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全球化：从替代型回归互补型

2019-10-08   文章来源：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微信公众号

方晋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访问学者,合著《陷阱还是高墙:中国经济面临的真实挑战和战略选择》获得2013年孙冶方经济学奖以及中国发展研究奖特等奖

英国“脱欧”和美国特朗普政府着手实施“美国优先”政策，引发了关于逆全球化的三个悖论。首先，如果说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和技术进步的产物，而且极大地促进了世界各国的紧密联系，对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和改善有目共睹，为什么这时候会出现逆全球化？其次，过去反对全球化的力量主要来自发展中国家，原因就在于发达国家主导全球化并从中获益，为什么现在曾长期倡导和引领全球化的美国和英国等国却率先实行逆全球化之举？第三，为什么英国一边脱欧，一边又说要成为一个“全球的英国”（Global Britain）？ 为什么特朗普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却提出今后要推进双边贸易协定？

通过对上述问题的思考，笔者提出，无论是从全球化发展的历史还是现实、理论还是实践来看，在前一阶段全球化大发展之后出现一定调整是正常的。如果用一定的概念来描述这一调整的话，那就是“替代型”全球化将回归“互补型”全球化。换句话说，全球化产生的替代效应会减弱，互补效应得以维持甚至增强。

一、全球化的互补效应和替代效应

全球化，就是生产要素，或是生产要素构成的产品和服务，在全球范围内流动程度不断加深的过程。这样的流动，对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当地的生产要素、产品和服务可能会产生互补或替代的效应，并造成不同的福利影响。

当一个国家缺乏某些国内生产和生活所需的要素以及产品和服务的时候，国外要素、产品和服务的输入会弥补当地的不足，在提高消费者以及下游生产者福利的同时，并不损害国内生产要素的拥有者以及相关产品和服务提供者的福利，这就是经济学中所说的“帕累托改进”——在增进自身福利的时候不损害他人福利。比如说，日本不产石油，而科威特不生产汽车，日本从科威特进口石油，科威特从日本进口汽车，对双方都是福利改进，而两国没有人因此受损，这就是全球化带来的互补效应的体现。

但是，如果本国存在相当规模的生产要素拥有者及产品和服务提供者，那么外国生产要素、产品和服务的进入则会在本地产生一定程度上的替代。20世纪70年代日本汽车大量出口美国，使美国本土汽车销量显著下滑，造成美国汽车生产企业经营困难，工人失业。17世纪时，物美价廉的印度纺织品畅销英国，给英国相关行业带来很大冲击。但工业革命爆发后，英国机器生产的纺织品大量出口印度，使当地织工大批破产甚至饿死。尽管美国、英国和印度的消费者从物美价廉的进口产品中获益，但进口产品对当地产业和就业的影响显然是负面的，这是全球化带来的替代效应的体现。

按照国际贸易理论，一个国家应该进口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和生产要素，但这一进口是产生互补效应还是替代效应，取决于在封闭条件下，国内供给满足国内需求的能力。国内供给满足国内需求的能力越弱，进口带来的互补效应就越强；国内供给满足国内需求的能力越强，进口带来的替代效应就越强。如果国外供给能力在数量上大于国内需求，且相对于国内供给存在质量或价格优势的时候，完全替代国内供给也是可能的。

例如，19世纪中叶美国修建西部铁路和淘金热时期，因为缺乏劳动力，曾经从中国输入大批劳工，有力地支撑了相关项目和产业的发展，这时候中国工人的到来显然是发挥了互补效应。但是到后期，中国劳工的不断增加开始威胁到美国本土工人的生计，替代效应逐渐压倒了互补效应，最终美国出台了歧视性的《排华法案》，驱赶华工。再比如，18世纪的英国农业非常发达，农业革命为后来的工业革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进入19世纪以后，来自欧洲大陆以及新世界的粮食价格优势日益明显，因为其替代效应很强，影响了本国地主的利益，英国一开始限制外国谷物的输入。但随着自由贸易理念占据上风，英国废除了《谷物法》，最终英国粮食主要依赖进口，国内生产大幅萎缩，当初的替代效应已经转化为现在的互补效应。

如一个国家某种要素相对丰裕，在密集使用该要素的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该国应该出口这种要素或是产品。但如果这种要素投入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互补效应仍然发挥主要作用，而不会产生替代效应，则该国也会进口这一要素。如发达国家高科技人才相对于发展中国家更多，但由于许多高科技产业和相关人才的投入存在规模报酬递增，发达国家仍然积极输入高科技人才。

尽管本国的生产要素和相关产业有可能被进口替代，但总体上国家的福利仍然是增加的。一方面，消费者的需求得到更好的满足，因为进口会从供给质量、价格以及多样性方面带来好处。另一方面，不具备比较优势的要素和产业被淘汰，本国的专业化与分工能力进一步提升，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增强。这两方面的收益足以抵消部分生产要素和产业被替代的损失。理论上讲，全球化的获益者可以拿出自身收益的一部分补偿受损者，实现帕累托改进，但在现实中，受益者有时候不好识别，或是识别后难以建立有效的转移支付机制。

除了产品和服务之外，生产要素也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布局和流动。这是因为，产品和要素流动是可以相互替代的。 任何一种产品和服务，都是生产者通过一定生产技术将不同生产要素组合而成。进口一种产品，等于是进口了蕴含在产品之内的生产要素。进口农产品，等于是进口了生产农产品所必需的土地和水资源；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等于是进口了劳动力；进口资本密集型产品，等于是进口资本。因此，一个国家既可以出口密集使用本国富裕生产要素的产品和服务，进口密集使用本国稀缺生产要素的产品和服务，也可以选择直接出口或进口相关生产要素。

不过，在现实中，不同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性是不一样的。土地基本上是无法流动的，而水资源的跨国流动也受地理条件限制，因此直接进口农产品更加现实。资本流动性强，因此一个国家可以选择进口资本密集型产品，或是吸收资本自己生产。受当前各国移民制度的限制，劳动力的流动性要弱于资本，因此在制成品方面，多数国家也选择直接进口。而在服务业方面，一些劳动力缺乏的国家会选择进口劳动力，如在建筑业和家政服务业。因此，生产要素的全球化同样会产生替代效应和互补效应，下面对此可以做进一步分析。

由于地质条件的不同，矿产资源的分布在全世界分布是不均衡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矿产资源的国际贸易带来的是互补效应。而其他一些自然资源特别是农业（农林牧渔）生产所需要的自然资源虽然在不同国家间也有差异，但这种差异要小于矿产资源的分布差异，而且如前所述，这种资源往往是难以贸易的，如土壤、水分、日照等，因此只能进行产品的贸易。农业是第一次产业，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是从农业社会发展而来，即使是最发达的国家，都会保持一定规模的农业生产，何况当今世界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占多数，不少发展中国家农业仍然是主导产业。再加上大部分工业化国家都对本国农业实行保护，因此农产品贸易往往会产生替代效应，而且这种替代效应往往还很强。

自从工业革命之后，资本就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任何国家要想实现工业化、现代化，都需要资本积累。发展中国家资本相对稀缺，外国资本的到来总体上会带来互补效应。发达国家资本相对丰裕，但由于长期投资往往附着着专业知识，且有利于实现规模经济和促进本地就业，因此一样欢迎外国资本流入。事实上，由于发达国家产权保护好，投资机会多，在相当长时期内曾出现发展中国家资本净流入发达国家的现象。 这也是为什么，资本流动主要出现在发达国家之间，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国际贸易也主要出现在发达国家之间。由于流动性好，在全球化条件下，资本能够得到更好的配置，因此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的资本拥有者总体上都是赢家。

