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世贸组织前方道路仍然充满挑战

全球多边贸易体制陷入危机已经快三年了，2020 年 1 月 31 日，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国际商务项目主席 William Reinsch 与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副研究员 Jack Caporal 及 Jonathan Lesh 等人合作撰文对 2019 年世界贸易组织面临的挑战及其最新进展进行了回顾，并对 WTO 电子商务谈判、渔业补贴规则谈判、信息技术产品协定的执行及上诉机构改革等重点议题进行了展望。以下是该文全文，供参考。

回顾过去，对世界贸易组织（WTO）来说，2019 年是重要的一年。2020 年则会更加动荡，尤其是在 6 月于哈萨克斯坦举行的第十二届部长级会议（MC12）召开之前。在电子商务方面，暂时中止电子传输关税可能存在风险，使发展中国家与成熟的数字经济相对抗。WTO 谈判代表还将寻求在原设定期限之后就渔业补贴达成协议。关于印度的市场准入、信息和通信技术关税等， 可能会引发争议；而中国的农业和工业补贴方面则面临着其他国家齐心协力的压力。最后，WTO成员和领导层将努力就上诉机构改革问题达成共识，美国也呼吁进行更深层次的结构改革。

WTO 电子商务谈判

2019 年 4 月 29 日，WTO 总干事罗伯托· 阿兹维多（Roberto Azevedo）召开成员方工作会议，研究暂停电子传输关税的影响，其中尤为关注对国际发展的影响。但是，印度和南非于 6 月 4 日发布了联合公报，要求 WTO 再次“审查”与暂停关税有关的问题。某些发展中国家认为，不对电子传输征收关税是在“抢劫”他们的财政收入，是阻止他们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互联网公司。美国、欧盟和其他发达国家和国际商业界都赞同延长暂停期限。他们认为，暂停（电子传输关税）能够防止互联网驱动下代价高昂的商业扭曲。

2019 年 9 月，国际商会（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宣布其支持在预定年底到期之前永久性暂停（电子传输关税）；但印度和南非仍然按兵不动，均只在内部文件中鼓励“重新考虑”该暂停令。尽管那些希望保护其本地数字经济的成员方表示反对，但 WTO 还是于 2019 年 12 月 10 日暂时延长了暂停令。同时出现了积极的拐点：此前曾对暂停令表示担忧的印度尼西亚与美国、欧盟、日本等主要经济体一起进行了相关谈判。然而最近，最大的多边贸易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并未禁止电子商务关税，这表明至少一大批成员的态度有所松动。其后，各成员方将不得不在 2020 年 6 月于哈萨克斯坦举行的部长级会议上重新讨论该议题。

2019 年，部分成员方曾提交了电子商务提案。美国发表声明，呼吁出台一份“所有参与者都承担相同义务”的“可执行”的协议。华盛顿也更倾向于通过电子商务协定来解决跨境数据流和数据本地化问题，并且可能会设定与美墨加协定（USMCA）或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 中一致的义务。然而，中国在WTO 中，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观点不同”为由，在制定数据流和存储规则上犹豫不决。中国代表团怀着“合理的抱负”，力求在国际规则制定与主权监管权之间实现“平衡”。北京的声明似乎符合其“网络主权”的想法，符合其最近加强网络安全法、数据本地化和互联网审查等内容。

欧盟在 2019 年发表了两项议题广泛的提案。其 2019 年 4 月的声明中设定以下标准： 电子合同及授权、消费者保护、减少垃圾邮件、开放式互联网访问以及以源代码传输为条件的市场准入等。该提案还建议更新 WTO 关于电信服务的参考文件，以包括维持市场竞争措施、WTO 成员国自己定义普遍服务义务的权利以及成员国建立独立的电信监管机构的义务等。最后，在市场准入方面，该提案要求成员加入《国际技术协定》（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Agreement）及其扩展协议，计算机服务（提供方）享受国民待遇，开放电信服务等。欧盟在2019 年 10 月的提案中赞同 WTO 单个成员国的规定取代 WTO 关于电信服务的参考文件。这些规定涵盖竞争保护，非歧视性互连实践，以及国家自己定义的普遍服务义务的自主权等。通过 MC12 达成电子商务协议的目标过于“远大”，难以实现。相反，成员们希望MC12能有一些具体的进展，可将目标放在 2022 年的部长级会议上达成协议。2019 年 1 月 24 日，世贸组织 35 名贸易部长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会议上寻求共识。经过讨论，一些成员仍然认为有必要在对暂停令表态之前应“加深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对于跨国数据流和“无缝”电子商务拥有大量股份的企业而言，来自世界各地的高级贸易官员参加的 MC12 可能会成为重要的拐点。MC12 上达成一致的商业倡议书将有助于在未来几年中保持谈判势头。

WTO 的渔业谈判

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和差别待遇仍然是渔业补贴谈判的重点。2019 年 5 月初，WTO 总干事阿泽维多（Azevedo）鼓励更多国家参加渔业谈判，并为最不发达国家前往日内瓦进行谈 判的提供资金支持。为了表示诚意，挪威和澳大利亚（支持对最不发达国家提供非优惠待遇） 各自捐款约 100 万美元。

WTO 规则谈判小组的渔业谈判论坛在 2019 年五月份进行了几次谈判，一些代表希望在该小组在八月休会前推进一项协议草案。6 月中旬，又有四个小组提交了提案。这些提案包括：禁止非法、未报告和不受管制的捕鱼补贴的美国等 10 国提案；反对过度捕捞的澳大利亚提案；限制对发展中国家的灵活性的政府支持计划的中国提案；对最不发达国家给予特殊待遇的印度提案。3 月，美国和澳大利亚提交了一项提案，要求根据成员国的海洋捕捞和出口情况限制该国的渔业补贴。该提案根据成员国的海洋捕捞和出口情况分为三个等级（每个等级都有自己的补贴上限规则），没有提到特殊和差别待遇。在 2019 年 7 月的全球贸易援助审查会议上，总干事阿泽维多强调：有必要就渔业补贴达成“富有雄心”的协议。

谈判一直持续到 2019 年秋天。规则谈判小组在 9 月份的会议上又提出了四项提案，但该小组由于缺乏核心领导并没有主席出席。在 WTO 最大的一次推广活动公共论坛（Public Forum）上，有发言者重申:达成协议从环境角度而言具有紧迫性；规则谈判小组新任主席，哥伦比亚大使圣地亚哥·威尔斯（Santiago Wills）也强调：“渔业协定对于机构的信誉具有重要意义。

2019 年 11 月出现了一些积极迹象，补贴和反补贴措施委员会成员称赞 26 个成员（着重补贴船队）中的 17 个成员的补贴报告率有所提升，这表明这些成员的合作水平进一步提高。但是，成员们仍然对规则谈判小组能否达成协议持怀疑态度。在一份内部报告中，哥伦比亚大使、规则谈判小组主席圣地亚哥·威尔斯表示，他对“在这么晚的阶段”取得的“非常温和”的进展感到沮丧，并指责成员国拒绝就长期存在的争论点进行讨论。谈判将于202 年 2 月恢复，并将持续到 5 月11 日。

不履行信息技术协议（ITA）义务的国家

经过多年的申诉，WTO 的三个成员（欧盟，日本和台湾）都在 2019 年针对印度对信息和通信技术（ICT）商品的关税展开了争论，声称这些关税违反了印度的 ITA 义务。印度则称，有关关税并没有违反其 ITA 承诺，因为这些商品并不在协议内。2019 年 10 月，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的一份报告也指出，印度违反 ITA 义务是阻碍美印贸易关系和双方可能达成的双边协定的主要障碍。

尽管美国和其他成员也对中国的半导体关税提出了类似的担忧，半导体关税被认为是包含在 ITA 内的，但华盛顿并未在 2019 年对北京提起诉讼。与此同时，半导体已成为中美贸易争端中双方的出气筒。

美欧日的三边协商成果

在三个最大的自由经济体的贸易官员之间进行了两年半的会晤之后，该小组于 2020 年1月14 日宣布了一系列重量级协议。会谈始于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第十一届部长级会议期间的“对国际贸易正常运行的严重关切”的共同声明，现在会谈已经提出了具体方法，以巩固 WTO 关于工业补贴的规则。该协议表明，举证责任应由被指控的 WTO 成员承担，以证明其不提供某些类型的有害性补贴，如过大或妨碍非竞争性公司退出市场的补贴。它还建议对WTO 的《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ASCM）进行补充，该文件使 WTO 成员国可以对实行不公平补贴的国家进行争论。该小组支持加强 ASCM 中的规定以：扩大无条件禁止的补贴清单，包括无限担保，对无力偿债或无法获得独立融资的实体的补贴，以及某些直接债务的免除等；找出由于（补贴的）量的扭曲而造成严重偏见的例子； 激励对补贴进行适当地通知；

肯定更多政府指导的补贴实体；及授权投诉人在针对非市场经济体的反补贴税（CVD）情况下制定新价格。

该倡议旨在填补世贸组织协定中的空白（中国习惯利用这种空白）。例如，在 ASCM 中添加“描述可以拒绝国内价格的情况”，允许成员对中国或其他国家征收更严厉的反补贴税。

20120 年 1 月份的最新声明重申了上述三方关注的首要事项，如鼓励以市场为导向的条件， 提高 WTO 遵守情况，推动中国放弃其作为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参加国际论坛和规则制定平台， 以及就打击强迫技术转让达成共识等。所有这些进一步的合作都将中国视为关注的首要因素（如果不是重要因素的话）之一。

尤其是与中美双边第一阶段协议双方有限的收益相比，该决议代表了针对中国不公平的贸易实践而采取多边行动的重要一步。但是，三方仍然没有解决这个主要问题——“公共机构” 的定义。为获得通过 ASCM 履行反补贴职责的资格，必须由“政府或任何公共机构”提供补贴； 在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中，受国家重大影响的私人公司不属于这一范围。该声明着手扩大“公共机构”的定义，但并没有限定任何具体标准。这三个经济体已就违法行为达成了一致，但对违法者（的限定）却未达成一致，这就限制了新规则的效用。

更多展望

2019 年 4 月 26 日，争端解决机构（DSB）接受了有关中国农业补贴的小组报告；5 月， 中国通知 DSB，（中国）计划履行所设定的义务。申诉人和被告双方均同意将中国的实施期限定为 2020 年 3 月 31 日。

尽管印度在失去普遍优惠制（GSP）地位后面临威胁，但印度仍未向美国提出新的 WTO 申诉。USTR 调查发现新德里阻碍了美国产品的公平市场准入之后，于 2019 年 3 月撤销了印度的GSP 资格。普惠制的资格（是在发展中经济体与美国之间建立贸易联系）需要满足“开放市场准入”及其他六个标准。目前，为恢复印度的 GSP 资格而进行的双边谈判尚未取得成果。

同时，2020 年 WTO 最值得注意的事件是上诉机构（AB）的解散。截至 2019 年 12 月11 日，AB 没有达到法定人数处理上诉案件，这对 WTO 的争端解决职能和合法性造成了重大打击。尽管总干事阿泽维多敦促大家避免危机，“丛林法则”会导致争端解决系统丧失其规则，但美国拒绝让候选人来填补空缺职位。在截止日期的前几天，成员们依然不确定：在失去法定人数后 AB 是否会审理任何未决的案件。此后，最后的三个 AB 成员已经透露，他们将在该机构停止运作之前裁定 4 个未解决的案件。如果没有 AB 受理上诉，在 WTO 争端解决的初始专家组阶段败诉的成员仍然可以行使其上诉权，但无法就上诉采取行动，因此争端陷入困境。这种状态可能会破坏世贸组织规则在多边框架中的可执行性，并侵蚀世贸组织承诺的价值。

以后，上诉机构缺席不能处理上诉，这在世贸组织成员之间引起了不同的反应。美国称： 在未决争端中将收到 AB 的报告，技术上而言，不是 WTO 规则定义的“上诉机构报告”；但是， 美国并未表示将阻止三名前 AB 大法官所发表报告的通过，这些大法官依然在处理一些在其任期届满之前就着手处理的案件。AB 不能正常运作处理新上诉案件，欧盟已将包括挪威和加拿大在内的一些成员纳入临时上诉系统，该系统与 WTO 程序相仿，前 WTO 的 AB 成员担任法官。这些报告的法律价值也仍然不清楚。在没有 AB 的情况下，越南，台湾和印度尼西亚等成员提出了另一种选择：三国同意在没有 AB 法定人数听证的情况下，就印尼钢铁保障措施的问题，不对其提出上诉。其他国家是否同意放弃对其他决定提出上诉，还有待观察。

