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达沃斯一线：中外嘉宾共话经济全球化新路径

　　2019-07-04  文章来源： 手机中国网

　　经济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的重要特征，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劲动能。与此同时，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潮流抬头，世界经济运行风险和不确定性显著上升。如何解决深层次矛盾，通过全球合力推进包容性增长，实现经济全球化的共同繁荣之路成为今年夏季达沃斯论坛讨论的热点。

　　人民网“2019夏季达沃斯”报道组采访与会各界人士，共同探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与明天。

　　“全球化是一条世界共同繁荣之路”

　　经济全球化的形成和发展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分工不断深化，各国比较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国际经济交流合作日益广泛。

　　美国BigID首席执行官Dimitri Sirota在接受人民网记者采访时表示，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描绘了一幅生动场景，跨越全球的物流、资源流、信息流推动了各国经济的繁荣发展。

　　澳大利亚SKIDATA的Frank Iorenz指出，经济全球化通过推动构建公正、合理、透明的国际经贸投资规则体系，促进了生产要素有序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

　　来自德国的大数据专家Andreas Weigend，居住在美国，经常往返各个国家参加经贸活动，他认为自己是“全球化大家庭”中的一员。“以自由贸易为核心的经济全球化促成了贸易大繁荣、投资大便利、人员大流动、技术大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

　　“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是国际贸易的基石。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既发展自己、也造福世界的生动范例，证明了经济全球化是一条世界共同繁荣之路。”亚洲开发银行能源技术总顾问翟永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强调。

　　美国环保协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张建宇表示，经济全球化符合经济本身的规律，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经济全球化促进了生产力大发展，推动形成了一体化的世界。

　　“增进各国人民福祉的积极力量”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经济全球化的可持续发展是与会各界人士的共同愿景。如何改善全球治理体系，引导全球贸易向着更加开放、普惠和均衡的方向发展，让世界共享全球化的发展成果成为重要议题。

　　正如瑞士Kaizen Institute Ltd首席执行官Carsten Otto所说，希望各国积极适应和引导好经济全球化，让它继续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增进各国人民福祉的积极力量。“消除贫穷与饥饿，让所有人能够平等地享有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

　　58到家CEO陈小华呼吁，金融和贸易边界应该更加开放，要以互联互通为着力点，促进生产要素自由便利流动，打造多元合作平台，在国家与国家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都实现互利共赢的局面。

　　“经济全球化表面上看是商品、资本、信息、人才等在全球广泛频繁流动，但本质上主导这种流动的力量是科技进步和创新。希望科技进步和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作用更加突出，不仅成为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升的决定性因素，更重要的是可以把各国经济和各国人民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Andreas Weigend说。

　　翟永平表示，中国的经济全球化探索可谓是“摸着石头过河”，历史的经验表明，机遇大于挑战，拥抱世界才能给中国带来发展。在新时期，期待中国的经验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减少利益冲突，拓展合作空间”

　　当今世界，一方面是物质财富不断积累，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另一方面是地区冲突不断，贫富两极分化严重，世界面临的不确定性增加。经济全球化面对这样的时代背景，唯有世界各国携手并肩，共建创新与合作之路。

　　“我们要准确把握经济全球化的新特点新趋势，以公平为导向，引领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Carsten Otto告诉记者。

　　Andreas Weigend则表示，世界各国应该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用科学技术来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科技一旦与经济紧密结合，将创造出无穷无尽的财富，应该拥抱新技术、拥抱大数据、拥抱人工智能。

　　“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大家庭中的一员，各国都应当致力于经济全球化的建设，成为重要的参与者、支持者和贡献者，减少根本性利益冲突，拓展合作空间。”Andreas Weigend说。

　　来自柬埔寨ACLEDA Bank的So Phonnary在接受人民网记者采访时表示，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大势，开放合作是建设一个更加美好世界的必由之路。世界各国需要携手推进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营造稳定公开透明、法治化、可预期的经济环境，突破各种利益固化的藩篱，实现以改革促发展的目的。

　　2.世界经济进入深度分化调整期

　　2019-07-03 文章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于春海

　　由于在源头缺乏具有突破意义的技术创新，全球产业链的延长和动态升级趋于停滞，全球化收益分配的竞争以及政策摩擦加剧。这是服务于长期战略利益的竞争，所带来的政策摩擦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可预见的是，未来大型经济体之间的竞争手段和策略会越来越多地超出贸易领域。在经济、金融、科技、政治和军事等方面处于优势地位的美国，这一倾向尤为明显。

　　2018年世界经济在总体上延续了2017年的扩张势头，但背后的分化却显著不同于2017年。种种迹象表明，需求管理政策支撑的扩张周期达到顶峰，世界经济深度调整期已经到来。各国所展开的不仅是短期全球化收益分配的竞争，更看重的是具有长期导向的技术和产业竞争以及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竞争。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经合组织（OECD）预测，2018年全球经济增速在3.7%左右。考虑到全球金融状况收紧及其引发的风险和资产价格调整、贸易摩擦加剧及其带来的政策不确定性、欧洲和中东地区的政策和地缘政治冲突以及部分新兴市场的金融动荡，能够实现这样的增速实属难得。但是，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宏观经济形势呈现分化趋势。美国经济增长依然比较强劲，而日本、欧元区、英国乃至OECD整体经济增速均明显回落。这与2017年的广泛且同步复苏态势形成反差。

　　宏观经济形势分化导致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走势的差异。2018年12月19日，美联储将联邦基金利率上调25个基点，这是2018年的第四次加息。2018年12月13日欧洲央行宣布，维持三大基准利率不变；虽然按计划于12月底结束资产购买计划，但承诺继续维持有利的流动性条件和提供充足的货币支持。2018年12月20日，日本银行宣布维持基准利率不变，并且在较长时间内维持强有力的宽松政策。2018年12月20日，英格兰银行宣布维持基准利率水平不变，同时维持现有的资产购买规模。

　　美国的经济表现和货币政策与其他主要发达经济体形成了鲜明反差，这不仅使美元持续升值，还导致国际市场上融资条件收紧、风险偏好下降和资产价格的急剧调整，金融风险随之显著上升。特别是部分经济和金融脆弱性较高的新兴经济体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信用状况和资产负债表质量下降，跨境资本流入逆转并导致资产价格和汇率的急剧调整。债务问题、资本流出、资产价格剧烈调整以及货币贬值等因素叠加，可能引发较为严重的金融动荡。

　　需求扩张周期结束　新一轮制造业竞争开启

　　在危机后的复苏进程中，主要发达经济体未能从根本上扭转劳动生产率的下降趋势。加之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参与率下降，潜在经济增速下降。2018年，主要发达经济体的产出缺口均显著收窄。在失业率方面，美国创下了过去20年的最低点，OECD整体创下了过去30年的最低点。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失业缺口均由负转正，劳动力市场出现供给紧张状况。这些都意味着，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增长潜力已经接近充分发挥。

　　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各经济体最重要的任务是促进潜在经济增速的提高，尤其是提高生产率增速。生产率增速依赖于技术进步和给定技术下的结构调整。从历史经验看，具有突破意义的技术进步通常来自制造业，而且新技术的应用和扩散也依赖于制造业提供的设备和工具。在缺乏突破性技术进步的情况下，培育和发展那些能够更有效利用现有技术前沿的先进制造业，同样有助于生产率增速的提高。在美国政府发布的《先进制造业领先战略规划》中，先进制造业被看成经济繁荣、国家安全和国际影响力的基础。无论是为了提高潜在增速，还是为了提升国际影响力，各国都会越来越关注前沿技术的竞争，并且主要表现为先进制造业的竞争。

　　就业目标的改变也进一步强化了制造业竞争。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就业目标从“创造更多就业岗位”转向“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通过就业稳定性和薪酬的提高解决收入差距扩大及其带来的社会和政治矛盾，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和创新活动。相对于服务业，制造业特别是先进制造业的就业具有更高的稳定性和薪酬。以美国为例，制造业全职等价就业的占比高于全职和兼职就业的简单数量占比，服务业刚好相反；2017年制造业全职等价就业的平价工资为6.9万美元，服务业全职等价就业的平均工资为6万美元。不仅如此，先进制造业还具有显著的乘数效应，每1个技术密集的制造业就业岗位能为其他部门带来4个以上就业机会。

　　先进制造业之争将引发各国政策重心的转变。美国在《先进制造业领先战略规划》中强调“本土供应链”“购买美国货”和“公平贸易”等，这些都具有明显的结构性和内向性特征。先进制造业的培育和发展及其对其他部门外溢效应的发挥，都依赖于制造业供应链在国内的延伸。为此，各国日益重视国内制造业供应链的构建，逐步从以需求管理为中心的短期宏观经济政策转向以结构调整为中心的中长期政策，政策的内向性和竞争性显著提升。

　　多维利益竞争致使政策摩擦复杂化和长期化

　　由于在源头缺乏具有突破意义的技术创新，全球产业链的延长和动态升级趋于停滞，全球化收益分配的竞争以及政策摩擦加剧。这是服务于长期战略利益的竞争，所带来的政策摩擦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

　　可预见的是，未来大型经济体之间的竞争手段和策略会越来越多地超出贸易领域。在经济、金融、科技、政治和军事等方面处于优势地位的美国，这一倾向尤为明显。特朗普政府将经济安全纳入国家安全范畴，并提出“利用一切手段帮助美国企业和个人展开全球竞争”的贸易政策原则。这意味着美国政府的政策手段绝不会局限在传统经贸领域。通过立法变革、机构调整和出口管制清单调整，美国正在加强对外国投资的审查和筛选，强化对其他国家的技术封锁。基于其国内立法越来越频繁地对其他国家的企业和个人实施“长臂管辖”。这些都成为美国获取更大经贸利益以及维持技术和产业领先优势的手段。

　　现有多边贸易投资体系对于各国短期经贸利益和政策选择的协调能力已经不足，对于各国的长期战略利益和政策选择的协调更加无能为力。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的经济体转向区域和跨区域贸易投资协议，力图在地区层面上构建新的国际规则。在现有规则陈旧或缺失的情况下，争端解决机制的效力丧失是无法避免的。这凸显了改革多边贸易投资体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各国对多边贸易投资体系的要求存在显著差异，短期内达成协调一致的难度很大，国际贸易投资规则之争将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国际规则的作用不仅是规范市场行为，更重要的是能够改变各国基于禀赋条件的比较优势，并对最终的利益分配产生深刻影响。短期内，国际规则影响一国能否从现有竞争优势中充分获益；长期内，国际规则影响一国的竞争优势能否持续，以及能否培育出新的竞争优势。因此，各国所参与的国际竞争不仅是微观主体的市场竞争，还有政府在国际规则制定过程中的竞争。

　　国际规则之争将使贸易摩擦和冲突更加复杂化和长期化。一方面，旧规则的效力显著下降，新规则尚未出现，贸易保护主义缺乏来自多边体系的有效约束。另一方面，保护主义政策成为某些国家争取国际规则主导权的手段和筹码。这在特朗普政府的行为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过去两年，我们既看到了特朗普政府各种破坏现有国际规则的极端言行，也看到了美加墨自贸协定的达成、美韩自贸协定的升级以及美欧和美日自贸协定设想的提出。美国力图借助主动挑起的贸易摩擦及其后续的争端解决过程来构建更加有利于自身的国际规则。在这样的背景下，贸易保护主义带来的不仅是他国的报复与反制，还会在更多国家产生示范和传染效应。

