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全球贸易低迷不振 来年机遇挑战并存

2019-12-26 17:51  文章来源：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

「2019年国际贸易回顾与展望」全球贸易低迷不振 来年机遇挑战并存

2019年世界经济持续下行，贸易紧张局势加剧，下行压力和消极因素交织，全球贸易陷入疲软态势。在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贸易摩擦升级、英国脱欧不确定性凸显、非关税措施激增、大宗商品依赖度加重、数字经济发展不均衡、地缘政治局势紧张、气候危机迫近和世界贸易组织陷入改革纷争等复杂多变的形势下，国际贸易负重前行，但来年或将迎来曙光。

贸易增长显著放缓

世贸组织报告显示，与全球贸易现状和趋势密切相关的诸多指标在2019年均出现下降，显示全球贸易大幅放缓且增长乏力，各地区及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进出口均有所下降，全球贸易总体呈疲弱状态。

世贸组织最新货物贸易晴雨表读数为95.7，已连续4个季度低于趋势水平（100）。该读数全部6个分项指数即国际航空货运指数、汽车产销指数、农业原材料指数、出口订单指数、电子元件指数和集装箱港口吞吐量指数，均低于趋势水平，部分指数接近或超过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低水平。此外，全球出口订单指数亦低于趋势水平，降至2012年10月份以来最低水平。在服务贸易方面，全球服务贸易大多数分项指数均出现下跌，显示服务贸易面临强劲阻力并暂失增长动力。综合来看，货物贸易晴雨表读数整体下跌及全球贸易增长放缓，主因是贸易紧张局势加剧，但也反映了各国经济特有周期性、结构性因素及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转变。

联合国贸发会议报告显示，2019年全球贸易呈停滞态势。继2018年9.7%大幅增长，2019年全球商品贸易预计下降2.4%，至19万亿美元；服务贸易预计增长2.7%，至6万亿美元，较2018年7.7%的增幅大幅减速。大宗商品需求及价格在2019年初开始大幅下跌。自2018年迄今，全球海上运输失去增长动力，海运贸易量仅增长2.7%，远低于2017年的4.7%，港口集装箱运输量增长4.7%，同比下降两个百分点。简言之，2019年全球经贸各项指标均显示贸易增长放缓。

诸多因素拉低走势

全球贸易遭受重挫，主要是受到诸多因素困扰。

美国挑起贸易战拖累全球贸易。美国置多年来行之有效的多边贸易争端解决机制于不顾，动辄威胁或使用加征关税和贸易惩罚措施，人为制造并加剧贸易紧张局势，导致全球贸易大幅放缓。

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势头削弱多边贸易体制。美国退出或威胁退出一些国际条约和国际组织，或从中设置障碍，打击多边贸易；双边和区域贸易安排增多，客观上削弱了多边贸易体制的全球作用；美国阻挠启动世贸组织上诉机构成员遴选程序，严重破坏国际贸易争端解决规则和秩序。

英国脱欧给全球贸易“添乱”。英国脱欧的不确定性给全球贸易前景蒙上了阴影。由于无法按期完成欧盟框架内全部现有贸易优惠协议延期工作，以及随后的非关税措施、边境控制及与欧盟生产网络联系中断，未来一个时期英国出口及欧盟对英贸易将遭受重大打击，出口高度依赖英国市场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也会因此遭殃。

非关税措施数量激增损害全球贸易健康环境。影响国际贸易的非关税措施日益成为各国贸易政策的武器，落实这些复杂且不透明措施需耗费大量资源，导致进出口企业经营成本大涨，并加大了国家间物流难度。2019年全球非关税措施已激增至5万多个，影响90%的世界贸易，已成为全球贸易谈判的中心问题。

大宗商品依赖问题长期困扰全球贸易。2019年全球大宗商品依赖状况达到20年以来最严重程度，全球一半以上国家和三分之二发展中国家依赖大宗商品，包括大部分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问题最为严重。

气候危机殃及全球贸易。气候危机对大宗商品所涉各行业造成冲击并带来了巨大经济风险，尤其对依赖大宗商品的发展中国家构成生存威胁，其高度依赖对外贸易的行业极易受极端天气事件影响。海洋升温对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出口高度依赖的渔业构成重大风险。气候危机还对低纬度地区依赖农作物出口的发展中国家和依赖化石燃料出口的高收入国家造成了严重影响。

数字经济不平等现象加剧全球贸易失衡。数字经济和创意经济财富及创造力高度集中在少数国家的几个平台，其他地区尤其是非洲和拉美远远落后，数字鸿沟趋于扩大，全球跨境电子商务发展差距扩大且缺乏对发展中国家贸易援助战略。

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破坏地区贸易稳定。2019年，中东地区持续冲突、南美洲部分国家陷入政局动荡、非洲中东欧洲爆发难民危机、东亚日韩爆发政治经济摩擦等，均对地区贸易稳定造成影响。

负重前行或迎曙光

国际经贸金融组织普遍认为，明年全球贸易机遇与挑战并存。当前，全球经济仍面临由不当贸易政策诱发的下行风险。2019年10月份，世贸组织大幅下调了此前的贸易增长预测，预计2019年全球商品贸易额增长1.2%，远低于该机构之前的2.6%增长预期；预计2020年贸易增长2.7%，亦低于之前3%的预测。2019年世界贸易增幅在0.5%-1.6%之间，2020年增幅在1.7%-3.7%之间，增幅涨跌取决于贸易紧张局势能否缓解。

世贸组织经济学家指出，预测2020年世界贸易形势，须考虑贸易摩擦局势和宏观经济环境等因素，即中美贸易谈判进展、全球经济稳定状况、各大经济体财政及货币政策贸易效应、英国脱欧结局和世贸组织改革进程等。全球贸易的最大风险仍是贸易冲突及伴随而来的恶性循环，宏观经济下滑、金融波动和潜在地缘政治危机等亦是风险点；英国脱欧将对地区贸易尤其是对欧洲产生影响；发达国家货币宽松政策对贸易的提振作用及贸易顺差国家采取的针对性财政政策效应，或为贸易上行带来积极因素。

全球贸易也存在诸多正面积极因素。国际社会普遍支持自由贸易和多边贸易体制，为促进全球贸易树立了信心。中美贸易谈判达成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为全球贸易带来了利好预期。在国际社会努力下，世贸组织改革或迎来契机。电子商务、数字经济和创意经济机遇及巨大潜在收益或转变为全球贸易的重要增量。积极应对气候问题对贸易增长亦有正面效应，发展中国家可以以此为动力，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和出口多元化。非关税措施亦可服务于与可持续发展有关的公共政策目标，这方面的区域和多边合作现已开始，包括在区域贸易协定中对非关税措施予以协调、采用国际标准、利用非关税措施促进市场准入等。一些依赖大宗商品特别是依赖能源出口的发展中国家，在加快实现贸易多元化方面也已有成功实践。（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驻日内瓦记者 杨海泉）

2.谨慎评估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成果

2019-12-19 17:41  文章来源： FT中文网

李国刚  国际法协会国际贸易法顾问

余智  上海财经大学教授

中美双方分别于12月13日发布声明，宣布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国际社会均对此给予积极评价。我们认为：这一协议防止了中美贸易战的继续扩大对双方与世界经济的不利影响，为下一阶段谈判创造了良好氛围，对此应该予以充分的肯定；但对其结果的乐观评估应该谨慎，不应过分夸大。我们既要看到这份协议的临时性、偶然性，也要看到现有贸易战的规模仍然没有降低多少，深层矛盾没有解决，将来还有恢复乃至提高的可能。更重要的是，不能认为美方的暂时“让步”是“服软了”或者“输了”，认为中方以“买买买”换取暂不进行结构改革是“坚持”赢得的“胜利”；中方第二阶段贸易谈判的重心，应该是改变谈判策略，以主动结构性改革彻底解决中美贸易冲突，促进中国经济自身的健康发展与对外经贸环境的改善。

第一，从协议的动机看：这一协议的达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双方特别是美方的临时需要，有较大的偶然性色彩。

美方从2018年上半年开始，一直强调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问题只是表层问题，双方的“结构性矛盾”才是造成逆差的根源，因而坚持中方进行“结构性改革”是达成任何中美贸易协议的前提，而且坚持双方的协议应该是一次性、全面性协议而分阶段、非全面协议，以“毕其功于一役”。反观中方，对结构性改革的很多内容则一直非常抵触。

但这次协议的达成超出了一般人的预料：在中方承诺大量进口美国农产品、只承诺进行部分结构性改革的情况下，美方改变了原有的坚持，与中方达成了阶段性的、非全面性的贸易协议。这不是由于美方或中方的根本立场发生了变化，而是双方特别是美方的临时需要。

对美方而言，大选在即，特朗普担心几个农业州的选票因受中美贸易战拖累而流失（农产品是中美贸易战中美方受到重点打击的产品），同时由于特朗普在国内受到弹劾调查，迫切需要一个协议来为自己做经济上的背书。

对中方而言对，当前经济发展形势严峻，如果12月15日再被进一步加征关税，导致贸易战的规模扩大，对经济和社会信心都是严重打击，而且极可能导致中美经贸脱钩，因此也需要停战来喘口气。

因此，目前中美双方都需要这么一个协议来满足当前的需要，因此双方都做出了妥协，达成了这个阶段性协议。但双方实际上都心不甘、情不愿，协议的达成有较强的临时需求与偶然性色彩。

第二，从协议的内容看：已有贸易战的规模与强度并没有降低多少，而且双方的深层结构性矛盾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贸易战今后仍可能扩大。