展望未来，总干事阿泽维多已就如何减轻 AB 的“瘫痪”问题进行了磋商。2018 年 11 月，欧盟与两个独立的联盟合作，发布了AB 改革的联合提案，其中一项是修改《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另一项是修改该机构的结构和任期时间，但均被美国拒绝。台湾在 2019 年 2 月建议WTO 成员首先明确下一个AB 指南内容; 4 月，洪都拉斯引入了一种方法，该方法将限制 AB 在其报告中树立法律先例的能力。巴西的做法与美国的利益结合得更为紧密，它将禁止专家组和 AB 报告设定先例，并限制 AB 成员在其任期届满而未经特别授权的情况下进行上诉。此外，还有来自日本、智利和澳大利亚的意见；泰国、中国、非洲集团也都提出了AB 改革的方案。

AB 改革进程的推动者，新西兰大使大卫· 沃克（David Walker）在 2019 年的年中发布了几份修订报告，概述了 WTO 成员之间的趋同点。这些要点旨在通过明确阐明离任 AB 成员的规则，迫使 AB 在 90 天内发布报告，禁止创建先例等以满足美国的众多要求。但是，美国仍然对这些改革努力感到不满，指责这些改革内斗都只是“掩盖”“系统性问题”的做法。即使采用新的提议，美国代表团也认为某些成员将继续违反世贸组织规则，损害美国利益。因此，它要求成员在试图达成协商解决方案之前“就我们如何达到这一点进行讨论”。

2020 年，成员方将寻求在 6 月份借 MC12 会议解决 AB 僵局。但是，关于美国取消提名程序将进行哪些改革的抱怨继续困扰着世贸组织成员。尽管美国对 AB 的投诉有详尽的说明，但美国官员们尚未提出详细的改革，而是选择询问成员“为什么”AB 最终偏离了成员为其提出的许多要求。2019 年对WTO 代表团官员的调查显示，尽管许多成员同情美国的立场，即 AB 已“越界”，但大多数成员都支持 DSU 的总体结构，并对美国的围墙策略感到愤慨。

2020.6.17.转载自WTO咨询网

2.澳大利亚学者媒体：

与中国经济脱钩将是一场灾难

作者：本报记者 王传军《光明日报》（ 2020年06月15日 12版）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澳大利亚国内民粹主义势力进一步抬头，一些保守派政客和学者纷纷呼吁澳政府推动所谓“贸易与投资多元化”，避免对中国市场过度依赖。而随着中澳关系近期降温，以及美国加速对华遏制，个别澳右翼政客和学者更是不顾当前中澳经济高度互补和密切联系的事实，强烈呼吁澳政府随美起舞，推动澳经济与中国脱钩。然而，大多数澳国内知名学者都认为，澳经济与中国脱钩不现实或对澳自身没好处，更有知名学者在澳主流媒体上撰文称，与中国经济脱钩将是一场灾难。

个别反华智库及政客鼓动澳中经济脱钩

据澳大利亚当地媒体报道，今年4月，受美国军火商高额赞助、时常诋毁抹黑中国的澳大利亚右翼智库战略政策研究所开始频繁鼓吹澳大利亚和中国经济脱钩。该所国防和战略主任迈克尔·肖布里奇表示，“对于新冠肺炎疫情，中国已经给我们其他人造成了不可接受的风险……我们应当减少澳大利亚对该国经济活动的依赖。”5月2日，该所执行所长、前国防部高官彼得·詹宁斯声称，“一种观点正在强化，即与中国的贸易过于紧密是危险的，必须采取措施弱化这种关系”。5月，澳大利亚联邦参议员费拉万蒂·威尔斯直接呼吁澳大利亚“在经济上与中国脱钩”。

与此同时，美国也有人鼓吹澳大利亚与中国脱钩。今年4月，美国副国务卿葆拉·多布里扬斯基撰文称，美国和澳大利亚等伙伴国应该“建立一个不依赖中国的国际经济秩序”，在这个秩序中，贸易关系“更好地……与安全保持一致”。

澳媒体：与中国经济脱钩将是一场灾难

但与少数政客不顾事实的言论相反，澳大利亚国内诸多研究机构、专家等均认为，与中国经济脱钩只会伤及澳自身经济，并将为澳经济带来灾难。

东亚论坛主编、澳国立大学亚洲经济研究局主任希罗·阿姆斯特朗日前分别在东亚论坛网站及《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发表文章指出，澳大利亚从经济上远离中国将是一场灾难。

阿姆斯特朗在文章中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卫生和经济危机是自1929年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从未有过的经历。当今世界需要更多、而非更少的全球化来度过危机。在一些国家从公共卫生危机中恢复并重振经济之际，试图阻止与中国的接触将造成更大的代价。现在，很多国家的预算修复和就业都岌岌可危。除非遭遇第二波致命的疫情传染，中国可能是世界首批经济从疫情中恢复的国家，也能推动世界其他国家的尽早恢复。

文章认为，作为一个市场或供应商，中国经济是无可替代的。中国是世界最大的贸易国家，也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新兴市场的体量更小，也较贫穷，而且未来数十年来都将如此。如果澳大利亚在经济上和中国保持距离或自我封闭，都将加重澳经济危机，推迟澳经济复苏。

澳智库学者：发展经贸联系符合澳中共同利益

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日前发布的研究报告就认为，与中国经济“脱钩”对澳大利亚没好处。报告援引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的数据表示，过去10年中，澳大利亚出口总值每年净增1800亿澳元（1澳元约合0.65美元），其中约60%都来自于对华贸易。

报告认为，如果硬要在贸易上远离中国，“只会减少澳大利亚人的收入和工作机会”。报告作者之一、澳中关系研究院院长罗震博士称，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质疑澳大利亚经济对中国过度依赖的声音抬头，这些声音主张澳经济应与中国经济脱钩，但这种观点并不明智，“基于数据和事实，对华经济往来有利于澳大利亚国家利益”。罗震表示，澳中经济互补性强，为双方经贸往来带来强劲动力。他说，持续向前发展的经贸联系符合澳中共同利益，双方应找到更多可以开展合作的新领域。例如，包括中国和澳大利亚在内的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不久前正式向世贸组织提交通知，提出共同建立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维护世贸争端解决机制在上诉机构停摆期间的运转。

悉尼大学中国商业与管理学教授杭智科日前也表示，与中国经济脱钩对澳大利亚来说不是一个明智之举。“中国和澳大利亚在经济上是相互依存的。”杭智科认为，澳大利亚政府最近呼吁恢复澳大利亚制造业和工业能力的举措有益于澳经济，但这不会大范围辐射所有制造业，而仅会惠及澳有竞争力的领域，主要包括健康、食品、能源和基础设施等。澳大利亚即使转向发展更强大的制造业，也仍然需要与中国合作。

（本报堪培拉6月14日电 本报驻堪培拉记者 王传军）

3.贸易争端是如何解决的

2020-06-16 18:25  文章来源： 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

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紧盯现有的贸易协定，其他各国正则更加关注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及其对全球贸易规则的影响。

近几十年来，随着全球贸易蓬勃发展，贸易争端也随之增多。参与贸易的国家建立了各种平台来裁定贸易冲突，但这些平台却引发了越来越多的争议。美国总统唐纳德·J· 特朗普长期以来一直批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的专家组程序行事不公，效率低下，特别是美国通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重新谈判后成为《美国墨西哥加拿大贸易协定》，USMCA）和

WTO 所涉及的上诉案件。虽然一些批评人士认为，争端解决专家小组破坏了国家主权，但支持者认为，他们提供了必要的保护措施，增强了人们对全球投资的信心，能够防止贸易战的发生。

一、为什么设立争端解决专家组

20 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跨国贸易和投资的迅速增长，各国的公共和私人投资者都在努力寻求裁定冲突或违反贸易协定行为的方法。随着时间的推移，根据贸易争端的类型和当事方的不同，国际贸易体系逐步发展出许多机制来解决这一问题。

这些超越国家层面的机构其权威性是通过双边投资协议和自由贸易协定等协议，或者是通过加入WTO 这样的国际机构而建立的。尽管执行权限和上诉程序各不相同，但各方都同意接受裁决。

二、争端解决专家组能够处理何种类型的贸易纠纷

这些争端解决机构大致处理两种类型的贸易争端：（1）国家与国家之间——一国政府对其他政府的贸易政策提出上诉；（2）投资者与政府之间——个人投资者对政府提出上诉。

国家间贸易争端。大多数国家间贸易争端都由 WTO 处理，它是管理国际贸易的主要机构。

WTO 的 164 个成员中的每一个都对贸易政策的相关规则达成共识，例如关税限制和补贴限制。如果一个成员认为另一成员违反了这些规则，就可以在 WTO 提起上诉。例如美国一再针对中国的各种出口行业补贴向 WTO 提起诉讼，其中一起是在 2017 年初指控中国向铝材生产商提供不公平补贴。虽然此案尚未获得裁定，但特朗普政府已经采取了报复措施，单方面针对某些中国铝材生产商征收关税，并在更大范围内对所有进口到美国的钢铁和铝征收关税，用以应对中国生产过剩。

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这类贸易争端被称为“投资者与东道国间贸易争端”（ISDS）案件，通常涉及外国企业控诉东道国政府通过征用其资产、歧视或以其他方式不公平地对待他们。例如加拿大一家金矿开采公司声称，2011 年委内瑞拉政府将黄金产业国有化，违反了两国之间的投资协议。仲裁法庭认为，虽然委内瑞拉有权将私营部门产业国有化，但未能针对被没收的资产给予公司适当补偿。

三、WTO 如何裁定上诉案件

WTO 的仲裁机构称为争端解决机制，由轮换法官、常驻律师和行政人员组成。如果案件双方无法通过谈判解决争端，那么 WTO 将任命一个专家组来审理该案件。如果争端方无法在上诉中推翻专家组的裁定，那么该裁定将对被告国具有约束力。如果当事方被判违反规则，那么可以选择停止违规行为或提供赔偿。如果当事国不做回应，那么上诉国可以采取相应措施来抵消其所受伤害，例如限制进口或提高关税。1995 年 WTO 成立以来，成员国已经提起近600 起争端案件，但其中许多案件在诉讼前就已经得到解决。

WTO 上诉机构负责审理针对争端解决裁定的上诉案件，但是由于出现有关任命新法官的争议，WTO 上诉程序于 2019 年 12 月停摆。美国对上诉机构的裁决感到失望，认为上诉机构的裁决超出了其权力范围，因此一再否决提名新法官。这一冲突始于巴拉克· 奥巴马（Barack Obama）政府，并在特朗普的领导下愈演愈烈，现在该机构已经没有足够的法官来审理上诉案件，这无限期地推迟了下级专家组的所有裁定。前上诉机构法官詹妮弗· 希尔曼（Jennifer Hillman）说，上诉机构停摆可能会导致 WTO 争端解决机制失效，还将导致“所有未来的贸易争端演变成小型贸易战”。

四、如何处理投资者与东道国间贸易争端

许多多边机构都能裁定投资者与东道国间的贸易争端，例如荷兰常设仲裁法院或伦敦的国际仲裁法院，但其中最重要的机构之一是“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CSID）”。ICSID 成立于

1965 年，是世界银行的一部分，目前拥有 163 个成员，所有成员都承认其仲裁制度的合法性。与 WTO 不同，ICSID 没有常设法庭，也不直接裁定案件。争议方选择一个独立的临时仲

裁小组来审理其案件，而 ICSID 则管理该审理过程。仲裁小组成员通常是法律专家，例如教授、执业律师或前法官。有关可以交由 ICSID 仲裁小组管理的贸易冲突的详细信息参见单独的贸易或投资协议。

全球正在执行当中的投资争端条款约有 2500 条，而 ISCID 在其成立半个世纪以来已处理了 600 多项争端。19 世纪九十年代和千禧年以来，随着投资协议的激增，案件数量也在加速增长，2018 年达到 56 例的峰值。大约三分之一的案件在裁定之前就已经解决或撤消；三分之一由于有利于被告而被撤回；还有三分之一的案件全部或部分有利于投资者。投资者获得的裁决通常具有被起诉国国内法律的全部法律效力。

五、针对 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批评有哪些

大多数贸易专家将 WTO 的仲裁平台视为其最成功的作用之一，它有助于将规则制度化并降低贸易战的威胁。但是，包括特朗普政府在内的批评者从多个方面批评了 WTO 的争端解决机制。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辩称，WTO 有反美偏见，因为在

WTO 针对美国的上诉案件超过了150 个，比任何国家都多，而多数案件都以美国失败告终。但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他们指出，包括美国在内的上诉国通常都会赢得

向 WTO 提起的诉讼案件，因为它们提起的往往是最严重的诉讼案件。正如前美国贸易代表迈克尔· 弗罗安（Michael Froman）所说，在奥巴马总统执政期间，美国向 WTO 提起的案件数量超过了当时所有其他国家，其中 16 起是针对中国的。而且美国在所有裁决中都获得了胜利。

