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世界贸易的大国行为逻辑

2020-05-08 19:40  文章来源： 一带一路百人论坛

引子

贸易是大国追逐经济利益的工具,也是维护安全利益的手段。大国在崛起进程中往往倾向于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以积蓄实力,主要霸权国则推行自由贸易政策并致力于相应治理体系的建设,当霸权相对衰落或崛起国成功赶超时发动针对性的贸易摩擦。贸易摩擦背后是霸权国相对收益的考量、战略竞争的需要以及制度摩擦的结构性问题,最终会在大国博弈中推动全球贸易治理制度的变迁。鉴于中美贸易摩擦的复杂性和全球贸易制度的困境,中国需以制度性和更高水平开放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的不确定性,积极推动全球贸易制度的变革。

贸易是世界上最古老、最普遍的经济联系方式。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世界贸易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作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球贸易治理是以贸易政策、规则和制度为约束而形塑全球贸易秩序的过程。二战结束以后,以美国主导的关贸总协定(GATT)成立为标志,全球贸易治理制度体系开始形成。到目前为止,形成了以世贸组织(WTO)多边贸易机制为核心,以区域和跨区域贸易协定为补充的全球贸易治理制度体系。贸易摩擦是国家间贸易政策冲突,是基于政治经济利益判断而对贸易对象国采取限制性行动,严重的贸易摩擦不仅对贸易双方造成了影响并扰乱贸易秩序,而且可能导致制度冲突、经济危机加深乃至安全冲突。世界贸易的历史,是一部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矛盾运动的历史。在贸易摩擦形成以及贸易治理制度变迁过程中,大国的贸易政策选择行为是关键。

一、贸易政策:实力积累或秩序建构

贸易政策是大国经济发展和对外战略的重要政策工具。采取自由贸易政策还是贸易保护政策,大国会根据宏观经济环境、国际格局和国内政治等因素权衡选择。

大国在崛起进程中都不同程度地采取贸易保护政策,以发展壮大自身的民族工业体系。英国、德国、美国以及日本在崛起进程中都无一例外地实行过保护政策。英国的崛起走过了三百多年的以保护主义积累实力的历程,1485年羊毛工业保护、1699年提升制造业的重商主义、1815年新的《谷物法》推行都是保护主义政策的具体体现,直到1846年产业革命完成、工业技术压倒对手之后,才最后废除《谷物法》,执自由贸易之牛耳。

德国是第一个以系统性的产业政策促进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产业保护为导向的战略性贸易政策是德国近代史上提倡并积极采用的政策。德国的战略性贸易政策表现为以进口替代为主,对农业实施郑雪飞:“贸易政策的国内政治分析:以1879年德国贸易政策转变为例”,《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11期,第71页。

美国在崛起进程中具有更为明显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从1776年美国诞生到19世纪20年代,作为新兴的发展中国家,美国采用全面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来进行原始资本积累,巩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并助推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

日本的经济腾飞是二战后加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下通过保护主义实现的。为了保护和扶植政府规划的重点产业,防止外国产品占领日本市场,日本采取的保护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高度融合,这种战略性贸易政策使得日本经济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高达两位数的年增长率,20世纪70年代中期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并于1986年成为当时世界第一出口大国,被誉为经济奇迹。

所以,贸易保护政策在大国崛起进程中对实力积累和产业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通常情况下,大国只有在生产能力和水平发展到占据绝对优势的时候,才会主动减少贸易限制、推动自由贸易。

大国成功崛起后往往通过自由贸易推进国际产业合作发展,同时越来越深刻地影响和干预他国,助推自由贸易的效率、和平和道义功能在大国政治中生根、发展,进而塑造出自由贸易秩序。英国和美国开创的自由贸易在发展进路上彰显了这种逻辑。

历史上,英国推行自由贸易是大英帝国实力使然,并由此构建了英国治下的世界秩序。殖民扩张、产业保护积累和工业革命成功促使英国成为首要大国,开启了英国治下的贸易自由化道路。从1760年到1860年,英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由9000万英镑迅速增至46.4亿英镑。1820年,英国的煤炭、生铁产量在世界总产量中的占比分别高达75%与40%,工业产值占到世界工业总产值的一半。到19世纪中期,英国已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工厂”。超强的经济实力使英国以“自由贸易”为借口渗入他国的殖民地,并可以打着“自由贸易”的旗号强化对殖民地的控制,并进行新的扩张。

英国率先推进贸易自由化政策是其塑造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前奏。英国先于其他大国实施单边贸易开放。在1840年到1860年,英国先后和俄国、普鲁士、美国、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等国缔结商约,对这些国家产品敞开大门,免征关税。在亚洲,1840年鸦片战争后,英国逼迫中国开放多处口岸;在1854年美国与日本签订《日美亲善条约》之后,英国又趁机与日本签订商约打开日本市场。为了提供一个支撑世界自由贸易的支付系统和自动调节机制,也为了约束政府滥用财政的权力,英国凭借经济实力优势确立了金本位为基础的国际货币制度,这种国际金本位制度持续了30年左右,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宣告解体,也预示着英国治下的自由贸易秩序走向衰败。

美国二战后倡导推行自由贸易,并塑造出由其主导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经过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的冲击,国际社会深刻地认识到多边制度与和平的重要性。从20世纪4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美国在世界经济、贸易和金融等方面占据绝对优势,其国民生产总值约占世界总额的40%,工业产值约占世界的45%,出口约占世界的1/4,黄金储备约占世界的1/2,对外投资约占世界的60%。凭借超强的国力,美国主导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通过租借协议和马歇尔计划等战略手段瓦解和消除英国主导的英镑区和特惠制,美国完全取代英国、接手西方世界的霸主地位,建立起其领导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由于美国强力推行自由贸易政策,1950年至1973年的世界贸易额以年均5.8%的速度增长,世界产出以年均3.9%的速度增长,远远高于19世纪。20世纪70年代中期,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石油危机影响深重,日本和西欧国家崛起,美国经济则出现滞胀,外部环境变化的挑战和国内经济的困难促使美国将贸易政策由“开放”转向“紧缩”,贸易保护主义再度兴起。

严格来说,贸易自由化是一个曲折过程,不存在纯粹的自由贸易。即便在大国发展势头强劲的时期,也可见其对某些行业或产业如关系到国家安全的脆弱性、敏感性行业或者选票集中地区的产业实行保护。霸权国家倾向于奉行自由贸易政策,以图建立以自身垄断优势和垄断利益为中心的国际分工体系。但是,在具有规模经济的自由贸易环境中,国家之间共同的利益与冲突的利益并存,利益分配随着贸易双方相对经济实力的变化而变化。发达国家与后发国家开展贸易时,如果经济地位悬殊则都会处于分享贸易红利的“互利区”,直到落后的贸易伙伴成为全球市场中能发挥重要作用的国家,随后双方将进入“冲突区”,此时虽然全球经济总体上仍然能从贸易中获益,但贸易双方中一方福利的改善以另一方境况的恶化为代价。8特别是在霸权衰落、新兴经济体崛起、相对收益受损的情况下,霸权国为了维持固有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会转向保护主义,挑起贸易争端,于是可见主要大国回归经济民族主义,大国之间的贸易摩擦难以避免。

二、贸易摩擦:经济冲突与战略竞争

贸易摩擦是贸易国之间针对性的贸易保护行动,往往具有互动性、冲突性和报复性。在经济相互依赖的条件下,大国基于政治经济和安全的考虑,往往通过操纵贸易政策工具,主动发起或被动接受贸易摩擦,通常表现为霸权国与崛起国之间的经济打击和还击,是大国从市场竞争走向战略竞争的体现。百年以来,国际政治经济经历了三次严重的大国贸易摩擦:大萧条时期的贸易摩擦、日美贸易摩擦和当前的中美贸易摩擦。

第一,英美贸易摩擦反映了大萧条时期新老大国矛盾的加剧和世界失序。这是经济危机、贸易冲突和安全冲突相继发生的特殊现象,是经济衰退与保护主义相互作用、恶性循环的结果。其主要原因在于英国霸权衰落后的保护主义回归。英国的衰落是与美国和德国迅速崛起相对照的。到1913年,英国占世界工业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4%,而德国为15.7%,美国为35.8%。英国丧失了“世界工厂”的能力和地位,霸权衰落后无力继续担负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的责任。一战结束后,各国经济处于恢复与增长阶段,英国1921年通过了第一个和平时期的关税法令《保护工业法》,以国家安全为由对一些重要战略物资征收保护性关税,标志着英国和平时期无进口关税的历史结束。在1929～1933年大萧条时期,美国大幅度提高关税税率,扩大了贸易保护的产品与产业范围。最具代表性的是193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斯姆特—霍利关税法》,美国的平均关税税率从 40% 提高到 47%,农产品关税税率提高到 48.92%,掀起了大萧条时期贸易保护主义的高潮。

美国《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出台后,英国为了维护自己的贸易利益进行反制,在 1931 和1932年分别实施了《非常进口税法》和《进口关税法》,规定一切输入联合王国的商品,除条文中规定的免除课税的商品外,一律课以相当于商品价值的10%关税,并另征附加税。1932年7月,英国与自治领及自治领之间签订11个双边协议,建立帝国特惠制。英国希望通过这些协定将英帝国结成一个经济共同体,以保护帝国不受到外来竞争的危害。 美英两个大国的贸易冲突产生了广泛的跨国传播效应,全球贸易秩序受到严重挑战。比如法国通过修改关税对来自英国的进口商品加征 15% 的关税;加拿大和南非对从英国进口的商品征收反倾销税;荷兰把进口关税提高到 25%。以征收关税为特征的贸易战蔓延到大多数国家,西班牙、意大利、加拿大、古巴、印度、阿根廷、巴西和中国等也未能幸免,最终引发全球关税税率的普遍上升。可以看出,大萧条时期的大国贸易摩擦是与国际格局转换、经济危机、战争等重大事件在同一时空中发生的政治经济现象。英国实力的相对衰弱与美国、德国的迅速崛起使得英国回归保护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列强之争延续了扭曲的高关税政策,也引发了英美两个主要大国的贸易冲突,最终形成全球性的贸易战。这一时期的贸易战不仅摧毁了全球贸易秩序,成为导致和加剧经济大萧条的直接诱因,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经济动因。

第二,日美贸易摩擦是美国主导国际体系时期的大国贸易冲突,相当程度地体现了霸权国对崛起国的战略遏制。20世纪70年代,美国连续20多年的经济繁荣被“石油危机”、美元泛滥所打断。与此同时,日本和德国两个战败国被美国吸纳到其主导的国际体系中而迅速崛起。特别是日本,经过战后30多年的重建,其经济以9%左右的速度快速成长,1987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超过美国。美国对日本的货物贸易逆差占美国总逆差在20世纪80年代平均高达45%左右,1981年最高时达70.8%。石油危机以后,日本完成产业结构调整,高科技产业快速发展,在多个领域形成对美国的直接竞争,昔日在美国扶持下的日本在美国眼里构成主要威胁。没有其他国家对美国产业的竞争力构成过如此全面和成功的攻击,没有其他国家在如此多的领域追赶和超越过美国在高科技部门中曾无可撼动的领先优势,没有其他国家能像日本那样在超级计算机、半导体、超导、复合材料、电子通讯设备等至关重要的新技术领域对美国的竞争力构成挑战。日本等国家的崛起和快速赶超是二战以来美国首次感受到霸权衰落的威胁。

