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从加入WTO到加入CPTPP：中国产业政策的未来

转载自商务部网站  2021-11-15 17:43  文章来源：“比较”微信公众号

徐林

中美绿色基金董事长

2001年11月11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议定书在多哈正式签署，这标志着结束了中国历经15年从“复关”到“入世”的漫长谈判，正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

今年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周年，是值得纪念的一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对世界日益深化的经济全球化来说都是大事件。对中国来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使中国的贸易环境大大改善，在更大范围获得了基于规则保护、更稳定的贸易最惠国待遇，出口产品面临更低的关税障碍和非关税壁垒，围绕贸易争端的解决有了基于多边规则的可预见性。也由于世贸规则的约束，通过修改大量国内法律法规，我国国内涉及经济和市场管制的制度和规则变得更加公开透明并符合国际惯例，营商环境得到相当程度的改善并日益国际化。

为了履行中国的对外承诺，中国政府做了大量工作，实施了大量改革开放的实质性举措，所有承诺全部履行完毕。中国清理了2300多部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使中国的市场准入条件更加透明和规范，更具可预见性。通过人大、国务院各部门修订325件，废止830件，范围涉及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知识产权、投资等各个方面；地方政府协同采取行动，共清理出9万多件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和其他政策措施，并分别进行了修改和废止处理。应该说，这是中国政府为了与国际规则对标进行的涉及面最广的一次制度改革与修订。

中国按照承诺逐步削减进口关税，平均关税总水平从2001年的15.3%下降到目前的9%左右，其中农产品平均关税从18.8%降低到15%左右，工业品平均关税从14.7%降低到7.5%左右。除农产品按谈判结果实施关税配额制度外，进口配额等非关税壁垒也相应取消。在服务贸易领域，特别是金融、电信、分销、运输等重要部门，中国服务业的开放水平已接近发达国家，各部门制定、修订了外资市场准入相关法律法规，取消了一些部门对外商企业的歧视性待遇以及股比、数量、地域、资质等方面的限制，不少已经超出了当时的开放承诺。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的对外贸易获得了大发展，货物进出口总额从2002年的6208亿美元，增加到了2020年的44670亿美元，年均增长11.6%，累计形成的货物贸易顺差达到5.16万亿美元，其中来自美国和欧洲的贸易顺差累计分别达到3.61万亿美元和1.86万亿美元。即便算上服务贸易，中国货物和服务贸易累计形成的贸易顺差也达到了3.85万亿美元。中国的投资环境也大大改善，吸引了大量外国直接投资进入中国，中国的产业体系也由于营商环境的改善以及与国际规则和惯例的接轨越来越深地融入国际产业链，成为国际制造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也因此成为全球最大、门类最齐全的制造业大国，制造业增加值名列全球第一。2002—2020年，我国累计利用外国直接投资超过了1.4万亿美元，外商投资企业的产业分布和企业结构更加多样化，外商独资企业数量持续上升。金融领域的市场准入也更加开放，外资控股的金融机构数量和领域都在增加。外资通过在中国的商业存在、技术引进、技术转让、技术培训、技术研发等不同方式，为中国的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做出了积极贡献。根据公开的官方统计资料计算，外资企业以占2%左右的市场主体数，贡献了10%左右的就业，40%左右的进出口，16%左右的税收。国际贸易和投资规模特别是出口规模的扩张，拓展了中国经济自身生产要素和国内市场决定的生产可能性边界，累计使3亿左右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得以转移到城市地区的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业就业。如此大规模的生产要素从劳动生产率更低的农业部门配置到生产率高出几倍的非农产业，不仅大大提高了国家整体的劳动力要素配置效率，也提高了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和整体竞争力。大量贫困农民通过跨地区、跨产业转移就业在解决温饱问题的基础上摆脱了贫困，通过参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提高了自身的就业技能和综合素质，对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也产生了积极作用和深远影响。所以，无论从哪个视角分析，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技术进步的积极效应和财富效应都是全面、显著而深刻的。

2021年初，当年共同参与谈判工作的同事们通过微信群聚集在一起，觉得有必要将各自参与的谈判经历和体会写出来，或许对历史和未来都会有点用处。我当时的谈判搭档，中国商务部原副部长，现任WTO副总干事张向晨先生在赴日内瓦就任前专门电话我，希望我能认真写一篇文章记录当年的谈判点滴，也把个人的专业体会表达出来，给感兴趣的读者和政策制定者带来一些面向未来的启发和思考。向晨的话说得非常真切，他说，如果今年不写出来，再过10年到30周年时，有的人可能就不在了，有的人想写也写不动了，或者记不住了。这些话对我触动很大，我坚信自己30周年时还能活还能写，但觉得早一点写出一些作为当事人的点滴故事和思考，或许对未来是有意义的。

01 因产业政策参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

1989年夏天，我从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毕业后进入国家计划委员会长期规划司预测调研处任主任科员，主要工作是经济预测和调研。1992年，因长期规划司和产业政策司合并为长期规划和产业政策司，我调入发展战略和生产力布局处工作，后来又调入产业结构处任副处长。产业结构处是原产业政策司的核心处，刘鹤、杨伟民都分别担任过这个处的处长。结构处的主要工作职能就是分析和研判产业结构变动趋势，研究制定中国的国家产业政策。在时任主管副司长刘鹤的领导下，我参与了20世纪90年代国家产业政策纲要、汽车产业政策、建筑产业政策，以及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出台的《当前国家重点鼓励发展的产业、产品和技术目录》等产业政策的讨论、编制和实施。我原本是学数学专业的，后来读了数量经济学专业研究生，主要长于经济模型分析，并无公共政策制定的专业背景和实践经验，跟着领导们参与并共同讨论一些政策和战略话题，对我来说是一个难得的产业政策学习、思考、实践和反思的机会，至今受益匪浅。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产业政策的实践起源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工业化进程，政府采用中央计划经济手段加速推进工业化。比如，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本质上就是一个以156个工业项目为重点的工业化计划，这实际上是不以产业政策为名的产业政策。政府通过中央计划的资源调动能力，将资源优先配置于计划确定的重点工业项目，这不仅包括资金和土地供给，还包括大学的专业设置和大学毕业生的分配，国家计划项目所需生产和生活资料的配给，甚至还包括配套的专用交通线路的建设。今天我们说的举国体制，是那个年代国家实施重点产业发展或重点项目建设的主要政策机制和手段，算得上名副其实的举国体制。

如果按照更广义的产业政策定义，即政府通过自身掌握的资源配置权影响并改变基于市场资源配置的产业发展路径和模式，中国以工业化为目标的产业政策至少可以追溯到清朝洋务运动前后，那时候清政府不仅有官办的特定产业，甚至还有对私人和外国投资于特定产业的激励政策。但中国真正以产业政策为名开始制定并实施产业政策，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这主要是基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团队对日本产业政策制度的研究、借鉴和建议，他们的研究成果和建议得到了当时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批示和首肯，认为产业政策是对传统计划模式的一种更市场化的替代。为了贯彻落实领导批示，1988年，原国家计委成立了专门的产业政策司，负责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工作。在时任司长周才裕的领导下，产业政策司研究编制了1989年3月发布的我国第一部以产业政策为名的产业政策《国务院关于当前产业政策要点的决定》。

我在国家计委接触到的第一个产业政策实际案例是1991年参加由副主任芮杏文（曾任上海市委书记）牵头领导的关于若干产业领域重复建设、产能过剩的调研。我参与铝型材小组的调研，专门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大沥镇调研。铝型材加工行业的进入投资门槛和技术门槛都不高，当时很多民营小厂买几台注塑机就可以进行铝型材加工，这些小企业经营灵活，具有明显的成本优势。原有的国有企业设备虽然更好，但因内部机制等原因，结果产能反而得不到发挥，处于亏损状态，因而对南海的民营铝型材加工企业有颇多抱怨，认为它们破坏了市场秩序，产品质量达不到标准。如何看待民营企业进入导致的产能过剩，当时在调研组内部就有不同看法。一种看法是要强化对产能的计划管理，防止民营企业盲目进入导致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破坏市场秩序；另一种看法认为，在市场经济形成过程中，有一定程度的重复建设和过剩产能是促进市场竞争和产业技术进步的基本条件，不可能通过政府的计划管理做到产能供求完全平衡。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芮杏文副主任作为一名资深的部级领导，在总结讨论时认为，不能因为部分产业放开民营经济的市场准入后存在一定程度的产能过剩，就要对产能实施计划管理，一定程度的产能过剩对促进行业内竞争是有好处的，政府和市场都应该有一定的容忍度。作为从计划经济年代过来的高级领导，芮主任在当时就能有这样的看法真是令人敬佩。最终，国家计委给出的调研结论是整体产能过剩的状况并不严重，引入民营企业促进行业竞争有利于提高产业技术水平和竞争能力，政府需要产业信息披露和投资引导，强化技术标准管理，确保产品质量达标和市场的同质竞争。铝型材加工行业最终的发展结果是，在佛山南海的大沥镇，形成了我国最大的铝型材加工基地，也形成了亚洲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民营铝材加工厂。

进入90年代，特别是经过1989—1991年的“三年治理整顿”和邓小平“南方谈话”后，中国发展和改革进入了新一轮增长周期。为了适应这一趋势，国家计委在编制完成并开始实施国家“八五”计划的同时，开始研究制定面向90年代的新的国家产业政策。1994年上报国务院，最终出台了《90年代国家产业政策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纲要在深入分析国内需求结构和产业结构变动趋势的基础上，第一次提出了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概念，将汽车、建筑等明确为我国经济的支柱产业，并针对支柱产业的发展，制定了专门的《汽车产业政策》《建筑产业政策》和《水利产业政策》。特别是汽车产业政策的出台，引起了各方面的广泛关注，这不仅是因为针对我国汽车开始逐步进入家庭的趋势，第一次明确将汽车工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还因为汽车产业政策在产业组织结构、产业准入、规模经济、合资企业国产化等方面提出的政策举措，引起了国内外媒体、产业界和政府的广泛关注。为了迎接汽车进入家庭时代的到来，《建筑产业政策》还前瞻性地规定城市大型公共建筑和住宅小区，都要规划、设计、建设地下停车场。这些产业政策的出台恰逢中国正在努力进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由于美国汽车制造企业的格外关注，美国谈判代表率先提出了讨论中国产业政策的要求。

1995年春，当时的外经贸部国际司易小准处长和张向晨副处长（后分别担任商务部副部长和WTO副总干事）找到我，希望了解我国产业政策的制定情况，并告诉我美方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中提出了对我国产业政策的关切。不久后，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办公室（USTR）副代表德沃斯基女士通过外经贸部提出要和我见面，了解中国新颁布的产业政策。考虑到对方是一位美国联邦政府的副部级官员，我请示当时的规划司司长蓝世良，希望他出面牵头会见美方的德沃斯基副代表，我陪同会见。但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蓝司长坚持先由我来会见。最后，我带着处里的一位刚从人民大学毕业的年轻公务员，会见了德沃斯基副代表，回答了她针对中国新出台的产业政策，特别是汽车产业政策提出的问题，并围绕中国产业政策的实施机制和主要政策手段等进行了讨论。从讨论情况看，美方关注汽车产业政策的部分政策手段可能对汽车贸易产生的扭曲性影响，特别是美国汽车进入中国市场，美国汽车企业在中国投资受到的不利影响。此后，因为产业政策问题成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的一个议题，我开始作为国家计委的派出成员，正式加入中国入世谈判。1995年6月—1996年7月，我受汉弗莱奖学金资助，赴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做了一年研究生访问学习，回国后继续代表国家计委参与相关谈判。

02 关于产业政策谈判的主要议题和关注点

从整个谈判议题看，最难的谈判话题并不是产业政策和补贴议题，而是市场准入的相关话题。这包括降低工业制成品关税、取消非关税壁垒、农产品关税和关税配额、信息技术产品零关税（ITA）、服务业市场准入（涉及金融、各类专业服务、批发零售等）。这是因为围绕这些话题的出价（一般被认为是让步或妥协），国内相关部门会存在不同意见，外经贸部在新一轮谈判前协调统一谈判出价和立场都具有较大难度。有时代表团在日内瓦驻地5号（外交部驻日内瓦招待所简称），还不得不为一些出价议题进行内部争吵，立场很难统一。我特别能够理解牵头部门外经贸部特别是谈判代表团负责人龙永图先生的不易，对内对外都需要“打架”以协调谈判立场。在谈判特别胶着且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的那段时间，我能感觉出他的焦虑和无奈。有一次晚饭后在日内瓦湖边散步时我问龙部长，我说总书记和总理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底是什么态度？我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我觉得没有最高领导的政治支持，代表团内部成员和部门之间还存在不同意见，仅靠技术层面对内对外的讨价还价，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样的大事件是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的。龙部长似乎也没有把握给我一个十分具体的说法，我记得他只是说江总书记喜欢看英文书，他觉得喜欢看英文书的人一般都比较开放，应该会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来的事实证明，江泽民总书记和朱镕基总理都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给予了强有力的政治支持，在谈判最后阶段都亲自投入时间和精力参与了重大谈判议题的拍板，这是中国最终能够顺利结束谈判的坚强支撑。