特朗普和莱特希泽表示，WTO 根本没有能力监管中国。2017 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首次在关于中国的报告中称，中国的国家导向型经济政策对全球自由贸易规则都是不利的，甚至将

WTO 变得无关紧要。报告指出：“WTO 其他成员的执法活动都不足以纠正中国的这种行为。” 其他分析人士认为，包括美国在内的几个最强大的成员正在逐步削弱 WTO 的地位。有关

上诉机构的争端尤其如此。2019 年 12 月，上诉机构的成员由七人减少到了一人，无法达到审理案件的法定人数。

六、关于投资者与东道国间争端仲裁法庭的争论

投资者与东道国间的争端仲裁法庭已经成多边贸易协定讨论的焦点，例如 NAFTA、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和拟议的美欧《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等。

反对者认为，这些仲裁法庭允许外国公司绕开国内法律制度，因此有损国家主权。2017 年，由两百多名律师和经济学家组成的团队警告称，这些规定在没有上诉程序的情况下，允许不负责任的法庭进行秘密审议，赋予了公司“惊人的权利”，凌驾在国内法律之上。2016 年美欧贸易谈判暂停之前，这种担忧在欧洲民众当中尤为严重，他们担心这种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ISDS）将使美国公司有能力挑战欧盟关于劳动和环境保护、食品安全和其他公共利益的法规。

特朗普政府也对 ISDS 持怀疑态度，莱特希泽称其“侵犯”美国法律，使非美国人有权否决美国法律。在 NAFTA 谈判过程中，特朗普政府提议取消 ISDS 条款或将其作为“可选项目”而不是自动加入，但遭到了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强烈反对。尽管最终协议保留了 ISDS，但其适用范围受到了极大限制，并且加拿大被排除在相关条款之外，加拿大企业不能使用 ISDS 来起诉美国和墨西哥政府，同时美国和墨西哥企业也不能起诉加拿大。

但支持者认为这些担忧言过其实，他们指出美国从未在 ISDS 案件中败给外国投资者，而且投资者输掉的案件也多于他们打赢的案件。此外支持者也认为，ISDS 保护了美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在总体上促进了跨境投资。

七、如何改革这些争端解决机制

WTO 关于改革的讨论焦点一直是“程序问题”，因为近几十年来贸易争端和上诉的数量以及案件的复杂性都在增加。改革的建议包括增加专家组成员，数字化文案工作以及其他的简化操作。虽然可能会遭到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反对，但一些人认为，WTO 的争端机构应该继续像现在这样，根据多数意见而不是协商一致来做出决定。目前，单个成员就可以延迟诉讼程序。

与此同时，公众对 ISDS 的争议已经使各国政府开始尝试其他保护投资者的方法。其中之一是像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做法，将 ISDS 完全从某些协议中删除，促使企业首先通过国内法律制度提出上诉，如果未能成功，则寻求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USMCA  则提供了一种简化模式：管辖范围仅限于小部分案件，投资者必须先在地方法院提起上诉，并且所有诉讼和文件都将公开。

另一种方案是欧盟正在建立的投资法院，其运作方式类似 WTO 的法庭系统，拥有永久性法官，严格的利益冲突规则，以及公共诉讼和上诉程序。欧盟和加拿大在其 2016 年贸易协定中加入了此项内容。

八、是否还有其他机制能够用于解决贸易争端

个别贸易协定建立了单独的国家间仲裁机制。NAFTA 的前身《加拿大 - 美国自由贸易协定》（CUSFTA）就是这种情况。CUSFTA 的第 19 章（最初的 NAFTA 中也有该内容）规定， 允许一国政府绕过国内法院系统，通过独立的双边专家组来对另一国的贸易政策提出上诉。

事实证明 NAFTA 第 19 章是具有争议性的。但加拿大坚持将其纳入 CUSFTA 是因为一直以来美国的不公平贸易政策。加拿大在数十起贸易争端案件中都是依靠该章节中的独立专家组，其中许多案件都涉及美国对加拿大木材征收的关税。一些贸易专家认为，第 19 章减少了NAFTA 成员之间的贸易争端，因为专家组推翻贸易壁垒的机会大大增加。

虽然特朗普政府希望从新的 USMCA 中删除第 19 章内容，但专家警告说，这样做可能会导致关税增加，尤其是现在的美国政府似乎急于征收关税，而加拿大和墨西哥的报复性贸易措施也在升级。最终 USMCA 保留了第 19 章中的争端解决机制，但是它仍然需要在获得立法批准后才能生效。

2020.6.17.转载自WTO咨询网

4.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全球产业链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再次表明，全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在疫情面前，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只有全世界恢复常态，各个国家才能回到正轨；只有各国携手共渡难关，世界才能回归发展轨道。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严重挑战公共卫生安全，全面冲击世界经济运行，深刻影响社会生活运转。从全球产业链角度看，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虽不会对这种新旧结构转化过程造成实质性改变，但短期内对现有全球供应链网络的冲击仍然不可忽视。

首先，全球产业链东移加快。中国与包括日本和韩国在内的东亚，尤其是东南亚国家之间所形成的全球制造基地，是此次疫情中率先迅速实现稳定的地区，该区域的一端连接制造业零部件及半成品来源，另一端连接世界石油、矿物燃料等重要产地，中心则是强大的制造加工能力，这种地位是全局性的。从目前全球复工复产情况来看，疫情加强了全球对这一地区的依赖，并将进一步推动该地区从全球加工制造基地转变为全球市场。

其次，全球产业布局分散化和区域化趋势明显。日益深化和细化的分工已经使全球产业链上各个节点国家深度融合，相互依赖。但是，此次疫情也暴露出了这种全球化格局和国家关系的弊端。由于几乎所有商品生产和供应都是一种全球合作模式，当一个国家出现紧急需求时，就需要各个国家通力配合，一国经济对外高度依赖，决定了其高度不自主。

国际范围内因此出现了“更注重安全而效率其次”的观点，美国、欧洲、日本等国开始出现鼓励制造业回流的打算，以期实现对经济的自给自足和自主可控。同时，跨国公司也开始缩短其产业链。这种趋势已经初露端倪，但在短时间内很难实现，而且是短期行为，不具可持续性。长期而言，分工的细化和全球化不断深化仍不可逆。

第三，全球新的区域重心将出现。区域化与全球化一直并行不悖，二者看似矛盾却也相互促进。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东盟、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议（TTI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ECP）等区域一体化组织，在加强彼此合作、促进自身及地区发展的同时，也推进着全球化进程。

这一方面表明国际范围内合作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在全球化过程中区域重心的重要意义。在此次疫情中，中国、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以及“一带一路”国家明显理念一致、相互理解，国家间相互支持、彼此借鉴，区域经济恢复迅速、社会稳定。全球重心或将由此出现转移。

凡事均有两面性，能否变“危”为“机”考验着全球智慧。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对每一个国家都是一种挑战和考验，它既暴露了经济、制度、文化等方面的问题，同时也强化了某些优势，更进一步强化了世界的相对性和发展眼光的重要性。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再次表明，全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全球产业链中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同样体现在人类日常的相互依赖性之中，它强化了合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疫情面前，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只有全世界恢复了常态，各个国家才能回到正轨；只有各国携手共渡难关，世界才能回归发展轨道。

作者：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珏

信息来源：经济日报2020.6.16.

5. 上半年内地和香港IPO保持增长

《国际商报 》2020.7.3.贸易投资版   记者  孟妮

近日，安永发布的《无惧新冠疫情，中国内地和香港IPO活动保持增长》报告显示，2020年上半年，中国内地和香港IPO活动与去年同期相比保持增长，占全球IPO数量和筹资额的43%和46%。其中，上海证券交易所夺IPO数量与筹资额双冠王。中国企业高居全球前十大IPO的前三甲，分别是京沪高铁、京东和网易。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上半年全球IPO活动放缓，共有412家企业在全球上市，筹集资金667亿美元。与去年同期相比，IPO数量和筹资额分别下降20%和12%。

对此，安永大中华区上市服务主管合伙人何兆烽表示：“今年第二季度，中国内地和香港的IPO活动恢复到了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的水平。主要原因是疫情在中国内地得到了控制，一些备受瞩目的公司在香港进行了第二上市。随着中国政府持续推出经济刺激措施，中国人民银行继续向市场提供流动性支持，这将有助于加快经济复苏，提振2020年下半年IPO市场前景。”

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内地上半年IPO活动影响不大。报告显示，2020年上半年，A股市场预计共有120家公司首发上市，筹资1399亿元人民币，IPO数量和筹资额同比分别增加88%和132%。科创板继续推动A股IPO活动，IPO数量和筹资额在A股各板中分列第一（39%）和第二位（37%）。在上半年A股前十大筹资额的IPO中，科创板企业占据4席，共筹资138亿元人民币，占前十大的23%。截至6月19日，A股排队上市企业达到632家，新股发行通过率高达93%。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排队的科创板企业194家。

港股方面，2020年上半年，香港市场预计共有59家公司首发上市，筹资额870亿港元。由于疫情影响，IPO数量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20%，而筹资额增加21%。其中，京东和网易两大中概股回归香港共筹资543亿港元，占上半年筹资总额的62%。上半年接近六成的新股来自中国内地，筹资额占总额的96%。投资者申购新股的热情也比去年同期升高，平均超额认购倍数达212，比去年提升542%，上半年有96%的香港主板上市企业获得超额认购。

安永的报告认为，下半年IPO活动将受多方因素影响，中美关系面临新挑战，全球疫情和经贸形势不确定性很大，经济增速承压；另一方面，创业板注册制改革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建立，有助于创新型中小企业的上市活动。新基建发展将对资本市场产生深远影响，硬科技所承载的技术进步红利是当前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

何兆烽表示，由于IPO排队企业数量维持高位，安永预计2020年下半年A股IPO活动仍将保持活跃，特别是创业板的排队企业数量占比列首位，具有创新元素的中小企业将是下半年上市主力。港股方面，中概股回归将对全年筹资额有极大影响。下半年仍可能会有海外上市的中国企业以第二上市的方式登陆香港。

6.中国首例铁路提单案一审宣判 助推陆上贸易规则建立

2020-07-01 10:30  文章来源： 中国新闻网

中新社重庆6月30日电 (记者 刘贤)中国首例涉及铁路提单纠纷案件30日在重庆一审宣判，确认货物所有权归属提单持有人，并支持其提取货物。

铁路提单产生于中欧班列(渝新欧)运行过程中。其交易规则的确立有益于铁路提单交易行为的规范，推动陆上贸易规则的建立，助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

记者从审理此案的重庆两江新区人民法院(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简称“重庆两江新区(自贸区)法院”)获悉，重庆在中欧班列运行过程中率先探索使用铁路提单。市场主体约定使用与货物相分离的铁路提单，并利用铁路提单进行货物转让、质押，在此基础上形成陆上贸易的新型经营模式。铁路提单及相关经营模式是否能够得到法律上的肯定与支持，核心在于通过铁路提单的流转实现货物流转的做法是否合法、有效。

本案中，英飒(重庆)贸易有限公司(简称英飒公司)长期从德国进口奔驰汽车在中国销售。其与重庆中外运物流有限公司(简称中外运公司)、重庆物流金融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物流金融公司)签订三方协议：委托中外运公司通过中欧班列(渝新欧)将车辆从德国杜伦运输至中国重庆；中外运公司在境外接收车辆时签发铁路提单，铁路提单是提取车辆的唯一凭证；英飒公司为支付货款向银行办理托收押汇，物流金融公司为英飒公司向银行提供担保，英飒公司将铁路提单质押给物流金融公司作为反担保。

中外运公司依约在境外接收进口奔驰轿车后向出口商签发铁路提单。英飒公司向银行付清垫付的货款及相关费用后，物流金融公司解除担保责任，将铁路提单背书后交给英飒公司。

英飒公司将铁路提单项下的两辆奔驰轿车销售给重庆孚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简称孚骐公司)，约定交付铁路提单视为交付车辆，并将铁路提单交给孚骐公司。

孚骐公司持单向中外运公司要求提货，被拒绝。孚骐公司遂以中外运公司为被告、英飒公司和物流金融公司为第三人，向重庆两江新区(自贸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其享有案涉铁路提单项下两辆轿车的所有权，并要求被告交付提单项下的轿车。

重庆两江新区(自贸区)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市场主体在国际铁路货物运输过程中约定使用铁路提单，并承诺持有人具有提货请求权，系创设了一种特殊的指示交付方式，即商业主体之间通过交付铁路提单来完成指示交付，从而以铁路提单的流转代替货物流转。该做法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和社会公共利益，合法、有效。法院遂作出前述判决。(完)

