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疫情下全球化何去何从？

2020-09-09 16:58  文章来源： 《求是学刊》

——基于中国供应链配置的思考

欧纯智

贵州师范学院商学院特聘教授，华夏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特约研究

贾康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

引言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中华大地，3月起疫情在世界各国蔓延传播，各国纷纷闭关锁国，生产停滞，全球供应链几近处于断裂边缘，失业率飙升，经济遭受重创，新冠疫情创造出一个不再那么开放繁荣和自由的世界。针对此种情况，2020年4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提出保持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促进产业链协同复工复产达产，紧扣“六保”的首要任务——“保就业”。

有关全球化和供应链的课题，学界已经积累丰硕成果。全球化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过程实践和谈判的结果。虽然经济收益是全球布局供应链的首要考量，但意识形态也会影响全球化的配置以及全球化下社会和制度结构的转变。对逆全球化不要轻易尝试，闭关锁国有可能导致一国内部产生过度竞争，社会分层和不平等等问题。常态下有关供应链配置标准的问题也是众说纷纭，环境可持续性、成本、效率质量利润、客户满意度，都会影响供应链的全球配置。然而在非常情势下，供应链有中断的风险，比如本次疫情，应该有提前建立的预案和应急应变体系。此外，在工业4.0的大背景下，高科技能够影响全球供应链的配置布局，比如知识技术的转让创新。

从表象上看，主导全球化、供应链配置布局的因素很多，但认真对其梳理，我们可以发现，潜伏在表象之下的深层逻辑一直在支配全球化运行。

一、全球化的深层运行逻辑

疫情造成的全球供应链断裂迹象，敦促各国反思供应链的再配置问题，掀起逆全球化浪潮。实际上，以美国为首的逆全球化现象早在特朗普上任之初就已经出现，只是疫情加剧了这一现象。有关未来全球经贸的发展趋势，近期内取决于对疫情的防控，而长期看，还要取决于各国在政治、经济、制度诸方面的综合应对。疫情背景下，大国关系可能调整甚至重组，国际协调应急合作机制并重新建构的可能，全球供应链配置也可能进行结构性调整。全球化将何去何从？

（一）全球化会结束吗？

全球化是人类从各个彼此隔绝的地域、国家和民族走向全球性社会的变迁过程。回顾世界历史，人类社会至少经历过六次全球化发展进程：

第一次：公元前1600—1500年，古埃及第17、18王朝是当时世界上的头号强国，国王雅赫摩斯以及后继者通过不断对外扩张形成了以地中海东部为中心的区域大分工和远程贸易，世界史上第一个帝国（埃及帝国）主导的全球化雏形基本形成。第一次全球化随着埃及帝国的衰落而结束。

第二次：继埃及人、希腊人之后，罗马人登上了地中海的历史舞台，建立起地跨欧亚非的罗马帝国，在其主导下贸易分工体系逐渐形成，与东方的汉帝国并称为当时世界的两极。然而，罗马帝国的扩张遭遇瓶颈，发展停滞，继而崩溃，这直接导致第二次全球化结束。

第三次：13世纪，毛纺织业欧洲逐渐在弗兰德地区兴起。地域上，分工体系将地中海、西欧、中东地区链接在一起，自发地形成地中海贸易区。产业上，意大利从对英格兰和荷兰布匹和呢线加工起步并逐步进入发展高峰期，资金、原料、劳动力紧紧依赖世界市场。然而，蒙古帝国西征带来黑死病，终结了第三次全球化。

第四次：15世纪末地理大发现，世界贸易在地域上得到进一步拓展，交通运输网也在逐步形成。欧亚非与美洲新大陆因贸易而连接在一起，空前繁盛。17世纪末，欧洲的小冰河期造成粮食歉收，进一步加剧饥荒和各国对资源的争夺，席卷欧洲30年的战争使整个欧洲笼罩在死亡威胁下，第四次全球化落下帷幕。

第五次：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为其带来君主立宪制，并建立资本主义国家体制，积极开拓海外殖民地成为“日不落帝国”，加之工业革命为资本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厚实的政治、经济和科技基础。然而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大大削弱了英国的实力，美国适时地从英国手里接过全球化盟主的地位，开启第六次全球化，大英帝国主导的第五次全球化宣告结束。

第六次：也就是当下由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与既往的形式相比，已然发生变化。世界正在颠覆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传统贸易形态，以供应链的全球分工合作代替传统的完整供应链（或产成品）的地域竞争，由竞争导向逐渐转变为合作导向。供应链牵一发而动全身。本次疫情导致世界性的停产停工就是链条的某一环节突然断裂，而断裂的链条此起彼伏、不同频。因此，某一国家作为供应链条的一环单独复工却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复产问题。世界被供应链连接或者说捆绑在一起，密不可分，乃至成为命运共同体。

纵观人类历史上的六次全球化，前五次都有殖民扩张的痕迹，非宗主国都是在被动全球化；本次全球化由于内核本质发生改变，各国纷纷积极加入，是在主动全球化。历史上任何一次因外力而受挫的全球化，最终都会以更迅猛的方式强势回潮，规模一次比一次浩大。已可在全局、长期视野内明确地认清：在人类社会进化、进步的历史长河里，全球化是大势所趋，逆全球化只是利益格局的格式化洗牌，是短暂调整。当前，以美国主导的逆全球化，其目的不是各国闭关锁国、各自发展，而是结盟打击异己，旨在削弱拥有综合竞争实力并有对其发起挑战潜在可能的经济体，并在经济上从别国薅更多的羊毛，将全球化运行调整到更有利于自己的方向上。

毋庸置疑，全球化涉及参与国经济利益，这也是当前各国积极融入全球化的重要原因。然而逆全球化会削弱相关国家利益，所以逆全球化对世界经济的总盘子来说不是好事。当然，对于某些发起逆全球化的国家来说，如果能够以“伤敌一千自伤八百”的方式重新调整利益格局，那么虽然世界经济总盘子有可能变小，但是其自身可能会获得更大的份额，从这一角度再来审视逆全球化行为就显得更为理性。这是个体理性导致群体非理性在实践中的真实写照。

全球化也会给国家主权带来挑战：一是跨国界合作，比如全球供应链、环境污染、瘟疫大流行、跨国犯罪等问题需要国际组织协调合作，这种合作也有可能削弱传统国家主权；二是价值同化，通常以“润物细无声”的价值输出方式搞价值同化，当一国的价值不被他国认同，可能会受到来自他国的干涉和压力；三是规则冲突，东道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或多或少会因冲突做出改变以适应合作，这种体制变迁在一定程度上对东道国主权构成挑战。

（二）影响全球化进程的主流因素

我们知道，事物的发展往往不是由一个因素决定的，而是众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就如同各种外力的矢量和。外力有方向，作用有大小。因此，能够影响全球化进程的因素很多，不仅有供应链配置与盈利等因素，还会或多或少地掺杂有关价值、规则层面的因素。从当前的全球化特征来看，有三个主流因素决定着全球化的发展态势：

经济体系的全球化——资本、劳动、技术等要素的市场化自发流动，将全球最具竞争力的供应链条连接到一起，共同发展。产业链上的分工协作使各国经济互相依赖、互相融合的程度更好、生产效率更高、成本更低。既往一国建立全产业链面临技术门槛、资本门槛，当前，只要能够完成全供应链的某一环节任务即可参与全球化。这极大地带动了新兴发展国家的工业化之路。

价值体系的全球化——社会共同体成员通过共有信仰和分享情感的方式维系内在凝聚力，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将其称为“集体意识”和“共同意识”。理想中，在全球化形势下，不同意识形态、不同文化习俗的成员在不断碰撞与融合的过程中形成“共同意识”。但这个过程漫长而艰难，世界未必能融合成一个整体，有时甚至可能产生各种文明冲突，战争随之而来。

规则体系的全球化——由“头羊”带头制定共同规则，全面建立协调机制以确保共同规则有序运行。共同规则的制定更有利于与“头羊国家”信仰同一价值体系的国家，所以规则体系具有鲜明的价值同化作用，他国会在规则体系上无限靠近“头羊国家”。从政体到司法，从法律编订到实施，法制前进的每一步都会受到共同规则不同程度的冲击和影响，这是全球化不可避免的结果。

从学理上讲，统治的权威来源于被统治者的同意，这是合法性的最重要来源。全球化的主导国向全世界输出一套能够被广泛接受的经济体系、价值体系和规则体系，这些需要强大的军事、科技、资本、劳动力、秩序维护等硬实力做基础，也需要公信力、感召力等软实力因素的支撑。

18世纪英法争霸，战争需要大量的金钱。皇权专制的法国因无法取消贵族的税务特权，而无法筹集到足够的战争资金，只能发债，后续不但对公共债务余额进行大规模违约，还以高通胀的方式消化掉法国旧王朝遗留的债务。英国的发展轨迹与之截然不同，不搞税收掠夺而是决定无限制地借款，其用了整整一个世纪的财政盈余才把国债还完。英国在19世纪的公共债务处理，属于教科书般的经典案例。英法争霸中，与其说是英国战胜了法国，不如说是民主制度战胜了皇权专制。皇权专制不能给资本带来安全预期，是资本选择了英国，为英国源源不断地贡献战争资金。

我们看到18世纪英法的价值体系、规则体系截然不同，也看到这种不同导致的各国发展进程。国际资本对专制制度和民主制度的理解，比我们深刻得多，英国光荣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是他们祖先含着泪走过的路。精英共和、市场自由、权力制衡已经深入西方世界的观念骨髓，成为共识。随着一战二战爆发，资本与人才逐步离开战火纷飞的欧洲，涌向远离战火的美国，使美国成为更安全稳定的资本乐土，进而形成20世纪以美国为主导的第六次全球化。资本逐利更逐安全，是亘古不变的真理。不同价值体系的国家进行合作会导致合作冲突，不同规则体系的国家进行合作会导致合作无序。因此，可以说价值体系、规则体系的不同而产生的分歧会削弱全球化。而全球化的初衷不就是为了更高效、更低成本地获得产品吗？

全球供应链条布局现状（经济体系的全球化）、共同价值（价值体系的全球化）以及支撑全球化运行秩序的配套因素（规则体系的全球化）是国际资本全球投资布局决策时需要权衡取舍的三个关键因素，决策的过程艰难而复杂。在其他前提条件一致的情况下，供应链条越完整的地域，资本的盈利性越好；东道国与国际资本属于相同价值体系的国家，合作更安全可期；东道国与国际资本属于相同规则体系的国家，合作更顺畅。所以，当前有关供应链再配置问题的讨论，如果只谈经济全球化，避而不谈价值全球化以及规则全球化，则有可能导致我们对全球化走势和供应链再配置发生误判；如果过于强调“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等阴谋论的论调，无视当前中国供应链布局所具有的强大规模优势和成本优势，则不利于我们找准问题症结，扬长补短，进而影响国际资本对于中国市场的青睐。

