐剂等。

2007年4月18日，埃及植物检疫总局发布了《植物和植物产品进口许可条件》，规定植物、块茎、鳞茎、繁殖用种子、水果、蔬菜、鲜切花、树枝、谷物、消费或加工用植物产品原料以及生长介质的进口必须提供植物检疫证书。

2015年埃及贸工部发布991/2015号部长令，列明部分产品的进口需要提供第三方认证机构的检验合格证书（COI）或装运前检验证书，在埃及进出口控制总局注册的“白名单”中的公司除外。

信息来源：商务部网站

6.要提醒：欧盟电池和废电池管理新规2022年实施

2021.5.24.转载自商务部网站----2021-05-21 11:22:13 关务小二

EUBATTERY MANAGEMENT REGULATIONS

欧盟电池管理新规

管控方式由指令上升为法规

2021年1月26日，欧盟向WTO世界贸易组织通报了《关于电池和废电池的法规提案》(通报号G/TBT/N/EU/775文末附中译)，将现行电池管控方式由“指令”上升为“法规”，以确保投放欧盟市场的电池在整个生命周期中都变得可持续、高性能和安全。

调整对电池的管控范围

法规调整了欧盟对电池的管控范围，将电动汽车电池从工业电池中分离出来，作为单独一类进行管控，确定监管的电池类别包括便携式电池、汽车电池、电动汽车电池和工业电池四类。

新增11项电池投放市场后的管控内容

对电池投放欧盟市场后的管控，新增：碳足迹、再生原材料、电化学性能和耐久性、可拆卸和可替换性、二维码标签和CE标签、电池管理系统、电池护照、安全性等要求，并对运营商的尽职调查和废旧电池的回收和处理提出新要求。

随着全球电池技术的迅猛发展，各种类型电池的性能不断提升，应用场景逐渐扩展到新能源汽车、便携式数字产品、便携式电动工具等诸多领域。此次，欧盟电池法规的重大调整，合规性要求的改变将会对我国电池产品和涉及电池产品的货物贸易造成一定影响。

新法规计划于2022年1月1日起实施，海关提醒相关企业：一是要高度重视，密切关注法规相关要求和出台时间，持续跟踪立法变化，加大技术研发和新材料开发，汲取先进经验，提前做好合规各项准备；二是充分运用WTO规则，增强主动应对意识，主动向海关部门反映应对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积极参与海关技贸措施工作，共同维护自身利益。

（本文由关务小二综合整理自深圳海关、WTO）

7.美国作出手扶式割草机及其零部件双反终裁

2021.5.24.转载自商务部网站

2021年5月17日，美国商务部宣布对进口自中国和越南的手扶式割草机及其零部件（Certain Walk-Behind Lawn Mowers and Parts）作出反倾销和反补贴终裁，（1）裁定宁波大叶园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Ningbo Daye Garden Machinery Co., Ltd.）倾销率为98.73%、调整后倾销率为88.14%，获得单独税率企业的倾销率为98.73%、调整后倾销率为88.17%，中国其他生产商/出口商的倾销率为274.29%、调整后倾销率为263.75%。越南生产商/出口商的倾销率为148.35%~176.37%。（2）裁定强制应诉企业浙江艾美瑞森科技有限公司（Zhejiang Amerisun Technology Co., Ltd.）的补贴率为20.98%、宁波大叶园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的补贴率为14.17%、中国其他生产商/出口商的补贴率均为16.29%。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预计将于2021年6月28日对上述涉案产品作出反倾销和反补贴产业损害终裁。本案涉及美国协调关税税号8433.11.0050项下产品。

2020年6月16日，应美国企业MTD Products, Inc.于2020年5月26日提交的申请，美国商务部宣布对进口自中国的手扶式割草机及其零部件发起反倾销和反补贴立案调查，对进口自越南的手扶式割草机及其零部件发起反倾销立案调查。2020年7月9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投票对进口自中国的手扶式割草机及其零部件作出反倾销和反补贴产业损害肯定性初裁，对进口自越南的手扶式割草机及其零部件作出反倾销产业损害肯定性初裁。2020年10月26日，美国商务部宣布对进口自中国的手扶式割草机及其零部件作出反补贴肯定性初裁。2020年12月23日，美国商务部宣布对进口自中国和越南的手扶式割草机及其零部件作出反倾销初裁。（潘晓君编译）（赵广霞校对）

8.新西兰发布2021年消费者信息标准食品产地实施细则

2021.5.24.转载自商务部网站---文章来源：食品伙伴网

2021年5月18日，新西兰发布新修订的《2021年消费者信息标准（食品产地）实施细则》，要求进口和国内生产的新鲜或冷冻的水果、蔬菜、肉类、鱼类和海产品以及腌猪肉必须贴上原产国标签。

该文件将于2021年11月12日生效，正式生效18个月后额外适用于冷冻食品。

9.欧美钢铝关税战为何“暂停”？

2021-05-18 15:48:47 中国新闻网

中新社北京5月17日电 (记者 李晓喻)欧美一度剑拔弩张的经贸关系最近显现改善迹象。

当地时间17日，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东布罗夫斯基表示，为重启跨大西洋关系，欧盟将暂时停止执行就美国加征钢铝关税而出台的反制措施。他说，此举将为欧美双方就钢铝关税争端找到共同的解决方案创造条件。

这一争端始于2018年。当时，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受到危害为由，宣布对欧洲、亚洲及其他地区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分别征收25%和10%的关税。其中，针对欧盟的关税措施于6月1日开始生效。欧盟随后宣布反制措施，对蔓越莓、橙汁、花生酱、牛仔裤、化妆品、摩托车和钢铁制品等一系列美国产品征收报复性关税。

欧美钢铝关税争端之所以缓和，既是双方实力对比所致，也有美国新政府上台的因素。

在一系列大规模刺激政策下，美国经济正强劲反弹。4月，美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终值高达60.5，服务业PMI终值高达64.7，均远远高于荣枯线50，表明经济活动正强劲扩张。联合国最近公布的报告将今年美国经济增速预期上调到6.2%，认为中美两国将成为全球经济恢复的动力。