7.比利时智库报告：《非常时期的中欧贸易与投资关系》

2020-06-28 09:39  文章来源： 中国社会学报

6月4日，比利时智库布勒哲尔国际经济研究所官网发布报告《非常时期的中欧贸易与投资关系》（EU-Chinatradeandinvestmentrelationsinchallengingtimes）。

报告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了欧盟与中国及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带来了发展红利，对于全球贸易发展意义重大。

寻求平衡的合作关系

目前，全球在公共卫生和经济方面所面临的挑战对欧盟成员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这可能导致欧盟整体经济政策的转变。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欧洲项目研究员佩平·柏格森（PepijnBergsen）分析称，中国是欧盟第二大贸易合作伙伴，欧盟的一些成员国显著受益于中欧贸易，而另一些成员国与中国的贸易体量则相对较小。

如果欧盟各成员国发挥更大的主体作用并各自制定偏离市场导向的政策，欧盟将需要适应这一变化，应对随之而来的挑战。

报告提出，寻求富有成效和平衡的合作关系是中欧经济实现互利共赢发展的唯一方案。在中欧经济关系中，投资关系是重点，精心设计的双边投资协议对中欧深化经济合作关系至关重要。

报告认为，随着中国科技的快速发展，中国各产业也在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更多的中国企业进入欧盟市场。与此同时，中国广阔的发展前景以及巨大的市场潜力对欧盟企业也有很强的吸引力。

目前，欧盟对中国的投资持续稳定，中国对欧盟的投资也日益增加。欧盟对中国的投资已从最初的制造业扩展到更多领域，中国对欧盟的投资则向高科技领域倾斜。

坚定支持多边主义体系

“一带一路”倡议使欧盟受益良多。

比利时智库布勒哲尔国际经济研究所艾西亚·加西亚-埃雷罗（AliciaGarcia-Herrero）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一带一路”倡议不仅增进了欧盟同中国的贸易关系，还增加了欧盟与其他国家特别是中亚国家的贸易。

作为出口市场和原材料的供应商，中亚国家对于欧盟企业颇为重要。欧盟将考虑同这些国家进行贸易投资谈判，帮助欧盟企业获得市场准入。

报告提出，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的相关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有助于降低运输方面的贸易成本，进而提升相关国家的进出口贸易额。

预计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相关基础设施得到改善后，欧盟对中国的出口贸易额可增长约264亿欧元，欧盟对中国的进口贸易额可增长约527亿欧元。

在中欧双边贸易中，机械、计算机和电子等行业对贸易成本的变化比其他行业更为敏感，因而这些领域的进出口贸易额均会大幅提升。

报告认为，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推动中欧双方在交通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开展更多合作，符合欧盟的利益。此外，“一带一路”建设也有助于消除贸易壁垒。

目前，中国已经开始考虑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这也可能对欧盟产生影响。未来，中欧关系不仅受到贸易投资政策影响，也将受到中欧与第三方关系的间接影响。例如，中美经济贸易协定将可能通过进口转移效应影响欧盟对中国的出口。

同时，中国对中亚经济体影响力的逐步提升，也可能对这些国家与欧盟的贸易产生一定影响。不过，中欧双方都意识到，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系正在面临挑战，双方都坚定支持多边主义体系，致力于维护其稳定发展。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赵媛）

2020.7.6.转载自WTO咨询网

8.伊朗发布限制进口产品清单

2020-07-03 13:25  文章来源： 浙江省应对技术性贸易壁垒信息服务平台

2020年6月28日，据中国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处网站消息，伊朗发布限制进口产品清单，清单内容包括伊朗限制进口产品海关税则号、波斯文品名以及英文品名。

鉴于伊朗进出口政策变化较为频繁，中国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处请企业在开展贸易前需向伊贸易主管部门、海关以及贸易伙伴进一步核实相关产品进出口的最新详细政策。该限制进口产品清单包括牛奶、猪肉等产品。

2020.7.6.转载自WTO咨询网

9.美国发布关于修订家用和商用洗衣机测试程序的技术法规草案

2020-07-03 13:25  文章来源： 江苏省技术性贸易措施信息平台

2020年6月25日，美国能源部（DOE）发布公告，内容涉及修订家用和商用洗衣机测试程序的技术法规草案。

美国能源部将对家用和商用洗衣机的测试程序进行严格规定。技术法规草案对测试程序的范围、性能等方面做了部分修改，DOE收到了延长评议期的请求，决定延长60天。能源部期望接受来自各方的建议，促进草案的制定，保护环境，节约能源。

书面评议和征求信息截止日期为2020年7月6日。

2020.7.6.转载自WTO咨询网

10.鞠建东：百年未有之大疫情、中美贸易争端和全球秩序重构

2020-07-03 13:33  文章来源： 清华金融评论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呈现扩散蔓延的势头，这场“百年未有之大疫情”可能导致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疫情危机还将冲击全球秩序。未来的世界治理体系可能是一个三足鼎立的双层世界治理体系，一方面有全球的治理机构，另一方面也需要有区域的治理机构，在区域层面形成美洲、欧洲和亚洲三足鼎立的区域治理机构。

文/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紫光讲席教授鞠建东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在我国已经得到有效控制，但在全球范围呈现扩散蔓延的势头。面对这场“百年未有之大疫情”，如何从宏观经济的视角分析中美经贸关系和世界经济可能受到的影响？国际金融市场受疫情冲击出现剧烈波动，中国应如何确保国内市场安全？在美国继续对中国实行多方位遏制的形势下，中国应如何发挥优势，以实际行动诠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推动世界秩序的深刻变革？笔者以经济学视角，从疫情、国际金融市场、中美经贸关系、全球秩序等多个方面提出了分析以及对策。

百年未有之疫情、大变局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数据显示，截至欧洲中部时间2020年4月23日10时（北京时间4月23日16时），全球新冠确诊病例较前一日增加73657例，达到2544792例；死亡病例较前一日增加6689例，达到175694例。

对目前全球经济的形势，近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简称IMF）将这场危机称为“大封锁”，这场危机已成为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影响远超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

从数据上看，2009年的时候全球的经济增长是-0.1%，但是IMF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的增长是-3%。假设疫情在2020年能得到有效的控制，2021年会有个相对的反弹，这个反弹意味着它是在2020年-3%的基础之上增长5.8%。对发达经济体的影响很严重，2020年预计是-6.1%的增长，2021年预计增长率将反弹到4.5%。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2020年的经济增长预计是-1%，2021年将反弹到6.6%。

如果2020年底的第二波疫情得不到控制，2021年的全球经济增长甚至可以下降到-8%。IMF对于现在的经济形势的判断还是相当悲观的，按照其说法是1929年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IMF也对全球各个国家做了预测，预测2020年美国的经济增速是-5.9%，2021年如果疫情能得到控制，将反弹到4.7%。预计中国2020年的增长是1.2%，2021年在疫情得到控制的情况之下将反弹到9.2%。

国家统计局4月14日发布的一季度中国外贸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出口下降了11.4%，进口下降了0.7%，贸易顺差是983亿美元，收窄了20.6%。在疫情之下，我国的出口和进口总体呈下降态势。对欧盟的进出口下降了10.4%，对美国的进出口下降了18.3%。而中国对东盟进出口逆势增长了6.1%，东盟十国已经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面对全球疫情，各个国家都采取了非常积极的货币政策：

定向增加信贷供给。美国推出了总规模高达2.3万亿美元的信贷计划，建立针对一级市场公司的信贷融资便利机制，推出大众商业贷款，向小企业和非营利组织提供部分免偿还贷款。英国为企业提供总计3300亿英镑的政府贷款，承诺增大公司债持有规模。德国设立总规模6000亿欧元的救助基金，追加1560亿欧元企业担保与股权纾困资金。日本提供1.6万亿日元中小企业纾困与金融援助基金，将政府对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购买目标翻倍至1800亿日元，投入4500亿日元用于支持日本公司海外业务。中国推出3000亿元财政贴息专项再贷款，确保重点企业融资成本降至1.6%以下，增加再贷款、再贴现额度5000亿元支持中小微企业信贷，向民营、中小微企业发放3500亿元专项优惠利率信贷。

延长贷款期限与减免贷款利息。美国允许学生贷款延期，纽约州宣布90天的房贷纾困政策。英国抵押贷款机构将给予受困人员与企业至少三个月的“付款延长期”。华尔街发生了四次熔断，在四次熔断以后美联储大手笔保障信贷资产二级市场的流动性，美国已经把利率削减到0，而且是至少保持12个月。

保障信贷资产二级市场的流动性。美国方面，美联储设立用于为存量公司债券提供流动性的二级市场公司信贷便利机制，重启商业票据融资便利机制为合格的商业票据提供贴现。英国央行将逆周期资本缓冲率削减至银行对贷款需求方风险敞口的0，并持续至少12个月，这将为企业提供高达1900亿英镑的银行贷款。欧元区方面，欧央行启动了总额达7500亿欧元的私有和公共部门证券临时购买计划，并将合格资产范围扩大到非金融商业票据。中国提高了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容忍度。

稳定国际金融，建设跨境资本防火墙

美国和欧洲通过大规模发钱，比如美联储通过无限制提供流动性，来保证美国金融市场的稳定，但是这种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大规模的放水，对我国的金融市场造成巨大的压力。稳定我国的国际金融市场非常重要，笔者建议建设跨境资本防火墙，即一个累进的跨境资本流动税。

在资本正常流动的情况下，这个税是0，跨境成本流动是0；如果资本流动异常加大到一定程度，比如现在外汇的交易量大概是500亿元，如果异常加大到两倍，即1000亿元，这个税就会启动。累进税率是指，资本流出的量越大，税率也就越高。我们并不需要禁止资本外流，如果完全禁止资本外流成本太高。如果最高的边际税率达到30%，大概也就足够防止金融攻击了。

跨境资本流动税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开户费，因为累计的边际税率是越来越高的，为了防止避税，需要有开户费，账户越多，开户费也越高；另一部分是累进税，流量越大边际税率越高。笔者的设计是开户费和累计税率的组合。模拟表明，每个投资者，不管他的资本流量有多大，都不会开超过五个账户。通过累进的边际税率，没有投资者愿意资本流出量超过正常量的三倍，这样国际金融危机就不会发生了。

这样一个跨境资本流动税的设计，改变了投资者的预期，使得国际金融危机不会发生。这也就意味着跨境资本流动量是正常的，既然资本流动量是正常的，那么这个税就是0，即资本流动是自由的。在资本流动防火墙建立的同时，放开汇率，实现干净浮动。

中美贸易争端和全球秩序重构

在中美贸易第一阶段谈判之后，中国维持了对美国进口增长的承诺，坚持进口美国农产品。一季度中国对美国进口的农产品总额达到355.6亿元，增长1.1倍，进口大豆增长2.1倍，进口猪肉增长6.4倍，进口棉花增长43.5%。

中美谈判现在已经进入第二阶段。美国财长姆努钦认为,在第二阶段达成之前，第一阶段的关税需要保留。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3月提出，希望解决第一阶段没有解决的知识产权、技术转让和服务市场准入的问题及产能过剩、补贴、国有企业、网络安全、数据本地化及跨境数据传输、药品和医疗器械、竞争执法、监管透明度及标准等领域的关键问题，从这个方面来看，中美贸易谈判的第二阶段谈判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

除了中美贸易争端，疫情的危机冲击了全球的秩序，我们需要去理解目前全球失序的状态，以及如何建立新的世界秩序。

从国际关系方面分析，美国著名世界经济史学家金德尔伯格对1929年的金融大危机做出了总结，产生了霸权稳定论。他认为，1929—1939年世界金融危机之所以持续10年，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世界秩序失序。

世界秩序失序的原因是，当时的作为主导国家或者霸权国家的英国已经没有能力继续发挥世界秩序主导者的作用，而有能力主导世界秩序的美国一直到1936年都拒绝扮演世界经济领导者的角色。他认为，世界秩序领导者的缺失，对上次的世界经济危机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要使世界经济趋于稳定，就必须有一个起稳定作用的国家，而且因为世界秩序是一个公共品，提供这种世界秩序的国家只能有一个。

在国际政治方面，米尔斯海默是进攻性现实主义代表人物。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在世界上没有一个世界政府来保护各个国家的安全，大国都具有一定进攻性的军事能力，一个大国没有办法确定其他国家是否有敌意，大国高度重视生存，且国家是理性行为者，都要使生存机会最大化，这样他就得出三点结论：一是大国之间彼此缺乏信任，是猜疑的；二是大国应该采取自助的原则；三是权利最大化，大国安全保障就是成为系统中最强的国家，成为霸权国家，至少是区域性霸权国家。从三个原则去推，米尔斯海默的结论很简单：中美必有一战。