作为贸易争端的发起方和施动者,美国为了化解国内矛盾和来自崛起国日本的经济竞争压力,对日本实施了针对性的经济打击。打击的范围从劳动密集型产品到资本密集型产品再到高科技产品,其形式主要是自愿限制性出口和比例。最后,贸易争端演变为投资摩擦和制度摩擦,促成了1985年《广场协定》的签订。由于日美不对称相互依赖以及日本的应对失策,日美贸易摩擦对日本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影响。

第三,中美贸易摩擦是美国主导国际体系时期的新型大国贸易摩擦。这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模式和发展阶段的大国之间的贸易冲突,具有复杂性和特殊性。中美贸易摩擦是在金融危机的阴影未散、全球增长乏力特别是中美实力差距日趋缩小以及多极化趋势凸显的背景下展开的,全球贸易摩擦与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盛行、逆全球化浪潮一起构成当下世界“百年未有之变局”的主要图景。

中美贸易摩擦过程可以说发端于2017年8月,当时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对中国启动“301调查”,2018年3月特朗普总统签署“301调查”总统备忘录,美国对中国正式实施关税制裁。2018年7月,美国正式发起对中国500亿美元中的340亿美元加征25%关税的首轮贸易摩擦。此后摩擦不断升级,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从500亿元美元的25%到2000亿美元的10%升至25%再到约1200亿美元的15%,中国采取数量型和质量型相结合措施做出针对性反制,直到2020年1月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定,贸易摩擦才告一段落。最终美国同意对约12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新征关税降低一半至7.5%,但原2500亿美元的商品征收的25%关税则维持不变。

由此可见,中美贸易摩擦是以提高对方进口关税为特征的多阶段动态博弈,不同于日美贸易摩擦以日本迫于美国压力采取的自主限制出口模式。中美贸易摩擦规模之大超过了历次贸易摩擦,其冲突范围超越经贸领域向其他相关领域延伸。在经济上,通过加征贸易关税措施与投资、金融手段捆绑起来向中国综合施压,迫使中国做出符合美国需求的调整和让步。贸易方面,重点针对知识密集型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方面,美国对内进行税制改革,促使资本回流,对外颁布最新的《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法案》,将中国列入特别关注国家,要求美国政府加强和扩大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并购的审核力度,造成了中国对美投资规模大幅下滑。金融方面,将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以及美联储多次加息缩表,导致在华美元回流,引发人民币汇率风险。在技术上,美国将《中国制造2025》中提出的十大关键领域列入加征关税的重点对象,对中兴、华为、大疆等企业严厉制裁甚至发出禁令,迫使中国放弃既定的高科技产业政策与外企技术转让等政策。在文化上,美国限制中国公民赴美留学和学术交流,尤其是对研究学科在美方“商业管制清单”中的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延长签证申请周期、缩短签证有效期、提升拒签率等。

除此之外,美国还挑起制度摩擦,企图通过制定或修改经贸规则排挤中国。2017年12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联合声明中,美日欧同意加强合作,致力于消除不公平贸易行为。2018年3月,在布鲁塞尔声明中,美日欧就强化WTO争端规则和改善WTO监督功能等议题达成共识。2018年9月,在纽约声明中,美日欧号召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在WTO谈判中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美日欧在声明中还达成明确共识,拒绝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国家”地位,要求反倾销调查中“市场经济”条款不能适用于中国。此外,美国在新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USMCA”中增设针对中国的“毒丸条款”——若有一方与非市场国家开展自由贸易协议谈判,将终止与该成员的自由贸易协议。

中国在2000年之后取代日本成为美国最大的货物贸易逆差来源国,也成为美国制造中美贸易摩擦的直接理由,但是其根本动机和目标不在于简单地减少贸易逆差、维护所谓的公平贸易,而是想要通过贸易摩擦和构建贸易新规则来规范和改变中国的行为,锁定中国经济增长空间,进而把中国的发展方向和增长极限控制在无力威胁和挑战美国主导世界的范围之内。特朗普政府把中国的经济发展视为对其经济霸权的挑战,把中国的发展模式视为对其意识形态和西方文明的颠覆,把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行动视为对现有国际格局的重构,把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视为对其地缘政治的挑战,这也充分体现了美国对中国国际地位上升的担忧。

从上述三次严重的大国贸易摩擦可以看出,贸易是大国追逐经济利益的工具也是维护安全利益的手段。在大国战略竞争中,发动贸易摩擦常常是守成大国维护自身国际地位、打击或削弱崛起大国经济实力的手段,国际格局的转换、权力结构的调整、经济金融危机、战争等外生冲击往往是触发大国贸易摩擦的环境因素,同时大国贸易摩擦的激化和失控也会导致权力结构的调整、国际秩序重塑乃至战争和安全冲突。对于经济相互依赖的大国而言,贸易不平衡、不公平贸易等问题的激化是贸易摩擦的直接诱因,但其背后所反映的是大国相对收益的考量和战略竞争的需要。如果说,当年美国感受的是崛起国的经济威胁而发起贸易摩擦,那么现在美国感受到的是来自中国的全面竞争压力,挑起贸易摩擦作为应对中国崛起的首要选项也就有逻辑的必然。从时间来看,历史上的大国贸易摩擦具有长期性和曲折性,大萧条时期的贸易摩擦持续了20至30年,日美贸易摩擦至今还在复杂演变,中美贸易摩擦并不意味日美贸易摩擦的结束,而且通过产业链的关联日本同样受到了中美贸易摩擦的打击。中美贸易摩擦虽然已达成第一阶段协议,但需要做好应对未来贸易冲突的长期准备。必须强调的是,大国贸易摩擦背后往往都是国家之间规则不协调所致,贸易摩擦是制度摩擦的反映,制度摩擦推动全球贸易治理制度的变迁。

三、全球贸易治理制度变迁:制度博弈

全球贸易治理是以制度为约束而形塑全球贸易秩序的过程。制度是治理的基础和工具,也是权力的结果和利益的反映。大国在全球贸易治理制度博弈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权力转移、利益变迁以及制度本身的有效性和合法性不足是制度变迁的重要动因。在其推动下,二战以来全球贸易治理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

第一,GATT向WTO的演进是美国主导之多边贸易体制的进步,也是“西方大国俱乐部”向“完整、可行和持久的多边机构”的进步。美国二战后从英国接手国际制度领导权,主导建立GATT为核心的自由贸易体制。作为国际贸易领域的一个“临时协定”,GATT起初是经济大国为争夺世界市场讨价还价的产物。随着众多发展中国家加入总协定之后,谈判成员结构发生了变化,最后确立了削减关税,消除贸易壁垒,推进贸易自由化,实现资源合理配置,通过非歧视、公平贸易、对发展中国家特殊优惠待遇、成员国之间无条件互惠等一系列原则,构建一个比较完整的多边贸易体制。以GATT为基础的全球贸易治理制度的形成,使世界经历了一个自由贸易的时代,推动世界贸易的增长超过同期全球经济的增长。至1995年,大多数配额和汇率壁垒得到了消除,虽然对农产品贸易有所限制,但工业品贸易得到了实质性自由,发达工业国的平均关税税率由先前的40%下降到3.5%,发展中国家也下降到3.5%,20世纪后期世界贸易在扣除各种影响因素后净增长17倍。

然而GATT本身存在很多缺陷,包括成员国间的权力与义务不对等;条文的漏洞很多;争端解决机制不具系统性;法律约束力不足,对违规成员难以制裁等。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全球性的问题接连爆发。从货物贸易到服务贸易再到技术贸易,从商品流动到资本流动,从投资措施到知识产权保护等新型问题日益凸显,GATT对全球贸易问题的治理已不满足国际社会的需求。1995年,美欧推动WTO正式生效,开启了全球贸易治理的新局面。WTO作为一个政府间正式的国际组织,力图在推动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中建立一个基于法律规则更加完整、可行和持久的多边贸易体系。

从GATT到WTO的变迁,标志着以多边贸易机制为核心的全球贸易治理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有力地推进了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加入WTO,全球资源配置效率得到了提高,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发展也在这一多边体制下获得了快速发展的机遇。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中国家希望从固化的生产链条底部向高端攀升,发达国家则要遏制这样的攀升以巩固现有的竞争优势。基于多边框架的协议越来越难以达成,多边规则的诉讼日益增加,众多个案的法律裁决与复杂的国际经贸博弈纠结在一起,WTO框架的多边贸易制度效力日趋下降,而区域经济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多边贸易体系的不足。

第二, 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的兴起和演变是世界多极化进程中制度性权力分化的结果。欧盟和美国是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构建的先驱者,在20世纪90年代先后构建了欧洲经济共同体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并通过一系列双边和多边协定,将自身置于多个区域贸易集团的中心地位。21世纪以来,随着新兴市场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积极加强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有效推进了全球贸易治理的发展。

2008年开始,区域经济合作与竞争呈现新态势,出现了TPP、TTIP、RCEP、TISA等一系列区域和跨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反映了美国等发达国家与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的制度博弈复杂化。随着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TPP以及TTIP,大国制度性权力分化进一步加剧,区域贸易协定谈判又出现了新的调整。一是美国促成含有针对他国条款的USMCA替代NAFTA;二是日本通过不含美国的CPTPP相关法案,成为抵御美国压力的筹码,同时日本和欧盟的经济合作协定(EPA)生效;三是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取得进展,RCEP谈判整体结束,有助于应对单边主义、维护多边主义、推动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这一系列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的快速发展对全球贸易体制演变产生深刻的影响,既是对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有效补充,也可以成为多边贸易秩序的障碍,即存在区域主义是多边主义的垫脚石还是绊脚石的问题。

第三,G7向G20的演变是全球治理由西方控制转向南北共治的标志。1972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和1973～1975年的经济危机使美国危机陷入滞胀困境,经济重创和霸权衰弱导致美国独立承担国际公共品的意愿减弱,助推了G7的成立。G7旨在大国之间分摊成本和责任,维护美国领导下的大国协调治理模式和保障美国利益的国际经济金融秩序。21世纪前夕,G7凭借雄厚的综合实力主宰着全球贸易,每次G7最高首脑会议事实上构成就全球经贸问题进行会商和决策的运行机制。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为了防止再次出现局部性金融危机而引发系统性的全球危机,G7创立了G20部长级会议机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促使美国等发达国家意识到加强与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合作的重要性,G20升级为领导人峰会机制。G20峰会机制的诞生标志着具有全球共治意义的全球经济治理正式启动。