相比之下，在疫情中深受重创的欧盟复苏进度略逊一筹。根据欧委会12日发布的报告，欧盟经济今明两年预计分别增长4.2%和4.4%。负责经济事务的欧委会委员保罗·真蒂洛尼表示，欧盟经济今年四季度有望恢复到疫情前水平，而欧元区经济将到明年一季度才能恢复。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洪建表示，欧盟实际上无力与美国持续开打关税战，在钢铝税、航空补贴报复征税以及世贸组织争端裁决机制问题上全面被动。此外，尽管美国民主党也以经济民族主义为纲反对自由贸易，但新任总统拜登团队“从经贸规则入手协调盟友”的主张与欧方形成呼应。因此，欧美经贸摩擦得到部分缓解也就在情理之中。

不过，北京学者认为，欧美经贸摩擦缓和只是一时，双方结构性竞争终究难解。

崔洪建称，拜登以抗疫和提振美国经济为首要执政目标，在经济理念上主张政府扩大购买本国产品，加大技术研发投入并实行“供应链审查”，其贸易政策的实质依然是强化“购买国货”。而欧盟则已建立起较为坚实的贸易防御+投资审查+竞争监管三重规则防护体系，并与“绿色新政”和数字经济战略以及最低工资保障政策等相互配合，以确保欧洲经济主权。

在崔洪建看来，在此情况下，欧美可能加强对第三方的经贸规则协调，但双方理念与规则之争难以避免。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所所长张健也表示，拜登政府虽然宣布重视欧盟特别是跨大西洋联盟，但实质上执行的仍是“美国优先”政策，希望欧盟配合美国全球战略、服务美国全球利益的要求并未改变。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欧盟已经把战略自主作为一项政策目标提上议事日程。分析人士认为，在疫情刺激下，战略自主对欧盟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正不断提升，欧盟恐怕不会以牺牲自身经济主权为代价完全顺从美国。

信息来源：中国新闻网

10.什么是多边贸易体制当前最大危险？WTO原副总干事易小准这样看

2021-05-17 13:38:59 新华网

新华网北京5月14日电（何凡）2021年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20周年。14日，世界贸易组织原副总干事易小准在京出席“世贸组织的改革前景与中国角色”主题研讨会时表示，我们不能同意多边贸易体制开全球化“倒车”。面对WTO成员们提出各种议题与改革倡议时，中国要仔细思索应支持哪些、不支持哪些。而最主要的标准是要看倡议引导的方向，是贸易的自由化、便利化，还是少数成员作为借口来提高自己的贸易壁垒，实行贸易保护；衡量这些倡议是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权威、促进多边主义合作，还是出于地缘政治考虑或目的来搞“小圈子”，进一步削弱、分裂WTO。后者其实是当前多边贸易体制面临的最大危险。

20年中国进口增长近6倍

易小准曾任商务部副部长，中国常驻世界贸易组织代表、特命全权大使，任WTO副总干事约有8年。回顾中国“入世”20年所扮演角色及所发挥作用，他引述WTO统计数据说，在过去20年中，世界货物贸易总额将近翻了一番，中国货物出口增长了7倍多。但与此同时，中国进口总额也增长了近6倍。“这其实是个很重要的数字，是我们对世界做出的贡献。中国的进口2020年已占到世界货物贸易进口总额的12%，这是一个很惊人的（数字）。”

易小准说，在服务贸易方面，中国的出口总额占世界服务贸易出口总额的比例，从2005年的3%增至2020年的6%，也就是翻了一番；而进口的增长更加迅猛，从2005年占世界服务贸易进口总额的3.3%增加到2020年的8%。“这是中国对世界经济的重大贡献。但世界在讨论中国加入WTO时，往往是惊叹于中国的出口增长，忽视了进口增长。”

美国出口目的地排序：中国从第11升至第3

“如果我们再看一下中国和几个主要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情况就会更加清楚明了。”易小准说，2001年，中国仅是美国第11大出口目的地，当时中国自美进口在美国出口总额占比不足2%；而2020年美国对华出口总额占比增加到美国出口总额的9%，中国已成为美国第三大出口市场。

此外，中国在南非的出口总额占比已从20年前的1.7%跃升到11%；中国吸收了巴西将近32%的出口。对其他一些新兴经济体情况也是这样。而从2008年以来，中国就一直是最不发达国家主要的出口目的地，吸收了最不发达国家出口的25%。

易小准说，中国在贸易体制自由化、遵守WTO多边规则等方面，也交出了不错的成绩单。比如，在服务贸易开放方面，中国在加入WTO承诺的基础上，在金融、保险、法律服务、分销等领域推出了一些重大的开放举措，受到WTO成员们的广泛欢迎。

中国改革开放不停步 开启“诸边讨论”模式受欢迎

“我们一方面要自信，另一方面也不能自满。”易小准表示，“改革开放永远是进行时，不能停步。改革开放仍是我们化解在国际上面临很多矛盾的不二选择。”

他也提醒，在中国，“改革”一定是个褒义词，但在WTO的语境下，这个词其实更加中性，不一定意味着开放。

“中国如何才能建设性地利用好自身在WTO里面的地位和分量，来推动多边贸易体制继续沿着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的轨道上往前走，而不是滑向贸易保护主义，是政府、企业和学界都共同面临的全新课题。”易小准说。

他认为，在WTO改革进程中，中国有能力发挥更加进取的、独特的作用。中方牵头发起创新的讨论和谈判的方式，比如主动提出在WTO中开启投资便利化议题的“诸边讨论”模式，该倡议已有105个成员做了联署方，而且可能还会增长。现在很多其他国家也都效仿这个模式，开启了电子商务谈判、服务贸易的国内规制谈判、中小微企业的谈判等等。“我认为这就是我们中国在WTO里面所发挥的作用之一，也是中国为加强多边贸易体制所做出的贡献。”