2019年笔者和其他10位中美经济学教授和法学家一起做了一个研究，提出了中美经贸关系的新的出路——“第三条出路”。提出了竞争共存的四项原则，大国关系不是一定要有个霸权国家，也不一定是中美必有一战，可以是竞争共存的。中美两国关系是结构性的，这个结构性表现在既有互利互惠的部分，比如我们现在买美国的农产品；也有竞争的部分，比如第五代移动通信（5G）技术的竞争；还有对抗的部分，比如军事等方面。我们不能只看到互利的方面就忘记了有对抗的一面，也不能只看到对抗的一面就忘记了还有互惠竞争的一面。

中美的关系只是世界关系的一部分，中美两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加在一起只占世界GDP的40%，世界经济已经呈现出亚洲、北美、欧盟三足鼎立的局面，中美关系是对抗还是合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像欧盟、日本等占全球GDP60%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选择。

未来的世界治理体系可能是一个三足鼎立的双层世界治理体系，一方面有全球的治理机构，另一方面也需要有区域的治理机构，在区域层面形成美洲、欧洲和亚洲三足鼎立的区域治理机构。我们从这一次疫情防控可以观察出来，不同区域的防控措施不尽相同，亚洲的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中国、新加坡，是体系防控，亚洲国家政府的治理能力比较强，欧洲和美国的防控和我们的防控治理体系是不一样的。

全球治理体系目前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美国所提出的“脱钩”（Decoupling China），即剔除中国，美国维持主导。在疫情期间，美国剔除中国建立一个由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的动作和措施在扎扎实实地向前走，从贸易、投资、生产、高科技、人员交流各个方面都在向前走，试图重新打造由美国所主导的多边与双边协定，试图孤立中国。

另一种是我们需要高度重视由美国主导的“脱钩”，要建立亚洲治理体系，形成三足鼎立的全球治理体系。在目前疫情之下，应该成立亚洲卫生与经济共同体。理由如下：目前全球处于失序状态，中美冲突是长期的，如果建立全球秩序，中美必须合作。在美国不合作的情况下，中国还没有能力来建立全球秩序。但是中国有能力主导亚洲的秩序。按照霸权稳定论提出的秩序是一种公共品，秩序一定是由大国提供的，所以东亚、东南亚的秩序建立的必要条件是中国主导，中国主导不一定能构建成功，但是中国不主导一定不成功。同时笔者认为，美国合作对于建立亚洲秩序是充分条件，但不是必要条件。美国合作支持中国主导的亚洲秩序，那么亚洲秩序一定是能建立的，但是如果美国不合作，中国也能建立亚洲秩序。

从历史梳理上看，2002年，“10+3”领导人会议通过了东亚研究小组（East Asian Studies Group，简称EASG）提出的建立“亚洲共同体”报告。在2009年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在与中、韩领导人接触时多次提及亚洲共同体的建设，把亚洲共同体定位为在亚洲与美国和欧盟并驾齐驱的世界“第三极”。2009年10月，中、日、韩三国领导人敲定未来的合作大方向就是共建亚洲共同体，但是亚洲共同体后来这10年的发展并不顺利，原因在两个方面：第一，日本提出的亚洲共同体美国不积极，美国反对；第二，中国也不积极，因为10年前日本提出的亚洲共同体是以日本为主导。

近10年来，东亚地区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经济体量已经是日本的三倍，所以我们现在提出构建亚洲共同体，当然是中国主导。那么亚洲共同体如何建立？很简单，就是单干！

中国单边开放，双边谈判，其他国家有序进入。通过测算亚洲主要各国/地区对中国的贸易及投资依存度和对美国贸易及投资依存度，比较分析亚洲各国/地区对中国的依存度，进而分析其加入亚洲共同体的优先序。从贸易依存度的视角分析，新加坡、蒙古、老挝、韩国、菲律宾、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应该是最先加入亚洲共同体的国家/地区；从投资依存度的视角分析，老挝、吉尔吉斯斯坦应该是先加入亚洲共同体的国家/地区。

建立亚洲共同体，我们要在三个方面推进：第一，人民币需要国际化，在浮动汇率、跨境支付体系两个方面不能等，数字人民币的跨境支付体系要迅速推进。第二，推进亚洲治理体系，建立亚洲卫生与经济共同体。第三，推进全球技术贸易，反对技术封锁。

2020.7.6.转载自WTO咨询网

11.稳外贸座谈会新信号：支持海外仓、跨境电商等外贸新业态2020.6.30. 21世纪经济报道

此次座谈会是在疫情仍在全球流行、世界经济陷入衰退、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重大变革、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抬头的背景下召开的，重在听取并解决外贸企业的实际困难。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6月28日主持召开稳外贸工作座谈会时强调，要研究出台稳外贸稳外资的新措施。

近三个月来，国务院常务会议也先后四次部署稳外贸措施。

李克强在上述座谈会上指出，下一步外贸环境依然严峻复杂，对此必须有充分估计和准备，在积极扩大内需的同时，研究出台稳外贸稳外资的新措施，尤其要加大支持力度保住中小微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

座谈会上，格兰仕、东方国际、东软集团、好事达、执御信息、嘉逸志友等企业负责人通过视频连线，结合各自所在的家电、服装、医疗设备、家具、跨境电商平台、摩托车等领域谈了企业生产经营和进出口情况。李克强详细了解企业订单、用工、资金、产业链供应链等，询问对下一步市场形势的看法和对国家政策的建议。他要求相关部门认真研究企业反映的问题和建议，采取措施支持企业渡过难关。

受访专家指出，此次座谈会是在疫情全球流行、世界经济陷入衰退、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重大变革、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抬头的背景下召开的，重在听取并解决外贸企业的实际困难。外部环境依旧严峻，是基于事实作出的客观冷静的判断。

即将出台的新一轮稳外贸措施中，退税、金融等措施落地速度有望加快，研究新的纾困举措，加大对跨境电商、海外仓等外贸新业态的支持力度。同时，加快改革开放，从长期着眼降低外贸企业制度性成本。

保中小微和劳动密集型企业

李克强指出，近几个月外贸有所回稳，但当前疫情仍在全球流行，世界经济严重衰退，我国经济已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下一步外贸环境依然严峻复杂，对此必须有充分估计和准备

据21世纪经济报道梳理，近日已有宁波、台州、西安、诸暨、岳阳、黄山等数十个地方召开了类似的稳外贸座谈会，其主要内容是研究解决各地外贸企业面临的问题。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国际贸易研究部主任赵萍表示，6月28日的座谈会重点听取了家电、服装、医疗设备、家具、跨境电商平台、摩托车等领域企业的经营情况，中国外贸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在这些领域很有代表性。家电、摩托车、医疗设备深度参与全球分工，产业链条较长，正面临着严峻的供应链风险。而服装、家具等行业依赖传统的外贸流通渠道，也面临着更严峻的订单问题。

WTO预计，2020年全球贸易将下降13%-32%。二季度WTO货物贸易晴雨表指数也创下87.6的历史新低，联合国贸发会议则预测二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额将比一季度下降26.9%。

同时，大量外贸企业面临着订单下降、物流通道不畅、资金紧张、全球供应链阻断的压力。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最近数月外贸降幅有收窄迹象，座谈会要求充分估计未来外贸环境的严峻复杂性是基于事实作出的客观冷静的判断。

白明认为，新形势下的中国外贸还面临着四重挑战。一是疫情仍在全球流行，部分国家重启经济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二是全球供应链出现不少断点和堵点。其三，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抬头，逆全球化暗流涌动。四是周边国家在控制住疫情的同时，正在抢夺中国外贸的份额。

在上述座谈会上，李克强指出，要研究出台稳外贸稳外资的新措施，尤其要加大支持力度保住中小微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并助力大型骨干外贸企业破解难题，更好支撑就业稳定。

白明认为，出台稳外贸新措施是基于疫情将对外贸产生持续冲击考虑而作出的对冲措施。此次会议尤其强调保住中小微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是因为这类企业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较弱，且数量庞大，关系着就业与民生。

赵萍认为，新一轮稳外贸措施一方面要进一步在税费、金融等方面扩大短期纾困措施的空间，加快政策落地的速度；另一方面，要更加注重用改革和开放的方法进行制度创新，从长期着眼降低外贸企业制度性成本。

加快退税缓解流动性压力

李克强指出，要完善出口退税方式，加快退税进度。引导金融机构加强信贷、信保、担保等融资支持，纾解外贸企业流动性困难。继续挖掘通关便利化改革潜力，优化对外贸企业服务。加强与相关国家沟通协调，畅通国际货运通道，开辟更多方便商务人员往来的“快捷通道”。

白明表示，中国已明确“两高一资”以外的所有产品出口要足额退税，其关键在于财税等部门的落实。目前出口退税存在两个问题，一是退税率无法覆盖被加征的增值税，二是退税的负担由中央与地方共同分担，但各地财力不尽相同，随着增值税改革的推进，出口产业链上的产品被分段征收增值税，足额退税面临着不少技术性问题。

在赵萍看来，目前退税最大的问题在于周期过长，通过电子化手段，完全有条件大幅缩短退税时间，这对缓解外贸企业流动性困难非常重要。疫情之下，全球货运流通体系存在不少断点，人员流动也受到很多限制，不少外贸企业面临在手订单交货难的问题，需要对症下药地解决企业有切肤之痛的问题。

白明建议，在常规物流通道中断的背景下，可以考虑加开中欧班列，打通新的船舶、航空国际货运通道。此外，加强跨境电商海外仓建设，以抵消国际物流的不确定风险。

李克强指出，要鼓励外贸企业转型升级，提升出口产品质量和附加值，加快发展跨境电商、网上交易等外贸新业态新模式，鼓励引导多元投入建设海外仓，加大对带动中小企业出口的外贸服务平台的支持，培育新的外贸增长点。

疫情期间，扫地机外贸企业TJ载鸿将海外仓发货的比例提升到了80%以上，公司负责人黄飞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扫地机如果从国内发货到欧洲，单台运费就高达50-80美元，占到商品单价的25%-30%。将大货先备到海外仓，可使总体物流成本降低一半以上。同时，物流速度也能从下单后20-30天送达，提升到下单后7天内送达。“疫情期间，物流不确定性很高，直邮可能存在丢货的风险，而海外仓可以大幅提升客户的用户体验。”黄飞说。

阿里巴巴副总裁、全球速卖通总经理王明强近日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介绍，从去年9月至今，海外仓 “X日达”打标商品曝光点击率提升了200%，交易规模提升了150%，其客单价也比普通商品高出250%以上。

疫情期间，为了应对海外急剧增加的线上需求，速卖通紧急扩容了西班牙、法国、比利时、波兰等国的海外仓。目前，这一平台在全球11个国家拥有超过30个海外仓，仓库总面积近100万平方米，海外仓商品数达到20万。

尽管传统外贸形势严峻，但跨境电商等外贸新业态却在疫情期间逆势激增。数据显示，一季度，通过海关跨境电商管理平台进出口额增长了34.7%，市场采购方式出口增长了50.9%。

物流数据也佐证了这一点。王明强介绍，目前速卖通平台欧洲区域干线的单量相对于去年下半年已增长7倍，杭州每周处理的固定航班跨境电商包机，相对于去年同期已增长超过5倍，中欧班列的单量增长已是去年下半年的10倍以上。

赵萍指出，跨境电商等外贸新业态代表着未来外贸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目前其比重仍然较小。不过，在疫情冲击之下，传统外贸与外贸新业态此消彼长，加之政策面的扶持，这有望成为加速中国外贸转型升级的一个契机。(作者：夏旭田 李文华）

12. WIPO将提供免费的知识产权调解服务

来源：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网2020.7.3.

为了向受全球疫情影响的企业提供支持，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将为有需求的企业提供免费的知识产权调解服务，包括新加坡知识产权局（IPOS）的待决纠纷和新加坡的版权纠纷。

免费的知识产权调解服务的截止日期为2020年8月31日。

WIPO还将免费提供在线案件管理工具Eadr及其视频会议设施。

这一最新举措归功于IPOS首次通过视频会议成功调解了一起商标纠纷。

该在线会议由WIPO仲裁与调解中心（WIPO中心）主持，10名参与者在新加坡封锁期间举行了整整两天会议。与标准的调解程序一样，讨论以保密的方式开展。尽管新冠病毒疫情造成了干扰和不便，但各方仍达成了和解。

WIPO中心的主任Erik Wilbers表示：“基于WIPO中心广泛的争端解决经验，WIPO-IPOS案例的成功解决凸显了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符合各方需求的调解程序的灵活性。通过虚拟会议执行调解程序具有时间和成本效益，同时能保证争端解决程序的完整性。”

担任此案调解员的Moi Sok Ling也发表了积极的评论。她表示：“在线调解方便且具有时间和成本效益，为希望解决纠纷的企业提供了便利，这是一项有吸引力的选择。”

6月初，IPOS还通过Zoom视频会议首次举行了异议听证会。

翻译：罗先群　校对：王丹

13.彪马对耐克的商标申请提出异议

来源：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网2020.7.3.