　　调整政策思维　应对世界经济深度调整

　　2018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以及国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速推进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困难，我国经济依然实现了6.6%的增速，是世界前五大经济体中增长最快的，也是拉动世界经济增长最大的力量来源。展望未来，我国经济外部环境在短期内难以明显改善。一方面，世界经济增速的趋势性回落将从根本上制约我国经济的外需增长动力。另一方面，各国围绕全球化收益分配、技术和先进制造业以及国际规则等的竞争，将导致国际间的政策摩擦和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加。

　　在此背景下，中国需要顺应内生的改革需求，沿着既定路径稳步地将改革开放政策和措施落到实处。这是应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的根本之策。通过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完善创新驱动型高质量发展战略的制度基础；变革研发创新活动的激励机制，构建有利于培育和发展先进制造业的营商环境，夯实创新驱动型高质量发展战略的微观基础。促进经济增长新旧动能的加速转换和经济增长内生动力机制的进一步强化；坚定不移地推进和落实既定的深化开放战略，推动国内市场的扩大和升级；进一步降低外商投资壁垒；兼顾国际发展态势和国内自贸区的试点经验，完善国内规则和法律。此外，中国对国际规则的利益诉求已经发生变化，不能单纯地充当既定国际规则的接受者；世界对中国的期待也发生了变化。中国要基于与世界经济的整体联系，遵循国内改革和开放的既定方向，在多边框架下或开放包容的双边与诸边框架下采取灵活务实的策略，在国有企业、知识产权、政府采购、投资政策、数字经济以及包容性增长等方面，提出务实的“中国方案”。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经济学院教授）

　　2019.7.8.转载自WTO咨询网

　　3.贸易战、科技战与中美关系的“范式变化”

　　2019-07-12  文章来源： 《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19.7.16.转载自WTO咨询网）

　　来源:《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19年04期朱锋

　　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

　　中美关系已经出现“质变”。当前美国特朗普政府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的基本做法，已经构成了外交政策与国际关系分析中典型的“范式变化”（paradigm change）。这是自1979 年中美建交以来，两国关系正在经历的前所未有的新变化，也是中国正在经历的国际战略环境最为深刻和严峻的变化。

　　奥巴马政府时期，中国和美国始终保持着积极合作、协调利益和管控分歧为基调的双边关系，北京和华盛顿都致力于维护双边关系的稳定和发展。奥巴马政府欢迎一个“繁荣、强大和稳定的中国”的主张还历历在目。特朗普上台两年半的时间，中美关系就出现了历史性的转变和巨大的战略性倒退。究其原因，奥巴马政府后期美中关系的调整就已经出现。特朗普政府执政理念中的美国民粹主义以及特朗普忠实选民中的反自由贸易、反全球化的倾向对美国发动的对华贸易战有着重大影响。冷战结束28年以来，美国国内对执行什么样的对外政策的分裂十分明显。

　　美国地方政治和经济的变化，对白宫的影响同样巨大。英国《经济学人》周刊刊文指出，得克萨斯和加利福尼亚代表了美国两种不同的治理模式，未来的美国或许将取决于这两个州的治理理念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变成全国性的实践。而“得克萨斯模式”就是减税、加大美国制造业的投资以及保护美国市场，“加州模式”则是强调对民众的福利开支、致力于减排和环境治理以及推进与国际社会的自由贸易与合作。中美关系发生“质变”更深层的原因，是美国的中国战略、中国心态和所谓的“中国威胁”的评估都发生了重大调整和变化。

　　中美关系未来可控的发展进程，需要中国更加客观、深入、理性地思考两国关系的处置方式和未来的调整进程。

　　究竟是什么因素在让中美关系出现这么快的变化？

　　1中美关系已经出现“范式变化”

　　在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研究中，“范式变化”特是指国家间关系处理的基本方式、原则和目标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中美关系这一变化的根本原因，是中美之间的力量对比的变化，也是美国对“中国威胁”和“中国问题”的认知方式、心态和战略选择都出现了重大变化的结果。2008 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以及之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中国对美投资在 2014 年开始超越美国对中国的投资等一系列事件，已经开始让美国精英思考中美关系的“范式变化”。

　　从 2016 年总统竞选开始，特朗普就不断指责“偷了美国的技术、钻了美国的空子、占了美国的便宜”。特朗普当选和执政，美国处理中国议题必然出现“范式变化”是可以肯定的。自从特朗普执政之后，美国的对华政策大幅调整，迅速朝着冲突和对抗的方向发展，和“新保守主义”政治力量几乎出于同一阵营的“鹰派”占据从白宫到五角大楼、从美国贸易谈判代表署到国务院的各个政府部门的主导位置。尤其是随着蒂勒森、马蒂斯的下台，特朗普的对华外交已经全面“变”字、“狠”字当头。其目的，就是要在市场开放、经贸法则和高科技等领域对华实行“清算”。对华贸易战就是不再给中国在继续提供“钻空子、占便宜和偷窃技术和知识产权”的机会，不惜要在市场投资、高科技合作、甚至对高科技领域内的学者和学生交流“关门”。这些做法，不仅实质性地背离了美国以往历届政府对华实行的加强两国经济、社会、文化、投资、科技等领域内合作与交流、鼓励中国“融入世界”的“对华接触政策”更意味着美国开始转向对华“不接触政策”。

　　对于特朗普政府和美国政策精英的这些变化，中国为始终强调两国关系处理中的“协调、合作与稳定”，尤其是两国需要“在互惠互利基础上拓展合作，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管控分歧，共同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从2017年4月7日中国领导人在美国佛罗里达海湖庄园和特朗普举行的首次习特会，到 2018 年 12 月 1 日中美两国首脑在二十国集团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期间举行的双边首脑会谈，再到2019年6月29日二十国集团大阪峰会期间再度举行的两国元首会晤，中方都坚持了这一处理两国关系的基本原则。 、

　　2018 年3月开始，特朗普政府发动了规模前所未有的对华贸易战，对中国输美的商品增加高额关税。中间经过多轮谈判，特朗普政府依旧执意升级贸易战，将中美两国拖入恶性竞争的泥沼中，不仅损害了双边关系，损害了其盟友和世界上其他利益相关国家的经济利益，更对全球经济的稳定带来了巨大的消极冲击。2019年全球经济出现衰退，被认为是个大概率的事件。

　　从美国发动贸易战起至今，这一年中的中美关系经历了自建交以来最严重的对立和对抗。尽管此前中美贸易摩擦不断，经济纠纷、知识产权争端、产业政策分歧等问题持续产生，但双方始终秉持沟通协商的精神，不希望让经贸上的冲突从根本上影响两国关系。中国与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经贸往来频繁，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度非常高，保持良好健康的政治经济关系是合作共赢的事，有利于双方的发展。

　　然而,美国时间2018年4月3日，特朗普政府以“贸易逆差”为名，宣布将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1333 项5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 25%的关税；中国则宣布将“对原产于美国的大豆、汽车、化工品等14类106项商品加征 25%的关税”。经过三轮谈判后，同年7月6日，美国如期开始对第一批清单上818个类别、总，共价值 340 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 25%的进口关税，同日中国对美反制措施生效。8月8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公布第二批对价值 160 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的清单，8月23日生效；中国对同等数额美国输华商品加征关税的措施也于同日实施。

　　美国时间 2019 年 5 月 9 日，美方宣布从次日起对 2000 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的关税从 10%上调至 25%，中国则宣布自 6 月 1 日起，对约 600 亿美元的美国输华商品分别加征25%、20%、10%和 5%的关税。

　　中国中央电视台在 2019 年 5 月 10 日的《新闻联播》节目中官方表明了中国的态度：“不愿打，但也不怕打，必要时不得不打……美国下一步是要谈，还是要打，抑或是采取别的动作，中国都已备足了政策工具箱，做好了全面应对的准备。”尽管中国信心坚定、迎难而上，但贸易战客观上对中美两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以及各自的国内发展和对外贸易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中美贸易战的爆发,推翻了此前在两国被普遍接受的“经贸关系是双边关系的压舱石”的这一说法，动摇了中美长期保持的总体上关系稳定。中国具有谈判诚意和准备，但 2018年以来的中美关系表明，美国在贸易关系上对中国的打压，已经远远超过了平衡美中贸易逆差的考量，背后是美国的中国威胁评估、中国问题认知和中国战略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的结果，更是美国政策和知识精英看待和处理中国问题时的心态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的结果。用美国国安会前亚洲事务高级主任麦艾文的话来说，美国对华关系的“范式变化”，是因为美国认为与中国在利益关系上越来越实质性地难以“调和”。而且，美国共和和民主两党对中国经济和政治政策的批评和焦虑高度一致，对华采取对抗政策成为两党共识。即便对特朗普发动什么规模的“贸易战”还有争议，但对华发动“科技战”和实质性采取亲台立场，却在两党间几乎没有任何争议。尤其对所谓“渗透”和“影响”美国的“锐实力”（sharp power）, 成为了美国“威胁论 3.0 版”。美国的政策和研究精英提出，美国这么多年的对华接触政策完全“失败了”。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叫嚣，为特朗普的对华对抗和打压政策制造借口。有关“锐实力”的分析报告，开始统计在美国政府部门、科研机构和智库中的华人人数，把 FBI 口中的“对美国构成的全社会性威胁”的定义“具体化”。

　　其结果，特朗普政府在贸易战和科技战上全面打压中国只是个借口，也是中美冲突今天所出现的突破口，是保守主义阵营对全球化发展的抵制和对中国崛起开始采取实质性“打击”措施的一部分。美国对于自身长期主导建立的全球秩序中“力量对比”的变化产生了巨大忧虑，极力想要保持自己的战略优势地位，把中国的崛起看作头号威胁并试图遏制中国的实力增长。

　　同时，这一富有攻击性的政策，也是美国内政问题带来外交不稳定的一种“外化表现”。现任美国政府对于经济产业问题、不平等加剧、族群分化等社会经济问题，并没有实质性的好的解决办法，而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的压力，又要求执政党在内政外交上展示出鲜明的政策立场来吸引选民。此外,特朗普总统的个人风格和政治想法也是现行战略的一个关键成因。

　　国内外的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对华强硬政策也成了特朗普政府展示政绩的最大的“亮点”。尤其是在野的民主党也主张对华强硬对抗政策之际，特朗普政府的对华贸易、科技等方面的蛮横打压政策，变成了美国朝野空前一致的“两党共识”。这些因素整合到一起，决定了美国今天的对华政策，也决定了中国推动与美国谈判协商的空前难度。特朗普政府抛弃了以往美国历届政府奉行的对华“接触政策”，想要关闭对中国高科技公司和两国高科技产品的市场合作，打压中国的对华经贸联系，重新拉大中国和美国缩小了的经济和科技创新差距。特朗普政府这种“抑制”中国崛起的力度和决心，同样也是中美建交以来前所未有的。

　　美国对华政策的“范式变化”，已经从军事、经济、科技，深入到社会交往和对华政策的基本态度等各个方面。阻止中美朝着对抗方向发展的两国关系的范式变化，同样需要的是能够重新定位、处理和管控这种关系的“新范式”。

　　2中美关系的变化与战略博弈带来的影响

　　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牵制和中美之间全方位的战略竞争体现在多个方面。中美贸易战涉及的产业政策、科技竞争、经贸摩擦只是冲突的一部分，中美之间的博弈还扩展到了国际舞台上和其他各个领域。