劳动力是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任何其他生产要素都必须和劳动力相结合才能进行生产，这是其他生产要素所不具备的特点。不同的产品和不同的技术，决定了劳动要素相对于其他要素在生产中密集使用的程度。在工业革命前，纺织业是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工业革命后变成资本密集型产业，今天又成为劳动密集型产业，未来随着智能制造的发展，可能又变成资本密集型产业。正因为劳动的这一特点，当其他要素被替代的时候，和这些要素共同生产的劳动要素也会被替代。如果进口农产品产生了替代效应，首当其冲的是土地的拥有者，但是种地的农民也会受到影响。如前所述，在劳动力缺乏的时候，输入劳动力不会造成替代效应。如美洲、大洋洲因为地广人稀且土地肥沃、资源丰富，曾长时间吸引外来移民，甚至从非洲贩卖奴隶。但在本地居民达到相当规模之后，大规模移民停止了，而技术移民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但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仍然是对本地劳动力特别是低技能劳动力的替代。在工业化时期，被替代的农业劳动力可以转向工业就业，在后工业化时期，被替代的工业劳动力可以转移到服务业就业。由于多数服务业是不可贸易的，在服务业就业本来是可以避免全球化竞争的。但移民的涌入，意味着这部分就业也不再安全。全球化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基于商务、旅游、留学、就医、购物等原因跨国流动的人员也大幅增加，这部分流动可以看作是服务贸易的一部分，其影响和货物贸易类似。在一定数量范围内，服务贸易可以带来互补效应，超过了这一界限，可能会演变成替代效应。

除了土地、自然资源、资本和劳动之外，技术、知识、信息、甚至企业家精神都可以看作是重要的生产要素，我们可以将这部分无形的投入统称为知识。在新经济时代，知识作为生产要素的重要性日益提高，可能已经超越了其他几种传统的生产要素。由于知识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特性，知识的全球化带来的基本上都是互补效应。绝大多数国家都欢迎知识的传播，以及蕴含着知识的资本和人才。

短期资本的跨国流动是全球化的重要标志之一，甚至有人认为，金融全球化是全球化的高级形式。 但长期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饱受“热钱”大规模进出引发的金融危机之苦，这也是部分发展中国家反对全球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尽管美英等发达国家长期积极倡导和推动金融全球化，但迄今为止的证据都显示，短期资本的自由流动带来的收益很小，潜在的危害却很大，其积极作用远不能和其他生产要素的全球化配置相比。 这里，互补和替代效应就谈不上了。

全球化除了经济影响之外，商品、人员、资本、信息的流动也会产生社会影响，包括不同文化的冲击。在一定程度上，外来文化对本地文化也会产生互补和替代效应，互补效应受欢迎，替代效应受排斥。文化蕴含在有形的产品和服务中，也蕴含在无形的人员和信息的流动中。例如，麦当劳和好莱坞电影在一定时期和一些地区曾经受到欢迎，也有可能在同一时间的其他地区或是同一地区的其他时刻受到抵制。受欢迎和被抵制的往往不仅仅是麦当劳这种食品或好莱坞电影这种娱乐产品，而是这些产品中代表的美国文化、美国的生活方式和美国的价值观。今天，随着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和移民涌入，发达国家的不满，同样不仅仅是因为经济机会的丧失和替代，而是包含着对外来文化的替代效应的警觉和排斥。英国“脱欧”和美国这样一个移民组成的国家开始在边境建围墙，很大程度上也是为此。

二、全球化替代效应的不断增强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随着生产力发展、技术进步和政策调整，全球化就是一个替代效应不断增强的过程。如果我们按照替代效应和互补效应的强弱作为参考标准的话，全球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5世纪末期地理大发现开始为标志，到工业革命爆发，这一阶段的全球化基本上是互补效应。第二阶段，从工业革命爆发到二战，全球化的替代效应开始显现。第三阶段，是二战后至今，替代效应显著增强。

全球化第一阶段应该从15世纪末期葡萄牙经非洲开辟亚洲新航线以及西班牙发现美洲新大陆开始。在此之前，跨洋和跨洲的国际贸易不是没有，如亚洲与欧洲通过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进行的贸易，但一来美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没有纳入到这一贸易体系当中，二来当时的跨洋跨洲贸易并不具有全球化的意图， 而西、葡以及后来的英国、法国、荷兰等国有意识地在全球建立贸易网络，将全世界纳入整体的贸易体系之中。

这一阶段的贸易，基本上是互补性的。西欧国家开辟新航线，一是要打破意大利沿海城市以及阿拉伯商人对东方贸易的垄断，二是要获取欧洲缺乏的香料。在发现美洲新大陆之后，更多的贸易机会涌现，特别是贵金属和农产品。此时无论是欧洲还是亚洲仍然是农业为主的生产方式，在部分经济发达和人口稠密地区虽有一定水平的手工业存在，但受生产能力限制，剩余产品很少，因此互通有无是这一阶段国际贸易的主要特点。替代性的贸易不多，当然也不是没有，如印度向欧洲输出的棉布对英国的纺织业带来了很大压力，导致英国采取了相应的贸易保护措施。此时的贸易政策是重商主义的，鼓励出口，限制进口。但由于互补效应如此强大，重商主义政策未能阻挡全球化的发展。

全球化的第二阶段与工业革命紧密相连。人类首次进入工业时代，生产力出现飞速提升。机器生产代替了手工生产，西方国家的制成品相对于其他地区取得了绝对优势，开始对外输出大量产品。同时，西方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大肆掠夺甚至通过武力抢占各种矿产资源和原材料，以满足工业生产所需。而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发展，显著降低了贸易、投资和人员流动成本，全球化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整个世界都被纳入西方主导的全球生产和贸易、投资体系之中，世界市场最终形成。

这一时期的全球化，替代效应开始显现。一方面，以西方国家为主建立了全球的垂直分工体系，工业品、资本和移民涌向殖民地并输入大量原材料，这是一种明显的互补作用。另一方面，西方工业产品的输入对部分发展中地区的手工业带来毁灭性影响，只不过由于力量对比的悬殊，发展中国家无法扭转这一不利局面。而交通和通讯技术的不断进步，以及老牌和新兴资本主义国家领先地位的交替，也对西方国家之间彼此的产业带来很强的替代效应的威胁。尽管自由贸易的概念在此一时期得到提出并率先由英国付诸实践，但总体而言，实行自由贸易的时间要远远短于实行贸易保护的时间。在一战前，技术进步和工业革命所释放的生产力和所降低的贸易成本是如此巨大，保护主义并没有减缓全球化的步伐。但在一战后，由于经济不景气和技术进步放缓，贸易保护的恶果终于体现，全球化陷入困境，并最终成为二战的导火索之一。

有感于二战前贸易保护主义和国际政策协调失败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二战后以美英等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建立了一整套推动自由贸易、金融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国际经济体系，这是全球化第三阶段的开始。这一阶段，贸易自由化在理论和政策上取得了主导地位，总体上也被多数国家先后付诸实践。在20世纪50、60年代，人类迎来了有史以来经济增速最快的时期，不能不说上述体系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总体上仍然是垂直分工体系，但许多发展中国家采取了“进口替代”策略，没有积极参与全球化。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存在一定的替代效应，特别是在日本和联邦德国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以后，但由于垄断竞争和规模经济的存在， 替代效应仍在可接受范围之内。

自20世纪70年代起，情况发生了变化。一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以及美英等国放松国内管制，使得世界进入了一个金融危机的频发期，全球化尤其是短期资本流动带来的负面影响开始显现。二是交通和通讯技术的不断改进，特别是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使得产品、资本、人员和信息流动成本进一步降低，流动速度进一步加快，跨国公司主导建立的全球生产链逐步形成，公司内贸易和产品内贸易重要性不断增强。三是以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实施“出口导向”策略取得成果，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先后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参与到全球分工体系当中。上述因素使得全球化的替代效应显著增强。