此次主题研讨会由全球化智库（CCG）主办。

信息来源：新华网

11.报关企业准入全面放开

来源：2021.5.24.《国际商报》贸易投资版  记者 刘 昕

“手续更简单了，审批时间也更短了，给我们企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便利！”武汉星力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负责人江超告诉记者，企业日前在线提交报关企业备案申请不到10分钟后，就完成了所有备案流程，成为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将报关企业注册登记由“许可”改为“备案”后，武汉关区办理的首票报关企业备案业务。

全国人大常委会日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进行了修改，取消了“报关企业注册登记”海关行政审批事项，将报关企业由“许可”改为“备案”。这标志着在全国范围内，海关对报关企业实现备案管理，报关企业准入已全面放开。

据介绍，报关企业“许可”改“备案”后，企业申请的手续大幅精简，企业可自主选择通过“国际贸易单一窗口”“互联网＋海关”等多种方式提交备案申请，无需提交纸质资料即可实现全程网办。此外，报关企业有效期在全国范围内均已取消，改为长期有效。报关企业申请备案真正实现零成本、零跑腿，外贸营商环境进一步优化。

“取消行政审批后，报关企业备案流程更为简便快捷。”海关总署企业管理和稽查司主要负责人王胜对记者表示，“对‘报关企业注册登记’实施‘许可’改为‘备案’是海关全面贯彻落实‘放管服’改革工作要求、有效降低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优化营商环境、进一步激发企业参与国际进出口业务活动的具体举措。”

为了确保改革措施顺利落地，各地海关已第一时间更新行政审批事项目录并对外公示，同时通过微信平台、业务现场和12360服务热线等多渠道向企业群众做好政策宣传和推广。

“以前申请报关企业注册登记许可，海关经过受理、审查等程序后一般需要20个工作日左右，现在当天就可以办结报关企业备案。公司5月6日在网上提交了备案申请，即办即清。”江西兴港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法人陈志强深有体会，“今年外贸业务比较红火，改革后不用跑、手续少、效率还高，整体感觉提升一大截！”

领到改革后广州海关发出的第一份报关企业备案证明的广州新誉达报关有限公司的报关员也表示，“‘许可’改‘备案’后手续更加简便，办理时间大幅缩短。在‘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线上申请后，很快办完了所有手续。对报关企业来说省大事儿了！”

12.善用国际规则维护经济产业安全

来源：2021.5.20.《国际商报》贸易投资版

记者刘昕报道 5月18日，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贸易救济专业委员会在北京揭牌。商务部副部长、世贸组织副总干事张向晨出席了会议。

该专业委员会的主要职能包括：在政府部门、中外专家、企业、中介机构等实体之间搭建贸易经济政策与法律研究平台，开展对贸易救济措施效果及影响的专业评估，向中外企业、研究机构等提供与贸易救济相关的专业咨询等，旨在协助政府和有关方面开展贸易救济相关理论和问题的研究，推动中国企业按照世贸组织规则全面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并有效运用国际通行规则维护自身利益。

“2021年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20年。这20年是中国与世界互利共赢的20年，是全球化快速推进的20年，也是全球多边组织取得长足发展的20年。”在揭牌仪式暨经贸形势主题报告会上的致辞中，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会长、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前副代表崇泉对于中国入世20年来于自身与世界发展获取的巨大成就如是表示。

崇泉同时指出，当前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要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在此背景下，世贸组织研究会贸易救济专业委员会的工作更显得非常重要。”

商务部原副部长张志刚表示，今年是中国开展贸易救济实践的第24年。二十多年来，中国贸易救济制度从无到有、从学习借鉴美欧经验到自成体系，经历了不平凡的发展历程。作为世贸组织中最大的发展中成员，中国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和全球治理创新负起了应尽的责任，成为最具建设性的成员。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多年来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大约30%，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也惠及其他世贸成员。

2020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时强调指出，要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支持世贸组织改革，增强其有效性和权威性，促进自由贸易，反对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保障发展中国家发展权益和空间。这旗帜鲜明地表明了中国政府对世贸组织改革的一贯立场和态度。

与会领导和专家均表示，希望贸易救济专委会立足于产业和企业，密切关注国外采取贸易救济等经贸措施的动态，为中国产业企业提供预警服务，加强对国际规则的研究和探讨，为维护中国的经济安全和产业安全发挥好承上启下的支撑作用。

13.疫情给德国经济带来的损失超过3000亿欧元

2021年05月24日 08:13   来源：央视新闻客户端   

5月23日，位于科隆的德国经济研究所IW表示，疫情给德国经济带来的损失超过3000亿欧元，研究所所长赫瑟尔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想要弥补损失和结构扭曲需要花费数年的时间。”

在研究中，经济学家将实际与预测增长和潜在增长进行了比较，根据他们的计算，如果没有疫情危机，德国在过去的六个季度的经济增长将非常强劲。

在最近的三个季度（2020年第四季度至2021年第二季度）中，德国的经济损失接近1400亿欧元，这主要源于新一轮的锁定措施，随着疫苗接种工作的进展和发病率的下降，德国从近日才开始逐步放松防疫措施。（总台记者 李长皓）

14.美国各方对双方复议程序的看法

2021.5.24.转载自商务部网站

在上个月庆祝世界知识产权日时，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知识产权分委会主席帕特里克．莱希（Patrick Leahy）表示，他对那些鼓励更多个人和小企业发明新技术和产品的举措表示支持。他还指出，这需要美国专利制度提供激励。美国初创企业与发明家促进就业联盟（USIJ）非常支持莱希为企业和发明者授权的重要目标。USIJ认为这个问题已被忽视多年。

下一任USPTO局长的选择

关于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新一任局长，莱希强调了有必要“选择一个能承诺促进知识产权获取的被提名人”。莱希称：“不仅大型企业需要这样的领导者，而且小发明者也需要。”USPTO局长身兼数职，每一个身份都很重要，这是一个极其复杂和重要的角色。USIJ近期也给美国总统拜登和副总统哈里斯写信，列举了USPTO被提名人应具备的资格条件。