　　2018 年，就世界贸易组织（WTO）贸易规则改革的问题，中方与美方代表就在公开场合有过多次交锋。同年 12 月，在加拿大境内发生的“孟晚舟案”则是美国出于政治因素而采取的恶性竞争的行为。军事方面，美国在南海问题上屡屡挑衅，不仅在公开场合批评中国在南海搞“军事化”，还屡次派出军舰闯入中国领海，以“航行自由行动”为名进行挑衅，这种行为在 2018 年发生了五次，而 2019 年还未过半就已经发生了三次。美国在舆论上攻讦中国，却无视自己的行为对南海地区“军事化”造成的恶劣影响，这种“双重标准”的行为已经成了现任美国政府的外交常态。

　　特朗普上台后,还推动对台军售常态化。在 2017 年的“香格里拉安全对话”上，时任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就表示“依照《台湾关系法》，美国坚定致力于提供台必要的防御军备”。2018 年 9 月，美国更是批准了价值30亿美军的对台军售，其中包括 F-16 战斗机和 C-130 运输机的战机备件。此外，特朗普还签署了国会递交的“台旅法”，允许美台两地高层互访。这些行为都是对“一中”原则和海峡两岸关系的挑战。

　　在舆论上，美国更是鼓吹新一轮的“威胁论”，试图拉拢西方盟友共同孤立中国。

　　（一）销蚀中美两国关系的基础，对经济造成重大损害

　　美国的这一系列行为，无疑是在销蚀中美之间通过多年不懈努力打造和维护的相对稳定的双边关系基础，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和重大关切，这对中美关系将造成难以修补的裂痕。

　　事实上，现任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不是一蹴而就的，也绝非完全基于特朗普总统的个人意志，其反映出华盛顿中心权力背后的利益集团、政治家、战略团队以及美国社会整体对中国的态度转变。这对中国未来如何处理与美国的关系，尤其是要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维护维护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形成了巨大的挑战，是中国外交目前面对的最大、最急切的挑战。

　　然而，从战略和长期的角度来看，目前特朗普政府发动的贸易战、科技战将是极为沉重的。中国的制造业从低端、中低端到向未来高端的持续发展，将决定 21 世纪的中国是否能够真正成为一个产业强国、科技强国和世界政治意义上的全球性大国。中国未来的军事装备和战斗能力，说到底，也是中国的制造业是否尖端、科技创新是否不断领先、政府财政是否能够长期和稳定地获得巨额税收所决定的。美国现在所发动的贸易战、科技战，大幅度降低对美国的高科技合作和投资，不惜让美国市场给中国“关门”，严格限制、甚至切断双方各个层次的高科技合作。客观地说，中美关系的“部分脱钩”已然发生。

　　与此同时，在中美经贸和科技关系至少将发生“部分脱钩”的状况下，中国的产业、经贸和科技发展能否在今天的全球政治中找到“替代来源”和“替代市场”？中国与其他发达国家以及新兴国家的关系进入一个相对比较平稳的时期，但这些国家在内政外交上出现的新变化，需要中国在对外工作中时时关注。首先是在发达国家中蔓延的反全球化浪潮，同时伴随着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兴起，主要出现在发达国家最集中的欧洲地区。经济上，在经历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后，欧洲经济始终低迷，就业、收入、贫富差距等问题引起民众对于欧盟管控和经济一体化的不满，开始推崇封闭的政策来增加本国就业机会、保护贸易利益和本土产业。在社会文化方面，尤其是“难民危机”爆发之后，欧洲各国出现了较为强烈的反移民、反对多元文化情绪，带有鲜明的民族主义和本土主义色彩。在政治上，各个国家的保守势力抬头，政策和意识形态上出现右倾趋势，且此类政策获得的民意支持在上升，更是有一些极端右翼政党开始活跃。不断增强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甚至将“去一体化”思潮推动发展为实践。2016 年英国“脱欧”就是民粹主义思想和“反全球化”、“去欧洲一体化”的典型案例。

　　曾经引领区域一体化、自由贸易和对外开放的欧洲走向了反方向。这对于中国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企业“走出去”战略以及“一带一路”倡议在该地区的施行形成了较大的阻碍。这些思潮和政策趋势不仅左右着欧洲各国的内政外交，也会对欧盟的政策产生影响，可能会使得中欧关系中的一些问题被放大，比如贸易摩擦等。另一方面，“反全球化”浪潮客观上影响着世界格局,增加了全球治理的难度，对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产生了负面作用，这对于积极融入全球体系、支持推动全球化进程以及更多承担全球治理责任的中国来说意味着更大的挑战。

　　（二）影响中国与大国和区域合作关系框架，加剧地缘政治竞争压力

　　在中美关系严重倒退之后，中国与大部分发达国家之间的合作关系的大框架也将受到这股“再全球化”力量实质性打击吗？显然，由于和美国关系的恶化，中国与一些美国盟友之间的关系也经历着考验，比如在“孟晚舟案”中扮演了协助者角色的加拿大，又比如在美国的新亚太战略中具有重要战略的澳大利亚，以及将外交重心放在解决半岛问题上的韩国等。一旦产生更剧烈的冲突,这些与美国有着利益相关的国家难免会被卷入纷争。与美国有密切政治、经济、安全关系的欧盟各国，尤其是北约国家，也在中美竞争中可能被迫选边站。

　　此外，周边外交作为中国对外工作的新重点也带来了新问题。比如印度和日本这样与中国存在地缘战略竞争关系的国家，其对华政策不仅受到中美竞争大环境的影响，更多的时候存在着基于本国经济和安全利益的考量，长期未解决的领土和主权争端也可能在动荡的国际局势下成为爆发的关键点。东盟各国在中美竞争中摇摆不定，针对南海问题想要长期建立的协调谈判机制是否能建立起战略互信的稳定基石？例如南海行为准则(COC)谈判，还需拭目以待。

　　从过去的经验来看，中国与这些国家在“升温”与“降温”、合作与竞争、缓和与恶化之间的波动是常态。但由于中美关系质变的影响、全球秩序的大调整以及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竞争加剧，今后中国与发达国家以及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的关系仍然还存在许多不确定性。包括中日关系、中欧关系、中俄关系和中印关系，今后最重要的挑战不是“第三方市场”如何合作，而是如何降低和化解“第三方势力”的冲击和影响。

　　（三）对“一带一路”建设形成长期挑战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都保持着相对友好的关系。中国的迅速发展为这些国家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和参考模式，中国多年来提供的对外援助及合作项目促进互利共赢，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更是为沿线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遇。然而，项目从中短期来看，同样无法提供中美即便是“部分脱钩”带来的损益。

　　近年来针对倡议的国际压力从未停止过，尤其是来自西方国家和媒体的质疑，例如“债务陷阱论”和“地权政治工具论”。舆论上的负面评论多多少少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政策思考会产生一些影响。中国如何在推动对外援助和建设“一带一路”的过程中增强与发展中国家的互信，以实际行动反驳对“大国扩张”的质疑声，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坚固友谊，也是中国外交的一个重点。

　　再者，部分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亚非拉地区的一些极度穷困地区和冲突热点地带的国家长期以来都有内政动荡、局部冲突、恐怖主义、割据战争等社会安全问题。政局不稳定和极端主义的威胁严重威胁到海外贸易投资安全，对对外发展政策也埋下了不稳定的隐患。在不干预别国内政的前提下，如何保护国家的海外利益和公民的人身安全，如何预防风险和化解危机，都是对外工作中的难题。

　　另外，大国在亚非拉地区竞争扩大，尤其是针对中国的“一带一路”，传统和新兴大国都参与到了海外战略竞争中，例如日本和印度准备共建“亚非增长走廊”，美国也出台了“新非洲战略”，美国代理国防部长沙拉汉 2019 年 6 月 1 日在新加坡 2019 香格里拉峰会上也提出了“印太发展金融项目”，宣布美国的资金投入将从以往的 290 亿美元增加到600 亿美元。第三世界意味着发展的机遇与潜力，同时也存在着极高的风险，更是大国竞争的舞台。如何在发展中建立真正具有互信互利基础上的牢固的伙伴关系，如何在发展自身的同时带动其他国家的进步，如何消除外界的疑虑指责并打造良好的国际形象，这些问题仍然是中国“一带一路”项目持续落地依然没有解决的长期挑战。

　　3中美大阪峰会：成果有待检验

　　2019 年 6 月 29 日，中美两国元首在大阪二十国峰会期间，举行了历史性的双边首脑会晤。两国同意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重启经贸磋商。美方表示不再对中国出口产品加征新的关税；两国经贸团队将具体问题展开磋商。充分发挥了中美首脑高层会晤对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作用，在中美贸易战陷入严重僵局和对峙的情况下，已决定性地抑制两国贸易战升级，并有望尽快重启中美贸易谈判。

　　然而，特朗普在大阪峰会上释放的“善意”是有限的，中美贸易战未来是否能真正“休兵止战”，我们还不能盲目乐观。

　　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战，严重扰乱了中美两国间经贸关系，沉重打击了原本互利合作的两国正常交往，单方面破坏了两国间原本高度相互依赖的市场秩序。尤其是2019 年 5 月 5 日，特朗普在中美贸易谈判仍在正常进行的同时，宣布对 2000 亿中国进口商品的增税从10%提高的25%，并随后将华为等70家相关公司列入出口制裁的“实体清单”。美国对华贸易战，升级为“断供”为目标的科技战，旨在全面打压和阻断中国产业升级、技术创新的历史性进程，重新拉大中美两国力量对比开始缩短的历史进程。中美关系的下滑究竟将走多远？我们必须对此保持高度的警觉。特朗普政府目前对华“科技战”，是否会想要筑起阻断中国高科技发展的“铁幕”，仍需拭目以待。

　　然而，特朗普政府实施的“全面打压”的策略既缺乏足够的能力保障，又缺乏可以拉拢的实质性国际支持。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已经成为一个世界主要经济体缺了谁都难以维系的整体，让美国市场和高科技与中国“脱钩”不仅需要美国所有高科技公司的认可，需要世界主要经济体“唯美国马首是瞻”，更需要付出切断全球化进程的高昂代价。日本首相安倍在二十国集团峰会上提出：“竞争使得有些国家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使得国与国之间产生了贸易摩擦；必须维护自由、公正、无差别的贸易体制，这是 G20 的责任和义务。”作为美国铁杆盟友的日本能够说出这么一番话，说明特朗普政府的对华贸易霸凌主义不会真正得到国际支持。

　　美国一味想要中国全面屈服的加增关税的做法，已经给美国和世界经济蒙上了阴影。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办公室 2019 年 6 月 17—19 日举行对华贸易战听证会上，多数美国企业明确表示担忧和反对。5 月份美国新增就业岗位和工业生产指数都开始下降。如果继续对超过 3000 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加税，这种一味施压、简单追求短期效果的做法，只会导致全球经济秩序的崩溃。中美关系的 40 年，是两国相互扶持和互利的 40 年，更是几代中国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勤奋努力、辛劳苦干取得了中国在全球财富和利益分配结构中开始从“边缘”走向“中心”的 40 年。特朗普政府的鹰派团队想要“压服”，首先要问问今天的全球财富和利益分配结构同意不同意、接受不接受？