其中最主要的替代效应是发展中国家劳动对发达国家劳动的替代。部分发展中国家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贸易均是互补关系为主。而另一部分发展中经济体劳动力资源丰富，他们融入全球分工体系之后，以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而由于全球生产链的出现，他们甚至可以从事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品中的劳动密集环节。这方面竞争力最强的先是亚洲四小龙、然后是东南亚国家以及中国。东亚经济体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优势不仅对发达国家的低技能劳动力造成了替代，甚至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低技能劳动力也造成一定替代。本来，发达国家制造业流失的低技能劳动力可以转向服务业就业，特别是不可贸易的生活服务业，但这些服务业的工资一般都低于制造业， 而且这部分就业机会也因为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合法与非法移民的涌入而逐渐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劳动者成为反全球化的新生力量，并且爆发出强大的政治影响力。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本轮全球化带来了巨大的替代效应，特别是对部分发达国家的劳动力带来了替代效应，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的整体利益受损。实际上，全球化带来的福利改善仍然是成立的。发达国家资本、技术和高端人才相对丰裕，这些要素流动性比其他要素更强，恰恰是本轮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何况，当前的国际经济秩序由发达国家所主导，他们建立的规则往往都有利于其自身。比如说，很多发展中国家农业具有比较优势，但农业是多数发达国家保护最严重的部门，因此全球化的好处并没有惠及这部分发展中国家。此外，美英为首的发达国家力推金融全球化，从中获取巨大利益，却给很多国家带来了金融危机。

因此，发达国家整体上依然是全球化的获益者，只不过其收益在内部没有合理分配和使用。理论上而言，让全球化的受益者补偿受损者，实现帕累托改进，这是应该的，也是必要的。政府可以通过税收、强化社会安全网、投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方法，让全球化的受损者特别是失业的劳动者有所保障，并获得重新就业的能力和机会。但美国和英国信奉自由放任的政策理念，反对政府对经济、社会发展做过多干预，因此在这方面做得不够。 此外，美国为了维持自己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霸权地位，多次发动对外战争或进行武力干预，也挤占了本可以用于提升公共服务和加强社会安全网的财政资源。

此外，所有国家的消费者都从更多的进口产品和服务中获益。而且，有研究表明，低收入群体从更便宜的进口产品中获益最大。 但具体到个体而言，物价再低也不能弥补因失业带来的收入损失。由于消费者更分散，获益也更分散，而失业者集中，受损也集中。在这种情况下，反全球化的力量更容易动员，其影响也就更大。例如，有研究表明，美国对糖种植业的保护相当于使美国消费者每年损失35亿美元，平均到每个美国人身上是11美元。 如果美国政府撤除这一保护，美国四千多家甜菜和甘蔗农场可能因此破产。农场主为了保住饭碗，有很强的动力组织起来要求继续保护。而美国的消费者则基本上没有什么动力为了节省11美元组织起来支持糖的自由贸易。

劳动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是抽象的，但在现实中其拥有者是活生生的人。对于大多数中低收入群体而言，劳动仍然是最主要的谋生手段。一个劳动者一旦失业，不仅本身生计会成问题，整个家庭也有可能陷入困境。虽说失业之后可以再就业，但劳动者原有的技能可能无法适应新的工作岗位，收入水平也会因此下降，特别是年纪较大、学历较低的劳动者学习新技能再就业往往比较困难。尽管发达国家的社会安全网已经比较健全，但仅仅依靠社会保障难以维持工作带来的体面生活。 即使有工作的人，面临进口产品和移民的竞争，就业机会也受到威胁。因此，因全球化而被替代或面临替代威胁的劳动者成为反全球化的主力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发达国家，由于实行代议民主制，劳动者可以通过投票选举反全球化的政治家来实现自身的诉求。而全球化的受益者，如资本的拥有者和知识精英，尽管可以通过操纵舆论和提供资金来影响选举结果，但他们毕竟是少数，在一人一票的制度下，如果受损者是多数，受损者将会取得胜利。这就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所提出的国家主权、民主政治和深度参与全球化的三角悖论，即三者不可兼得。一个国家如果想保持民主政治和国家主权，就不能深度参与全球化；或是一个国家想要保持民主政治并深度参与全球化，就不得不让渡国家主权；或是想维持国家主权，又想参与全球化，那就不能实行一人一票的民主制。罗德里克认为，对于西方国家而言，民主制是不可动摇的，因此只能在国家主权和全球化之间进行权衡。英国为了拿回加入欧盟时让渡的国家主权，毅然选择“脱欧”。同样，特朗普退出TPP，在边境修围墙，也是要实现“美国优先”。

因此，全球化实际上就是一个替代效应不断增强的过程。之所以到现在爆发出来，一方面，是因为量变导致质变；另一方面，是因为过去经济繁荣时期，创造出来的新增就业机会可以吸纳因全球化受损的群体，而国际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经济低迷，新增就业机会减少，已经不足以弥补全球化的替代效应。回顾历史可以发现，经济不好的时候，贸易保护主义最容易抬头。19世纪70年代以及20世纪30年代贸易保护主义的全面上升，都与当时西方国家的经济和金融危机有直接关系，今天也是如此。事实上，中国参与全球化同样面临替代效应，同样存在受损者，但因为改革开放释放的增长潜力足以弥补这些损失，所以反全球化并未成为主导力量。如果有一天，中国经济增速显著下降，参与全球化造成的替代效应更加突出，反对开放的声音就会越来越强。

三、回归互补型的全球化

如果上述分析是成立的，那么全球化调整方向就比较清晰了，那就是从替代型的全球化回归互补型的全球化。带来互补效应的全球化还会坚持，因为全球化带来的好处还是很明显的，没有人会完全关紧国门，走向封闭和孤立。但是，产生替代效应的全球化政策可能会被收紧，尤其是对劳动替代效应强的政策都会出现某种程度的调整。不同国家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以美国为例，其农业有一定国际竞争力，将会成为未来美国打开其他国家市场的重要领域，美国政府也会继续补贴和支持这一行业。而美国不会对自然资源的贸易作太多限制，因为总体上互补效应仍占主导地位。而在制造业，美国会采取更多的贸易保护措施，以维护和扩大就业。比如说，对进口产品征边境税，迫使其他国家汇率升值，惩罚将本国工厂搬迁到海外的企业等等，同时吸引资本回流和欢迎外来投资。在服务业，可贸易部分美国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美国将继续要求其他国家开放市场。不可贸易部分，为维护本国就业，将采取严格限制移民的措施。但是，美国会继续吸引高端人才，因为其互补效应仍然明显。为什么特朗普退出TPP，但却提出今后以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为主？因为在多边贸易协定中，为了降低谈判成本，兼顾多方利益，必须建立统一的贸易规则和框架，缺乏足够的灵活性，单个国家的利益难以完全体现。而在双边贸易协定中，无论是在贸易伙伴的选择上，还是在具体领域的开放上，双方都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互补效应，减少替代效应。

英国体量比美国小很多，农业和制造业都不发达，因此非常依赖国际市场。这就是为什么英国虽然“脱欧”，但将继续维持和欧盟国家的自由贸易关系。同美国类似的是服务业，英国将继续推动金融全球化，但将严格控制移民。在此基础上，英国提出成为“全球的英国”，意味着该国将和欧盟之外的其他贸易伙伴积极开展双边合作，甚至是自由贸易关系，其目的同样是要最大化互补效应，最小化替代效应。法国大选中，极右翼候选人勒庞的竞选纲领也类似，如关闭边界，退出欧元区等等，目的也是要拿回国家主权。

但是，上述措施是否真能达到理想的效果存在很大不确定性。这是因为，逆全球化违背经济规律，即使短期内能取得一定效果，但长期内将损坏经济效率，最终可能无法持续。而且，贸易保护会导致贸易伙伴采取贸易报复，上述措施的效果也会大打折扣。总体而言，贸易保护是治标不治本，要想真正解决全球化带来的替代效应及其他一些不利影响，可能需要建立全球化受益者对受损者的补偿机制，确保全球化能惠及最广大的人群，使全球化能健康、可持续地向前发展。在一国之内，识别全球化的受益者，以及建立和执行补偿机制，只能是具有立法、执法以及在不同群体之间实行转移支付能力的政府来完成。具体的做法可以是根据受益者参与全球化的程度和获益情况征税，当然，这种征税必须考虑可行性的问题。比如说，对国内企业的对外投资额以及海外投资收益征收一次性总赋税， 对短期资本流动征收托宾税，对出入境旅客和移民征收离境税或入境税等等，力争实现“谁获益、谁付费；获益多、付费多”的原则。正如税收是为了维护一个文明社会所付出的代价一样，对全球化活动征税，也可以说是为了让全球化收益在更大范围内的共享并因此获得更广泛的支持。