全球化就是为了寻求共赢，以往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合作伙伴的利益诉求。由于文化差异对合作伙伴的价值观念缺乏充分的理解和认同，对合作伙伴的规则也很难做到兼包并蓄，合作之路难免磕磕绊绊。必须承认，这并不是共赢合作的可持续发展模式。痛定思痛，未来我们要在这三个方面进行更多的思考和改善，积极融入全球化浪潮，并积极步入世界舞台的中央。所以，我们不应简单、机械地研判美国逆全球化战略，而应透过现象看本质，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以更宽广的视角认明和厘清全球化的深层运行逻辑，有的放矢地积极精准应对风云迭变的世界形势。

（三）美国为什么要在全球供应链上“去中国化”？

美国对中国近年来不断增长的经济与军事实力感到担忧，下决心发起“去中国化”的逆全球化行为，不但强行推动中美高科技和知识产权脱钩，还试图迫使其盟国仿效。此外，国际资本长期面对着不断加码的碳减排目标造成的社会和政治压力，加之被疫情切断的供应链，促使其反思对长距离跨国供应链依赖可能导致的后果。所以说，新冠肺炎疫情可能是压垮经济全球化的“最后一根稻草”，迫使政府、企业和社会提升长期应对经济孤立的能力，某些去中国化、逆全球化、供应链重组因素或正在悄悄改变这个世界。疫情将不但加剧中美关系的持续恶化，还会加速欧洲一体化的衰退。在这样的背景下，世界几乎不可能回到21世纪初那种互利共赢的状态。全球化的未来，取决于国际资本是否对美国主导构建的经济体系、价值体系和规则体系的认同、接受和融入。目前看，美国经济虽然深受本次疫情重击，但主导地位依然稳固，继续向全世界的羊毛挥动大剪刀，纾困本土。

全球化一直由西方世界主导，将想融入全球化的他国纳入主导国的经济、价值、规则体系。中国作为全球化的非主导国家，在大势上只能积极融入，但是如何避免削足适履，也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本文在此先侧重于如何融入的讨论。所谓积极融入是主观态度，在客观上是否被接纳不是由主观态度决定的。中国未来能否不被全球供应链边缘化，不仅仅是表象上的经济问题，更是深层的政治问题。即便中国拥有国际资本竞相追逐的投资盈利前景，还拥有任何资本都不忍放弃的庞大消费市场，但中国在全球化的路上依然受制于美国，无法绕过。做个形象些的比喻，欧美之间是“人民内部矛盾”，是可调和的经济分歧；我们与欧美之间是“阶级矛盾”，是很难调和的有关价值和规则的分歧。没有中国在场，欧美会因为利益而互掐；有中国在场，欧美会站在一起暂时放下分歧共同对付不同文化、不同颜色、不同规则的中国。因此，从这一角度分析，这种由不同价值体系、规则体系导致的终极对抗，说到底就是要瓦解中国的“举全国之力”体制。欧美单一的利益集团或者利益集团联盟在中国的整个体制面前不堪一击，碎片化的利益集团和利益集团联盟终将被中国体制逐一击破，这是斗争的残酷性。发达经济体面对的是一个动不动就可以“举全国之力”、供应链集聚且产能巨大的中国，他们认为不对等，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当中国经济总量超过其2/3时，美国不再淡定，要先发制人，这是利益之战。

认真研究美国历史，尤其是近半个世纪的历史我们发现，在美国政治中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主旋律——保守主义兴盛不衰，落实到经济体系和规则体系上是主张最大市场自由的新 自由主义，落实到价值体系上是与极权制度抗衡的新保守主义，立足于犹太基督教神学的实用主义。疫情为美国“去中国化”提供了新的借口，美国以价值体系的全球化为名积极寻找盟友共同边缘化中国，以规则体系的全球化为抓手不断挑衅中国，但却低估了经济体系全球化的力量。疫情初始阶段，美国和盟国可能更倾向于民族主义，但从长远来看，民主国家会逐渐摆脱困境，找到一种新的实用主义和保护性的国际主义。这是由于本次全球化已经不再是传统上各国同类产品的竞争，国与国均被产品的前后工序或者供应链的上下游连接在世界范围内的大经济体系里，而全球供应链条布局的瓦解与重建并非一日之功。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中国企业融入全球供应链的广度和深度使得美国的“去中国化”之路步履维艰。但我们也应该清醒地意识到，即便如此，也定有一些国际资本趁着疫情供应链断裂撤离中国。

二、中国国内供应链配置布局问题

经济体系全球化的本质在于全供应链上下游有序分工协作，各国凭借自身要素禀赋优势做自己相对更擅长的事情，进而成为全球供应链中的某一（些）环节。只有极少数实力强的国家才会构建完整的供应链条。

（一）中国当前已经深嵌入全球供应链中

全球化下，能够主导全球供应链配置布局的龙头企业负责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品牌；非龙头企业依托自己的资源能力按照龙头企业要求加入分工合作，负责零部件生产或者产品组装。

中国是近30年全球供应链繁荣发展的最大获益者，自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后，积极融入全球供应链。大批中国企业在此过程中获得资本积累、品牌影响、技术升级、产品革新以及全球市场带来的批发和零售网络溢出效应。越来越多的中国本土企业不必迈出国门就已经成功打入国际市场，创造中国出口业绩，带动经济快速增长。

2001年中国进出口顺差是1865亿元人民币，2019年进出口顺差已经是29 180亿元人民币，加入世贸19年间共累 计进出口顺差是314 151亿元人民币。从数据上看，出口为中国经济发展腾飞作出巨大贡献。当前，作为“世界工厂”，中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门类最全、配套最完备的制造业供应链体系，22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居全球第一；作为世界市场，中国拥有庞大消费群体，不断升级的个性化消费需求，让国际资本“难以放弃”；作为制造业大国，20年高考扩招为中国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工程师和成熟的产业技术工人。这些优势吸引国际资本不断集聚中国呈现马太效应，供应链的上下游链条在越聚集的地方越会吸引更长的链条。2020年3月，中国美商协会发布了2020年《中国商务环境调查报告》，报告指出，63%的受访企业有意扩大2020年在华投资。近两年中美关系动辄剑拔弩张的氛围中，特斯拉和美孚先后大手笔投资中国内地，建设超大规模单体工厂，是很有代表性的案例。

当前，中国已经走出单纯依靠廉价劳动力成本优势的阶段，逐步从高端供应链的下游升级到中游。据统计，2019年中国在全球供应链更长、附加值更高环节上的比重已提高到接近60%，凭借对自主品牌的研发创新，中国正在向技术密集、资本密集的高端供应链攀爬，在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电力、光伏、通信、医疗器械等领域均有不俗表现。需要审视的是，即便中国供应链布局配置呈现欣欣向荣态势，但依然不容盲目乐观。工信部部长苗圩在对《中国制造2025》进行全面解读时指出，当前全球制造业基本形成四级梯队发展格局，而中国排在第三级，且近期内还很难升级到第二梯队。

（二）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角色分工

中国经过近30年的不懈努力，积极参与全球供应链分工，目前既拥有劳动密集型的低端供应链（以下简称低端供应链）全产业链，同时也参与资本密集、技术密集的高端供应链（以下简称高端供应链）的元器件生产（中游参与）以及组装（下游参与）。

1. 低端供应链的全产业链。中国虽然排在全球制造业第三梯队，但依然对低端产业链拥有主导地位，以龙头企业合同供应商身份参与服装鞋帽、家具和玩具等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目前大约有5万家供应商专供全球最大的零售商沃尔玛，每年出口低价值产品大约500亿美元，是中国出口美国份额的10%。低端供应链的特征是技术含量低、资本门槛低、劳动密集、供应链条短。因为把全供应链做起来相对容易，所以转移搬迁、复制就不会太难，替代性极强。

2. 高端供应链的元器件生产（中游参与）。新中国人口红利、高考扩招、职业技术教育普及以及改革开放积累培养了大批技术熟练的工程师和一线产业工人。中国制造业的研发和设计能力不断增强，已经从最初的高端供应链下游参与晋升到中游参与，从最初为外国龙头企业组装产品逐渐升级到为国外龙头企业提供技术附加值较高的元器件。中国6500亿美元的高科技产品出口中，有60%是利用外国核心部件再加工组装，以代工贴牌的方式在海外市场销售。美国是国际制造业唯一一级梯队国家，处在高端供应链上游，一直致力于本土人工智能、量子科学等先进科技对接制造业的研发创新，并给予各种资金补贴、税收优惠和政策扶持，同时对华限制核心技术出口，遏制中国科技发展。目前看，中国在高端原创领域只能走自主研发的道路，从高端供应链中游向上游升级，比以往更加艰难。如果中国技术停滞不前，这部分产业将会不断萎缩。

3. 高端供应链的元器件组装（下游参与）。中国以供应链 合作企业身份凭借劳动成本优势参与高端供应链的核心元器件组装，这也是中国参与全球供应链的初级阶段。高端供应链为了成本最小化，将不太重要的元器件组装放在成本洼地。出于技术门槛对一线生产工人的受教育程度要求以及供应链条集聚带来的成本优势，中国有主导性影响的低端供应链的下游产业，短期内在全球难以重新配置。但是，本次疫情使跨国生产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运费高企、运时无限延长以及疫情导致有些环节由于企业破产而产生断裂等问题，敦促各国思考供应链的重新配置布局。重新布局本土全产业链，将会是各国后疫情时代的政策趋向。

作为国际制造业第三梯队成员的中国，总体来说形势不容乐观。中国在链条短、劳动密集、技术低、资本低的低端供应链中占据主导地位，拥有龙头企业；而在链条长、技术密集、资本密集的高端供应链中还处于中游、下游位置，受国际资本支配，缺乏主导权，甚至经常被上游企业卡脖子打压。以技术突破带动而大力发展高端供应链上游产业，应该成为我国未来供应链布局的一大战略性发力点。在疫情叠加而造成逆全球化的供应链全球再配置紧迫形势下，供应链必然要经历结构性调整，有转出有转入，挑战与机遇并存。

（三）疫情叠加逆全球化情势下供应链全球再配置对中国的影响

自新冠肺炎疫情全球爆发以来，持续抑制经济活动并加剧国家间的紧张态势，很可能重创全球经济产出能力。这种混乱造成的风险对新兴工业国家及其产业工人来说，影响尤为巨大，并可能导致国家内部和国家间不稳定且广泛的冲突，全球供应链必将重组。