　　2018 年 5 月正式开始的中美贸易谈判进程，中国政府在不断展示争取双方妥协和共识的政治决心和变革意志，真诚地想要解决中美之间的贸易争议和摩擦。美国贸易谈判代表莱特希泽近来也表示，中美对话已经就 90%的谈判内容“谈成了”。为什么剩下的 10%难以跨越？根本原因还在于美国是否能够尊重贸易和产业政策背后的中国体制因素，在于谈判需要不断累积信任和诚意，而不是从头到尾通过蛮横地挥舞加税的大棒迫使中国屈服。特朗普政府和美国的政策和知识精英，是否能够“现实与合理地解读中国的政策、目标和手段”，已经成为中美关系在严峻的“范式变化”的大局下能否避免进一步恶化的关键。近期部门美国学者和政府官员发表联署信，呼吁美国政府和国会不要把中国当做“敌人”，就是呼吁美国政治需要“合理、准确地解读”中国。

　　纵观新中国外交史，这两年的中美贸易谈判是中国经历过的强度最大、难度也最大的双边谈判历程，同样也是我们达成协议的态度最灵活、通过中美共识加速中国改革开放的意志最鲜明的一次谈判。然而,当中国不断展示诚意、推进原则共识和争取渐进路径化解争议的同时，以律师和金融大鳄从业背景为主的美国团队，在美国的谈判路径选择上十分强调细节、力量、效率和“结果导向”的“结构变革”，企图想要全面按照美国的口味、利益和标准来达成中美贸易谈判的协议。事实上，谈判已经并非是简单的协议内容，而是双方的思路、方式和经贸议题背后的政治因素的碰撞和对决。特朗普政府团队一味追求两国贸易协议要完全“美国化”的标准设置，是中美贸易谈判多次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

　　中国领导人站在处理好中美关系的战略高度，在中美大阪峰会上再度强调两国关系需要“协调、合作与稳定”战略思路，也得到了特朗普总统正面回应。并就中美之间一系列的难题和难点，例如台湾问题、对华为等中国高科技企业的打压和对中国赴美学生和学者的限制等，坦率地表达了中国的强烈关注。特朗普总统也做了一些积极的表示。但今天中美关系“范式变化”的结果是，两国间长期的意识形态冲突已经被视为“国家安全的重要部门，并开始实质性影响各自的经济政策”。包括继续进行的中美贸易谈判在内，美国政府是否真心地能对他们面前的“中国话题”表现出起码的尊重和认知，真正降低一味依仗“美国力量优势”想要“美国化”地处理两国争议的原有做法，才是中美大阪峰会成果的试金石。

　　当前，中美关系已经走到了历史的节点。同样，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也走到了历史节点。中国领导人在二十国集团大阪峰会上的发言，向全世界生动展现了中国面对美国打压、勇于追求变革和贡献于全球经济稳定与繁荣的中国智慧和中国决心。讲话明确提到了中国正在大力推进“结构改革”这一中心工作，清晰有力地提出了进一步开放市场、主动扩大进口、改善营商环境、全面实施平等待遇以及大力推动经贸谈判等五大举措。针对美国在贸易谈判中要求中国需要做出的“结构变革”，中国领导人主动向世界宣告中国的“结构改革”。这既是中国与美国愿意达成贸易协议的信心所在，更是中国的发展进程不会受制于美国的“中国意志”的生动体现。

　　中美贸易谈判继续进行，但“老对手”必将面临“新问题”。当中国开始主动“求变”、主动推进创新，特朗普政府的中国“施压”同样需要转换思路和标准。中美之间能够达成的贸易协议，应该是一项公正、全面、可执行的协议。这项协议不仅在中国采购美国产品时顾及中国的实际需要和能力，在文本平衡、全面取消美国对华贸易制裁等问题上实现突破；与此同时，中美贸易协议更需要为中国继续深化结构改革助力，为美国减缓对中国的科技战背书，为中美关系长期稳定、协调与合作创造新条件。

　　4中国外交和中国的治理机制的变革与调整

　　结合十九大以后中国外交的新方向和新任务，以新时代外交思想为指导，针对出现的新问题和新挑战，中国对外战略始终在不断调整，以适应内外形势和发展需求。即便中美关系发生了质变，中国长期致力于营造和维护稳定的大环境、推动世界的稳定与发展、继续全面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基本信念和道路不能变。中国外交的新战略是围绕新时代外交思想的核心形成的，在新的历史时期着重“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立扩大全球伙伴关系网，展现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风范和新道路，忠于党的历史使命，承担起大国责任和加强国内建设和对外关系的良好统筹，这个基本路线也将继续坚持和发展。但对目前正在持续发生质变的中美关系，中国既要坚持“打”、坚持“谈”，更要着手和思考“变”。

　　（一）协调大国关系，特别是发展以协调、稳定、合作为基调的中美关系，妥善解决两国关系发展中出现的问题

　　协调大国关系是中国外交的至关重要环节，特别是在全球秩序和格局大调整的关键时期。其中最重要的、也是目前面临最大困境的就是与美国的双边关系。无论局势如何变化，中方应当坚定自己的外交原则，始终坚持发展以协调、稳定、合作为基调的中美关系，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通过友好协商妥善解决两国关系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中国领导人2019年 4 月在会见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姆努钦时说：“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是最好的选择。对于双方经贸分歧和摩擦问题，我们愿意采取合作的方式加以解决，推动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协议。”2019 年 7 月 4 日，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答记者问时再度明确指出：“绝不能让矛盾和分歧来定义当前的中美关系，更不能让偏见和误判来左右未来的中美关系。我们相信，客观、理性、包容的声音终将战胜那些偏执、狂热、零和的主张。”但如果美国在对华政策上一味施压，顽固地坚持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中国既不用怕、也不能退，要坚守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底线，坚决捍卫中国长期稳定和发展的权利。同时，要坚持不懈地与美方加强沟通协商，传达合作解决问题的意愿，传达中国愿意在市场经济体建设中的勇气和决心。我们必须意识到，中国国内治理机制的变革与是否能够真正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的决心，是影响中美关系的长期要素。

　　（二）在国际格局发生严峻变化的大环境下，需要努力开拓和升级

　　中国与全球发达经济体的互利合作，共同维护全球化的成果，合作推进全球自由贸易规则的调整和升级。希腊和意大利等国家都先后宣布正式加入“一带一路”计划。中国与欧洲各国在经贸和科技方面的交流也逐步加深，尽管美国不断阻挠，但英国、德国等主要欧洲国家同意华为参与建设“非核心”新 5G 移动基础设施。这是中国企业成功“走出去”的生动典型，也意味着中国的高新产业开始逐渐具备全球竞争力。这些好消息也证实了友好合作才是发展共赢的最好方式。中国应当持续加深与欧洲的伙伴关系，共同推动社会经济的进步，维护开放、自由和公正的国际贸易。

　　（三）深化与周边国家关系，不需要亚洲国家在中美间“选边”，但需要保持和深化亚洲国家对中国的市场开放和科技合作

　　中国周边地区地缘竞争激烈，如何化解紧张的地区关系，推动区域一体化，深化合作发展，是中国未来外交努力的重点。中日关系在近期重回正轨,正向好的局面发展。要促成中日关系改善需要妥善处理矛盾分歧，达成“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政治共识，增进政治互信、相互理解、正面互动,深化交流合作。在朝韩破冰之后，应积极推动稳定的朝鲜半岛关系，促进和平谈判的进程，努力实现半岛无核化的目标。在经贸关系日益密切繁荣的同时，中国需要全方位强化与东南亚国家的合作伙伴关系，在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前提下通过友好谈判磋商，和平解决领土争端等问题，加强经济贸易往来和政治文化交流。今天，积极申请加入 CPTTP，应该成为中国加强区域经济合作和升级中国市场开放机制的优先选择。

　　（四）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把“一带一路”项目真正“走深走宽走实”

　　中国愿与发展中国家分享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经验和发展红利，支援发展中国家基础建设与经济贸易，实践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在不断推进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中国也将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改善全球治理机制与结构，建设更加包容、平等、公正的全球化发展模式，发挥出负责任大国的作用，推动人类社会的和平与发展。这是中国真正“走向世界”的关键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变化、新的任务方向，中国需要脚踏实地，更好地发展自身，将中国的利益与中国的贡献相统一，继续保持中国作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动能，促进世界均衡发展，为全人类社会谋求福祉，引领世界走向正确的全球化发展的道路。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亚太地缘政治格局的演变”）

　　4.美国单边主义战略能走多远？

　　2019-07-03  文章来源： 北京日报

　　作者：吴祖荣

　　美国单边主义战略本质上是其寻求长期独霸世界图谋的重要内容。它是在美国内外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正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国际安全和各国人民福祉产生重大影响。

　　首先，美国单边主义战略的制定和实施有着深刻的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背景以及特殊的国际环境，不是决策者心血来潮的产物，也不是总统特朗普特殊的个性造就。美国政治人物、决策者、企业家和智库大多认为，美国是1991年苏联解体后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1945年二战结束后经济实力最强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拥有最成熟的国家体制和社会制度、影响力最大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价值观和最先进的科学技术；美元不仅是一些国家的法定货币，也是世界上使用最多的储备货币；美国在世界各地都有军事存在，在本国领土外大约有800个军事基地和后勤设施；在联合国安理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北约等主要国际组织中拥有否决权或各种特权；当前国际秩序和体制是在美国“领导”下建立起来的，任何改变都要由美国“领导”。美国拥有足够资源，按照国内法或其确定的原则和标准，制裁伊朗、朝鲜、委内瑞拉、古巴、尼加拉瓜和俄罗斯等诸多国家，虽然他国反制美国的事例屡见不鲜，但他国挑头制裁美国的案例十分罕见。

　　美国妄自尊大，对本国实力与他国力量对比的判断、维持独霸世界的意愿与国际形势的快速变化已经出现较大落差，正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的各种各样历史性挑战。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开始改变国际力量对比和国际秩序。二战后美国打压老二苏联、阻止被一度为经济老二的日本超越的招数已经不能复制。美国以霸主姿态垄断操纵国际事务的能力明显下降。在全球经济治理大变革的进程中，美国控制他国为其利益服务的能力式微，为实现美国利益最大化，强化我行我素、独断专行的自立门户念想油然而生。

　　其次，美国民族利己主义的抬头为单边主义战略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在美国优先的涉外理念指引下，美国利益最大化成了其衡量在对外关系中得失的主要标准，由此产生经济全球化对美国国家利益造成严重损害的战略性误判。事实上，在苏联解体后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变革中，美国企业从跨国公司发展到全球公司，在全球经济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演变中获取了丰厚的利润，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美国主导形成的国际经济体制和国际秩序会损害美国国家利益的说法与事实不符。美国为了能源发展战略调整之私利，退出巴黎气候协定，逃避国际责任和义务，就是其谋求本国利益最大化而牺牲国际社会和人类共同利益的典型事例。