对全球化的受损者可以采用普遍和特定两种方式予以补偿。普遍方式指的是普惠性政策，但客观上使受损者获益。一方面，政府应该加强有利于人力资本提升的公共服务，比如说教育，包括基础教育、职业交易和高等教育，还有培训，如失业培训、在职培训等，建立终身学习系统，提升国民素质，使其能更好地适应全球化竞争。另一方面，加强社会安全网建设，使得全球化竞争的失利者有所依靠。特定方式指的是仅针对全球化受损者给予的补偿措施。这里需要建立一个专门机构，对全球化受损者身份、受损事实和受损程度予以认定。基本上每个国家都有劳动仲裁和贸易仲裁机构，适当改造就可以成为履行这一认定职责的机构。一旦认定，既可以在上述普惠性政策中叠加对全球化受损者的支持，如培训和失业救济时限可以延长，也可以将从全球化受益者中征税所得成立专门基金，直接对受损者予以现金补偿。此外，常规贸易救济手段也可以合理运用。需要说明的是，补偿不是补贴。全球化竞争的失利者获得补偿的另一个前提条件是不得从事原来的工作，否则补偿就变成补贴没有竞争力的劳工或企业，这是必须反对的。

不同国家，可以根据自身比较优势、发展阶段、政治体制，确定参与全球化哪些方面产生了互补效应，哪些方面产生了替代效应，互补效应是否应该鼓励，替代效应是否需要建立受益者对受损者的补偿机制。对于多数国家而言，资本和高技能劳动力是全球化受益者，而且存在互补效应，特别是长期投资和专业人才，对于这两种要素流入会继续鼓励，对流出可以征税，用于补偿中低技能劳动力被全球化替代的损失。对中低技能劳动力的流入应通过行政、法律和经济手段加以控制，除非是劳动力缺乏的国家。发展中国家对于短期资本流入和流出仍然要加以管控。

如在自然资源、初级产品领域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参与全球化互补效应显著大于替代效应。但从长远来看，资源可能会有枯竭的那一天，因此应善用资源收入，除了做好投资实现资产保值增值，应大力投入公共服务，提升人力资本，吸收外国资本和高端人才，发展初级产品加工业和现代服务业，提升产品附加值，塑造新的国际竞争力。如果是农业领域有比较优势的国家，还应该敦促其他国家开放农产品市场，减少对农业的补贴等等。而对于在中低技能劳动力具有比较优势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参与全球化可以吸引资本和技术，同时扩大就业，提高收入，因此也是互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

全球化调整的幅度还取决于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速度。如果交通和通讯技术能够出现重大突破，大幅降低全球化的成本，那么贸易保护的作用会被抵消，替代效应仍然会不断增强。如19世纪末期主要发达国家纷纷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关税水平大幅上升，但由于同期爆发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交通运输成本显著下降，抵消了贸易保护主义带来的不利影响，因此全球化仍然实现了大发展。 同样的道理，如果今天人类发明了新的交通运输工具，从北京到纽约的飞行时间从十二个小时下降到两个小时，那么再严格的移民政策也挡不住人员的跨国流动。目前，有不少人在讨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可能性。总体而言，交通技术还没有显示出革命性的前景，而信息技术仍然在不断发展，智能制造、3D打印、虚拟现实等技术的发展有可能强化全球化的替代效应，特别是在原来一些不可贸易的服务业部分。 但是，上述技术在制造业的应用有可能提升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竞争力，缩短全球供应链。因此，信息技术进一步发展对全球化的总体影响还不确定。

当经济不景气的时候，贸易保护主义更容易抬头，而在经济繁荣期，对全球化的反对不会那么强烈，因为进口竞争带来的压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国内的经济增长所抵消。在短期内，经济增长会呈现周期性的波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已逾十年，不排除当前世界经济出现周期性的复苏。但从长期来看，经济增长取决于技术进步。尽管当前信息技术发展很快，但也有学者认为，总体上技术进步的速度在放慢，信息技术革命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远远不能和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相比，因此，西方国家将陷入长期的低增长期。 如果这种判断是正确的，那么回归互补型全球化的趋势仍然成立。

回归互补型全球化，意味着二战后建立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也会出现调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的多边国际机构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的作用将会进一步弱化。国家主权将重新获得尊重，大国协调将成为解决国际事务的主要机制。多边贸易谈判已经多年没有取得进展，今后可能也很难取得突破。在美国放弃TPP和英国脱欧之后，区域贸易自由化进程也会放缓。在互补效应明显的贸易伙伴中，区域和双边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还有可能。对金融全球化的支持会越来越弱，对跨国移民的控制将日趋强化。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有可能为全球化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并成为引领未来全球化发展的新方向。首先，“一带一路”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所有国家和地区以及国际、地区组织均可参与，这和一些排他性的机制形成鲜明的对比。其次，“一带一路”不刻意追求强制性的制度安排，不单方面设立时间表、路线图，而是从项目合作出发，逐步夯实合作基础，沿线国家可以根据自身需要，灵活选择加入的时间、领域和方式，为实现“一带一路”建设的目标而共同努力。第三，“一带一路”不以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为单纯目的，而是致力于弥补发展短板，提升增长动能，为全球和区域经济发展做贡献。可以说，“一带一路”这种开放、务实、包容、共赢的国际合作模式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全球化的互补效应，因此在提出来之后，获得了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热烈响应。

近四十年来，中国抓住了这一轮全球化的契机，积极参与全球分工，不仅从外部获取了宝贵的资金、技术、人才和市场，也有力地促进了国内的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总体而言，中国参与全球化产生的主要是互补效应，替代效应当然也存在，但由于中国自身存在的比较优势、后发优势和规模优势以及政府坚定不移地融入全球经济，这些替代效应更多地起到了对中国发展的促进作用，即使有负面影响，也因为经济的飞速发展而不显。毫无疑问，中国从参与全球化中获得巨大收益，但随着中国从“世界工厂”转向“世界市场”，并成为净对外投资国，我们也为全球化和全球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面对全球化可能出现的调整，我们要认清这一变化。在生产力发展和技术进步的作用下，全球化向前发展的大趋势是不变的，但在一定时期内出现调整也是正常的。要充分认识到全球化调整可能对我们产生的不利影响。一方面，发达国家不再积极推动全球化，削弱了对这一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和维护；另一方面，发达国家是中国参与全球化的重要伙伴，其政策调整直接影响中国参与全球化的收益。对此我们要做好准备。

但是，我们仍然要坚定信心。一方面，我们不怕封闭。全球化的倒退是多输，没有赢家，但受资源禀赋和技术条件限制、更加依赖于国际市场的小国损失更大，而像中国这样国内市场需求大，产业门类齐全的国家损失相对小，美国这样的大国也同样如此。如果全球化真的出现大幅倒退，中国是最有条件适应这一变化、将损失减到最小的国家之一。另一方面，我们更不应该惧怕开放。不能因为我们对国际市场依赖相对较小，内部回旋余地大，就可以对全球化的退潮和调整无动于衷、无所作为。自助着，天助之。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指出，中国将坚定不移地推进对外开放，更深更全面地融入到全球经济当中。过去近四十年的实践表明，越开放，中国就越发展，国际竞争力就越强。事实上，由于中国的开放远远没有到位，进一步对外开放将更多地给我们带来互补效应。即使存在替代效应，我们也能够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在游泳中学会游泳”。

最后，我们要顺势而为。第一，在国际贸易谈判中，守住多边贸易体系，维护世界贸易组织权威；争取促成亚太地区的区域内贸易自由化；加快推进双边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安排，特别是中美投资保护协定的签署。第二，力保货物贸易自由化，必要时，可以在某些领域主动开放，以“开放换开放”。第三，加大服务业开放力度。第四，继续坚定不移地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并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第五，加强对短期资本流动的管控，必要时开征托宾税。第六，加大力度吸引高技术人才，对于低技能劳动力的输入，应在保证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的基础上严格限制，对于非法滞留的境外人士应依法清理。第七，以“一带一路”引领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乃至全球经济治理。

