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出口公平贸易提示信息(2021.第39期)信息来源:商务部网站等  
发布日期:2021-10-18 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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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正式申请加入CPTPP彰显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决心

转载自商务部网站---2021-10-08 14:32  文章来源:光明网

作者:漆彤(武汉大学国际法治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2021年9月16日,中国正式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这表明中国将以更加饱满的信心、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主动的姿态,以深化国内改革为切入口,全面接轨新一代国际经贸规则,构建更高水平的制度型开放体系。

中国始终是多边贸易体制的坚定捍卫者

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中国从世界第六大贸易国迅速跃升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入世”在政策层面“倒逼”国内改革,对提高我国市场化和法治化水平、改善行政效率、提升政策透明度等方面,均产生良好效应。在保持自身增长的同时,中国的市场开放也为全球经济繁荣稳定作出了重大贡献,并逐步成长为多边贸易体制的坚定捍卫者。

过去数年来,伴随逆全球化思潮的回流,加之地缘政治因素的干扰,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有所抬头,以WTO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困境。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和蔓延,亦引发各国对全球价值链、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安全的反思。区域一体化成为各国扩大对外合作、确保区域安全、加快全球布局的重要手段和替代选择,标准较高、范围较小、伙伴选择自由度更高、谈判难度较低的区域经贸合作安排,成为新一轮推动全球化的重要力量。

中国一直秉承多边主义、开放姿态。在继续坚定支持以WTO为代表的多边合作同时,中国也积极参与各种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坚持走高质量发展、制度型开放的道路。继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完成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AI)谈判之后,中国又正式申请加入CPTPP,在参与全球多边经贸治理、推动亚太区域合作升级方面迈出重要的一步。

在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经济复苏带来巨大冲击的当下,作为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的中国,如能顺利加入CPTPP,不仅有利于全球贸易规则的制定,也将有助于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

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中国的国内改革,就是要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积极作用;中国的高水平对外开放,就要与国际对接,尤其是实现与高标准规则的对接。CPTPP对贸易自由化、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追求,与中国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深化国内改革、扩大对外开放的核心利益总体相符合。

近年来,国际经贸形势发生了明显的改变。新兴经济体在全球贸易中地位上升,国际分工价值链区域化特征进一步增强,数字产品贸易、服务贸易、产业内贸易占比提高。国际经贸规则重构从关税、配额、数量限制、海关监管等“边境上”措施向“边境内”延伸,内容逐步涵盖投资、服务贸易、知识产权、竞争政策等国内规制领域,规制重点转向竞争中立、监管一致性、环境标准、劳工标准等非经济因素,并不断提升规则的可执行性。CPTPP的价值理念包括“自由贸易”“公平竞争”“现代治理”和“可持续发展”,CPTPP的规则特点是广泛涉及国内政策和治理模式,力图削减边境内壁垒。

我们申请加入CPTPP,不只是简单地打开国门,而是要和国内体制改革相联动,意味着中国需要在更多领域加大改革开放和执行力度。

过去20年里,中国取得了巨大的经贸成就,但入世所带来的红利正在逐步衰减。申请加入CPTPP,有助于重新获得改革和开放的红利。利用新的“倒逼机制”,加速国内结构性改革和制度型开放,形成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开放的良好形势,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良性互动。当前,要打破中美博弈僵局,摆脱西方“规则合围”被动局面,我们必须加速推进重点领域改革,有效解决上述焦点问题,力求取得重大的制度性突破,从而实现“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全球化需要开放、包容、多元发展

经贸关系背后离不开政治博弈。美国对华发动贸易摩擦,拉拢盟友打压中国,其理论和舆论基点,就是以市场经济的“正统”自居,给中国的经济体制贴上“国家资本主义”的标签,并竭力制造所谓“国家资本主义”与“自由资本主义”的对立,炒作中国是一个国家主导的实行保护主义和重商主义的经济体,其主要依据是中国实行国有经济、政府干预、产业政策。

应当指出,市场经济是一个社会历史概念,本身没有姓资姓社之分,西方国家同样存在国有经济、政府干预、产业政策。WTO可以容纳不同性质的成员,CPTPP可以吸收越南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全球化需要开放、包容、多元发展,制度之争只是西方刻意制造的伪命题。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不能也不应成为阻止中国加入CPTPP的障碍。

从目前CPTPP各方的表态来看,中国加入CPTPP不会一蹴而就,应当对谈判的艰苦性有充分认识。与此同时,更重要的是加快推进重点领域的国内改革。其中,诸如电子商务、服务业开放、政府采购等议题,不仅包含于CPTPP现行规则之中,也是WTO当前谈判的主要内容。无论中国能否顺利加入CPTPP,只有锐意改革,完善自我,才能不惧于任何外部风险和挑战。

来源:光明网

2.国际货币体系演变与中国的定位

转载自商务部网站---2021-10-08 14:31  文章来源:“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微信公众号

——评《变化中的国际货币体系: 理论与中国实践》

余永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高海红教授是“60后”国际金融专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她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中心的创建人,一直是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国际金融研究的领军人物。我与高海红教授共事26年,经常同她探讨国际金融问题。高海红教授概念清楚、思维缜密、视野开阔,在同她的学术交流中我受益良多。高海红教授严谨治学和低调谦虚受到学界同侪的广泛好评。

高海红教授的新著《变化中的国际货币体系: 理论与中国实践》是她长期研究国际货币体系的总结与概括。该书内容包括了中国学界在过去几十年中所讨论过的与国际货币体系相关的几乎所有重大问题。由于我们是长期合作者,我十分认同她在书中所阐述的主要观点。如果有什么分歧的话,很可能是我在一些问题上的观点更极端一些,而她则坚持一种更为平衡的立场。

中国的开放过程很大程度是加入国际贸易和国际货币体系的过程。长期以来,中国基本上是现存国际秩序的接受者而不是建立者或改革者。但自全球金融危机暴发以来,形势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

一方面,经过40多年的艰苦奋斗,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贸易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大美元外汇储备国(有时被日本超过)、世界最大债权国之一(2019年拥有24.5万亿美元海外资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第三大股东;人民币国际化也取得长足进步,人民币成为IMF的特别提款权(SDR)篮子的第三大构成货币。中国有权要求国际货币体系能够更多倾听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声音。

另一方面,长期以来,特别是2008年以来,尽管美元始终是国际货币体系(包括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本位货币,美国政府却越来越不愿意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特朗普执政时期所实施的政策更是公然打出“美国第一”的旗帜。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财政、货币政策必然会动摇美元的本位货币地位。如果以往的经济理论还有存在价值,我们就不能不对美国的极度扩张性财政政策和无限量货币宽松政策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可能冲击深感忧虑。在“尼克松冲击”之后,我们是否还会面对“拜登冲击”?

改革开放之前,无论国际货币体系发生何种动荡,中国基本上不会受到严重冲击。现在,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最重要参与者之一,国际货币体系的任何动荡和变革都可能会对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造成难以估量的重要影响。中国不仅需要在现存体系中趋利避害,而且必须积极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长期以来,中国的国际金融学者对国际货币体系的沿革、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弊端、可供选择的改革路径已经进行过相当深入的研究。在当前的复杂形势下,我们有必要对这些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并尽快在此基础上形成中国的国际货币体系危机应对预案和中国自己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案和路线图。我相信,高海红教授的新作将对这一努力做出重要贡献。

国际货币体系沿革:从金本位到后布雷顿森林体系

任何国际货币体系都必须能够行使两大功能:提供足够的国际流动性(liquidity)和调整(adjustment)国际收支平衡。而为了能够行使这两大功能,任何国际货币体系都必须首先回答三个基本问题:选择什么货币作为本位(standard)、如何决定汇率以及如何管理资本的跨境流动。对这三个问题的不同解决方案,定义了不同的国际货币体系。

金本位制

187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国际货币体系以黄金为本位。在金本位下,一国货币和黄金按货币的法定含金量自由兑换,黄金在国家之间自由流动。一国黄金产量和贸易盈亏决定黄金储备量(存量),而后者则决定该国货币发行量。换言之,在金本位下,货币发行量存在由黄金储备量决定的上限和下限。在金本位时期,英国在绝大多数年份保持贸易逆差。但由于投资收入始终是顺差,直到1930年代之前,大英帝国一直都是经常项目顺差国。由于黄金储备充足,英镑成为金本位下的主要国际支付手段,英格兰银行成为世界的银行。当时的金本位制实际上也是英镑本位制。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暴发,英国暂时中止实行金本位。按英镑和美元的法定含金量,战前英镑对美元的汇率是1英镑兑换4.86美元。由于战争期间英国通胀严重,而美国的通胀较轻,战争接近尾声时,英国政府让英镑对美元贬值到1英镑兑换4.7美元。1920年外汇管制解除之后,英镑对美元贬值到1英镑兑换3.44美元。在战后一心希望恢复金本位的英国政府实行了货币紧缩政策。在战后的两年之间,英国信贷增速下降了20%,物价下降了34%。1922年,在付出失业率高达14%的代价后,英镑对美元汇率回升到1英镑兑换4.61美元。1925年丘吉尔宣布恢复金本位,同时让英镑对美元汇率保持在战前的1英镑兑换4.86的水平上。

理论上,金本位具有恢复国际收支平衡、遏制通胀或通缩的自动调节机制。例如,如果国家A的财政赤字货币化政策导致物价上涨,相对物价稳定的国家B,A对B出现经常项目逆差,黄金由A流入B。为保证金本位要求的货币兑换黄金比率不变,A必须紧缩货币供应,而B则可以增加货币供应。其结果是:A物价下降、出口增加;B物价上涨、进口增加。这个调整过程要一直持续到国际收支恢复平衡。在此过程中,A的通货膨胀被输出到B。