相比市场准入的讨价还价，围绕产业政策的磋商并不算特别困难。经过几次磋商，中国产业政策手段主要有三类：一是关税和非关税措施，主要功能是保护国内产业；二是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比如针对外资企业的国产化率（local content）要求，也包括针对国内投资项目的国产比例要求；三是针对特定产业或企业的专项补贴，包括直接财政资助、税收优惠、贷款贴息、价格支持等。前两类议题都有专门的谈判小组负责，但没有专门的工业补贴谈判小组。可能是出于对我的信任，龙永图团长最终决定由我来专门负责工业补贴的谈判。按照当时在代表团内部的分工，补贴领域的谈判主要由张向晨和我负责，他负责农业补贴谈判，我负责工业补贴谈判。

世界贸易组织补贴和反补贴协议对补贴是有明确定义和分类的，对政府补贴有明确的定义，即政府或任何政府机构提供的财政资助即被认定为补贴，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政府涉及的直接资金转移（如赠与、贷款、投股），潜在的资金或债务直接转移（如贷款担保）；二是本应征收的政府收入被豁免或不予征收（如税收优惠和抵免）；三是政府提供不属于一般基础设施的商品或服务，或购买商品；四是政府向基金机构支付款项，或委托或指导私人行使上述列举的一种或多种通常是赋予政府的职权，以及与通常由政府从事的行为没有实质差别的行为；五是政府对企业的收入支持或价格支持。除此之外，协议还定义了专项补贴（professional subsidy）、禁止性补贴（forbidden subsidy）、可诉性补贴（actionable subsidy）、不可诉补贴（non actionable subsidy），以及在何种条件下因补贴导致纠纷，可以通过何种方式解决纠纷或采取反补贴措施。

简单地说，世界贸易组织补贴和反补贴协议禁止成员实施以扩大出口、进口替代为特定业绩目标的补贴，这类补贴属于禁止性补贴；协议把针对特定产业或特定产业主体的政府补贴定义为专项补贴，这类补贴虽然不是禁止性补贴，但由于可能对别国特定产业造成损害，是一种可诉性补贴，在特定情况下会导致争端并面临反补贴措施。除此之外，协议将政府对特定产业主体的直接或非直接研发补贴，在一定条件范围内，视同为不可诉补贴。中国的总体谈判立场是，如果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允许的过渡期结束后，中国将遵守世界贸易组织反补贴协议的各项规定。

有了上述基本立场，关于工业补贴的谈判不是如何讨价还价，主要任务是梳理国内存在的各类补贴措施并履行通知义务，在此基础上向谈判对象解释各类补贴的含义和范围，解释能力和解释的说服力是关键。为了完成补贴谈判任务，我花了不少时间读懂世界贸易组织的反补贴协议的各项规定，并研究相关国家涉及产业补贴的主要做法，在充分理解的基础上查找梳理我国针对不同工业领域的主要补贴措施并通知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在我接手这项工作时，我们提供给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的补贴通知（notification of industrial subsidies）只有4页纸。在谈判时美方代表认为，欧盟成员国提供的补贴通知累计有1000多页，美国提供的补贴通知也有80多页，而中国作为一个非市场经济国家，只提供4页纸的补贴内容肯定是有隐瞒的，完全不具备说服力。在谈判中，美方通过华裔雇员从中国各类官方媒体找到了不少补贴“证据”，并以此作为谈判素材，证明中方没有对国内的工业补贴项目提供足够的通知，这曾经让我十分被动。经过梳理和归纳，我和外经贸部国际司的胡盈之，共同努力提供了一份40多页的工业补贴通知。这些资料散见于中国国内涉及财政税收的各类统计和年报资料中，主要包括针对特定地区和产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国有企业的亏损补贴、预算内研发支出等，大多数是可诉性专项补贴。美方对数据的要求不仅涉及补贴的年度数据总额，还要求落实在不同的产业部门，以便于他们分析中国政府对不同产业的补贴强度。不过，与外方围绕补贴进行的谈判，主要还不是像市场准入谈判那样的讨价还价，更多是解释政府提供各类产业补贴的背景、补贴逻辑、补贴规模、主要做法、未来如何改变等，有时候像是在进行学术探讨而不是在谈判。

与补贴谈判相关的一个话题是国有企业问题。在补贴谈判中，美方代表提出了中国工业部门的国有企业问题。他们认为，中国国有企业本身属于政府出资成立的公司，是政府对企业的资本金或股权支持，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补贴和反补贴协议对补贴的定义。此外，他们还认为，中国国有企业相对于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而言，利用国有企业具备的政府信用支持，可以从银行享受更低的贷款利率，相当于政府补贴，而且构成了对竞争对手的不合理优势，会导致市场的贸易扭曲。针对外方提出的问题，我根据当时国内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和进展，在谈判中进行了如下解释和争辩：一是中国正在对国有部门进行改制，很多地方政府所属的国有企业已经改制为民营企业或混合所有制企业，国有经济还会进一步实施“有进有退”的战略性布局调整，国有经济将逐步收缩在事关国计民生的少数关键领域，特别是提供公共服务和产品的领域，而不是量大面广的竞争性领域；二是中国国有企业从事进口贸易的比重并不大，中国的出口主要是由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完成的，国有企业完成的出口占比不到20%，因此中国国有企业对外国同类产业的直接竞争并不显著；三是国有企业虽然相对于国内民营企业能享受更低的贷款利率，但比境外企业在境外的贷款利率还是要高不少，并没有构成对外国企业直接的财务成本竞争优势。这类解释在当时似乎能得到外方相当程度的理解和接受。

另一个谈判话题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可以享受的过渡期问题。在谈判中，我们坚持中国应该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享有全面履行协议的过渡期安排，但美方似乎对此并不认同。记得有一次在与美方代表讨论这个问题时，美方牵头谈判的官员是曾经负责与日本进行汽车贸易谈判的商务部官员，他当时反驳我关于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观点时说，虽然中国用人均GDP衡量是一个低收入发展中国家，但是在讨论贸易问题时不能完全只看这一个指标，中国的特殊性在于，世界上没有哪个发展中国家有中国这样庞大的制造业体系和制成品出口规模，中国对全球贸易体系的影响是别的规模更小、收入更低的发展中国家难以做到的，所以不能简单地对中国适用针对一般发展中国家的过渡期安排。我当然不能同意他的观点，但他的观点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美国对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特殊性的一种看法。

实事求是地说，当时的工业补贴问题并没有成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的实质性障碍，我们的谈判对手特别是美国并没有过多纠缠这个话题。我个人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当时中国各级政府的财力还不足以为国内产业发展提供过多的或者显著的专项补贴，很多政府补贴在当时主要用于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安置，而不是真正用于扶持特定产业的发展，不同行业补贴规模占销售收入的比重也达不到补贴和反补贴协议规定的“显著”标准；二是很多在经济特区、各类开发区实施的税收优惠政策，受惠主体不少是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三是中国在西方国家掌握核心技术的高附加值产业方面尚不具备供给能力，或者有供给但还不足以构成竞争挑战；四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希望将中国纳入多边贸易体系，以规范中国的贸易行为，并没有真正把补贴问题作为阻碍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障碍性话题；五是他们更在意的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会按照承诺尽快实现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遵守补贴和反补贴协议的各项规定，完全取消禁止性补贴，透明实施可诉性补贴和不可诉补贴；六是从国际政治的角度看，西方国家在政治意愿上普遍希望尽快将中国纳入国际多边贸易体系，无意为中国设置太多的谈判障碍。

总体来看，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政治立场和态度对谈判进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第一次接触的USTR副代表德沃斯基女士，在我们会见后不久就离开USTR到日内瓦WTO总部工作，多年后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了解到，她是因为个人立场上不赞成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被白宫调离了这个岗位。这说明当时的克林顿政府在政治立场上是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在实际谈判过程中，日本作为中国的重要贸易伙伴并在中国有较多合资企业的国家，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态度也十分鲜明，我们在谈判间隙私下与日本谈判官员接触时，日方成员甚至还会给我们介绍一些日本人如何在谈判中对付美国人的“经验”。与欧盟谈判官员的接触和交流也很融洽，虽然在正式谈判时会因为具体议题争论和讨价还价，但在结束谈判后的交谈中非常友好，我和欧盟的谈判对手在休息时甚至还一起讨论过布莱尔当选英国首相后的英国政治新气象和新面貌，以及在欧盟总部英语和法语的主导性问题，因为毕竟在与欧盟谈判时，工作语言是英语而不是法语。这些谈判工作中的点滴虽多是小事，但能够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围绕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的国际政治氛围是比较轻松友好的，这有利于加强谈判官员彼此间的信任和营造好的谈判氛围。

2000年底，围绕工业补贴的谈判和磋商基本结束，我方提供的补贴通知也基本得到认可。由于我在国家计委规划司的主要工作转入了中国第十个五年计划的编制，作为规划起草组核心成员，司领导要求我尽快回归“主业”，如非必要，就不要再参加谈判工作了。虽然我挺想继续参加谈判以更好地了解谈判进程和感兴趣的重要议题，但我还是以自己的主业为重，结束了在谈判代表团的工作，专心投入国家“十五”计划的编制。不过最终我也没有真正从头到尾完成“十五”计划的编制起草工作，2001年1月，受李光耀奖学金资助，我离职一年赴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和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攻读公共管理硕士学位。恰恰是在读书期间，中国结束了谈判，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当年，肯尼迪政府学院还十分应景地专门围绕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举办了一场国际研讨会，会议由著名的杰弗里·萨克斯教授主持，我认识的朋友方星海、马骏等中国学者和专家都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次会议反响热烈，充分说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一事件的国际影响力。令我记忆深刻的是会上的一段小插曲，一位在哈佛念书的印度学生也参加了会议，他向萨克斯教授提了一个问题，希望他回答印度大概什么时候能够追赶上中国。萨克斯教授迟疑了一会儿后回答：我认为印度的人口总数很快就会追上中国。这个回答引起了会场的哄堂大笑，让我觉得有点意外，让那位印度学生满脸通红，很是尴尬。说实在的，我当时并不喜欢这样的回答，觉得如果教授的回答是个玩笑，这个玩笑也有点过头了。

2002年，我结束学业回到国家计委规划司工作。商务部易小准与我联系，说是和龙永图副部长商量过，希望邀请我加入商务部新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司，负责政策审议工作。这是一份很专业的工作，需要对国内不同部门的政策机制有足够多的了解，同时还要熟悉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在必要时有能力说服国内的相关政策部门改进政策机制，并对外进行有专业和有说服力的解释。我当时觉得换一个工作领域未尝不可，也感觉自己在国家计委这么多年的历练，有能力胜任这一新岗位的工作，就同意了易小准的邀请。不久后商务部正式给我委人事司发来商调函。由于当时的发改委主要领导、分管领导，以及我所在司司长都不同意，我的调离企图未能成行。2006年下半年，陈德铭副主任从国家发改委调任商务部部长后，还专门打过一次电话给我，告诉我商务部的事业也很有干头，并希望我找时间去他办公室聊聊。我理解陈部长电话的含义，但考虑到马凯主任刚提拔我担任发改委财政金融司司长，就没好意思过去找陈部长。后来一次和德铭部长聚会时他告诉我，是易小准副部长等建议他把我调过去，他后来也觉得不好意思挖马凯主任的墙脚，此事就此作罢。从此我与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的工作关联就完全结束了。尽管如此，我对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这一领域重要议题的谈判进展却一直保持着敏感和关注，一则是因为对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有影响，二则是国际规则的变化也会影响中国政府的政策模式和行为手段。

03 中国参与并完善国际贸易体制的未来议题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年来的发展不仅改变了中国，也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世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中国与邻国及地区的关系，特别是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也相应发生了改变。这些关系的改变毫无疑问对多边贸易体制、区域自由贸易体制与双边自由贸易和投资体制，以及经济全球化进程，都在带来新的影响和挑战。各有关国家都存在一个相互适应变化的过程，并需要重新思考未来的发展道路和体制重建。特别是在新冠疫情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复杂背景下，如何构建国与国之间稳定有序的经济贸易关系，依然是影响国与国之间政治关系的经济基础或“压舱石”，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无法回避的话题和挑战，有不少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并明确思路和举措。

1.如何积极参与并完善全球多边自由贸易体制

作为乌拉圭回合谈判的成果，世界贸易组织取代关贸总协定，成为规范全球贸易活动的多边贸易体制，这一体制的核心是谋求基于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的全球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国与国之间通过广泛贸易获得好处的经济学理论基础，经历了从亚当·斯密的基于绝对优势的专业化分工和贸易，到大卫·李嘉图的基于比较优势的分工和贸易理论的演变，各国都可以通过基于市场的自由贸易获得基于生产并出口自身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的经济福利。这一多边体制为维护全球自由贸易制定了基本规则、争端解决机制和监督机制，是二战结束后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支柱之一。但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和贸易不平衡格局的演变，这一体制的规则性缺陷和效率低下的弊端也日益显现，对其进行改革完善的呼声日益高涨。多哈回合谈判试图对这一体制进行改革和完善，但由于不同成员间分歧较大，任何具有分歧的议题都很难获得成员“协商一致”的赞成，虽然谈判了20多年，至今未取得任何议题的实质性进展。由于多哈回合谈判迟迟不能在一些议题上取得一致，区域性自由贸易协定越来越成为一些国家解决问题的替代性选择，产生了《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区域自贸协定等，这些协定不仅覆盖的区域范围不同，涉及的自由贸易领域和标准也有所不同。