USPTO局长必须真诚地承诺：1）坚持“知识产权是美国经济主要推动力”的核心原则；2）提供高质量的专利并支持可预测的执法；3）鼓励和促进初创企业和小型企业取得成功；4）建立更加多元化的发明社群。

关于“劣质专利”的辩论

莱希表示：“清除劣质专利很重要。”但这不是旨在对同一专利进行重复攻击。事实上，如果地区法院在专利商标上诉委员会（PTAB）之前就专利的有效性作出裁定，则PTAB没有理由继续审理。具体来说，如果法院裁定专利无效，那么该专利应被撤销，不用PTAB再次“淘汰”。另一方面，如果法院裁定专利不应被宣告无效，该专利便不是“劣质专利”。不管“劣质”的定义为何，都不包含法院认为并非劣质的专利。

莱希还指出，上一届政府的做法超出了“《美国发明法案》（AIA）的法定范围”。AIA明确授予USPTO局长自由裁量权。AIA明文规定，可以启动双方复议（IPR），但不作强制性要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已正式裁定：“USPTO可自行拒绝IPR请求”，并且“不强制要求启动审查”。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最近在一项先例裁决中指出：“允许但从不强制要求USPTO局长启动IPR。”联邦巡回法院最近还指出：“请愿人显然拥有现成的可替代的法律渠道（在地方法院）就专利的有效性提出论点。尽管请愿人倾向于向PTAB提出这些论点，但并没有明确和无可争辩的权利这样做。”

所有就该问题向USPTO提交了正式意见的立法者认同，在专利遭到多方攻击时，USPTO拒绝启动IPR属于在法定范围内行事。2020年12月3日，参议员广野（Hirono）和孔斯（Coons）给USPTO局长扬库（Iancu）写信称：“USPTO限制对相同专利权利要求的平行IPR请求，驳回很可能延长而非简化诉讼的IPR请求，符合国会为昂贵的地区法院诉讼提供公平有效的替代方案的目的。”参议员提里斯（Tillis）在2020年11月19日写给扬库的信中称：“我完全相信你是在AIA赋予的法定职权范围内对PTAB程序作出改变和改进。翻译：罗先群　校对：王丹

15.德国联邦专利法院新院长面临挑战

2021.5.24.转载自商务部网站

前德国联邦专利法院院长贝亚特．施密特（Beate Schmidt）已将法院的领导权移交给瑞吉娜．霍克（Regina Hock）。新的领导班子已在4月底成立，这意味着这家慕尼黑法院第4次由女性领导者主导。

除了其他与知识产权有关的问题，联邦专利法院还能就专利的有效性作出裁决。因此，与杜塞尔多夫、曼海姆、慕尼黑和汉堡的侵权法院一样，联邦专利法院也是德国法院分支体系的重要支柱之一。德国联邦最高法院第十民事庭对联邦专利法院的裁决进行监督。

女性领导

贝亚特．施密特从2011年开始领导专利法院。她的继任者霍克从2011年开始领导德国专利商标局（DPMA）的法律事务部（后称为法律事务管理部）。

但是，霍克对联邦专利法院而言并不陌生。从2000年到2010年，她在该法院的商标与技术申诉部门担任法官，还临时负责过公共关系与国际事务。

霍克在巴伐利亚州的司法机构开启职业生涯，担任法官和公诉人以及巴伐利亚州总理府的顾问。

近年来，德国最重要的2个知识产权机构都由女性领导。另一位女性是领导德国专利商标局（DPMA）的科妮莉亚．鲁德洛夫—沙弗（Cornelia Rudloff-Schäffer）。

禁令差距仍存在

近年来，联邦专利法院遭到业界和法律界的批评，即德国法院分支系统不平衡。侵权法院的办案速度越来越快。但许多专家对联邦专利法院的缓慢速度表示遗憾。

许多专家认为，所谓的禁令差距是德国专利制度的根本弊端。从一审侵权裁决（可能会导致自动禁令）到联邦专利法院就所涉专利的有效性作出决定要经过数月的时间。

解决这个问题很可能是霍克的主要任务。根据律师和企业内部法律顾问的说法，结构性改革是必要的。但是，正如法庭用户在调查和访谈中反复要求的那样，法官必须提高工作效率。

近来，观察家不仅对法院的领导层，还对联邦政府提出批评。

许多专家认为调整法律是多余的，加强联邦专利法院的经济积累和人才培养才是必不可少的。

德国政府应接受增加联邦专利法院职员的建议。这是确保快速进行无效裁决的唯一方法。

目前，德国议会正在对新专利法进行辩论。德国联邦议院（Bundestag）将在今年夏季休会前举行投票。秋季，德国将选举新一届议会和政府。

新法的核心是调整自动禁令条例。法官将能更好地使用自由裁量权。

但是，许多人认为真正的问题不是有关自动禁令的现有规则，而是禁令差距本身。因此，许多专家呼吁增加联邦专利法院的人手。

联邦政府承诺作出改变。但是，具体改革计划不得而知。  翻译：罗先群　校对：王丹

16.约翰内斯堡设定35%可再生能源目标

来源：驻南非共和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处 2021.5.20.

据南非金融24小时网站5月20日报道，作为非洲主要金融中心，约翰内斯堡希望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能满足其35%的能源需求，并将在8月前寻求独立电力供应商建议。南非政府去年表示，市政当局可以通过国家电力公司Eskom以外的公司购买电力，以减少对Eskom的依赖。约翰内斯堡能源主管塔博·马赫拉西在接受采访时强调，约翰内斯堡希望能够确保能源的可及性、可靠性和可负担性。除太阳能、垃圾填埋场沼气等可再生能源外，约翰内斯堡还考虑使用氢燃料电池和液化天然气。

17.越南港口集装箱进出口量实现两位数增长

来源：驻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处 2021.5.21.