金本位得以实行的前提条件是各国都遵守“金本位的游戏规则”。如果B担心本国物价上升,在黄金流入的同时,阻止本国银行扩大货币供应量。则金本位的自动调节机制就会失效。以英美两国为例。战后,当英国采取货币紧缩政策以恢复金本位的同时,美国拒绝执行更为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一方面,英国黄金储备不断减少;另一方面美国黄金储备不断增加。除非采取进一步的货币紧缩政策,英国将无法维持1英镑兑换 4.86美元的汇率(同时也意味着英国政府无法维持原定的黄金-英镑平价)。其实,英国在恢复金本位的时候,把英镑的含金量定的低一些(对美元的汇率定的低一些),情况可以会有所不同。但教条主义的英国却认定:维持英镑原有含金量不变是金本位应有之义,不肯改变英镑的含金量。黄金储备的减少迫使英国在1931年宣布放弃金本位。随后其他国家也纷纷退出金本位,世界进入了无序的竞争性贬值时代。大国之间的“以邻为壑”的贸易和汇率政策大大加剧了1929年-1939年的“经济大萧条”。

布雷顿森林体系

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最基本特征,是以美元为中心的金汇兑本位制和固定汇率制度。根据国际货币基金协议条款,各国货币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其波动幅度上下不得超过百分之一。而美元同黄金的兑换比率则固定为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其他国家货币同美元而不是同黄金直接挂钩,可以用美元储备代替黄金储备,从而缓解了这些国家黄金储备不足的问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只有在当其国际收支出现“根本性失衡” (fundamental disequilibrium),并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批准之后,才能实行货币贬值。对什么是“根本性失衡”,并没有明确定义。一般的理解是,如果国际收支不平衡已无法通过调整国内政策加以纠正,国际收支不平衡就是根本性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对国际收支暂时失衡的当事国提供信贷便利,以尽量减少贬值的必要性。各成员国必须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把一定数量的黄金和本国货币存放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帮助出现国际收支困难的国家。成员国从基金借款(通常是借美元)时必须以本国货币交换,然后再在三、五年之后用美元将其买回。一般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存在三大问题。

第一是特里芬问题。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是国际贸易中唯一的交易媒介、结算工具。为了满足国际贸易的需要,美国必须为国际货币体系提供足够的“美元流动性”。1960年,比利时经济学家特里芬指出:布雷顿森林体系能否维持取决于海外美元持有者对美元的信心,更确切地说,取决于他们对美国政府能否履行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承诺的信心。但是,对美元流动性的需求将随国际贸易量的增长而增加,而黄金产量的增长却是有限的。这样,海外居民美元持有量对美国黄金储备的比例将越来越高。这种趋势最终将动摇美元持有者对美国政府遵守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承诺的信心,进而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

特里芬关于黄金储备不足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预言从根本上是正确的,但布雷顿森林体系走向崩溃的实际路径与特里芬的预期并不尽相同。事实上,随着欧洲和日本经济的复苏,出口竞争力的提高,美国货物品贸易顺差减少,而服务贸易逆差(包括海外军事开支)则持续增加。在经常项目顺差逐渐减少的同时,美国的资本项目(政府海外贷款、海外援助和私人资本流出)始终维持逆差,而且大于经常项目顺差。国际收支状况的不断恶化迫使美国不得不越来越多的依靠输出美元来平衡国际收支。战后的“美元荒”变成50-60年代的“美元过剩”。可见,最终动摇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原因并非特里芬所预言的贸易增长导致的美元供给相对黄金供给增长过快,而是美国的持续国际收支逆差导致的美元泛滥。

美国的持续国际收支逆差说明美元高估。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初,在非官方市场上黄金的美元价格持续出现上涨趋势。投机者在官方市场出售美元购买黄金,在非官方市场出售黄金购买美元以牟取价差。1949年底美国黄金储备超过对外国短期负债(包括债券和证券)的数额为182亿美元;而到1958年底,上述数额不足50亿美元。从1950年至1957年,美国黄金储备平均每年减少13亿美元,仅1958年就减少了近30亿美元。随着美元对黄金贬值预期的加强,投机者抛售美元、抢购黄金的风潮一浪高过一浪。1948年,美国拥有全球货币储备的2/3。到1960年底,美国黄金储备额下降至194亿美元,而包括短期和长期在内的对外流动负债为189亿美元,美国的黄金储备尚能弥补外国机构和私人对美元兑换黄金的需求,但两者之间的差额只有5亿美元。到1970年,美国黄金储备进一步降至145亿美元,同期美国对外流动负债高达402亿美元,其中仅短期流动负债就已超过了黄金储备,达234亿美元。1971年,相对于外国官方和私人分别持有的400多亿美元和300多亿美元,美国持有的黄金储备只有100多亿美元。1971年8月法国已经把92 %的外汇储备换成黄金。同年8月英国政府要求美国财政部把价值30亿美元的黄金从诺克斯堡转移到美联储在纽约的金库。面对黄金储备的急剧流失,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总统宣布关闭“黄金窗口”,撕毁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的承诺,布雷顿森林体系轰然倒塌。

第二是国际收支失衡纠正机制失灵问题。作为最后手段,布雷顿森林体系允许成员国在国际收支出现“根本性失衡”时,对汇率进行调整,以恢复本国的国际收支平衡,但调整幅度仅为1%。在金本位制度下,国际收支失衡可以通过黄金的跨境流动得以调整。但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固定汇率制度下,纠正国际收支失衡只能由当事国采取紧缩或扩张货币政策加以纠正。而维持国际收支平衡的政策目标往往同国际收支失衡国的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相矛盾。

例如,1962年英国首相麦克米伦曾建议美国把美元贬值到70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遭到肯尼迪总统拒绝。肯尼迪认为这将释放美国经济状况不佳的信号,但他同时也不想采取紧缩政策。1960年后期国际收支平衡恶化,与此同时美国的就业和通货膨胀形势也在恶化。为了减少国际收支逆差,美国本应采取货币紧缩政策(如升息),而其他国家则应采取货币扩张政策。但美国各界已形成充分就业(失业率不超过4%)是最重要政策目标的共识,美联储难于实行紧缩政策。美国也尝试通过资本管制抑制资本外流。例如,1963年美国开始征收利息均等税(IET)以阻止美国居民在海外购买金融资产。在尝试过各种办法都无济于事,或代价太大的情况下,尼克松政府选择了美元贬值。先是美元对黄金贬值7%,而后各国汇率波幅的允许范围扩大到2.5%。1973年3月,各国汇率开始自由浮动,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终结。

第三是戴高乐问题。法国总统戴高乐指出,建立在任何单个国家货币基础之上的货币体系都是危险的。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美元被自动视为等同于黄金。戴高乐认为事实上的美元本位使美国可以过上入不敷出的生活(to live beyond its means),并强迫欧洲国家为美国承担建立海外军事帝国的费用。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由于美元几乎是唯一的可以在跨境贸易和投资中充当交易媒介、结算手段和价值贮存的货币,其他国家都不得不持有一部分美元外汇储备。这样,美国就可以印刷“借据”换取外国资源,而不用担心外国会使用这部分美元,即凭借这些“借据”向美国索取产品、劳务和金融资产。换言之,作为向全球提供流动性的交换条件,布雷顿森林体系允许美国向全球征收铸币税。

如果各国增持的美元储备同国际贸易增长相对应,应该不会出现通货膨胀,美元的国际购买力不会下降。在1960年代初期,美国物价水平相对稳定。1960年至1965年间,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了6.54%。但是在196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越南战争、约翰逊的“伟大社会计划”,美国财政赤字急剧增加,物价开始加速上涨。1965年至1970年间,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增加了23.07%,年均上涨4.25%。美元国内实际购买力下降意味着美元对黄金和其他国家汇率的高估。海外居民持有注水的美元意味着他们还要向美国缴纳通货膨胀税。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初期,美国是通过资本项目逆差(马歇尔计划等)为国际货币体系提供流动性的。但随着经常项目由顺差转变为逆差,美国开始通过增加负债来提供流动性。法国著名经济学家鲁夫(Rueff )借用裁缝和客户之间的关系解释了这种变化的实质:

“如果我的裁缝(顺差国)希望和我(美国)达成协议——只要我把买衣服的钱付给他,他在当天就会以贷款形式把钱返还给我——我是不会反对从他那里订制更多衣服的。”

这样,裁缝(顺差国)不断为客户量体裁衣,积攒下越来越多的借条;客户(美国)为了得到新衣服,唯一要做的事情是开借条。这些借条最终能够兑现什么?兑现多少?没人知道。

后布雷顿森林体系

自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一个 “没有体系的体系”,即“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成为当今世界的国际货币体系。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存在三大特点:第一,多种国际储备货币并存,但美元依然是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第二,多种汇率制度并存,但绝大多数国家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第三,资本自由流动,但不禁止实行不同程度的资本管制。

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最根本特征是美元本位(不是黄金-汇兑本位制)。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不再有黄金支持。对外国持有者来说,美元仅仅是由美国政府开出的、以国家信用担保的借条(“IOU”)。

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有黄金支持尚且崩溃,同黄金脱钩后,没有任何内在价值的美元为何依然能够充当本位货币呢?这一问题的回答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并非是市场对美元的不信任票、而是对美国政府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承诺的不信任票。美元与黄金脱钩后,投机空间大幅缩窄,特里芬问题消失。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尽管美元对黄金的价格剧烈贬值,美元对其他货币的贬值则相对温和,且有双向波动。这说明,美元的本位货币地位本身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动摇。尽管美元不再有黄金的支持,但由于有强大的政治、经济、金融和军事力量为后盾,美元信用并未丧失。