（本文选自《全球化向何处去——大变局与中国策》）

2.全球经济治理视角下的价值链重构

2019-10-14    文章来源： 《世界知识》

马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全球经济网络与全球价值链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学者法雷尔和乔治城大学学者纽曼在近期的《国际安全》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作为武器的相互依存》的文章。文章指出，在高度不对称的网络中，如果一个国家同时满足两个条件：对网络的中心节点拥有管辖权；具有足够的能力以命令那些管理中心节点的公司，那么国家就能利用“全景监管”和“阻断制裁”的方式达到强权政治的目的。无论是SWIFT系统还是互联网，由于国家强制权力的存在，这种相互依存的全球化也就变成了一种被“武器化”的危险存在。

SWIFT和互联网等经济网络可以被称为“虚拟价值链”，实体经济的就对应为“实体价值链”。两种价值链在治理结构上有相同点也有较大差别。虚拟价值链结构简单，强权国家处于核心位置，其他国家处于外围，形成了“中心—外围”的圆形管辖结构。由于强权国家具有中心节点的管辖权，就可以对外围国家实施阻断制裁。实体价值链则具有纵横交错的复杂结构，国家与国家在产业之间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分工与合作关系，价值链的长度取决于产业或者产品的复杂程度，其分工格局与收益分配都是由该产品的跨国公司总部决定。

比较而言，实体价值链中跨国公司总部的“管辖权”远没有虚拟价值链中的强制权力那么大。即使被跨国公司“摒弃”，被摒弃的国家和产业也可能会被同类产业链的其他跨国公司选用。从经济学角度看，实体价值链中的企业存在着一定的替代弹性，对于参与价值链的企业而言，其不会被强权国家的跨国公司完全“阻断制裁”。但对于一些独一无二的高科技产品价值链，由于供应商找不到可以转移的产业链，仍存在一定的被跨国公司“阻断制裁”的风险。

国际经贸规则的变化与区域价值链重构

随着全球价值链的不断演进，全球区域经济格局重构也随着全球价值链重构而发生。世界范围内新兴经济体通过增强自身全球竞争力，提升了在新一轮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同时，发达经济体试图重构国际经济秩序以削弱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国际地位。新兴经济体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规模甚至方式，冲击着原有的世界格局、考验着现有的国际秩序。

国际经贸规则的变化影响着全球价值链的重构。2015年，美国公布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文本中的“原产地规则”，其目的是“促进区域供应链、确保缔约方而不是非缔约方成为协定的主要受益者”。另外，TPP中“纺织和服装”章节提出的“从纺纱开始”集中显示了更为苛严的原产地规则，其要求进入美国市场的服装等纺织品，从纺纱、织布、裁剪到加工成成衣都必须在TPP成员国境内完成。这两条新规则突显了TPP对非成员国的排斥，这将会破坏产业链的最优化配置，是国家意志在国际经贸规则中的体现。此外，美国挑起的中美贸易战违背了美国《1974年贸易法》和世贸组织规则，正严重破坏全球分工格局和价值链体系，加剧各国在价值链上的竞争。

“一带一路”与全球价值链的扩展

通过“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可以实现价值链扩展。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不仅局限于基础设施的投资，而且致力于通过扩大国际产能合作带动更多沿线国家融入新的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中国与沿线国家充分发挥各自的要素优势，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形势下构建“一带一路”价值链体系。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下的经济治理新平台，构建沿线国家参与的价值链，扩展全球价值链体系。

构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价值链是开拓创新型全球价值链的重要历史机遇，也是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化的新契机。目前，北美、欧洲和东亚等较为成熟的价值链体系已不能满足全球经济均衡发展的需要，构建“一带一路”价值链扩展了现有的全球价值链体系。“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国际合作以中国为起点，贯穿中亚、欧洲，远及被称为“一带一路”自然延伸的非洲国家和地区。中国对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和不断深入的国际产能合作，以及沿线国家之间、沿线国家对中国的投资和产能合作，将逐步构建一个崭新的、循环互动的、“履带模式”的价值链体系。

3.有效回应美国的“国际秩序”定义权

2019-10-14    文章来源： 北京日报

作者：郑永年

近代以来，在构建现存国际秩序的过程中，西方尤其是美国扮演了主导角色，因此也一直拥有国际秩序的定义权。美国掌握了定义权，也就是说，不管美国采取什么样的国际行为，总能向其人民或者国际社会证明其合法合理性。无疑，定义权包含着深刻的道德意涵，这种道德意涵证明着美国的行为，甚至是战争的“正义”性质。

近代以来，西方塑造国际秩序，其话语权也很自然占据主导地位。基辛格博士著《国际秩序》（World Order）一书，有三点关于国际秩序的观点值得注意。第一，世界上从来就不存在一个秩序，而是多个秩序共存的，无论是建立在宗教之上的秩序，还是帝国，或者后来建立在主权国家之上的秩序。第二，每一个文明都有其自身的不同于其他文明的国际秩序观。因此，一个文明崛起而占据主导地位了，其国际秩序观必然影响其所建立的国际秩序。第三，自近代以来，西方所建立的国际秩序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从西方传播到世界其他地方。不过，尽管西方主导世界是一个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西方的秩序是唯一的秩序。各个区域都在出现不同形式的区域秩序，对国际秩序产生影响。

非西方世界为何“自愿”接受西方所界定的国际秩序

西方国际秩序话语占据主导地位的另外一个原因，在于非西方世界的“自愿”接受。非西方世界接受西方所界定的国际秩序，主要出于几个因素。第一，出于利益因素，即接受西方定义的国际秩序或者处于这个秩序之下能获得很多利益。第二，即使不满意这个秩序，但既没有力量挑战这个秩序，也没有力量建设自己所认同的秩序。第三，即使有力量挑战，但找不到有效的替代秩序。苏联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努力，但以失败告终，原因就在于没有有效的替代秩序。

非西方世界接受西方所定义的国际秩序，还有深层次的思想根源。二战之后，很多国家独立了，但只是领土的独立，各方面的精英人物的思想和思维还是被西方“殖民”的。

中国在过去30多年来迅速崛起，开始对区域甚至世界秩序产生巨大的影响。有评论家认为，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这可能简单地把美国主导世界的逻辑置于中国之上。

但诚如基辛格所言，中国必然要对21世纪的国际秩序产生巨大的影响，甚至重塑现存国际秩序。不过，在这方面，中国面临巨大的挑战，主要是要处理自己和现存国际秩序之间的关系。

就中国和现存国际秩序的关系而言，有几个方面已经是不言自明的事实。第一，中国的崛起是在现存国际秩序内部的崛起。中国实行开放政策，把自身融入到现存国际体系内，并在这个体系中成长。第二，中国在这个体系内部扮演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已经具备足够的能力重塑这个秩序。第三，中国也具有了足够的能力来倡议或者建设新的区域秩序。

这三方面的因素都在影响着中国和外在世界的关系。现在的情况是，尽管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在世界经济秩序中举足轻重，中国需要更多的国际空间，但现存秩序（作为既得利益者）并不愿意提供。例如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里面的权限，就因为美国国内因素而受到极大的限制。

在这样的情况下，无论从增进自身的利益（可持续的发展），还是从履行更大的国际责任的角度，中国都有必要利用自己所拥有的能力去倡议和构建区域秩序，例如“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和金砖国家银行等。但中国的这些努力，又被美国定义为要取代和挑战现存国际秩序，往往导致中美之间关系的紧张。

中国必须找到有效的方式来回应美国的国际秩序定义权

面临这种局面，中国必须找到有效的方式来回应美国的国际秩序定义权。被动的回应阶段已经过去，因为经验表明，被动的回应做得再好，也远远不够。要互动回应，中国至少可以做三方面的事情。

第一，中国要继续在现存国际秩序内部扮演一个重要角色。中国并不是现存国际秩序的革命者，而是改革者。中国无意把激进的变革引入现存国际秩序，而是要在内部和其他国家共享国际空间。这一点非常重要。不管怎么说，现存国际秩序是中国和其他国家互动的平台。实际上，中国一直在追求现存国际秩序的改善。

第二，中国需要构建自己的国际秩序话语，这个话语要说清楚两方面的事情，即一方面说明中国为什么要倡议新的区域秩序，另一方面说明这些新的区域秩序和现存国际秩序之间的关系。