　　第三，社会分裂和选举政治是单边主义战略出笼的现实动因。美国进入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后，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老朽，由于长期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带来的种种弊端得不到治理，垄断资本主义的自我修复能力弱化。共和党和民主党的严重对立经常导致联邦政府部分关门，损害施政效率；贫富差距持续扩大造成社会分裂，两党在治理种族歧视和制定移民政策领域的严重分歧促使社会分裂愈演愈烈。社会分裂造成的选民群体多元化对外交政策的制定产生直接影响。外交政策的调整与不同选民群体的利益得失关系日趋密切。执政党总是着眼其核心选民群体的利益考虑对外政策调整，而在野党总是设法加以阻止或修正。美国近期对中东的政策调整就是典型案例。退出伊朗核协议、把驻以色列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到耶路撒冷、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的主权等一系列变化，都是美国政府无视国际法和国际社会共识，偏袒以色列的举措，着眼点就是犹太裔美国人的选票。据历史资料，在佛罗里达、俄亥俄等两党争夺激烈、胜负难分的关键州，犹太裔美国人的选票曾发挥决定性作用。

　　第四，美国单边主义行径已经对世界造成严重危害。世界经济充满不确定性和复苏乏力，与美国发起的对多国的关税战和在美投资限制密不可分；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运行受到美国严重干扰；美国退出中导条约、谋求强化军事战略优势的图谋严重损坏国际战略平衡、使国际核裁军体制面临瓦解危险，严重损害世界和平稳定，造成中东局势更加动荡不安。同时，国际上维护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举措不断涌现。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未能阻止剩余11国加强多边经贸合作，法国、德国、日本和加拿大组建多边主义联盟的提议将于2019年9月实施，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不断取得可喜进展，已成为国际多边合作的典范。6年多来已有126个国家、29个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了合作文件；中国同参加国已合作建立82个工业园，创造近30万个当地就业机会。

　　美国单边主义行径短期内不可能终止，但也难以走得太远。这是因为美国单边主义遭到世界各国抵制，不得人心；美国以有限资源肆意制裁其他主权国家，自身利益受到的伤害不断积累加重，难以承受；国内各派政治力量对国际重大问题意见分歧，对采取过激单边主义行动难以形成共识。相反，国际多边主义力量正蓬勃发展，在各国共同努力下，多边国际合作举措不断出台并取得积极成果，未来逐步战胜单边主义的前景十分光明。

　　（作者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研究员、中国驻休斯敦前任总领事）2019.7.8.转载自WTO咨询网

　　5.我国装备制造业面临的技术性贸易壁垒风险分析

　　2019-06-17  文章来源： 贸易风险预警

　　技术性贸易措施已成为一些国家（地区）施行贸易保护的主要工具，而且是时下变动最频繁、最隐蔽、最难应对的贸易壁垒。装备制造业作为制造业的核心，正面临以欧盟、美国和日本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甚至诸多发展中经济体日益增多以及愈发严格的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冲击。参差不一的技术法规和标准，以及繁琐的合格评定程序给我国装备制造业的出口以及企业“走出去”均带来严重影响。

　　装备制造业相关产品成为WTO成员TBT通报的重点

　　2009～2018年，WTO成员共发布15719项技术法规、标准和合格评定程序通报（仅指依据《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以下简称TBT协定）提交的常规通报，不包括补遗、勘误及修订通报，下同）。其中，2018年提交的TBT通报数达到2085项，创历史新高。

　　从TBT通报涉及的产品类别来看（1项通报可能涉及多类产品，某些通报未列明产品类别），2009～2018年，按照WTO的产品分类标准，涉及装备制造业的机器、机械器具、电气设备及其零件等（第16类）和车辆、航空器、船舶及有关运输设备（第17类）均是通报重点。具体来看，2009～2018年，机器、机械器具、电气设备及其零件等（第16类）是提交TBT通报最多的产品，共计1157项，占同期WTO成员提交TBT总数的7.4%；化工产品（第6类）涉及的通报数共计653项，位列第二，占比4.2%；食品、饮料及烟草（第4类）共计499项，列第三位，占比3.2%（图2）。

　　从WTO成员提交的装备制造业领域的TBT通报来看，2009～2018年，WTO成员提交的装备制造业领域的TBT通报合计1637项，占同期TBT通报总量的10.4%，位列各行业之首。其中，2009年通报数为近年峰值的243项，占当年WTO成员提交TBT通报总量的比重达到16.4%。2018年，尽管通报数小幅回升3.9%至132项，但仅为2009年通报峰值的约50%，占同期TBT通报总数的比重则降至10年来最低的6.3%（图3）。

　　以色列、中国和美国是装备制造业领域提交TBT通报最多的成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交的通报数占比逾三成

　　2009～2018年，共有53个WTO成员提交1637项装备制造业领域的TBT通报，以色列、中国和美国是该领域提交通报最多的成员。其中，以色列在装备制造业领域提交的TBT通报达到342项，占同期该领域提交TBT总数的比重达20.9%；中国提交245项，占比15.0%；美国提交166项，占比10.1%。通报数超过50项的成员还有：厄瓜多尔、巴西、泰国、台湾地区、肯尼亚和墨西哥。从WTO成员提交装备制造业领域TBT通报占其提交TBT通报总数的比重来看，以色列和厄瓜多尔所占比重分别高达43.9%和43.7%，也就是说，以色列和厄瓜多尔向WTO提交的TBT通报中近一半涉及装备制造业相关产品。同时，泰国、中国以及台湾地区所占比重也超过30%，美国这一比重为16.8%。此外，2009～2018年，共有19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交装备制造业领域TBT通报570项，占同期该领域通报总数的34.8%，以色列、泰国和新加坡是通报数位列前三位的国家。

　　2018年，共有23个WTO成员提交132项装备制造业领域的TBT通报，通报数同比增长3.9%。从具体成员来看，中国通报数居首位，提交27项通报，占同期装备制造业领域TBT通报总数的20.5%，而且同比大幅增长22.7%；以色列提交18项通报，占比13.6%，同比下降21.7%；墨西哥提交14项通报，占比10.6%，同比持平。2018年，共有9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交装备制造业领域TBT通报47项，占比35.6%，以色列、越南和沙特阿拉伯是通报数居前三位的国家。

　　从主要成员2009～2018年装备制造业领域提交TBT通报的走势来看，以色列提交的通报年均34项，并且从2009年峰值的76项震荡下滑；2016年通报数同比大幅增长4.4倍，增至38项；但2017年和2018年持续下滑，分别减少至23项和18项。中国提交的通报数年均25项，同样在2009年达到峰值的50项，之后持续下滑，但2015年大幅增长3.9倍，达到39项，跃至各成员之首；之后又有所下滑，但2017年和2018年重拾増势，增幅分别达到161.5%和22.7%，并于2018年再次跃升至通报首位（图4）。

　　保护人类健康以及环保成为装备制造业领域TBT通报的最主要原因

　　从WTO成员提交TBT通报涉及的主要理由和目的来看，2009～2018年，在WTO成员提交的1637项装备制造业领域的TBT通报中（1项通报可能涉及多种理由和目的），以“保护人类健康和安全”为由提交的通报多达964项，占比58.9%；其次是“保护环境”，489项，占比29.9%；“防止欺诈行为和保护消费者”，278项，占比17.0%；“减少贸易壁垒”，215项，占比13.1%；“质量要求”，129项，占比7.9%；“向消费者提供信息和标签”，80项，占比4.9%。其他通报理由见图5所示。

　　2018年，在WTO成员提交的132项装备制造业领域的TBT通报中，涉及最多的理由是“保护人类的健康和安全”，86项，占比65.2%；其次是“保护环境”，36项，占比27.3%；“质量要求”，24项，占比18.2%。此外，“防止欺诈行为和保护消费者”以及“为消费者提供信息和标签”为由提交的通报分别为10项和9项。

　　（机工智库研究员/王珊珊）

　　2019.7.8.转载自WTO咨询网

　　6.运用能力不断加强，效益实现快速增长 我国知识产权发展再提速

　　2019-07-09 来源： 经济日报

　　《2018年中国知识产权发展状况评价报告》显示，2018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发展指数显著提升，知识产权运用进步尤为显著，社会公众及创新主体的知识产权意识进一步提高。这得益于我国采取建机制、建平台、促产业等多项措施，打通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全链条。

　　中国的知识产权发展状况到底如何？在国际上处在什么水平？最近，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2018年中国知识产权发展状况评价报告》给出了答案——如果以2010年为基准100，2018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发展水平较2017年增加39.1，达到257.4，提升明显。在包括经合组织34国、金砖5国和新加坡在内的40个国家中，我国知识产权发展水平位居世界中上游，总体水平快速提升，从2014年的第20位提升至2017年第8位。

　　“最值得关注的是，环境指数提升最大，与2016年相比上升5个位次。”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韩秀成表示，这凸显了我国近年来在强化知识产权创造、保护和运用，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方面取得的积极成效。

　　指标权重偏重质量

　　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发展研究中心已经连续多年发布报告，今年的报告指标体系再度优化。据介绍，国内评价部分选取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环境4个维度，按照11个二级指标、55个三级指标进行评价。国际比较部分，则从知识产权能力、绩效和环境3个维度，按照33个三级指标进行比较。

　　经济日报记者查阅报告后发现，报告选取的都是具有普遍性的知识产权发展状况指标，全面考察反映专利、商标、版权等主要类型知识产权发展的状况，比如反映数量的指标有专利授权量、商标注册量、著作权登记量等，反映质量的指标有发明专利申请比例、专利维持率、发明专利平均维持年限等。

　　在国际比较部分，报告引入了万名研究人员科技论文数量、学术部门百万研发经费的科学论文引证数、知识产权许可收入占服务贸易出口比重、企业与大学研究和发展协作程度、知识密集型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亿美元经济产出发明专利申请量、知识产权许可费收入占全球比重等。国际方面研究的基本数据均来源于世界银行、经合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国际组织机构和官方统计，通过官方渠道定期搜集，确保基本数据的准确性、权威性、持续性与及时性。

　　今年的报告还有一个调整，就是在指标权重上更加偏重质量。

　　“我国已经是发明专利大国、商标大国，知识产权数量不再是我们追求的首要目标。”韩秀成介绍，因此，今年的评价体系降低了数量的权重，提高了质量、效率等的权重，比如发明专利平均维持年限权重为1.8，每千万元研发经费发明专利授权量权重为2.10，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权重为2.20，核心版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权重为2.17。

　　“我们的指标选取和数据来源都是客观真实的，报告能够客观反映我国知识产权一年来的发展状况、保护状况和运用状况。”韩秀成表示。

　　助推经济创新发展

　　在报告中，用发明专利申请比例、专利维持率以及知识产权的海外发展情况，如PCT国际专利申请受理量、马德里商标国际注册申请量等，来反映知识产权创造质量；用知识产权的人均拥有量、单位投入的知识产权产出等指标来体现创新投入产出情况，评估知识产权创造效率。这些数据结合起来，就能体现出创新在经济生活中发挥的作用。

　　从2010年到2018年，我国经济发展的“创新得分”不断提升——

　　2010年，我国每千万元研发经费发明专利授权量只有1.27件，2018年达到1.9件。这个数据表征研发经费投入与技术创新产出的关系，反映我国创新效率大幅提升。

　　2010年，我国每百亿元GDP专利申请量是314.16件，2018年达到498.3件。这个数据表征专利产出效率，反映我国经济发展与专利产出的关系更加密切。

　　2010年，我国研发投入强度为1.7%，也就是全社会研发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为1.7%，2018年为2.13%，直接反映科技研发在我国经济中的地位。

　　2010年，我国知识产权使用费为114.9亿美元，2018年为333.4亿美元，显示出知识产权受到的重视程度和运用效率。

　　无论从国内情况还是国际指标来看，创新都在推动我国经济发展中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