第四,WTO的改革僵局预示着大国制度博弈面临不确定性前景。新世纪以来,全球贸易结构不断调整、全球产业链布局深刻变化、全球贸易模式深度转变、信息技术蓬勃发展、数字贸易迅速扩展、跨国公司遍布全球。WTO原有的规则体系,包括协商机制原则、发展中国家之间议题分歧、贸易救济原则等已不适应全球贸易治理环境的变化,主要大国纷纷提出改革方案。欧盟发布了《WTO的现代化概念文件》、加拿大提交了《WTO改革的联合公报》、美日欧联合发布了《增强WTO协定下透明度和通报要求的程序》、中国提交了《中国关于WTO改革的立场文件》。各方发布的改革方案内容非常广泛,主要表现为:一是改规则,包括协商一致原则、国有企业改革和补贴、数字贸易壁垒;二是改谈判模式,美日欧提出采用诸边谈判模式,中国坚持协商一致谈判模式;三是通报和透明度问题,美日欧方案提出强化WTO成员通报和透明度的义务,以改善规则的执行,中国提出要区分“有意违约”和“无力履约”两种境况;四是争端解决机制问题,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建议尽快解决上诉机构新成员遴选僵局,但美国一直阻挠WTO上诉机构“法官”遴选,WTO上诉机构被迫停摆。纵观WTO改革,各方都从自身利益最大化出发,各国特别是大国之间很难达成一致共识,全球贸易治理制度改革陷入僵局。

综上,二战以来的全球贸易治理制度经历了从GATT到WTO以及众多区域贸易协定成立的演进,也走过了G7到G20峰会机制的历程。全球贸易治理的历史也是一部国际制度的演进史。美国利用战后领导国的地位构建了工业化国家为主的多边贸易体制,促进了贸易自由化在全球范围的扩展,特别是WTO取代GATT后,中国等新兴大国取得了经济的高速发展。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和世界多极化的发展,实力相对衰落的美国对WTO的控制能力和获取的制度收益下降,有意阻扰争端机制的合理改革,WTO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而新出台的针对他国的排他性区域贸易协定又进一步撕裂全球多边贸易体制。

结 语

世界贸易既是全球经济合作的重要方式,也是大国战略竞争的重要手段。从一定意义上讲,采用何种贸易政策、是否发起或如何应对贸易摩擦、构建怎样的全球贸易治理制度是大国博弈的战略行为。

一般而言,贸易政策是可以独立选择和控制的变量,大国崛起进程中往往采取保护主义政策,主要霸权国倾向自由贸易政策并建立主导与自由贸易相适应的制度体系,当霸权国相对衰落或崛起国赶超成功,霸权国会借机发动贸易摩擦遏制崛起国的发展进程,进而引发制度摩擦,在权力博弈中推动全球贸易治理制度变迁,如果严重的贸易冲突不能得到有效控制,不仅全球产业链遭到破坏,世界贸易秩序难以维持,其后果还可能引起经济衰退甚至安全冲突。大萧条时期的贸易摩擦就是国际格局转换、经济危机、战争等重大事件在同一时空中发生的典型案例。二战以来创建的包括GATT在内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是战争和大萧条冲击后反思的结果，也是当时国际体系中大国力量对比变化以及美国摆脱孤立主义的产物。二战以后，全球贸易治理制度在曲折变动中前行，其间经历了从GATT到WTO以及众多的区域贸易协定成立的演进。中国和日本都是在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下崛起的国家，先后都是美国贸易逆差最大来源国，相继遭遇到美国发起的贸易摩擦的冲击，日本被迫签订广场协议，中美达成了第一阶段的贸易协定。中美贸易摩擦是社会制度不同、发展模式和发展阶段不同的大国贸易冲突，具有复杂性和特殊性，这不仅表现为贸易摩擦的形式、规模和扩展范围的不同，其背后所反映的是大国战略竞争和制度摩擦的加剧，既有的多边制度秩序也由此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为此中国需做好应对之策，为未来贸易摩擦的复杂演变和可能更激烈的国际制度竞争做好准备。中国应保持战略定力与制度自信，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以制度型开放推进全方位、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全球贸易治理制度体系的变革，引导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和完善以多边规则为基础的全球经济治理。

（本文转自：《现代国际关系》2020年第2期）

作者简介：

陈伟光，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明元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博士生。

原标题：《陈伟光 明元鹏：世界贸易的大国行为逻辑》

2020.5.11.转载自WTO咨询网

2.疫情之下 多边贸易体制更显重要

2020-05-08 11:31  文章来源： 中国商务新闻网

在不久前举行的二十国集团(G20)贸易投资工作组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特别视频会议上，各方普遍认为，G20应加强政策协调，采取共同行动，切实提升必需品流动的便利化水平，避免造成不必要的贸易壁垒，降低疫情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影响。同时，应坚定支持多边贸易体制，维护良好的国际贸易投资环境，支持脆弱的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为促进经济复苏奠定坚实基础。

疫情之下，世界经济面临严峻挑战，全球贸易同样备受冲击，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受到各方普遍认同。

推动全球贸易发展

世界贸易组织(WTO)日前发布的年度《全球贸易数据与展望》报告预测，考虑到疫情因素，今年全球贸易恐将缩水13%~3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将萎缩3%，衰退程度远超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下滑。

商务部研究院区域经济合作研究中心主任张建平在接受国际商报记者采访时说，疫情之下，全球贸易受到剧烈冲击，大幅下滑，主要贸易大国都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多边贸易体制对推动全球贸易发展依然发挥着基础性作用。

4月20日，WTO总干事阿泽维多和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发表共同声明强调，将携手努力确保包括重要医疗物资在内的抗疫产品和服务能够正常跨境流动。

4月24日，IMF和WTO发表联合声明呼吁保持贸易开放，呼吁各国政府不要实施或加强出口管制和采取其他贸易限制措施，同时尽快取消自年初以来采取的相关限制措施。

4月30日，中国、欧盟和其他17个成员正式向WTO提交通知，共同建立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维护WTO争端解决机制在上诉机构停摆期间的运转。各方的最终目标仍是恢复上诉机构的正常运转。

5月5日，亚太经合组织成员贸易部长发表声明，表示将加强经贸领域合作以应对影响，重申在各层面和整个区域开展合作的重要性。

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是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基石。张建平表示，由全球160余个经济体支持的WTO多边贸易体系框架是全球贸易治理的基本平台，也奠定了全球主要的贸易规则体系。同时，WTO鼓励其成员在自愿的基础之上签署双边或多边自由贸易协定，追求更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目前,全球贸易体系中，被自由贸易协定所覆盖的贸易比重仍呈逐渐上升趋势。“尤其是在疫情之下，商务人员流动受限，市场需求萎缩，贸易承压之时，主要自贸协定伙伴间的贸易优势相对而言就比较突出。”

维护多边贸易体制

WTO总干事阿泽维多不久前在强调应对疫情需采取全球性措施时指出，贸易在抗击疫情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疫情防控期间，贸易能够保证高效生产和供应基本生活用品和服务、医疗用品和设备、粮食和能源;疫情缓解后，贸易将使各国相互帮助，带来更快、更强劲的经济复苏。

对于疫情之下如何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张建平建议：首先，中国、欧盟在推进经济全球化进程、推动全球和区域经济合作上表现出了非常负责任的态度，需继续推动改善全球贸易治理和贸易规则体系等，共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反对单边主义。

其次，需完善多边贸易体制框架，发挥多边贸易体制的作用。由于美方长期阻挠，去年12月WTO争端解决机制上诉机构陷入停摆。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向所有WTO成员开放，欢迎更多其他成员参加。该安排对维护WTO功能的正常运作、继续推进WTO改革都有着建设性作用，疫情之下这样的努力也更加凸显其价值。

再次，各成员方需围绕WTO贸易便利化协定内容采取理性的疫情防控措施，分享疫情信息和限制措施的相关信息，相互加深理解，尽量减少不必要的障碍措施。此外，在多双边自贸协定下，贸易伙伴互信较高，经贸关系更为紧密，因此应鼓励其进一步加强贸易关系，挖掘贸易潜力，以抵御疫情的冲击。

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已经深度融入全球经济贸易体系。疫情全球蔓延给国际经贸带来影响，任何国家不可能独善其身，需要各方携手共同应对。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也对国际商报记者表示，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要坚决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防止借疫情发生扰乱国际分工的正常秩序，干扰全球资源的优化配置。共同抗疫、战胜疫情应成为现阶段国际合作的重点。

2020.5.11.转载自WTO咨询网

3.金融风险防范“堤坝”进一步夯实

来源：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 2020.5.11.  

5月9日，中国银保监会对外公开《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办法》），《办法》共七章七十条，从风险管理体系、风险数据和风险模型管理、信息科技风险管理、贷款合作管理、监督管理等方面对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提出明确要求。

《办法》明确，单户用于消费的个人信用贷款授信额度应当不超过人民币20万元，到期一次性还本的，授信期限不超过一年。在风险管理方面，《办法》要求商业银行建立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在贷前、贷中、贷后全流程实行风险控制，加强风险数据和风险模型管理。

银保监会有关负责人表示，《办法》旨在规范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业务有序发展，进一步补齐监管制度短板，防范金融风险，加强对金融消费者保护。

什么是互联网贷款？根据《办法》定义，互联网贷款是用于借款人消费、日常生产经营周转等的个人贷款和流动资金贷款。“简单地说，《办法》中涉及的是商业银行线上发放贷款，不是指P2P网贷。”银保监会有关工作人员补充说。

近年来，商业银行纷纷发力互联网贷款业务，在满足居民和小微企业融资需求的同时，也有助于提高金融便利度和普惠业务覆盖面。伴随着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金融科技的突飞猛进，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业务得到了迅猛发展。

与此同时，互联网贷款业务暴露出风险管理不审慎、金融消费者保护不充分、资金用途监测不到位等问题和风险隐患。银保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由于现行相关管理办法未完全覆盖上述问题，且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对客户实行线上认证，实际上已突破了面谈面签和实地调查等规定，有必要尽快补齐制度短板。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表示，《办法》出台非常及时。互联网贷款已是行业发展趋势，尤其受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互联网贷款、无接触贷款优势已凸显。

目前，多家银行已加快推进无接触贷款业务。光大银行首席业务总监、数字金融部总经理杨兵兵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无接触贷款目前已成为小微企业复工复产路上的‘及时雨’，银行探索的无接触贷款相关业务模式经受住了疫情的检验，实践证明其对解决小微企业的暂时资金困难发挥了积极作用。”

曾刚认为，从长远来看，线上贷款会成为信贷的重要渠道，必然需要与之相适应的一整套监管规则。

据业内人士分析，银保监会近期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延续了一贯“强监督、强监管”思路。同样在5月9日，银保监会网站公布了9张罚单，涉及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等多家大型银行，罚款总额近2000万元。

在加大处罚力度的同时，银保监会也加快了补齐制度短板的步伐。今年以来，《商业银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监管评价暂行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中国银保监会非银行金融机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信托公司资金信托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个人保险实名制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等多个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

在业内看来，此次《办法》更加强调穿透式监管。如《办法》强调，商业银行应当与借款人约定明确、合法的贷款用途。明确贷款资金不得用于购房及偿还住房抵押贷款；股票、债券、期货、金融衍生产品和资产管理产品等投资；固定资产、股本权益性投资等。

另据银保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为有效支持实体经济，《办法》在强化风险管理、加强监管的同时，对用于生产经营的个人贷款和流动资金贷款授信额度及期限作了相应灵活处理，有助于确保通过互联网渠道开展小微企业融资的连续性，提升小微企业和小微企业主信用贷款的占比。(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陆 敏）

4.外媒：中美愿为落实经贸协议“创造有利条件”

来源：参考消息网   2020.5.10.