从过去几年的变化看，除了原有改革议题的一致性立场外，还有几个关键因素也可能左右未来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多边谈判是否能取得积极进展。一是美国对世界贸易组织未来作用的态度，因为在特朗普执政期间，已经基本上甩开世界贸易组织机制，对美国不满的贸易伙伴单独采取提高关税等惩罚行动，并倾向于单独和这些有争端的贸易伙伴通过谈判达成双边协议，表现出对WTO机制的失望和不满。美国上届政府时期国会曾经对WTO改革问题举行过听证会，主要立场和观点包括：WTO改革的第一要务是改革上诉机构，美国在WTO和上诉机构方面总体上得大于失，美国应致力于改革而非摧毁WTO和上诉机构，应由国会而不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主导美国对WTO的立场和政策，现行破而不立的政策，浪费美国实力，丧失各国信心，不符合美国利益，美国应以上诉机构改革促WTO全面改革。但新一届拜登政府如何修正特朗普路线目前尚不明朗，但大致会延续上届政府对WTO改革的主要立场，并强调贸易政策要以美国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为中心，让美国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从国际贸易中更多受益，并更多关注一些发展中国家获得的不公平特殊待遇问题。二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会简单满足于WTO原有规则基础上的自由贸易，可能会更在意修改某些现行规则，或增加某些新规则，提高在劳动者权益、环境保护标准（可能涉及碳排放）、知识产权保护、产业补贴、数据安全等方面更高标准的公平竞争基础上的自由贸易。这些立场从几年前G20（二十国集团）德国峰会宣言中采用公平贸易而不是自由贸易的提法中就已现端倪。最近G7（七国集团）关于WTO改革的宣言，进一步强调了所谓团结民主国家维护自由贸易、关注非市场经济做法对市场的扭曲、强制性技术转让要求等针对中国的议题，具有更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色彩。三是考虑到不少条款的修改或增加具有针对中国的意图，中国政府能在多大程度上接受并做出针对性调整也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四是中国也会提出涉及自身贸易利益和公平贸易的规则修改诉求，比如针对中国的高技术出口限制、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以及替代国标准问题等。五是发展中国家能在多大程度上形成同一立场，毕竟主要发展中国家之间在贸易关系方面也存在利益差异和同质竞争关系，一些发展中国家可能并不见得会认同中国的所有立场。西方国家能够认同的特殊性待遇，可能只会提供给那些最不发达或低收入国家群体，中国已经不属于这个群体，甚至几年后可能就进入世界银行标准的高收入国家行列，不太可能享受到这一特殊待遇的好处。上述这些不同的议题和因素，在未来的讨论过程中都具有相当的政治经济复杂性，尽管围绕这些议题要达成一致非常困难，但考虑到多边贸易体制的重要性，中国需要有系统的分析、策略和立场，在一些特殊议题上可以考虑在多边一致性和诸边一致性方面做出选择，以便更好地参与、改进、维护更加合理有效的多边自由贸易体制。

2.如何重塑与美国的正常经贸关系

毫无疑问，美国是中国最重要的经济、技术和贸易伙伴，也应该是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合作伙伴，这不仅是因为两国经济体量巨大，两国间贸易额巨大，中国的贸易顺差主要来自美国，还因为美国是中国主要的高技术来源国，中美两国各自的产业链和技术链相互依赖，并对全球产业链的稳定具有一定影响。正因为如此，中美两国的企业界总体上都希望两国政府能够克服障碍，采取措施稳定两国之间的正常经贸关系。中美过去围绕贸易不平衡问题、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反补贴反倾销、汇率操控等问题发生过多次争端和纠纷，但最终都能通过谈判和增加从美国进口等方式予以化解。特朗普政府在对华贸易方面采取了不同于以往的处理方式，开启并升级了全面的关税战，对中国的高技术行业实施了范围日益扩大的技术封锁和关键零部件、设备封锁，从过去传统的与军事用途相关的领域扩大到了民用领域。加之新冠疫情的冲击和蔓延，美国政府采取了在人权、香港、台湾、新疆、病毒溯源、南海等议题上日益敌对的对华政策，中美双边关系正面临改革开放后前所未有的挑战。拜登政府上台后，虽然在双边关系上开展了多次接触，表达了在不同领域与中国开展竞争、合作、对抗的基本立场，但其政策框架并没有完全修正特朗普时期的做法，比较明确的是继续把中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甚至在南海和台湾问题上更多采取了边缘性博弈手段来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底线，但又明确不希望两国间日益激烈的竞争演变为冲突或新冷战，并希望中美双方能共同加以管控，避免失控。

总的来看，由于政治对经济贸易的干预日益加深，中美经贸关系的好坏依然会受到中美整体外交关系好坏的困扰，这涉及两国在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地缘政治、宗教人权等方面的立场差异，具有相当的复杂性。但从两国经济关系看，美国目前更多担忧的是中国日益增强的产业技术竞争力，以及对美国产业产生的竞争冲击，担心自己诸多领域的技术领先地位会被中国逐渐取代，保持对中国的技术领先已成为他们的首要目标。美国把中国科技和产业升级的成功归结为中国政府实施了日益强化的产业和科技政策支持，得益于中国政府持续强化的进口替代补贴支持。恰恰是出于上述主观理解和部分实证支持，美国政府一方面公开指责中国的产业政策模式，另一方面正在对中国采取日益严格且广泛的高技术产品出口封锁，并试图联合其西方发达国家盟友，共同实施对中国的技术封锁，甚至不惜实施与中国的产业链和技术链脱钩，以阻碍中国产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步伐，以此保持美国自身的技术领先和竞争优势。从美国和部分西方国家近年来的具体做法看，虽然中国对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实质性态度和立场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但他们对中国的态度的确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的策略似乎在有意妖魔化中国或抹黑中国执政党和政府，渲染中国对西方世界和国际秩序的挑战，以便在采取敌对中国的政策时获得更有利的国内政治环境。因此，中美政治和经贸关系在政治上已经成为双方政界十分敏感的政治话题，在这种政治环境下处理好中美两国的经贸关系和纠纷，毫无疑问会比过去困难复杂得多。

从美国国内政治对华态度演进趋势和国际环境变化趋势看，美国不太可能满足于通过谈判获取中国通过增加从美国的进口缩小中美贸易顺差的结果，而会以所谓市场经济标准的结构性改革、公平竞争基础上的自由贸易等为由，逼迫中国政府在国有企业、产业政策、政府补贴、劳工权利、气候环境、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做出进一步改革并减少市场和贸易扭曲的承诺，强化对双边协议实施的监督。美国智库最近也加大了对中国不同行业产业政策和政府补贴对市场和贸易扭曲的实证性学术研究，并提出了针对中国的所谓“创新重商主义”的新概念，对中国的创新驱动政策进行重商主义归类，并认定中国带有重商主义色彩的创新政策会阻碍全球创新，需要发达国家携手共同应对。这类研究可能会为未来中美贸易谈判涉及的结构性改革议题提供学术支撑或讨价还价的“炮弹”。作为应对，中国智库也需要深化对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类似政策的系统研究，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提出我们自己能够主导的谈判议题。因为在贸易投资自由化和公平竞争方面，美国和西方国家政府的做法并非无懈可击，他们在技术创新、军事采购、产业补贴等方面，也有许多各自不同的做法和模式，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对待。从公平对等角度看，我们需要在谈判中促使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放弃对中国长期实施且范围日益扩大的技术出口限制，如果美国不放弃高技术出口限制，中国就有权实施这些领域的进口替代政策，这本身就是一种对等的竞争博弈。从大的贸易平衡角度看，我们不仅要看中美之间的货物贸易，还要看服务贸易，并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的大视角，以及如何更好服务国内消费升级、产业升级、低碳转型，分析判断有利于我国的综合性双边贸易投资框架和相关谈判议题，寻求更综合的双边利益平衡。特别值得研究的是，如何在气候变化合作方面，立足于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推动中美之间在绿色低碳领域技术、产品、服务的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消除跨境交易的任何不合理障碍。

3.如何推进中国的自由贸易区战略

尽管全球不少国家出现了反全球化趋势和贸易保护的民粹浪潮，但专业性主导力量依然相信并坚持自由贸易制度，只是更多强调在公平竞争上的自由贸易体制和投资便利化体制，越来越多地推崇所谓高标准自由贸易体系建设。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通过全球化经营实实在在地享受了自由贸易体制的好处，国家对外开放的方向和目标没有改变也没有必要改变。中国过去的对外开放路径总体上经历了从选择性对外开放、全方位对外开放，到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的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演变进程，并开始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在国内多地进行了自由贸易区试点，在海南全岛实施封闭式管理的自由贸易港制度。这些做法总体上表明了中国政府坚持扩大开放的基本立场和姿态，也就是说不管国际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但如何更好地适应新的国内外环境变化，更有效地推进中国的自由贸易区战略，还需要进一步厘清思路并有步骤地加以实施。

首先，要看到国内现有自贸区试点示范的局限性。从上海开始的自由贸易区试点示范已经推广到全国多个地区，并扩展到海南自贸港建设。但从试点示范的主要内容看，自贸区试点示范更多体现的是国内自主扩大开放的一种试验，主要体现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的市场准入，贸易和投资方面进一步便利化，以及营商环境的国际化改善上，并不涉及与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双边或区域性的共同关税减让、市场准入扩大以及需要共同遵守的贸易投资和市场竞争规则。这一试点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各省区市极力争取的一种区域政策或区域开放政策，对未来在国家层面构建多边、区域和双边多层次自由贸易协议，很难起到实质性的试验和示范作用。如果要真正让自贸区试点具有推进国家自由贸易战略的试验和示范意义，就必须充实自贸区改革的试点内容，在货物和服务贸易自由化、资本项下货币自由兑换、区内区外市场的便利性对接、政府管理和政策机制与国际规则接轨等多方面开展试验，这样才具备检验是否能在全国推广的实际意义，对推进国家的自由贸易区战略才具有试验试点的参考价值。

其次，要有清晰的多边、区域、双边自由贸易体系的构建策略，形成相互支撑和补充的自由贸易制度安排。总体上看，中国需要努力维护并积极参与改进WTO多边自由贸易和投资体系，因为一个稳定的多边自由贸易和投资制度，对中国这样的国家利益分布日益广泛的全球性大国来说是一个稳定有利的制度保障，维护海外经济利益的成本也是最低的。考虑到维护并改进WTO体系的日益复杂性，中国需要系统梳理好谈判议题，区分不同议题准备我们的谈判立场，特别是对那些主要针对中国的议题，要前瞻性地做好研究，哪些议题我们可以让步，哪些不能让步。对市场经济标准、替代国标准、出口管制、国家安全、环保和劳工标准等影响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的话题，也要有我们自己的理论研究支撑和话语引导权。针对美国拉帮结派构建立场联盟的做法，中国也要针对不同国家的立场差异和共同点，构建我们自己参与多边贸易体系改革完善的统一战线，多寻求与不同国家的利益共同点，在此基础上推进WTO多边自由贸易体制的改进和巩固。

在此基础上，中国还需要加大区域性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构建的力度。目前，我国已经与26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19个自由贸易协定，覆盖的进出口贸易接近40%，但还没有与美国、欧洲等大的贸易伙伴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最近我国政府正式提交了加入CPTPP的申请，表明了我们愿意按照高标准自由贸易的要求签署新的自由贸易协定，这是一个非常积极而明确的表态，意味着中国愿意为遵守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明确的规则，考虑国内的相关制度改革。这一主动释放的开放和改革信号，不仅对化解外部矛盾具有重要意义，对推动内部市场化改革，也具有对标性引领意义。当然，围绕加入CPTPP的谈判绝不会一帆风顺，会比当年加入WTO的谈判更难，因为这个区域性自由贸易组织已经带有地缘政治色彩，美国、英国虽然不是成员国，但其影响不可小觑，一定会通过其盟友日本和澳大利亚等，给中国加入该协定的谈判设置种种障碍。

从中国的立场看，在对待加入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的态度和策略上，我们要有更清晰的新战略思考。不要以为一定要等中国的主要产业都足够强大了才能加入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实际上中国越强大，别人对我们的要求会越苛刻，门槛甚至可能会更高，这是因为成员国会更担心中国加入导致的竞争压力和挑战。以中国产业和企业过去20年市场开放后表现出来的竞争力和韧性，只要不受制于内部政治辩论的争议，我们完全有条件做出更开放的市场化改革承诺，谋求尽早与更多国家和地区签署更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协定，为中国企业的全球化布局和经营创造一个更好的基于制度保障的国际环境。

4.如何推进中国自身的结构性改革

要更好地融入全球自由贸易体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国需要在制度改革方面按照高标准自由贸易体系的要求推进相应的结构性改革。也就是说，未来的高水平对外开放，不仅仅是对外国产品、服务和技术的市场准入扩大开放，更多会涉及国内制度改革，是一个制度型开放问题。以CPTPP为例，这一协定不仅在市场准入方面涉及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投资领域，实现了高水平的贸易自由化和宽领域、深层次的服务和投资市场开放，在贸易规则领域，也提出了比WTO以及其他自由贸易协定更严格的纪律要求和新规则，包括电子商务、政府采购、竞争、国有企业、劳工、环境、监管一致性、透明度与反腐败等领域。如果没有国内相应的结构性改革，是难以达到标准并被成员国接纳的。这些结构性改革的实施作为谈判结果或许会被某些人认为是迎合国际规则的一种倒逼效应，心理上或许并不舒适，但其实这是符合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应该作为一种主动的改革开放行为加以实施，更重要的是这对实现中国的高质量发展将是十分有益的。