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跨境资本的狼奔豕突,各国之间的双边汇率变动频繁且剧烈,货币危机、债务危机、国际收支危机以及金融危机的发生频度大大超过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全球贸易得到迅猛发展,全球金融一体化大大加强,世界经济平均增速虽然明显低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增速,但全球经济毕竟并未发生金本位下的长期衰退。因而,尽管有种种不满,但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暴发之前,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合理性并未遭到过根本性挑战。

现阶段国际货币体系弊端与中国定位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暴发,结束了这种状况。2009年联合国授权建立的“斯蒂格利茨委员会”指出,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存在三大缺陷:通货紧缩倾向、不平等性和不稳定性。而这些缺陷的根源则是:作为一种国别货币的美元充当了国际储备货币。

所谓通货收缩倾向是指,为了避免经常项目逆差导致货币危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非储备货币国往往要积累相当大量的外汇储备。而外汇储备的积累,意味着购买力的“冷藏”。如果经常项目顺差国不相应增加支出(这意味着经常项目顺差的减少甚至经常项目逆差的出现),全球的总需求就会因经常项目逆差国的单方面调整而减少,全球经济就会陷于衰退。

所谓调节国际收支不平衡的机制缺失是指,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中,资本的自由流动实际上抵消了汇率调节机制的作用。特别是短期投机资本的跨境流动更是给国际收支的平衡带来很大不确定性。以美国为例,自1980年以来美国几乎每年都是经常项目逆差,但是,美元汇率在更大程度上却是由资本流动的方向决定的。当美国国内利息率较高之时,尽管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由于资本的流入,美元往往不但不会贬值,反而会升值。汇率错位(misalignment)可以长期存在。

所谓不平等是指,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浮动汇率制度下,非储备货币国必须积累大量外汇。持有外汇资产仅仅能得到很低的回报。非储备货币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大量积累外汇储备的造成了全球资源配置的极大不平等。持有大量外汇储备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对美国支付铸币税。

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支持者在早期声称,实行浮动汇率之后,各国对外汇储备的需求会降低到最低限度。当充当交易媒介和结算手段的“国际流动性”不足的时候,一国可以从国际货币市场借到足够的美元,只要借款国有足够的资信。但亚洲金融危机彻底证伪了这种观点。由于资本流动的“逆周期性”,发展中国家越是需要美元流动性,就越难于得到美元流动性。在后布雷顿森林时期,全球外汇储备不断增加。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前的1970年,全球外汇储备仅为450亿美元,1979年上升到3000亿美元。从1973年到1979年, 全球外汇储备的增速为17%,明显高于1960年代的9%。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为了预防投机资本的攻击,作为一种保险,发展中国家中央银行不得不大大增加美元外汇储备的积累,这些美元储备已经同满足“国际流动性”需求毫不相干。1990年发展中国家外汇储备对GDP之比为5%,2018年这一数字上升到30%。2020年底全球外汇储备总额高达12.7万亿美元。 在外汇储备中,美元外汇储备的比例在1999年高达71%,2020年是过去二十多年来的最低值,但依然高达59%。无论积累外汇储备的目的是什么,其结果都是使发展中国家浪费了大量本应该用于消费和投资的实际资源。而硬币的另一面则是,美国消耗了大量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实际资源,却不用担心还本付息。

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最根本问题是,一方面,没有任何内在价值、完全靠信用支撑的美元是本位货币,或者如一些经济学家所说的 “锚”;另一方面,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测,2023年美国国债占GDP之比将达到103%,超过二次大战以来的峰值;到2050年这样比例将达到250%。国债的持续增加将使美联储难于改变低利息率政策,而低利息率政策又使美国难以改变已经持续近50年经常项目逆差状态。经常项目逆差的长期累积使美国的海外净负债超过14.1万亿美元,占美国GDP的67%左右。这一比例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还将继续增长。与此相对照,在1960年代末期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时候,美国是净债权国。在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的近50年中,鲁夫的裁缝并不在乎日复一日地给顾客缝制衣服,尽管所得到的仅仅是客户开出的借条,裁缝对客户是否能够最终还钱似乎并不在意。而顾客则落得享受不断得到新衣服、而无需操心把借条变成“真金白银”-偿还债务-的好日子。裁缝还要等到什么时候才会要求客户把借条“变现”为实际资源?裁缝的超强耐心可以说是当代金融的最大难解之谜。

应该看到,中国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中国其实就是鲁夫比喻中的那位超级耐心的裁缝。中美之间关于贸易不平衡之争,很像是一幕荒诞剧:一方面是我要把钱借给你,而且情愿不收(或少收)利息;你不肯借,但我偏要借给你。另一方面是我想借钱,但偏说我不想;而且说你把钱借给我是害了我。美国政客表面抱怨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私下却乐得看见中国购买美国国库券以积累外汇储备。

十几年来,我曾不厌其烦的引用美国前总统办公室主任,现任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主任Phillips Swagel 先生对这种奇怪现象的解释。他的解释虽然是针对人民币升值问题的,但却点破了美国政府对中国维持对美国的贸易顺差,积累美元外汇储备的真实思想。Swagel先生说 :

“如果真的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人民币被低估了27%,美国消费者就是一直在以27%的折扣得到中国所生产的一切;中国就是在购买美国国库券时多付了27%的钱。对此,美国人为什么要抱怨呢?升值将使中国停止大甩卖,美国人将要为他们所购买的一切东西——从鞋到电子产品——付更多的钱。其他国家固然会买下中国不再愿意购买的国库券,美国人也可能会多储蓄一些,但财政部和公众必须支付较高的利息率。人民币升值不但意味着美国政府的融资成本将会上升,而且意味着美国的房屋购买者必须为只付息式按揭花费更多的钱。不要指望人民币升值会给美国带来更多的就业。人民币低估确实造成了失业,但那是马来西亚、洪都拉斯和其他低成本国家的失业。如果中国的出口减速,美国就要从那些国家进口成衣和玩具。”

Swagel先生接着说:

“既然人民币升值会给美国造成短期痛苦,为什么还要逼中国升值呢?决策者当然懂得人民币升值对美国经济的不利影响。他们肯定也知道,大张旗鼓的施压只能使中国人更难于采取行动。但这会不会恰恰是问题的所在?一个有心计的人(a cynic)可能会希望(实际情况是):压中国升值不是(美国政府)对不明智政治压力的回应,而是一种狡猾的图谋(devious attempt)。其目的是在牺牲中国利益的基础上,延长美国从中国得到的巨大好处。当然,这一切也可能是无意的。但是,不管动机如何,美国行政当局找到了一个十分漂亮的办法,使美国的好日子得以延续下去。”

顺便说明一下,我本人认识Phillips Swagel先生,我认为他是一个诚实的人。

客观说,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早已是千疮百孔。没人知道一辆年久失修的破车可以继续走多远。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他们没有选择,只能一直留在车上,直到车辆倾覆。

而中国不是这些大多数国家的中的一员,中国有自己的选择。在过去数十年中,特别是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暴发之后,中国和周围邻国就开始了种种尝试,但这些尝试都无果而终。2009年后中国开始走自己的路,但很快就发现没有道路是平坦的。高海红教授的新著相当详细地记录了中国和邻国已经走过的曲折道路。但是,正如高海红教授在她的新著中所表明的,面对畏途巉岩,只要中国坚持尝试下去,就一定能够走出一条坦途。

居安思危,为国分忧,国际金融学者责无旁贷。预祝高海红教授在探索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研究道路上取得更大成绩。

3.中国-智利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互认实施

2021-10-09 11:30:05 海关总署网站

中国-智利海关AEO互认安排10月8日实施,这是中国在南美地区首个正式实施的海关AEO互认安排。

AEO是Authorized EconomicOperator的简称,即“经认证的经营者”,是世界海关组织倡导的,通过海关对信用状况、守法程度和水平较高的企业进行认证,对通过认证的企业给予优惠通关便利的一项制度。互认安排实施后,两国AEO企业将享受到双方给予的降低单证审核和货物查验率、加快通关速度、实施优先查验、通过设立联络员沟通解决企业通关中遇到的问题等多项便利措施。双方企业货物通关时间有望明显压缩,港口、保险、物流等贸易成本也将相应得以降低。

智利是中国在南美地区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中智贸易保持大幅增长的良好势头。据海关统计,2021年1月至8月,中智进出口总值为421.9亿美元,同比增长50.1%。其中,出口163.17亿美元,同比增长80.4%;进口258.73亿美元,同比增长35.7%。同期,中方共有883家AEO企业对智利有出口业务,出口额为30.87亿美元,约占中国对智利出口总额的18.92%。

为充分享受互认安排通关便利,中智AEO企业需要在通关环节准确填报AEO编码。与智利有进出口贸易的中国海关高级认证企业,需要将AEO编码告知智利进口商或出口商,由其按照智利海关规定填写申报,智利海关在确认我国海关AEO企业身份后,将会给予相关便利措施。

我国企业自智利AEO企业进口货物时,需要分别在进口报关单“境外发货人”栏目中的“境外发货人编码”一栏和水、空运货运舱单中的“发货人AEO编码”一栏填写智利发货人的AEO编码。企业向智利AEO企业出口货物时,需要分别在出口报关单“境外收货人”栏目中的“境外收货人编码”一栏和水、空运货运舱单中的“收货人AEO编码”一栏填写智利收货人的AEO编码。我国海关在确认智利AEO企业身份后,将会给予相关便利措施。

海关总署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快推广‘经认证的经营者’国际互认合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力推进互认合作进程。截至2021年8月底,中国海关已经与新加坡、韩国、欧盟等20个经济体46个国家或地区签署了AEO互认协议,互认国家或地区数量居世界首位。其中,包括19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5个《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成员国和13个中东欧国家。中国AEO企业对AEO互认国家或地区进出口值占到其进出口总值的约60%。

下一步,中国海关将继续全力推进与俄罗斯、土耳其、约旦、泰国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阿根廷、墨西哥等重要贸易国家海关的AEO互认合作进程,为广大进出口企业创造更加安全便利的贸易环境,帮助中国AEO企业在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享受海关便利措施,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

信息来源:海关总署网站

4.农业贸易百问| 入世20年我国农产品贸易发生了哪些突出变化?