肇始于2018年春的中美贸易摩擦，表象上看是缩小中国对美巨量贸易顺差，但从本质上看是美方在寻求全方位削弱中国发展实力，后续还有可能演变成金融摩擦、科技摩擦等呈现形式，意图引出中国“颜色革命”或去中国化。前些年美国用温和绥靖的方式处理中美问题，特朗普上台后便开始赤裸裸地去中国化，当前借着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重创的时机，更是试图解构有中国参与的经济全球化，建构相同价值的全球化，输出共同规则的全球化，逐步瓦解中国强大的“举全国之力”体制，遏制中国发展、削弱中国对美国的潜在挑战，企图继续稳稳地保持住其全球化盟主位置。同时，疫情使中国在不少国际场合遭受争议，美国借此拉拢日欧构建反中联盟，共同塑造供应链全球战略协同，变相加速“去中国化”。如果美国得逞，那么欧美日三方联手配置“去中国化”的全球供应链，将会对世界制造业格局造成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也会给资本市场传递强力信号，进而影响乃至改变国际资本的投资或搬迁战略，瓦解我国现有的供应链布局，并对中国经济将产生如下负面影响。

1. 低端供应链的全产业链。2019年，美国宣布对价值2500亿美元的中国对美出口商品征收25%关税，这是要将中国产品彻底从沃尔玛连根拔起，关税几乎把中国的成本优势完全抵消掉。更为严重的是，如果出口美国的产品含有大量的外国进口零部件，这些零部件也要面临25%的关税。因此，这部分产能由于资本与技术门槛低、供应链条短、可替代性强等特点，迁到更具成本优势的地区是大概率事件。这部分产能目前大多集聚在东南沿海，至于是否搬离中国，取决于中外的成本对比考量，要看中国是否有与国外在成本上更具优势的地域。资本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逐利是第一要务，国际资本必然会逐步流向成本洼地，美国的关税加速了低端供给能力流向成本洼地。

2. 高端供应链的元器件生产（中游参与）。2017年，特朗普税改将美国公司税率从35%下调到20%，以惠普、英特尔、IBM等为代表的美国高科技企业开始陆续回流美国，其他大型跨国企业如韩国三星、LG，富士康、中国海尔等，也先后决定在美国投资建厂。中美贸易摩擦之后，美国对中国更是频频出手，以“国家安全”为名调查中国高科技企业、向中国高科技企业派驻监管人员、限制高科技产品对华出口，并胁迫欧洲盟友放弃华为5G移动网络发展计划。高端供应链上游比拼的是技术的研发能力、创新能力，能够自发吸引国际资本的主力部队，由此我们说高端供应链上游布局是国际资本的风向标，而我们缺乏高端供应链布局的主导权。也可以这样说，如果完全单纯靠市场自发调节，以我国目前的技术水平无法影响国际高端供应链布局。我们的优势在于体制，国家出手以“举全国之力”投资布局高端供应链，辅之以各种补贴和优惠政策，并加大高端供应链产品的应用，以拉动国际资本对华跟进投资，而这恰恰是我们一直被欧美所诟病的。我们需深刻认识的是，保证国际资本安全稳定是重要因素。资本逐利的天性不是哪个国家能左右的，要有真金白银的投入才会有后续的跟进。

3. 高端供应链的元器件组装（下游参与）。成本优势与广大的消费市场是国际资本布局中国的重要原因。2018年，高盛研究报告显示，苹果智能手机在中国的生产成本占总成本的 25%~35%，其中 15%左右为零部件加工（高端供应链的中游参与）和最终组装（高端供应链的下游参与）所投入的劳动成本。如将苹果智能手机中国的生产与组装全部搬迁到美国，其生产成本将至少提高37%（可见虽然美国2017年降低公司税，但中国依然有成本优势），即使苹果公司用机器替代人工，苹果智能手机成品售价也将上涨15%。由此可见，将苹果智能手机从中国迁移回美国本土缺乏现实可操作性。但是，近期苹果公司宣布已将在华的10%—15%产能转移到东盟国家，可见东盟目前是不太成熟的成本洼地。高端供应链的下游环节，受迁入国成熟技术工人数量和供应链布局现状所限，不会立刻迁走，但会形成逐步搬迁趋势。值得关注的是，东盟已经在分流我们的产业链。

除此之外，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会促使各国重新思考公共危机应急保障产业的全供应链本土布局的相关问题。后续各国可能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甚至强制措施敦促公共危机应急保障产业加速回流本土。至于是全部产能搬回，还是只搬回保障本土消费的部分产能，要看各国补贴后的成本比较，现在难下结论。

三、中国引导供应链布局要务实和切中要害

没有不掺杂政治因素的经济，也没有不掺杂经济因素的政治。国际资本在做投资决策时都会进行综合考虑，既会考虑资本收益也会兼顾合作的安全顺畅，即资本逐利，更逐安全。如前所述，供应链配置现状（经济全球化）、共同价值（价值全球化）以及支撑全球化运行秩序的配套因素（规则体系的全球化）是国际资本投资前需要权衡的最重要因素。因此我们必须在供应链配置、去政治化和全球化运行秩序的配套因素上下足功夫，不但要尽最大可能集聚、延长供应链，还要力求向供应链的上游攀升。

（一）以供应链条集聚的成本优势吸引更多国际资本投资

全球化使得企业通过参与供应链的方式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及时将产品投放市场，从而降低仓储成本。企业产品产供销经过周密的市场调研、计划和设计，在世界范围内流通。疫情影响下，全球实时生产系统遭到破坏，供应链上下游链条因配置分散而被切割甚至被切断，无法同时“转起来”。世界实体经济皆因此受阻，其表现便是“复工不能复产”。在平常时期，资金流、信息流、物流运转得有条不紊，但在非常时期，比如本次疫情期间，空间阻隔完全可以切断供应链，这种现象亟待世界重新思考供应链的配置布局问题。

以往全球供应链布局在一定程度上缺乏系统全局眼光，碎片化散落在世界各地，导致运输距离长，耗时长，各地不同步需要协调。运输不便利还会额外加高仓储成本，不仅阻碍供应链的顺畅运行，而且松散、脆弱的供应链布局还可能导致链条断裂的风险。以链条集聚的方式增加供应链黏性，将是未来我国进行配置布局需要着重思考的关键。

众所周知，全球供应链布局与资本互为因果，相辅相成。供应链上游链条越长、越聚集，越能吸引资本投入，这是成本优势；而资本投入越多则供应链越聚集、链条越长，越容易占据上游链条，这是资本优势。由此可以推论，当前中国境内已经形成供应链条的工业园区以及周边新建园区可以成为吸引国际资本投资的重点地区，未来有主题产业的园区投资建设将掀起一股热潮。UNCTAD的《2019 年世界投资报告》强调，高新产业园区建设已经成为经济转型升级的一项重要投资政策工具，可能成为未来国际资本跟进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引擎。国家可以在税收、补贴等政策利好方面积极引导、鼓励高新产业园区建设，为聚集、延长高端供应链做好基础性的服务工作。

产业园区选址尤为关键，要兼顾物流枢纽、成熟的上下游产业链条、生产成本的比较优势、充足的产业工人和工程师、宜商的政治生态、宜居的自然环境等要素。“良禽择木而栖”“栽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

产业园区建设要有主题，确定一家行业龙头企业作为中心，其他环节链条的配套企业就会跟进入驻，逐步形成链条集聚和生产经营的规模效应，尽最大可能延长链条。经济全球化永远是国际资本投资考量的首要因素，在中国国情背景下助其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应该成为东道国招商引资的服务核心。

产业园区运营要去政治化，尊重价值体系的全球化，要给国际资本吃定心丸。对于国际资本来说，即便能够在中国赚更多的钱，如果没有安全保障一切都等于零。战狼式外交、民众大规模有组织地抵制日资（因钓鱼岛）和韩资（因萨德导弹）、大讲缺乏依据的阴谋论等行为，都会大幅提升国际资本对华投资的安全忧虑，撤资对于一些企业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之举。

产业园区管理要与世界接轨，要保障法治化、国际化、市场化的营商环境，维护并恪守规则体系的全球化。过去我们一直关注经济体系的全球化，专注于供应链布局，往往对价值体系的全球化以及规则体系的全球化重视不够。当前，一些高科技企业明知搬离中国会承担一定的经济损失，却依然毅然决然地搬离中国，这中间确实有一些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

据全球制造业咨询公司Kearney的评估，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导致当年中国对美制造品出口下降900亿美元，其中的310亿美元份额被分流到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国家，现实既残酷又严峻。我们知道，供应链布局配置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渐进的调整过程。中国今天的供应链格局便是40多年改革开放积累的硕果。趁着周边国家产业工人缺乏技术训练、基础设施尚未建成、供应链上下游配套亟待补充的时机，我们应尽快开足马力建设能够承载供应链集聚的产业园区，留住现有的供应链并吸引更多的国际资本投资中国。一旦形成供应链集聚，马太效应会使该地域的综合成本优势更明显、供应链条更长、供给能力更强。

近期，中共中央宣布海南单独立法，成为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港。这不仅仅是税收和贸易方面的自由，也是制度安排的自由，彰显中国对外开放的勇气、决心和力度。既往在内陆地区难以解决的价值体系的全球化和规则体系的全球化等主权分歧在自由贸易港里都可以改革突破，进而迎刃而解。此外，海南是国内离东南亚最近的沿海省份。近年来，亚太经济体成为世界经济新的增长点，向增长点靠近形成供应链条集聚既是经济体系的全球化的迫切需要，更是时代发展的需要。

（二）高端供应链的保中游追上游战略

美国对华为、中兴等高科技公司制裁不仅是想遏制中国发展数字科技，而且是想牢牢占据高端供应链上游以引导国际资本投资。技术是决定全球高端供应链配置的最核心要素，没有之一。中国数字技术的研发创新能力是决定高端供应链是否迁出中国的关键因素，自主研发成为中国制造业向二级梯队攀爬的必由之路。

研发突破技术瓶颈。当前绝大多数中国企业以拼价格的低成本方式嵌入全球高端供应链的中游和下游，处于生产制造组装的低附加值环节。如果没有对供应链上游核心关键技术的研发创新突破，短期内无法攻克技术难关，则无法实现独立自主的产业发展格局，需要另辟蹊径。相关企业可以利用各国共享的全球专利库数据，有的放矢地查询该类技术的研发和专利持有人信息，积极与技术实际掌控方开展技术合作，这是从供应链中游升级向上游靠近的捷径。

走出去拥抱世界。中国企业要放眼世界，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密切追踪供应链，尤其是高端供应链龙头的资本动向、重组趋势和战略走势，主动强化与其链接配套和外包关系，审时度势地把一部分产能转移到龙头企业所在地，以方便上下游连接。特别要对高端供应链中上游关键零部件、原材料企业进行投资，以重资合作方式积极投入、研发创新、进而掌握核心技术。当前我们的战略是，在确保高端供应链中游地位的同时，以资本对外投资为纽带巩固和强化全球供应链中的中国链条，力争在技术上逐步赶超世界一流，向全球制造业二级梯队挺进。