据越南《越通社》5月20日消息，越南航海局官员日前表示，2021年前5个月，尽管遭受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越南各港口货物吞吐量仍接近2.96亿吨，同比增长5%。

具体来说，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增幅最高，累计完成集装箱吞吐量超过1000万个标准箱(TEUs)，同比增长20%。其中，集装箱出口量和进口量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分别为12%和25%。这一增速在航海领域乃至整个经济体受到新冠肺炎疫情负面影响的背景下处于较高水平。据越南航海局的数据，2021年前几个月，港口吞吐量增幅最高的地方为太平地区（105%）、同塔地区（58%）、坚江地区（40%）；集装箱吞吐量增幅最高的是广南地区（106%）、美湫地区（71%）。集装箱进口量大幅度增长的地区为胡志明地区（16%）、头顿地区（33%）、海防地区（20%）。越南航海局局长阮春创表示，为了在严峻复杂的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之下保持增长态势，满足经济发展需求，越南航海局下发了系列文件，要求各港口企业和直属单位从严抓紧抓实疫情防控各项措施。此外，为了全力降低疫情传播风险，各港务区和港口单位也已尽量采用电子化办公等。

18.新型全球化的兴起及发展趋势

2.21.5.24.转载自商务部网站---2021-05-14 16:41  文章来源：中工网

全球化自发端以来，其主导力量都是资本主义。全球化发轫于地理大发现，即15—17世纪欧洲航海家对美洲新大陆及东西方新航路等一系列重要发现。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世界贸易获得了巨大发展，而世界贸易的发展又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各地之间的经济交流。

各地之间经济交流的发展，推动着人类历史进入全球化时代。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随着普遍交往和世界历史的出现，“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深度不断增强，全球化的进程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国家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而被卷入全球化之列。可以说，当代全球化的迅速发展是资本扩张和资本主义市场发展开创的“世界历史”新阶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全球化的重要引领者和推动者。但是，由于东西方两大世界市场并存，当时的全球化表现出较强的区域性色彩。20世纪90年代，苏东剧变导致两大分裂的世界市场体系崩溃，统一的世界市场得以形成。并且，许多国家开始倾向于接受市场经济模式，把市场经济作为改革的目标。由此，全球化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全球化的进程大大加速。这一时期，美国大力推进资本、贸易和服务的跨国流动，进而推动全球资源配置。

美国在全球化进程中获得了巨大收益，极大地促进了其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可以说，美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伴随全球化的不断发展，美国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在全球广为传播，国际影响力获得极大提升。但是，全球化也使美国面临许多全球性问题，如移民问题升级、贸易冲突加剧、跨国犯罪猖獗等。最近几年，美国中产阶级不仅没有分享到全球化的利益，反而成为全球化的受害者，导致其民粹主义势力大涨。由此，美国对全球化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开始采取逆全球化政策，从全球化的积极推动者变成了逆全球化的积极推动者。美国政府持逆全球化立场，拒绝为全球治理提供公共产品，使得国际体系进一步分化重组，甚至危及以自由主义、全球主义为基石的国际秩序。

由于美国在当前世界体系中仍处于霸主地位，巩固和维护霸权是其最核心的国家利益。对美国来说，其需要对能够挑战其霸权地位的国家或有潜在能力挑战其霸权地位的国家保持绝对的优势地位。但是，维护霸权和承担霸权国义务，代价极其高昂。在这样的状况下，美国选择减少承担的义务，并要求盟友多承担一些成本。最突出的表现便是美国政府实行“美国优先”政策，导致全球经济秩序偏向保守的现实主义。美国一味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导致各主要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摩擦不断加剧，给本已困难重重的国际经济协调机制带来了更大挑战。

但需要强调的是，全球化的大势不可逆转。全球化进程不会因为一些西方国家采取逆全球化的立场或政策而减速或停滞，逆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全球化的终结，也难以阻挡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这也意味着，在新全球化的过程中，主导力量必然发生变化，即新全球化由全球所有国家共同参与。

未来，中国的作用将愈加凸显。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近年来，我国提出了很多处理国际关系的新思想和新理念，可以对新全球化起到引领作用。例如，提出并倡导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以及面向未来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国际制度建设方面也作出了突出贡献。例如，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发起成立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

拓展逻辑发生变化：新全球化意味着参与更平等、发展更包容、成果更共享，市场化竞争逻辑与包容性发展实现了有机契合

在新全球化过程中，由资本全球扩张带动全球化不断拓展的逻辑会发生改变。传统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的逐步发展，资本主义在相当长时期内都是主导性力量。但是，新全球化的兴起必将改变由资本全球扩张推动全球化进程这一拓展逻辑。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指出：“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可以说，资本的本性就是追求剩余价值。

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追求具有双重影响。其一，会激化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使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无法通过自身调整或改革来克服，注定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命运。其二，会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随着资本在全球范围的扩张，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扩展到全球范围，从而具有了全球性。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扩张，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全球性危机的根源。资本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带着明显的资本主义印记，存在着或伴生着资本扩张过程中的许多重大弊病。经济全球化同时也把市场经济消极的东西全球化，如环境污染的全球化、移民问题的全球化、疾病传染的全球化、生态破坏的全球化等，给世界造成了许多混乱和不和谐。

生产社会化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在全球化时代表现出许多新的特征，如各国国民经济的有计划和可调节与全球经济的无政府状态和准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跨国公司的严密组织和科学管理与世界市场的无序性扩张和混乱状态之间的矛盾，世界生产能力的极度膨胀与有限的世界市场容量之间的矛盾，国家与国家之间以及各跨国垄断集团之间的矛盾等。这些矛盾的尖锐化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世界经济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以及世界经济各部门、各领域之间的结构性比例失调，进而导致世界局势的动荡和危机。不可否认，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内部由于进行宏观调控和推行福利政策，阶级对立、贫富悬殊有所缓和，但这并不表明这些国家就此消除了阶级对立、贫富悬殊。虽然有组织的阶级斗争在减少，但是阶级之间的冲突有增无减。与此同时，西方各国政府对社会结构变化的影响力逐渐降低，这种状况证明西方社会并非处于一种十分良好的状态，反而孕育着复杂而危险的矛盾。