就已有的贸易战而言，美方保持了对第一批、第二批针对中国共计2500亿美元对美出口产品（占中国对美出口一半左右）加征的25%的关税，只是将第三批针对中国1200亿美元出口产品的加征关税从15%降低到了7.5%，中方也只是含糊地表明了中方将会相应地降低部分对美产品的加征关税。而且，尽管中国声称双方将“推动加征关税由提高向降低的趋势转变”，但美方并未做此宣示，仍然保留了以后继续加征关税的权利，这对于市场而言仍然是一种不确定性。

双方协议的主要内容虽然包含了部分美方要求的结构性改革内容，例如知识产权保护与强制技术转让、农业与金融业的市场开放、外汇与汇率制度改革，但这些改革远远没有达到美方的期望，特别是完全没有涉及美方特别关切的中国的产业补贴与国企问题（两者密切相关，因为产业补贴的主要接受对象是国企）。因此，双方的深层结构性矛盾尚未得到很好的解决。美方将来（特别是2020年大选后）很可能以此为由重新恢复乃至升级现有贸易战。

同时，尽管美方一直强调协议的执行机制，但协议的未来执行绝不会是一帆风顺的：知识产权保护关键在于执行，法律制定得再多，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下都可能存在或多或少的执行问题；市场开放的关键也在于操作，名义上的市场开放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也可能遇到这样那样的实际障碍，这在以前也屡见不鲜。美方将来（特别是2020年大选后）也很可能以第一阶段协议执行不力为理由，重新恢复乃至扩大现有贸易战。

第三，美方的小“让步”不表明美方“服软了”或者“输了”。

从表面上看，此次协议的签订，是美方做了“让步”与妥协，不再坚持要求中方进行一次性、全面性结构改革。但如果有人据此认为美方“服软了”，或者“输了”，那就太片面了。

首先，美方只承诺减免部分第三批加征关税产品的7.5%的加征关税，没有其它任何付出，但换取了中国的部分结构性改革与大量农产品的购买，以此可以大量降低对华贸易逆差，可以说是“让步”很小、获益巨大。这是明面上的成本与收益对比。

其次，还应考虑到另一种可能性：美方基于中方对结构性改革的抵触以及执行协议的以往记录，可能根本不将中方进行彻底结构性改革、认真执行已有协议作为实际谈判目标，而只是将其作为谈判施压手段以及加征关税的筹码。中方的结构性改革与认真执行协议不是美方最终目标，而是达成减少美国贸易赤字、防止中国利用（美方称为“盗窃”）美国技术赶超美国这一最终目标的手段。

美方可以一方面通过不断加征关税降低中国对美出口，并以此逼迫中国大量购买美国产品增加美国对中国出口，从而达到减轻对华贸易逆差的目标；另一方面通过贸易战及其带来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将外资包括美资在华企业不断逼出中国，并限制中国在美国的投资以及技术学习，实现中美技术的实质脱钩，防止中国利用（“盗窃”）美国技术赶超美国。美方既然可以这样达到目标，又何必在乎中国是否真的进行结构性改革、是否切实履行已有协议呢？

因此，无论中国是否真的进行结构性改革、是否真的切实履行已有协议，美方都有其它手段达到其最终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美方处于“只赢不输”的位置，不能认为美方这次做了一定妥协与小“让步”，就认为美方“服软了”或者“输了”。

第四，中方以“买买买”换取暂不进行结构改革也不是中方的“胜利”。

同样的道理，中方此次继续通过“买买买”（承诺对美大规模采购）、接受既有的绝大部分关税、承诺进行部分结构性改革，换取了暂不进行其它很多结构性改革，似乎通过坚持赢得了初步“胜利”。但这种认知也是片面的。

首先，中方的“买买买”承诺给自己增加了不必要的负担，也给自己留下了隐患。市场经济、自由贸易的精髓，在于政府不干预市场（维护市场秩序除外），让经济、贸易自由发展。政府承诺对外购买金额，本身就是计划经济的举措，不符合市场经济与自由贸易原则，是本不应该承诺的负担。中国政府屡次对外承诺大规模采购，不仅可能纵容美方今后继续“狮子大开口”，继续提出不切实际的采购要求，也容易在今后因情况发生变化、难以完成采购金额时，给对方“履行协议不力”的理由来升级贸易战。

其次，我们认为也是最重要的，结构性改革本身符合中国自身战略利益，是实现中美“双赢”的正确选择，拒绝或拖延这种改革对中国自身恰恰是不利的。通过直接或间接补贴、本币对外币的币值低估来促进出口，降低了出口价格，恶化了自己的贸易条件，不利于本国利益；通过补贴方式促进国内产业发展，不仅会扭曲资源配置，也很难产生真正的发展效率，在现行体制下更容易滋生欺骗、造假与腐败行为；依靠补贴促进国企发展做大，不仅给其它企业造成不公平竞争，也不会带来真正的效率提高；知识产权保护不力、长期依靠它国的技术转让，也会降低本国的技术创新动机，不利于本国高新技术的发展。

在对外经贸体制、产业发展体制、国有企业体制、知识产权体制方面进行结构性改革，不仅可以回应美方与欧盟、日本的诉求，从根本上化解中美贸易摩擦，改善中国与整个国际社会的经贸关系，也符合中国自身的战略利益，是实现中美双赢的正确选择。因此，拒绝或拖延这种改革，不仅不是中方的“胜利”，反而对中国自身发展是不利的。更不用说为此所付出的被征收高关税的代价，以及可能造成的中美脱钩风险了。

第五，中方应以主动的结构性改革推进中美第二阶段贸易谈判，彻底解决中美贸易冲突，并改进自身发展机制。

中国应该以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达成为良好开端与契机，积极推进第二阶段的中美磋商与谈判。中方应该从战略上、从更深的层级上，认清结构性改革不仅符合美方利益，也符合中国自身的战略利益，是中国自身改革开放、经济进一步市场化的内在要求。

基于此，中国应适时改变第一阶段的谈判策略，不再对结构性改革报抗拒心理，不再以计划经济模式的“买买买”拖延甚至拒绝结构性改革，也不要让外部世界以关税大棒逼迫自己，逼一点、改一点，以“挤牙膏”的方式被动进行结构性改革。“以外部压力倒逼改革”，可以成为民间对改革进程的客观描述，但不应该成为官方的主动战略选择或借口。

官方的正确选择应该是：主动进行结构性改革，使自己的经济体制与外贸政策更加符合世界主流体系。这样不仅可以推进中美第二阶段贸易谈判，推动双方全面撤销所有加征关税，全面结束中美贸易战；也可改善与其它发达国家的经贸关系，优化自己的外部整体发展环境；还可以进一步改进自身的发展机制，释放内部经济活力，促进经济更健康的发展，可谓“一箭多雕”。

有人认为，中美贸易战是“持久战”，中方应该着眼于“长期抗战”。我们不认同这种判断。贸易战拖得越久，其造成的直接或间接冲击（如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带来的冲击），不仅会对中方的短期发展带来严重不利影响，也完全可能导致中美脱钩甚至中国与发达国家整体脱钩，影响中国的整体对外开放与长期发展。如果中方从战略上认清结构性改革对内、对外的重要性，主动以结构性改革化解中美贸易摩擦，在短期内化解中美贸易战是完全可能的。中美贸易战是长是短，在很大程度上是中方自己可以把控的，取决于中国自身的战略选择。

2019.12.23.转载自WTO咨询网

3."一带一路"朋友圈越来越大 进出口额占比提升至29.3%

2019-12-17 10:09  文章来源： 证券日报

2013年，“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先后提出。商务部数据显示，6年多来，共建“一带一路”的朋友圈越来越大。目前，我国已经与167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198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还与44个国家建立了双边投资合作工作组，与7个国家建立了贸易畅通工作组；与22个国家建立了电子商务合作机制，与多个国家签署了第三方市场合作协议。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一是提高了我国外贸的韧性，近年来我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外贸增速高于同期外贸总体增速，在国际经济贸易增长不断放缓的情况下，我国外贸仍然保持了一定速度的增长；二是优化了我国的市场布局，促进了国际市场的多元化；三是优化了我国的进出口商品结构，促进了我国一些高质量、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出口。”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自贸区研究院副院长肖本华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朋友圈越来越大

《证券日报》记者根据商务部官方消息不完全统计发现，今年以来，我国与智利、新加坡、东盟的自贸升级协定先后于3月1日、10月16日、10月22日正式生效；与毛里求斯10月17日签署自贸协定；与巴基斯坦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议定书于12月1日正式生效；与新西兰11月4日结束自贸协定升级谈判；此外，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15个成员国11月4日在整体上结束了谈判。

商务部数据还显示，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向投资不断深化。6年多来，我国企业对沿线国家投资累计约1100亿美元；沿线国家对华直接投资累计近500亿美元，设立外资企业超过2.1万家。

商务部公布的今年前10个月数据显示，我国对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超过110亿美元；沿线国家对华直接投资61亿美元，设立外资企业近4500家。

商务部副部长钱克明近日表示，经过6年多的努力，共建“一带一路”已经从谋篇布局的“大写意”转入精谨细腻的“工笔画”，正在向高质量发展方向推进。

外贸比重提升至29.3%

12月6日，商务部综合司司长储士家介绍，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6年多来，商务部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进“一带一路”经贸合作取得了积极进展。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我国与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累计超过7.5万亿美元，成为25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

海关总署12月8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11个月，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计进出口8.35万亿元，增长9.9%，高出整体增速7.5个百分点，占外贸总值的29.3%，占比较2013年提升4.3个百分点。

此外，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取得新进展。中白工业园初见成效，泰中罗勇工业园、巴基斯坦海尔鲁巴工业园、匈牙利宝思德经贸合作区等建设成效明显。商务部数据显示，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境外经贸合作区累计投资340亿美元，入区企业约4500家，上缴东道国税费28亿美元，为当地创造超过30万个就业岗位。