近期，德国运动品牌彪马（Puma）正在竭尽全力地阻止耐克（Nike）将“footware”标志注册为商标，该标志适用于运动鞋专用的软件商品和服务。此前，彪马曾对耐克于2019年3月递交的“footware”商标申请发起了早期挑战，即向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递交了“抗议信”（letter of protest），称“footware”是一个描述性的术语，不符合注册条件。2020年6月16日，彪马针对耐克的“footware”商标申请发起了异议程序，请求USPTO驳回该注册申请。

在异议程序中，彪马再次指出，“footware”对于技术驱动的鞋类设计而言是一个仅具有描述性的术语，任何企业都不应该将该词注册为商标，尤其是市值高达1250亿美元的耐克。彪马还表示，耐克的“footware”标志在语音上与“footwear”一词相同，并且与该词的拼写十分相似，这使得“footware”标志成为了市售产品（即鞋类）的通用术语，并未发挥商标的功能，即指示特定商品或服务的来源。

需要注意的一点是，耐克并没有将“footware”标志用于鞋类。该公司将“footware”标志用于如下类别：第9类，用于在物联网电子设备上接收、处理以及传输数据的计算机硬件模块；第38类，电信服务，即通过电信网络、无线通信网络和互联网进行的数据传输服务；第42类，提供用于整合第三方应用程序以产生交互式用户体验的应用程序接口软件的应用服务提供商。

除了指出耐克的“footware”标志是一个描述性的词语以外，彪马还在向USPTO的商标审理和上诉委员会提交的文件中表示，耐克并不是唯一一家销售将鞋类与硬件/或软件技术结合起来的商品的企业。实际上，彪马称自己早在1986年就开始制造和销售融合了计算机技术的鞋类了，而美国运动品牌安德玛（Under Armour）和美国跑鞋品牌奥创（Altra）等其他公司也提供了以技术为核心的鞋类产品。

竞争对手以技术为核心的鞋类产品的大量涌现可能意味着消费者习惯于浏览和购买将产品和技术相结合的产品，包括将软件或硬件技术与鞋类配对的产品。因此，“footware”一词通常用于描述与鞋类产品（包括鞋类）结合起来的软件，而非来自于某一个制造商的产品。

彪马还指出：“正如消费者会认为间谍软件描述的是结合了间谍活动的软件一样，他们也会认为‘footware’描述的是与鞋类产品（包括鞋类）结合起来的软件。”

该公司还表示：“耐克是最近才开始使用‘footware’标志的，因此不能表明该标志获得了显著性（即一件标志经过持续的使用和推广获得了显著性，从而使消费者能够将其与相关商品或服务的来源联系起来）。如果耐克的标志获得了显著性的话，那么即使其缺乏固有显著性也可以获得注册。”

彪马表示，如果耐克的“footware”标志获得了商标注册，那么其将获得对这一具有描述性术语的专有权利，并可以阻止竞争对手（包括彪马）在市场中使用此类描述性术语。此外，彪马还要求USPTO的商标审理和上诉委员会支持其提出的异议，并驳回耐克的商标申请。

耐克的“footware”标志曾遭到了USPTO审查员的质疑（即USPTO审查员在《审查意见通知书》中要求耐克解释“footware”标志的措辞在软件、硬件或电信行业中是否有重要意义以及这种措辞是否是耐克行业内的专门术语）。在“footware”标志的商标申请进入异议阶段之前，耐克还为其“SNKRS”相关标志递交了商标注册申请。2020年初，耐克的法律顾问向USPTO为与其“SNKRS”购鞋软件有关的标志递交了4件商标注册申请。

其中两个涉及“SNKRS”标志的商标申请主要用于如下商品和服务：服装和鞋类；以鞋类和服装为特色的在线市场；提供时尚、娱乐、运动鞋、流行文化和体育领域的信息、新闻和评论的服务；提供使用户能够查看各种印刷品、图片、图形图像以及音频和视频内容的网站的服务。另外两个商标申请主要涉及耐克的“SNKRS”及其闪光型标识，耐克称这两个标志也适用于上述4种商品和服务。

在2020年1月下旬提交了上述4件商标申请后，耐克收到了USPTO审查员的初步反对意见。

翻译：李艳秋　校对：刘鹏

14.委内瑞拉将采用全新商标撤销程序

来源：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网2020.6.12.

2020年2月7日，委内瑞拉知识产权局（SAPI）在政府公报上发布了一系列全新的官方决议。这些决议将会为委内瑞拉带来新的商标撤销程序。而本文将会对此作出总结。

当前，如果人们想以“未使用”为由提出商标撤销请求的话，那么其必须要证明自己所拥有的合法权益。而根据新的条款，提出请求的一方将无需再提供任何能够证明自己正当利益的证据。换句话来讲，根据新的条款，所有人都能够以“未使用”为由提出商标撤销请求。

此外，按照以前的法律规定，商标所有人似乎也没有机会提供对自己有利的证据。而新的条款对此作出了改进，即商标所有人和提出撤销请求的一方均可以提出支持自己观点的证据，同时也没有明确规定商标所有人必须要承担起全部的举证责任。

实际上，上述变化都属于委内瑞拉全新《工业产权法草案》中的一部分，而该草案在获得正式批准之前还要面向公众广泛征求意见。

翻译：刘鹏　校对：李艳秋

15.民航业复苏步履维艰

来源：2020.6.16.《国际商报》贸易投资版   记者 孟  妮

随着国内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目前，中国民航业正进一步走向复苏通道，与此同时，全球市场也出现了一些小而积极的复苏迹象。携程近日发布的《民航业疫后回顾与复苏报告》显示，从航线数量上看，5月国内、国际的航线数量环比4月双双实现小幅提升；从订单量或票量的情况看，国内机票5月环比4月也有不小的提升，国际机票也呈现出一定的回暖态势。

当前，国内民航市场已进入进一步的回暖期，最明显的表现就是航线的恢复。来自飞常准数据显示，5月份中国内地航线航班执行量平稳上升，平均执行率逾70%；5月中国内地机场有7天起降超过20000架次；5月国内飞机平均利用率4.35小时/天，环比提升38.55%；5月内地航线平均客座率约65.24%，环比提升3.17%。

报告认为，民航市场的复苏离不开疫情的逐步稳定与积极的政策引导。近期，大部分省份陆续由二级响应降为三级响应，有效带动了国内航线商务旅客的增长。不少企业也于近期开始允许员工外地差旅，使得国内商务旅客需求开始释放。

5月15日，国内民航单日飞行班次自2月21日以来首次回升破万，恢复至疫情前约60%。报告预测，短期内，中国民航市场将进一步恢复。除了商旅客的出行需求，各地高校复学通知陆续下发，可以关注学生的返校潮。

民航专家綦琦认为，按照目前的恢复态势，6-7月国内航空市场的恢复力度会很大。尤其是全国两会后，更强的经济刺激政策带动航空市场强劲复苏。但要保持住这种劲头仍须严格控制境外输入。

在中国民航业逐渐恢复之际，全球民航业也走出了一段类似的拐点曲线。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最新的全球航空客运定期数据显示，4月份全球客运需求（按照收入客公里或RPKs计算）同比2019年4月断崖式下降94.3%。这是国际航协自1990年开展客运调查报告以来，史上首次出现的最大降幅。此后航空客运需求开始出现复苏迹象。从4月21日的低点到5月27日，日航班总量上涨了30%。

“5月份，携程平台的国际航班的航线数量环比今年4月上涨了8%。”携程首席执行官孙洁表示，“我们确实开始看到在疫情得到充分控制的本地市场上出现了一些小而积极的复苏迹象。”

国际航协理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亚历山大·德·朱尼亚克表示：“目前，航班数量正在增加，各国开始取消旅行限制，然而，复苏将是一个长达数年的漫长过程。”

数据显示，至少在5月底，全球民航业还没有成规模复工的迹象。4月和5月的停场客机数比3月又增加了几百架。

国际航协预测，虽然已有部分地区经济活动缓慢开放、旅行限制放松，但由于疫情可能反弹，导致封锁期或将延长至第三季度，进一步推迟国际航空旅行的复苏。基于此，国际航协判断，2021年的全球航空客运需求可能比2019年水平低34%。

5月下旬的数据显示，中国、韩国和越南的航班数量已回升，仅比去年同期下降22%-28%。5月底时，谷歌的航空旅行搜索量也比4月份的低点时期增长了25%，但仍比年初下降了60%。

国际航协还预测，“2023年之前，航空客运需求不会超过2019年的水平。即使到2025年，预计全球航空客运需求也将比之前的预测低10%。”飞机制造商空客的首席执行官Guillaume Faury也表示，航空业的危机当前还处于早期阶段，“现在预判未来局势，为时尚早”。

16.知识产权筑起民富国强的基石

来源：中国知识产权网2020.6.16.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研究制定知识产权基本法的建议再次被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起。当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知识经济方兴未艾，制定系统化的知识产权基本法律已然成为许多国家的共识。知识产权基本法对于一国知识产权战略的推行有何推动作用？其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着什么角色？本报记者对韩国、日本制定实施知识产权基本法的情况进行了梳理，以此来一探究竟。

一部法律 构筑经济“防火墙”

2011年4月19日，知识产权基本法经韩国国会通过，并于当年7月20日生效实施。这部法律的出台，对于当时因欧洲债务危机等全球经济利空因素深陷发展泥淖的韩国来说，既来之不易，也是大势所趋。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韩国便采取了“出口主导型”开放经济的战略。在仅仅几十年的时间里，韩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一跃而成为中等发达国家，谱写了“汉江奇迹”，让全世界为之惊叹。分析韩国经济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能够促使其经济快速崛起的“秘诀”之一，是韩国知识产权管理体系、政策体系、法律体系不断完善、发挥作用的结果。

1986年，还处于经济发展上升期的韩国，经历了一场令全国震惊的知识产权事件。因为半导体芯片相关设计，韩国龙头企业三星电子遭到美国德州仪器发起的知识产权侵权起诉。最终，三星电子向德州仪器支付了足足8500万美元的损害赔偿。对于正从以劳动力为主发展生产转向以尖端技术立国的韩国来说，这一事件在韩国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于是，韩国政府及企业意识到，知识产权对于参与市场竞争的重要性。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韩国加紧完善知识产权制度。20世纪90年代，韩国先后修订了商标法、特许法，并且制定了防止不正当竞争及保护商业秘密法，积极推动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相关立法，不断扩大和调整知识产权保护范围。

然而，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让包括韩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经济萧条。为了应对危机，韩国政府更加重视知识产权工作。2009年3月，韩国特许厅联合相关部门研究制定《知识产权的战略与愿景》。在此基础上，2009年7月，直属总统领导的韩国国家竞争力强化委员会审议通过了《知识产权强国实现战略》。《知识产权强国实现战略》提出积极推进知识产权基本法制定工作，把加强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作为工作重点，不断加大知识产权服务力度和能力建设，积极参与知识产权国际规则的调整，推动了韩国向知识产权强国转变的步伐。2009年下半年，韩国政府批准在国务总理办公室成立专门的企划团队，负责协调推进知识产权基本法。

经过近两年的研究，知识产权基本法这部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法律在韩国国会通过。知识产权基本法包括7个方面的内容，提出重点从知识产权创造、运用和保护3个方面建设知识产权强国。根据该法规定，韩国成立了国家知识产权委员会，开展了制定国家知识产权基本规划等工作，成为韩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的支柱。同时，为促进专利的转化，该法规定将技术转让和商业化预算占国家研发预算比例由此前的0.7%提高到3%，2017年这一比例再次上调，达到5%。这在当时许多国家中，也是前所未有的举动。

如今，在知识产权基本法的指导下，韩国知识产权事业呈现蓬勃发展的局面。以三星电子为例，近年来，其与苹果公司之间旷日持久的专利战从未停歇。面对在知识产权领域有着傲人成绩的苹果公司，三星电子不仅没有疲于应对，更是多次主动出击。三星电子运用知识产权武器维护自身权益的案例，为许多韩国企业加强自身知识产权保护树立了典范。

同时，依靠知识产权基本法对韩国制定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的主导作用，韩国经济发展全面开花。通过加强专利创造、版权经营等方式，不仅出现了三星电子、LG、现代汽车公司等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优质企业，一众游戏公司、娱乐影视公司等也逆势而上。2019年10月，韩国正式宣布已成为发达国家，不再享受发展中国家待遇。

一项战略 带来发展“及时雨”

作为一个资源匮乏、国土面积小、人口众多的国家，日本在不到50年的时间里，便从二战后的废墟上崛起，建立了高度发达的工业体系。究其原因，这与日本制定知识产权基本法，实施“知识产权立国”的战略息息相关。