参考消息网5月9日报道 外媒称，中美近来因新冠肺炎大流行而关系紧张，但两国官员在通话后表示，两国同意为落实1月签署的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创造有利氛围和条件”。

据法新社北京5月8日报道，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8日上午应约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财政部长姆努钦通话。

中国商务部的一份通告说：“双方表示应加强宏观经济和公共卫生合作，努力为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落实创造有利氛围和条件，推动取得积极成效。”

美国官员在通话后称，双方一致认为，在创造使上述协议取得成功所需的政府基础工作方面，正在取得“良好进展”。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和财政部在一份声明中说：“他们还一致认为，尽管目前出现全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两国仍完全期待及时履行协议规定的义务。”

两国还同意保持沟通协调。

报道称，据信此次通话是双方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以来首次正式谈论该协议。

此外据英国《金融时报》网站5月8日报道，美国高级官员说，尽管紧张增加，他们同中国的经贸协议依然走在正轨上，这缓解了一些人的担忧。原本有人担心，新冠肺炎大流行已经颠覆两国脆弱的经济停战协议。

报道称，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姆努钦美东时间周四晚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举行了一场电话会议，讨论落实“第一阶段”协议。

报道援引专家的话说，鉴于美国经济不断下滑，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实施更多制裁将是不明智的”。

5.英媒：中国出口“意外”增长鼓舞世界

来源：参考消息网  2020.5.10. 

参考消息网5月9日报道 英媒称，中国出口出人意料的恢复推动了7日全球股市的上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报告4月份出口额（以美元计价）同比上升3.5%。

据英国《泰晤士报》网站5月8日报道，这标志着在3月份基础上的反弹，3月份的出口额同比下降了6.6%。根据路透社一项调查显示，投资者曾预期4月份出现幅度更大的下跌，并预测当月的跌幅会达到15.7%。这一好于预期的数据提振了市场。

伦敦股市富时100指数收盘上涨1.4%，达到5935.98点。德国DAX指数和法国CAC指数上涨均超过1%。在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盘上涨0.9%，即211.25点，达到23875.89点。中国经济复苏的任何迹象现在都将受到密切关注。

北京为防控疫情传播采取的封锁措施迫使庞大的制造业部门纷纷停工停产，对中国经济造成了严重影响。随着为应对疫情而采取的限制措施的放宽，工人们现在已经重返工作岗位。

不过，分析师们仍对中国的前景持谨慎态度，一些分析师7日暗示，4月份的出口反弹是早些时候工厂停工导致订单积压所造成的暂时性提升。

德意志银行的市场策略师称：“如果能够持续的话，积极的出口数字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对经济增长的担忧。”

7日公布的其他贸易数据显示中国经济仍然脆弱。4月的进口额同比下降低于预期，表明中国国内需求仍然疲弱。

报道称，在中国试图摆脱危机重新前行的同时，稍晚受到疫情打击的其他国家则落后得更多，并正在遭遇历史性的经济混乱。这可能成为对中国经济复苏的拖累。

另据英国《金融时报》网站5月7日报道，中国4月出口反弹，但该国的服务业依然不景气，暗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结束新冠疫情封锁措施后试图重振旗鼓时所面临的挑战。

根据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在3月出口额（以人民币计价）同比下降3.5%以及今年头两个月同比大幅下降15.9%之后，4月份出口同比增长了8.2%。

这一恢复受到了来自东南亚较为强劲需求的推动，该地区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随着疫情显示缓和的迹象，东南亚的市场正逐步重新开放。海关数据显示，东盟今年前4个月的采购额增长了3.9%。

大宗商品进口也正在提速。随着基础设施建设的恢复，铁矿石和铜的进口量4月份均大幅增加。

相比之下，欧盟和美国的贸易额分别下降了6.5%和12.8%。欧盟和美国经济的很大部分仍处在关闭状态。

尽管状况喜忧参半，但经济学家们称，这些数字表明，即便仍存在硬着陆的风险，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在证明是经得起摔打的。总部在北京的咨询机构莫尼塔集团的首席经济学家钟正声说：“存在经济有韧性的迹象。”

6.后疫情时代亟须进一步弘扬民营企业家精神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2020-05-11 （2020.5.11.转载自中国民营经济国际合作商会网）

民营企业不仅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力量，而且是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在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冲击的背景下，我国民营企业虽面临资金周转减慢、复工复产困难、市场需求不足等多重压力，仍然积极参与疫情防控，主动服务社会需求，展现出抵御风险能力强、化危为机韧性大的硬核实力。当下，我国一手抓防疫、一手抓经济，必须重视民营企业家在市场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尤其要发挥领军型民营企业家的行业引领作用。

提振民营企业家信心 

提振民营企业家信心是确保民营企业行稳致远、稳定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自疫情暴发以来，全国由上至下、密集出台了800余项减负纾困政策。既有扶持政策主要集中在加大金融支持、增加财税补贴、降低运营成本、支持稳岗就业、优化政府服务等方面，一定程度上缓冲了疫情对企业的不利影响。但受疫情冲击相对更为严重的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需要更大力度的政策扶持。在后疫情时代，提升民营企业家信心亟须进一步优化顶层设计和完善政策机制保障。

一是落实短期扶持民营企业政策。从短期来看，在后疫情时代更应注重谋划对民营企业的帮扶工作，提高财政补助、税收减免、金融支持、援企稳岗等多项普惠政策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降低民营企业经营压力，支持民营企业共克时艰，激发产业发展活力。继续落实税收减免、税款延期缴纳、社保费和住房公积金缓缴等政策，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措施，改善营商环境，确保生产要素、金融服务供给平等充分，更好地发挥减税降费政策的积极作用。引导金融机构通过内部节支降低信贷运营成本，鼓励银行分支机构持续为民营企业“输血”，要求地方银行承担社会责任并维持民营企业信贷余额，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和资本市场改革。增加国有资本经营性收益上缴，申请增发地方防疫专项债务，盘活财政存量资金，提高财政资金配置效率，统筹资金支持受疫情影响的民营企业，直接补贴实施稳岗措施、不裁员的民营企业。

二是制定长期激励民营企业家政策。从长远来看，民营企业的发展需要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政府应尊重市场经济规律，让企业家放心；营造公平竞争环境，提振企业家信心；依法保护中小企业，让企业家安心。优化激励民营企业创新发展环境，确保民营企业创新投入稳定增长，助推产业链再造和价值链提升，推动产业链条集约发展和企业转型升级能力的整体提高，抵消传统要素的边际收益递减效应，引导民营企业家顺应疫情防控向好形势，及时利用转型升级的重大战略机遇，抢抓疫情造成的时间窗口期，通过调整经营策略实现生产要素的高效利用。

三是细化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措施。政府应为民营经济提供高水平的发展条件，着力支持各类市场主体加快发展。培育大中型民营企业，设立民营企业小升规、规升强奖励基金，引导和推动民营企业智能化改造，增强民营企业的品牌效应。壮大小微民营企业，盘活社会闲置资源以拓展小微企业发展载体，完善贷款容错监管机制以落实小微企业授信尽职免责，加大创业贴息贷款以鼓励更多小微企业等经营主体。支持个体经济加快发展，统筹推进个体经济和全体民营经济同步发展，加大对个体经济的信贷扶持力度，引导个体工商户发挥决策灵活的优势，以打造“专精特新”项目。推动混合经济加快发展，细化混改项目清单，吸引更多的民营资本进入，推动国有资本从竞争领域有序退出，加强对改革后的混合所有制企业监督检查和后续审计。

弘扬民营企业家精神 

在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和经济逐步恢复的背景下，需要进一步激发民营企业家的改革创新意识、勇于开拓意识，培养企业家的组织管理能力和报国、开拓、创新、实干、奉献精神。

一是完善企业家市场筛选体系。建立和完善企业家市场，拓宽企业家选任渠道，开展企业家岗位分析，完善企业家人力资源测评程序，建立企业家培养管理体系，健全企业家监督制约机制，推进企业家市场筛选程序规范化和市场化，降低企业家市场筛选的信息不对称风险，营造适合民营企业家成长的良好市场氛围。

二是尊重民营企业家创新精神。正视创新对民营企业发展的驱动作用，尊重和保护民营企业家主体性创造力，提高企业家的政治地位和职业声望，鼓励企业家创新多元化发展路径，开发各种创新资源并为民营企业注入发展动能，促进民营企业创新动能支撑发展，鼓励民营企业培育自身核心竞争力，同时营造容错纠错的良好鼓励机制，引导民营企业化解创新风险。

三是承认企业家才能的要素属性。重视企业家才能的知识资本属性，认可企业家才能的生产要素本质，承认企业家“担当市场风险、组织生产要素、套利创新发展”的经济才能，优化适合企业家良性成长的营商环境，培育利于企业家成长的人文土壤，落实企业家的组织管理自主权，给予企业家能力发挥空间，以此提升企业家的组织能力和管理能力。同时，承认企业家才能的要素属性，就应认可企业家才能作为生产要素之一，按其贡献大小获取相应报酬的合法性，坚守薪资分配价值中立和非道德化原则。

四是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新时代企业家精神包括契约精神、创新精神、追求卓越、敬业报国、回馈社会等方面。政府应宣传引导企业家诚实守信，实施企业诚信承诺制度，建立企业家个人信用记录和诚信档案，实行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树立正确的舆论导向，加强宣传民营企业家的先进事迹，表彰具有突出贡献的民营企业家，弘扬民营企业家敬业报国、回馈社会的企业家精神，营造尊重民营企业家价值、鼓励民营企业家创新、发挥民营企业家作用的舆论氛围。

激发民营企业家才能 

完善的政务服务和一流的营商环境是促使企业家才能竞相迸发的重要保障。后疫情时代下，应对照国际化、法治化、便利化营商环境的目标，统筹谋划和整体推进，综合施策并重点突破，推动形成行政效率高效、服务管理规范、法治体系完善的营商环境。

一是深化“放管服”改革。围绕民营企业合理需求，坚持“企业主体、政府调控、社会参与”的治理格局，明晰政务服务功能定位，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推进面向民营企业服务项目的流程再造，规范窗口单位服务流程，推进一站式服务体系建设，打造高质量政务服务环境，加快实现从“进一道门，办所有事”到“足不出门，也能办完事”的目标。

二是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行为规范，厘清政商交往定位，疏通政企沟通渠道，规范政商交往行为，适时发挥非公有制经济工作联席会议的作用，推动建立各级领导干部联系重点民营企业制度，引导党政干部树立宗旨意识和服务意识，维系党政干部与民营企业家良性互动的工作关系，确保“亲而有界、亲而有据，清而有责、清而有为”，实现“政不扰企，企不媚政”的政治生态。

三是加强企业产权保护。完善一批适应新时代民营经济发展需要的法规文件，特别是要完善企业产权保护制度，建立健全与国际惯例接轨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加大惩治侵犯企业知识产权等违法行为的力度，依法保障民营企业的财产权、知识产权、创新权益和自主经营权，同时对民营企业家敢为人先的创新行为形成法律宽容机制，打消企业创新后顾之忧，充分释放民营企业家发展潜能。   （黄庆华：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周密：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

7.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国际收支数据

本报北京5月8日电　（记者邱海峰）国家外汇管理局8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一季度我国国际收支虽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但仍保持在基本平衡的区间内，经常账户呈现小幅逆差，直接投资持续净流入。

数据上看，2020年一季度，国际收支口径的货物贸易顺差264亿美元。其中，货物出口4685亿美元，同比下降11%；进口4420亿美元，同比下降2%。2020年一季度，服务贸易逆差470亿美元，同比下降26%。

同时，2020年一季度，直接投资净流入149亿美元，主要是来华直接投资净流入336亿美元，体现外国投资者在华投资兴业具有长期意愿；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净流出187亿美元，显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平稳有序。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王春英说，当前，我国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复工复产正在逐步接近或达到正常水平。我国经济展现出巨大韧性，经济结构不断优化，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未来我国国际收支总体平衡的基础依然坚实。

信息来源：人民网2020.5.9.