2021-10-08 10:21:24 农业贸易促进

编者按:时光荏苒,今年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二十周年。为纪念这砥砺奋进的二十年,中国贸促会农业行业分会开展了“中国入世二十周年农业领域系列活动”,共谋我国农业贸易和乡村振兴未来发展。其中由农业农村部国际合作司主办,农业农村部农业贸易促进中心(中国贸促会农业行业分会)、广东省农业农村厅承办的“中国入世二十周年农业发展高层研讨会”将于10月11日至12日在京举行。本文是“中国入世二十周年农业大事记”系列文章的第三篇。

正文

入世以来,我国农产品贸易规模高速增长,农产品市场愈加多元,产品结构更加多样。我国逐步成为全球农产品贸易大国。

1、贸易规模持续增长,地位显著提升

入世前的1996—2000年间,我国农产品贸易额年均增速为2%。入世后,我国农业高度开放,农产品关税大幅削减,市场准入门槛显著降低,同时面临的外部环境得到明显改善,享受到WTO其他成员国给予的优惠关税和市场准入机会,农产品贸易进入快车道。2001—2020年,农产品贸易额由280亿美元增至2468亿美元,年均增长12%。

2001年入世时,我国农产品贸易额约占农业增加值的15%。入世后,我国农产品贸易对农业的影响日益加深,2020年我国农产品贸易额占农业增加值的比重升至21%。大豆、肉类、植物油、食糖等大宗产品进口成为重要的供给来源。我国农业与世界的融合度逐渐增强,农产品贸易在国际市场中的份额不断提高。2001年,我国农产品贸易额约占全球的3%,2020年提高至8.5%,排名由第十一位上升至第二位,仅次于美国。

2、贸易顺差转为逆差,大宗农产品全面净进口

入世前,我国农产品出口常年高于进口,贸易基本保持顺差。入世后,进口以高于出口的速度迅猛增长,贸易由顺差逐渐转为逆差。2001—2020年,农产品进口额由119亿美元增至1708亿美元,年均增长15%;出口额由161亿美元增至760亿美元,年均增长8.6%;贸易差额自2004年起由顺差转为逆差且逐年扩大。2004—2020年间,逆差由47亿美元增至948亿美元,年均增长21%,高于同期进出口增速。

贸易逆差的背后是粮棉油糖等大宗农产品净进口激增。入世之初,我国大宗农产品中只有油籽、植物油和部分畜产品净进口规模较大。入世后,除原有这些产品净进口继续扩大外,谷物、棉花、食糖、肉类、乳制品等农产品也实现大规模净进口。20年间,大豆净进口量由1000余万吨增至1亿吨;食用植物油从100余万吨增至1000余万吨;谷物由净出口500余万吨转为净进口3000余万吨,其他大宗产品净进口也成倍增长。

3、贸易圈子不断扩大,产品结构愈发多样

入世前,我国属于没有融入世界贸易体系的“圈外人”,进出口市场虽然很多但贸易集中度较高。2001年,我国与198个国家和地区有农产品贸易往来,而前10位的贸易额占比达70%,主要集中在东亚和美洲地区。入世后,我国农产品进出口市场更加多元,贸易集中度进一步降低。2020年,我国农产品贸易伙伴增至216个国家和地区,前10位贸易额占比降至58%,地域范围扩展至全球各地。

产品方面,入世前,特别是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农产品贸易侧重出口创汇和品种调剂,主要出口水产品、蔬菜、禽肉等产品;进口油籽、植物油、羊毛、生皮、冻鱼等产品。这些产品中,初级产品和原料型产品占比较高。入世后,农产品贸易的功能逐渐转向保障国内粮食安全、满足居民多样化消费需求和促进农民增收。水产品、蔬菜、水果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仍具比较优势,成为出口主导品种,但谷物、肉类等出口逐渐减少。进口结构中,油籽、谷物、植物油等原料型产品进口继续增加,而肉类、水果、乳制品、对虾、葡萄酒等直接消费品和深加工产品进口逐渐增多,品种也更加丰富。

4、市场主体日趋多元,出口示范效应更加突出

入世后,我国履行承诺,逐步开放外贸经营权,将管理制度由审批制转向备案登记制,同时取消外贸经营的门槛限制,扩大外贸经营者的范围。在外贸环境持续宽松的背景下,外贸经营主体的数量和类型不断扩大,涉农民营及外资企业数量和比例也大幅提升。

出口企业的不断壮大给产业和地区带来的示范作用越来越突出。入世后,农产品出口企业纷纷建立起一套与国际接轨的质量安全和标准控制体系参与国际竞争。这些高于国内的标准和领先的技术体系为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带来了良好的示范效应。同时出口企业集中的沿海地区为内陆省份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借鉴,带动了其他地区贸易的发展。

信息来源:农业贸易促进

5.韩国将加强对多功能设施卫生、防疫情况的检查

转载自商务部网站---2021-09-29 18:24  文章来源:食品伙伴网

9月29日,韩国食品药品安全部(MFDS)发表消息称:为了秋季多功能设施的卫生、防疫安全管理,将于10月6日~10月13日,对食品卫生管理情况和防疫管理现状进行检查。

检查对象:在韩国全国范围内的国家/公立公园、游乐园、火车站、航站楼和机场等人群密集场所营业的5千多家餐饮店、娱乐设施等。

主要检查内容:▲是否销售或使用过期产品。▲是否重复使用食物。▲食品卫生操作是否规范。▲是否遵守防疫守则等。

6.外媒关注:美拟重启对华定向关税排除

2021-10-08 10:21:24 参考消息网

参考消息网10月7日报道 据路透社华盛顿10月5日报道,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地时间5日说,就重启针对中国进口产品的定向关税排除程序的计划,它将向公众征求意见,特别是,是否恢复此前曾被延长时限的549种进口产品类别的关税排除。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说,从10月12日到12月1日,它将就一系列产品的关税排除问题听取公众意见,这些产品包括工业零部件、恒温器、医疗用品、自行车和纺织品。

报道注意到,在《联邦政府纪事》就征求公众意见一事发布通告前,美国贸易代表戴琪4日宣布,她将就一些贸易问题同中国官员接触,并重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关税排除程序。

另据法新社华盛顿10月5日报道,美国宣布将就对华关税排除问题征求公众意见。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宣布,美计划与中方就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落实情况、产业政策等问题展开坦率对话。该协议旨在缓解这两个经济大国之间紧张的商业关系。

报道称,达成该协议之前,拜登的前任唐纳德·特朗普在2018年对37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然而,许多美国企业批评这些关税,称它们推高了成本,因为进口商承受了这些关税造成的主要冲击。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5日宣布了一项“定向关税排除程序”。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说,此前有2200多项关税排除获得批准,并且有549项关税排除的时限被延长,直到去年年底其中大部分到期。

该声明说:“由于此前发现这些关税排除有必要进一步延长时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将逐一评估各项关税排除是否可能恢复。”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将权衡关税排除对就业、供应链和对华总体政策等因素的影响。

信息来源:参考消息网

7.阿建筑业就业已恢复到疫情水平

来源:驻阿根廷共和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处 2021.9.28.

据阿根廷官方通讯社Telam 9月27日报道,阿建筑商会主席斯切彻表示,新冠疫情造成阿建筑行业近7万人失业。随着阿疫情形势向好和经济复苏,截至8月该行业已重新创造8万就业,现存就业34.5万人。斯指出,驱动该行业复苏的主要引擎是政府公共投资。

8.阿根廷牛肉出口禁令松动,牛肉产区表示将提高牛肉产量

来源:驻阿根廷共和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处 2021.9.30.

据阿根廷《金融界报》9月29日报道,据阿根廷《金融界报》9月29日报道,阿圣菲省生产部长科斯塔马格纳29日表示,日前有关牛肉产业大省同阿中央政府农牧渔业部和业界的会谈十分积极。各方除就放开牛肉出口限制达成一致,还就提高牛肉产量达成共识。圣菲省表示将在出口恢复后进一步提高牛肉产量,并阻止国内市场牛肉价格上涨。报道指出,圣菲省是推动阿中央政府放开牛肉出口限令的主要省份,阿出口牛肉的40%产自该省。

9.三井住友银行将为沙特阿美提供融资建议

来源:驻沙特阿拉伯王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处2021.10.10.

据阿拉伯新闻9月26日援引消息人士报道,沙特阿美已选择日本三井住友银行 (SMBC) 为该公司170-200亿美元天然气资产出售业务提供融资建议。消息人士称,在中国、韩国和新加坡等国的主权财富基金进入谈判之后,一个由亚洲投资者组成的财团有望成为赢得这笔交易的主要候选人。而去年赢得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 (ADNOC) 天然气管道交易的美国布鲁克菲尔德基金也是潜在投资者之一。消息人士补充说,该交易的融资结构将类似于由EIG Global Energy Partners牵头的124亿美元的石油管道协议。该交易将使用40亿美元的已发行股票融资,其余部分将通过一组银行的贷款融资。

10.埃及是欧盟在非洲的最大投资国

来源:驻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处 2021.10.7.