“近两年，亚吉铁路开通运营、马尔代夫中马友谊大桥竣工，阿联酋阿布扎比码头、马来西亚关丹深水港码头正式开港等等，基础设施建设是经济稳定发展的基础，也是长期合作的保证。”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盘和林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未来还应继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同时，继续加强多边贸易的合作，进一步促进相关国家之间贸易、投资的畅通与便利。

肖本华认为，未来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将聚焦在进一步扩大双向开放和投资上，通过加强合作，强调按国际惯例办事，减少经贸往来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促进贸易和投资高质量发展。

钱克明表示，下一步，商务部将重点从五个方面下功夫，着力深化“一带一路”经贸合作：一是推进开放平台建设；二是积极开拓双向市场；三是抓好项目建设；四是完善经贸合作机制；五是优化管理服务。

4.如何应对全球贸易摩擦频发

2019-12-13 15:54  文章来源： 金融时报-中国金融新闻网

作者：项梦曦 

近年来，世界秩序混乱局面以及“黑天鹅”事件层出不穷，其中以美国特朗普政府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出现“逆全球化”趋势，为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冲击。今年全年的国际贸易形势仍旧笼罩在美国贸易保护主义与单边主义行动的阴影下，本月特朗普再度表示，将恢复巴西、阿根廷钢铝关税，并威胁对法国进口产品征收高达100%的关税。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再度挥舞“关税大棒”正值2020年大选临近，由此或可看出，对于如今的美国，“贸易战”已经无关“贸易”本身，而是成为了转移国内矛盾视线、提升选情支持率的政治手段。当贸易保护主义成为特朗普手中频繁使用的“常规化武器”时，我们该如何面对全球贸易摩擦频发情况，将成为一项重要课题。

首先，我们要清醒认识到，虽然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给经济全球化带来严峻挑战，但多边主义、全球化仍是当今全球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长江、尼罗河、亚马孙河、多瑙河昼夜不息、奔腾向前，尽管会出现一些回头浪，尽管会遇到很多险滩暗礁，但大江大河奔腾向前的势头是谁也阻挡不了的。”习近平主席以江河不歇奔涌向前，深刻揭示了经济全球化的不可逆转，事实也的确如此。

自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提出专业化分工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终极源泉，人类便迈上了两个多世纪的全球化探索之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发展迎来了新高潮，全球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以更快的速度增长，直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世界贸易增长速度都稳定地快于世界经济增长速度。虽然其中也经历波折，但全球化是一个动态演化的进程，经过多轮调整后，今天已经进入到新的扩容与重构阶段。当下，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积聚力量，它们本身所具有的开放、共享等特征，将进一步推动经济全球一体化，这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大势。

其次，要积极推进完善全球多边贸易机制，发挥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国际机构的作用。二战后，各国通过一系列的谈判，建立了世界经济的三大体系，为国际贸易的顺利开展铺平了道路。其中，WTO在消除贸易壁垒、解决贸易争端上作出了巨大贡献。面对如今频繁的贸易摩擦，各国仍应在WTO的框架下解决争端和纠纷。不过，我们也需要看到这一国际多边组织如今面临的困境。美国阻挠上诉机构成员遴选程序启动的做法，导致WTO上诉机构目前已经陷入瘫痪，严重影响了争端解决机制的有效运行。同时，电子商务、投资便利化等新议题缺失，贸易政策透明度也有待加强。这都使得WTO改革迫在眉睫。为此，中国以及115个WTO成员提交了关于启动上诉机构遴选的提案，持续推动相关问题的解决。此外，中方还联合欧盟等40个WTO成员提交了关于上诉机构改革的提案，积极参与磋商，努力争取WTO成员形成共识。

最后，则是要积极发挥区域合作功能，携手抵御全球贸易风险。在紧张的全球贸易局势下，区域贸易协定通过削减关税及非关税壁垒，建立区域内统一市场，成为了全球化的重要补充形式。去年底，日本牵头11国签署了“全面且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今年，由东盟发起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也取得重大进展，并有望在2020年签署协定。该协定涵盖了约一半的全球人口、29.1%的全球贸易以及32.5%的全球投资，达成后将成为全球涵盖人口最多、最具潜力的区域自贸协定。此外，我国仍在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区域合作范围扩展，除了沿线国家和地区外，非洲、拉美等地区也在积极加入。合作的形式也变得更为丰富，包括直接投资、自贸协定、发展战略对接等。这些持续进行的区域合作，都有助于各国营造开放贸易投资环境，降低贸易保护主义带来的冲击。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格局加速演变，全球治理体系深刻重塑。面对复杂多变的全球贸易局势以及频繁的贸易摩擦，合作、共赢仍是各国发展的最好选择。与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不同，中国作为全球另一重要经济体，始终坚持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续贡献中国智慧。

5.一带一路为世界贡献新理念

文章来源： 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

2019-12-16 11:24

作者：中联部原副部长于洪君

2013年秋天，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6年来，这一凝结中国智慧的国际公共产品给许多国家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已经建成大量基础设施、工业园区、民生工程，有效带动国际贸易和投资增长。不仅如此，在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不断抬头、严重冲击国际秩序的背景下，共建“一带一路”还为国际社会提供了意义重大而深远的新理念，体现了新的发展观、合作观、文明观。

我们所处的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种各样的矛盾纷争不断涌现，世界经济增长需要新动力，发展需要更加普惠平衡，贫富差距鸿沟有待弥合。中国倡导并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目的不仅仅是进一步提高自身发展质量和水平，还要实现中国与相关国家的共同发展、联动发展，进而推动世界实现开放发展、合作发展。这种发展，不只是各个国家之间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也不只是在诸多领域开展更高水平合作，同时也是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相关国家发展战略、政策法规、管理方式、安全标准等的沟通与对接。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坚持开放、绿色、廉洁理念，努力实现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目标，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与相关国家共同把“一带一路”建设成为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绿色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让更多民众共享美好生活。这种发展理念着眼于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发展赤字难题，着眼于增进相关国家民生福祉，为世界经济增长开辟新空间、增添新动力。

今天，国与国之间的联系和交往日益广泛深入，彼此相互依存并密切合作是不可改变的历史潮流。中国倡导和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始终以新的合作观为指导，坚持以相互尊重、平等合作为重要基础，按照市场规则和商业原则确保合作的可持续性，充分尊重合作伙伴的意愿和选择，既不强人所难，也不勉为其难，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把自己的主张强加于人，不包办代替合作伙伴的事务。这种既考虑自身利益、又考虑伙伴利益，既考虑长远需要、又考虑现实可能的合作方式，超越了基于地缘政治利益构建势力范围的模式，符合时代进步潮流。共建“一带一路”体现开放、融通、互利、共赢的合作观，拒绝自私自利、短视封闭的狭隘政策，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

共建“一带一路”不仅给参与国家带来经济增长、贸易繁荣，还极大促进人文交流，在不同文明之间架设互学互鉴桥梁。共建“一带一路”涉及的国家多、地域广、文明多样。中国倡导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努力为完善全球治理夯实文化基础。这种文明观强调，多元文明共存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世界进步的重要源泉。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别。文明交流互鉴是促进民心相通的重要途径，人类文明因交流互鉴而更加精彩。

秉承这样的文明观，“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家积极开展人文领域交流合作，在平等的基础上互鉴、对话，合作内涵更加丰富，合作基础更加扎实。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更大范围内互学互鉴，促使当今世界丰富多彩的文明在更高水平上互联互通，归根到底是要推动各国人民携手并肩、风雨同舟，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共建“一带一路”作为中国与世界良性互动的重要途径，作为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更好造福各国人民的国际合作平台，必将进一步为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贡献中国智慧、中国力量。

6.中国呼吁世贸组织成员达成“过渡”解决办法

新华社日内瓦12月18日电（记者凌馨）在18日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构例会上，中方呼吁世贸组织成员迅速达成“过渡”解决办法，以保证完成对已进入争端解决流程案件的审理和裁决，避免案件积压，也避免为未来上诉机构重新恢复运行带来阻力。

上诉机构是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国际贸易“最高法院”，上诉机构不仅对世贸组织专家组发布的“初裁”报告有复审权，而且其裁决被视为终审判决，具有强制执行力。

近年来，美国以上诉机构存在多项“体制性”问题为由，频频单方面阻挠上诉机构法官遴选。11日，上诉机构因法官人数不足而无法审理新上诉案件，争端解决机制中的“上诉复审”程序陷入“瘫痪”，上诉机构遭遇世贸组织成立近25年来的首次“停摆”。

在18日的会议上，中方表示，在过去两年间，世贸组织成员为解决美方关注做出诸多努力，提交了12份解决方案和一份总理事会决议草案，而美方不断提出问题，却从未拿出解决关注的任何具体方案。

中方对美国阻挠导致上诉机构“瘫痪”深感遗憾。中方表示，上诉机构至关重要，上诉机构“瘫痪”已带来“灾难性”后果，使已送交上诉机构“复审”的至少10起案件成为“悬案”。未来如果上诉机构继续“瘫痪”，目前还处在“初审”阶段的另外33起案件也将“悬而不决”。

世贸组织共有164个成员。在当天例会上，墨西哥代表118个世贸组织成员，继续敦促重启上诉机构法官遴选程序。墨西哥代表表示，这是过去两年多来第30次提交关于重启遴选法官的联合建议。参与联合建议的成员数不断增加，反映出成员对上诉机构现状的“共同关注”。墨方强调，世贸组织成员有责任维护上诉机构、争端解决机制和多边贸易体制。

会上，近20个世贸组织成员发言强调了尽快解决上诉机构法官遴选僵局、重新恢复上诉机构运转的重要性。但美方仍然表示，由于之前提出的体制性关注尚未解决，无法支持重启遴选。

值得注意的是，在拒绝启动上诉机构法官遴选的同时，美方却对此前发布的一份涉及本国反补贴措施的“初裁”报告提出上诉。针对美方做法，中方也在当天会议上提出质疑。

信息来源：新华网2019.12.20.