中国所建设的AIIB不是要取代世界银行和亚行，而是承担诸多世界银行和亚行不能承担的责任。即使从长远来看，中国所建设的区域秩序具有了国际影响力，中国也无意取代现存国际秩序，而是作为另一个选择。中国是通过开放的方式（也即开放的区域主义）来建设区域秩序的，这个条件本身就使得区域秩序表现为开放性、参与性和国际性。

如果能够从话语层面，把这些说清楚，中国所面临的压力就会小一些，少一些。不过，话语与其说针对美国，还不如说是针对其他国家。

第三，在建设新秩序的过程中，中国要和美国的一些传统盟国建立更为紧密的关系，从而化解美国的阻力。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至关重要，因为这是一个关乎战争与和平的大问题。不过，如果从正面做受到美国的抵触，便要迂回进行。

从AIIB的创始和发展来看，中国可以通过开放的方法，来找到其他更有效的途径。AIIB之初，就遭到美国及其盟友日本的强烈抵制，但在英国加入AIIB之后，其他西方国家纷纷加入，从而也促成了美日转变态度，至少没有那么反对了，并且包括世界银行和亚行在内的国际机构，也转变而持合作态度。就是说，中国可以从英、法、德、加拿大等中等国家入手，来促成美国的转变。

（作者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

4.外交部发言人介绍今年中国企业自美采购农产品情况

2019-10-15  来源： 新华网

新华社北京10月15日电（记者温馨）外交部发言人耿爽15日说，今年以来中国企业自美采购的农产品包括：大豆2000万吨、猪肉70万吨、高粱70万吨、小麦23万吨、棉花32万吨。中方还将加快采购美国农产品。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美方近日表示，中方已经开始大量采购美国农产品。国内外舆论对此都很关注。你能否介绍一下今年以来中方采购美国农产品的情况？

耿爽说，据向有关部门了解，中国企业根据国内市场需要，以市场化的方式自主采购了美国农产品。根据初步掌握的信息，今年以来中国企业自美采购的农产品包括：大豆2000万吨、猪肉70万吨、高粱70万吨、小麦23万吨、棉花32万吨。中方还将加快采购美国农产品。

6. 中伦国际贸易资讯：美国对土耳其实施经济制裁措施

美国东部时间2019年10月14日，美国财政部发布针对土耳其的制裁行政令和制裁措施。旨在土耳其停止其在叙利亚东北部的军事行动。土耳其在叙利亚东北部的军事行动包括袭击平民、民用基础设施、少数族群以及进行反恐为主的叙利亚民主力量。美国总统特朗普支出土耳其的军事行动对美国构成了“异常且巨大的威胁”，因而他签署行政令，宣布国家紧急状态以此应对威胁。

现将此次针对土耳其的制裁内容，对中国企业的影响及中国企业应对措施进行分析。

01针对土耳其的制裁措施内容

行政令内容如下：

第1条规定：

经财政部部长与国务卿商定，冻结下列人员现在持有的或即将拥有的位于美国境内或受美国人拥有或控制的财产或财产权益；相应财产和财产权益将不得被转让、支付、出口、支取或通过其他方式处理：

（A）负责或合谋，直接或间接的参与或试图参与下述有关叙利亚行为的人员：（1）危害叙利亚和平、安全、稳定和领土完整的行为或政策；（2）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B）土耳其政府现任或前任的官员；（C）土耳其政府的分支、代理或是工具；（D）财政部长和国务卿协商后确定的在土耳其特定行业参与经营的人员；（E）向根据本行政令财产和财产权益被冻结的人员提供实质性地协助、赞助或提供财务、物质、技术支持的人员；（F）根据本行政令财产和财产权益被冻结的人员直接或间接地拥有、控制或是代为行事的人员。第2条规定：国务卿和财政部部长以及其他美国政府官员协商后，可对特定人员实施制裁措施：“特定人员”包括合谋、直接或间接地从事或者试图从事：（A）破坏叙利亚东北部地区停火协议的活动；（B）阻止流离失所者返回叙利亚居住地的活动；（C）强制遣返叙利亚难民；（D）破坏叙利亚冲突的政治解决方案。“制裁措施”包括：（A）禁止从事政府采购；（B）禁止美国金融机构在任何12个月的期间内向其提供超过10,000,000美元的贷款，除非被制裁者将贷款用于人道主义活动；（C）禁止其从事受限于美国管辖的外汇交易；（D）禁止受美国管辖的金融机构为其提供信贷或支付服务；（E）冻结其现在或之后在美国境内的或为美国人拥有或控制的财产和财产权益，并且这些财产和财产权益不得被转让、支付、出口、支取或者以其他方式处理：（F）禁止美国人向其投资或购买大额资产及债券；（G）限制或禁止其向美国出口商品、技术或服务；（H）对其首席行政官（principal executive officer）或承担类似职能的人员实施前述制裁措施。第3条规定：外国金融机构故意（knowingly）为依据本行政令财产和财产权益被冻结的人员进行或促进任何重大金融交易的，财政部部长可与国务卿协商禁止其在美国境内开设代理账户或存款账户，或对其维护前述账户设置严格的条件。增加特别指定国民名单（SDN）：美国财政部宣布将土耳其能源和自然资源部、土耳其国防部、土耳其国防部长阿卡尔（Akar）、内政部长索伊鲁（Soylu）和能源和自然资源部长多梅兹（Donmez）纳入特别指定国民名单（SDN）。

02对中国企业的风险提示

美国对土耳其特定政府部门和政府官员实施制裁措施，增加特别指定国民名单（SDN）。在美国制裁措施下，被发现与土耳其被制裁个人或实体进行重大交易的企业都将面临二级制裁的风险。这意味着，中国企业的相关交易风险增加：

1.若中国企业进行涉及SDN的交易，即使所涉交易不具有美国因素（美国人、美元和美国金融机构以及美国原产物项），中国企业仍有可能因从事了与SDN的“重大交易”而面临二级制裁的风险。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为一个或多个SDN（累计）直接或间接拥有50%或以上所有权的实体也将受到与SDN相同的限制；

2.基于美国将土耳其能源和自然资源部纳入SDN，中国企业在与土耳其涉及能源和自然资源的交易中将面临美国二级制裁的重大风险；

3.对于我国出口企业来说，即使提交的单据相符，若进口商、开证行、进口国、承运人、运输工具等受到制裁，出口商仍面临不能收到货款的风险。而进口商可能会因经济制裁面临不能正常支付货款的风险。

03中国企业应对措施建议

随着美国开始对土耳其实施制裁措施，建议中国企业采用以下风险防范措施：

1.建议中国企业密切注意业务和投资活动中涉及的所有交易关联方，交易前进行尽职调查，尤其是黑名单筛查，确保交易关联方并非被美国制裁的个人或实体，否则与其进行交易的行为可能导致企业被美国处罚；

2.基于目前美国对土耳其制裁政策的不确定性，企业亦可考虑适时减缓或暂停开展土耳其业务；或者应尽量选择非美元的其他货币作为结算工具，通过非美资金融机构进行结算，以避免美元和美国金融机构结算带来的制裁风险；

3.在开展土耳其业务时，应聘请专业律师协助开展尽职调查，协助审核项目协议和其他法律文件，并就相关业务的法律风险提供咨询意见，以尽可能减少美国制裁带来的负面影响。

作者简介

张国勋  高级法律顾问

张国勋律师为中伦律师事务所高级法律顾问，原商务部美国处副处长，在商务部从事贸易管制工作11年，主要执业领域为WTO/国际贸易，反垄断与竞争法，合规/政府监管

刚可  律师

刚可律师为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主要执业领域为贸易管制与经济制裁合规， 贸易救济

7.中国与毛里求斯签署中非首个自由贸易协定

2019年10月18日07:24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7日电  （记者于佳欣）中国与毛里求斯于17日正式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成为我国商签的第十七个自贸协定，也是我国与非洲国家的第一个自贸协定。

当日，中国商务部部长钟山与毛里求斯驻华大使李淼光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北京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毛里求斯共和国政府自由贸易协定》。