欧盟驻埃及大使周一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埃及是欧盟在非洲的最大投资国、地中海地区的第二大投资国;欧洲企业对在埃投资兴趣强烈,这有利于双边关系进一步发展。同时,欧盟是埃最大的贸易伙伴,2020 年双边货物贸易额达到 245 亿欧元,欧盟从埃进口 64 亿欧元,主要是燃料和矿产品、化学制品、农产品以及纺织品等;欧盟对埃出口 181 亿欧元,主要是机械和运输设备、化学制品、农产品、原材料以及燃料和矿产品等,进口、出口额分别占埃出口、进口 额的25.8%、21.8% 。欧盟大使还强调,埃拥有非常发达的基础设施、交通网络和年轻的熟练劳动力,这是欧洲公司投资埃及的重要动力。同时透露,欧盟计划将欧盟与埃及 2004 年签署的联合协议升级为更广泛的全面自由贸易安排,目前双方正在进行相关谈判,以保持和改善埃及与欧盟国家之间的贸易流通,增加贸易额并避免出现任何形式的供应链中断。

11.阿布扎比港口公司与法国达飞签署协议建造新码头

来源:驻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处 2021.9.18.

ZAWYA网站9月9日报道称,阿布扎比控股公司(ADQ)子公司—阿布扎比港口公司(Abu Dhabi Ports)与法国达飞集团(CMA CGM)签署了一项为期35年的特许经营协议,将在阿布扎比哈利法港建造海合会(GCC)地区首个半自动化集装箱码头,面向南亚、西亚、北非和东非市场。

根据该协议,双方将投资5.7亿迪拉姆(约1.54亿美元)成立合资企业,达飞子公司(CMA Terminals)占股70%,阿布扎比港口占股30%。该码头预计于2024年交付,一期工程码头长800米,年吞吐量180万标箱。

12.法国:对在欧盟范围内保护品牌并避免错误的建议

转载自商务部网站---2021-09-24  来源: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网

今年是欧盟商标设立25周年,欧盟知识产权局(EUIPO)于1996年4月1日收到了第一件欧盟商标申请。法国国家工业产权局(INPI)负责相关业务的弗雷德里克.奥克莱尔(Frédéric Auclair)就如何在欧盟范围内保护品牌并避免错误提供了建议。

欧盟商标的申请数据

自欧盟商标设立以来,各方提交申请的数量不断增加:

-1996年共有4.7万件申请,涵盖15个欧盟国家;

-2020年共有近17.7万件申请;

-自1996年以来共有超过200万件申请被提交。

申请量的增加在欧盟内部并不均衡:

-2020年,来自法国的欧盟商标申请为8197件,仅略高于欧盟申请总量的8%;

-来自德国的申请为2.5万件;

-来自意大利的申请为1.4万件;

-来自英国的申请为1.1万件;

-来自西班牙的申请为1.0万件。

作为比较,同期内来自中国和美国的欧盟商标申请分别为2.9万件和1.7万件。

在何种情况下可考虑欧盟商标

奥克莱尔指出,如果经营者在短期或中期内瞄准至少包含3个以上欧盟国家的超国家市场,其可以考虑申请欧盟商标。而如果上述经营者只计划在一两个欧盟国家内发展,则最好分别在这些国家单独申请其国内商标。事实上,如果国家数量有限,欧盟商标的弊端——需要在所有欧盟成员国生效,且续展时需要在所有商标权利可延伸的领土范围内使用——可能会超过其保护范围所赋予的优势。

欧盟商标申请主要在EUIPO网站上在线完成。人们可以使用任何欧盟国家的官方语言(第一语言)提交申请。如果申请人选择的第一语言是EUIPO的5种工作语言(德语、英语、西班牙语、法语和意大利语)之一,则该语言将作为日后通信的语言。如果申请人的第一语言不属于上述5种工作语言之一,则必须在其中指定一种作为第二语言,以用于可能发生的任何异议程序、废止或无效程序。

提交申请还需交纳费用:指定1个商品或服务类别为850欧元;指定第2个类别,加收50欧元;指定第3个及更多类别,每增加1个类别加收150欧元。注册商标的保护期为10年。续展时,费用和延长的保护期相同。申请材料也可以通过邮政方式提交,但是基本费用更高,需要加收150欧元。

需要注意的是,自2018年以来申请材料不能通过传真方式提交,除非其他途径出现故障。

欧盟程序的特点

欧盟商标申请体系包含一些程序特点:

-自2014年以来的加速注册程序(FastTrack),占当前申请的一半。通过该途径可以加快审查和公布,但申请人需要从EUIPO和欧盟成员国主管机关已经接受的术语数据库中选择其要指定的商品或服务。

-异议程序,费用为320欧元,与指定的类别数量无关。该程序灵活机动,可以在抗辩阶段开始之前提供所谓的“冷静(cooling off)期”,以利于通过友好的方式解决纠纷。欧盟商标注册的异议期为3个月,相比之下,法国商标注册的异议期为2个月。

-双重内部管辖,有关各方可以向EUIPO内部的上诉庭提出对授权和异议决定的上诉,其特点是低成本、快速且可预测。

-所有的驳回决定均可在线获得,因此未来的申请人可以更好地了解EUIPO可能接受或不接受的内容。

如何将欧盟商标的保护范围扩大到英国

奥克莱尔提示,自2021年1月1日起,新的欧盟商标申请在英国不再受到保护。希望在该国受到保护的商标所有人必须直接向英国知识产权局(UKIPO)提交申请,或者通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管理的“(马德里)国际”商标系统指定英国。

已经注册的欧盟商标将转换为等效的英国商标。这种转换无需任何特殊手续,无需进行新的实质或形式审查,也无需额外费用。

在欧洲应避免的错误或扩大保护范围的建议

奥克莱尔指出,首先,申请人需要注意标志的可用性。其次,因为欧盟商标对所有成员国都有影响,所以必须同时满足每个成员国的有效性条件。哪怕用于拒绝申请或取消注册的理由仅适用于一个成员国,例如仅在一个成员国内存在可以成为拒绝注册理由的在先商标,就足以使申请失败。为了克服这个困难,申请人可以将欧盟商标申请转换为单一成员国的国家申请,同时保留欧盟申请的申请日。

需要注意的是,商标可用性的检索工作是申请人的责任。世界上大多数主管局,尤其是INPI或EUIPO,不会将此类审查作为注册程序的一部分进行。由于注册商标数据库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免费访问,因此这项工作可以由申请人独立完成,但也可以委托给法律专业人士(知识产权律师或代理人)进行。

在检查商标显著性和标志中的任意文字时也要小心,因为某些类型的标志特别难以在EUIPO注册,例如口号(slogan)、由描述性文字和少量图案组成的复杂标志以及由产品形状形成的标志。

欧洲判例法对使用欧盟商标的审查

自欧盟第(EU)2015/2436号指令生效以来,对商标进行使用的要求得到了显着加强。鉴于欧盟商标的地理保护范围,它可能会给仅在少数几个欧洲国家运营的商标所有人带来困难。欧洲判例法对使用欧盟商标的“重要(sérieux)”性问题进行了审查,允许对基于不使用而提出的商标撤销进行反驳,表明欧盟商标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了边界、国家的概念,而更加关注市场情况。也就是说,地理上有限的使用可能因利基市场——或者相反,一个竞争激烈、难以渗透的市场——的存在而被证明是合理的。因此,仅在一两个欧盟成员国使用一欧盟商标的证明可能足以支持该商标,前提是上述“使用”的经济影响——随时间推移的一致性、产生的销售量或营业额——得到证实(欧洲法院判例,2012年12月19日,aff. C-149/11,Leno Merken)。

在所有情况下,商标所有人都应尽可能定期保存商标使用证明。

翻译:程昱 校对:刘鹏

13.土耳其专利商标局与欧盟知识产权局达成合作共识

转载自商务部网站---2021-09-29  来源: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网

2021年9月22日,土耳其专利商标局(TPTO)局长哈比布.阿桑(Habip Asan)与欧盟知识产权局(EUIPO)局长克里斯蒂安.阿尔尚博(Christian Archambeau)进行了会面,对两家机构所开展的合作活动进行了总结。

会议期间,双方就在过去多年里持续开展的各项合作以及是否要延续这种合作关系达成了共识。

在这个以电话会议形式举办的重要会议上,TPTO和EUIPO签署了新的谅解备忘录,并就双方在未来如何开展合作一事达成了一致意见。翻译:刘鹏 校对:罗先群

14.发挥行业协会商会作用 促进民营企业数字化发展

来源:中华工商时报 2021.10.8.