7.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19日公布第一批对美加征关税商品第二次排除清单

新华社北京12月19日电 根据《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关于试行开展对美加征关税商品排除工作的公告》（税委会公告〔2019〕2号），经国务院批准，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19日公布第一批对美加征关税商品第二次排除清单，对第一批对美加征关税商品，第二次排除部分商品，自2019年12月26日至2020年12月25日，不再加征我为反制美301措施所加征的关税，已加征关税不予退还。第一批对美加征关税的其余商品，暂不予排除。

下一步，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将继续开展对美加征关税商品排除工作，适时公布第二批对美加征关税商品排除清单。

信息来源：新华网2019.12.20.

8.财经观察：2019，美联储政策的“转折之年”

2019-12-24 06:56:19 来源： 新华网

新华社华盛顿12月23日电 财经观察：2019，美联储政策的“转折之年”

新华社记者杨承霖

2019年，全球经济增速放缓、贸易保护主义肆虐与多重不确定性因素相互叠加，给美国和全球经济前景蒙上阴影。随着美国经济增速持续放缓，下行压力增加，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一改此前的“加息”和“缩表”政策，进行了10年来首度降息和7年来首度扩表，使2019年成为美联储政策的“转折之年”。

展望2020年，美联储高层和财经界人士普遍预计美联储将把利率维持在当前水平，但由于美国经济放缓趋势未变、经贸不确定性犹存、“低利率”时代货币政策难以发力等问题，美联储在新的一年里仍将面临各种挑战。

政策的“转折之年”

作为美国中央银行，美联储政策转折反映出美国经济的变化。2018年美国经济增速接近3%，美联储顺势进行了4次加息，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逐步提升到2.25%至2.5%。2019年美联储利率走势出现“180度大转弯”，连续3次降息，将利率调回到1.5%至1.75%的水平。

对于政策“大转弯”的原因，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近日表示，过去一年里，美国经济面临着全球经济疲软和经贸事务等带来的一系列重大挑战，为了给美国经济提供“缓冲”与“保险”，美联储降低了利率。

除了利率由“升”转“降”，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也在2019年由“缩”转“扩”。自10月中旬起，美联储每月购买600亿美元短期美国国债，通过扩张资产负债表来大量增发美元。这是2012年9月第三轮量化宽松措施推出以来，美联储首度大规模扩张资产负债表。

“降息”与“扩表”这一组合拳曾被各界视为美联储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标志性手段，在挽救和提振当年的美国经济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类似的危机并未在2019年卷土重来，但美联储依然祭出这套“大招”，显示出美国经济正面临着让美联储难以忽视的风险。

风险从何而来

在美联储看来，2019年美国经济表现可谓“喜忧参半”。尽管美国本轮经济扩张进入了第11个年头，就业市场保持强劲，通胀水平整体稳定，但“坏消息”同样层出不穷。金融市场上，美国股市大起大落，债市频现经济衰退预警信号，“钱荒”持续冲击美国金融体系；实体经济上，经贸摩擦悬而未决，出口与制造业萎缩，消费者信心下滑，都给美国经济前景蒙上了阴影。

美联储在其研究中多次指出，美国经济的风险之源在于全球经济放缓、经贸摩擦和政策不确定性，其中以经贸摩擦最为突出。不少美国财经界人士也持类似观点。美国致同会计师事务所首席经济学家戴安娜·斯旺克表示，美联储已深刻认识到，美国经贸政策频频生变正是美联储在2019年被迫降息的主要原因之一。

尽管美联储利率“三连降”在稳定美国市场和企业信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美联储已意识到，用降息来医治经贸摩擦的创伤仍是“药不对症”。鲍威尔8月表示，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纳入美联储决策框架是一个新挑战。他还强调，制定贸易政策的责任在美国国会和政府，不在美联储。

苦于经贸摩擦带来的冲击，美国各界普遍期盼这片笼罩美国经济一年多的阴云能早日散去。布兰迪全球公司投资组合经理帕特里克·卡泽尔表示，如今美国金融市场每日的走势基本都是由经贸局势驱动的。

前路充满考验

经过从“加”到“降”、从“缩”到“扩”的政策“大转弯”，美联储近日宣布当前的货币政策“到位”，能够为美国经济持续扩张、就业市场强劲增长以及通胀处于对称性2%目标附近提供支撑。

基于这一表态，美国各界认为美联储短期内不会再轻易调整利率。高盛首席经济学家哈丘斯及其研究团队认为，2020年美联储无论是降息还是加息“门槛都很高”，预计利率将保持不变。但也有不少财经界人士认为，引发2019年美联储降息的因素将持续到2020年，经济前景依旧充满变数，美联储仍有可能在局势发生显著变化时改变利率政策。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约翰·威廉姆斯日前表示，全球地缘政治和贸易问题仍存在很多不确定性，重大下行风险依然存在。鲍威尔此前也强调，若经济前景出现“显著变化”，美联储将作出反应。

展望2020年，世界经济尚未触底企稳，经贸摩擦尚未彻底化解，不确定性依然笼罩全球，而低通胀、高债务等顽疾也困扰着美国经济。尽管美联储通过“降息”与“扩表”的组合拳暂时帮美国经济稳住阵脚，同时将美股推向历史新高，但鲍威尔和多名经济学家指出，使出这些“大招”的代价是透支未来的政策空间。

鲍威尔11月出席美国国会听证会时曾警告说，美国货币、财政政策在应对未来经济下行时，可操作空间有限，当前的低利率环境可能限制货币政策支持经济的能力，而债务高企的美国联邦财政部门也要回到可持续运转的道路上。这意味着在下一轮挑战来临时，美联储或将面对更加严峻的考验。

9.哈将中国等5个国家确定为优先出口市场

2019-12-26 09:46  文章来源： 驻哈萨克斯坦使馆经商处

据哈萨克斯坦资本网12月23日报道，哈贸易和一体化部部长苏尔丹诺夫当天出席新闻发布会时表示，该部正帮助本国出口商收集国外市场技术调节体系信息，并确定将中国、阿联酋、土耳其、伊朗和德国等5国作为优先出口市场。

苏表示，哈贸易和一体化部正在制定涉及167种食品类商品和67种工业制成品（包括化工、冶金产品和机械设备等）的商品清单，并针对各类商品制定专门的国别指南和合规操作规程。例如，希对华出口商品的出口商将被告知应适用于何种中国标准、在何处以及如何办理强制认证、检验和注册手续。各国对进口商品检验认证要求不尽相同。出口德国的有机食品需通过“从田间到餐桌”的全流程监控；出口阿联酋的商品需满足海湾国家标准GSO；出口伊朗的商品需满足“清真”强制要求；出口土耳其的商品需达到欧盟标准并加帖CE标识和土耳其国家标识。

苏指出，哈贸易和一体化部将帮助企业进行必要的文件翻译工作。例如，已将2项欧亚经济联盟技术法规和16项针对食品和乳制品的俄罗斯强制认证证书（GOST）译成中、英文。对华出口骆驼奶粉、马奶粉需向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提交相关文件，哈企业已无需为此支付费用。

苏强调，哈将为加工出口企业提供最大限度支持，包括返还企业部分海外宣传推广及仓储运输费用，对企业办理国外商标注册和技术认证的支出给予补贴。企业对此反响良好。2019年以来，已有350家企业提交补贴申请，全年约有150家企业获得国家资金支持。（驻哈萨克斯坦使馆经商处）

10.中美贸易协定达成对中国经济中长期向好有重要影响

2019-12-26 17:56  文章来源： “清华金融评论”微信公众号

江小涓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12月2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江小涓在2020网易经济学家年会上表示，中美贸易协定的达成对于稳定预期有积极改善，对中国经济中长期向好有重要影响。

江小涓表示，中美贸易协定的达成对于稳定预期有积极改善，对下一步高质量发展、转变发展方式有比较大帮助。由于预期稳定，引进高品质外资和技术会对中国经济增长有好的影响，越是高技术产品前期投入会非常高，而且市场开拓时间会比较长，所以它需要稳定的预期。从这一点上来讲，对于明年经济向高质量转变发展有长期影响。

此外，针对全球分工体系问题，江小涓认为，在一定的技术架构和产品架构下，把一件产品分解成多少部分放到多少个国家去生产，是有边界的。如果分工太多、分工太细，很可能远距离运输成本、时间成本、技术匹配成本会变得非常高，它的分割是有界限的。在技术产品架构没有改变之前继续做分割，从技术和经济角度来讲其必要性在下降，全球产业链的分解似乎触及到了天花板。

以下江小涓为现场演讲速记(已经本人审核)：

尊敬的各位来宾大家上午好，很高兴有这个机会与大家分享一个比较新的主题。

今天网易经济学家年会的主题是“开放新格局”，恰好一周多前中美贸易协定达成了初步协议，最近各方都在热议这个协议的达成对中国下一步的发展会产生什么影响，这个题目太大，我本人的研究有限，时间也非常有限，所以我从一个角度(产业的角度)看一看后贸易争端给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各位知道，中国是一个增长中贸易作用非常突出的经济体，黄色的部分是贸易的年均增长，蓝色部分是世界贸易的年均增长。可以看出来，过去40多年中国的贸易增长一直高于全球贸易增长。

现在中国变成了贸易依存度较高的经济体，含义是进出口在中国经济中所占比重比较高，因为我们是大经济体，一般来讲大经济体都是内向型相对比较突出的经济体，所以我们还是挑了几个最大的经济体做比较，我们挑了美国、日本和中国(来比较)。按照一般想象，美国和日本都是开放度比较高的经济体，实际上我们的贸易依存度(更高)，蓝色是进出口贸易的总额，黄色和红色分别是进口和出口贸易，最后一组是中国，从每个指标看，我们都比其它国家的贸易依存度高得多。

前两年讲我们的困难，我们都会说国际环境不好，贸易争端会影响整个经济增长;也可以倒过来说，如果贸易协定达成，贸易环境改善，是不是对中国经济会带来新的、非常显著的激励和增长空间呢?我们今天只从产业分工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也有一些其它的角度)。

贸易协定的达成对我们到底有多大程度的影响?