　　2017年，我国创新贡献度比上一个年度提升2位，位列第3位，国际影响力排名保持稳定依然位列第4位。

　　从下设二级指数的得分看，2017年，随着我国有效发明专利数量大幅提升，我国创新贡献度指数得分较上一年度提高6.24分，增幅达9.0%；国际影响力得分在知识产权许可费收入占全球比重和PCT申请量500强申请人占比的指标提升作用下，与上一年度相比提升2.35分，同比增长11.44%。

　　保护力度不断加大

　　在指数中，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指数和知识产权环境指数提升最为明显。“2012年至2016年，知识产权保护指数都在210上下浮动，2018年提升效果显著，达到274.3。知识产权环境指数自2010年以来连续提高，2018年指数为271.3。”韩秀成解释说，“这显示知识产权制度环境、服务环境等方面优化效果明显，社会公众及创新主体的知识产权意识进一步提高”。

　　对比国际来看，在我国知识产权环境指数中贡献度最高的依然是制度环境指数，体现出我国近年来努力完善知识产权制度的积极进展。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是完善产权保护制度最重要的内容，也是提高中国经济竞争力最大的激励。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知识产权工作，2018年重新组建国家知识产权局，实现了专利、商标、原产地地理标志集中统一管理。

　　2018年，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专利法修正案（草案），全国人大常委会完成草案首次审议，推动建立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大幅提高侵权违法成本；完成《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例》修订，印发《“互联网+”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方案》；38个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对知识产权（专利）领域严重失信主体开展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大力开展“雷霆”“护航”“溯源”“净化”等专项行动。

　　相关数据显示：2018年专利行政执法办案7.7万件，同比增长15.9%；查处商标违法案件3.1万件，案值5.5亿元。版权行政执法立案查办侵权盗版案件2500起，收缴盗版制品377万件。全国法院新收一审知识产权案件30.1万件，同比增长41.1%，全国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涉及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3300余件5600余人，提起公诉4400余件8300余人。

　　不过，韩秀成也提醒，尽管我国知识产权环境指数在40个样本国家中排名上升5个位次，但依然只是位居第24位，“说明我国提升知识产权发展环境的长期性依然存在”。（记者 佘颖）

　　7.巴西即将加入《马德里议定书》

　　日期：2019-07-15　　来源：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网

　　近期，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宣布巴西将会在2019年10月2日正式加入《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有关议定书》（下文将简称为“马德里体系”）。换言之，巴西将成为这个由WIPO负责管理的、马德里体系中的一员，而巴西的商标申请人们也将能够在其他国家为自己的商标进行注册并提供保护。据悉，巴西是全球十大经济体（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为准）中最后一个加入马德里体系的，同时也是该体系的第121位成员。

　　巴西加入马德里体系的意义

　　借助马德里体系，申请人只需在当地的商标局提交一份申请便可在其他成员国中为自己的商标提供保护。例如，巴西的申请人只需前往本国的商标局提交一份申请就可以在其余的120个成员国中进行商标注册。由于能够大幅降低申请的费用并简化在多个地区同时开展商标注册工作的流程，因此马德里体系有助于那些全新的品牌以及需要在国外完成商标注册的品牌能够以最短的速度在其他国家开展业务。

　　总而言之，马德里体系是众多商标申请人充分利用好自身权利的重要途径，而巴西的加入势必会让更多的人能够从中受益。

　　翻译：刘鹏　校对：李艳秋

　　8.阿联酋商标局下调商标注册和续展费用

　　日期：2019-07-11　　来源：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网

　　近年来，中东地区的商标机构所收取的官费出现了大幅增长。而近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商标局则将商标的注册费用和续展费用降低了近1/3，此举受到了本国和国际商标所有人的称赞。此次官费的下调既适用于新的商标申请，同时也适用于待决商标申请。

　　近年来，阿联酋商标局对商标官费进行了重大调整。特别是2015年5月，该局公布了《2015年第9号阿联酋内阁决议》（UAE Cabinet Decision No. 9 of 2015），将商标申请流程中所有阶段的官费翻了一番。

　　目前，该局将商标申请注册阶段的官费降低了33%，同时也将商标续展费用降低了相同的比例。

　　具体来说，商标的注册费用从此前的1万迪拉姆（2725美元）降低至6700迪拉姆（1825美元）。商标续展的费用（包括续展申请和公开费用）则从此前的1.2万迪拉姆（3270美元）降到8700迪拉姆（2370美元）。

　　此次官费下调是否适用于其他的商标费用或专利和外观设计费用目前尚不清楚。

　　影响

　　阿联酋商标局并不是中东地区近几个月来第一个调整官费的机构。

　　2019年3月，沙特阿拉伯王国商标局宣布将商标官费最多下调80%（尽管目前仍未实施）。而阿联酋商标局此次对官费的调整是否会刺激沙特实施官费下调还有待关注。

　　翻译：李艳秋　校对：刘鹏

　　中外知识产权国际合作|“一带一路”|欧盟统一专利|PPH试点|物联网|人工智能 |区块链|药品获取|337调查|301观察国 

　　9.中国音乐音视频报备中心落户浙江杭州　促版权保护信息互通

　　日期：2019-07-12　　来源：中新网

　　7月11日，2019中国数字音乐产业发展峰会在浙江杭州举行。会上，中国音乐音视频报备中心正式落户浙江国家音乐产业基地萧山园区，将促进音乐版权保护及产业信息互通等。

　　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音乐产业促进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汪京京介绍，中国音乐音视频报备中心系公益性的权威音乐产业服务平台。未来将通过发动音乐制作人及制作团队，报备音乐版权、制作人员、版权等信息，建立中国音乐数据库，促进产业信息互联互通。

　　“目前这个平台已经收集了一百万首音乐作品的有关信息。我们下一步希望将平台进行更广范围推广，助力中国音乐产业发展。”汪京京说。

　　浙江国家音乐产业基地萧山园区有关负责人表示，中国音乐音视频报备中心的正式落户将有助于当地吸引、培育、孵化音乐双创企业，培育一批长三角地区的具有成长性的“音乐+科技”类企业，为振兴音乐产业培养生力军。

　　据了解，浙江国家音乐产业基地是继北京、上海、广州、成都之后，全国第五个国家音乐产业基地。基地首个园区设在杭州市萧山区，目前，当地已招引网易云音乐等音乐类企业。

　　2019中国数字音乐产业发展峰会以“预见。音乐未来”为主题，会议期间，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音乐产业促进工作委员会发布《2019中国音乐产业发展报告——数字音乐产业发展专题报告》和《2019中国音乐产业发展报告——音乐科技与装备专题报告》。此外，中国数字音乐产业研究院也在会上成立。

　　会议期间，与会专家、学者和音乐企业相关人士围绕“创新、智能、变革”“数字音乐时代的版权保护”“数字音乐时代的人才培养”“中国音乐产业基地（园区）的建设发展”等进行了探讨。（张斌）

　　10.车厘子、三文鱼和葡萄酒等智利产品逆境中创出口优绩

　　《金融日报》9日报道，据智外交部国际经济关系副部（SUBREI）数据显示，上半年智外贸总额708.62亿美元，同比减少4.8%。而非铜类产品出口体现出了潜力：车厘子和李子出口额分别为8.48亿美元和2亿美元，均达到史上最好成绩。三文鱼和猪肉依次为24.49亿和2.63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了3.8%和8.5%。而葡萄酒在散装酒销量大增带动下出口额达9.59亿美元（瓶装酒销量减少）。此外，木屑出口额2.22亿美元，亦为历史高点。来源：驻智利经商参处2019.7.12.

　　11.美国大豆公司（ASC）希寻找中国企业在乌兹别克斯坦合作种植大豆

　　近日，美国Alfa Eco集团下属大豆公司（American Soybean Corporation）致函我处，寻中企伙伴在乌合作种植大豆。

　　该公司表示，其在乌拥有10万公顷土地，地处平原，土壤此前未经开垦，属自然土壤，养分充足,其大豆种植项目已被列入乌相关大豆种植计划。

　　感兴趣的中企可径与其联系。

　　电话：917-543-3504

　　传真：212-208-0989

　　本栏目信息仅供参考，请各企业自行把握对方资信，防范贸易风险

　　来源：驻乌兹别克经商参处 2019.7.10.

　　12.亚投行成员增至100个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理事会13日批准贝宁、吉布提、卢旺达加入亚投行。至此，亚投行成员总数达到100个。当天，亚投行理事会还选举中国财政部部长刘昆为第五届理事会主席，并决定亚投行第五届理事会年会将于2020年7月2日至3日在中国北京举行。

　　亚投行行长金立群表示，亚投行成员占全球人口的78％，占全球GDP的63％。“在所有成员的支持下，我们正在建立一个精简、廉洁、绿色的机构，支持各成员实现可持续发展。”来源：经济参考报 发布时间：2019-07-16

　　13.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开始公开征求意见

　　国家发展改革委网站14日发布关于《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条例》）公开征求意见的公告，开始就《条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截至2019年8月12日。《条例》分为总则、市场主体、市场环境、政务服务、监管执法、法治保障、附则7章，共68条。

　　其中，在“市场主体”部分，《条例》强调了平等对待各类市场主体，包括市场准入、平等获取要素、招标投标和政府采购等环节。例如，明确国家实行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以外的行业、领域、业务，各类市场主体均可依法平等进入。国家保障各类所有制市场主体依法平等获取人力资源、资金、土地使用权和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招标投标和政府采购应当公开透明、公平公正，对各类所有制和不同地区市场主体平等对待，不得以不合理条件进行限制或者排斥。

　　在“市场环境”部分中，围绕破解市场主体生产经营活动中可能遇到的痛点难点堵点问题，从便利生产经营，规范税费办理，公用事业、融资与人才服务三个方面，对企业开办、投资项目审批、工程建设项目报建审批、登记财产、跨境贸易、办理破产、企业变更和注销，纳税、社会保险费、规范涉企收费，以及公用事业服务、融资服务、鼓励创新创业、人才服务、规范行业协会商会等内容进行了规定。

　　据悉，根据《国务院2019年立法工作计划》，在国务院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放管服”改革协调小组的指导下。经过前期调研、专家论证、广泛征求意见，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起草了《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征求意见稿）》。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围绕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通过制定《条例》，有利于更加全面系统贯彻落实这些决策部署，更加有力推动优化营商环境工作。

　　此外，制定《条例》是提升营商环境法治化水平的重要举措，也是破解当前营商环境痛点堵点难点问题的迫切需要。上述负责人指出，近年来，我国营商环境改革取得明显成效，但对标国际一流水平仍然存在一定差距，一些长期困扰市场主体的痛点难点堵点问题仍然突出，迫切需要通过法治化手段予以解决。近年来，各地区各部门在优化营商环境改革实践中形成一批成熟经验，迫切需要通过立法予以系统固化。同时也有一些实践证明有效的改革举措，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法规依据，无法进一步复制推广。制定《条例》，有利于将优化营商环境工作纳入法治化轨道，积极发挥法治引导、推动、规范、保障改革的作用。来源：经济参考报 2019.7.16.