中日韩共荣圈。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亟 需尽快签署落地，使其成为联结三国命运共同体的纽带。此举既可以巩固中国在全球供应链地位，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以美国为首发起的全球化“去中国化”而造成的中国制造业危机，更可以对国际资本形成强劲吸引。不容乐观的是，在中日韩供应链分工当中，核心技术产品研发设计的供应链上游龙头位置依然由日韩占据，中国处于产品附加值较低的加工组装环节，即供应链中下游位置。在未来合作的过程中，我们应不断提升自己的技术研发创新能力，积极把握向供应链上游攀升的机会，不断向供应链的上游挺进。

借势于新基建东风。2020年3月、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连续提出加快新基建步伐，该举措有利于补齐我们因为科技实力不足而无法由市场机制自发引导配置高端供应链布局的劣势。30万亿级体量的新基建将为高端供应链的产品和服务提供广阔的应用市场，不但可以助力我国企业从高端供应链中游向上游攀升，还可以引导国际资本跟进投资布局，以延长高端供应链的链条配置。有一点需要强调，上述各种保中游争上游的方式只有新基建不受客观因素限制，其他方式都要受限于各种外因，最终能做到什么程度，不好预测，所以新基建就显得尤为重要。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研究测算，2018年我国数字经济总量已经占到GDP的34.8%，对GDP增长贡献率达到67.9%；在带动就业方面，2020年将贡献约54万个就业岗位，2025年，将贡献约350万个就业岗位，2030年将带动超过800万人的就业。新基建发展前景广阔，未来可期。

实事求是地说，中国的制造业升级将是一项艰苦卓绝的系统工程，更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攻坚战，关系到高质量发展的成败，我们必须迎难而上、坚定不移地走下去。疫情背景下失业率飙升，传统基建被重新提上日程以缓解当前的失业问题，这是国家战略的短期权衡，本无可厚非。但若想真正实现产业升级，还是要投入重金积极打造我国的数字产业，这是国家的中长期战略。我们不该用短视的“经济账”去评判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今天的卧薪尝胆是在为明天的发展积攒能量，是为了明天的大踏步前进。我们只有真正掌握数字产业的前沿核心技术，才能占据高端供应链的上游龙头位置，我国相关企业才算成为高端供应链的头部企业，才能真正主导高端供应链全球配置布局，吸引国际资本跟进投资——到那个时候何愁就业？传统基建和新基建双管齐下是国家短期战略与中长期战略的有机结合，以传统基建解就业的燃眉之急，以新基建为扩大未来就业不断蓄能。

结论

与柏林墙倒塌和雷曼兄弟倒闭一样，新冠肺炎疫情是一个震惊世界的突发事件，其深远的影响我们今天恐难预测。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它将对政治、经济、社会产生深远影响，世界会因此做出调整以应对这突如其来的灾难。有关全球化和供应链再配置等相关问题因疫情而成为热点，我国商界、学界、政界的主流观点大致分为相反的两派：有悲观观点认为，全球供应链尤其是不对应中国消费市场的那部分产能将陆续搬离中国；也有乐观观点认为，疫情后供应链将聚集中国。我们认为，无论有否疫情，产业转型升级必将带来供应链配置的结构性调整，疫情只会加快调整速度但无法颠覆调整趋势。中国要彻底摒弃非黑即白的二元论思想，全球化不仅仅是经济账上的盈利，对价值体系的全球化以及规则体系的全球化要予以高度重视、综合分析、认真研判、积极应对，努力做到补短板、强弱项、固优势，不盲目乐观更不妄自菲薄。同时，紧抓改革开放机遇并迎接挑战，以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携手各国共同发扬全球化的共赢精神，积极维护全球化的经济体系、价值体系和规则体系。2020.9.17.转载自WTO咨询网

2.国际经济法杂志：通过改革世贸组织有关补贴和国有企业的规则来回应特朗普的贸易政策

2020-09-14 14:35  文章来源： WTO/FTA咨询网

摘要

一批WTO学者、政策专家和政府官员都相信，特朗普政府的单边主义及其对中国贸易政策和做法可以而且应该进入WTO改革的范畴。尽管美国政府通过单方面提高关税和最近达成的双边第一阶段协议来与中国打交道，但通过世贸组织改革来解决一些担忧的想法，并未完全被特朗普政府置若罔闻。因此，日本和欧盟得以促使政府主动修订和增加世贸组织在补贴、国有企业和强制技术转让等领域的新规则。

本文对这一举措进行了批判性的评估，认为提议的修改大体上会增加现有世贸组织规则的不一致性，并使世贸组织成员更难采取必要的经济和产业政策，例如，应对COVID-19流行病的经济后果。

作者：Robert Howse

3.商务部多次出手后，澳企呼吁莫里森闭嘴，赶紧修复中澳关系

2020-09-10 13:58  文章来源： 福建海峡消费报旗下帐号-烽火崛起

今年以来澳大利亚不少进口产品都被检测出质量问题，继8月份我国商务部对澳进口葡萄酒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后，9月中国海关又宣布暂停西澳CBH公司的进口大麦，原因是检测出“检测性有害生物”。在接连出手下，澳大利亚企业叫苦不迭，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和自己相关的行业也出现同样的情况。

澳政客担心中国继续对澳“广泛回应”

据《参考消息》4日报道，澳大利亚工党高层人士菲茨吉本表示，中国针对澳大利亚接连的贸易行动可能只是北京对中澳外交紧张关系作出更广泛回应的“第一阶段”。他说尽管澳大利亚正积极和中方官员沟通，但电话的那头并没有被说服。

就如同澳大利亚仍在一些问题上偏颇站队美国一样，双方在彼此关系的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这也是中澳关系持续恶化的原因。鉴于不断有企业、行业面临贸易的风险，菲茨吉本发出警告：澳出口商们要做好思想准备，因为他们都可能成为下一个。

澳政府盲目的外交政策让澳大利亚付出了代价，在今年4月份，澳大利亚秉承美国意志对华抹黑，在多次劝阻无果后，接连的“敲掉接踵而至”，不过澳总理莫里森称“不论胁迫来自哪里，绝不会以牺牲我们的价值观进行回应。”

莫里森称不会“牺牲”价值观

僵持还在继续，原产自澳洲的大麦反倾销和反补贴关税落实，澳葡萄酒面临调查，牛肉企业频繁暴雷，不过澳大利亚政府似乎还没有认识到率先越过红线的是谁，并且丝毫没有悔改的意思。在5G问题上，澳大利亚继续贯彻美国意志。

此前澳洲维多利亚州政府同我国签署“一带一路”倡议，美国对该州点名批评，随后澳政府马上采取了行动，随后莫里森提交了《外交关系法》议案，要求澳大利亚地方政府在和外国签订协议前需要澳联邦政府的同意，澳联邦政府对不符合外交政策的有关协议具有否决权。这一新措施一方面是给美国一个交代，同时也是在对中国释放强硬信号。

澳政府的外交举措很坚定，就是全面跟随美国，从过去到现在澳大利亚一直是这样，但当前局势不同，澳政府的错误以及对中国的伤害需要付出代价。

现在有不少澳企对莫里森政府感到不满，几个月以来莫里森政府没有为两国关系恢复做出努力，若中澳关系持续恶化，会有更多的行业受到影响，政府行为所招致的代价最终是需要人民去买单的。2020.9.17.转载自WTO咨询网

4.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我诉美301关税措施世贸争端案专家组裁决答记者问

来源： 商务部新闻办公室2020.9.16.

记者问：9月15日，世贸组织专家组就我诉美301关税措施世贸争端案发布专家组报告，认定美方涉案征税措施违反世贸组织义务。请问商务部对此有何评论？　　

答：中方对专家组做出的客观、公正裁决表示赞赏。　　

中方将美方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错误做法诉诸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是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需要，也彰显了中方尊重世贸组织规则、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权威性的坚定决心。

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是国际贸易的基石。中方始终坚定支持和维护这一基石，尊重世贸组织规则和裁决。中方也希望美方充分尊重专家组的裁决和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采取实际行动，与中方和其他世贸组织成员相向而行，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动世界经济稳定健康发展。

5.央地合力打造“升级版”营商环境

近日，国务院层面接连开会部署并出台相关文件，从国务院常务会议到全国优化营商环境电视电话会议，再到国办先后发文强调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更好服务市场主体，深化商事制度改革进一步为企业松绑减负激发企业活力，新一轮政策利好密集释放。与此同时，地方也密集部署，加大力度推进优化营商环境政策落地和制度创新。

专家指出，优化营商环境是企业发展的加速器，当前“放管服”改革和商事制度改革加快向深水区迈进，从中央到地方，改革破局之举接踵而至，升级版举措蓄势待发。不断放宽市场准入，持续降低要素成本，促进新兴产业更大发展，打造更优开放环境，这将为企业松绑减负、激发市场活力，以及稳住经济基本盘、构建新发展格局注入更强势能。

中央部委密集释放新利好

9月11日，国务院召开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电视电话会议，强调持续推动“放管服”改革取得新进展。从确保减税降费实效，到创新信贷服务模式，让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融资更加便利优惠；从进一步降低准入门槛，到深化“证照分离”改革；从创新包容审慎监管，促进新兴产业更大发展，到落实外商投资法及配套法规、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打造更优开放环境……会议释放了更多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发展动力的积极信号。

事实上，围绕优化营商环境，国务院层面近日已经接连召开会议和出台文件。

8月26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围绕保市场主体激发活力深化“放管服”改革举措。会议要求，要推出新举措进一步做到门槛降下来、监管跟上去、服务更优化。

商事制度改革是深化“放管服”改革的先手棋和突破口。继此前发布《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更好服务市场主体的实施意见》提出20条具体举措后，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发布《关于深化商事制度改革进一步为企业松绑减负激发企业活力的通知》，推出推进注册登记制度改革取得新突破等方面12条新举措。

不少部委近日也频频表态。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表示，将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实行政策公平性审查，防止出台排除、限制竞争的政策措施。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支持民营企业深度参与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建设。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唐军指出，今年底前全国要开通“一网通办”平台，进一步压减企业开办时间，由五个工作日压缩到四个工作日以内。此外，下一步要推进“证照分离”改革区域和事项全覆盖。他透露，我国要出台全国版清单，把在自贸区试行的改革举措在全国复制推广。还要研究自贸试验区版清单，自贸试验区版要有新的举措，要更有力度。

地方“升级版”举措蓄势待发

在中央层面不断推进营商环境优化的同时，地方政府也纷纷加大政策力度，推进优化营商环境政策落地和制度创新，进一步增强企业获得感。

在国务院召开全国优化营商环境电视电话会议后，北京召开专门会议，部署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工作，紧紧围绕市场主体需求，抓好“最后一公里”政策落地，推动“放管服”改革取得更多成效。北京市市长陈吉宁表示，要加快研究制定优化营商环境政策4.0版，不断完善优化营商环境长效机制。