肯定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首先我们对美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会增强，由于价格的关系和非价格措施的减弱;

中美之间高技术产品的贸易会增加，我们期待有一些产业链上高端部分和高技术产业的更多引入;

事态可预期性增强。对于企业来说，没有预期是没办法做企业的。(可预期)会有很大帮助。

但我们还是要从长期看一下对外贸易的影响程度，过去三十年(影响)逐渐降低，即使外贸协议达成，外贸在中国经济的影响程度还是会继续下降，我们想讲这个趋势性问题。另外，贸易结构会继续发生变化，对外投资还是会继续超过吸引外资。我们想讲讲这三方面的规律性问题。

过去三十年，实际出口贡献率持续下降，最高点(货物和服务净出口贡献率)曾经达到60%多，过去30年逐步下降，最近几年净出口的贡献高点低点都在-1到1左右。

为什么我们讲下一步外贸和外资的流入对中国的影响从量上还会继续减弱呢?因为中国的国情和国际环境都发生了重要变化：中国国内的相对优势在变化。从国际来看全球化速率降低，这都是基本趋势性的变化。

我们都知道，当各种生产要素匹配到一起时，现代生产过程才能发生，这些因素一个不能缺少，面对有些要素非常富裕和有些要素非常短缺的情况，从规律性来看，一定会发生非常大比例的国际贸易，很富裕的、价格非常低的生产要素应该去全球市场上寻求就业机会，同时我们比例非常低的要素一定会有其它国家占比非常高，所以我们要把其它的短缺要素引入。当各种要素的边际生产力相等之后，资源匹配的效率是最高的。假如国际贸易不存在障碍，这个过程一定会发生。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是一个国内要素结构非常畸形的经济体，一定要求全球化配置资源才能很好进入现代生产的过程。

本世纪初服务业开放时非常密集的人在那里，知识水平不高，做一些表单统计业务，人均2.4平米的空间就可以支撑这个劳动过程的发生，既劳动密集又资源集约，这是非常重要的在当时匹配生产要素结构的引进。

经过40年之后我们变成了这样，劳动力依然非常富裕，但随着独生子女，40年来人口结构的变化，劳动力占全球比重是在下降的，刚好占20%左右;中间三个要素没有变化(自然禀赋：土地、淡水、能源)，能源略有上升但可以忽略不计，这些是我们现在最短缺的要素;变化最大的是右边的两个柱体，投资占全球比重从40年前的2%涨到了超过25%，研发投入占全球的比重也超过了20%。

从现在来看，投资、研发和劳动力这三者占全球的比重相对匹配，这会带来非常非常大的变化，使我们通过市场配置资源时一定会受到影响，这都是一些非常重质量的因素，它是非常重质量的变化。

劳动年龄人口也在下降。现在你去看很多出口企业，只见设备不见人，研发投入、资金投入很多，匹配时更重视其它要素的投入，而不一定是劳动非常密集的产业了。

这是刚才我们讲的国内非常重要、非常本质性的变化。

来看国际环境发生的变化：其实并不是谁希望把全球化拽回去，它的本质还是产业面的变化，现在全球分工体系好像触到了天花板(从产业角度讲)。

自动化、智能化和发达国家的上岸战略(再工业化战略)非常匹配，发展中国家的当地化战略也是使全球化分工程度减弱的一个因素。

国际贸易中和跨国公司相关贸易的比重，这是全球价值链贸易的代表性指标，它不是两个国家完全出口出品，而是跨国公司全球产业链之间的贸易。这个比重在过去40年有过两个阶段的重要变化，1980年时跨国公司相关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只有1/3(33%)，在此后20年涨得非常快(涨至70%)，2000年以后这个比重的上升在减缓，2000年到2010年涨了5个百分点，2010年到2016年缩小了2个百分点。其实这个变化和现在的“贸易战”，和某位大国执政者的意愿没有很大关系，这个变化是早已开始的过程了。

举个例子，什么是全球产业链的分解趋于停滞?就是在一定的技术架构和产品架构下，你能把一件产品分解成多少部分放到多少个国家去生产，这是有边界的，如果分工太多、分工太细，很可能远距离运输成本、时间成本、技术匹配成本会变得非常高，它的分割是有界限的。这是一辆车的经典案例，80年代只有40多种重要部件，在7个国家生产，在过去40年中变成了200多个重要部件在全球17个国家生产。这种分解从1980年到2010年就基本完成了，过去10年并没有新的分解发生，我可以把车灯灯泡部分和灯座部分放到两个国家生产，但好像不需要把两个安装放在第三国来做，分工是有成本的，到一定时候分工就没有必要再做下去了。这是我们看到的汽车的例子，很多产品，包括手机也是这样，和谁都无关，在技术产品架构没有改变之前继续做分割，从技术和经济角度来讲其必要性在下降。这是我们说的，全球产业链的分解似乎触及到了天花板。

从发达国家来讲，每个国家天然希望自己国家的经济量大，量多，但过去这些年谁也阻碍不了这个趋势，中国那么廉价的劳动力，那么高质量的生产过程，发达国家(产业)往海外搬是不可避免的，但现在出现一个情况，过去40年随着发达国家自动化、智能化水平提升，人工程度占比大幅度下降，人工成本高低影响因素也随之下降。像中国这样最好的海外生产基地，随着我们的成本上升，和美国这样的国家相比，人工成本已经从40年前的1/30升到了1/4到1/8，加上在当地生产的优势和当地劳动生产力成倍高于我们，算一下总账，可能在中国生产出口到北美，从全成本核算就不如在当地生产了。我这里举了两个企业的例子，这些企业都是原来中国特别大的制造商，现大在北美多家布点，它就是算过了账的。如果不打贸易战了，企业说不会停止把当地销售的部分转到当地生产的，因为这和打仗无关，就是算账。

东道国在干什么?每个东道国在开始接受全球产业链时只能做一小部分，但随着能力的成长、技术的掌握、人才的匹配，越来越希望把更多部分放到当地生产，这就是所谓当地化一个很重要的意图，每个企业、每个国家都有这样的愿望。原来可能只到你这里装配最终的产品，慢慢地你自己生产一些部件，最后希望发动机、变速箱这样的重要部件也放到本土生产，它就会慢慢把分配在多国的产业分解过程更多纳到本土来，从全球化的角度讲，这个过程也是抵消全球化分工产业链延伸的一个因素。

我们的结论：国内生产要素和全球化基本面在发生非常重要的变化，即使不再发生贸易冲突，我们也不能够想象可以重现过去我们开放对于增长的推动力量。对外开放要更多发挥提升增长质量的作用了，所以和国内匹配、和高质量匹配是完全匹配在一起的。

下一步会发生什么变化呢?根据国内、国外的这两个变化，会有三个我们可以看到的、比较有把握的判断：

1、中国会从垂直分工体系转向水平分工。

2、我们应该从有偏向的开放转向中性开放。

3、从政策性开放转向制度性开放。

会有这三个大的变化出现。所谓垂直分工，原来由于我们劳动力便宜、技术较差，所以主要生产劳动密集中低档次的产品，进口资金和技术密集的高档次产品，在过去40年，特别是前20多年，这是我们参与国际分工的一个主要形态，可以看一看，我们生产服装、鞋帽，一些简单组装的企业，然后进口一些高端产品，这是典型的垂直分工的贸易。

现在随着技术水平的提升和劳动力成本廉价优势下降，我们整体上进入了水平分工，所谓水平分工是指双方产品的品质和技术相当，但在一些细节方面、消费者偏好方面会有差异，从而以这种差异来塑造品牌的形象。它反映的就是消费者偏好的多样性和分工细化的竞争力。

来看一个例子：所谓水平分工，大概在相同时间里几乎以相同的画面(呈现)，华为和苹果可以推出自己的系列，其实很大程度上它是同品质的产品，但不同消费者有不同的偏好，国内很多消费者在用苹果手机，海外也有很多消费者用华为手机。它是水平分工，在同等技术产品档次下进行大规模的国际贸易。

从有偏见的开放转向中性开放，在开放初期，我们最希望的就是怎样让更多劳动力匹配资金和技术，进入到现代生产过程中去，那是我们国家最大的国情，为低收入者创造进入现代产业的机会。所以那时我们的偏向，就是希望多引进外资，多出口产品，以匹配我们的要素。刚才看了，现在我们的劳动力还是比较富裕的，资金也非常富裕，技术研发比重也很高，这样我们的开放到底是多出口一些还是多进口一些?现在我们很难做总量判断，然后制定出一个政策，应该说继续出口扩大产品规模、扩大经济规模和继续扩大进口，要一些最高端技术和产品，特别是刚才我们看到的中间有三个非常低的短板(土地、淡水、能源)，短板要素大批量进口在中国将会是非常长期的需求。到底是进口重要还是出口重要?我们已经不能像40年以前非常明确地作出倾向性判断了。