为使其知识产权制度与国际接轨，以适应新技术发展与国际贸易的要求，日本不断立足实际对法律进行修改。日本在知识产权方面的立法，要追溯到1871年。这一年，日本颁布了《专卖简则》，此法仿效欧美专利制度，提出采用先申请原则，允许延长有效期和缓缴专利费，同时对使用发明和专利标志方面作了相关规定。随着创新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愈发凸显，日本国会于1995年11月通过了科学技术基本法，其核心是依法促使科技发展模式从“技术模仿立国”转向“技术创新立国”，强调技术的自主创新。

不过，由于在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领域方面的竞争力逐步落后于欧美国家，以及在传统工业和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又面临着亚洲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的竞争，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连续多年遭受了经济疲软和产业竞争力下降的困扰。为了从战略层面创造、保护和应用知识产权，摆脱困境、重振经济，增强国际竞争力，2002年3月至2003年1月，在短短的10个月时间里，日本政府先后召开八次“知识产权战略会议”，相继出台了《知识产权战略大纲》和知识产权基本法，将“技术立国”的国策修改为“知识产权立国”。同时，从2003年开始，每年的知识产权推进计划依据《知识产权战略大纲》和知识产权基本法制定。知识产权基本法的制定，将知识产权从部门主管的事务上升至国家性事务，为“知识产权立国”提供了法律保障。目前，以知识产权基本法为基础，辅之以专利法、实用新型法、外观设计法、商标法、版权法等，这些构成了日本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

根据知识产权基本法，在创造领域，日本积极推进大学的研究开发工作，促进大学知识产权（研究成果）的顺利转化；在保护领域，加快专利权等权利的授权，完善迅速处理知识产权侵权的诉讼手续，对国内及海外仿制品、盗版等侵权现象采取必要的措施，保护再生医疗、生命科学等新研究领域的知识产权；在应用领域，制定知识产权管理指南，为企业战略性地应用知识产权提供环境条件；在人才培养领域，培养知识产权律师等拥有知识产权专门知识的人才，实施知识产权“专门职业学院”的构想等。

在知识产权基本法引导下，日本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通过加强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等，其国内创新活力不断激发，营商环境持续向好。目前，日本已拥有汽车制造业、动漫产业、新材料产业等三大支柱产业，并形成了以旅游业、造船业、机械制造业、钢铁业等为核心的庞大产业规模。同时，日本知识产权专业人才呈现连年增长的态势。

以法为鉴，可以晓规则。立足本国实际，韩国、日本积极制定并实施知识产权基本法的实践，无疑为其他国家制定相关法律提供了借鉴。知识经济时代的号角逐渐吹响，知识产权基本法的制定无疑为各国的经济发展点亮了一盏盏“明灯”，将不断照亮他们创新前行的道路。（熊花平）

17.“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成投资热土

来源：企业之家  时间：2020-06-15

疫情之后，世界格局、国际关系无疑会发生重大变化。但是，不管形势怎样变化，“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仍然可以带动世界各国摒弃社会制度差异、超越意识形态纷争，最大限度地实现发展理念对接、政策法规对接、机制体制对接。

新冠疫情给“一带一路”带来挑战

今年5月底，一场聚焦“一带一路”发展机遇与挑战的研讨会上，中联部原副部长、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副会长于洪君表示，在疫情大流行过后，“一带一路”建设对于优化全球经济格局、有效应对共同挑战、实现普遍发展和进步，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引领作用。

根据安永发布的《2020年一季度中国海外投资概览》的数据，2020年第一季度，中企宣布的海外并购总额35亿美元，同比下降78%，创十年来单季度最低值；宣布的并购数量108宗，同比减少21%。

于洪君坦言，新冠疫情确实给“一带一路”建设带来了挑战。在他看来，各国政府都把施政重点转移到防控疫情上，使得“一带一路”建设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具体来说，很多中国企业面临生产、流通、融资、用工安全等多方面的困难和压力，走出去的意愿相对下降，而且在各国停航后，企业也无法再外派员工。另外，企业履行境外合同义务的能力也打了折扣。同时，于洪君指出，很多发展中国家也没有能力继续推进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新项目、新工程接连开工、此呼彼应的局面，在今后一段时间恐怕难以再现了。”在这种情况下，他指出，确实有一些国家想要废除合同、终止项目，甚至还要没收企业资产。“一带一路”建设持续推进的

和风险正在加大。

挑战的另一面是机遇。疫情发生以来，中欧班列逆势增长，成为国际物流重要的货运通道。5月，中欧班列在4月开行979列、发送货物8.8万标箱，实现同比大幅增长的基础上再创历史新高，全月开行1033列、发送货物9.3万标箱，同比分别增长43%、48%。

对于疫情大流行过后的“一带一路”合作：

泰国前副总理蓬贴·贴干乍那提议，应该首先着力提高“一带一路”国家公共医疗体系建设；考虑到沿线国家财政能力缩水，应当更充分地考虑“一带一路”项目的财务可行性；应向应急响应能力不足的国家提供援助，特别是非洲国家，从而帮助它们渡过疫情的难关。

新亚洲战略研究中心主席、马来西亚前交通部长翁诗杰认为，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除了进行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开发，中国应该更主动地与世界分享扶贫减贫的心得、数字经济转型的经验。“现在，全球都面临着疫情造成的巨大的经济后果，将发生大规模的失业，世界也陷入了萧条的边缘。发展中国家在过去几十年中来之不易的经济进步正面临毁灭性的打击。”翁诗杰说，“中国应利用当前的机会向全球证明有能力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崇高理想。”

“一带一路”投资呈增长向好态势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戴稳胜指出，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各国陆续采取了“封国封航”等防疫措施，疫情防控不利因素与单边主义、逆全球化等不利因素叠加之下，全球对外投资活动面临着严峻挑战。

商务部数据显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第一季度中企对外直接投资（ODI）持续下降，其中对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直接投资下降幅度最为突出。中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256.8亿美元，同比下降2.8%。其中，非金融类ODI为242.2亿美元，同比下降3.9%。

近期，中美之间的摩擦不断加剧。5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了《外国公司问责法案》，美国商务部随后宣布将33家中国公司及机构列入“实体清单”。此前，美国已经出台了《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FIRRMA）》。“这些政策法案和实体清单严重约束和限制了中企对美的投资发展。”戴稳胜说，“目前，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仍在继续落实中，但新冠疫情蔓延增加了两国未来进一步合作的不确定性，中企对美投资短期内或将进一步放缓。”

与此同时，戴稳胜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在我国对外投资中的地位和重要性将进一步提升。当前，“一带一路”投资方面已经呈现增长向好态势。商务部数据显示，2020年第一季度，“一带一路”非金融类ODI达42亿美元，同比增长11.7%，占同期总额17.3%，较上年提升2.4%，主要投向东盟、哈萨克斯坦和阿联酋等国家和地区。“此次疫情之后，要清醒地意识到中国对外投资正面临着转向、变轨、升级的重大机遇期。以美国为首的欧美地区奉行单边主义、大搞去中国化、逆全球化，不断加大对中国投资者的投资监管，中国投资者对欧美地区的投资活动长期必然会逐步减少和萎缩，中国投资者必须寻找新的投资市场和投资对象。”戴稳胜说。

在这样的背景下，戴稳胜认为，应着重关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这一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从短期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与中国双边关系深厚、投资政策较为优惠、与中国的防疫合作扎实有效，在全球投资活动低迷的局面中呈现出持续增长的向好态势，成为疫情之下中国投资者的热门投资地区。

从长期来看，戴稳胜指出，“一带一路”沿线、亚太及非洲等地区的发展中经济体，投资潜力巨大、市场空间广阔，虽然投资基础设施条件较为薄弱，相关投资政策制度不够完善，但在此次疫情中同中国一道积极合作抗疫，双边关系牢固，长期上，具有良好的投资环境和深厚的投资潜力。

中俄双边贸易疫情下逆势上涨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预测，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GDP）将下降5%。作为“一带一路”沿线的大国，俄罗斯经济形势的变化值得中国企业密切关注。“疫情对俄罗斯造成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官方统计显示，在疫情大肆发展的4月，俄罗斯的GDP无论同比还是环比都出现了大幅的下降，这迫使俄罗斯政府在疫情稍微缓和时便做出复工的决定。”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刘旭说道。

尽管俄罗斯经济遭遇严峻挑战，但中俄双边贸易却逆势上涨。海关统计显示，2020年1月到4月，中俄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2.9%，其中中国自俄进口额增长10.1%。在中国进口的俄商品结构中，与疫情相关的商品占据了最大比重，而非传统的资源类商品。刘旭指出，这说明两国相互支持，为应对疫情开展了充分的协作。

更为可贵的是，以美国为首的阵营多方甩锅围攻中国时，俄罗斯对中国表示了声援。5月14日，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在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会议远程发言时说，“俄方多次表达了自身立场，可总结为，没有任何理由指责中国在对抗新冠病毒疫情方面采取了某些不及时、不正确或不相符的措施。美国政客们、外交人员近乎每天都在增加向中国的索赔清单，试图向国际社会强加自身的反华言论。俄方认为美方的类似举动是可耻的，特别是在疫情危机之下。”

刘旭认为，在疫情全球蔓延的形势下，单边和保守主义倾向越发显现，中俄在共同防疫、协调国际立场方面开展的务实有成效的合作，为未来的双边经济合作提供了有利的政治氛围和增长契机。俄罗斯驻华大使安德烈·杰尼索夫5月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虽然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但俄中两国不会放弃2024年双边贸易额达到2000亿美元的目标。

与印度的“一带一路“合作值得期待

印度洋周边地区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点区域。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经济学院副教授冯俊新指出，不管从历史文化传承，还是现实经贸活动来看，印度都是该地区无法忽视的力量。中印缅孟合作也是中国西南方向对外开放的重要通道，而且对于区域经济稳定和互联互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过程中，印度表现出了非常矛盾的态度，在口头上绝不松口，在行动上又没有实质性拒绝。”冯俊新说。一方面，印度认为自己的地缘政治和区域经济优势将会被“一带一路”倡议所削弱，因此在官方层面找出了各种理由，一直不愿意直接参与。另一方面，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能带来的实质性好处又没有拒绝，因此印度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相关项目又采取了实质性参与的态度。

正是基于这一立场，印度加入了中方发起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并对共同探讨建设“孟中印缅经济走廊”采取开放态度。2017年，印度与巴基斯坦一道，加入了中国、俄罗斯及中亚国家共同创立的上海合作组织。“作为世界两大文明古国和当今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不管是在历史文化层面，还是从现实的经济发展战略来看，两国都存在着进行沟通对话和战略对接的巨大潜力。”冯俊新指出。

2018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印度已成为排在中国和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2020年既是中印建交70周年，同时也是中印人文交流年。

4月1日，两国领导人就中印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印度总统科温德在贺电中表示，印中互为邻国，同为文明古国和主要新兴经济体，保持良好关系符合两国共同利益，对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繁荣至关重要。印方愿同中方共同拓展和深化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

在疫情期间，中印两国也在不同层面进行了合作。中国驻印度大使孙卫东5月28日与印度青年代表举行在线交流活动时表示，自疫情暴发以来，中印一直就疫情防控保持着密切沟通与合作。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发展中大国，中印合作抗疫并取得成功，对维护世界公共卫生事业、最终赢得抗击疫情的成功具有重大意义。

在冯俊新看来，随着疫情对印度经济冲击的不断显现，处于经济困境中的印度需要进一步推动经济改革，并预计在经济外交上推出更多重大改革。虽然目前来看印度政府依然对来自中国的投资持非常谨慎的态度，但印度政府对待“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取向在中长期将会发生何种变化仍“值得期待”。

产业链转移越南？理性看待！

近期，关于“产业链转移”的话题再次成为国内投资圈谈论的焦点。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罗仪馥博士研究发现，自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暴发以来，由于各地工厂停工，部分跨国产业链确实陷入了“停摆”，并出现布局重组的苗头。其中，电子行业领域里跨国公司调整全球产业布局的表现最为突出，以谷歌、微软、三星与LG等为代表的大型跨国电子企业都制定了在越南设立或扩大生产基地的计划。

在罗仪馥看来，现阶段之所以出现上述跨国电子产业链向越南转移的小高峰，主要是因为越南是当前发展中国家中抗击疫情较为成功的国家之一。疫情爆发初期，越南采取了全社会隔离政策，及时控制了疫情在境内的蔓延，直至4月22日才基本结束隔离期。截至2020年5月底，越南确诊病例数稳定地控制在350例以内，而且至今没有出现死亡病例。