8.欧盟对华钢铁制紧固件重新征收反倾销税

来源：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2020.5.9.

2020年5月5日，欧盟委员会发布公告，根据欧洲普通法院判决结果，对由马来西亚转口（无论是否标明原产于马来西亚）的中国原产钢铁制紧固件（certain iron or steel fasteners）重新征收反倾销税。涉案产品欧盟CN（Combined Nomenclature）编码为ex 7318 12 90、ex 7318 14 91、ex 7318 14 99、ex 7318 15 59、ex 7318 15 69、ex 7318 15 81、ex 7318 15 89、ex 7318 15 90、ex 7318 21 00和ex 7318 22 00。

2007年11月9日，欧盟对原产于中国的钢铁制紧固件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2009年1月31日，欧盟对此案作出肯定性终裁。2010年11月28日，欧盟对原产于中国、由马来西亚转口（无论是否标明原产地为马来西亚）的钢铁制紧固件进行反规避立案调查。2011年7月26日，欧盟对此案作出反规避肯定性终裁。2019年8月27日，欧盟委员会对由马来西亚转口的中国原产钢铁制紧固件进行反规避立案再调查。

（编译自：欧盟委员会网站）（潘晓君编译）（文　璐校对）

9.熄火与重启-=--“新冠经济困局”

2020年，始料未及的新冠疫情改变了世界经济的运行轨迹。

1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一百天以来，越来越多普通人被迫改变生活状态，越来越多企业被迫调整生产节奏，世界经济形势急转直下，陷入1929年至1933年“大萧条”时期以来最糟糕的衰退。从1月份预期增长3.3%，到4月份预期萎缩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翻转”2020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

所幸，各国采取疫情防控措施逐渐收效。随着病毒传播得到一定程度上的遏制，短暂“熄火”的经济活动在一些主要国家谨慎“重启”，为世界经济走出困局，在衰退中“筑底”乃至复苏带来希望。

实体经济“熄火”

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不同，疫情严重冲击全球实体部门。3月份以后，随着疫情加剧蔓延，为防控疫情而普遍采取的隔离、区域封锁、保持社交距离等措施使大量经济活动停滞，直接影响供给和需求，并破坏全球供应链。

疫情扩散下，阶段性停工停产成为众多制造业企业的无奈选择，全球制造业加速萎缩。4月份，欧元区、英国、印度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均跌至有记录以来最低水平；美国制造业PMI也降至2009年4月以来最低。

与此同时，曾在大萧条时期出现的奶农倒牛奶一幕在美国多地重演，英国啤酒厂因需求不振将啤酒倒入下水道……经济异象折射出疫情对产业链的冲击。

经济社会活动大幅减少更令全球航空运输业、旅游业等遭遇“急冻”。

3月底以来，德国最大、欧洲第三大国际机场法兰克福机场变得前所未有的安静。偌大的停机坪上，德国汉莎航空的机队分散各处，许多飞机套上了引擎罩，预示短期内无望重返蓝天。

据统计，今年第一季度法兰克福机场旅客运输量同比萎缩约25%，3月份萎缩62%，4月份萎缩逾90%。汉莎航空旗下763架飞机中约700架停飞。

世卫组织与国际民航组织联合预警，今年上半年全球航空业旅客运输量预计减少5.03亿人次至6.07亿人次，收入损失高达1120亿美元至1350亿美元。

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发布报告说，各国纷纷采取“封城”措施，加大对人口流动的限制，服务业遭受重创，零售、休闲、酒店、娱乐以及交通运输等行业尤其严重。

实体部门“熄火”令就业市场显著恶化，大量劳动者被迫缩短工时或面临失业。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统计，全球33亿劳动人口中，已有81%受到疫情影响，其工作场所被全部或部分关闭。

金融市场“动荡”

暴跌、熔断、负油价……短短3个多月，国际金融市场受疫情影响快速陷入罕见的剧烈动荡，让投资者经历了一次又一次“过山车”行情。

伴随疫情加剧，欧美发达经济体股市2月下旬开始步入跌势，3月份多次遭遇“黑色星期一”。其中，美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多次刷新1987年“黑色星期一”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

3月9日至3月18日，短短十天内，美国股市四次熔断。此前，自1988年设立熔断机制以来，美股仅在1997年发生过一次熔断。

面对严峻局面，各国相继出台大规模刺激措施，流动性紧张得到一定缓解，欧美股市3月底开始反弹，但由于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市场担忧情绪仍未扭转。

疫情导致全球能源需求骤降。3月初减产谈判破裂，沙特阿拉伯与俄罗斯等主要产油国爆发“价格战”，国际油价多次出现大幅震荡。4月20日，5月份交货的纽约原油期货合约甚至历史性地跌入负值。

金融市场大幅波动，推动避险需求高涨，黄金价格飙升。4月初，国际金价涨至每盎司1700美元上方，为2012年以来最高。

合作重启经济

4月3日，在世卫组织与IMF联合记者会上，IMF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说：“在全世界应对新冠疫情过程中，一个又一个国家面临这样一种局面，即一方面需要遏制病毒传播，另一方面又要承受社会和经济陷入停滞的代价。”

如何在防疫和发展经济之间求得平衡，恰是疫情给世界经济带来的难题。

“表面上看，必须做出取舍：要么拯救生命，要么挽救生计。”格奥尔基耶娃说，然而，这是一种“伪两难”，因为遏制病毒是挽救生计的前提。

在全球抗疫实践中，各国普遍意识到，卫生危机与经济危机相互交织，抗击疫情是经济复苏的必要条件。

一方面，各国广泛动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实施大规模纾困，通过流动性支持给各经济部门戴上“呼吸器”，力求避免企业大规模“猝死”和员工大量失业，并为战胜病毒争取时间。

另一方面，一些国家在疫情缓和之际分步骤实施“解禁”，推进复工复产，重启经济活动。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抗疫斗争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中国经济率先重启，为全球提供了宝贵经验。

4月下旬以来，欧洲多国分阶段、分地域逐步解禁防控措施。不少机构预测，世界经济将在明年重回增长轨道。但包括IMF在内的不少国际组织强调，目前缺乏治疗新冠肺炎的特效药和疫苗，疫情存在高度不确定性，经济走势仍有可能再生变数。而依靠团结合作，坚持开放和多边主义，坚持推动经济全球化，已成为推动世界经济恢复的重要基础和全球共识。

信息来源：新华网2020.5.9.

10.埃及当地汽车市场缓慢复苏

埃及《每日新闻》5月7日消息：埃及内政部宣布从5月3日开始恢复汽车牌照发放。此前，汽车牌照发放暂停了近一个半月，导致埃及汽车市场在3月和4月期间遭遇重大挫折。暂停发放汽车牌照已导致汽车行业处于完全停滞状态。尽管专家预计汽车销售将很快恢复，但由于汽车销售依赖于以旧换新服务，公证处暂停汽车登记制度阻碍了这一恢复。

2020年1月，乘用车销量为8747辆，比2019年1月增长10%。2020年2月，乘用车销量为16602辆，比2019年2月增长138%。2020年3月，12157辆汽车完成亚历山大港海关的清关手续。

GB 汽车代理公司董事总经理奥萨马(Ahmed Osama)表示，交通部门恢复工作的决定是该行业复苏的主要推动力，特别是在销售活动完全停止之后，这一点尤为重要。他指出，汽车行业将开始受益于埃及央行3月份将利率下调3%的决定。汽车牌照的恢复将促使消费者购买新车，这样他们就能从低利率中获益。他补充说，在暂停发放牌照期间，对汽车贷款的需求很大，这显示未来一段时间的情况有所改善。预计5月份的需求将至少增长15-20%，6月份的销售预计将与今年第三季度(3Q)同时反弹。文章来源： 驻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处2020.5.10.

11.菲农业部椰子管理局开展初榨椰子油抗击新冠疫情研究

来源：驻菲律宾共和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处   2020.5.7

据菲律宾农业部５月1日报道，菲农业部椰子管理局（DA-PCA）正在与其他机构合作，研究初榨椰子油（VCO）对感染新冠肺炎患者的疗效。

PCA局长Madrigal表示，VCO具有高效的抗病毒和抗菌特性。初步研究结果表明，VCO中的月桂酸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帮助抵抗新冠病毒：分解病毒膜、抑制病毒成熟、并防止病毒蛋白与宿主细胞膜结合。

农业达尔部长赞扬并敦促PCA制定创新战略，以进一步提高全国范围内优质VCO的产量，从而为椰子种植者提供稳定的市场和收入。

12.巴拉圭发布纺织品商标法规

来源：商务部网站  2020.3.13.