资金流入和流出也是一样，多少年来我们是鼓励资金流入，限制资金流出，但当一个国家这种要素比较富裕时(比如资金变成了比例最高的要素)，因为多就不值钱，当然很多企业会说我们太需要钱了，但对投资人来讲，他需要寻求尽可能高的回报，如果国内风险折扣以后的回报不够高，他可以到全球最缺资金的地方去寻求更好的投资机遇，钱也是我们自己的，好的回报也是我们的利益。各种生产要素的回报现在我们可以看成是一个等价，资金流入和资金流出可能是同等重要的，所以很难有倾向性。

这些都是由国情发展阶段和产业竞争力所决定的，无论我们喜不喜欢，这个倾向大概率是会发生的，所以在进口与出口间保持中性，在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间保持中性，在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间保持中性。前些年为了吸引外资我们有很多优惠政策，现在国内企业那么强大，有很多机会同等竞争，我们已经很难讲对外资优惠就会对中国经济更好，我们觉得现在是一个可以更多交给市场来选择的阶段了。从1957年开始广交会，现在专门做了一个进口博览会，其实既是一个展示，也是一个对规律的认识。

制度性开放是四中全会指出的，要推动规则、规制和管理等标准制度性开放，过去40年不同时区、不同地区、不同行业都有不同的政策导向，政策非常复杂，现在随着国内企业能力、产业能力提升，现在我们已经变成了全面开放，今后就是致力于使制度性开放体制更加完善和相对定型，在制度的设计过程中要立足国情，也要学习借鉴。

另外，我们也可能面临一些新的挑战，简单点一点：

特定服务领域开放风险。现在服务业开放，比如金融行业，它的开放一定会比其它行业开放的风险(高)，我们不是说它不能开放，但对风险的关注要更高一些;比如文化领域的开放，因为涉及到文化认同、意识形态，涉及到很多深层次情感方面的问题，所以它比较容易在东道国和输出国有一些在经济学家看来无法算账的反应，它的风险还是挺大的。

服务全球化的抵制力量和利益平衡问题，和制造业不一样，这也要很好地关注。

刚才我们讲了对外投资，对外投资的风险一定要关注，国际上有很多经验可以借鉴。

总得来讲，让市场更多发挥对外投资中的资源匹配作用，可能是防风险一个比较重要的方面。

我大概讲完了，体会就是这样，对外开不开放是战略选择，一旦开放，它的过程其实会受一些最本质规律的引导，我们开放的主要意义已经从前些年的促进高速增长转向了推动高质量发展，所以战略意义和尊重规律要相统一、改革和开放要相互促进，这样才能完成下一阶段高质量开放的目标。

谢谢大家。

主持人：今天江老师难得来到现场，也想问江老师一个问题，刚才江老师梳理了一些变化，国内的生产要素结构的变化，全球价值链的变化，这些都是影响着长远的经济发展，但我们特别关心当下，您刚才提到的这些变化具体到明年的中国经济会带来哪些影响?您觉得?

江小涓：对当下的发展，从数量上来讲不要对它期望太大，贸易协定的达成会使我们外需的贡献有明显提升，其实现在的状况更多还是刚才我们讲的基本面所决定的。会有改善，我还是觉得它对于稳定预期的改善会更重要一些，我觉得它会有积极的改善，从量的方面来讲，不要加太大的量上去，但它对我们下一步高质量发展、转变发展方式会有比较大的帮助，通过贸易可预期性，由于预期稳定下来，我们引进的高品质外资和技术会对中国经济增长(有好的影响)，越是高技术的产品前期投入会非常高，而且市场开拓时间会比较长，所以它很需要稳定(的预期)，起码是中期预期，不能在国内外有大的波动，从这一点上来讲可能对于明年我们经济向高质量转变发展有一个长期影响。

所以问我有什么短期影响，我觉得不要指望太多，但对于中国经济中长期向好会发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11.RCEP：必须了解的三个问题

2019-12-06 11:58  文章来源： 中国经济时报-中国经济新闻网

徐杰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

11月4日，中国商务部发布《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第三次领导人会议联合声明，宣布15个RCEP成员国已结束全部20个章节的文本谈判以及实质上所有的市场准入问题的谈判。下一步将启动法律文本审核工作，以便在2020年签署协定。这一协定谈判于2012年11月正式启动，历经七年多方艰苦努力，终于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关于RCEP，有三个必须了解的问题，即：什么是RCEP？它有什么好处与不足？会给中国带来怎样的机遇与挑战？

什么是RCEP

简言之，RCEP可以用三个“很”来概括。第一，这是一个很大的多边自由贸易协定。RCEP由东盟10国发起，邀请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6个对话伙伴国参加，旨在通过削减关税及非关税壁垒，建立一个16国统一市场的自由贸易协定。已达成的RCEP15（不包括印度）涵盖约30%的全球人口，约30%的全球GDP，约30%的全球贸易和投资，是当前亚洲地区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在这之前，最大的自贸协定是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它涵盖11个国家，人口约占全球的7%，GDP占全球的13%。正在谈判中的中欧双边投资协定，涵盖28个国家，人口约占全球的25%，GDP占全球的38.6%。RCEP在WTO难以发挥积极作用的情况下，是多边贸易体系的一个积极成果。

第二，RCEP规则相对于WTO来说很全面。RCEP协定是一个全面的、现代的、高质量的和互惠的自由贸易协定。它包括自贸协定基本的特征，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准入以及相应的规则（WTO关于投资的规定较少）。同时，该协定包括电子商务、知识产权、政府采购、中小企业等新内容，弥补了WTO中的不足。此外，RCEP的规定比较先进。例如在投资领域，各国均实行了负面清单制度（这对于部分发展中国家来说是较高的标准）；实行了较严格的竞争政策，以规范区域市场秩序；在商品贸易开放度上，RCEP中有90%的商品是开放的，WTO仅有约85%。

第三，RCEP的达成很不容易。RCEP所涵盖的国家差异很大。国家有贫有富：澳大利亚人均GDP5.5万美元，而柬埔寨人均GDP仅1300美元。国家有大有小：中国是拥有约14亿人的人口大国，文莱的人口仅有39万。国家产业结构不同：日本、韩国高端制造业极为发达，文莱等国产业结构极为单一。这就决定了RCEP达成的难度很大。RCEP伙伴国国情差异大，也意味着规则后续实施难度大。以原产地规则（ROO）为例，原产地规则有两个标准，分别是CTC（税则归类改变标准）和RVC（区域价值成分）。国情差别大的两国在选用哪个标准时会存在不同意见。即使确定选用同一标准（如RVC标准），产品中新增加值到底是多少也难以准确判断。所以，RCEP的达成弥足珍贵。

RCEP有何好处与不足

当下，RCEP的达成具有两方面好处。第一，通过促进亚太地区贸易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使该区域经济合作进一步深化。亚太地区尽管有不少以东盟10国为基础的“10+1”自贸协定，但是条款纷繁复杂。各国间贸易和投资规定相差甚大，制度的制定和实施成本很高。RCEP是对现有各个“10+1”协定的集体升级，是该区域内统一的规则体系，有助于降低进出口企业的经营成本，减少经营的不确定性风险。同时，RCEP能够极大推动本区域内的商品、技术、服务、资本及人员的跨境流动，形成“贸易创造”效应。除传统的贸易和投资活动外，金融、物流、旅游、通信等服务贸易将会成为未来新经济的增长点。

第二，RCEP对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给出了有力的回应。2017年以来，美国特朗普政府实行了一系列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废止了一些已达成和即将达成的协定。在其影响下，不少国家也陆续采取了跟随措施，给全球贸易、投资及其他经济活动带来明显的负面冲击。RCEP的达成，反映全球对更加自由便利的贸易投资环境的热烈呼唤，将为2020年中欧双边投资协定及欧美自贸协定的达成奠定良好的基础。

RCEP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后续应不断完善。第一，印度未能在首批加入该协定。印度是人口和经济大国，它的参与意味着RCEP大家庭的进一步扩大。目前印度不愿加入主要是担心本国电信数据的安全，以及本国的贸易逆差可能进一步扩大。客观分析，印度的退出符合其短期利益，但不符合长期利益。印度目前正处于工业化的初期，本国制造能力不强。加入RCEP，短期内会使其成为其他工业国产品的进口国，贸易逆差进一步加大。但从长期看，RCEP会形成一个区域价值链，给区内各国带来“共赢”的机会。印度属于劳动密集型国家，服装等轻工业将成为其主要出口产品。加入RCEP后，印度向区域内各国的轻工业产品出口关税将取消，这无疑会促进印度轻工业发展，进而为其工业化升级起到推动作用。

第二，RCEP部分规则相比CPTPP约束力弱。在亚太地区，目前存在CPTPP和RCEP两个协定。作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的缩减版，CPTPP保留了TPP超过95%的内容。在其框架下，签约国间95%的货物实行零关税。该协定还致力于取消成员国之间投资、服务和数据的障碍，为成员国间开展零售、银行和电子商务带来更大的机遇。日本、新加坡等6个国家同时是CPTPP与RCEP的成员国。如果RCEP约束力太弱，将会在规则竞争中落后，进而会被边缘化。因此，下一步应力争吸引印度加入RCEP，并与时俱进地推动RCEP规则不断高级化。

RCEP给中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中国是RCEP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RCEP为中国带来了发展的新机遇，但无疑也带来了挑战和风险。我们要勇于抓住机遇，促进国内经济发展；同时审慎甄别风险，化险为夷。

RCEP将进一步便利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东南亚一直是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首要地区。2018年，中国对RCEP其他14个国家的投资达到160亿美元，占总投资的9%。权威机构预计，随着RCEP新规则的实施，这一比重2020年将达到14%。中国得以将本国具有突出竞争力的制造业产能转移到区域内其他国家，将国内有限的生产资源集中在附加值更高、技术含量更高的产业上，促进国内产业的转型升级。