从现行高标准自由贸易体制的门槛看，有几个与自由贸易体制有关的改革话题可能是难以避免的。

（1）政府和国有企业的资源配置

中国的体制特征决定了政府掌握的资源是十分广泛而庞大的。从生产要素看，城镇建设用地一般由政府从农民手里征用，再由集体农用地变性转换成国有建设用地，而各级政府每年的用地指标实行的是计划额度分配体制，土地资源基本掌握在政府手里，其配置方向也基本由政府左右。从资本要素看，中国的储蓄率虽然有所下降，仍然高达40%以上，但这些储蓄资源大部分掌握在国有控股的银行和保险等金融机构手中，其金融资产占比为70%左右。这些金融机构虽然名义上是商业机构，有自身资产配置的商业化标准，但因为其国有性质及其主要高管的任命方式，依然容易被认为是由政府控制的机构，其资产配置方向要听从政府的指令，并执行国家的产业政策。从技术要素看，中国的研发投入总额虽然已经排名世界第二，达到2.44万亿元，占GDP比重达到2.4%，但政府占比只有不到25%，依然低于美国等部分发达国家的政府投入强度，政府对技术资源的配置虽然有战略方向上的调控和引导，但总体并不显著，且中国政府鼓励政府资助研发项目成果的商业化应用。中国人力资源配置除了在体制内高层和少数核心机密领域还存在人力流动的限制外，已经基本市场化。中国的这一资源配置体制与完全市场化体制的主要差异在于政府有能力对鼓励或支持的部分产业领域，提供条件更优厚的土地供应、资金供应和研发支持，这容易被认为导致不公平竞争和市场扭曲。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对中国来说不可能是私有化土地所有权，也不可能私有化所有金融机构和国有企业，能做的是减少政府对这类资源配置的直接干预，尽可能使土地、资金、研发资源的配置有公开透明的标准、竞争性获取的程序，以及商业化配置的标准，将政策性配置资源的领域，尽可能缩小到具有公共品属性的领域。这样做其实也符合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十九大报告明确的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改革要求，也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的整体效率，符合促进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构建要求。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在未来高标准自由贸易体制下，政府影响或控制资源配置导致的价格扭曲，特别是要素、产品和服务的低价，比如煤电价格不能联动等，也极有可能被视为一种影响公平贸易的价格补贴行为。

（2）产业政策和政府的产业补贴

中国的产业政策总体上带有进口替代的色彩，政策逻辑是先通过进口替代摆脱对国外的依赖并突破技术封锁，更好地满足国内需求，在此基础上出口分享国际市场。这是因为新中国的工业化是在冷战时期开始的，西方集团一直对中国有严格的技术封锁，最开始虽然有苏联集团的技术援助，后因为关系破裂不得不完全追求独立自主。改革开放后，西方国家放宽了对中国的技术出口限制，外商直接投资推动了部分领域的技术转让和技术外溢，但在与军事和国防相关的领域，一直有严格的技术出口管制，近年来在美国的带领下有进一步强化并向民用领域扩散的趋势。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历史和现实，使中国政府工业和科技部门的官员在制定科技和产业政策时，一直具有突破海外技术封锁和摆脱海外依赖的意图，这可以理解为一种对等竞争博弈的具体做法，也可以理解为保持产业链和技术链安全的一种预防性做法。随着中国产业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和竞争力的提高，中国产业的供给能力不断拓展，技术层次不断提升、竞争能力日益提高，开始在越来越多层次更高的产业领域对发达国家的产业构成竞争挑战，这使美国等西方国家更加关注并研究中国的产业政策、产业补贴等问题。他们认为，中国迅速成为工业大国和制造业出口大国，且能够持续保持贸易顺差，是实施了大量的产业政策和产业补贴的结果。这当然涉及如何评价中国产业政策的成效问题。

关于产业政策成效的争论，最著名的莫过于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和张维迎教授的公开辩论。产业政策的作用到底如何，国际学术界也一直有不同看法，世界银行在其多年前的报告《东亚奇迹》中也有过研究和评价，但不都是积极的。从学者的争论看，张维迎的观点更多是基于完全自由市场机制做出的，认为政府官员的认知能力和知识的局限性，不能保证他们可以先知先觉地制定出能够引领未来的产业政策，而且现有官僚体系还有可能使官员在明知产业政策已经发生错误时，继续维持错误而不是认错并加以纠正。他认为我国产业技术和竞争力的提高不是政府产业政策的成效，这算是比较偏激的观点。作为产业政策制定实施的参与者，我们也曾分析和反思产业政策的效用，总体感觉产业政策在基础设施、基础产业等领域的成效相对比较明显，依靠政府动员资源的能力，比较快就解决了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短缺不足和瓶颈制约问题。但在竞争性领域，政府通过政策明确重点并给予支持的做法并不都是成功的，因为我们在很多领域，政策支持的重点项目或企业最终并不成功，有的甚至最终在市场竞争中消失了，这样的失败案例并不少见。很多被视为产业政策的各类产业规划，往往具有“雷声大雨点小”的特点，毕竟我们的产业领域如此广泛，政府的资源十分有限，不可能为各部门制定的诸多产业政策和规划配置资源予以支持。即便有一些成功案例，如果用投入产出效率分析，也不见得是效率最优的，但或许因能够满足国家的某种战略目标，依然是值得的。

考虑到政府资源的稀缺性且日益繁重的公共品提供职责和投入压力（共同富裕），政府总体上应减少在竞争性领域以实施产业政策为名的直接投入，而应该创造更好的公平竞争环境让更多国内外市场主体通过竞争性参与来实现发展目标，有限的政府资源应该更多聚焦在风险更高、市场投入意愿不强的核心技术、共性技术、基础技术的研究开发，发挥对市场资源的杠杆带动而不是替代作用。

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国外智库也在加强对中国产业政策成效的实证研究。最近流传比较广泛的一篇报告是美国学者（Panle Jia Barwick、Myrto Kalouptsidi、Nahim Zahur，2019）以中国造船业的产业政策为例，对中国产业政策进行了迄今为止最规范的实证研究。他们的研究主要针对两个问题：第一，中国的产业政策如何影响国内和全球产业的演变？第二，不同政策工具的相对成效如何？这包括生产补贴（如补贴材料投入、出口信贷和买方融资）、投资补贴（如低息长期贷款和加速资本折旧）、进入补贴（如低于市场价格的土地价格）和企业合并政策（白名单）等。他们的研究发现：相对于造船业的规模而言，产业政策的规模巨大，2006—2013年的政策支持相当于6240亿元人民币，其中绝大部分用于进入补贴（4310亿元），其次是生产补贴（1560亿元）和投资补贴（370亿元）；这些政策也使得中国国内的造船业投资增加了140%，进入企业数量增加了120%，并使其相应的世界市场份额增加了40%，其中几乎四分之三的份额是通过挤占对手国家的业务取得的。但是该研究还发现，该政策造成了相当大的扭曲，仅为国内生产商带来了1530亿元的净利润，以及2880亿元的全球消费者剩余。该政策吸引了大量低效生产者，加剧了产能过剩的程度，而且从长远看并没有转化为明显的行业利润。这类实证研究并不容易，但或许还会继续增加，因为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政策制定部门，都需要这样的报告来验证某些结论和猜想，或者为新的决策和贸易谈判提供依据和支撑。

与学术圈的讨论不同，对国内政策制定者来说，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制定产业政策，关键是要解决制定什么样的产业政策，在哪些领域制定产业政策，设计什么样的政策实施机制，从而使产业政策真正有用并产生效率，使产业政策能被广泛接受而不是成为攻击对象或实施贸易报复和贸易保护的借口等现实问题。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产业政策的确还有较大的改进空间，产业政策应该变得更加聪明。改进的方向大致可以是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将选择性产业政策转型为功能性产业政策，重点为不同产业发展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减少具有所有制、产业和区域歧视的产业支持或限制政策，减少对鼓励类产业的各类补贴，减少因补贴导致的财政预算配置扭曲和各级各类补贴导致的重复投资和产能过剩。二是为非鼓励类产业营造正常经营环境，对非鼓励类产业不能采取一刀切的方式阻断对这些行业的资源配置，因为很多传统产业、非鼓励产业并不是没有市场需求的产业，依然是国家产业体系的组成部分，这些产业依然需要生存、发展和提高，依然需要技术升级方面的投入。三是围绕最核心最薄弱的产业技术环节和技术瓶颈进行扶持，在广泛征求企业和研究机构意见的基础上，明确技术研发重点，以公开招标的方式面向全社会征召研发机构，重点强化对基础性核心技术、共性技术和基础工艺的研发支持。四是在国际贸易谈判中坚持要求发达国家取消针对中国的高技术产品出口限制，如果不取消就坚持我国在这些领域实施进口替代政策的权利，明确这也是公平贸易的内涵，不能让西方国家认为对中国高技术领域的出口限制是一种理所当然的合理存在。五是中国不是产业政策的发明人，只是产业政策的追随者，要系统研究并合理借鉴美国等发达国家普遍存在并行之有效的产业政策做法，形成相互认可、对等可比、相互借鉴的产业政策及其实施机制的基本规则。六是继续开放包括制造、服务、信息、研发在内的国内市场，通过跨境投资、企业兼并更多与先进经济体形成你中有我和我中有你的产业利益格局，继续积极参与全球化产业链和研发链的构建，积极参与相关国际规则的制定，构建稳定可预期的国际化产业链和技术链制度保障。

（3）国有企业导致的“市场和贸易扭曲”

如果不考虑多边贸易体制和高标准自由贸易体制对国有企业地位和竞争行为的约束，即便站在国内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立场上，国内学术界对国有企业的地位和作用，也一直有不同的观点和争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改革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主要以扩大企业自主权，推行经济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目的是改善经营状况；第二阶段主要以“抓大放小”为特征，促进国有企业改革脱困；第三阶段主要以股份制改革为主要内容，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第四阶段以混合所有制改革为主要特征，促进股权多元化。当前的国有企业改革，重点是深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和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

对于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的地位和作用，尽管实施了“有进有退”的战略性布局调整，政府依然强调保持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在国计民生和战略性领域的控制力，而且还进一步强调了国有经济作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国有企业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原来一直表述的“做优做强做大国有企业”改变为“做优做强做大国有资本”，在十九届五中全会关于“十四五”规划的建议中，又改成了“做优做强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的提法。这说明，在国有企业改革的信号释放方面，决策层可能还在探索、思考，并未最终定型。因此，不管高标准自由贸易体制如何在规则上施加约束，中国不太可能在基本经济制度层面削弱国有经济或国有企业的地位、作用和控制力。既然如此，如何解决西方国家抱怨的国有企业导致的市场扭曲或贸易扭曲，应该是谈判成功的出路所在。

从CPTPP对国有企业的相关规则看，协定对国有企业制定的新规则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加强信息透明度，提供国有企业名单。也就是说应其他缔约方要求，各国有义务提供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和控制权，以及对企业提供的非商业性支持程度等信息；二是要求确保国有企业经营活动均基于商业考虑，政府对国有企业提供的非商业支持，不得损害其他成员及其产业的利益；三是规定各成员国法院对在其境内经营的外国国有企业拥有管辖权，要求各国政府在企业监管方面保持非歧视和中立性；四是明确国有企业有关规定适用于争端解决条款。考虑到我国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已经成为上市公司和正在成为上市公司，本来就需要公开透明并以商业原则作为经营基准，这些条款的规定其实与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方向并不存在实质性矛盾，承诺这些条款不应该存在实质性障碍。但从谈判前景看，在全球贸易大国中，像中国这么多国有企业和这么大国有经济规模的国家和地区可能也是绝无仅有，因此无论是多边贸易体制改革，还是高标准区域自由贸易体制的谈判，都可能针对中国体制的独特性提出更严格的透明度要求和监督审查机制。

这也意味着为了融入高标准自由贸易体系，中国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需要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未来的改革可能需要聚焦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进一步优化国有经济或国有企业的战略布局。要对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的“进退”有更详细、可操作的标准，现有“国计民生”和“战略性”标准还过于笼统，范围偏大。要综合资源配置效率、战略重要敏感性、社会资本进入意愿、公共社会属性、自然垄断特性、竞争充分性、国际规则约束等因素，确定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的布局调整标准，在一般竞争性领域，减少国有企业的商业存在，但可以保持国有资本的有效参与。在推进相关改革时，如何取得做优做强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有进有退”的战略性布局调整的一致性，是需要做出一些取舍选择的难题。