贵州先后制定并颁布《贵州省外来投资服务和保障条例》《营商环境整治专项行动方案》，不仅注重招商也注重“安商”，积极帮助已落户企业解决突出困难和问题。同时，着力优化煤电油气运等生产要素配置和降低成本。

宁夏召开专题会议强调聚焦企业经营困难、资金压力等问题，建立惠企政策直达机制。

除此之外，重庆、深圳、湖南、海南、云南等省市也接连部署，大力度推进优化营商环境。政策重点主要集中在坚决清理隐性壁垒、切实推进简政放权、推进优化营商环境制度化和法制化建设、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等方面。

力促改革破局之举显成效

改革“一子落”，发展“满盘活”。专家指出，我国优化营商环境不断跑出加速度，更多采取改革的办法破解企业生产经营中的堵点痛点，这些改革破局之举有望更大激发市场活力，稳住经济基本盘、构建新发展格局。

中国企业联合会研究部研究员刘兴国表示，当前稳住国内经济基本盘，亟须进一步深化改革，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着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减少对企业市场准入和正常经营活动的干预与限制，提升创新创业和持续发展的便利性，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从而提振广大市场主体投资创业的积极性与信心，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为经济发展注入更大动力。

在刘兴国看来，下一步改革的关键在于厘清政府监管与市场发挥作用的边界，减少对企业的干预，让企业平等使用各类生产要素，便利实施经营行为。“优化营商环境没有终点，我国继续加码改善营商环境，意味着要对标国际一流营商标准，不仅是为企业松绑减负，激活市场活力，更在于推进治理效能提升，加快形成成熟定型的制度。”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向东表示。

刘向东还指出，我国在推进“放管服”改革和商事制度改革方面已探索更加便利化的做法，包括利用互联网推动政务便利化，推进证照分离制度改革，简化审批程序等。未来的“放管服”改革不仅要做好“放”和“管”的有效平衡结合，更重要的是在服务上下功夫，真正做好企业的“店小二”。同时，商事制度改革将加快推进企业开办注册和经营的便利化，按照国际营商环境标准稳步实施。 来源：经济参考报2020.9.14.

6.中央统战部负责人就《关于加强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意见》答记者问

新华社北京9月15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近日，《意见》对外公开发布，中央统战部负责人就有关情况回答了记者提问。

问：《意见》是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出台的第一份关于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文件。请您介绍一下文件制定出台的背景和主要考虑。

答：出台这个《意见》，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背景和考虑。

一是系统总结改革开放40多年来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基本经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鼓励、支持、引导民营经济发展的同时，不断探索推进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比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民营经济发展的根本保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激发企业家精神是民营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坚持鼓励支持和教育引导两手抓是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和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的基本方式等。这些经验无论对于过去还是现在都具有指导意义，必须全面深刻总结，以便更好地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

二是贯彻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民营经济统战工作高度重视，作出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等新论断，提出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注重对年轻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教育培养等新课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把促进“两个健康”作为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的一项重大任务，并提出一系列新要求。以上这些，对做好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既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指导，也提出了更高的实践要求，需要通过制定出台专门文件，指导推动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发展。

三是积极应对国际国内形势深刻变化带来的新任务新要求。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民营经济统战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我们即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迫切需要通过加强民营经济统战工作，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充分凝聚广大民营经济人士的智慧和力量，引导民营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另一方面，在国际格局的深刻调整变动中，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总体稳中向好，但是各种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和风险挑战也显著增多，民营经济人士面临企业转型升级和事业接力传承双重叠加的压力。如何把排忧解难和解疑释惑的工作做细做深做实，引导民营经济人士坚定发展信心，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成为重要的现实课题。所有这些，都迫切要求从全党层面重视抓好民营经济统战工作，对促进“两个健康”作出系统的谋划部署。

问：《意见》在理论创新方面取得了哪些重要成果？

答：在多年实践探索和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意见》提出了一系列思想理论上的重大创新成果，主要有五个方面。一是首次作出“两个始终是”的新论断，即民营经济始终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经济基础，民营经济人士始终是我们党长期执政必须团结和依靠的重要力量，进一步明确了民营经济和民营经济人士在我们党治国理政和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作用。二是首次提出要充分认识民营经济存在和发展的长期性、必然性，表明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不是权宜之计，而要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全过程，对于帮助民营企业家坚定“四个自信”、树立长远预期具有重要意义。三是首次明确加强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是实现党对民营经济领导的重要方式，一方面表明民营经济是在党的领导下发展起来，任何时候都要坚定不移地听党话、跟党走，另一方面表明我们党领导民营经济，必须着眼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遵循民营经济发展规律，更加注重寓领导于沟通协商、服务支持之中。四是首次把加强民营经济统战工作作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内容，要求切实发挥统一战线的优势，推动协调所有制关系、收入分配关系、政府和市场关系，有效激发民营经济人士在参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事务治理中的积极性、主动性，从而更好地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五是首次把“信任”纳入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并摆在首位，形成了“信任、团结、服务、引导、教育”的十字方针。全面贯彻好这个方针，有利于更好地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自己人”的重要论断，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关系，增进政企互动互信，推动形成鼓励支持民营经济人士干事创业和民营企业创新发展的良好氛围，把广大民营经济人士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

问：《意见》对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进行了整体部署，提出了哪些方面的重要任务？

答：《意见》明确了五个方面的重要任务。一是加强民营经济人士思想政治建设。这是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首要课题，要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深化理想信念教育，加强政治引导和价值观引领。二是建设高素质民营经济代表人士队伍。这是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关键环节，要健全选人机制，优化队伍结构，加强教育培养，规范政治安排，加大年轻一代培养力度。三是支持和服务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这是衡量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准，要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同时推动民营企业践行新发展理念，鼓励他们参与国家重大战略，支持他们投身全面深化改革。四是建立健全政企沟通协商制度。这是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的关键之举，要规范沟通协商内容，创新沟通协商形式，加强对商会和民营企业的联系服务，完善民营企业诉求反映和权益维护机制。五是切实发挥工商联和商会作用。这是加强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基础性工程，要深入推进工商联改革和建设，培育和发展中国特色商会组织，推动统战工作向商会组织有效覆盖，加强对民营企业家相关组织的规范引导。

问：《意见》围绕落实各项重点任务，提出了哪些新的工作要求、政策措施和制度安排？

答：《意见》在总结多年实践、把握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明确了一系列需要持续深入抓好的重点工作，同时也从工作布局和政策、制度层面作出了许多新的安排，有利于进一步开创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新局面。一是在价值观建设层面，提出要引导民营经济人士树立正确的国家观、法治观、事业观、财富观。二是在代表人士选拔培养方面，提出要发挥人才主管部门、统战部门、行业主管部门在人才发现中的渠道作用，选拔代表人士要适当向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等领域倾斜，积极稳妥做好在民营经济代表人士优秀分子中发展党员工作，稳妥做好推荐优秀民营企业家作为各级人大、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人选工作，建立民营经济代表人士履职考核制度和退出机制，实施年轻一代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促进计划。三是在创新服务方式方面，提出要推动民营企业加强与世界一流企业和优秀国有企业的交流合作，加强民营经济统计和监测分析，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出台关于行业协会商会发展的地方性法规或政府规章。四是在促进政企沟通方面，提出要建立民营经济代表人士专题调研制度，制定政商交往正面和负面清单。民营经济占比较大的地方，党委和政府召开经济工作会议和涉及民营经济发展的会议，人大制定修改地方性法规，可邀请民营企业和行业协会商会代表参加。五是在维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方面，提出要充分发挥工商联和商会的优势作用，积极参与营商环境评价，主动配合有关部门开展依法甄别纠正侵害民营企业产权错案冤案、防范和处置拖欠民营企业账款等工作。六是在加强党对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领导方面，强调要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形成各方面既明确分工又高效协同的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格局，不断提升全党做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能力和水平。

问：下一步如何深入推进《意见》精神的贯彻落实？

答：《意见》出台后，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就贯彻落实工作及时作出了部署。下一步，将进一步推动《意见》精神的学习、宣传和贯彻，加强部门协作和上下联动，加强对各地区各部门贯彻落实工作的调研指导，总结推广典型做法和经验，研究解决存在的困难问题，确保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落实落细。 来源：新华网2020.9.16.

7.进一步高水平推动金融业开放

金融业开放是我国对外开放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既是金融业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在国务院刚刚批复的《深化北京市新一轮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建设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工作方案》中，总共120多项政策，涉及金融服务有29项，占比近四分之一，金融业成为扩大开放的重中之重。

金融业开放通过引入金融机构、业务、产品，增加金融有效供给，有利于统筹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更好地满足实体经济差异化、个性化的金融服务需求。

近年来，我国金融业开放取得突破性进展。

在对外金融机构准入方面取消了相关条件限制，包括取消了对银行、证券、期货和基金管理等领域的外资持股限制，降低了资产规模、经营年限等股东资质方面的限制，同时在企业征信、信用评级、支付清算等领域给予外资国民待遇，积极推动会计、税收和交易制度的国际接轨。

在今年发布的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之中，金融业准入的负面清单已经正式清零，更多的外资和外资机构正在有序地进入我国金融市场，呈现百花齐放的新格局。新冠肺炎疫情没有让金融业开放受阻，以首都金融业发展为例，万事网联、橡树资本、高盛控股合资证券公司、中信保诚资产管理公司等外资机构都是今年落地北京，春华资本、东方汇里、桥水基金等机构也是今年获批参与北京市QDLP试点。

在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国际局势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体，明确服务业新一轮扩大开放新举措，尤其是在金融业上不断“加码”，表明了我国对外开放的决心。

尽管我国在推动金融业对外开放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当前国内外环境复杂多变，外资诉求也不断增加，我国金融业开放程度与实现自身发展需要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新形势下加快推进金融业对外开放，要以开放促改革，以市场化改革促更大的开放，形成金融业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促进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发展。

下一阶段，金融业要持续完善对外开放产品体系，进一步完善对冲工具、衍生品和其他金融产品，使各类投资者能够有效对冲和管理风险。进一步推进金融业制度型对外开放，建立健全制度规则，不断完善会计、税收等配套制度，实现制度性、系统性开放。进一步完善与开放相适应的金融风险防控体系，及时防范和化解跨境资本市场风险，严厉打击财务造假行为，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治理，共同维护各国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进一步完善和深化境内外市场互联互通机制，提升国际资金的投资便利性，增强国际投资者对中国资本市场的投资意愿和信心，畅通国际国内两个市场要素资源自由有序流动。

信息来源：经济参考报2020.9.16.