RCEP有利于中国进一步扩大进口。2018年中国对区域内14国总贸易额超过1.3万亿美元，占当年总贸易额的28.3%。其中，出口达到6200亿美元，进口达到7600亿美元，逆差为1400亿美元。RCEP将进一步扩大中国对RCEP伙伴国的进口，提高消费者的福利。当然，这也意味着中国对该区域的贸易逆差可能扩大。

RCEP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的深化。目前，东盟已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最主要渠道。人民币在东盟各国越来越受欢迎，渗透率不断提高。随着RCEP的不断深化，会有更多的东盟国家和地区选择以人民币进行计价交易，人民币作为投资和储备货币的功能也会日益凸显。

RCEP将推进中国国内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目前在开放领域上还存在不少短板，包括服务贸易竞争力不足、金融市场等开放程度较低，在环境保护、劳工标准、竞争中立和知识产权保护等议题上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等。RCEP的实施和不断深化，将倒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更好地实现制度开放。如果我们不失时机地深化国内各方面体制改革，中国必将迎来更大的改革红利和开放红利。假以时日，中国在国际经贸规则上将摆脱参与者和跟随者的身份，成为规则的引导者。

当然，RCEP也给中国带来各种挑战。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扩大，将对国内的相关政策和服务体制带来新的要求。进口扩大将改变中国多年贸易顺差国的角色，需要我们去适应。人民币国际化的深化，对于国内金融市场稳定也会带来新的问题。但总体而言，机遇远大于挑战。化挑战为机遇，勇往直前，应是我们面对RCEP的坚定态度。2019.12.27.转载自WTO咨询网

12.美媒发布2019年十大食品安全新闻事件

2019-12-26 18:07  文章来源： 食品伙伴网

食品伙伴网讯 近日，美国食品安全新闻（Food Safety News）回顾了2019年十大食品安全新闻事件。以下对这十大事件做了简短的介绍。

1. 联邦食品安全官员对疫情保密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对于与生菜有关的疫情保密了六个多星期，联邦政府内外的很多人都知道这次秘 密爆发，但并未告知公众和媒体。此次疫情有12个州的23人患病。

2. 连续三年爆发与生菜相关的大肠杆菌感染疫情

与生菜有关的大肠杆菌感染爆发三年内重复发生了六次。2018年造成5人死亡，2019年无病患死亡。

3. 南非在处理李斯特菌感染爆发方面的工作值得赞扬

2017-2018年南非爆发了世界上最严重的李斯特菌感染疫情。1060个病例中有216例死亡。在八个月时间里，南非通过全基因组测序（WGS）和流行病学数据，追踪到了加工肉类的爆发源，这些加工肉类来自跨国企业Tiger Brands旗下的Enterprise Foods。此次疫情涉及的病例数量较大，南非食源性疾病爆发调查可用的能力和资源也有限，世界卫生组织（WHO）也对南非的此次工作予以肯定。

4. 加拿大大规模召回牛肉

由于可能遭到了大肠杆菌污染，自2019年10月3日以来，加拿大食品检验局（CFIA）已经对至少892种品牌牛肉产品进行了召回。加拿大食品检验局已通知美国、阿联酋、沙特、印尼和中国，潜在受影响的产品已经进入其市场。

5. 食品从业人员与甲型肝炎爆发

自2016年以来，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一直在追踪甲型肝炎的爆发。截至2019年12月13日，甲型肝炎爆发已导致29171人患病，其中17704人住院，死亡人数达298。食品从业人员在患甲型肝炎期间继续工作也越发常见。

6. 政府关闭影响食品安全工作

在美国政府关闭期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只有大约60%的检查人员仍在工作。美国农业部也关闭了专门用于消费者投诉的电话专线。

7. 国会在没有食品安全团队参与的情况下开始了第七年

美国总统和美国参议院批准任命史蒂芬•迈克尔•哈恩（Stephen Michael Hahn）为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局长。但联邦政府在第七年开始并未派出全部的食品安全领导人。美国农业部食品安全副部长自2013年12月以来该职位一直处于空缺状态，明迪•布拉希尔斯（Mindy Brashears）曾两次被提名推荐，但仍未得到美国参议院的确认。

8.美国政府问责局（GAO）将分散的食品安全体系保留在高风险清单上

从2007年开始分散的食品安全体系就在高风险名单上，下一次除名的机会要到2021年。

9. 想要了解南非李斯特菌感染爆发的呼声越来越高

2019年初，南非李斯特菌感染爆发疫情已经结束。有记者深入南非疫情爆发区把有关疫情消息告知大众。

10. 78个国家刑警组织和欧洲刑警组织查获数吨伪劣食品

78个国家刑警组织联合开展，名为Operation Opson Ⅷ行动。此次行动的重点检查对象是日常食品，如肉类、鱼类、鸡蛋和香料等，还有标记为有机产品的产品。2019.12.27.转载自WTO咨询网

13.印度对国际食品和饮料的需求日益增长

来源：商务部  2019-12-19

澳大利亚食品企业将在印度受到热烈欢迎，印度中产阶级人口的增加、现代零售业态的发展以及国际电子商务平台的进入，正在推动该国食品和饮料零售领域的增长。

根据波士顿咨询集团的预测，到2025年，印度有望成为世界第三大消费经济体。该国的经济在2018-19财年增长了6.8％。

在印度13亿人口中，快速增长的中产阶级为澳大利亚的餐饮业提供了最大的机遇。购买力的提高、双收入、无孩子家庭的增加以及消费者观念转变都在推动消费渴望。

根据2017-18年度的发展情况，到2020年，现代零售业态（如便利店，超市和大卖场）相对于传统商店（包括市场摊位）所占的市场份额预计将从目前的2％翻倍至4％。

随着2017年引入商品税和服务税（GST），取代了各种间接税，简化了印度的税收制度。印度政府还通过实施集装箱电子密封，升级港口基础设施并允许在2018-19年度以电子方式提交带有数字签名的证明文件来减少进口时间和成本。这些改革帮助印度在世界银行《 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中从190个国家中跃升至第63位（去年为77）。此外，印度食品安全与标准局（FSSAI）简化了进口流程。

在过去的十年中，印度进口食品规模增加了两倍多，从2009年的17亿美元增加到2018年的53亿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电子商务正在推动印度人餐饮零售市场体验的最大变化。印度拥有全球第二大互联网用户，为4.51亿。根据《经济学人》的一篇文章，每秒有三分之二的印度人第一次体验互联网。到2030年，将有超过10亿印度人上网。电子商务使二线和三线城市的印度人有能力购买他们原本无法在印度购买的产品。电子商务帮助实现了实体零售的跨越式发展。

14.乌克兰农产品出口再创纪录

来源：驻乌克兰经商参处 2019-12-20

乌克兰国家社12月18日消息，国家科学中心农业经济学研究所数据显示，2019年前11个月，乌克兰出口了价值202亿美元的农产品。这已经（！）超过了2018年全年创纪录的188亿美元。

同时，对欧盟农产品的供应也创历史记录。去年全年为63亿美元，而今年前11个月已经达到68亿美元。乌克兰出口商的最大收入来自向国外销售粮食作物（86亿美元）、油料种子（23亿美元）、食用油（42亿美元）、食品工业残余和废物（14亿美元）、肉制品（7亿美元）。

研究所总结道，“由于日历年度尚未结束，上述所有指标将继续增加。国家农产品和粮食出口的最终结果将成为该行业的新基准。”

15.澳大利亚发布新的强制性乳品法典

2019-12-20 17:34  文章来源： 海关总署

2019年12月12日，澳大利亚方面发布新的强制性乳品法典（编号为F2019L01610），新法典生效日期为2020年1月1日。

据悉，随着新的强制性乳品法典的实施，澳大利亚乳品业主将可以获得公平的价格。该法典非常重要，明确了要保护乳品农场主权益，该法典禁止以往存在的价格走低情况的发生。禁止单方面修改法典，但遇到紧急情况时则可以灵活处理。该法典禁止乳品供应成为垄断性质的行为。

16.香港正式推行可申请最长20年专利的新专利制度

2019-12-20　　来源：中国新闻网

香港特区政府宣布，新专利制度于19日正式推行，在新制度下，专利申请人可在香港直接申请最长为期20年的标准专利保护。为配合新制度的实施，新设的电子处理系统亦同步于19日开始运作，提供专利检索和申请的电子服务。

香港特区政府知识产权署的专利注册处于19日开始接受根据新专利制度提交的申请，以及进行有关的审查工作。

新专利制度主要引入原授专利制度，为专利申请人开辟直接途径，在香港寻求最长为期20年的标准专利保护，是现行“再注册”途径以外的另一选择。原授专利申请必须经注册处进行实质审查，以决定有关发明是否符合资格注册为专利。

知识产权署署长黄福来表示，实施原授专利制度显示特区政府有决心提升香港专利制度，使之与国际社会主流专利制度的做法看齐。新制度亦有利促进香港的创科发展。

新专利制度的另一特点是，容让短期专利拥有人或对该项专利的有效性具正当利益的第三方，可向注册处提出要求，对该项专利进行实质审查。此项就获批专利新设的机制，既可增强现时短期专利制度的公信力，也可维持其整体成本效益。

在新专利制度下，某些与专利从业人员资格有关并具混淆性或误导性的名衔或描述，亦禁止在香港使用。

17.欧盟知识产权局发布中小企业商标许可报告

2019-12-19　　来源：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网

近日，欧盟知识产权局发布了一份报告——《中小企业许可活动：以欧盟商标所有人为证》。

欧盟商标所有人可将商标用于识别商品或服务，或许可其他公司使用其商标以换取经济利益。因此，商标许可是从知识产权获取经济利益的方式之一。

报告显示，2013年至2017年，7.5%的拥有欧盟商标的中小企业把商标许可给了他人使用。欧盟商标许可为每个公司创造的年均收入为64924欧元，相当于欧盟中小企业年均营业额的5.7%。欧盟所有中小企业的欧盟商标许可年收入预计为19亿欧元。按照中小企业欧盟商标的平均寿命为20年计算，欧盟商标许可在整个生命周期带来的收入为380亿欧元，即每个许可公司130万欧元。