二是在制度上确保国有企业竞争中性。国有企业“竞争中性”在国际贸易谈判中已经成为一个重要概念和实践准则，许多国际组织开始研究如何推广竞争中性的理念，倡导全球范围内不同形式的企业之间公平竞争，这主要是为了解决国有企业垄断问题，降低其在税收、补贴、贷款以及监管等方面的不正当竞争优势。简单说就是国家在市场竞争中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应当一视同仁。《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都将国有企业和指定垄断纳入竞争中性的约束范畴，也就是说，“政府享有所有权或控制权”的企业，以及任何政府授予特定垄断权的私人垄断或政府垄断企业也应受竞争中性的约束。美国倡导的竞争中性甚至还含有“要求政府逐渐减少对国有企业的持股甚至最终实现终止控股”的内容，隐含了最终消除国有企业的目标。

为了避免西方国家对国有企业在竞争性领域造成市场扭曲和贸易扭曲的指控，按照竞争中性原则推动相应的改革，其实也有利于促进国内市场形成不同所有制企业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符合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要求。正因为如此，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坚持“两个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按照竞争中性原则，在要素获取、准入许可、经营运行、政府采购和招投标等方面，对各类所有制企业平等对待。”目前需要做的是，把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关于竞争中性的设想落到实处。从中国的市场现实看，这或许并不容易，但值得决策层认真对待，逐一落到实处。在这个过程中，国有企业或许会因此失去一些“优待”，但有利于为广大民营企业营造更公平的竞争环境，并创造更好的条件加入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为所有中国企业营造更有制度保障的国际自由贸易和投资环境。

三是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公司治理结构是确保一个公司有效运作、股东权益得到有效保护的基本制度。虽然一直在改革完善，但我国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的问题还比较明显，涉及股东结构不合理，所有人、董事会、管理层之间的关系，国有资产管理监督与企业经营独立性的协调，企业内部激励机制的有效性，党委与董事会、管理层之间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与企业经营决策机制之间的协调等诸多问题。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的确受较多复杂因素的牵制，需要通过探索和实践规范并制度化，这有利于规范国有企业的经营运作与决策流程，有利于国有企业建立与国际惯例和规则对标的现代企业制度，也有利于我国国有企业在高标准自由贸易体系中接受更严苛的相关监督。

（4）规范日益兴起的政府产业投资引导基金

近年来，为了促进产业技术创新和升级，更好地招商引资，各级政府都出资发起设立了名目不同、规模不等、指向各异的产业投资基金和引导基金，包括引导投资早期项目的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安徽合肥的“投行政府”模式，算得上典型代表，正备受推崇。这些产业投资基金在贯彻落实政府产业政策和战略意图、促进技术创新成果的产业化、协助地方政府招商引资、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方面一定会起到程度不同的积极作用。但这一政策工具和手段也带来一些问题。首先，由于这类基金都存在政府出资，尽管政府出资比例各不相同，起到的是撬动市场资本的作用，但也容易被纳入政府产业补贴的范畴，扩大补贴规模和补贴效应的计算。但考虑到这类基金的投资总体上也坚持商业化投资标准，也要收取市场化投资回报，这么简单地被纳入补贴范畴，实在是有点“冤屈”，如果被投企业因此被认定接受了政府补贴，在从事贸易时导致“双反”报复，那就更“冤屈”了。其次，导致一定程度的投资标的估值扭曲。由于政府出资特别是国有机构负责管理的基金相对于市场化基金更“财大气粗”，在选取投资标的时如果存在与市场化投资机构的竞争，它们更倾向于通过提高估值水平来获得被投企业的接纳，这已经是市场比较普遍存在的估值扭曲现象。第三，地方政府引导基金作为母基金在给予基金出资时，一般都会提出不同比例或倍数的返投要求，这类返投要求往往导致投资管理机构在投资组合配置方面的难题，处理不好会导致风险或投资收益的下降。第四，在市场募资环境比较紧张、募资比较困难的环境下，国有机构发起设立大规模产业投资基金，还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市场化投资管理机构的募资资源，导致对市场化投资机构的挤出效应。为了避免上述问题，还是要更好地规范并改进政府出资发起设立各类产业投资基金的行为和做法。总体上还是要减少各级政府主导的产业引导基金数量和规模，让市场化股权投资基金和创业投资基金更好地发挥作用。政府设立的国家级大规模产业基金应该更多聚焦母基金业务，减轻直投对管理团队的资产配置压力，更好地发挥市场化管理团队的资产配置和投后管理能力。政府设立的各级引导基金应该更多配置于可能存在市场失灵、市场化机构风险回避的早期投资领域，通过引导基金撬动引导创业投资机构更多投资风险更大的早期投资项目，为创新创业提供早期融资支持，孵化更多的创新型实体企业。

总而言之，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年后，中国获得了成功，但成功后也面临新的挑战。当前国际经贸体系正在进行艰难的重构和改善，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需要以更积极的姿态参与其中，更深入地融入其中，为我国企业的全球化经营和资源配置创造可预期和有制度保障的国际环境。但这远不是你情我愿那么简单，而是要通过广泛深入的谈判磋商消除障碍和分歧，更需要通过国内的结构性改革达到相应标准并迈过门槛。这可能比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更复杂、更艰难，但障碍并非不可逾越，需要用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战略魄力加以推动，以更专业精细的谈判策略和政策制度改革加以落实，值得有关各方为之付出持续努力。

2.取消“普惠制”对我国出口影响有限

转载自商务部网站---2021-11-17 17:33  文章来源：经济日报

普惠制与最惠国待遇之间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有关国家对中国取消普惠制待遇，说明中国经济获得了历史性崛起，但是从某些具体指标看，中国仍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出口企业应借势加快转型升级步伐，向创新和效率要发展，从根本上增强自身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实力。

第四届进博会完美收官，让中国扩大开放的步伐更加自信笃定。然而，近日朋友圈里的一则消息，却让很多人“大吃一惊”。

消息说，从12月1日起，欧盟成员国、加拿大、英国等32个国家将取消对中国的“贸易普惠制待遇”。对此，有人说，取消普惠制意味着关税上调，新一轮贸易摩擦风雨欲来，也有人认为，这相当于在一夜之间把中国拉回到入世之前。

笔者就此查阅了海关总署公报，发现确有“自12月起不再签发对输往欧盟、英国等地‘普惠制原产地证书’”的表述，这从侧面证实了上述消息的真实性。不过，因为对国际经贸规则的不熟悉，不少人在转发消息时混淆了“普惠制待遇”与“最惠国待遇”的概念，引发了不必要的猜测。

事实上，普惠制与最惠国待遇之间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普惠制，顾名思义就是普遍优惠制度，是发达国家给予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一种非歧视、非互惠的关税制度。因为它是发达国家单向给予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一项优惠，发达国家是可以单方面取消的；最惠国待遇则是国与国之间贸易条约和协定的法律待遇条款，是彼此之间相互给予的优惠，单方面取消是违约行为。此外，普惠制主要针对进出口贸易，而最惠国待遇包括缔约国双方在通商、航海、关税、法律地位等多方面的优惠、特权或豁免待遇，它比普惠制的适用范围更加广泛。

现实中，发达国家之所以对发展中国家设置普惠制待遇，主要目的在于扩大发展中国家产品对发达国家的出口。而通过扩大出口，发展中国家可以获得外汇收入、提升工业化水平，继而促进自身经济发展。这个“看起来很美”的事，其实在根本上仍摆脱不了利益这个关键词，也正是因为关税低甚至零关税，发达国家可以用低价从发展中国家买到它们需要的大宗商品。说到底，普惠制要实现的就是“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发达国家要利润”，如果发达国家想要的利润降低到一定程度甚至是没有了，它们自然就会取消普惠制待遇。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上述国家要取消对中国的普惠制待遇了。今年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周年，入世20年来，中国对外贸易已成为推动世界贸易增长最重要的力量之一，“中国制造”在国际市场上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与认可，中国产品的竞争力较20年前已有大幅提升。正如专家所喻，普惠制的取消，标志着中国在世界贸易的赶考中“毕业”了。

当前，中国经济虽然获得了历史性崛起，但在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的耀眼标签下，我们仍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从人均GDP、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创新能力、发展的平衡性和充分性等具体指标看，中国仍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需要指出的是，普惠制待遇取消会对一些企业出口带来不利影响，但总体看影响较为有限。一个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就是中美贸易摩擦，尽管贸易摩擦持续多年，但并未影响中美之间贸易额的快速增长。不过，对于相关外贸企业来说，短期内，要充分利用我国自贸区建设的成果，把订单转移到与我国签署双边、多边自贸协定的国家和地区，以应对出口冲击；长期看，出口企业应借势加快转型升级步伐，向创新和效率要发展，从根本上增强自身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实力。

好消息是，作为全球人口最多、规模最大、最具发展潜力的自贸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将于明年初正式生效。广大外贸企业在积极应对普惠制取消的同时，不妨在如何找准RCEP市场机遇上多一点关注，以便更好地搭乘RCEP快车。

3.中国“入世”20年，有哪些重要启示？

转载自商务部网站---2021-11-17 17:40  文章来源：《人民论坛》杂志及人民论坛网

今年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20年。中国“入世”无论对中国对外开放进程还是世界经济全球化历程，都具有里程碑意义。20年来，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接近30%。中国入世，实现了与世界的共赢。“入世”20年，中国给世界带来了什么?面对当下贸易保护主义逆流，未来中国要在世贸组织中发挥哪些作用?一起来看。

“入世”20年来，中国给世界带来了什么?

中国“入世”20年首先是WTO规则的学习者和恪守者。WTO的成立与发展反映了世界各国通过规则发展贸易的愿望。WTO的前身是1948年临时生效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中国最早对待GATT的态度是“暂缓加入”。这是由于当时认为，关贸总协定是“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进行贸易扩张和争夺世界市场的工具”；关贸总协定实行最惠国待遇制度，“不便于中国对各种类型国家采取不同的国别政策”;参加关贸总协定还要“承担一定的义务，且其条款相当复杂，涉及许多技术问题，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对协定及其活动进行深入了解”。直到改革开放后，中国为了“进一步发展同总协定缔约国之间的经济贸易关系；利用资本主义世界贸易体系，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增强发展中国家在多边谈判中的地位”，才于1986年正式提出恢复“缔约方地位”的申请，开始了漫长的“复关”和“入世”谈判。

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10年入世承诺履行到位，一直是WTO规则的恪守者。中国入世承诺三年放开外贸经营权，2004年7月新外贸法实施，提前半年兑现。中国承诺入世三年内让外资可以占证券公司三分之一的股份，只用一年就兑现了，相比承诺提前了两年。2014年国务院专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贸易政策合规工作的通知》，要求任何贸易政策的制定都要进行合规性评估(这里主要指的是WTO合规评估)。这些都表明中国是WTO规则的恪守者。

世界贸易组织有两套保证成员贸易政策合规的机制，一是贸易政策评审机制，二是贸易争端解决机制。贸易政策评审机制方面，中国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接受贸易政策评审，所有历史上的评审文件都能在WTO网站上查询到。整体而言，评审文件中对中国贸易政策的评价比较实事求是，既表示了肯定，也提出了不足。对WTO规则的理解因人而异，没有任何一个WTO成员的履约表现是完美无缺的。但在中国入世10周年时，时任WTO总干事拉米曾公开表示，中国入世后履行了相关承诺和WTO规则，其表现是A+。拉米基于WTO对中国贸易政策的评审报告所作出的客观评价，无疑代表了世界贸易组织的官方态度。

贸易争端解决机制方面，由于WTO成员众多，因此合规问题比较复杂。如果一个成员违反了WTO规则，很难不被其它成员告到世界贸易组织的上诉机构，因此，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的历史纪录是判断其成员是否合规的最可靠证据。事实上，以中国的贸易规模，20年来仅被告了44次，表现甚至优于美国和欧盟。基于上述两个方面的分析，可以毫不犹豫地说，中国入世20年来基本上履行了入世承诺，恪守了WTO规则。

加入WTO初期，中国从上到下抓紧时间学习和适应WTO规则，掀起学习 WTO规则的高潮。在基本掌握WTO规则之后，开始尝试应用WTO规则，特别是WTO的贸易争端机制，解决与其他成员的贸易纠纷，维护自己的正当贸易权益。

入世20年来，中国通过深度参与国际分工，经济得以高速发展，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稳步提升，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迅速增大。2000年，中国GDP只占到世界GDP的3.6%，而到2019年这一比例则达到了16.4%，2020年中国更成为了世界上唯一取得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进出口贸易方面，中国都实现了十倍的增长，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不断攀升。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方面，中国不但实现了数量上的提升，更有效促进了产业升级和结构优化，流入服务业特别是高附加值服务业以及高技术制造业的比重不断增加，出现了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加速流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和高附加值产业的趋势。

当前，现有WTO规则陷入困境，不能适应国际经济新格局

WTO在1995年正式建立以来，一直是世界多边贸易体制的组织和法律基础，是多边贸易谈判的场所，为世界贸易争端提供解决机制。然而近年来，其宗旨与现实运行的结果相距甚远，“谈判职能陷入瘫痪”，几乎没有达成令人称道的成果；WTO的上诉机构也因为法官人数不足而于2019年12月陷入“停摆”的尴尬境地，部分国家只能通过“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暂时维持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运转，维护着多边贸易体制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

WTO目前面临的困境与其先天不足的设计缺陷密切相关。WTO是协调多边贸易关系、解决贸易争端以及规范国际贸易竞争的制度规则。既然是制度规则，那么由其导致的利益分配格局就必须与参与制定制度规则的博弈各方的相对实力格局相匹配，任何认为其受益与“相对实力”不符的想法都会导致“变革”的诉求。

WTO规则作为上层建筑，是经济全球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反映了世界各国经济相互依赖程度逐步加深的情况下，加强合作和协调的诉求，同时也是各国(或国家集团)基于实力对比，对世界贸易利益进行保护、协调与再分配的意志体现，是强弱较量的结果并最终体现强者意志，因此WTO规则制定之初主要反映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益。在西雅图“千年回合”贸易谈判中，美国就力图以自己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经济和政治模式作为国际谈判原则和框架，构造国际贸易格局，后因遭到多数成员的反对而作罢。

随着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它们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开始要求多边贸易体制应当更加公平、更加包容、更能反映发展中国家利益。已有的WTO规则已经不能反映世界各国目前的相对实力对比，对其进行改革成为必然。而WTO协商一致的谈判决策机制导致谈判需要付出较高的交易成本，这直接造成决策效率低下，多个谈判回合都不能取得最终成果。

如何看待WTO改革?