中国—毛里求斯自贸协定谈判于2017年12月正式启动，经过四轮密集谈判，于2018年9月2日正式结束谈判。协定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经济合作等内容，实现了“全面、高水平和互惠”的谈判目标。

据悉，在货物贸易领域，中方和毛里求斯最终实现零关税的产品税目比例分别达到96.3%和94.2%，占自对方进口总额的比例均为92.8%。我国目前对其出口的主要产品，如钢铁制品、纺织品以及其它轻工产品等将从中获益。毛里求斯生产的特种糖也将逐步进入中国市场。双方还就原产地规则、贸易救济、技术性贸易壁垒和卫生与植物卫生问题等达成一致。　《 人民日报 》（ 2019年10月18日 03 版）

8.巴西对我不锈钢冷轧板反倾销日落复审案做出终裁

文章来源：商务部贸易救济调查局 2019-10-18 10:46

近日，巴西外贸及国际事务特别秘书处在《联邦政府公报》上发布对原产于中国的不锈钢冷轧板反倾销日落复审案终裁公告，决定对我涉案产品征收175.62-629.44美元/吨的反倾销税，为期5年。涉案产品南共市税号为72193200、72193300、72193400、72193500、72202090。

有关问题可向巴调查机关咨询,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05561)2027-7770;

电子邮件：laminadosinox@mdic.gov.br。

9.欧盟对华钢制轮毂作出反倾销初裁

2019-10-12 16:00:30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

2019年10月10日，欧盟委员会发布公告，对原产于中国的钢制轮毂（Steel Road Wheels）作出反倾销肯定性初裁，决定自本公告发布于官方公报次日起对涉案企业征收为期6个月的临时反倾销税，税率详见下表。涉案产品欧盟CN（Combined Nomenclature）编码为ex 8708 70 10、ex 8708 70 99和ex 8716 90 90（TARIC编码为870870 10 80、8708 70 10 85、8708 70 99 20、8708 70 99 80、8716 90 90 95和8716 90 90 97）。本案倾销和损害调查期为2018年1月1日~2018年12月31日。损害分析期为2015年1月1日~倾销和损害调查期结束。

2019年2月15日，欧盟委员会发布公告称，应欧洲车轮制造商协会（the Association of European Wheel Manufacturers）代表钢制轮毂产量占欧盟内同类产品25%产量的生产商于2019年1月3日提出的申请，对原产于中国的钢制轮毂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

中国制造商英文名

中国制造商参考中文名

临时反倾销税

Xingmin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s Co., Ltd.50.3%

Tangshan  Xingmin Wheels Co., Ltd.唐山兴民钢圈有限公司50.3%

Xianning  Xingmin Wheels Co., Ltd.咸宁兴民钢圈有限公司50.3%

Dongfeng  Automobile Chassis System CO., Ltd. (also called ‘Dongfeng Automotive Wheel Co., Ltd.’)50.3%

Hangzhou  Forlong Impex Co., Ltd.50.3%

Hangzhou  Xingjie Auto Parts Manufacturing Co., Ltd.50.3%

Jiaxing  Henko Auto Spare Parts Co., Ltd.50.3%

Jining  Junda Machinery Manufacturing Co., Ltd.济宁骏达机械制造有限公司50.3%

Nantong  Tuenz Corporate Co., Ltd.50.3%

Ningbo  Luxiang Autoparts Manufacturing Co., Ltd.50.3%

Shandong  Zhengshang Wheel Technology Co., Ltd.50.3%

Shandong  Zhengyu Wheel Group Co., Ltd.山东正宇车轮集团有限公司50.3%

Xiamen  Sunrise Group Co., Ltd.50.3%

Yantai  Leeway Electromechanical Equipment Co., Ltd.50.3%

Yongkang  Yuefei Wheel Co., Ltd.50.3%

Zhejiang  Jingu Co., Ltd.50.3%

Zhejiang  Fengchi Mechanical Co., Ltd.50.3%

Zhengxing  Wheel Group Co., Ltd.正兴车轮集团有限公司50.3%

Zhenjiang  R & D Auto Parts Co., Ltd.50.3%

All other  companies其他公司66.4%

（编译自：欧盟委员会网站）（潘晓君编译）（文　璐校对）

10.联合国报告称：非关税措施致贸易成本上升

经济日报讯记者高伟东杨海泉报道：10月14日，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简称“亚太经社会”）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简称“贸发会议”）联合发布主题为“引导非关税措施走向可持续发展”的《2019年亚太贸易和投资报告》。报告称，目前在亚太地区，非关税措施贸易成本是关税贸易成本的两倍多，尽管亚太地区实际关税在过去20年中减少了一半，但影响国际贸易的非关税措施数量却显著增加。

报告指出，非关税壁垒目前影响着亚太地区约58%的贸易。非关税壁垒数量上升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在地区和全球贸易紧张局势中，非关税壁垒日益成为各国贸易政策的武器，包括政府采购限制、对出口和进口的补贴限制，以及通过单边或多边制裁实施的进出口禁令等。满足这些复杂且通常不透明的规则需要耗费大量资源，导致依赖进出口的企业经营成本大涨，对中小企业影响尤为明显。

报告指出，非关税措施作为政策工具往往是合法的。大多数非关税措施都是技术法规，例如对食品卫生和植物检疫要求。仅这些措施的平均成本就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6%，全球约为1.4万亿美元。

虽然与非关税措施相关的贸易成本估计是关税的两倍以上，但非关税措施往往服务于同可持续发展相关的重要公共政策目标。所以，关键是要确保它们得到有效设计和实施，从而将成本降至最低。为了解决贸易成本问题，同时得到非关税措施的好处，各国需要进一步加强各级合作。

报告强调，国家间的非关税壁垒通常差别很大，这使得国家间货物流动的难度加大。因此，加强区域或多边管制合作，以及在非关税措施的设计和更新时使用国际标准，对于克服与非关税措施的地区差异性等诸多挑战非常重要。展望未来，亚太地区通过实现无纸化贸易和跨境电子信息交换，可以显著降低非关税壁垒的贸易成本，平均降幅可达25%，为该地区各国政府和贸易商每年节省6000多亿美元。信息来源：经济日报2019.10.17.

11.全球矿业市场持续动荡

10月10日，在第二十一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上，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国际矿业研究中心宣布成立，并现场发布《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19》。该报告是我国首次针对全球矿业发展态势发布的报告。

报告预计，短期内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全球贸易摩擦、地缘政治冲突等因素将增加全球矿业发展的不确定性，矿业市场将持续震荡调整。

报告称，由于全球矿产品市场整体震荡调整，矿业市场结构出现分异。2019年受供需基本面及突发事件影响，石油、铜、锂、钴等价格整体呈下降态势，铁矿石、镍、黄金价格大幅上涨。

报告显示，2018年，矿业为人类提供了227亿吨的能源、金属和重要非金属矿产，总产值高达5.9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GDP的6.9%。其中，能源矿业产值4.5万亿美元，占世界矿业总产值的76%。

报告指出，在矿业勘查方面，2018年全球固体矿产勘查投入缓慢回升，大型矿业公司投入占比增加，中小型勘查公司占比下降。草根勘查投入持续下降，详查和勘探投入持续增长。金、铜、锌占比持续增加，铀、镍、金刚石占比持续下降。同时，大型矿业公司逐步聚焦南北美、澳大利亚等地区，大幅降低非洲、东南亚等地区勘查投入。

伴随着市场格局重塑，国际大型矿业公司高度金融化，优质资源占有比例增加。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巴西、英国等国矿业公司金融机构持股比例一般在50%以上。全球2395家上市矿业公司中，大型矿业公司数量占比不足4%，但其市值占比近80%。国际大型矿业公司占有全球优质资源，各矿种前十大公司占有全球82%的铁矿石、60%的铝土矿、46%的铜矿、42%的镍矿、96%的铂、94%的钯和85%的铀矿。

与此同时，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促使国际大型矿业公司加强风险管控，推进战略调整和转型发展。国际大型矿业公司不断剥离非核心项目，聚焦禀赋好、成本低、现金流充裕的项目，布局金、铜等抗周期、抗风险矿种，以及铂、锂等清洁能源矿产，剥离煤炭等传统矿产。部分国际大型矿业公司逐步减少在非洲、东南亚等地区勘查开发投入，回归澳大利亚、美洲等地区。

在政策引领方面，主要国家和地区逐步加快矿业政策调整，推进全球资源治理。其中，美国已基本实现能源独立，正加快推进关键矿产资源安全供应保障，推进全球资源治理。欧洲加强区内矿产资源开发，强化关键原材料安全供应与全球资源治理。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推进绿色矿业，提高矿业发展质量与效益。印度尼西亚、刚果（金）等亚洲、非洲国家通过调整税费等政策，延伸矿业产业链，强化本土矿业权益。

信息来源：经济参考报2019.10.17.