2020年2月20日，巴拉圭发布一项最终法令，将第MERCOSUR组第62/18号决议“关于纺织品商标的《南方共同市场技术规则》”纳入国家法律，并部分废除2008年4月23日第12085号法令。

巴拉圭、阿根廷、巴西、乌拉圭均为南方共同市场集团的成员国。南方共同市场已于2019年7月批准纺织品标签统一技术法规，旨在促进自由贸易并确保纺织品标签清晰。

13.南非启用新版植物检疫证书

2020-05-09 18:39  文章来源： 厦门WTO工作站

2020年5月6日，南非发布G/SPS/N/ZAF/68号通报，自2020年4月1日起启用新版《植物检疫证书》，开始使用出口认证电子雄签发一般植物和植物产品《植物检疫证书》，在电子认证过程中会使用电子图章和签名。

2020.5.11.转载自WTO咨询网

14.宁波企业专注实业强韧性

来源：人民日报 2020-05-05

“订单完成率100%，交付及时率100%！”宁波旭升汽车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徐旭东一脸兴奋，“海外订单虽急，但我们克服疫情带来的困难，再一次圆满交付。”

秉持“永远超预期交付”经营理念的这家公司，今年春节后遭遇了考验：2月10日复工首日，到岗员工仅1/3，上下游配套厂商尚未复工，物流堆场运力不足。与此同时，美国特斯拉公司因一家供应商停产，又向旭升公司追加了5000万元订单。

紧要关头，浙江宁波市北仑区政府迅速协调，将旭升公司梳理出的49家区内供应商列入首批复工名单，确保10天内全部复工。该公司也深入挖潜，激励员工返岗复工。一季度，公司产能同比增加50%。

在宁波，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适应能力、修复能力强的企业，还有许多。

一二季度通常是宁波激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淡季，而今年却一反常态，生产线24小时运行，主打产品增亮膜的订单纷至沓来。

旭升、激智公司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去年11月发布的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产品）名单中，宁波新增11家，总数达到39家。这些企业的发展韧性与活力引人注目：到2月26日，总体复工率和复产率均达100%，多家企业产能创下历史新高。

这些企业，往往专注一个领域潜心经营，几十年如一日。

从1985年成立至今，旭升公司专注铝加工。2013年，公司拿到特斯拉公司的一个小订单——生产两个电池冷却器的小零件。公司不仅提前交货，还大幅压缩成本。2014年，特斯拉将其动力系统壳体项目交给旭升公司，原本一至两年的开发周期被缩短为3个月。

咬定实业不动摇，在细分领域精耕细作，让单项冠军企业面对疫情影响多了几分从容。敢于瞄准前沿技术、关键领域持续创新，是这些企业的共性。

为研发用于核电站的C型密封环，宁波天生密封件有限公司董事长励行根押上了千万身家。研发成功后，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二个能生产C型密封环的国家。

一根纱线进去，一件衣服出来。在宁波慈星股份有限公司展厅内，一台全成型电脑横机正在展示一次成型技术的魅力。公司董事长孙平范说，慈星已获得授权发明专利122项，年产销电脑横机数量全球领先。

专注实业，并非凭企业的一己之力。

“亩产论英雄”，无论拿地还是排污权，占地少、效益高的企业都能得到资源优先配置；推出定向优惠贷款补助，企业冲在一线专注创新，政府在后方分担风险。宁波一直优待专注创新的企业，近年来推出制造业单项冠军培育工程三年攻坚行动计划等多项扶持举措。

“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是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的中坚力量，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主体。”宁波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表示，将进一步强化政策扶持，不断厚植行业竞争优势。（人民日报记者 李中文 顾春） 

《人民日报》（2020年05月05日01版） 

15.货币政策传导效率明显提高

来源：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     

应对疫情冲击，货币政策效果如何？5月10日出炉的《2020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下称《报告》）给出了答案。得益于货币政策传导效率明显提高，各项货币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传导通畅。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把疫情防控作为最重要的工作来抓，并把支持实体经济恢复放到突出位置，综合运用多种工具有效应对疫情冲击。

今年以来，我国三次降准共释放了1.75万亿元长期资金，再加上三批次共1.8万亿元再贷款再贴现额度，释放的资金不少，效果究竟如何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尤其是3月份以来，为对冲疫情影响，美欧等央行快速降息至零，出台大规模资产购买计划，甚至实施无限量化宽松。近期，有人多次对比美欧货币政策力度与我国货币政策，认为美欧政策力度较大，我国政策力度不足，实际情况如何？对此，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评价政策效果关键看能否增加实体经济融资支持总量和降低融资成本。《报告》认为，将中美欧货币政策放在一起比较，无论是从引导贷款投放来看，还是从降低贷款利率来看，我国货币政策向实体经济传导更为通畅，银行的主体作用发挥充分，市场机制运转良好。

从引导贷款投放看，一季度中国人民银行通过降准、再贷款等工具释放长期流动性约2万亿元，新增人民币贷款7.1万亿元，每1元的流动性投放可支持3.5元的贷款增长，是1∶3.5的倍数放大效应。

“央行每投放1元流动性，支持银行3.5元的贷款增长，其倍数放大效应表明货币政策传导效率明显。”央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孙国峰表示。

相比之下，美联储一季度投放了约1.6万亿美元流动性，贷款增长约5000亿美元，1美元的流动性投放对应0.3美元的贷款增长。欧洲央行一季度投放了近5400亿欧元流动性，贷款增长约2300亿欧元，1欧元的流动性投放支持0.4欧元的贷款增长，为2.5∶1的缩减效应。

从降低贷款利率看，我国3月份企业贷款利率为4.82%，较2019年底下降0.3个百分点，较2018年高点下降0.78个百分点。美联储今年以来降息1.5个百分点，美国4家主要银行一季度贷款平均利率为4.96%，较2019年四季度下降0.17个百分点，明显低于政策利率降幅。欧洲央行已经实施负利率政策，商业银行小微贷款利率为2.17%，较2019年末下降了0.11个百分点。

对于一季度我国的货币政策，中商智库首席研究员李建军表示，总体来说，政策目标围绕防疫情、保生产和保生存的救助目标展开，实施比较及时，政策工具使用比较多元，从短期公开市场操作到定向降准和再贴现再贷款，向市场提供了充足的流动性，这从一季度广义货币（M2）增速和社会融资规模可以看出，政策力度是比较大的。

数据显示，3月末，M2同比增长10.1%，重回两位数，创下2017年4月份以来新高。近两年，我国M2增速均保持在8%附近。一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大增11.08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出2.47万亿元。

接下来，货币政策将如何发力？

当前，从全球来看，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仍在继续发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已将2020年全球GDP增速预测从1月份的3.3%下调6.3个百分点至-3%，为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从国内来看，《报告》认为，疫情给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接下来仍须防范风险、应对挑战。

“就下一阶段货币政策实施的重点来看，如何应对国内当前的企业复工复产和创造有效需求是重中之重。”李建军表示，这就要求货币政策的逆周期调节还要加强，确保企业在复工复产关键时期经营资金稳定和可持续，维护较为宽裕的金融市场环境和宽松的信贷条件，防范顺周期的信贷萎缩。

《报告》强调，将做好政策衔接，保证政策“不断档”。疫情以来，央行先后安排三批共计1.8万亿元再贷款再贴现额度。目前，第一批3000亿元专项再贷款政策已进入收官阶段；第二批5000亿元再贷款再贴现政策发放进度近80%；第三批1万亿元再贷款再贴现政策已经落地。央行将实施好1万亿元再贷款再贴现政策，与实体经济恢复情况相匹配，与3000亿元、5000亿元政策相衔接，避免出现断档。

《报告》指出，下一步货币政策要在多重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更加重视经济增长、就业等目标，以更大政策力度对冲疫情影响。稳健的货币政策将更加灵活适度，加强对流动性供求和国内外市场的监测，为有效防控疫情、支持实体经济恢复发展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经济日报记者 陈果静

16.土耳其发布疫情期间进口动物源性产品证书要求

2020-05-09 20:07  文章来源： 食品伙伴网

2020年4月30日，据土耳其官方公报消息，土耳其农业和林业部发布2020/12号公告补充要求，发布新冠疫情发生期间进口动物源性产品证书要求。

由于出口国的限制，进口商或运输负责人不能提供原始兽医健康证明时，如出口国官方机构在三个月内以电子方式发送了原始兽医健康证明的彩色扫描件，则允许照常进口，必要时该临时措施可延长。

以上要求自发布之日起生效。

2020.5.11.转载自WTO咨询网

17.如何看待“一带一路”欧洲扩容与“贸易畅通”

2020-05-08 19:37  文章来源： 中国发展观察

战略｜如何看待“一带一路”欧洲扩容与“贸易畅通”

邓仲良 蔡之兵 张可云

在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性日益增加的背景下，稳定的中欧经贸关系显得尤为重要，尤其是中国和欧盟已经建交45年，建立起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正在走向成熟和稳定。欧洲对“一带一路”的认知也逐渐趋于理性，响应“一带一路”倡议的欧盟国家逐步增多，从匈牙利、捷克等中东欧地区逐步向希腊、葡萄牙、卢森堡等西南欧地区发展。中欧双边贸易不断扩大，使得“一带一路”建设在欧洲具备了从基础设施联通转向更高阶段“贸易畅通”的基础条件，通过构建更具互补性的双边贸易体系来吸引更多欧盟国家加入“一带一路”的时机已逐步成熟，但考虑到欧盟各国发展差异较大，进出口商品结构也不同，旨在提升与欧盟国家“贸易畅通”的政策思路需要考虑这些差异性因素，通过构建“优势互补”的经贸关系来促进“一带一路”在欧洲扩容。

中欧对世界贸易格局影响巨大

中欧对世界贸易格局影响巨大，深化中欧双边贸易有利于欧盟经济平稳增长和中国国内消费市场不断壮大。

据世贸组织数据，2017年中国和欧盟分别是世界第一、第二大货物贸易出口地区，占货物全球出口贸易份额的16.3%和15.3%。同时， 中国和欧盟也分别是世界第三、第二大货物贸易进口地区，分别占全球份额的13.1%和14.9%（欧盟数据来源于欧盟统计局，中国数据来源于商务部商务数据中心。2019 年12月31日前欧盟数据包括英国， 2020年1月30日欧盟已正式批准英国脱离欧盟。本文其余未注明数据来源者同此说明——作者注）。与此同时，伴随数字技术应用以及货物贸易衍生的商务服务需求不断发展，世界服务贸易从2005年到2017 年也以年均5.4%的速度增长，2017 年全球服务贸易规模已为13.3万亿美元（数据来源：世界贸易组织， 《World Trade Report， 2019》）， 其中，欧盟国家服务贸易规模约为1.8万亿美元，占全球服务贸易份额13.53%，顺差0.21万亿美元；同年中国服务贸易6759亿美元，占全球份额5.23%，且增速明显，2017年中国进出口服务贸易分别增加3.4%、8.9%。

中欧双边贸易互为彼此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是欧盟第二大货物出口国和第一大货物进口国，2018年欧盟对中国出口商品金额累计为2099亿欧元，占其总出口近10.7%，而从中国进口货物累计3947亿欧元，占其总进口额的19.9%。中国也是欧盟对外服务贸易进出口第三大国，且顺差稳定。2017年中欧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占欧盟服务贸易总额的7.63%，欧盟对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和进口分别为470 亿欧元、310亿欧元，分别占欧盟服务贸易出口总额的8.12%和进口总额的6.99%。对中国而言，到2019年11月，欧盟已是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累计值最大来源地（累计6393.3 亿美元）。从贸易额增速来看，除东盟国家外，欧盟是中国外贸增长的主要来源之一，2018年同比增加3.1%。从进口种类来看，中欧货物贸易结构逐步优化，较之2010年， 中国进口欧盟的农产品、乳制品、珠宝和旅游服务消费增速明显，而出口至欧盟的电子及通信产品份额逐步加大。

中欧贸易不仅有效拉动了欧盟成员国经济增长，而且有助于满足不断扩大的中国国内消费市场。贸易对欧盟经济增长贡献持续提高， 占欧盟GDP比重从1998年的60.63% 增长至2018年的86.62%（数据来源：世界银行）。伴随经济向高质量发展逐步转变，中国正转向内需拉动经济模式，国内消费市场需求逐渐成熟，使得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贡献率逐步降低，国内地区间贸易和消费对GDP贡献比重持续提高。2018年国际贸易占中国GDP比重约为18%，而同期国内地区间贸易增加值达到11.7万亿元，约占中国GDP的13%，带动就业近1.92 亿人。另一方面，中国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和产业升级也使得国内对高质量消费产品需求日益增加，医药等健康产品、高技术的医疗设备等商品的进口比重逐步提升，其中2015、2018年进口对GDP贡献比重上升速度明显，而这些医药和精密控制仪器都是欧盟对外贸易的主要产品。因此， 总体来看，中欧发展双边贸易不仅可以有力支撑欧盟成员国经济繁荣，而且也能进一步满足日益增加的中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