　　14.“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信用风险分析与展望

　　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5月18日发布《“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信用风险分析与展望》,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信用风险发展走势做出了预测。该报告的主要观点如下:

　　一、沿线国家政治局势的稳定性相对较低,中东地区地缘政治风险突出。

　　大公国际对沿线各国政治风险分别予以高稳定、较稳定、低稳定、高风险以及极高风险五个级别分类。

　　在41个受评国家中,高稳定国家仅有一个,极高风险国家数量亦相对较少,分布在低稳定区域的国家最多,表明“一带一路”建设推进面临的整体政治风险较高。其中,新加坡是唯一高稳定国家。处于第二级别较稳定的国家有14个,中东欧分布最广。        

　　处于第三级别的低稳定和第四级别高风险国家数量分别为15个、9个。低稳定和高风险类型的国家或仍处于政治体制转轨的过程中,或国内部族、宗教矛盾突出,或国际关系不佳,导致内部政局不稳定,缺乏或难以确立适合本国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并顺利推行,政治风险成为影响国内经济表现的核心因素。

　　处于第五级别的极高风险国家为2个。

　　二、总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基础设施条件薄弱,经济下行风险较大,同时潜力较大,前景广阔。        

　　截至2015年底,沿线国家区域经济总量估计达到23.2万亿美元,占全球经济总量的31.7%,诸项经济增长指标好于全球水平。如平均经济增长率、平均贸易增长率在2000-2009年及2010-2014年两个时期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大公国际对沿线各国经济实力进行五个级别划分。41个受评国家较为明显的集中在经济实力中等及较强区域内,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态势良好,发展潜力较大。其中,经济实力极强的国家有2个。处于第二级别的较强国家数量为20个,接近受评国家数量半数,主要分布在中东欧、西亚及中东地区。处于第三级别中等国家数量为 13个,主要分布在中东欧地区。处于第四级别经济实力较弱国家数量相对较少,为6个。而处于第五级别经济实力极弱国家数量为0。

　　三、主权债务风险较为分化,部分国家偿债来源恶化与外部流动性压力上升导致主权信用级别面临下调风险。        

　　沿线国家较大差异性的偿债环境与财富创造能力促成主权信用水平较为分化。大公国际所评沿线国家主权信用级别分布于AAA至CC,本币级别处于投资级别的有23个,投机级别的有18个,其中 BBB本、外币主权信用级别最多。受货币错配和汇率风险影响,沿线一些国家主权外币债务风险高于本币。大公评级的41个国家中,7个国家外币级别低于本币级别。

　　四、金融发展水平有待提高、对全球金融市场高敏感度等问题将为金融部门带来较大风险。

　　沿线国家整体金融风险较大,绝大部分分布于低稳定及高风险级别。具体来看,新加坡仍为唯一高稳定国家。处于第二级别较稳定的国家有7个,主要来自东南亚地区。处于第三级别的低稳定国家共10个,西亚及中东地区分布最广。处于第四级别高风险国家数量有19个,其中11个都分布在中东欧地区,该地区银行业外资比重大,货币错配严重,不良资产处置较为缓慢。在欧洲央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刺激下金融体系稳健性正在恢复,但实质性问题未得到明显改善。处于第五级别极高风险的国家共4个。

　　五、部分国家对外资本依赖度较高,外部经济环境恶化和美联储加息将不同程度推升其外部风险。大公国际对沿线各国外汇风险分别予以五个级别揭示,结果显示中间级别低稳定国家分布最为集中,两边级别高稳定与极高风险国家相对较少。其中,第一级别的高稳定国家2个。处于第二级别较稳定的国家有10个,西亚及中东地区占6个,处于第三级别的低稳定国家数量为18个,主要分布在中东欧地区。处于第四级别高风险国家数量为9个，处于第五级别的极高风险国家为2个。

　　六、中国应通过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改善沿线国家的信用风险水平,尽量降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对战略实施的危害。

　　现有国际货币体系与全球实体经济的发展并不协调,已经成为全球金融不稳定的一个主要根源。为尽量降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对战略实施的危害,大公国际建议:一是中国对沿线国家的投资当以直接投资为主,间接投资为辅。二是建立中国的人民币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由中国掌握信用风险的判断权和金融产品定价权。三是中国需要向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内的使用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的国家提供最后流动性支持。来源：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网 发布时间：2016-05-31

　　15.“301大棒”招来报复  惩罚性关税“你来我往”---频繁贸易争端撕裂美欧同盟（环球热点）

　　本报记者  李嘉宝

　　2019年07月16日05:10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近日，一直僵持不下的美欧贸易争端又有新剧情。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CNBC）消息，在美国“301调查”的压力下，法国参议院仍于7月11日如期批准一项数字服务税法案，拟对谷歌、亚马逊和脸书等美国科技巨头征收3%的数字服务税。同日，据英国《金融时报》网站报道，英国也公布了一项从2020年4月起开征数字服务税的立法草案。

　　继美国威胁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美欧航空补贴争端持续升级后，围绕数字服务税，美欧展开新一轮“唇枪舌战”，引发广泛关注。一边咄咄逼人接连发难，一边毫不示弱针锋相对，有舆论惊呼：“大西洋变得越来越‘宽’了。”

　　“301调查”加剧紧张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法国数字服务税法案规定，自2019年1月1日起，30余家全球数字业务营业收入不低于7.5亿欧元，同时在法国营业收入超过2500万欧元的互联网企业，将被征收相当于其在法国营业额3%的数字服务税。

　　法国率先迈出了征收数字服务税的实质性一步。事实上，除法国外，英国、意大利、奥地利、新西兰等国也在考虑征收数字服务税，欧盟也在就此进行论证。

　　美国对此反应强烈。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指出，数字服务税涉及的是美国公司在全球领先的领域，“法国将征税目标不公平地锁定在某些美国技术公司身上”。

　　当地时间7月10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美方决定对法国正在推进的数字服务税法发起“301调查”。值得注意的是，这是美国首次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对欧洲盟友法国发起调查。

　　法国的态度同样强硬。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法国财政部长布鲁诺·勒梅尔回应称，“法国是一个主权国家，在税务问题上做出决定是主权行为。”同时他还喊话美国，“在盟友之间，我们可以且必须在不诉诸威胁的情况下解决争端”。

　　“这项对‘不公平行为’的调查可能为华盛顿征收惩罚性关税铺平道路。”法新社第一时间发出警告。文章称，“301调查”是美国政府在贸易战中使用的主要工具，用以证明针对美国所说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加征关税是“正当的”。美国此举为跨大西洋贸易争端增添了另一个焦点。

　　《华盛顿邮报》也认为，美国很少针对关系密切的盟国采用“301调查”这一手段。这一非同寻常的举动可能加剧美欧贸易紧张局势。

　　“比敌人还差的朋友”

　　法英等欧洲国家为何要瞄准科技巨头企业？英国广播公司分析称，“它们把大部分利润都公布在总部所在地，而在那些没有大量实体业务的国家，往往只缴纳很少的企业税，甚至不用缴纳企业税。据欧盟委员会估计，传统企业在欧盟内部的平均税率为23%，而互联网企业通常仅为8%或9%。”

　　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欧盟当局一直是全球科技行业最积极的监管机构，与华盛顿方面长期存在摩擦。欧盟曾对美国一些科技公司的反竞争、避税和隐私泄露等行为进行惩罚。

　　不过，欧盟国家与美国科技巨头的较量只是美欧经贸摩擦的冰山一角。7月初，美国政府宣布计划对40亿美元的欧洲输美商品征收额外关税，就美欧民航飞机补贴争端向欧方施压。今年4月，美欧相继公布价值210亿美元、200美元的清单，向对方出口商品征收巨额关税。

　　正如CNBC所忧虑的，“危险正在几个方面显现——空客、波音航空公司之争、法国对美国数字巨头征收新税，美国对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供应商可能实施的制裁以及对欧洲汽车进口征收的新关税等。”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洪建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分析，美欧互为最大的贸易伙伴，经贸关系密切且各有优势。当前，美国政府奉行“美国第一”的理念，不顾及美欧之间业已形成的产业发展差异，从贸易逆差和国家安全的视角看待双方经贸摩擦，改变了过去在一定规则内解决争端的做法，采用无差别的打击方式。共同的经济利益反而成为美国制约和伤害盟友的“工具”，这种方式和逻辑的变化让欧洲国家难以接受。双方的经贸摩擦从“隐性”变为“显性”。

　　除了“你来我往”的关税大战，美欧自贸谈判在重启近3个月后依然进展缓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所副所长王朔认为，“美国一再威胁加征汽车关税、要求欧盟开放农产品市场等，美欧自贸协议达成仍面临重重困难。从过去‘协商加施压’到如今的‘极限施压’，美国正在成为欧洲‘比敌人还差的朋友’，其单边主义行径触碰到欧盟的底线。”

　　“关税不是补救措施”

　　据路透社消息，七国集团（G7）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将于7月17日至18日在法国小镇尚蒂伊举行。随着会议的临近，欧洲频频释放出善意信号。

　　美国新闻网站“政治”近日报道，英国财政部一名发言人说，在数字服务税的问题上，英国希望有“全球解决方案或通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来解决”，并在即将召开的G7财长会议上讨论此事。据《华盛顿邮报》报道，法国财政部长近日也重申，一旦经合组织就征收数字服务税问题达成“可信协议”，法国将立即废除国内相关法案。

　　“美国政府不仅应该让谈判代表们解决潜在争端，还应该重启跨大西洋谈判。”在CNBC看来，在遵守全球规则方面，大西洋两岸是全球最重要的经济体。只有当双方都认识到，经贸摩擦不仅关乎飞机，而且关乎能否从对抗转向共同事业，从而更好塑造全球未来，才能找到解决争端的方案。”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代表苹果、亚马逊、谷歌和其他科技公司的科技产业游说团体（ITI）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支持美国政府调查这些复杂贸易问题的努力，呼吁美国政府本着国际合作的精神展开‘301调查’，不要以征收关税作为补救措施。”

　　王朔也认为，若美国不改变以关税“极限施压”的做法，跨大西洋关系将会更加恶化。“美欧双方会越来越貌合神离，甚至最后‘貌不合神也离’。”

　　“若美欧在处理经贸摩擦上不能达成一致，长此以往，所谓的利益共同体就会出现裂痕，跨大西洋经济基础会逐步丧失。”崔洪建认为，一方面，在新的国际格局下，美欧关系已经出现了难以逆转的裂痕。双方只能用相互对称的“对冲”手段维持经贸关系的相对平衡，争取博弈筹码。另一方面，一旦美国完全退出多边贸易体制，将对欧洲造成更大的伤害，欧洲应尽量把美国留在现有的贸易体制中，避免双方关系破裂，同时也要找到更多应对来自美国压力的手段和工具。

　　16.食品标签瑕疵解析

　　2019-06-28 文章来源： 食品伙伴网

　　食品伙伴网讯 食品标签是食品包装上的文字、图形、符号及一切说明物。《食品安全法》第六十七条要求预包装食品的包装上应当有标签，并明确需要标示的内容。GB 7718-201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是食品标签标示要求的强制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由于食品产品种类繁多，标签形式多种多样，在标准执行过程中也出现了标准使用者对标准条款理解不一致的情况，因标签标示违反标准规定或标签瑕疵引发投诉、举报、索赔导致的纠纷层出不穷。针对食品标签经常出现的标签瑕疵问题，食品伙伴网对法规进行了梳理，现在分享给大家。