经济全球化大大改变了二战后形成的国际经济格局。2008年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经济，进一步加剧了全球经济失衡，加之国家间实力对比变化和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加强全球经济治理的呼声日益高涨，这无疑会反作用到WTO改革上。

WTO改革是各成员权利和义务的再调整，其本质是规则制定的主导权之争，是霸凌和平等之争，是发展与反发展之争，在发展中国家地位及特殊和差别待遇问题上的表现尤为突出。

毋庸讳言，最初WTO规则就是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制定的。关贸总协定的起草者已经在具体文本中充分体现了自身利益，即使其原有的国内立法或协议与关贸总协定有不符之处，大多也根据“祖父条款”规则进行了豁免。在现有既定的WTO框架下，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通过艰苦奋斗，经济发展速度很快，改变了国际经济格局。在此情况下，西方发达国家试图通过主导WTO规则的修订，继续维持对自己有利的利益分配格局。贸易争端机制问题亦然。面对世界贸易组织的裁决结果，美国对自己当年努力建立起来的争端解决机制非常不满，通过不断阻碍上诉机构大法官的任命，成功逼停了世界贸易组织的上诉机制。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的停摆是多边贸易体制面临现实危机的突出标志。

不尊重发展中国家“和平发展”的基本权利，只是滥用国家安全例外条款，基本上也就堵住了WTO各成员权利和义务再平衡的大门。在此之前，WTO改革的争论将会一直存在。

未来，中国要在WTO发挥哪些作用?扮演好什么角色?

中国是WTO规则的贡献者和谈判的推动者。中国加入WTO时，正值WTO的多哈回合谈判启动。中国广泛参与了其中的农业、服务等领域的谈判，独立或者联合提交了100多份提案，很多提案成为谈判的基础。2008年的小型部长级会议上，中国首次参与由7个成员构成的“核心”谈判圈，并在多个领域提出了重要意见，为推进谈判发挥了关键作用。中国已经成为多边贸易体制“令人印象深刻的参与者”，特别是在巴厘岛一揽子协定达成的过程中，中国不仅在粮食安全、贸易便利化和发展领域的磋商中提出了自己的方案，还在会谈僵持不下的关键时刻，发挥了关键的协调作用，为最终达成协议铺平了道路。中国还积极推动巴厘岛谈判成果的实施，第一批完成了《贸易便利化协定》的通报，主动承担了超过发展中成员平均水平的义务，起到了表率作用。

在WTO多边贸易谈判中，中国主动充当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贸利益冲突的协调者，扮演了多边贸易体制和经济全球化的维护者，以及国际贸易规则的贡献者和谈判的推动者，不断推动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2021年，中国入世20年，全球政治经济形势风起云涌，世界经济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只有相信市场的力量，相信规则的力量，相信发展中国家的力量，才能化危为机，平稳、顺利和快速实现产业结构和贸易升级，形成良好的新发展格局。

第一，相信市场的力量。现在国际贸易是全球价值链贸易，涉及大量中间产品。不同的生产环节分布在世界各地，形成了很长的跨国生产链条。在此基础上，世界经济逐渐形成以中国、美国和德国为中心的区域价值链，这三者之间的联系非常密切，并不能完全分割。这是因为三个区域经济中心各自具有相对比较优势，经济规律的作用是客观存在的，不会因主观意识而改变或停滞。中国的经济规模和市场容量越来越大，消费已连续多年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驱动力。与此同时，世界三个经济中心的关系将日益平衡，长期处于纵横交错的状态中。在这种均衡关系下，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之间既会发生贸易摩擦，在经济治理层面的立场也会日益相近，如资本自由流动、知识产权保护标准、环境保护标准等，双方具有很大的谈判空间。WTO规则的建设和谈判不再是“一方是施予者，另一方是乞求者”的关系，而是平等的协商关系，如此才能共同维护和完善现有的全球经济治理秩序。

第二，相信规则的力量。世界贸易组织是以市场经济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组织，其基本原则是各成员必须遵守的基本行为规范。非歧视、透明度、公平竞争和开放市场等这些世界贸易组织的基本原则，都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础准则。入世前后，我国集中修订了国内的法律法规，为国内外企业提供了公开、透明、可预见的营商环境，初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跨越式发展。但是，在建设基于规则的开放型世界经济的过程中，和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能力缺失问题，这严重制约着发展中国家参与多边贸易体系和其它国际事务的能力。入世20年来，中国从学习规则、适应规则、遵守规则到影响规则，在制定国际规则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在WTO改革过程中，中国应当及时提供制度性的公共产品，积极参加诸边和双边谈判特别是要积极实施自由贸易区升级战略，实现“以开放促改革”和“以改革促开放”的良性互动，利用规则的力量加速区域经济整合。

第三，相信发展中国家的力量。一般来说，发展中国家受自身经济能力、管理能力等诸多条件限制，在履行贸易规则时面临比发达国家更多的挑战。WTO要“保证发展中国家在贸易中获得发展”，因此国际贸易体系引入了一系列的补偿机制，在很多协定中明确规定了发展中国家享受的优惠待遇。这就是WTO规则中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和差别待遇。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坚定维护发展中国家地位及特殊和差别待遇，从而团结了包括印度、非洲集团在内的一大批发展中国家。这不仅是现实经济利益的需要，更是政治身份的认同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期望。因此，中国在WTO改革的过程中，应当坚持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战略定位，这是中国在国际政治中的立足之本。

中国入世20年来，积极践行自由贸易理念，全面履行加入承诺，大幅开放市场，实现互利共赢，展现了大国担当。展望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以世界贸易组织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世界贸易组织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的参与和贡献。反观目前多边贸易体制面临的困难，并非是发展中成员的特殊和差别待遇问题造成的，而是进一步发展的问题，是维护WTO的基本宗旨和核心价值的问题。为此，中国将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和立足于“合作共赢”立场贸易伙伴的支持下，充分借助市场的力量，在推动自身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不断完善多边贸易体制，推动世界经济向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作者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教授、博导崔鑫生)

4.商务部：国内实施RCEP各项准备已经就绪

2021-11-17 18:01  文章来源：证券时报

11月11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束珏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证券时报记者问时表示，目前，国内实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各项准备已经就绪，能够确保协定生效时全面履行义务。

束珏婷表示，RCEP即将如期生效是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新的重大进展，将有力拉动区域内贸易投资增长，提升域内整体营商环境，稳固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商务部将稳步推进生效后的各项实施工作，指导地方结合各自产业特色和优势，深入与RCEP政策对接，把握RCEP市场开放机遇，实现贸易投资高质量发展，促进产业升级，推动与成员国间产业链深度融合，不断提升营商环境。为此，商务部将会同有关部门适时出台《关于高质量实施RCEP的指导意见》，为各地方、各行业高水平实施协定做好指导和服务。

RCEP签署以后，全国多地纷纷推出政策措施，为RCEP的生效实施作准备。尤其是有些地方以此作为优化营商环境，推动高水平开放的新航标，为企业开展投资贸易释放巨大利好。以深圳为例，证券时报记者了解到，深圳将打造亚太货物中转集散中心，提升对RCEP成员国进出口货物的虹吸效应，鼓励企业在RCEP成员国布局物流仓，提升深圳货物运输市场竞争力。面向东南亚等地区大力发展中转分拨集散业务，促进外贸发展。将开展针对制造业相关服务产业、物流产业、跨境电商产业及供应链金融产业四大板块的招商引资活动，进一步加强深圳优势产业链、重点产业链的“引进来”工作。

文章来源：证券时报

5.当前拖累越南经济复苏的主要因素

来源：驻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处 2021.11.17.

据《越南经济》杂志11月15日报道，新冠疫情给越南经济造成严重冲击，GDP增速从疫情前的6-7%降至2020年的2.91%，今年可能进一步降至1.5-2%。当前拖累越南经济恢复增长的主要因素，一是国内需求衰减。在近两年的时间里，国内消费持续下滑，特别是近半年多来消费衰退十分严重。上千万的劳动者失去工作或收入减少，被迫拿着过去多年的积蓄支付这半年多的开销。许多人承受力已到极限，无法继续待在中心城市，只能选择回家乡谋生；二是社会投资减少，包括私人、国有和外商投资。虽受疫情影响，去年国有投资仍然保持增长，但今年却深度衰减。疫情前，国有投资年增长约7%，外商投资年增长10—11%，国内私人投资年增长15—17%。但今年以来，全社会投资仅增长约3%，相当于疫情前的三分之一；三是新成立的企业数量第一次低于退出市场的企业数量，这还未包括大批由于供应链中断、工人短缺、订单减少而受到重创的企业。与此同时，生产成本却持续上升，对企业无异于“雪上加霜”。在此背景下，首都河内和胡志明市第三季度GDP出现断崖下降，有史以来首次负增长。

6.关于对阿尔及利亚贸易收汇风险的提示

来源：驻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处2021.11.4.

近日，我处收到多起中国企业反馈阿尔及利亚企业、银行在与我企业贸易往来过程中存在违规放单、不付款、不回电等失信行为的案件。我处在汇总情况后即联系相关企业、银行，敦促其尽快回应我企业诉求，妥善处理涉及款项。

为更好维护我出口企业合法权益，优化中阿贸易秩序，我处现结合近期所收案例提示如下：

一、 做好资信调查

订立合同前做好尽职调查、全面了解交易对象的背景及实力。中国企业可通过官方渠道（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及中国检验认证（集团）有限公司）或其他商业渠道（互联网查询、向同业公司或行业商会了解交易对象等）全面调查交易对象的资信背景。

二、 慎选结算方式

阿国政府规定国际贸易仅接受货到付款（CAD）和信用证（LC）两种方式，CAD方式将单据交银行随货抵进口商，风险较大，常有阿国进口商收货不付汇,LC方式成本略高，阿国政府要求进口商在银行须事先抵押货款的120%，对进口商资金流要求高，且因阿国经济下行，外汇流失问题严重，阿政府对外汇实行严格的管制，我出口企业收汇周期长于国际平均水平。

三、 签订正规合同

我出口商应与阿进口商签订条款详尽的正规合同，特别是对支付方式、进度，拖欠情形认定及赔偿等关乎切身利益的事项要尽量明确。同时，建议明确拖欠问题的解决方式，如仲裁等。遇有商品规格、数量、交货日期等变更事项，相关细节需由双方书面确认并妥善保管，必要时重新签订合同，以免成为拒付或拖欠理由。

四、 加强风险防范

我企业应加强出口信用保险意识，在与阿企业交易时，选择投保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的有关险种，降低出口风险，减少可能的损失。此外，阿银行机制不甚健全，管理落后，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导致银行经营不正规，不讲信用，不遵守国际惯例的情况时有发生，我企业应尽量选择阿有实力的外资银行或阿大型国有银行，减少对方失信和违约风险。

五、 及时控制事态

一旦阿进口商出现滞付、欠款等情况，建议立即停止出货，并在进口方付清欠款后再行交易，将损失控制在最小范围。切忌心存侥幸或对取消订单、影响长期合作抱有顾虑，避免在已有欠款情况下扩大贸易量，导致欠款增多，给自身增负。

驻阿尔及利亚使馆经商处

2021年11月2日

7.韩国将对泡菜食材的生产企业进行统一检查

转载自商务部网站---2021-11-17 18:22  文章来源：食品伙伴网

11月17日，韩国食品药品安全部（MFDS）发表消息称：腌制泡菜的季节即将到来，为让国民放心的购买泡菜食材，将于11月22日~11月26日，携手17个地方自治团体，对相关食品的卫生管理情况进行集中检查。

检查对象：478家泡菜成品、泡菜腌料、腌白菜、海鲜酱等的生产企业。

主要检查内容：▲是否使用了过期原料及在食品中不可使用的原料。▲是否遵守了生产、加工标准。▲卫生操作是否规范。▲是否完成了自我质量检查。▲是否检查了地下水水质情况等。

另外，还将对▲检查对象企业生产的产品▲市场上流通的加工食品▲白菜、萝卜、辣椒等农产品▲用于生吃的牡蛎、黄花鱼、带鱼等水产品进行抽检，检查其农药残留、重金属等项目是否符合标准及规格。

并且，为了确保进口食品的安全性，还将加强进口通关阶段对▲辣椒、大蒜、毛虾等11种农、水产品▲天日盐（日晒海盐）、海鲜酱汁、辣椒粉等9种加工食品▲泡菜专用垫盆、手套等4种用品等危害项目的精密检查。

8.沙特阿拉伯拟制订咖啡豆标准法规

转载自商务部网站---2021-11-17 18:19  文章来源：食品伙伴网

2021年10月21日，沙特阿拉伯食药局发布公告，拟制订咖啡豆标准法规。主要内容包括：

（1）咖啡豆质量相关术语及定义。生咖啡豆、破碎的咖啡豆、黑咖啡豆等；

（2）生咖啡豆分级及标准。头等咖啡、二级、三级、四级咖啡标准；

（3）咖啡质量方面缺陷规定；

（4）生咖啡豆质量要求。颜色、异味、水分含量、微生物、农药残留、污染物及生物毒素指标；

（5）产品标签及采样要求；

（6）包装、运输和储存要求。

该公告意见反馈期截至2021年12月21日。

9.德国通胀率飙升（环球扫描）

2021-11-17 10:04:47 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德国联邦统计局10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德国10月通胀率升至4.5%，为1993年8月以来最高值。数据显示，10月德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8.6%；去除能源价格因素，当月通胀率为3.1%。此外，当月食品价格同比上涨4.4%，服务业价格同比上涨2.4%。

信息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10.叙利亚阿拉伯国家化学工业总公司营销大幅增长

来源：驻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处 2021.10.27.