“一带一路”欧洲扩容面临的挑战

由于发展差异，欧洲各国对参与“一带一路”、双边贸易和吸纳投资的需求都存在分化，其中欧盟作为一个统一开放经济体，是“一带一路”在欧洲扩容的主要对象，但欧盟内部复杂关系造成了各成员国对“一带一路”的需求不同，进一步抑制了贸易和投资的增长潜力。

第一，欧盟参与“一带一路” 的需求存在分化。欧盟内部各成员国对参与“一带一路”有两种不同的态度，其事实上反映了欧盟内部成员国间的敏感关系。经济欠发达的成员国对参与“一带一路”积极性较高，“设施联通”提升了参与国的重要铁路和港口设施等基础设施的承载能力，增加了这些成员国对外贸易优势，而对欧盟内原贸易优势国形成了竞争压力。法国和德国等经济发达的成员国为了保持既有竞争优势，在欧盟层面统一了对外话语权，对参与“一带一路”一直持审慎态度。

第二，中欧双边贸易规模在欧盟内也存在分化。当前中欧双边贸易较多地集中在德国、法国、英国、比利时等国，仅2018年中德双边贸易总额就达2461.8亿欧元，其中货物贸易额近1691.8亿欧元，约占欧盟进出口货物总额的28%，但截至2019年底，这些与我国存在较大贸易规模的欧盟成员国还未明确表示以何种模式加入“一带一路”，而主要寻求与我国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仍处于“政策沟通”阶段。另一方面， 对“一带一路”倡议响应积极的匈牙利、波兰、捷克、西班牙等国，尽管近几年与我国贸易增速较快，但贸易规模还相对较小，商品和服务种类还不多，贸易潜力还未充分释放。从长期来看，这种欧盟内部不同国家间的贸易失衡不利于“一带一路”经贸关系稳定发展。

第三，欧盟内对吸纳投资的认识也存在着分化。基于本国发展经济需要，欠发达的欧盟成员国对吸纳投资的需求较高，尤其是中国投资。以葡萄牙为例，受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葡萄牙的资产信用评级下调，无法吸纳足够欧盟内部投资，但自中葡签署共建“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以来，中国对葡萄牙投资大幅增加， 截至2018年底，已超过95亿欧元， 成为中国对欧投资第五大国。而德国和法国等认为欧盟对吸纳外资应持统一标准，坚持对欧盟外投资进行许可审查，2019年4月10日，欧盟外商投资审查条例已正式生效，针对欧洲战略技术和基础设施的外国公司投资和收购都需接受审查。

中欧具备构建“优势互补”经贸关系的良好基础

在中欧双边贸易不断加大的背景下，通过进一步扩大贸易畅通来推动欧盟成员国更好地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条件逐步成熟。

（一）推进互补性贸易有利于中欧经贸关系长期稳定发展

对欧盟来说，贸易对经济增长贡献份额较高，但当前欧盟与中国双边贸易份额仍主要集中在德国、法国和英国等国，而进口中国商品较多的捷克、匈牙利等国对中国出口商品规模较小。从长期来看，这种贸易失衡不利于稳定地保持中欧“一带一路”经贸关系。不同研究都表明，现有全球贸易结构主要还是由要素禀赋和绝对技术差异决定， 相对技术差异的贡献份额较小。不论是具有劳动生产率和生产成本的绝对优势，还是不同国家技术水平相对差异引起比较成本差异，贸易结构依赖于具有比较优势的要素和产业， 贸易结构变迁还可以带动相关国内产业结构变动，进而影响本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具有不同比较优势的地区选择不同产业链环节，形成了产品供给和需求互补的全球贸易体系， 因此，增强贸易的互补性是保障中欧经贸长期稳定发展的关键。

（二）欧盟产品和服务贸易的优势领域

1.欧盟的汽车、飞机、精密仪器和医药等制造业出口优势明显， 对石油等二次加工的矿物燃料产品进口需求较大，进口中国的电子通讯设备及数据处理设备较多

欧盟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最大为机械和运输设备（如汽车和飞机等制造业最终品），其次为化学和医药产品、矿物燃料等（本文选取了欧盟内相关产业进出口额大于10亿欧元的国家。数据来源：欧盟统计局——作者注）。医药产品出口增幅最快，由2002年占总出口的5.6%上升至2018年的8.7%，进口也增加了1%，美国为欧盟最大医药产品进出口国，中国进出口份额约为美国的1/6。美国、土耳其、中国和墨西哥则是欧盟钢铁主要出口国， 而进口国则以俄罗斯、中国、乌克兰和韩国为主。德国为欧盟钢铁最大出口国、意大利和比利时为欧盟钢铁主要进口国。对于汽车产业， 美国、中国和日本是欧盟汽车主要出口国，但主要从日本、土耳其、韩国和美国进口汽车零部件等中间品，德国和英国为欧盟主要汽车出口国，比利时等国为欧盟汽车及零部件主要进口国。欧盟的服装和鞋袜等纺织品则主要从中国进口，而后以德国、西班牙、法国、英国为节点来向其他欧盟成员国出口。从中欧双边贸易来看，2018年中国进口欧盟货物最多的分别是机械和汽车（124亿美元）、飞机及相关设备（131亿美元），其余为化工制品、食品、药类、测量精密仪器， 这些基本属于欧盟对外主要货物贸易的出口产品。欧盟进口中国最多的货物为手机等电信设备（654亿美元）、自动数据处理设备（402亿美元）、电子设备（148亿美元）、电路通用电气设备（94亿美元）、家具（115亿美元）、家用电器（117 亿美元）、纺织品（105亿美元）、鞋类（96亿美元）等。（见图1）

2.欧盟服务贸易中科学研究及技术、运输、金融和旅游具有明显贸易优势，但对知识产权等服务贸易进口需求较大

当前欧盟是世界最大的服务贸易进出口地区，2018年欧盟服务贸易占总贸易比重为29.7%。从欧盟服务贸易国来看，主要贸易伙伴国为美国和瑞士，中国为欧盟第三服务贸易国，且顺差明显。从服务贸易类别来看，除知识产权服务为逆差外（2018年该项逆差为411亿欧元），其余类型的服务贸易均为顺差，其中电信和计算机服务顺差最大，2018年为819亿欧元。以科学研究及技术服务为主要对象的商务服务是欧盟进出口服务贸易的主要类别。2010年以来欧盟商务服务贸易规模逐年增加，且以出口为主， 2018年其出口约占欧盟总服务贸易出口的25.5%，而其进口则约占欧盟总服务贸易进口的29.2%。进一步细分来看，法律、会计、管理咨询类占商务服务贸易出口的21.8%和进口的18.4%；研发和知识产权服务出口占商务服务出口的17.2%和进口的23.5%；建筑工程设计主要为出口，占商务服务出口的15.8%。欧盟第二大服务贸易为运输服务， 2018年运输进出口服务贸易分别占欧盟服务贸易总份额的17.9%和18.2%，其中，海运服务占运输服务近一半，其次为空运服务，道路和铁路运输占比较小。第三为旅游服务。2018年欧盟旅游服务占总服务贸易的15%，美国、瑞士和中国为主要旅游服务贸易伙伴国。2017 年该三国占欧盟旅游服务出口比重分别为19.1%、13.0%和7.7%，较之2010年，美国下降近2%，中国增加4.1%。欧盟第四和第五大服务贸易为电脑与信息技术服务（以出口为主）、知识产权服务（以进口为主），其余服务贸易比重相对较小。从欧盟成员国对外服务贸易占比来看，英国、德国和法国是欧盟服务贸易的主要出口国，而德国、爱尔兰和英国则分别是欧盟服务贸易主要进口国。从中欧双边服务贸易来看， 欧盟对中国服务贸易顺差明显。2018 年欧盟出口中国的服务贸易占欧盟对外出口服务贸易总额的5.1%，约为美国的五分之一；而进口中国服务贸易则占其总进口的4.2%，仅为美国的八分之一。（见图二）

（三）中国对外贸易需求的主要产品和服务

1.中国对能源与金属原材料、大豆等农产品、制造业中间品、医药和精密控制仪器进口需求较大， 服装等纺织产品、电信设备及通用工业品的出口规模较大

本文整理了中国最新的货物贸易情况，提取了截至2019年9月的顺差和逆差排名前十的货物贸易类别。到2019年9月为止，中国对外货物进口需求最大的是石油、天然气、煤炭等能源和金属原材料、电力机械零件等制造业中间品、精密控制仪器、油料作物以及医药产品。从原材料来看，除石油产品及原料进出口保持稳定外，天然气进出口均增加10%以上，煤炭出口则同比下降18.4%；金属矿砂进出口稳步提高，有色金属进口同比下降17.5%，油料作物进口同比下降14.6%。从制造业中间品来看，电气机械及电气零件、初级塑料产品以及科学精密控制仪器进口需求仍较大。此外，医药产品进口需求增幅较高，2019年9月同比增加19.6%。从中国对外贸易出口顺差前10位的产业类别来看，制造业产品及中间品、纺织产品是中国主要出口商品，其中电信及数据处理设备顺差最大，2019年9月累计顺差为241.1亿美元，其余依次为办公机械和自动数据处理设备、通用机械设备及零件、家具及零部件以及家具产品；服装是纺织产品中顺差最大的商品，2019 年9月累计顺差为139.7亿美元，纺织品及鞋靴顺差分别为84.6亿美元、34.3亿美元。

2.中国服务贸易的逆差逐步加大，运输、旅游、知识产权、建筑设计和金融服务进出口规模均较大，电信与信息服务、加工服务出口优势明显

总体来看，中国服务贸易以进口为主，2017年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6957亿美元，较之2012年， 中国服务贸易逆差逐年增大，已由2012年的797亿美元增加至2017年的2395亿美元，其中出口服务贸易比重变化不大，进口服务贸易由2012 年的2813亿美元增加至2017年的4676 亿美元。旅行服务类逆差增加最多，2017年逆差为2161亿美元。一般贸易比重逐步提高，加工服务、维修服务、建筑、金融、电信和信息服务及商业服务是主要顺差服务类别，而商务服务比重最大，且顺差提高明显。2017年占总进出口份额为15.01%， 顺差从2 0 1 2 年的8 6 亿美元增加到2017年的186亿美元。其次为电信与信息服务、运输服务，2017 年前者顺差为186亿美元，后者逆差为558亿美元。与2012年相比，加工贸易服务的顺差份额逐步降低， 已由2012年的256亿美元降低至179 亿美元。（见表1）

因地制宜扩大互补性贸易促进“一带一路”欧洲扩容

加强互补性贸易不仅可以优化双边贸易结构，缓解贸易失衡，还可以弥合欧盟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识差异，凝聚发展共识。为进一步放大互补性贸易的正向引导和激励效应，本文认为以下几点政策思路需要明确。