当前，世界正在发生从旧全球化向新全球化的转换，新全球化呈现出全新的发展态势。新全球化意味着参与更平等、发展更包容、成果更共享。参与更平等意味着新全球化的参与主体是多元的。当前，主权国家依然是国际社会最主要和最重要的行为主体。一直以来，国家主权原则都是国际法最重要的基本原则。在新全球化的过程中，这一原则无疑将会得到更好的实行，新全球化也会为国家主权平等创造更好的条件。发展更包容是新全球化非常突出的特点。一方面，新全球化的发展要承认各国发展水平和发展条件的差异性，并且要尊重各国人民对于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模式的自主选择；另一方面，新全球化的发展推动所有国家的共同发展，即可以推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共同发展。成果更共享是新全球化关注的重要问题。从结果导向看，发展成果要实现所有国家、所有人民的共同享有。只有这样，才能避免陷入传统全球化的困境之中，避免发展不平衡伤及世界经济本身和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新全球化使得市场化竞争逻辑与包容性发展实现了有机契合，有助于全球治理体系更加优化、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更加公正合理，进而提高全球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世界经济发展与和平进步。在新全球化进程中，生产要素将实现全球配置与自由流动，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将更加顺畅，同时，各国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会受到尊重与维护，各国将更注重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冲突与国际争端，而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市场将越来越小。任何试图实现整齐划一的甚至倡导西式全球化模式的主张，都将会受到国际社会的抵制以及批判。

发展内涵更加深入：“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

无论过程多么曲折和艰难，全球化都势不可挡。当前，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特别是以信息通信技术为代表的第三次技术革命，必将推动生产力不断发展，改变全球经济发展的面貌和格局，推动各国之间形成更加紧密的依存关系。在全球化向新全球化转变的过程中，其发展内涵必然发生变化。中国为推进新全球化和遏制逆全球化提出的最为重要的主张就是“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一带一路”倡议包含了与以往全球化完全不同的理念，即“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绵延两千年之久的中国古代丝绸之路，传播了中华文明的和平、开放、包容理念，而“一带一路”倡议传达的是中国的和平理念与开放思想。当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和第二大经济体，中华民族正在日益走向伟大复兴。周边国家对中国的崛起和日益庞大的体量难免有些担心。为此，中国绝不走历史上其他国家国强必霸的老路，并借助“一带一路”倡议向周边国家表明：正在崛起中的中国是促进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是带动世界发展的重要力量。“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各国资源禀赋各异，经济互补性较强，彼此合作的潜力和空间很大。同时，“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涉及众多国家和地区，而且涉及众多产业和生产要素，其推进必将释放巨大机遇。通过“一带一路”建设，中国将同参与各国共享发展成果。总之，“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为推动新全球化深入发展而提出的经济合作新模式，具有多重内涵，是跨越多区域的倡议和方案。

当前，“一带一路”建设已经对多国经济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例如，中国与相关国家一道共同加速推进雅万高铁、中老铁路、亚吉铁路、匈塞铁路等项目，还同一些参与国组织开展了多种形式的金融合作，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一带一路”建设还有助于实现陆海联通，为沿线国家打通经济走廊，把中国发展同各国发展结合起来。在推动各国联动发展、加深融合的同时，“一带一路”建设也有助于各国形成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以及命运共同体。总之，“一带一路”建设承载着经济全球化的梦想，是对经济全球化的一种补充和完善，将推动新全球化更加开放、均衡、包容和普惠。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相互依赖、利益交融、休戚相关为依据，以和平发展与合作共赢为支柱，包含一系列新的重大理论观点和战略思想。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但人类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也越来越多，甚至威胁着其生存与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使人们明确：人类的命运休戚相关，各国在发展本国利益的同时必须兼顾他国的合理关切。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可以加深人类对自身命运整体性的认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揭示的是“分享、合作、共赢、包容”的精神内核，表明了中国外交“立足国内，兼顾世界”的基本立场和行为逻辑。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们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要同舟共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可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积极开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要战略与重要思想，也能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理论指导。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是中国传统价值理念的体现以及中国外交不断探索的结果，也是对当代中国外交理念的继承和升华，还是新时代指导人类文明发展的新思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我们生活的世界充满希望，也充满挑战。我们不能因现实复杂而放弃梦想，不能因理想遥远而放弃追求。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各国应秉持公平、均衡、普惠、互利、共赢的原则与他国进行协商合作。

“一带一路”倡议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与中华文化和历史紧密相关，也与中国外交实践紧密相关。它们都是中国共产党为应对全球化挑战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提出的重要方略和重要思想，既创新了全球治理和国际合作的模式，为全球性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中国方案，也为中国外交提供了重要指导思想。“一带一路”倡议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途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升华。一方面，通过“一带一路”建设，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贸易合作日益加强，有助于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引领世界政治经济大变革；另一方面，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和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是相互联系、彼此促进、有机统一的历史过程。“一带一路”建设成果越显著，我国参与全球治理就越有底气，也就越有利于实现或接近实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当前，在我国的大力推动下，“一带一路”建设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这些都是中国推动新全球化进程的生动体现。

（作者：熊光清，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教务处副处长）

信息来源：中工网

19.中美贸易摩擦与中国制造业对外投资走势

2021-05-14 16:57  文章来源：《经济纵横》

来源:《经济纵横》2021年第2期

王永中

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世界经济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周学智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近年来，中美贸易摩擦对于中国制造业对外投资和供应链稳定的影响引发广泛关注。美国对中国大量输美商品征收高额关税，一个重要动机是利用关税手段，诱导美国制造业企业回流本土，推动中国制造业外迁产能，削弱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供应链地位，打乱中国在高端制造业、科技领域的追赶节奏和步伐。为监测中国制造业企业对外投资的动态状况，我们综合利用FDI Intelligence的绿地投资数据、BVD的跨境并购数据和官方的对外投资数据，分析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国别分布和行业结构。