数字化发展为民营经济转型创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当前,全球经济正面临巨大挑战,国内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民营企业发展中的固有问题尚需解决,民营企业如何才能抓住数字时代的机遇,积极参与构建新发展格局、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是迫切需要讨论的问题。

民营企业数字化发展面临的困难

一是数字化发展不仅仅是信息技术的应用,更重要的是要改变经营管理模式生产服务方式,涉及政治、社会等多方面因素,会对传统经营管理形成冲击,会与原有管理体制产生矛盾,需要政府、市场和社会协同建章立制。

二是数字化发展中存在不均衡现象,大规模企业的数字能力较强,中小企业则普遍存在能力不足问题,面临“不愿转”“不会转”“不能转”“不敢转”“不善转”等困境,需要对民营企业数字化发展进行指导服务、提供帮扶和支撑。

三是行业数字资源难以实现互惠互享,数据安全隐患、接入方式等的智能化标准不统一、政府管理的条块分割现象较为常见,数字化发展中的碎片化问题突出,亟须统筹发展。

行业协会商会可以助推民企数字化发展

解决民营企业数字化发展中面临的问题,仅靠民营企业自身努力和政府支持还不够,还需要有效发挥行业协会商会作用。民营企业是行业协会商会的成员,有些是主体成员,部分行业商会的民营企业会员占比达到100%。行业协会商会具有对市场信号敏感、对行业政策熟悉、对行业趋势了解的独特优势,应该立足自身角色定位,以会员需求为导向,以实际行动支持民营企业健康发展。党和政府、全国工商联多次发文要求发挥行业协会商会服务民营企业发展的作用。具体而言,在民营企业数字化发展中,行业协会商会可以做好以下服务和管理工作:

一是发挥政企对接作用。在党和政府与企业之间,行业协会商会可以担当参谋助手和企业代言人的作用。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提出,“鼓励行业协会商会、人民团体在畅通民营企业与政府沟通等方面发挥建设性作用”。在数字化发展中,协会商会一方面可以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推动落实数字经济发展方略;另一方面可以及时反映本行业在数字化升级创新中面临的突出困难,并且提出有价值的意见,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推动决策优化。

二是推进产业数字化。产业数字化是指在新一代数字科技支撑和引领下,以数据为关键要素,以价值释放为核心,以数据赋能为主线,对产业链上下游的全要素数字化升级、转型和再造的过程。行业协会商会在推进产业数字化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具体包括:

建立行业数字平台。在行业内部,协会商会可以将分散的资源和单个民营企业组织整合起来,促进企业合作和抱团发展。协会商会可以搭建行业数字平台,比如建立行业共性技术研发平台,帮助中小企业减少数字技术研发成本,提高研发效率和质量。数字平台能够发挥行业要素资源连接器、企业由自转向共转的加速器、新型虚拟组织的孵化器等积极作用,是行业数字化发展的“工具箱”。

释放行业品牌能量。协会商会是行业品牌的塑造者,也是数字时代行业品牌能量的释放者。协会商会可以通过推动品牌价值线上线下融合,利用不断更新换代的数字科技让传统品牌释放新能量,将向品牌赋能、提升品牌价值打造成为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新“亮点”,发挥品牌价值作为企业的隐性资产在终端消费者引流方面具有的独特作用。

促进行业融合共生。数字化发展不等于抛弃传统企业或任其自生自灭,而是要将传统企业与数字企业整合进一个有机的行业生态体系,促进两者跨界融合发展,实现共生共赢。协会商会可以探索建立以自由流动的数据资源为基础,以数字科技族群为连接,以多元数字科技平台为依托,以共同价值为导向的全新产业生态体系。

助力园区改造升级。各类产业园区是产业发展的重要载体,但当前普遍面临数字化改造升级问题。协会商会过去是产业集群的积极推动者,今天应成为园区数字化升级的有力促进者。协会商会可以通过数字化平台优化产业园区的资源配置,强化园区产业协同效应;可以在搭建云平台的基础上,实现个性定制、联程设计、协同制造和延伸服务;可以以需求为导向构建线上线下全流程、一体化的供应链体系;可以打造优势互补、特色突出、功能集聚的产业数字化集群。

三是服务会员发展。数字化发展需要促使民营企业形成内在驱动力,协会商会可以从多方面对企业进行引导和提供服务,从而达致这一目标。首先,协会商会可以在引导民营企业深刻认识数字化转型的意义上发挥作用,比如组织企业学习大数据、区块链等方面的理论和技术,组织企业参观考察数字化发展典型案例等。其次,协会商会可以通过开展专题培养、与高校、研究院所等机制合作共建、组织国内外考察等方式促进行业数字化人才培养。再次,协会商会可以通过提供银行担保、建立数字化发展专家库,指导企业进行数字化改造和升级发展等方式解决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中面临的资金短缺、技术不足等问题。最后,协会商会可以定期发布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服务产品及活动推荐目录,组织线上线下对接活动,促进国内外数字经济合作。

四是加强规范管理。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许多与现行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不相适应的问题,而市场和政府又难以及时为新经济树规立矩,因而会出现制度建设滞后和监管缺位,导致一些新型业务及其盈利模式游离于规制之外。当前,跨境电商、互联网金融、共享经济、移动支付等新业态已经在不同程度上出现这种问题。协会商会肩负行业自律功能,需要也能够通过制定行规行约、行业标准和参与国家标准制定,以及协助政府开展市场监督等方式,加强对行业的规范管理,引导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行业协会商会作用发挥的政策支撑

行业协会商会在促进民营企业数字化中能够发挥统筹协商、搭建平台、引导服务和规范管理等作用,是民营经济数字化转型创新不可缺少的力量。然而,众所周知,行业协会商会自身仍然面临诸多发展困境。这提出了如何为协会商会作用发挥提供政策支撑的问题。

行业协会商会发展中的老大难问题可以概括为人、财和事。要发挥协会商会助推民企数字化发展的作用,要着重解决好这三大问题。一是加强协会商会专业人才培养。全国工商联等部门开展的商会人才培训工作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效,这一做法还需要拓展和深入。培训是培养协会商会人才的一种方式,除此之外,还要考虑如何在高校中或联合高校开展人才培养工作,比如可以争取在高校建立商会管理专业,为商协会源源不断地输送专业人才。二是鼓励协会商会开展实体化建设。实体化建设是指行业协会商会在坚持非营利原则的前提下,合理利用自身资源提供市场化服务,从而获得经济收入。实体化建设是行业协会商会贴近市场、满足市场需求、实现自我造血功能的有效途径,与协会商会市场化、社会化发展的原则相一致。相关部门应鼓励和支持协会商会开展实体化建设,比如民政部门应为协会商会注册营利性机构提供便利,同时加强对营利性机构的规范管理。三是加大政府购买协会商会服务的力度。数字经济发展中存在大量需要政府与协会商会合作完成的事务,比如行业标准制定、产业转型升级、市场监督等,在这些事务上政府需要进一步加大购买服务力度,为协会商会提供更大的参与行业治理的空间。(郁建兴/浙江工商大学校长,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院长,浙江省商会发展研究院院长)

15.银行网点“瘦身”年内1720家关停 四大行上半年员工减少2万多人

2021-10-11 08:57 来源:证券日报

证券日报记者彭妍

随着银行业数字化转型提速,银行网点收缩的态势仍在持续。

《证券日报》记者根据银保监会金融许可证信息平台的数据统计发现,截至10月10日,今年以来商业银行机构退出列表中合计共有1720家银行网点终止营业。

伴随着金融科技的发展,银行物理网点关停量仍在持续增加。与此同时,商业银行在推进数字化转型方面成效显著,特别是今年以来多数银行加大了对于区块链、数字人民币等前瞻科技领域的布局。

四大行网点“瘦身”

上半年员工减少2万多人

《证券日报》记者查看部分银行近年的年报发现,银行网点数量呈现连续缩减的趋势。以工行为例,2016年至2020年各年度末,该行营业网点数分别为16429个、16092个、16004个、15784个、15800个。根据银保监会金融许可证信息平台的数据统计后发现,截至10月10日,商业银行机构退出列表显示,今年以来已有1720家银行网点终止营业。

各家银行在半年报中也披露了物理网点的关停情况。截至2021年6月底,四大行网点数量与2020年年底相比,合计减少74个。其中,建行上半年网点减少数量最多,6月底的网点个数相较于去年底减少了85个。

网点瘦身带来最显而易见的结果是员工数量的变化,对比2021年的半年报与2020年年报数据发现,上半年四大行的人员也减少了22325人。其中工行由去年末的440000人减少至430000人,农行由459000减少至454081人,中行由309084人减少至305594人,建行则由349671人减少至345755人,四大行上半年合计减少了22325人(备注:以上数据均不含劳务派遣)。

在银行分析人士看来,银行网点关停的背后,除了离柜业务率走高、网点收入成本高等原因外,银行不断推动的数字化转型是银行网点数量不断缩减的主要原因之一。易观高级分析师苏筱芮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越来越多的银行网点终止营业是一种正常现象,伴随着金融业务的线上化迁移以及移动用户的不断增长,银行需要衡量网点的收入成本,并根据经营业绩进行合理调整。

数字化转型驱动

银行收缩网点

在金融科技赋能银行业数字化转型的改革下,整个银行业都在持续加大金融科技资源投入,全面深化科技与业务融合。特别是今年以来多数银行在加大对于区块链、数字人民币等前瞻科技领域的布局。

银行业整体对金融科技投入的重视,在上市银行半年报中相关披露的数据中可见端倪。2021年上半年,邮储银行信息科技投入52.02亿元,占营业收入的3.3%。招商银行2021年半年报数据显示,该行上半年信息科技投入50.55亿元,同比增长28.89%,是其营业收入的3.26%,同比提高0.4个百分点。

同时,几乎所有上市银行均在半年报中提出加强科技赋能。工商银行、建设银行、邮储银行等在半年报中披露了新版金融科技顶层设计规划。例如,工商银行半年报披露,该行研究制定了《中国工商银行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21-2023年)》。规划期内将显著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和金融创新能力,以科技自立自强和数字化重构双轮驱动,引领具有时代标志的银行数字基因变革,打造“敏捷、智慧、生态、数字、安全”五位一体的“科技强行”。