叙利亚通讯社10月25日报道，叙利亚阿拉伯国家化学工业总公司(GECI)估计，今年前9个月其所属子公司的利润约为67亿叙镑，其中最高的是阿拉伯制药公司 Tamiko，估计约为30亿叙镑，其次是 Umayya 油漆公司25亿叙镑。

根据 GECI 的生产和营销报告，其公司的销售额达到了约283亿叙镑，实施率为销售计划的125% 。最高的利润来Tamiko子公司，达到123亿叙镑，然后是鞋业公司58亿叙镑，油漆公司47亿叙镑。该报告补充说，与去年相比，销售额增长了225% ，当时销售额接近126亿叙镑。与此同时，从今年年初到9月，geci 子公司的产值估计为298亿叙镑，实施率为132% 。Tamiko的产值最大，约为126亿叙镑，其次是价值61亿叙镑的油漆总公司，价值58亿亿叙镑鞋业公司。GECI 的主任奥萨马 · 阿布 · 法克尔博士说，自今年年初以来，两家公司的股票价值增加了约21亿叙镑，到2021年9月底达到约80亿叙镑，而今年年初只有约58亿叙镑。

11.进博会助力新西兰企业开拓中国绵羊奶市场

来源：驻新西兰大使馆经济商务处 2021.11.18

据第一财经、新西兰广播电台（RNZ）、新西兰先驱网（The New Zealand Herald）等平台报道，在第四届进博会期间，新西兰绵羊奶企业Maui牧怡集团与膳明食品贸易（上海）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出席签约仪式的新西兰驻华大使傅恩莱表示，乐见新西兰参展商与中国企业签约开拓中国绵羊奶市场。

牧怡集团代表陈良表示，该合作协议的签订，意味着Maui牧怡绵羊奶品牌正式落户中国。

牧怡绵羊奶首席执行官Leah Davey介绍，Maui牧怡绵羊奶在本届进博会上吸引了35000名左右的潜在客户，此次与新经销商签约，主要针对的是小包装羊奶粉产品。中国对进口绵羊奶有兴趣，因为中国比其他市场更加认可绵羊奶的价值。

据了解，Maui牧怡绵羊奶目前在新西兰著名农牧区怀卡托拥有13家供应商，下一季将进一步增加供应商数量以扩大生产。

12.尼日利亚发电公司因产能闲置7年损失40亿美元

来源：驻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处 2021.10.27.

尼日利亚发电公司因产能闲置7年损失40亿美元

尼日利亚《抨击报》10月21日报导，尼日利亚发电公司总装机发电产能约为13,427兆瓦，今年可用的发电产能为6192兆瓦，而实际运行的发电产能仅为4120兆瓦，大约34%的产能被闲置。近7年来，尼日利亚发电公司因为产能闲置而损失了1.66万亿奈拉（40亿美元）。

尼日利亚发电公司协会执行秘书奥加吉披露了这数字。奥加吉表示，发电公司有能力并且愿意更多的电力，但国家电网却无法接受，原因可能是供电基础设施不足、尼日利亚人贫穷而没有能力支付，这是政府需要调查和解决的问题。

奥加吉还表示，尼日利亚各发电站的装机容量约为13,427兆瓦，而发电公司也有能力将该数字进一步翻倍。但目前并无合理机制使发电公司拓展业务，7年来发电公司业务只能停滞不前。（张喜嘉）

13.白俄罗斯延长荞麦出口禁令

来源：驻俄罗斯联邦大使馆经济商务处2021-11-17

俄PRIME网站11月4日报道，白俄罗斯政府决定将粗荞麦、荞麦粒和荞麦制成食品的出口禁令延长3个月。今年7月起，白政府曾决定实施3个月荞麦出口禁令。该项非关税监管措施相关情况将通报欧亚经济委员会，并自正式公布后生效。

14.新冠疫情导致丹麦人的阅读习惯更加数字化

转载自商务部网站---2021-11-18　　来源：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网

丹麦文化大臣图书委员会（Kulturministerens Bogpanel）2021年的年度报告所提供的最新数据表明，虽然该国的图书行业表现稳定，但全社会在新冠疫情期间采取的两次封城措施依然在文学领域留下了清晰的痕迹。

图书委员会提供了从出版商的营业额到丹麦人的图书馆借阅和阅读习惯等各方面发展的全新数据。该委员会的年度报告《2021年书籍和文学现况（Bogen og litteraturens vilkår 2021）》目前已在丹麦文化部网站上公布。

年度报告显示，图书行业和丹麦人的读书习惯继续向数字化发展。2020年3月和2020年12月的封城措施甚至强化了丹麦人在图书购买、图书馆借阅和阅读方面的数字化发展趋势。

今年数据中最显著的发展是在线有声读物和电子书的出借。特别是在线有声读物，其图书馆借阅量继续在一年内出现大幅增加，并在出版商的营业额中占据更大份额。尽管出版商的数量减少了5家，但该行业的总体营业额略有上升。此外，今年的数据显示丹麦人的阅读量总体没有变化。数据显示，丹麦在图书市场和图书馆都拥有强大的数字基础设施，确保了丹麦人可以访问各类文学作品。

文化大臣安妮．哈尔斯博－约根森（Ane Halsboe-Jørgensen）说：

“我很高兴封城期间有这么多丹麦人找到了书籍，而数字化使购买、借阅和阅读书籍成为可能。丹麦人在网上买书，特别是从图书馆借到了在线有声读物和电子书。”

“书籍是我们民主对话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同样重要的是，它们可以提供愉悦的休息时间，使我们摆脱不断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和关注点的社交媒体和电子屏幕。”

图书委员会主席安妮－玛丽．迈（Anne-Marie Mai）说：

“当你阅读图书委员会的许多数据时，你必须注意最微小的轨迹，以便形成关于变化的更全面的认识，其可谓是摇摆不定、颇具戏剧性且比你最初想象的更为复杂。”

“重要的是，所有丹麦人在日常生活中都有很好的机会接触到实体书籍。获得触手可及的实体书籍应该既不困难也不昂贵。此外，必须提升孩子的阅读欲望，不是通过命令和刻板的阅读建议，而是通过包含儿童愿望和需求的举措。”

关于图书委员会

文化大臣图书委员会成立于2014年，旨在关注丹麦图书市场的发展，现任委员会的任期为2019年至2022年。

安妮－玛丽．迈教授是该委员会的主席，委员会共有6名在书籍和文学领域具有专业知识的研究人员。

基于大量的统计数据，从一本书被印制的那一刻开始，直到它被读者得到为止，委员会的年度报告记录了图书行业的冷暖趋势。通过这种方式，这些数据考虑了从生产到分销再到消费的整个周期。

图书委员会还发表专题报告并举办研讨会。文化部是图书委员会的秘书处。

翻译：程昱　校对：刘鹏

15.保加利亚计划促进创意和娱乐产业的发展

转载自商务部网站---2021-11-16　　来源：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网

保加利亚经济部部长丹妮拉．维齐耶娃（Даниела Везиева）、旅游部部长斯特拉．巴尔托娃（Стела Балтова）和文化部副部长鲍里斯拉娃．塔内娃（Борислава Танева）召开会议，他们讨论了签署协议的可能性，以联合三部委共同发展创意和娱乐产业。

该协议的目的是就长期的行政关系制定出一个框架，以相互交流信息和建立有效的多方协调机制。在会议中，各方为实施联合行动商定了具体步骤和行动，其中将优先考虑那些可在文化、创意和娱乐领域中改善公众获取并提高其融资机会的行业。

“我们会为文化、创意和娱乐产业提供创新方法。该设想是要建立一个有具体实施步骤和行动的工作机制，以便优先考虑这些行业。”维齐耶娃说道。据她介绍，上述工作是下一个计划期以及该国《2021－2027年智能专业化创新战略》（Иновационната стратегия заинтелигентна специализация 2021-2027）的关键，因为这些行业的增长潜力最大，并且应当获得支持。

巴尔托娃表示：“《智能专业化创新战略》必须具有新的维度。数字化、人工智能和创新开辟了全新的发展机遇，例如通过虚拟现实技术，构建并重现我们的文化和历史遗产。”

她指出，保加利亚拥有大量资源和丰富的旅游产品，许多考古学、民族学和历史学遗迹和宗教场所，以及诸如博物馆、画廊、社区中心在内的文化机构和许多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活动，将全年开放或举办。

塔内娃说：“保加利亚全年都有丰富的文化、活动和节日旅游项目，这吸引了很多游客，同时涵盖了艺术、文化遗产和文化创意产业领域广泛的活动。在这种环境下，游客和当地居民的参与创造了文化并真正成为了其中的一部分，为这种‘创意’旅游带来了附加价值。”    翻译：程昱　校对：刘鹏

16.开放融通助我国纺织服装产业稳链强链

来源“2021.11.22.《国际商报》贸易投资版  记者 汤  莉

当前，疫情仍在蔓延反复，世界经济复苏脆弱，气候变化挑战突出，地区热点问题频发，全球制造体系、创新体系、治理体系面临深刻调整。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会长孙瑞哲指出，作为高度全球化的经济领域，纺织服装产业的发展与世界经济深度关联。应对变局，需要在世界经济的大图景下分析产业、理清大势、务实创新、共创未来。

纺织工业韧性强

乏力的世界经济增长增加了复苏的不稳定和脆弱性。全球通胀的攀升、汇率的波动、债务的高企，严重冲击了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健运行。面对异常的变化与冲击，具有体系优势的国家正表现出更大的竞争优势与发展韧性。发展质量越高，产业配套越完善，经济的稳定性就越强。IMF预测，发达经济体的总产出预计将在2022年恢复至疫情前的趋势水平。到2024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不包括中国）的总产出仍会比疫情前的预测值低5.5%。

与此同时，全球供应链合作发生改变，就近化、区域化布局不断强化。近年来，多边经贸规则陷入治理困境，全球化以区域化的新形态发展演进。不断深化的区域合作引发了产业版图的重构，全球价值链的缩短与内化进程随之加快。“从整体趋势、力量对比到分工逻辑，全球价值链的结构性调整不断加快。”孙瑞哲日前在浙江绍兴出席2021第四届世界布商大会时介绍道，2020年，中国纺织工业对湄公河流域的投资额占行业对外投资总额的37%。在区域产业合作的支撑下，越南、孟加拉国等经济体在全球纺织服装产业链的地位不断巩固强化。

纺织服装产业与高水平开放息息相关，其衔接国内市场、国际循环，融合民族文化、全球文化，在支持经济发展、稳定对外贸易等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WTO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纺织品服装出口额稳居世界第一位。

面对全球价值链的深刻变革，中国纺织工业表现出强大的韧性与活力，实现了平稳健康发展。今年1-9月，纺织行业发展质效稳步提升，全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3%，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6%，利润总额同比增长31.7%；行业出口保持了较好增势，纺织品服装出口额达2275.9亿美元，同比增长5.6%。

数字绿色趋势显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推动下，全球产业发展的要素资源与动力系统正在发生趋势性变化。孙瑞哲提醒行业企业关注以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为核心的新文明的形成。

随着数字经济重心向工业互联网迁移，平台经济已成为制造业实现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的重要支撑。数字经济正成为全球产业政策和市场监管的重要关切，全球围绕数据资源产权、交易流通、跨境传输、安全保护等领域加快建立制度与规范。数字赋能也在推动制造优势快速放大与强化。

另一方面，绿色发展成为全球共识，从材料、能源、制造到循环回收，绿色技术正深度融入产业价值链的各个环节，绿色成为价值的重要来源、投资的重要方向。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从环保、社会责任等维度审视产品价值，绿色消费的价值理念在消费升级中加速形成。IBM调研表明，全球84%的消费者在选择品牌时更看重可持续性。