一、投资规模波动下行，但绿地投资规模呈增长态势

中美贸易摩擦以来，在全球经济低迷和跨境直接投资规模大幅下滑的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呈低速下降态势，但总体稳定，中国制造业对外投资出现震荡下行态势。根据商务部的数据，2018年、2019年和2020年前11个月，中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流量规模分别为1213.2亿美元、1169.6亿美元和950.8亿美元，同比依次下降0.3%、3.6%、3.1%；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分别为191.1亿美元、202.4亿美元、157.6亿美元，同比增长-35.2%、5.9%、-15.1%（年化增长率），占中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规模的比重依次为15.8%、17.3%、16.6%。中国制造业企业在2019年对外直接投资之所以能实现逆势增长，除寻求低成本的投资目的地和拓展海外销售市场等原因外，一个重要的推力可能是规避美国加征的高额关税。2020年中国制造业对外投资规模的下降主要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中美经贸摩擦所起的作用较小。

另据FDI Intelligence和BVD的数据，2018—2019年中国制造业对外投资流量虽波动下行，但占中国对外投资的份额却震荡上升。中国制造业对外投资规模先由2017年的410.1亿美元略升至2018年416.8亿美元，增长1.6%，后降至2019年的385.7亿美元，跌幅为5.9%。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有所萎缩的背景下，制造业占对外投资的份额波动上升，先从2017年53.9%降至2018年的44.9%，后大幅升至2019年的65.2%。这意味着，中美贸易摩擦以来，中国制造业对外投资步伐确实有所加快，明显快于其他行业。

在全球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总额、中国制造业对外并购投资规模大幅下降的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对外绿地投资规模出现逆势稳定增长态势。中国制造业对外绿地投资规模在中美贸易摩擦之前和过程中均稳步增长，先由2013年的145亿美元快速升至2014年的243亿美元，2015—2016年回调至210亿美元左右，2017年跨越300亿美元的关口升至31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53.7%，2018年略降至297亿美元，跌幅为6.0%，后于2019年创历史新高，达372亿美元，升幅为25.3%。（见图1）

与以产能转移为主要特征的绿地投资的稳定增长形成鲜明反差，以寻求技术和战略资源为主要动机的中国制造业对外并购投资额大幅波动，先由2017年的94.6亿美元升至120.2亿美元，增长27.1%，但在2019年骤降至14.0亿美元，跌幅达88.4%，呈断崖式下跌态势。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全球经济大幅衰退和大国地缘政治竞争加剧等因素的影响，市场观望情绪浓厚，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活动继续放缓。据安永发布的报告，2020年前三季度，中国企业宣布的海外并购数量371宗，同比下降21.1%，海外并购总额244亿美元，同比下降50.6%。其中，先进制造与运输业并购案51宗，同比下降35%，并购金额29.6亿美元，同比下降10%。这表明，在贸易摩擦、新冠肺炎疫情和科技竞争的叠加影响下，中国制造业对发达国家的技术寻求型投资阻力显著上升，从而，中资企业越来越难以通过跨国并购来提升技术水平，而必须通过自主研发来促进技术进步。

二、电子、通信和汽车等受关税影响较大行业的对外绿地投资明显增长

中国制造业对外绿地投资主要分布于金属、化石能源、化工、汽车、纺织、橡胶、电子、食品和烟草、造纸包装、通信等资源或劳动密集型行业。中美贸易摩擦以来，金属、化石能源、电子和通信行业的对外绿地投资规模增长，而化工、纺织、橡胶、食品和烟草、造纸和包装的对外绿地投资规模下降。电子、通信行业的对外绿地投资规模波动上升，先由2016年的23.4亿美元、10.7亿美元分别跌至2017年的11.6亿美元、0.7亿美元，2018年反弹至23.3亿美元、7.1亿美元，2019年进一步升至37.4亿美元、16.6亿美元。汽车OEM及零部件、化工行业的对外绿地投资也经历了一个先跌后升过程，分别先由2017年的58.4亿美元、79.6亿美元跌至2018年的32.2亿美元、3.3亿美元，后反弹至2019年的50.8亿美元、34.5亿美元。金属冶炼、纺织行业对外绿地投资规模的波动幅度大，在2018年分别达峰值的113.7亿美元、33.9亿美元，2019年跌至36.5亿美元、16.9亿美元（见表1）。其中，金属、汽车、电子和通信等行业有多种商品列入美国的征税清单，受美国加征关税影响较大。

值得注意的是，中美贸易摩擦导致中国企业面临的国际环境出现了较大不利变化，制造业境外并购投资明显受阻。2018年，贸易摩擦爆发对中国企业对外并购投资的影响不明显。2019年，美国和欧洲国家先后出台了更为严格的针对外国直接投资的管控措施，中国企业对外收并购投资出现断崖式下跌。其中，中国在机械、装备等工业制品行业的对外并购投资降至零，而该行业包括电子、汽车和装备制造业，技术含量较高。

三、对越南、印度、巴西和墨西哥的投资强劲上升，对欧美发达国家的并购投资断崖式下降

中国对外制造业投资具有突出的区域特征，绿地投资主要集中于发展中国家，跨境并购投资基本分布于发达国家。贸易摩擦以来，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的绿地投资呈稳定增长，对发达国家制造业的绿地投资和并购投资均快速下降。从表2可见，中国对俄罗斯、印度、越南、巴西和墨西哥的制造业绿地投资总额由2017年的52.9亿美元，升至2018年的56.2亿美元，2019年进一步攀升至211.9亿美元，但对其并购投资额接近零。中国对美国、德国、英国和法国的制造业绿地投资合计额先由2017年的71.5亿美元，降至2018年的16.1亿美元，后回升至2019年的37.4亿美元；中国制造业对其并购投资额大幅下跌，先由2017年的48.5亿美元，大跌至2018年的16.2亿美元，2019年则基本为零。这表明，中美贸易摩擦以来，中国企业对欧美发达国家制造业技术寻求型的并购投资门槛急剧抬升，投资规模呈现断崖式下跌。