8.商务部等部门联合发布《2019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9月16日，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2019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以下简称《公报》），正式公布201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

《公报》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概况、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特点、中国对主要经济体的投资、对外直接投资者构成、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地区和行业分布、综合统计数据等六部分，介绍201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情况。

《公报》显示，201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一是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蝉联全球第二，存量保持全球第三。201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1369.1亿美元，同比下降4.3%，流量规模仅次于日本（2266.5亿美元）。2019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2.2万亿美元，次于美国（7.7万亿美元）和荷兰（2.6万亿美元）。中国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中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流量占全球比重连续4年超过一成，2019年占10.4%；存量占6.4%，与上年持平。从双向投资情况看，201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低于吸引外资3.1%。

二是投资覆盖全球188个国家和地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稳步增长。截至2019年底，中国超2.75万家境内投资者在全球188个国家(地区)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4.4万家，全球80%以上国家(地区)都有中国的投资，年末境外企业资产总额7.2万亿美元。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境外企业超过1万家，2019年当年实现直接投资186.9亿美元，同比增长4.5%，占同期流量的13.7%；年末存量1794.7亿美元，占存量总额的8.2%。2013至2019年中国对沿线国家累计直接投资1173.1亿美元。

三是投资领域多元，八成存量集中在服务业。201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涵盖国民经济的18个行业大类，超七成投资流向租赁和商务服务、制造、金融、批发和零售业四大行业。2019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八成集中在服务业，主要分布在租赁和商务服务、批发和零售、金融、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房地产、交通运输/仓储等领域。

四是中央企业和单位对外直接投资较快增长，地方企业存量占比超四成。2019年，中央企业和单位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272.1亿美元，同比增长18%；地方企业897.4亿美元，同比下降8.7%，占全国非金融类流量的76.7%，较上年下降4.3个百分点。广东、上海、山东位列2019年地方对外直接投资前三甲。2019年末，地方企业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存量达到7855.5亿美元,占全国非金融类存量的40.4%。

五是对东道国税收和就业贡献显著，对外投资双赢效果凸显。2019年境外企业向投资所在国缴纳的各种税金总额达560亿美元，雇用外方员工226.6万人，占境外企业员工总数的60.5%。对外投资带动出口1167亿美元，占中国货物出口总值的4.7%，实现销售收入25120亿美元，同比增长4%。2019年中国境外企业的经营情况良好，超七成企业盈利或持平。

信息来源：商务部网站2020.9.16.

9.尼日利亚禁止央行向粮食和化肥进口提供外汇

据尼日利亚《抨击报》9月11日报道，尼日利亚总统布哈里9月10日（星期四）在总统府举行的国家食品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做出指示，禁止央行向粮食和化肥进口提供外汇。

尼日利亚制造商协会表示，此举可能加剧通货膨胀，导致粮食危机。

自2015年以来，尼日利亚共对44种进口商品实行外汇管制。

信息来源：商务部网站2020.9.14.

10.印度宣布禁止出口所有品种的洋葱

中新网加德满都9月15日电新德里消息：印度对外贸易总局(DGFT)14日晚间发布消息称，即日起禁止出口所有品种的洋葱。

当地媒体报道说，今年雨季的降水及洪灾严重影响了马哈拉施特拉邦等地区的洋葱产量，对外贸易总局此举是为了增加国内市场供应以平抑近段时间暴涨的价格。

洋葱是南亚及周边一些国家民众日常饮食中所不可或缺的一种食材。孟加拉国、马来西亚、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斯里兰卡是印度洋葱最大的几个进口国。

据统计，今年4至6月，印度洋葱出口额达到了1.98亿美元。在2019—2020财年(2019年4月至2020年3月)，印度洋葱出口额为4.4亿美元。

2019年9月底，印度也曾以同样的理由宣布禁止出口洋葱，导致尼泊尔、孟加拉国市场上洋葱价格暴涨。

信息来源：中国新闻网

11.乌克兰决定无措施终止苛性钠全球保障措施调查

来源： 商务部贸易救济调查局2020.9.10.

9月5日，乌克兰跨部门国际贸易委员会发布公告称，在分析乌克兰经济发展与贸易农业部提交的调查结果报告，以及申请人提交的关于经济活动基本情况变化的材料和无措施结案的要求后，决定无措施终止苛性钠全球保障措施调查。本案于2020年2月11日立案，涉案产品乌海关税号为2815 12 00 90。

12.印度加强进口原产地调查

文章来源： 韩联社2020.9.16.

2020年9月10日，据韩国贸易投资振兴公社透露，印度政府继今年4月修改《关税法》后，又于8月修改了《贸易协定的原产地管理规定》，增加了证明进口商品原产地、提供必要的附加文件等条款。如印度海关认为已有文件不能证明原产地，可要求进口方提供追加信息。如原产地文件证明力不足或未在规定期限内提交，印海关可对该进口方的进口产品进行全面调查等追加验证措施或终止特惠待遇。新规定将于本月21日开始实行。

印度新规加重了韩国等出口企业的负担。据悉，该措施出台的背景是，在印度对外贸易赤字不断加剧的情况下，阻止过多的中国商品通过FTA迂回进入印度。目前，印度药品原料的70%、空调主要零部件都自华进口，对华贸易逆差规模最大。

此外，印度商务部长还公开对外宣称将提高进口汽车零部件关税，引发韩企担忧。据悉，去年韩国产汽车配件对印度出口额为11.4亿美元，排在中国之后，位居第二。

来源：韩联社

转载自WTO咨询网

13.美国拟对肉禽蛋类产品实施预先标签批准体系

2020-09-16 17:48  文章来源： 海关总署

2020年9月14日，美国联邦公报消息，美国食品安全检验局（FSIS）发布2020-17340号规则，为了防止将掺假或贴错标签的产品流入市场，拟修改检验法规，实施预先批准计划，以扩大FSIS在一般情况下批准肉类、禽类和蛋类产品标签的条件，没有获得批准的标签的食品可能不允许出售。同时还提议停止评估提交给FSIS审核的通用批准标签。

意见反馈期截至2020年11月13日。

14.亚行：亚太地区现已成为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最大贡献者

亚洲开发银行（亚行）9月10日发布最新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年度统计报告，称亚太地区现已成为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最大贡献者，贡献率从2000年的26.3%跃升至2019年的34.9%。

这份名为《2020年亚太地区关键指标》的报告提供了2000—2019年间亚行49个亚太地区成员的经济、金融、社会、环境指标等综合统计数据，其中包括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数据。

报告指出，亚太地区在全球投资和贸易中的影响力日益扩大。2019年，亚太地区经济体获得的投资占全球直接投资总额三分之一以上，同时该地区的全球出口份额也从2000年28.4%增加到2019年36.5%。

报告称，2019年，该地区超过一半的经济体GDP增长率达到4%以上。然而，随着新冠疫情暴发，该地区采取的防疫措施导致企业业务和人们活动整体锐减，进而导致失业率上升、收入下降，这些因素都威胁该地区经济增长。

信息来源：经济参考报2020.9.14.

15.巴西出台新《国家知识产权战略》

来源：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网2020.9.11. 

2020年8月10日，巴西《国家知识产权战略》（ENPI）草案在《巴西官方公报》上发布，以征求公众的意见和建议，为期20天（现已延长）。该草案是由不同公共管理部门组成的工作组编写的，经济部主管的知识产权部际小组（GIPI）负责各部门之间的协调工作。

ENPI的目标是为建立平衡而有效的国家知识产权制度（SNPI）提出依据，该制度将广泛用于培养创造力、促进创新投资和知识获取，以提高巴西的竞争力并推动社会经济发展。ENPI分为7个部分：（1）促进竞争力和发展的知识产权；（2）知识产权的传播、教育和培训；（3）组织管理和制度建设；（4）法律制度的现代化；（5）法律的遵守和保障；（6）智能化和未来展望；（7）巴西与全球知识产权体系的融合。

如上所述，公众可于2020年9月13日（延长后的期限）前自愿提交对草案的意见和建议。具体而言，任何评论或建议均应以电子方式提交，并使用ENPI的通用术语表。此外，评论和建议应基于ENPI的7个部分中的每个部分提出。

该草案提出了未来将要实施的几项计划，并遵循了总体指导原则，即知识产权是促进创新和吸引投资的通用工具。此外，该草案还建议建立新的知识产权监管标准，使巴西为实现4.0经济做好准备，从而帮助巴西企业完成数字化转型。

该草案提出的几项重要计划包括：

在“组织管理和制度建设”部分（第3部分），草案建议在卫生部内制定知识产权政策。此类政策将有助于帮助利益相关者和公共管理实体建立紧密联结并且具有持续性的（短期、中期或长期）战略行动计划。

在“法律制度的现代化”部分（第4部分），草案提出了几项可能会影响制药领域的建议。例如，有一项提议支持采取措施以调整对巴西卫生系统（SUS）具有战略意义的药物所授予的专利。具体而言，该建议内容包括：（1）根据第10742/2003号法律，基于专利剩余期限对最低药品价格进行修改；（2）审查药品市场监管局（CMED）第02/2004号决议，在允许第一个仿制药商业化之前建立专利评估程序；（3）审查与国家药品政策相关的第2/GM/MS/2017号条例第3章的附件XXVII部分。

其次，该部分还提议在GIPI内成立一个技术小组，对影响公共卫生部门的公共卫生和创新政策的知识产权法律“标准”进行评估并提出（最终）修改建议。这些修改将针对：（1）第9.279/96号法律第40条的唯一条款，该条款规定，专利有效期至少为授予之日起10年；（2）第9.279/96第229C条，该条规定了巴西国家卫生监督局（ANVISA）拥有事先同意授予药品和方法专利的权利；（3）为获得药品销售许可而提交给ANVISA的测试数据的保护；（4）对医疗用途的重新调整或重新定位（第二医疗用途专利）进行评估。

“巴西与全球知识产权体系的融合”（第7部分）旨在提高巴西对国际知识产权活动的参与度，增强巴西企业在国外的表现，并改善有利于吸引外国投资的本土商业环境。本节还为推动巴西加入全球专利审查高速公路（GPPH）试点计划奠定基础。因此，本节旨在评估和促进巴西参与国际协议，例如：《关于工业品外观设计国际注册的海牙协定日内瓦文本》《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1991年文本）》《专利法条约》《国际承认用于专利程序的微生物保藏布达佩斯条约》《商标法新加坡条约》《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北京视听表演条约》以及《原产地名称和地理标志里斯本协定》。

在2020年9月13日收到公众的意见和建议后，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将会进行最终确定并进入实施阶段，实施期限为10年。具体来说，该战略的执行将分为多个为期2年的独立行动计划，这将与巴西政府未来在知识产权领域的行动保持一致。GIPI将负责ENPI的管理和实施。

翻译：王丹　校对：罗先群

16.土耳其专利商标局举行工业产权基础信息网络研讨会

来源：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网2020.9.14.