　　什么是标签瑕疵？

　　2015年12月9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对外公开征求《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的意见。征求意见稿第十章附则第一百九十五条中指出食品、食品添加剂的标签、说明书存在瑕疵，指食品、食品添加剂的标签、说明书在字符间距、字体大小、标点符号、简体繁体、修约间隔等非食品安全标签和说明书实质内容存在不符合规定的情形，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的食品安全消费造成误导的情形。

　　标签瑕疵如何认定？

　　北京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北京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食品类相关案件处理指导意见（一）》及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预包装食品标签相关案件处理指导意见》的通知中对标签瑕疵的种类分了十类进行说明。主要有以下10点：

　　1.标签文字使用中出现错别字，但该错别字不产生错误理解，例如：“营养成分”被标注为“营养成份”。

　　2.标签文字使用繁体字，但该繁体字不产生错误理解，例如“蛋白质”被标注为“蛋白貭”。

　　3.标签符号使用不规范，但该不规范符号不产生错误理解，例如：《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7718-2011”被标注为“GB7718'/2011”。

　　4.标签营养成分表数值符合检验标准，但数值标注时修约间隔不规范，例如：食品标签营养成分表中标注“能量935.2千焦、蛋白质4.12克、饱和脂肪酸14克、钠34.5毫克”，按照《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GB28050-2011）规定，能量、蛋白质、饱和脂肪酸、钠的修约间隔分别为1、0.1、0.1、1，该标注不符合规定（应标注为：能量935千焦、蛋白质4.1克、饱和脂肪酸14.0克、钠35毫克）。

　　5.标签营养成分表标示单位不规范，但是不规范标注不会产生错误理解，例如：食品标签营养成分表中“能量”的标示单位为“KJ”，不符合标准的“千焦（kJ）标注规定。

　　6、标签上生产日期、保质期标注为”见包装某部位“，但未能准确标注在某部位的，例如：预包装食品标签上标注”生产日期见产品包装底部“，但实际标注在产品包装顶部。

　　7、标签上”净含量“等强制标示内容的文字、符号、数字高度小于规定，外文字号大于相应的中文，但该不规范标注不会产生错误理解。

　　8、标签上规格、净含量的标注方式和格式不符合标准规定，例如：”lkg“被不规范标注为”1000g“。

　　9.标签上对不同的食品添加剂分别选用标准中允许的三种模式标注，例如：食品添加剂：丙二醇脂肪酸酯（标示食品添加剂的具体名称）；增稠剂（407，412）（标示食品添加剂的功能类别名称及国际编码）；着色剂（胭脂树橙）（标示食品添加剂的功能类别名称及具体名称）。

　　10.国产食品的标签上外文翻译不准确，但该不规范翻译不产生错误理解的。

　　符合以上情形，可以认定《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食品、食品添加剂的标签、说明书存在瑕疵但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的规定，对当事人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当事人进行改正。

　　标签瑕疵处理程序

　　符合以上十种情形，可以认定《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食品、食品添加剂的标签、说明书存在瑕疵但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的规定，对当事人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当事人进行改正。对当事人的行为进行跟踪检查，发现逾期未改正的，应立案调查，并依据《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予以处罚。

　　对已认定的标签瑕疵产品，根据《食品召回管理办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令第12号）中第二十五条规定，对因标签、标识等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而被召回的食品，食品生产者可以在采取补救措施且能保证食品安全的情况下继续销售，销售时应当向消费者明示补救措施。

　　对于拒不整改的产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生产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向生产者、销售者主张支付价款十倍赔偿金或者依照法律规定的其他赔偿标准要求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17.新西兰商标申请流程概述

　　2019-07-03 文章来源： 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网

　　众所周知，新西兰知识产权局（IPONZ）主要负责该国全部的商标申请以及注册工作。而在新西兰提交全新商标申请的流程与在澳大利亚递交申请的过程颇为相似。

　　一般来讲，人们既可以直接向IPONZ提交一份全新的商标申请，又可以借助马德里体系在国际申请中明确指定在新西兰为自己的标志提供保护（新西兰是在2012年12月正式加入《马德里议定书》的）。

　　与澳大利亚相似，新西兰的商标系统也在遵循着国际通行的《尼斯分类》中的标准，即相关的产品与服务需要被分成45个类别以完成注册工作。因此，建议各国的商标申请人应该尽可能地与当地的律师顾问团队取得联系，就如何撰写出符合新西兰法规的产品与服务说明，以及如何向IPONZ提交申请等事宜制定出合理的方案。

　　此外，申请人在正式提交新商标申请之前实际上还可以要求IPONZ就该申请提供一份《检索与初审意见报告》。这份报告的内容分成两大部分，并且会就相关的商标申请是否符合《2002年新西兰商标法》的规定作出评价。在这份检索报告中，IPONZ的审查员不仅会明确指出该申请中的标志是否与现有的注册商标存在冲突，同时也会就该标志是否具备一定的显著性以在相关产业中注册为商标而给出自己的意见。而在从IPONZ收到上述检索报告后，商标申请人将可以根据该报告的内容来决定是继续提出正式的商标申请还是直接放弃这件标志。

　　一般来讲，在申请人提交完商标申请后，IPONZ将会在5到10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查。如果有第三方在审查期间提出了异议（例如基于标志自身的问题或者该标志与新西兰现有的注册商标有所冲突等原因），那么IPONZ将会发出一份《合规报告》。而申请人将会有12个月的时间（自该商标的申请日起开始计算）来就这份《合规报告》中的意见作出答复。

　　如果商标申请通过了IPONZ的审查，那么该申请还要对外进行公开。上述公示期限一般为3个月。不过在上述期间，任何第三方都可以就此提出异议。当然，如果没有人提出异议的话，该申请中的商标将会完成最终的注册工作。

　　根据新西兰国内法律的规定，该国商标的保护期为10年，同时商标持有人们需要每隔10年进行一次续展。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如果商标持有人未能如期进行续展的话，那么其在该商标保护期到期之后还可以获得12个月的“宽限期”，并需要在上述期限之内及时完成商标的续展工作。

　　最后还要提到的是，与澳大利亚一样，人们同样可以前往新西兰海关来为自己的商标进行备案，并以此来在新西兰边境线上筑起第一道防线。不过，为了完成备案工作，新西兰的商标持有人不仅要按照规定提交《海关授权声明》以及相关的保证书，同时还要交纳5000纽币的保证金。与之相类似的是，澳大利亚海关的注册商标备案工作也需要商标申请人填写并提交类似的表格，只不过澳大利亚的商标持有人无需再提交任何的保证金。

　　2019.7.8.转载自WTO咨询网

　　18.立陶宛有机食品即将受理中国绿色食品认证

　　据立农业部消息，本月初，中国农业部下辖有机食品认证机构中绿华夏有机食品认证中心专家组访问立陶宛，并与立农业部、食品认证机构EKOagros和相关企业代表举行会谈。

　　近年来，随着中立经贸互动日益频繁，立农产品和食品企业开始将中国作为重要出口市场。立有机产品耕作面积占全国农用地8.1%，并且呈上升趋势，寻找出口市场逐渐提上日程。

　　2017年，EKOagros与中绿华夏有机食品认证中心就有机食品认证签署合作协定。在此协定下，立方人员接受中国有机食品认证方面的培训，经过两年准备后，立有机食品中国认证工作即将启动。有意向中国出口的立有机食品企业可向EKOagros提交认证申请，由后者与中绿华夏有机食品认证中心进行进一步沟通。

　　文章来源： 驻立陶宛经商参处2019.7.5.

　　19.化妆品FDA认证注册冷知识

　　2019-06-25 文章来源： 产品测试环测威

　　什么是化妆品

　　FDA将化妆品界说为旨在用于清洁，美化，促进吸引力或改动外观的产品（不包含纯皂）。进口到美国的化妆品有必要遵守与美国国内生产的化学品相同的FDA法令和法规。

　　FDA认证是否会对化妆品进行管控

　　是。FDA依据联邦食物，药品和化妆品法案（FD&C法案）对化妆品进行控制。依据这项法令，化妆品不得掺假或贴错标签。例如，关于标签或习惯运用条件下的顾客而言，它们有必要是安全的，而且有必要对其进行恰当符号。它们含有的任何色彩添加剂有必要经过同意才干到达预期用处，有些有必要来自FDA自己实验室认证的批次。包装和标签不得具有欺骗性。如果您生产或出售化妆品，您对产品的安全和标签负有法令责任。

　　如果您的化妆品在零售店（如商铺）或邮购（包含在线）或个人出售代表（例如，门到门出售）出售给顾客，他们还有必要满足成分标签要求依据公正包装和标签法。

　　化妆品公司是否需要取得FDA同意的化妆品或成分

　　该法令不要求除了色彩添加剂之外的化妆品和成分在进入市场之前由FDA同意。可是，化妆品不得掺假或贴错标签。这意味着当依据标签运用时，或者依照人们一般运用它们时，它们有必要对顾客是安全的，而且有必要对它们进行恰当的符号。

　　除了美国食物和药物管理局规则制止或约束的色彩添加剂和成分外，您可以运用化妆品中的任何成分，只需它不会导致产品以任何方式掺假。依据适用于他们的一切法令和法规，您有法令责任确保您的化妆品安全且贴有恰当标签。

　　但请记住，依据美国法令，并非一切“个人护理产品”都被视为化妆品。例如，一些被规则为药物。如果您的产品是美国法令规则的药品，则有必要契合药品要求，例如上市前同意。

　　化妆品公司是否需要在FDA注册

　　不可以。美国的化妆品注册是自愿的，不是强制性的。此外，不需求注册号将化妆品进口到这个国家。

　　可是，FDA鼓励化妆品公司注册其企业，并经过我们的自愿化妆品注册方案（VCRP）提交化妆品成分声明。VCRP协助FDA维护顾客，一起协助化妆品制造商和经销商做出正确的决议计划。参加VCRP让制造商参加了有关化妆品成分的重要信息。VCRP还支撑化妆品成分的安全性评价。化妆品职业的参加度越高，该方案的作用就越好。

　　FDA同意化妆品在出售之前，FDA不要求同意化妆品及其成分（色彩添加剂除外）。化妆品公司不需求在FDA注册，但化妆品有必要安全用于其预期用处。重要的是要注意化妆品标签中的某些声明可能导致FDA将化妆品作为药物进行调理。在某些情况下，这可能会导致产品需求FDA同意。 2019.7.8.转载自WTO咨询网

　　20.商务知识---共同对外关税及其建立的意义？

　　共同对外关税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缔结关税同盟，成为统一的关境，相互之间取消关税和贸易限制，对来自非同盟国家进口的产品实行统一的共同对外关税。目的在于使参加国的产品在统一的关境以内的市场上处于有利地位，排除非同盟国商品的竞争。例如，欧共体以关税同盟为基础，对内取消成员国之间的关税，对来自非成员国的进口产品实行统一的共同对外关税率，就称为共同海关关税或共同对外关税。其建立的意义：

　　1.它避免了自由贸易区需要以原产地原则作为补充，保持商品正常流动的问题。在这里，代替原产地原则的是筑起共同的"对外壁垒"，从这个意义上看，关税同盟比自由贸易区的排他性更强一些。

　　2.它使成员国的"国家主权"出让给经济一体化组织的程度更多一些，以致一旦一个国家加入了某个关税同盟，它就失去了自主关税的权利。现实中比较典型的关税同盟是1958年建立的欧洲经济共同体。

　　编辑：政策法规处（公平贸易处）2019.7.22.8: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