1.从国内产业升级、消费需求变化的角度，强化与欧盟成员国的互补性贸易，不仅有利于消弭贸易结构失衡带来的疑虑，而且还能形成中欧贸易共赢的局面。本文梳理出了中欧贸易存在的商品和服务缺口，这些都是可以进一步加强中欧经贸合作的领域。第一，当前中国进口贸易规模较大的主要为能源原材料产品、油料农产品、医药和制造业中间品与精密仪器，而医药产品、制造业中间品以及精密控制仪器都是欧盟出口的主要商品，其中德国、法国、英国、瑞典、捷克都是这几类商品的主要输出国。第二，欧盟对科学技术研究、法律会计和管理咨询、建筑行业设计等商务服务进口需求较大，在这几方面可进一步深化贸易合作。此外，我国与意大利、希腊、葡萄牙、法国等国在港口建设和海洋运输方面都具有进一步深化合作的空间。

2.切实处理好欧盟内各成员国对“一带一路”建设中“设施联通”和“贸易畅通”的不同需求。当前“一带一路”倡议中的“设施互通”在捷克、希腊等国需求较高，但双边贸易规模还较小。而欧盟内成熟经济的发达国家，例如和中国保持主要贸易伙伴关系的德国、英国、法国、比利时等， 对继续扩大双边贸易和吸纳中国企业及投资来加强本国已有港口建设具有更大的参与动力。因此，旨在促进“一带一路”在欧盟扩容的政策思路应该准确区分欧盟内部成员国对“设施联通” 和“贸易畅通”的不同需求，通过不断扩大互补性贸易来弥合欧盟内对“一带一路”的认识差异，进而实现从“设施联通”到更高阶段的“民心相通”。

3.立足共同文化背景，延伸中欧经贸网络，发挥企业主体作用， 进一步提高中欧经贸合作水平。欧洲不同地区的历史文化悠久，形成了较多的文化共同体，如德语国家、北欧国家、葡语共同体等。在以丹麦、挪威、瑞典、冰岛、芬兰为代表的北欧国家中，瑞典是欧盟出口中国货物与服务贸易的北欧最大国，丹麦是与中国货物进口贸易的最大国，芬兰则是欧盟与中国货物贸易的主要顺差国之一。以葡共体（包括安哥拉、巴西、佛得角、几内亚比绍、莫桑比克、葡萄牙、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东帝汶）为例，伴随葡萄牙加入“一带一路”，中国和葡萄牙、巴西等葡共体成员国的贸易增速明显。据中国海关数据显示，2018年1—12月，中国和葡共体国家的进出口商品贸易为1473.54 亿美元，同比增加25.31%，其中中国和葡萄牙双边贸易增加15.66%。因此，可以立足欧盟的这种文化共同体，“以点带面”来构建更加广泛的中欧合作关系，并可在此基础上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以及金融、科学技术服务、咨询等专业机构合作，这些都有利于进一步完善“一带一路”合作的市场化运营机制和共享机制。（本文受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2019年度中国社科院—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学中国研究中心访问学者项目”和国家社科青年项目“区域优势演变与高质量的产业分工体系构建研究（19CJY002）”资助）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

文章来源：《中国发展观察》2020年第5-6期合刊

2020.5.11.转载自WTO咨询网

18.德国央行预测德经济不会很快复苏

德国《商报》网站4月20日报道，德国联邦银行（央行）在周一发布的最新月报中表示，新冠病毒危机使德国经济陷入严重衰退，且不会快速复苏。1季度德经济即可能“大幅且强劲”萎缩，2季度形势将更加严峻，预计经济将进一步大幅下降。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德短工数量最多时为144万，且集中在制造业。报告预测4月短工数量就将远超100万，且涉及更多行业，同时考虑到衰退的严重程度，短工制的意义将比11年前更为重要。报告认为，衰退程度将取决于何时放松经济限制活动。在病毒被战胜之前，预计多数限制措施将被保留。“因此从当前角度看，快速和强劲的经济复苏似乎不太可能。”消费者和企业多快能恢复正常将是一个重要因素。但德国央行认为，欧洲央行的宽松货币、德政府数千亿欧元的救助计划和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将阻止德经济陷入不断强化的螺旋式下行。报告称，当新冠病毒造成的健康危险消退后，上述货币财政政策措施为德国经济重新可持续复苏创造了条件。文章来源： 驻法兰克福总领事馆经济商务处2020.4.29.

19.8部门：对经营困难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实行房屋租金减免和延期支付政策

新华社北京5月9日电（记者安蓓）记者9日了解到，我国将对经营困难的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实行房屋租金减免和延期支付政策，优先帮扶受疫情影响严重、经营困难的餐饮、住宿、旅游、教育培训、家政、影院剧场、美容美发等行业。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等8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帮扶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缓解房屋租金压力的指导意见》，推动对承租国有房屋用于经营、出现困难的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免除上半年3个月房屋租金。中央所属国有房屋出租的，执行房屋所在地的房屋租金支持政策。鼓励非国有房屋出租人考虑承租人实际困难，在双方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减免或延期收取房屋租金。

意见提出，地方政府要统筹各类财政资金，对承租非国有房屋的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给予适当帮扶。对减免租金的出租人，可按现行规定减免当年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引导国有银行业金融机构对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年内增加优惠利率小额贷款投放，专门用于支付房屋租金。对实际减免房屋租金的出租人，引导国有银行业金融机构视需要年内给予基于房屋租金收入的优惠利率质押贷款支持。对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以及实际减免房屋租金的出租人的生产经营性贷款，受疫情影响严重、年内到期还款困难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与客户协商，视需要通过展期、续贷等方式，给予临时性还本付息安排。

意见强调，国有房屋租赁相关主体要带头履行社会责任、主动帮扶小微企业。转租、分租国有房屋的，要确保免租惠及最终承租人。鼓励非国有房屋租赁相关主体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合理分担疫情带来的损失。各地区要进一步细化完善实施方案，抓紧把相关政策措施落到实处，可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帮扶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缓解房屋租金压力，充分发挥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在繁荣市场、促进就业、维护稳定方面的重要作用。来源：新华网

20.商务知识----制定税收政策的原则？

制定减税政策要把握三个原则

来源：证券时报

熊鹭

2019年，我国还将加大减税降费力度，笔者认为下一步在进行减税政策制定时应注意把握税负适度、结构公平、成本内化三个原则。

一、税负适度

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税收首先要税负轻重适度。世界银行每年发布的《世界发展报告》将世界各国按人均GDP的多少划分为四种类型，数据表明，不同类型国家的宏观税负水平与人均GDP水平是正相关的，人均GDP水平越高，对应的宏观税负水平也越高。因此，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宏观税负相应上升，是符合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规律的。

从这个角度看，税负轻重适度的国际比较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志，是横向比轻重适度。从横向看，通常人均GDP越高的国家，政府可集中的潜在财力越多，财政收入（主体部分是税收）占GDP的比重越高。由此，一国财政收入/GDP由高到低排名大致与人均GDP排名相称，则税负（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没有考虑财政收入中非税收部分）大致是合理的，如果明显偏离，则是税负过轻或过重。

2013年中国政府收入/GDP为22.06%，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88个成员国中排147名，百分位为78.07%（参见《IMF世界经济展望》2013年4月版），同期中国人均GDP为6747美元，在IMF统计的182个国家中排第81名，百分位为44.20%（参见IMF2014年4月8日公布版）。2017年，中国财政收入/GDP为21.03%，中国人均GDP全球排名为71/187，百分位为37.63%（IMF2018年4月17日发布）。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税负并不重。从纵向看，通常一国随着人均GDP的提升，宏观税负（税收收入/GDP）也逐渐升高。数据显示1952年以来中国宏观税负情况，总体来说随着人均GDP的提高宏观税负增加不快。1952-1984年宏观税负平均为13.24%，1952年为14.39%，1984年为13.11%，经过了32年的发展，宏观税负还略有降低。1985-1996年宏观税负单边下降，1985年为22.58%，比1984年跳升了9.47个百分点，主要是由于“利改税”改革的影响，实际税负变化不大。1991年宏观税负跌破15%至13.66%，1995年宏观税负跌破10%至9.88%，1996年宏观税负降至9.65%。在财政日益困难的背景下，1994年启动了分税制改革，1997-2002年宏观税负开始逐渐上升，1997年为10.37%，2002年为18.84%。如果考虑利改税一次性影响宏观税负约9.47个百分点，则1952年可比宏观税负约为23.85%，2018年为17.37%，62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宏观税负不仅没有增长，还可能略有下降，中国宏观税负并不重。

二、结构公平

减税的设计不仅需要税负在总量上轻重适度，而且需要在结构上公平，结构不公平的税收不仅增加征管难度，不能取得尽可能多数纳税人支持，而且会导致两极分化。结构公平不仅包括地区之间的相对公平，也包括纳税人之间的相对公平。

例如，在中国，经济发达地区实际税负较轻，经济不发达地区实际税负较重。以税收优惠政策为例，经济发达的东南部地区在自由裁量权范围内往往用足税收优惠，甚至从财政支出方面出台返还税收收入、发放财政补贴的政策。而经济欠发达地区则往往设置一些严格的条件，限制符合条件的纳税人享受税收优惠。

再比如，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实际税负往往也存在差异。通常股东是企业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不同所有权结构的企业，股东发挥的作用不同，企业逃避税动机的大小也不相同。例如，由于目前我国对国有企业的业绩考核主要依据其财务指标，因此，国有企业较之其他所有制企业更注重盈余管理，不但没有进行逃避税安排的动机，而且倾向于调增利润，多缴税款。实证分析也表明，所有权结构与公司逃避税安排的积极性密切相关，私人所有的企业逃避税积极，国有企业、上市公司逃避税相对不积极。

结构公平还应包括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两方面，横向公平要求同样的条件纳同样的税，纳税能力强的多纳税；纵向公平要求代际间纳税多的多受益，纳税少的少受益，总体上不要上一代为下一代负担税收，也不要下一代为上一代负担税收。

税收是调节公平的最主要手段，而公平与效率问题是社会的两大主要问题。税负适度主要是从效率考虑，结构公平、抑制分化，则主要是从公平考虑。目前中国仍然处于发展中阶段，发展是硬道理，通过税收结构设计，合理减税，以达到可持续税收和可持续税制的要求。

三、成本内化

税收要能促进或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这就需要减税设计有利于节能环保，有利于成本内化。

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经济活动的一个普遍特征是成本外溢，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的成本由他人或社会承担，这实际上鼓励了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税制的基本要求是能够使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的成本由当事人承担，使成本内化；其进一步要求是当事人付出的成本（通过纳税）超过其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的恢复和治理成本，这样才能真正抑制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建立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做到成本内化的关键是对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的成本进行科学测度。科学测度这些复杂的成本需要市场化机制设计。

当然，广义的成本内化，也包括税收征管成本内化于税收收入之中，而不是在税收征管过程中不考虑征管成本或将征管成本外化于纳税人头上。从这个意义上，成本内化要求征管成本占税收收入的比例尽量小。在市场经济中，税制设计应当有一个压倒一切的目标， 那就是尽可能有效率、尽可能平等地筹集收入。

编辑：政策法规处（公平贸易处）2020.5.25.7: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