近期，来自土耳其专利商标局（TPTO）新成立的信息和文档部门的代表举行了一场“工业产权基础信息网络研讨会”。

TPTO的局长哈比布．阿桑（Habip Asan）在此次网络研讨会的开幕式上发表了讲话。阿桑表示，目前TPTO已经在土耳其的所有省份中建立了180个信息和文档部门。据悉，这些部门分别设立在大学（111个）、工商协会（44个）、研发机构（23个）、技术开发区（1个）以及基金会（1个）中。

阿桑表示，TPTO按照工商协会、研发机构、大学、技术转让办公室以及科技园区的书面请求设立了上述信息和文档部门。

阿桑讲道：“为了在土耳其境内进一步向公众开放各类信息和文件并传播相关的知识，TPTO希望通过设立此类部门并下放权力来直接提供与知识产权有关的服务。”

TPTO设立在阿菲永卡拉希萨尔省卫生科技大学技术转让办公室、阿克萨赖大学、西部黑海开发署卡拉比克投资支持办公室、西部黑海开发署宗古尔达克投资支持办公室、拜伯特大学、贝兹米亚莱姆．瓦基弗大学技术转让办公室、法提赫．苏丹．穆罕默德．瓦基弗大学、哈克．贝克塔斯．韦利大学、伊兹密尔．巴克尔恰伊大学以及马尔马拉大学的信息和文档部门员工参加了第一阶段的基础信息培训，并认真学习了有关“专利、实用新型、商标、外观设计和地理标志”的概念以及相关的注册流程。

翻译：刘鹏　校对：李艳秋

17.民企如何把握双循环机遇

来源：《国际商报》2020.9.17.贸易投资版  记者 汤 莉

“我国民营企业在自主创新能力、资源利用效率、信息化程度、内部治理结构、质量品牌效益等方面，与国际先进企业相比还有明显差距，‘大而不强’的问题依然突出。”在全国工商联于9月10日主办的2020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峰会上，与会的政商学界人士呼吁，当前的一系列风险挑战给民营企业带来了较大压力，要通过持续打造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千方百计帮助民营经济解决发展中的堵点、痛点，为民营企业改革发展保驾护航。

“让民营企业创造活力充分迸发是打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着力点。”国家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王铁汉表示，调动民营企业投资和创新积极性，充分激发民营企业的创新活力，是实现供给侧与需求侧有效衔接、动态匹配的关键。

在各方创建良好营商环境的同时，广大民营企业家也要深刻把握新发展阶段的新格局、新机遇，增强发展信心，向改革要动力、向市场要活力。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工商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徐乐江指出，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是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的重要途径，是重塑中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但新发展格局绝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是要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

当前，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危中有机、危可转机。疫情在带来冲击的同时，也催生了许多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倒逼企业主动转型升级。徐乐江呼吁企业家抓住新发展阶段的新机遇，发挥民营企业体制机制灵活优势，努力攻坚新技术、发展新业态、研发新产品。同时，要积极扩展国际视野，让企业发展更有竞争力。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广大民营企业通过“走出去”展示了中国制造、中国品牌，在享受经济全球化红利的同时，实现了企业的国际化发展。企业家要在有效把握国内市场的同时，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际竞争和全球资源配置，在重大规划、重大项目、重大工程、重大活动中贡献力量、发现机会，积极拓展新的发展空间，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18.美国需要从争端解决机制开始即刻对 WTO 进行改革

2020-09-14 15:10  文章来源： 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

2020 年 7 月 29 日，美国 政府重要智囊 团“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专家 Jennifer A. Hillman 向美国国会参议院金融委员会提交的报告中表示，现行的 WTO 规则已无法适应全球面临的挑战，需要即刻对 WTO 进行改革而非抛弃 WTO，而改革的当务之急是争端解决机制，只有解决好争端解决机制问题，才能进一步推动其他方面的改革，美国需要在这方面展现出领导力。以下是报告的主要内容，供参考。

WTO 及其所代表的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体系正深陷困境。美国极力阻挠 WTO 上诉机构成员的任命，到 2020 年 12 月，上诉机构将因不满法定人数而“寿终正寝”，无法对争端案件进行裁决，这为 WTO 成员规避履行承诺打开了方便之门。尽管各方呼吁迅速采取行动，但 WTO 还是未能就限制渔业补贴以及制定电子商务和数字贸易规则问题达成一致。此外， WTO 也无力解决中国的不公平贸易做法，包括窃取知识产权、强制性技术转让、大量使用补贴、国有企业等。另外还有 WTO 本身的运行问题。

原本上述这些问题准备在一年两次的WTO 部长级会议上研究解决，最近的一次原本计划于 2020 年 6 月在哈萨克斯坦举办，但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会议被无限期延后。2020 年 5 月14 日，WTO 总干事阿泽维多宣布将于今年 8 月提前卸任，使得 WTO 不得不面临快速遴选新任总干事的严峻任务。正如 WTO 总干事候选人恩戈齐 • 奥孔乔• 伊韦阿拉（Ngozi Okonjo-Iweala）指出，“许多人将 WTO 视为一个无能的警察和一本过时的手册，无法适应 21 世纪全球经济面临的挑战。”

如今美国以及全世界都需要对 WTO 进行改革。随着疫情肆虐全球经济，给全球供应链带来极大的压力，各国希望 WTO 能够站出来，展现出应有的作为。疫情给全球造成的不确定性，需要靠 WTO 这个多边贸易体系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加以应对。

一、WTO 改革需要修复 WTO 三大职能之间的平衡，从争端解决机制开始

WTO 有三大职能：一是谈判职能，164 个 WTO 成员可以在这里制定新的贸易规则，达成贸易自由化协定；二是行政职能，WTO 可以作为一个中央信息交换所（关税减让表、服务承诺、非关税措施、补贴通知等）； 三是争端解决职能，就各成员是否履行承诺进行裁决。上述三大职能使得WTO 成为了一个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各成员不断降低货物和服务贸易壁垒，特别是争端解决职能促使各成员遵守规则、履行承诺。过去 70 年来，这套全球多边贸易体系极大地促进了全球经济增长，改善了数十亿人民的生活质量。自 WTO 的前身“关贸总协定”（GATT）以来的八回合的贸易谈判使全球贸易增长了40 倍，从1948 年的 580 亿美元到如今的20 万亿美元。此外，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还促进了和平和稳定，因为贸易伙伴更喜欢通过谈判而非武装冲突解决分歧。

但是这套多边贸易体系如今却陷入了失衡的状态，谈判职能几乎丧失， 自 1995 年 WTO 成立以来只达成过《贸易便利化协定》。行政职能也因WTO 成员没有及时履行通知义务而受到极大制约。争端解决职能似乎十分强劲——迄今为止提出过近 600 起磋商请求，世界各国通常也希望通过 WTO 这个多边场合而非双边或区域场合解决争议。但是原本争端解决职能的这一优势似乎进一步助长了多边贸易体系的失衡。正如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指出，“WTO 正失去谈判这一核心职能，不断成为一个以诉讼为中心的组织。WTO 成员认为它们可以通过诉讼而非谈判的方式获得对方成员的让步。”

关于 WTO 需要改革的文章已经汗牛充栋。本文认为 WTO 改革需要从让争端解决机制回归正轨开始。原因在于，缺乏具有约束力的争端解决机制意味着：（1）如果 WTO 成员认为，其他成员就此不愿履行承诺，那么也就不愿做出新的承诺，包括对 WTO 其他方面进行改革；（2）WTO 成员不愿认真履行现有义务，因为它们认为没有严格的执法机制；（3）美国及其他志同道合的成员将无法通过多边的方式对中国施加影响，包括对中国进行结构性和系统性改变；（4）保护主义将更加泛滥；（5）欧盟关于数字贸易的问题（如数据隐私、数字服务税、跨境数据流动、大型高科技企业的竞争纪律等）将更加难以解决；以及（6）对 WTO 的功能性将产生负面影响，更难推动更广范围的改革。

二、美国从 WTO 及争端解决机制中得大于失

1995 年 WTO 成立之初，美国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希望能够建立一套具有约束力的争端解决机制，代替之前 GATT 中的做法（非常容易被规避）。在判定某个成员是否违反 WTO 规则时有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临时成立的专家组评估事实和所适用的 WTO 规则，以此判定是否违反 WTO 规则。第二个步骤是，WTO 成员可以要求上诉机构对专家组的裁决进行复议，上诉机构有权维持或推翻专家组的结论。上诉机构由 7 名成员组成，每起上诉案件需要派出至少 3 名上诉机构成员。上诉机构成员任期最多 2 届，每届 4 年。上诉机构成员是兼职的，由上诉机构秘书处的全职律师（这些全职律师的权力越来越大）辅助开展工作。

美国起初是上诉机构最有力的支持者。由于 WTO 规定，专家组报告几乎是自动通过的，因此对于那些美国认为错误的专家组裁决结果，在其成为具有约束力的义务之前，美国都极力尝试推翻专家组的裁决结果。

WTO 争端解决机制起初取得了成功。越来越多的 WTO 成员开始利用争端解决机制。各成员遵守裁决的结果（虽然并不完美）被视为一种良好的表现。对于美国而言，美国在争端解决机制中提起的诉讼远超其他成员， 占总数的 91%。但是，原本认为上诉案件不多的想法是错误的。近 70% 的专家组报告被提起上诉，并且每起上诉案又引申出许多其他案件来，不少案件远超狭义的法律范畴。

10 年前，美国开始对争端解决机制的程序性和实 质性问题表示担忧。

2020 年 2 月，特朗普政府发布了一份报告，详细列出了美国的担忧。但是该报告明显存在两个漏洞。第一，该报告忽略了美国 100 多起胜诉案，这些胜诉案为美国的出口创造了更多的市场准入；第二，对于报告中提出的担忧，美国并没有提出什么 实质性的解决方案。

美国可以说是WTO 争端解决机制中的赢家，这点在评估美国如何改革上诉机构时必须牢记在心。美国至少有 44 起胜诉的争端案件促进了出口的大幅增长。

三、美国应该改革而非摧毁上诉机构

自 2017 年 5 月美国开始阻碍上诉机构新成员的任命时，美国的贸易伙伴提出这样的疑问：美国的目标到底是要改革上诉机构，还是摧毁上诉机构？莱特希泽在 6 月 17 日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对于特朗普政府而言，目标是要消灭上诉机构。本文并不认为这符合美国的利益， 并且这一决定也不是美国贸易代表就能做出的，特别是美国国会已清晰地表达出支持改革上诉机构的意愿。

首先，本文认为，美国的胜诉案远超败诉案，并且美国对于上诉机构的种种担忧是可以解决的。这个观点得到美国商业界和农业界人士以及美国贸易伙伴的广泛认同。

第二，美国仅仅表示担忧，但又不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使得美国之前的努力（瘫痪上诉机构）前功尽弃。美国现在已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新西兰大使、常驻 WTO 代表大卫• 沃克（David Walker）曾提出解决美国担忧的办法。许多外部组织，包括“渥太华组织”（由加拿大及 12 个其他WTO 成员组成）定期会晤协商改革上诉机构的方法。但迄今为止，美国方面并没有表明愿意接受什么样的改革。美国拒绝加入谈判，会给美国贴上污名化的标签，暗示美国不仅要摧毁上诉机构，甚至要摧毁整个 WTO。此外，美国对于上诉机构改革的不妥协，使得美国在其他方面的主张（如为“发展中成员”设定特定的标准、补贴、通知义务等）也成为泡影。