“在经济技术架构的变轨和价值评价规则的重构中，中国纺织工业正在探寻撬动未来的价值支点，以高质量发展推动共同富裕与合作共赢。”孙瑞哲表示，中国纺织工业不断夯实制造基础，完善从纤维材料生产、纺织染整加工到终端产品制造的全产业链制造体系，产业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不断提升，并强化科技创新，聚焦基础创新与应用创新着力提升打造现代化产业链的保障能力。在集群化发展方面，中国纺联已在全国20个省区市试点共建了206个产业集群。其中，有10个集群的年销售额在2020年超过1000亿元。在提升集群集约化、专业化水平的同时，中国纺织工业不断推动数字经济与集群的融合创新。以绍兴市柯桥区为例，作为全球最大的纺织贸易集聚地和印染加工集聚区，截至2020年年底，柯桥已培育了1400余家跨境电商企业。

“面对新的发展形势，中国纺织工业要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坚持开放、绿色发展理念，打造更加完善的创新体系、更高质量的制造体系、更加融通的市场体系和更负责任的生态体系，推动全球产业的共同繁荣。”孙瑞哲强调，要以产业全方位的互联互通、互信互利打造开放、包容、透明、多元的全球市场；要更加注重贸易协同，不断扩大贸易规模、优化贸易结构；聚焦普惠性、品质化的消费需求，持续丰富产品种类。同时，依托自贸区、自贸港等对外开放载体，大力发展跨境电商等贸易新模式；要更加注重资源协同，推进跨区域合作；推动数据、人员、技术、产品、资金等资源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流动，实现更高质量、更高效率的资源配置。

17.中国在入世谈判中释放的善意令人印象深刻

2021-11-18 09:54:20 经济参考报

世界贸易组织发言人基思·罗克韦尔日前在瑞士日内瓦总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在入世谈判中释放的善意令人印象深刻。

罗克韦尔在世贸组织中任职二十余年，他是中国入世谈判的亲历者之一。在采访中，罗克韦尔向记者展示了世贸组织总部的一间会议厅，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最后几场关键性谈判，就是在这里完成的。罗克韦尔对20年前的谈判场景记忆犹新，他仍清楚地记得中国代表团、主席团和其他谈判代表团在会议厅中就座的位置。中国入世谈判前后历时15年，罗克韦尔对中国在最后谈判阶段释放的善意印象深刻。

“那是谈判暂停的一天，（2001年）9月11日。会议才刚刚开始，我想大约是下午三点零七分，纽约时间九点零七分，消息传得很快，我回到了办公室，看到了可怕的事情正在发生。”

罗克韦尔接着说，“可以想象，（参与谈判的）美国代表非常心烦意乱。会议主席说，会议需要继续，这次会议非常重要，我们需要继续谈判。龙（永图）先生说，‘不，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谈判。我们要暂停一下，我请求谈判暂停48小时。’”

罗克韦尔说，中国谈判团队释放的善意得到了其他成员的回报。在中国入世谈判首席代表龙永图申请暂停会议两天后，世贸组织中国工作组第18次会议的非正式会谈于9月14日下午恢复，并于15日凌晨圆满结束，会议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法律文件达成一致。他接着说，“我向会议厅外走去，门口站着五六十名等待结果的记者，我告诉他们，‘我们见证了历史，中国的入世申请已经被批准。’”

罗克韦尔回忆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初，在“非常短的时间内”了解了世贸组织的运行规则。中国驻世贸组织代表团的官员十分虚心好学，他们耐心倾听、仔细观察，主动征求各方的意见，很快掌握了与世贸组织打交道的方法。他说，在入世20年后，中国已经成为世贸组织“重要”且“活跃”的成员，“中国满怀热情，以负责任的态度参与我们所有的工作重点”。

罗克韦尔说，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重要性再强调也不为过”，但中国在世贸组织内的工作方式，与其他重要成员并无二致。

他表示，中国是世贸组织诸边谈判的重要推动者，中国积极参与多个领域的联合声明倡议谈判工作，“在投资便利化领域的谈判中，中国发挥了领导作用”。他说，2019年中国在上海举办了世贸组织小型部长会议，将诸边谈判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此外，中国与斐济共同牵头，推动有关塑料污染的联合声明倡议的谈判工作。罗克韦尔表示，中国在农业、电子商务和发展问题等许多其他诸边谈判领域主动作为，并积极推动世贸组织的改革。

罗克韦尔说，关于世贸组织的改革，中国已经列出了一些亟须完成的重要事项。“中国认为，世贸组织的贸易规则需要扩容和更新，以便现在的企业能够在反映他们与客户和竞争对手实际互动方式的规则下运营，”他补充道。

罗克韦尔说：“2020 年中国的商品出口总额约为2.6万亿美元，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前一年的出口额相比，这几乎增长了10倍。”他指出，与货物贸易相比，中国服务贸易的增长幅度并不显著，20年来增长不到100%，未来潜力巨大。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但世界银行将其归类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这意味着中国人越来越富裕，消费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他认为，旅游、娱乐、教育等服务贸易领域未来将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

信息来源：经济参考报

18.新基建、新能源“点亮”中国拉美合作新机遇

2021-11-17 10:06:57 新华社

保持拉美第二大贸易伙伴地位，双边贸易额连续三年超过3000亿美元……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经贸合作继续显示出强大活力，新基建和新能源正继续拓展这条崭新的跨越太平洋的合作之路。

16日，以“开放创新、携手共进”为主题的第十四届中国—拉美企业家高峰会在重庆举行。参会嘉宾普遍表示，虽然新冠肺炎疫情造成了一定影响，但是中拉双方近年在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成果依旧异常丰硕。继续以共建“一带一路”为牵引，共同推动中拉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也成为与会代表最为强烈的愿望。

中国贸促会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我国继续保持拉美第二大贸易伙伴地位，双边贸易额已连续三年超过3000亿美元。今年1-9月，中拉贸易额已达到3318.8亿美元，同比大幅增长45.5%。拉美也是我国对外投资的第二大目的地，在拉美中资企业超过2700家。2020年仅重庆与拉美国家的进出口额就达35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5.1%。

阿根廷圣达菲省省长奥马尔·安赫尔说，阿根廷对中国的出口总额中，圣达菲省贡献了20%，从2019年到2020年中国一直是该省出口的第一大目的地。尽管2020年受疫情影响，出口比前一年有所减少，但今年出口复苏非常明显，与2020年同期相比出口额已经增加了25%。

传统贸易和投资往来持续火热的同时，中拉双方也不断尝试在更多领域开展合作，而基础设施建设则成了首选。从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交通基础设施到5G通信网络，新基建正不断“点亮”中国拉美合作新机遇。

来自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中国学术网的数据显示，2005年至2020年间，中国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已投入使用或在建的基础设施项目共138个，项目资金总额超过940亿美元，为当地创造逾60万个就业岗位。阿根廷贝尔格拉诺货运铁路、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地铁、巴西巴伊亚州云轨等交通项目相继落地，推动拉美国家互联互通发展。

“多年来中国交建积极拓展拉美地区市场，在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实施牙买加南北高速公路、墨西哥铁路等一大批标志性重点项目，成为推动中拉合作和友谊的重要参与者、见证者。”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文岗说，未来中国交建愿意在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交通基础设施领域继续增强合作，推动中拉基础设施更高质量发展。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能源也逐渐成为双方经贸交往的另一个突破口。在本届中国—拉美企业家高峰会上，中拉企业在新能源领域达成多个投资协议，如西藏珠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与阿根廷萨尔塔省政府签署了约17亿美元投资协议，明确未来将在该省建设年产超10万吨电池级碳酸锂项目。

西藏珠峰公司副董事长张杰元表示，目前萨尔塔省还没有在产锂盐项目，此次与萨尔塔省签署投资协议，进一步明确了公司在当地锂盐湖开发的总体规划和具体阶段性目标。

巴西淡水河谷公司全球副总裁路易斯·爱德华多说：“中国投资助力建设的清洁能源和基础设施项目，改善了拉美国家人民的生活条件。这些令人瞩目的成就，让我意识到中拉关系如今已进入平等互利、创新开放、惠民的新时代。”

为进一步推动中国与拉美国家的多领域合作，本届中国—拉美企业家高峰会还发布了《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工商界重庆倡议》，内容包括中拉工商界在共同应对疫情挑战、坚定秉持开放理念、持续推进设施联通、有效推动资金融通、大力开展创新合作以及全面支持中小企业等方面达成的共识。

“中拉经济互补性强，发展战略相互契合，合作潜力巨大。我相信，在中拉工商界、企业界共同努力下，互利共赢的经贸合作将继续为中拉共同建设更高水平的合作伙伴关系和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新的动力，作出更大贡献。”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张少刚说。

信息来源：新华社

19.疫情延宕催生贸易格局之变 助推复苏还看数字经济勃兴 数字化发功，国际贸易越来越“轻”

2021-11-17 09:48:37 中工网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国际贸易格局因之出现诸多新变化，从贸易形式来看，跨境电商、数字服务贸易等数字化贸易蓬勃发展，其中亚太地区跨境电商份额上升、贸易数字化进程加快，尤其在贸易数字化方面中国的表现更加突出。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江小涓指出，近年来，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再叠加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经济中贸易成为重创区，各方对国际贸易、全球投资、技术流动的看法趋于悲观，但就是在这一背景下，率先走出疫情的反而是国际贸易。数据显示，国际贸易的增长显著快于各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这其中，数字贸易功不可没。

江小涓认为，电商平台促成的交易已是全球经济和数字贸易发展的重要构成，跨境平台通过整合生态链上的制造商和服务供应商，利用海量交易数据和算法，降低跨国交易成本，精准对接国际市场，在境外客户需求挖掘、海外影响推广、跨境支付、供应链管理与品牌建设等贸易促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果包括B2C、B2B和海外仓等多种形态，数字贸易已经占到商品贸易的三分之一左右”。

而且，疫情之下的相关封控措施和贸易中断改变了传统贸易形态，促使企业加快转向数字化运营，加速了全球贸易数字化发展。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周景彤分析指出，全球贸易数字化转型加快，贸易形态更加多样化。疫情促进了互联网、大数据与传统外贸产业相结合，提高了交易撮合、报关和通关的线上化水平，并通过大数据分析促进了外贸企业精准营销、定制化设计。同时，传统货物贸易数字化发展带来跨境电商等贸易新业态、新模式快速发展。据世贸组织（WTO）统计，2020年全球货物贸易总额下降了5.3%，但全球B2C跨境电商贸易额不降反升，从2018年的6500亿美元左右增长到2020年的约1万亿美元，年均增长约30%。其中，中国在全球跨境电商中处于领先地位，2020年贸易额为2800亿美元左右，占全球比重达28%左右。

此外，疫情也加速了服务贸易数字化进程，带动远程教育和医疗、线上金融业务、协同办公、社交媒体等数字服务贸易增长，同时涵盖研发、设计、监测、维修的生产性外包服务贸易也进一步发展。2020年全球数字服务贸易出口高达3.19万亿美元，占全球服务贸易总额的比重由2010年的47.3%上升至2020年的52%，2020年全球数字服务贸易出口对全球服务贸易出口增长的贡献率高达98.3%。从结构来看，发达国家在全球数字服务贸易中占据突出优势，远高于发展中经济体、转型经济体数字服务贸易的全球比重。2019年，发达经济体、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数字服务出口的全球占比分别为76.1%、22.6%和1.3%。

同样，中国也越来越认识到数字经济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11月11日，在商务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束珏婷对日前中国正式提出申请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回应称，数字经济是全球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是促进经济复苏的新引擎。随着数字经济的重要性与日俱增，数字领域规则和合作框架制定也已成为很多多双边经贸谈判的重要内容。《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目前的成员方包括新加坡、新西兰和智利。《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包括开发一个安全的应被协定各方认可的数字化标识系统，包括电子商务发票的标准化，以减少国与国之间的通关文件的时间和数量；包括金融科技与电子商务的整合，以方便国与国统一数据的使用规则和跨境交换。

束珏婷介绍，中国数字经济规模位于全球前列，加入DEPA与中国加强全球数字经济领域合作、促进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的努力方向一致，也是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和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行动。中国加入DEPA，不仅将为成员提供广阔市场，拉紧相互的数字经济合作纽带，为各成员企业和人民带来更大福祉，也有助于促进亚太地区乃至全球数字经济的开放融合与长期繁荣。《2021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显示，中国数字经济规模为5.4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同比增长9.6%，增速位居世界第一。

信息来源：中工网

20.金融知识---外汇资产

外汇资产是一国政府所持有的国际储备资产中的外汇部分，亦即一国政府在国外保有的以外币表示的债权。它同黄金储备、特别提款权以及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随时可动用款项，构成一国的官方储备 (储备资产) 总额。其主要用途是清偿国际收支逆差和干预外汇市场以维持本国货币的汇率。一般包括国际上广泛使用的可兑换货币，如美元、英镑。近年来，又增加了德国马克、瑞士法郎、日元、法国法郎等。其具体形式是: 政府在国外的短期存款或其他可以在国外兑现的支付手段，如外国有价证券，外国银行的支票、期票，外币汇票等。在国际储备资产总额中，外汇储备所占的比例不断提高而黄金储备的比重相对下降。1948年外汇储备占27. 1%，黄金储备占69. 7%; 1980年黄金储备降到占57. 4% (按一盎司黄金等于589. 50美元市价计算)。（来源：360网）

编辑：政策法规处（公平贸易处）2021.12.6.  8: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