然而,银行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仍面临挑战。“一是金融科技人才方面,一些区域性银行难以吸引到高级金融科技人才;二是组织架构与协调性,数字化转型需要各业务部门自上而下配合,或是专门成立数字化转型相关的部门,一些银行在行动力方面有所缺乏;三是成本收益上,数字化转型的前期投入大于产出,如何衡量不同方案下的成本及未来预期收益仍面临挑战。”苏筱芮称。

对于未来银行业数字化转型的方向,在苏筱芮看来,一个是智慧网点,一个是轻型银行。“智慧网点的落地,既是商业银行主动拥抱科技、积极求变之举,也是行业发展的大趋势;而轻型银行则要求机构具备较高的科技实力,对线上业务的前、中、后各环节进行全面布局,做好线上用户的精细化运营。”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盘和林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对于数字化转型方向,在银行层面,积极向线上进行布局,结合金融科技,尝试全新场景应用和金融业的结合,将金融功能化、模块化。

银行人员结构重构

金融科技岗成“香饽饽”

随着银行业数字化转型加快,银行从业人员的需求结构也在发生着变化,未来银行柜面人员将会持续减少,而银行对金融科技类人才以及复合型人才的需求将进一步加大。

从银行今年半年报披露的相关数据来看,银行的从业人员数量虽然在不断减少,但信息科技人员的占比却在增加。建行在半年报中表示,于6月末,金融科技人员规模高达1.4万人。此外,交通银行、邮储银行披露相关金融科技人员均超4000人。

“减少的主要是柜员,因为很多原来柜台业务,客户自己现在通过线上或者机器就可以完成,所以也就不需要这么多的网点以及柜员。”某国有大行的理财经理告诉《证券日报》记者。

另一家股份制行的业内人士对记者表示,随着数字化转型,银行人员结构正发生重构,技术人才需求急速增长。“目前我行也正加大金融科技的投入,提高金融科技人员占比。”

从2022年国有大行秋季校园招聘公告来看,银行对于金融科技类人才求贤若渴,金融科技部门成为主要招聘岗位之一。从规模来看,国有大行秋招规模较去年也有明显提升,其中对金融信息和科技类人才的诉求越来越强烈。

苏筱芮表示,人才大战是金融科技欣欣向荣的一个缩影,随着金融数字化转型进程不断深化,抢人大战也逐步进入到了白热化状态,反映出市场机构对科技基础设施与人才队伍建设对重视,也表明科技驱动的金融业务具有光明的前景。

“银行主要涉及的是IT人才,当前银行要逐渐步入开放银行,借助第三方金融科技企业,尝试金融创新,例如区块链和ABS债务发行的结合、数字人民币,这就需要银行内外信息技术人员合作,去结合现实场景,完成金融创新商业落地。这些全新的金融创新是金融业结合现实场景的创新,所以银行要加大金融科技的投入,但这些投入只是一部分,进一步内外创新融合,打造全新金融场景才是关键。”盘和林称。

16.政策工具助专精特新“小巨人”疾行

laiyuan:2021.10.11.《国际商报》贸易投资版  记者 刘 昕

昂纳信息技术(深圳)有限公司是世界知名光通信器件和模块供应商,凭借在工业应用、机器视觉、镀膜及新材料多个高科技领域的“领跑”实力,其入选国家工信部“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名单。

近期,该公司急需进口一批光衰减器生产的重要部件芯片,但新产品结构复杂,企业一度非常担心因商品编码把握不准造成申报错误影响通关。没想到的是,在归类预裁定政策支持下,深圳海关迅速为其制发了预裁定决定书,光衰减器主要料件顺利如期进口并投入生产,让“小巨人”松了一口气。

深圳创业热情高,不乏专注于细分市场、市场占有率高、掌握关键核心技术且质量效益优的制造业排头兵企业,它们也是国家大力倡导和培育的专精特新“小巨人”。其中,集成电路、通讯、光电子等高新制造业企业是国际产业竞争新赛道的主体。针对这部分高新制造业企业需求,保税监管、海关预裁定制度等政策工具为企业减轻了税收负担、降低了经营成本、提高了通关效率。

例如,对于华南地区最大的存储类芯片封测公司深圳市佰维存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前海海关为让政策红利充分释放,主动与佰维公司联系,专人专岗进行政策宣贯,通过政策指导、解读,畅通关企沟通渠道,力促该公司成为首批深圳海关创新集成电路产业保税监管试点企业,享受延伸保税监管链条、创新保税监管模式和简化保税监管手续等十一个方面的优惠措施。

此外,深圳海关还开展了集成电路等产业图谱和产业链条研究,将集成电路设计、制造、封测等产业各环节全面纳入保税监管,利用保税政策为企业在料件、设备进口等方面减负担、降成本,对符合条件的企业给予免担保待遇。

这些措施让企业进口料件流转加快,再叠加集成电路产业的便利措施,涉危货物可以直接在口岸送检,货物进口可以节省时间一周以上。同时,运用“高级认证企业优先办理”专窗为作为AEO高级认证企业的佰维办理了集中内销纳税备案,保障企业加贸货物内销出货畅通,顺利打通国内市场,促进国际国内双循环。

今年前8个月在深圳出口的主要产品中,高新制造业企业生产的机电产品占据了深圳出口总量的近八成,出口额达9318.3亿元,同比增长21.2%,拉动全市出口整体增长15.7个百分点。

深圳市德明利光电有限公司拥有广东省第一条砷化镓半导体生产线,今年7月份入选了国家第三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该公司在深圳福田保税区内组织实施的光芯片项目是深圳市2020年度重大项目,以解决国内光通信领域在短距离光传输与光互联应用端的关键器件“卡脖子”问题。然而,项目所需的科研设备数量多、价值高,且多数需要从境外采购,企业感到困难重重。

了解到企业遇到科研设备入区难题,深圳福田海关立即组织精干力量进行对接,安排业务专家上门宣讲“直连香港、免证免税”等相关政策,提供全流程通关服务支持,启动“科研设备绿色通道”,并在科研设备入区时提前预留查验资源,安排关员现场引导,实现“优先靠台,优先查验,快查快放”。截至目前,德明利公司超3400万元境内外科研设备顺利入区,保障企业科研项目尽快在区内落地投产。

17.中方谈中美经济“再挂钩”:要合作、不要脱钩,要对话、不要对抗

2021-10-09 16:26:28 中国新闻网

中新社北京10月8日电 (记者 黄钰钦)针对中美就贸易问题重新接触及经济“再挂钩”等说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8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人为推动产业“转移”、“脱钩”,违背经济规律和客观现实,中美要合作、不要脱钩,要对话、不要对抗。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将很快与刘鹤副总理举行会谈。预计她将主要强调中国在执行与特朗普达成的中美经贸协议中的不足之处。请问外交部对中美就贸易问题重新接触所作出的努力有何评论?戴琪还提到美国和中国经济“再挂钩”。外交部对“再挂钩”有何理解和看法?

赵立坚表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贸易战没有赢家。对于两国经贸关系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应本着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的精神妥善加以解决。希望美方同中方一道努力,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他指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形成和发展,是市场规律和企业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人为推动产业“转移”、“脱钩”,违背经济规律和客观现实,不仅无法解决自身面临的问题,而且严重损害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和安全。中美要合作、不要脱钩,要对话、不要对抗。这是包括工商界在内中美各界的强烈呼声。美方应认真倾听这些呼声,多做有利于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事。

另有记者提问,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称,希望中国在处理恒大集团危机潜在影响的问题上采取负责任的行动。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我注意到有关报道。关于你提到的具体问题,请向主管部门询问。”赵立坚说,“我想强调的是,中国一贯采取负责任的宏观经济政策,致力于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国经济近年来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和稳定器,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

信息来源:中国新闻网

18.国际社会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

2021-10-08 10:52:21 人民网-人民日报

去年以来,全球经济遭遇疫情冲击,中国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率先实现正增长,2020年经济总量迈上百万亿元新台阶。今年上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12.7%。近期发布的一系列数据显示,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国际社会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认为中国作为全球经济增长重要引擎的地位将进一步巩固。

贸易保持逆势增长势头

中国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3.7%,比2019年同期增长22.8%。我国外贸连续15个月正增长。

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保持基本平衡格局,呈现三大特点:一是货物贸易顺差同比增长,二是服务贸易逆差同比收窄,三是直接投资延续较高顺差。

“疫情背景下的全球贸易中,中国经济表现最佳。”法国《世界报》引用世贸组织公布的数据称,中国在世界贸易出口市场中的份额从2019年第四季度的16.6%上升到2021年第一季度的18%。中国对日本、欧洲国家和美国等市场的出口增长尤为抢眼。

英国智库牛津经济研究院近日发布报告称,中国出口的良好状况表明,发达经济体无法与中国“脱钩”。以美国为例,美国从中国进口的比例仍在增加。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曾坦言:“与中国经济‘脱钩’完全不符合我们的意愿,也与我们自身利益相悖。”

有分析认为,在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下,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之所以能一直保持逆势增长态势,一方面是由于外部需求回暖,加上中国率先实现复工复产,对中国出口形成了良好支撑;另一方面是由于中国自身经济实现持续快速增长,国内经济稳中向好,助力中国进口的增加。

世界银行在最新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经济形势报告中上调了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华盛顿邮报》援引美国康奈尔大学贸易政策教授埃斯瓦尔·普拉萨德的评论称:“中国经济仍将继续保持增长,并凭借突出表现,进一步巩固中国作为全球经济增长重要引擎的地位。”

吸引外资能力不断增强

根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最新发布的调查报告,美国企业在华继续保持强劲的业绩记录。10多年来,绝大多数受访企业在华保持盈利,创新与竞争能力不断提升。