第三，摧毁上诉机构意味着，美国更倾向于通过权力和报复手段解决问题，而非通过基于规则的贸易体系。本文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美国总以为可以通过征收单边关税的方法解决问题，并且其他 WTO 成员不会采取相应的报复措施。但结果往往却事与愿违。事实上，不少 WTO 成员都对美国的单边关税采取报复措施，中国甚至对美国的 301 关税采取了以牙还牙的关税措施 . 最近，中国“借鉴”了美国的做法，在对美国正丙醇出口产品计算反倾销税时采用了非市场经济的方法，因为中国认为美国对能源和石油化工品做出了大量的补贴。如果美国想要阻止那些对其不利的专家组裁决结果，那么其他成员也会在美国胜诉案中竞相效仿。

最后，美国不参与上诉机构改革的辩论等于放弃美国在其他方面的领导力。事实上，世界上其他国家早已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情况下推动 WTO 争端解决改革。以欧盟为首的 22 个成员同意在上诉时使用一套仲裁程序， 这套仲裁程序被称之为“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MPIA），它承认“一套运作良好的争端解决机制对于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并且“其最本质的特征是独立、公正的上诉程序”。很有可能一套新的处理上诉案件的方法将会从 MPIA 中产生，而美国却置身事外，无法对这套机制的形成产生任何影响。在 WTO 改革的其他领域，美国无意推动上诉机构改革并且美国将像对待上诉机构改革一样对待其他领域的改革的观念将根植于其他 WTO 成员的心中，使得其他 WTO 成员，特别是中国， 展现出原本属于美国的领导力。美国领导力的丧失对于美国来说是十分有害的，使得美国无法在其他领域（如电子商务、渔业补贴、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等）达成新的协定。

四、如果我们即刻采取行动，可以解决上诉机构存在的种种问题

美国不愿参与上诉机构改革使许多成员感到受挫，因为这些问题是可

以得到解决的。提高上诉机构效率、回应美国担忧的解决方法包括采用“沃克原则”、建立一个新的监督委员会以及对上诉机构秘书处全职雇员设定任职期限。

第一，采用经适当调整过的“沃克原则”。新西兰大使、常驻 WTO 代表大卫• 沃克曾寻求改进上诉机构运作的切实可行的方法。2019 年 11 月28 日，为消除美国的担忧，沃克提出了几条特定的原则，被称为“沃克原则”，包括上诉机构必须在 90 天内作出裁决，上诉机构成员在第二届任期届满后迅速离任，就事论事，尊重反倾销调查中的审查标准，仅处理 WTO 成员提出的问题，处理纠纷时不要超过解决争端所必要的程度，在翻阅过去上诉机构或专家组报告时仅参考与本案相关的内容，并且不把过去的裁决结果作为判断本案的先例，确保裁决结果不给 WTO 成员增加新的义务或剥夺WTO 成员的权利。可以说，“沃克原则”提高了上诉机构的效率，回应了美国的关切。WTO 成员应该无保留地采用“沃克原则”，并且一致认同上诉机构仅得到有限的授权，严格按照 WTO 规则解决上诉案中的法律问题。

第二，建立一个监督委员会，确保切实遵守“沃克原则”。监督委员会成员应由 WTO 各大理事会（总理事会、货物贸易理事会、服务贸易理事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理事会、争端解决机构等）主席组成，另外争端解决机构主席还应任命 4 名独立的贸易法专家，确保专业知识的广泛性和代表性。监督委员会唯一的职责就是评估上诉机构是否遵守了“沃克原则”，包括解答美国针对“沃克原则”提出的初步疑问。

第三，限制上诉机构秘书处全职雇员的任职期限为 8 年。美国对上诉机构担忧的根源不仅在于上诉机构成员本身，还在于上诉机构秘书处，特别是为上诉机构服务的全职律师雇员这一整体。一直以来，上诉机构秘书处全职雇员在处理种种争端案中积累的经验和专业知识远超上诉机构 7 名兼职成员。上诉机构秘书处全职雇员可以说是倾其所有精力于各类争端案件。因此，如果能把上诉机构秘书处全职雇员在 WTO 各部门之间流动起来，接受不同岗位的锻炼，或许能给争端案件裁决时带来不一样的观点， 不把过去的裁决结果作为当下案件的判决先例，更好地平衡上诉机构成员与上诉机构秘书处全职雇员之间的权力。如果岗位流动还不够，那么还可以给上诉机构成员配备一名雇员，确保上诉机构成员的裁决结果体现其个人的观点，而非上诉机构秘书处整体的观点。

五、上诉机构改革可以为 WTO 其他领域的改革蓄势

虽然美国拒绝参与上诉机构改革谈判，但是美国负责牵头其他两方面的改革：（1）各成员自我宣称是“发展中成员”，以此享受“特殊和差别待遇”；（2）各成员没有及时履行通知义务（如改变贸易体制或补贴水平）。此外，美国还致力于推动限制渔业补贴和制定电子商务规则。如果美国没有表达出真心诚意推动改革的意愿或者 WTO 其他成员对达成新协定持怀疑态度，那么美国想要推动上述两方面改革并非易事。

因此对于美国而言最好的方式就是推动上诉机构改革，这既表达出了美国的真心诚意，又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改革后的上诉机构反过来可以进一步推动更大范围的 WTO 改革。例如，美国可以不再阻挠上诉机构成员的任命，而 WTO 其他成员可以接受定义“发展中成员”的标准，双方可以说是各取所需。但上述情形的前提条件就是美国首先需要真心诚意地推动上诉机构改革。

六、结论

考虑到全球经济遭到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保护主义更加泛滥，世界各国比起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有效的 WTO。此外，成功应对崛起中的中国也同样需要一个运转良好的 WTO。实现上述目标最好的方法就是解决争端解决机制中的遗留问题。为此，需要展现出美国的领导力，而不是将上诉机构拆得四分五裂。现在到了重建上诉机构的时候了。一个充满活力的争端解决机制是在更广范围内改革 WTO 的催化剂。

2020.9.17.转载自WTO咨询网

19.中国反击开始？商务部公布新裁决，9日起对美商品实施惩罚措施

2020-09-10 13:59  文章来源： 海峡要闻

自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美国就不断利用世贸组织的规则大棒对中国的许多产品进行了反倾销调查，现在美国遭到了严重的疫情形势，导致美国的经济社会出现了更为严重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自然想通过对中国发起贸易战的方式，来为美国挽回自己不利的局面，2018年，美国就通过这种办法对中国进行贸易战。想让中国对美国进行屈服，然而中国并没有被美国的这种嚣张气焰而吓倒，挫败了美国的阴谋，而现在中国也开始对美国的许多行动展开了回击。

商务部对美国回击

最近商务部宣称，从本月9日开始，将会对来自美国进口的正丙醇进行临时反补贴的惩罚措施。早在今年年初，中国就对美国的许多出口展开了调查，商务部就决定原产于美国的进口太阳能级多晶硅征收反补贴税。

面对这种情况，美国不是在认真总结反思自己在同中国贸易当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而是一味地指责中国商务部门对美国企业采取"制裁"行动，来让美国的企业遭到巨大"损失"，他们认为中国的这种做法"影响"了中美贸易关系往来。

美国是破坏国际贸易元凶

回顾中国和美国双边贸易历史，美国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以及在世界贸易组织当中的话语权，就对中国的许多纺织品等国际上受欢迎的商品，采取反倾销调查，想利用这种机会将中国的传统企业打垮，让美国的企业更好地在世界市场上占有更多的份额。美国国内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就采取给企业大量发补贴的形式，来提升美国商品在世界的竞争力，对世界许多国家贸易出口造成了严重的损失。而现在中国随着不断增强的实力，使之能够用更为强大的实力来应对美国的这种贸易倾销。中国有能力回击美国挑衅行为。

美国才是真正破坏世界贸易的罪魁祸首，特别是现在特朗普担任总统以后，更是盛行贸易保护政策，结果给世界贸易往来造成了严重的阻碍。美国的这种做法已经遭到了世界许多国家的强烈不满，就连美国的传统盟友欧盟国家也对美国的贸易保护政策表达了强烈的不满，欧洲国家也会联合起来采取积极的行动，切实维护他们国家的经济利益，这也是对美国的单边主义政策的响亮回击。

莫里森称不会“牺牲”价值观

僵持还在继续，原产自澳洲的大麦反倾销和反补贴关税落实，澳葡萄酒面临调查，牛肉企业频繁暴雷，不过澳大利亚政府似乎还没有认识到率先越过红线的是谁，并且丝毫没有悔改的意思。在5G问题上，澳大利亚继续贯彻美国意志。

此前澳洲维多利亚州政府同我国签署“一带一路”倡议，美国对该州点名批评，随后澳政府马上采取了行动，随后莫里森提交了《外交关系法》议案，要求澳大利亚地方政府在和外国签订协议前需要澳联邦政府的同意，澳联邦政府对不符合外交政策的有关协议具有否决权。这一新措施一方面是给美国一个交代，同时也是在对中国释放强硬信号。

澳政府的外交举措很坚定，就是全面跟随美国，从过去到现在澳大利亚一直是这样，但当前局势不同，澳政府的错误以及对中国的伤害需要付出代价。

现在有不少澳企对莫里森政府感到不满，几个月以来莫里森政府没有为两国关系恢复做出努力，若中澳关系持续恶化，会有更多的行业受到影响，政府行为所招致的代价最终是需要人民去买单的。

2020.9.17.转载自WTO咨询网

20.商务知识---知识产权民事保护是什么？

知识产权民事保护是指国家法律规定，公民、法人的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等知识产权和其他科技成果权受到剽窃、篡改、假冒等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偿损失。对于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知识产权权利人可以根据我国有关知识产权法和民法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民法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更为直接，具有维护权利状态或对权利人所受损害给予经济补偿之作用。对于知识产权的民事救济，权利人可以提起确认之诉、物权之诉与债权之诉，以维系其受到侵害的权利。但与一般财产所有权不同，知识产权所有人并不能援用请求恢复原状、返还原物之传统民事救济措施。在各国知识产权制度中，民事救济措施最重要的是请求停止侵害与请求赔偿损失。请求停止侵害是一种物权之诉。当知识产权受到损害时，权利人可以请求侵权人停止侵害，也可以请求法院责令侵权人停止侵害。请求赔偿损失，是一种"债权之诉"。当知识产权受到损害时，权利人可以请求侵权人支付一定数额的金钱予以赔偿。来源：360网

编辑：政策法规处（公平贸易处）2020.10.9.7: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