调查还显示，服务行业的中小企业更有可能许可其欧盟商标，且从许可中获得的收入更高。（编译自euipo.europa.eu）

翻译：罗先群　校对：王丹

18.张建平：进口回暖的意义不一般

日前，海关总署发布了我国最新一期外贸进出口数据，今年前11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8.5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2.4%。其中，前11个月进口额停止下滑引起关注。此前，我国进口贸易一度处于负增长状态，海关统计数据显示，前三季度我国外贸进口总值10.43万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0.1%，也引起一些人的担忧。不过，分析近几个月进口贸易的数据，可以看出，我国进口贸易形势整体趋于稳定，逐步回暖。

今年，由于中美贸易摩擦和经济增速放缓，我国进口贸易面临着一些压力。通过我国优化外贸结构的持续努力，目前我国的进口贸易局势明显朝着向好的局势发展。在进口方面，中国积极推进贸易便利化改革，降低通关成本，提升贸易效率。中国一直主动扩大进口和自主降低关税水平，同时努力消除非关税贸易壁垒，大幅削减进口环节制度性成本;不断加快自贸试验区建设，提高自身贸易便利化水平;发展跨境电商和海外代购，促进进口贸易增长。我国成功举办两届以进口为主题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届进博会上达成的意向成交金额为578.3亿美元，今年第二届进博会意向成交金额为711.3亿美元，与去年相比增长了23%。

加快进口市场的多元化布局也是我们抵御外部冲击，推动进口贸易向好发展的一个重要举措。2018年，中国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进口总额增长至8618.67亿美元，占中国当年进口总额的比重约为40.36%，是2013年的1.27倍。今年前11个月，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计进出口8.35万亿元，增长9.9%，高出全国整体增速7.5个百分点，占我国外贸总值的29.3%，比重提升2个百分点。

此外，此次增速“转正”意味着内需或将企稳，这也与当月PMI数据相印证：11月制造业PMI在时隔六个月之后首次重返荣枯线之上，反映出我国内需可能有所回升，内需回升对进口起了提振作用。以往，在“奖出限入”的思路下，消费品进口在很大程度上被边缘化。实际上，我国的居民进口消费需求巨大，引进国外优质的消费品，也有助于完善国内市场，保持物价的基本稳定，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这也是我们发展进口贸易的应有之义，有助于推动进出口贸易大体平衡。

未来，我们还应该在机制改革和营商环境改善上持续发力，提高透明度和法制化，加快落实各项贸易便利化的改革措施，落实通关一体化，加快落实减税降费，切实降低外贸企业的运营成本，提高外贸企业的营运效率，保障稳外贸目标的实现，从而有效扩大进口。针对我们现在高科技进口领域仍然存在的“卡脖子”现象，我们要尽快降低对高科技外资企业投资的相关限制，大力吸引高科技外资企业到中国来投资，以投资促进进口；针对某些国内经济发展急需、国内产业转型升级急需的高技术产品，可以制定特殊的政策，重点引进某个特定企业，从而突破发达国家对我国的出口管制。(作者是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区域经济合作研究中心主任)文章来源： 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2019.12.16.

19.注册美国商标需要符合的实质法律要求

2019-12-19 17:37  文章来源： 中国贸易报

自2013年以来，来自中国的申请人向美国专利和商标局（USPTO）提出的商标申请增长了11倍多。一方面，中国政府鼓励中国企业在境外发起专利、商标等的申请或登记。另外，互联网线上购物的国际化，使得跨境电商业务蓬勃发展，跨境电商平台对平台上商家的商标使用提出了更多的要求。

但是美国商标局接到的许多来自国外的申请由非专业的境外中介完成，其材料质量参差不齐，影响审查效率。对此，美国政府规定：自2019年8月3日起，所有非美国地址的商标申请人必须聘请美国律师作为代理人。

即使有美国商标律师的专业服务，对广大企业来说，对美国商标法的基本了解对其在美国的经营和发展会大有裨益。美国商标法下成功注册商标必须满足三大实质性条件：显著性、非功能性和在商业活动中使用该商标。

一、显著性

“显著性”是商标法上特有的概念，与专利法中的“新颖性”和著作权法中的“独创性”相对应，但含义不同。商标法上的显著性指“可以标明自身并与其它商品或服务相区别”的特性，主要分为两种：固有的显著性和获得的显著性。前者指商标标识由于其本身的特性或者使用的情景而具有显著性，后者指标识本身并没有显著性，但是通过在经营中持续的使用而积累起与其它商品或服务相区别的特征。

在美国，显著性不是简单的“有”或者“无”的问题，被认为是一个连续体或者谱段。美国最高法院在 Abercrombie & Fitch诉Hunting World案中确立了认定商标显著性的“Abercrombie谱段”。

从显著性要求来说，在选择商标时可以考虑：第一，如果还未确定商标，那么可以创造一个新词汇，或者选择与自己的商品或者服务无直接关联的词汇。第二，如果商标已在使用当中，而且属于“描述性”的，那么只能选择获取“衍生含义”的途径，也就是通过广泛和持续的使用扩大商标的知名度，在消费者群体中建立该商标与申请人的直接联系。

二、非功能性

商标法规定，申请注册的商标不得具有功能性。其原因涉及到与专利法的衔接，具体而言，专利的本质在于“公开获得垄断”，即专利权人通过公开其专有技术获得法律保护的“排它使用权”，但是，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这种保护是有期限的。期满后，专利技术就进入公共领域，可以被他人无偿使用。

跟专利不同，注册商标可以续展，因而获得长期（理论上无限期）的法律保护。所以，如果某项具备实际功能的特征可以作为商标注册而获得无限期保护的话，那么将导致与专利立法政策的直接冲突，破坏专利制度的设计。

有可能涉及功能性的商标大多不是文字性的，而主要是商品的外观设计。功能性指的是“某种设计对商品的使用或者目的而言是必备的，或者会影响到商品的成本或者质量”。一般来说，如果某种设计已经成功申请了实用专利，那么就具有功能性。相反，外观设计专利本身则不具备功能性。

功能性分两种——实用功能性和美学功能性。先说实用功能性的两种情形：产品外观设计可以实现某种功能，并且如果不采用这种设计就无法达到该功能；或者某种外观设计使得该商品具有相当的优势，以至于其他商家如果不采用相同的设计根本无法与之相竞争。

美学功能性是指某个设计主要是为了增加商品的美感，而不具备实际的使用便利。但是这种设计使得商品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其他商家如果不效仿就无法竞争，比如，情人节巧克力的心形设计既是如此。

三、在商业活动中使用商标

说起这个要件，必须提到美国商标法在传统上与许多其他国家商标法的一个重大区别。试想，假如有两个（或多个）申请人对相同的商标标识提出注册申请，那么谁可以获准注册呢？

对此，传统的美国商标法采用使用在先的原则，先采纳并使用商标的主体享有优先权，可以优先于其他主体申请注册。与此相对，世界上大多数其他国家（如欧洲大陆和中国）采用申请在先的原则。顾名思义，这意味着无论各方何时开始使用，最先提出注册申请的一方将获得优先。

申请人必须在商业活动中（如销售或者宣传时）使用自己的商标标识，用来指示其商品或服务，或者与同类其它商品或者服务相区别。典型的使用方式诸如：将商标粘贴或标注在商品上；在宣传手册或者广告中使用商标；或者在提供服务的场所展示商标，等等。

美国国会在1988年通过了“商标法修订法案。该法案于1989年生效，允许商标申请不基于“实际使用”，而是基于“诚意的使用意图”。这意味着，申请人在申请商标注册时即使尚未使用商标，只要出具声明表示其有使用该商标的意图即可。

这种注册申请并不能免除申请人的“实际使用”义务。申请人在审查期间必须提交 “实际使用”的证据供商标局审查，才可能获得最终注册。

“使用意图”申请将确定“优先权”的日期从传统上的实际使用日提前到了申请日，对许多申请人而言更加有利。所以，一般而言，如果准备采用这种方式申请注册的话，应当尽早提交。

（作者陈勇为美国成美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张宁为埃默里大学法学博士）2019.12.23.转载自WTO咨询网

20.商务知识--全球价值链概念

斯特恩(sturgeon，2001)从组织规模(organizational scale)、地理分布(geographicscale)和生产性主体(productive actor)三个维度来界定全球价值链。从组织规模看，全球价值链包括参与了某种产品或服务的生产性活动的全部主体;从地理分布来看，全球价值链必须具有全球性;从参与的主体看，有一体化企业(如HPhillips,原IBM等)、零售商(如HSears，Gap等)、领导厂商(如戴尔，耐克等)、交钥匙供应商(如Celestica，Solectronic)和零部件供应商(如英特尔，微软等)。他还对价值链和生产网络的概念进行了区分:价值链主要描述了某种商品或服务从生产到交货、消费和服务的一系列过程，而生产网络强调的是一群相关企业之间关系的本质和程度。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定义最有代表性:全球价值链是指为实现商品或服务价值而连接生产、销售、回收处理等过程的全球性跨企业网络组织，涉及从原料采购和运输，半成品和成品的生产和分销，直至最终消费和回收处理的整个过程。包括所有参与者和生产销售等活动的组织及其价值、利润分配，当前散布于全球的处于价值链上的企业进行着从设计、产品开发、生产制造、营销、交货、消费、售后服务、最后循环利用等各种增值活动。

编辑：政策法规处（公平贸易处）2019.1.2.15: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