中国对越南、印度、巴西和墨西哥的制造业投资出现强劲增长，投资份额大幅跃升。部分人力和自然资源较丰富、经济开放度高、经济发展潜力大的新兴经济体，成为中国制造业对外绿地投资的主要目的地。2018年，中国对印度、越南和巴西制造业投资规模分别达34.4亿美元、8.6亿美元和4.1亿美元，依次增长2.2倍、2.8倍和0.8倍。2019年，中国对越南、巴西和墨西哥制造业的投资额分别为32.2亿美元、17.9亿美元和11.7亿美元，依次增长2.8倍、3.4倍和5.4倍；中国对印度制造业投资规模为27.9亿美元，虽下降18.7%，但仍为2017年的2.6倍。中国对越南、印度、巴西和墨西哥制造业投资占中国对外制造业投资的份额迅速攀升，由2017年的6.4%升至2018年的11.7%，2019年进一步升至23.3%。

2018年下半年以来，美国和欧洲对外资的管制逐步收紧，极大影响了中国企业对欧美的投资特别是并购投资。中国对发达国家制造业投资呈断崖式下跌，投资受阻现象明显。中国对发达国家制造业投资额由2017年的168.0亿美元降至2018年的134.3亿美元，2019年进一步跌至72.4亿美元，占中国制造业对外投资的份额由2017年的41.0%逐步降至2018年的32.2%和2019年的18.8%。美国和德国是中国对发达国家投资的主要目的地。中国对美国的制造业投资规模由2017年的52.2亿美元跌至2018年24.6亿美元，降幅达52.9%，2019年进一步降至16.7亿美元，下跌32.1%。中国对德国制造业的投资规模由2017年26.9亿美元降至2018年4.7亿美元，降幅达82.5%，2019年虽回升至17.7亿美元，但仅有一个绿地投资项目。其中，2018年，中国对美国、德国的制造业并购投资出现大幅下降，分别由上年的27.7亿美元、13.2亿美元降至14.3亿美元、11.9亿美元，降幅分别达48.3%、91.0%。在欧美相关法案出台之后的2019年，中国对美、德制造业企业的并购活动基本停止。

四、外资制造业企业出现隐性外迁

外资制造业企业外迁产能有显性和隐性两种方式。显性外迁表现为在华外商投资企业撤资和向外搬迁工厂。隐性外迁有两种方式：一是跨国公司的转移订单行为。外资制造业企业在中美贸易摩擦爆发后虽未撤资，但可将订单转移至国外已有的子公司或兄弟公司。二是外资企业停止和削减对华新增投资。外商来华直接投资减少，也是制造业的一种潜在损失。

生产订单转移的现象在中美贸易摩擦爆发之前就已存在。如，对纺织行业而言，越南作为美国第二大纺织品服装进口市场，具有产业配套相对完善、生产成本低、劳动力充裕等优势，最有可能承接来自中国的订单转移。在自行车行业，中美贸易摩擦爆发后一些国际品牌商也存在转移订单的现象。如，崔克（Terk Bicycle）自行车公司、肯特国际(Kent International)自行车公司为了规避美国对中国出口商品加征的关税，将原有在中国的订单转移至柬埔寨工厂进行生产并出口。另据一项调研，一些在华外资企业主要采取转移订单而非撤资的方式来外迁产能，将原本属于中国工厂的订单转移至东南亚等国。

制造业外迁的另一种隐蔽形式是外资企业停止和削减对华新增投资。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跨国公司出于分散产业链的考虑，适当增加对东盟、南亚和拉美等地的投资，降低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度。目前，一些在华外资投资企业虽有一定的外迁意愿，但中国制造业对外资仍具有较大吸引力。外资企业对制造业的绿地投资在2015—2017年期间维持高度稳定，均值约为277亿美元，2018年急剧升至731亿美元，2019年虽降至351亿美元，但明显高于前些年的水平。新冠疫情打破了美国政府的中美经贸脱钩和国际产业链“去中国化”的如意算盘。制造业企业外迁产能的意愿已显著降低，这从中国吸引外资规模持续逆势攀升可得到验证。据商务部数据，2020年，中国非金融部门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443.7亿美元，同比增长4.5%，创历史新高。其中，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额同比增长13.9%，高技术产业吸收外资同比增长11.4%。不过，在后疫情时代，全球制造业产业链可能加快出现区域化、多点化的特征，中国面临的产业外迁压力可能会上升。

20.商务知识-----组合式专利布局策略

专利布局其实并无太固定的格式与规则，基本原则是根据整个市场的专利状况、自身的专利状况包括财力、人力以及相关因素的综合考虑进行合理的规划。前述各种专利布局并未囊括所有类型，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同时，各种基本的专利布局之间可以进行各种组合或变形，从而形成一个专利防护网。优质的专利防护网应该具有严密、有层次感且性能价格比优越的特点。所谓严密就是密不透风，不给对手以可乘之机，这不是说专利越多就越严密，更重要的是质量的把握，对于技术研发方向的研判。否则，可能是一大堆专利，然而大部分属于垃圾专利之类，如同一群散兵游勇、一触即溃，那就起不到防护或遏制的作用；所谓有层次感就是要有战略纵深，形成一个多层次的防护网，富有深度，是立体的而不是扁平的，需要将各种专利布局策略有效的组合起来；性能价格比优越其实非常能够体现智慧的，就是以同样的费用与投入产出最大的效益，这无疑是非常考验人的智慧的。优秀的防护网应该有两个功能，一个是防护自身的专利或非专利技术不受侵犯，二是能够成为攻击竞争对手的根据。这个网做得越好，其发挥的作用就越大。

编辑：政策法规处（公平贸易处）2021.6.1.8: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