调查的受访对象是107家在华运营的美国企业。95%的受访企业称过去一年中国业务实现盈利,64%的受访企业称其中国业务营收实现增长,超过40%的受访企业计划在未来一年加大在华投入。

上海美国商会联合普华永道(中国)不久前发布的相关报告也显示,338家受访美国企业中,约78%的企业表示对公司未来5年在华业务展望感到“乐观或比较乐观”,比去年高出近20个百分点。调查结果也证实,没有任何企业计划“把在中国的生产活动转移回美国”。

中国欧盟商会近期发布的2021年商业信心调查报告显示,73%的受访企业在2020年实现盈利;68%的受访企业对所在行业未来两年的商业前景持乐观态度,同比增长20个百分点;60%的受访企业计划在2021年扩大在华业务规模。

585家中国欧盟商会会员企业接受了这项年度调查,调查报告代表欧盟在华企业的主流态度。报告指出:“中国市场的韧性为欧洲企业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危机提供了急需的支持。”

中国欧盟商会秘书长唐亚东表示,中国市场已经成为欧盟许多跨国企业全球业务的重要支柱。今年上半年,来华发展的欧洲企业不仅数量更多,覆盖的领域也更宽,涵盖制造、商业服务、咨询、互联网、信息技术、金融服务等。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今年初发布的报告显示,2020年,中国吸收了全球近两成外资,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国。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分析,今年外商直接投资仍在继续加速流入中国,全年总量或将达到历史新高,在全球占比有望进一步上升。

俄罗斯《报纸报》评价称:“在全球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整体下降的背景下,中国实际使用外资大幅增长,令人印象深刻。”

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

“外资之所以格外青睐中国市场,主要有3个原因:一是中国最早控制住疫情,并率先复工复产,为跨国企业在华经营提供了有力保障;二是中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资企业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三是中国经济将继续保持强劲增长势头。”比利时安特卫普大学经济学教授希尔文·普拉斯赫特这样分析。

今年以来,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持续推进。8月4日,法国巴黎银行宣布已获得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托管资格。获得此项托管资格后,法国巴黎银行可直接支持境外机构投资者进入中国股票和债券市场、参与全领域的中国资本市场。中国证监会网站显示,此前QFII托管行共有19家,其中有6家外资银行获得此项托管资格。

法国巴黎银行全球托管行中国区负责人菲利普·科东库夫表示:“随着外资参与中国市场的限制逐步放宽,预计境外机构投资者将会更加青睐中国资本市场。能在QFII新规取消投资额度限制并扩大投资范围之后获得该项托管资格,对于刚进入境内托管领域的机构来说,是令人兴奋的。”

8月6日,美国投行摩根大通获得中国监管部门批准,成为首家外商独资券商。《华尔街日报》认为,这是一家国际公司首次获批设立独资券商,是中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举措。摩根大通董事长杰米·戴蒙在一份声明中对此表示欢迎,称这是“我们许多客户赢得的世界上最大的机遇之一”。

中国证监会网站8月5日公布关于核准设立富达基金管理(中国)有限公司的批复文件,标志着富达基金(中国)成为继贝莱德后国内第二家外资独资公募基金管理公司。另有多家机构也在申请公募基金牌照。

“中国经济以其稳定性给西方投资者留下良好印象。”俄罗斯当代国家发展研究所所长索隆尼科夫表示,“投资者更青睐有保障、可预测的投资环境,中国提供了这样的投资环境。”

信息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19.CPTPP的国有企业与指定垄断章节及其规则

转载自商务部网站---2021-10-08 14:34  文章来源:武大国经法评论

【独家首发】CPTPP的国有企业与指定垄断章节及其规则

作者:上海交通大学 沈伟 方荔

国有企业和垄断条款是美欧在新近谈判和达成的经贸协定中内嵌的一类规则。这类规则由于中美贸易摩擦和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而显得具有针对性。由于中国国有企业的体量、规模和数量,这类条款对中国也就有了特殊的重要性。

2015年,美国等十二国达成一致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首次在国有企业与指定垄断章节(简称“国有企业条款”)中,将政府所有或控制的企业为主要规制对象,设置国有企业从事商业行为的相关义务,限制政府对其提供支持,以实现公平竞争和自由市场。美国退出TPP后,剩余十一国达成新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总体上继承了TPP 的主要内容和原则。CPTPP第17章为国有企业条款,规定了非商业援助条款、商业考量和非歧视义务、透明度义务、司法中立和监管中立条款以及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条款。

一、适用主体

CPTPP提供了较为明确和宽泛的国有企业定义,即缔约方直接或间接拥有50%以上股权或50%以上表决权,或通过其他所有权利益控制,或拥有任命企业董事会或类似管理机构多数成员权利的主要从事商业活动的企业。在适用主体的定义上,CPTPP延续了美国在WTO反补贴争议和域内司法实践中一贯采取的“所有权和控制权标准”立场,综合使用多数所有权标准、多数表决权标准、控制标准和管理层人事任免标准。这一定义突破了传统的国有企业定义,涵盖更广泛的实体。

二、非商业援助义务

CPTPP第17.6条规定的非商业援助条款是WTO反补贴规则演变和发展的产物,汲取了《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SCMA)关于补贴不利影响以及损害的认定规则,同时作出了重大的扩展和强化。

CPTPP所约束的“非商业援助”行为包括:其一,缔约方向其国有企业提供非商业援助从而对其他缔约方造成不利影响;其二,通过国有企业向其他国有企业提供前述非商业援助;其三,向国有的海外投资提供非商业援助从而造成其他缔约方的国内产业损害。非商业援助义务覆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国际投资领域。非商业援助的形式不仅包括直接的资金提供、债务免除,也囊括优惠融资、担保条件、违背投资惯例的股权投资,以及优惠条件提供货物或服务的行为。

在认定程序上,CPTPP汲取了WTO反补贴规则中较为成熟完备的损害结果认定规则,但是排除了关于利益授予的判断步骤,并极大简化了SCMA关于补贴专向性的认定。只要某项援助通常倾向于向国有企业提供,即满足专向性要件。

三、商业考量和非歧视义务

CPTPP第17.4条商业考量和非歧视义务要求各缔约方保证其国有企业在货物或服务购销活动中,向源于另一缔约方外国企业或外资企业提供的货物或服务给予国民待遇以及最惠国待遇(MFN),并在从事非公共命令相关购销活动中根据市场条件进行商业考量。

商业考量和非歧视义务可追溯至《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第17条(国营贸易企业)。GATT第17条要求各缔约方的国营贸易企业在“有关进口或出口的购买和销售方面,应按本协定中关于影响私商进出口货物的政府措施所规定的非歧视待遇的一般原则办理。”

相较于GATT第17条,CPTPP规定的国有企业非歧视义务不再局限于MFN待遇,还包括向外国企业或外资企业提供的货物或服务提供不劣于本国企业的待遇。商业考量义务的具体内容较GATT也有所扩张。GATT第17条列举的考量内容包括价格、质量、货源多少、推销难易、运输和其它购销条件。CPTPP则以“私营企业在从事相关商业决策时通常考虑的因素” 作为国企商业考量的兜底性参照标准。

四、透明度义务

CPTPP第17.10条规定了定期披露和按要求披露两套机制,一方面旨在加强对国企的持续性监督,另一方面为了解决争端解决的证据问题。首先,缔约方应以易于获得的方式,定期公示国企及指定垄断企业名单及其垄断领域。此外,一方在自认为权益受损的情况下可要求另一方提供国企详细信息,包括国有股权及国有表决权比例、政府人员在企业董事会的任职情况;近三年的年收入及总资产情况;企业根据缔约方法律享受的免责及豁免;非商业援助情况及其对该缔约方贸易或投资活动的影响。CPTPP还借鉴了WTO《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DSU)的信息披露机制,提高了透明度条款的执行力,在争议双方国企信息交换机制无法运行时,申诉一方有权要求专家组介入收集信息, 应诉一方若不配合的,专家组将作出不利推定。

五、司法中立、监管中立和公司治理

CPTPP第17.5条规定了司法中立和监管中立条款,要求各方在涉国企的行政监管和诉讼管辖中对国企和非国企适用统一的规则,并明确一方法院对外国国企或受外国控制的企业的商业活动享有管辖权。类似条款也可见诸欧式协定中的监管框架条款,要求各方监管机构平等对待国企、垄断企业等各类企业,并强调国内法律法规的非歧视性适用。CPTPP同时要求缔约方就提升国企公司治理水平加强沟通合作。

六、例外条款

CPTPP的例外和豁免条款旨在平衡对保护主义的限制和对国家经济主权的维护。通过对比CPTPP、欧盟—越南FTA和《中欧投资协定》,可以窥见各国关于竞争中性要义的部分共识,对国家规制的一致关注,以及各国差异化政策取向和战略目标。

通过比较可见CPTPP对国有企业规制的多面性:一方面通过具体义务的设置建立一套高标准的国有企业规制框架,另一方面有限度地承认国有企业在经济活动中的特殊地位,并在关键领域(特别是金融领域)、与政府职能相关活动中为国有企业保留充分的空间。

20.商务知识--期货保税交割

期货保税交割是指以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或场所内处于保税监管状态的货物为期货实物交割标的物的期货实物交割。期货(Futures)与现货相对。期货是进行买卖,但是在将来进行交收或交割的标的物,这个标的物可以是某种商品例如黄金、原油、农产品,也可以是金融工具,还可以是金融指标。交收期货的日子可以是一星期之后,一个月之后,三个月之后,甚至一年之后。标的物是实物货物的期货叫做货物期货。(来源:360网)

编辑:政策法规处(公平贸易处)2021.10.18.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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