在此基础上，罗仪馥指出，越南经济既有的内外部条件的优势也进一步凸显，这些优势包括该国内部劳动力等生产成本相对低廉，以及构建了既面向发达国家、又涵盖发展中经济体的相对完善与健全的自由贸易网络。一方面，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LO）的数据，2016年越南的月薪平均值仅为212美元。

另一方面，截至目前，越南正式参与的自贸协定数量已达12个，另有4个自贸协定正处于谈判阶段，预计未来几年内可以得到落实，其中就包括EVFTA（《越南-欧盟自由贸易协定》）和CPTPP等自贸水平较高的协定。尽管当前一些向越南转移的生产基地迁自中国，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在跨国产业链中地位的下降，也不一定导致中国与越南在跨国产业链的加工制造环节上竞争的激化，相反这有可能成为中越两国产业链联系进一步密切化的契机。

首先，一些跨国公司在将生产线转移至越南的同时，也在中国布局新的、更高端的产品生产线，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提升中国与越南的产业链的互补性。以越南最为重要的外国投资者——三星电子为例。尽管三星现已基本将手机组装加工厂由中国转移至越南，但与此同时，三星又在中国布局了半导体存储器生产基地。这种布局重组实际上是强化了越南作为电子产品加工者、中国作为中间产品生产者的角色分工。

其次，从当前双边贸易情况来看，中国与越南的双边贸易进一步扩大，其中中间产品进出口的贡献最为突出，这也是两国产业互补性提升的表现之一。2020年1-4月，在受疫情冲击，中国进出口总额同比下降4.9%的基本局面下，中越双边贸易额不降反升，与去年同期相比上升了19.1%，其中，中国对越出口额同比上涨10.7%，进口额上涨33.7%，其中进出口值上升的商品种类以各种零部件居多。

在当前的国际经济变局中，越南的生产成本优势与经济开放格局可以成为中国进一步扩大对越贸易与投资合作的宝贵机遇。自2013年以来，中越两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开展经贸合作已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无论是越南河内轻轨二号线、永新燃煤电厂与龙江工业园等重大工程项目的实施，还是双边贸易与投资往来，在过去几年间都成效显著，这是未来中越进一步深化经济联系的有利基础。 来源：中国民营经济国际合作商会

18.两灾之年，反全球化暗潮汹涌

2020-06-09 18:16  文章来源： 可持续发展经济导刊

文｜李仲周 原外经贸部国际司司长、国际经济与贸易领域资深专家

当今世界接连遭遇两场严重灾难，一场人祸，一场天灾。2019年，美国发动的全球贸易战，是一场人祸，是民粹势力针对经济全球化蓄意挑起的一场全球贸易战，无视世贸组织关于关税约束规则，对众多国家，包括美国的盟国加征惩罚性关税。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大流行，却是一场天灾，对全球的经济产生了极大的破坏，世界正面临一股反全球化浪潮。然而，这些都无法改变未来全球化继续发展的大势。

全球化需要互利共赢

中国迅速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加速了世界经济全球化；中国成长为世界工厂，促进了全球价值链的发展。生产链、价值链是一种实现互利共赢的积极合作形式。全球价值链主要由跨国公司主导，价值链内贸易占全球货物贸易的70%。美国有最强大的跨国公司群体，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却把失业率高、收入差距扩大等结构性问题归咎于全球化。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数据表明，多年来中国一直是美国出口增长最快的市场。中国政府在各种场合都反复强调过：中美经贸关系是互利共赢的，不是零和游戏。但本届美国行政团队由民粹主义势力把持，视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千方百计遏制中国经济崛起，对华为、中兴等高科技企业在美的经营活动进行打压和限制，不许买、不许卖，并无理要求中国放弃高科技发展规划。为发动对华贸易战找借口时美国理屈词穷之际，竟还使出种族歧视的恶招，声称中国是非白种人，所以美中关系就是敌对关系。

美国发动这场贸易战的终极目标是使美国再次伟大，恢复美国的全球霸权，全球化必须是美国利益优先，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与联合国会员国主权平等原则也是直接冲突的。联合国成立70多年来，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联合国非殖民化机制帮助原殖民地获得独立，成为享有平等主权的国家。世界只能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实行全球治理，不能由某一个国家独断专行。世界不可能回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旧秩序。美国可以再次伟大，但需要所有国家的合作与支持，也需要展示大国担当。

令国际社会不安的是，美国在与多边贸易体系脱钩的路上已经走得很远，退出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联合国伊朗核协议、《巴黎气候协定》，拖垮了WTO争端解决机制，声言退出WTO，拒交WHO会费……如此“特立独行”，美国的国际影响力就会式微，连它的G7盟友都不接受，何况全球霸权？

反全球化只会给世界经济带来灾难

这场人祸的尘埃还未落定，一场从未有过的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祸及全球。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一声号令，从武汉“封城”到全民抗“疫”，以避免疫情向外地和国外扩散，并及时通报世界卫生组织和各国政府。

疫情是世界共同的敌人，需要各国携手合作，共同抗击。然而，美国对抗击疫情采取极不负责任的态度。2020年1月30日，针对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的蔓延，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心情异常激动地表示，虽然“不想说庆祝胜利”，但新冠肺炎疫情“将有助于加速就业岗位回流到北美”。结果，由于美国政府对抗击疫情无所作为，疫情在美各州迅速传播，新冠肺炎感染人数已突破百万。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罗戈夫在接受德国《商报》采访时指出，“按年率计算，美国二季度的经济下滑幅度将高达25%，短期内失业率可能上升到13%至14%。不确定性很大。世界贸易的崩溃比我们在过去90年里（上世纪30年代）所经历的更加剧烈和迅速……这场危机似乎激起了最恶劣的贸易保护主义本能”。

这场危机粉碎了美国政府赖以自豪的经济繁荣梦，也足以证明民粹主义势力反全球化、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只能给美国经济和全球经济带来灾难。今年是美国总统选举之年，经济危机将会成为美国两党争论的焦点。据悉，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已达成与中国脱钩的共识，美国共和党还为选举炮制了“反 华剧本”，制定了如何攻击中国的计划。美国选举拿中国当攻击的靶子，实在是黔驴技穷。中国既已成为美国的打击目标，危机之年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必须提高警惕，加强自卫。

全球化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两场危机应该警醒人们：全球化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必须更加旗帜鲜明地支持全球化，支持和积极参与多边贸易体系，全球化和多边贸易体系是促进和保障世界和平与安宁、经济繁荣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石。美国退群，中国就应该当仁不让，承担经济大国的责任。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保持在30%左右，中国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是福而不是祸。在这危机之年，我们应力推区域经济自由化，以带动多边贸易自由化。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文本已经达成协议，力争本年内签署生效，带动多边贸易谈判快速向前推进。

两场危机可能牵涉一些政策调整，在加大促进产业升级换代力度的同时，要注意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两者密不可分，不能偏废，如粮食安全问题。贸易战打乱了全球价值链、供应链，可能需要调整。全球货物贸易的70%都在全球价值链内进行，只要有跨国公司存在，就必然有全球价值链的存在。美国政府现在强迫美国在华投资公司撤离中国，而我们将继续给外资企业国民待遇，着眼未来合作。

纵观历史，中国是全球化受益者，也是积极倡导者。我要奉劝一些有民粹主义倾向的同胞认真思考一下：改革开放推动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促成了中国经济的繁荣富强，创造了世界奇迹，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开展国际经济合作、“请进来、走出去”。通过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为我国的人才、我国的企业争得走遍世界的权利。40多年来，大批青年到国外留学谋生，企业到海外打拼，使我国经济蓬勃发展，成为世界工厂，靠的是什么？靠的是辛勤劳动和学到的广博知识。现在社会上出现一种歪风，把出国留学谋生都贴上“不爱国”或者“卖国”的标签，这是非常不理性的行为，需要给予正确引导。

一言以蔽之，全球化不会因危机止步不前，中国更不应自我封闭，而是坚定向前，谨慎应对，成为未来全球化的重要推动者。

2020.6.17.转载自WTO咨询网

19.建设自贸港 构建更高层次改革开放新格局

作者：李红梅《光明日报》（ 2020年06月15日 16版）

2018年4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郑重宣布，党中央决定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两年多来，海南牢记使命，全力推动三大主导产业加快发展，加快推进自贸港建设，努力构建更高层次改革开放新格局。

在历史与现实的赓续传承中肩负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新使命

1988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正式批准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开启了海南发展波澜壮阔的新纪元；自《国务院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发布后，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掀开了海南发展辉煌灿烂的新篇章；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赋予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新使命，海南再次获得千载难逢的历史发展机遇。

建省办经济特区和建设国际旅游岛推动海南深化改革开放逐步迈上新台阶。30多年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历经建省办经济特区和建设国际旅游岛锤炼洗礼的海南抓住机遇、锐意改革，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30多年跨越式发展充分证明了党中央战略决策的正确性和前瞻性，也证明了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加快推进自贸港建设，推动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迈向新高度。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经济特区不仅要继续办下去，而且要办得更好、办出水平”。2018年4月13日以来，国家对海南自贸港建设从“逐步探索”到“加快探索”再到“加快推进”“推动建设”，多次提出明确要求。海南自贸试验区建设两年多来，制度创新，开放提速，旅游升级，为自贸港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变革创新的潮流滚滚向前，在历史与现实的赓续传承中，肩负着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新使命的海南，正迈着昂扬步伐向着当今世界最高水平的开放形态进发。

在认识与实践的良性互动中加快推进海南自贸港建设

自贸港建设“既要放得开更要管得住”，这要求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认识与实践的良性互动中加快推进自贸港建设。

解放思想，认识到位。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思想解放的过程，没有思想大解放，就不会有改革大突破。认识到位，首先要求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精神，做到学深悟透、融会贯通；认识到位，也要求始终明确海南自贸港战略定位，努力打造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试验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国家战略服务保障区；认识到位，还要求始终坚持新发展理念，把新发展理念作为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的行动指南，高质量贯彻落实中央精神，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走在全国前列。

不辱使命，勇毅笃行。海南大力弘扬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努力在破解体制机制弊端上走出海南路子，在促进生态文明发展上贡献海南经验，在推进旅游消费领域对外开放上打造海南品牌，在提供国家重大战略服务保障上发挥海南作用。今年是海南自贸港建设开局之年，面对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面对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艰巨任务，必须迎难而上，带着感情、带着热情、带着激情真抓实干，在认识与实践的良性互动中积极推动党中央关于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各项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尽早落地见效，在全力应对疫情防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海南自贸港建设“三个大考”中交出满意答卷。

在真理与价值的辩证统一中争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动范例

党中央要求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体现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符合海南发展定位，争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动范例，这其中蕴含着真理与价值的高度统一。

走符合时代潮流，符合中国国情，符合海南发展定位的正确之路，这是海南自贸港建设的真理尺度。真理尺度要求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只有按真理办事，才能在实践中取得成功。一方面，在加快建设海南自贸港的逻辑认知中，包含着我国对于世界发展大势的真理性判断。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遭遇严重干扰，这与时代潮流相悖。加快建设海南自贸港，展开怀抱欢迎世界投资者共享中国发展机遇、共享中国改革成果、共享经济全球化红利，是基于对世界大势的敏锐洞察与深刻分析，顺应了时代潮流，回应了合作共赢呼声。另一方面，海南自贸港建设的真理尺度还体现在符合国情省情，符合海南定位。党中央关于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各项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既是基于对我国发展新的历史定位、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等基本国情的科学认知，也是基于对建省办经济特区历史成就、独立地理单元区位优势等海南实际和特色的科学研判，具有极强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争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动范例，这是海南自贸港建设的价值尺度。真理尺度是价值尺度的前提，价值尺度是真理的归宿。海南自贸港建设是我国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主动扩大开放的重大举措，要求海南创出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带动全国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寄予厚望，充分彰显了海南自贸港建设的重大意义和价值追求，即加快建设经济繁荣、社会文明、生态宜居、人民幸福的美好新海南，努力打造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新标杆，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更大贡献。当然，国家这些重大战略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是人民，加快海南自贸港建设的价值目标就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在真理与价值的辩证统一中，在真善美的和谐韵律中加快推进海南自贸港建设。

（作者：李红梅，系海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副主任，海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

20.商务知识---加强知识产权协同运用有何意义？

加强知识产权协同运用。面向行业协会、高校和科研机构深 人开展专利协同运用试点，建立订单式发明、投放式创新的专利协 同运用机制。培育建设一批产业特色鲜明、优势突出，具有国际影 响力的专业化知识产权运营机构。强化行业协会在知识产权联合创 造、协同运用、合力保护、共同管理等方面的作用。鼓励高校和科 研机构强化知识产权申请、运营权责，加大知识产权转化力度。引 导高校院所、企业联合共建专利技术产业化基地。

编辑：政策法规处（公平贸易处）2020.7.6.7: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