12.大众欲通过共享电动车（EV）关键技术争夺市场份额

彭博社10月4日报道，德国大众公司表示，愿与其它汽车制造商共享其用于纯EV的PPE平台关键技术，并正在就此与一些公司进行谈判。该PPE平台由大众旗下的保时捷和奥迪品牌研制开发，将于2021年投入使用。大众希望借此扩大其EV市场份额，撼动特斯拉在EV市场的领军地位，同时也分摊高昂的研发费用。

今年早些时候，大众与福特公司达成协议允许福特使用大众主要EV平台量产汽车，协议价值100亿-200亿美元。目前两家公司还在就另一型号的EV合作进行谈判。文章来源： 驻法兰克福总领馆经商室2019.10.8.

13.欧洲房价飞涨为金融体系增加风险

英国《金融时报》10月2日报道，受持续低利率的推动，欧洲住宅性地产价格以超过4%的年平均增长率上涨，该增长率远远高于本地区收入和GDP增长率，很多城市房价已翻番。

欧洲央行（ECB）对此表示担忧，在经济增长减缓的形势下，房价过快上涨将会对金融体系带来风险，ECB敦促各国政府采取措施保护银行和房主免受金融风险的打击。

欧洲系统性风险委员会（ESRB）上周也呼吁其监管国家中的11个国家采取行动，以遏制房价飞涨带来的风险。同时，ESRB还警告德国，法国，挪威，捷克和芬兰注意房产市场风险。文章来源： 驻法兰克福总领馆经商室2019.10.8.

14.电动汽车的兴起势不可挡

英国《金融时报》10月2日报道，电动车（EV）的兴起势不可挡，预计在未来几年中EV将在全球占据更大的份额。

目前使用EV的成本与燃油车已不相上下。根据摩根士丹利的最近一期客户报告，以出租车行业为例，EV前期购买成本较高，但总运营成本（月租金和运行成本的总和）已与燃油车几乎一样（分别为534英镑和517英镑）。EV的电池成本还在持续下降，续航里程和耐用性也在不断提升，燃油车成本中所包含高额燃油税也增加了EV的优势，因而摩根士丹利认为燃油车在成本上毫无竞争力。此外，碳（CO2）排放和氮氧化物（NOx）排放标准日趋严格，优化燃油发动机的研发成本非常高，汽车制造商纷纷转型加速EV研发。德国大众、宝马、戴姆勒公司均表示将在2025年前实现EV占汽车总产量的25%。随着新产品的井喷，消费者选择面更宽，也将推动EV占有率提升。咨询公司DNV GL在其刚刚发布的《2019年能源转型展望报告》中预测，到2032年EV将占全球新乘用车销量的50％，到2035年EV将占全球汽车保有量的50％。EV成本更低，更清洁，更安静的优势不可替代。

同时，EV的发展也面临问题。全球锂储量99%以上分布于智利、中国、阿根廷和澳大利亚，全球锂产量95%以上也位于上述四国；全球钴储量80％以上分布于刚果、澳大利亚、古巴、菲律宾和赞比亚，全球最大的钴生产国为中国、俄罗斯和古巴。这将给发达经济体（如美国）带来能源依赖风险，不利于EV的发展。文章来源： 驻法兰克福总领馆经商室2019.10.8.

15.国际贸易新变局更要捍卫多边主义

2019-10-17 17:05  文章来源： 中国贸易报

作者：本报特约评论员 荣民

从2018年3月美国挑起中美贸易摩擦以来，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甚嚣尘上，在全球范围内对国际贸易和经济发展的冲击与动荡之大让人始料未及。尤其是持续20个月的中美贸易摩擦给中美双方和全球贸易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远远超过了想象。而这前所未有的影响所带来的 是国际贸易的新变局，且越来越挑战着既往的国际贸易秩序与结构。

在这个时间段里，不仅中美贸易战一波三折并逐步升级，而且美国动用“301条款”对数个国家钢铁产品实施报复性关税，美墨加签署替代《北美自由协定》的新的贸易协定，由日本牵头的11国签署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生效，欧日、美日签署新的贸易协定，美欧因飞机补贴而引发的贸易报复箭在弦上……从中我们能够看到，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的“三零问题”已经浮出书面，成为重构国际贸易秩序绕不开的问题。

以“三零”为纲领的国际贸易新体系的构建已经成为未来抢占国际贸易秩序制高点的核心诉求。在如何引领和把握以“三零原则”为核心目标的国际贸易新变局的脉动方向与发展趋势过程中，必须始终高举多边主义的大旗。

在国际经济贸易领域强化多边主义共识，关键就是捍卫自由贸易原则。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对国际经济的冲击恶果已经显现。强化多边主义共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愈发凸显。

在维护多边主义和WTO贸易规则体系中，各国必须承担更大责任。中美贸易摩擦尽早形成第一阶段的成果对于妥善平息贸易争端、为全球经济带来正向意义不言而喻。“贸易战没有赢家”已成为越来越多全球有识之士的共识。此外，以G20为代表的全球主要经济体，必须重新审视经济贸易宏观政策并强化相互之间的沟通协调，国际贸易新变局在演进过程中始终不能脱离的是“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这两个基石，必须始终依托于WTO多边贸易规则体系这个基础，否则将会对已经处于变动中的国际贸易秩序和结构带来更多可能致命的冲击。

多边主义的核心就是反对少数国家的“自行其是”，要在兼顾各方利益与平衡中让新兴市场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拥有更多参与全球治理和多边规则制定的权利。必须清醒地看到，“三零”原则的主要受益方是工业化国家。对于和工业化国家产业链、供应链关联度很低的国家而言，难以从“三零”原则的实施中受益，反而会进一步降低自身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并在国际贸易比较优势中越发处于劣势和末端。在“三零”原则受益区域有限的背景下，必须警惕借助FTA谈判将其他经济体排除在外或区别对待，避免重构国际贸易秩序所带来的负面作用。FTA不能逆WTO，更不能逆全球化，“三零”原则的逐步落实和FTA协定从区域实施到逐步实现规则国际化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唯一正确选择。

在国际经济贸易旧秩序面临消解、新秩序有待重塑的转折期，坚定地维护多边主义就能够排除干扰，用推进经济一体化的实际行动，对冲逆全球化。正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催生出G20合作机制一样，在国际贸易新变局的演进过程中，只要秉持多边主义精神，就能够历经世界经济贸易的阵痛，实现再平衡和新平衡，从而为维护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提供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新路径。

16.法德联手应对贸易战

2019-10-17 17:23  文章来源： 驻欧盟使团经商参处

欧洲动态网9月20日消息。在法德经济金融理事会（CEFFA）第50届会议上，法国经济和财政部长勒梅尔、德国财政部长肖尔茨和经济部长阿尔特迈尔重申，将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与美国发生贸易战。

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每年对价值112亿美元欧洲商品加征关税，以报复欧盟对空客提供非法补贴。鉴于中美贸易战已对世界经济造成影响，欧盟不希望事态进一步升级。两国经济财政部长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们不希望与美国发生贸易争端，如果美国制裁我们，我们也将在WTO框架下采取反制措施”“贸易战对任何一方都是无益的”。

除了航空业的敏感问题，勒梅尔还指出，在中美争端、气候和技术挑战背景下，全球经济增长放缓，法德更应该团结起来。在达成的协议中，法德两国承诺将共同努力减少公共债务，并进行结构性改革。德国方面，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有必要加大对经济的投资，以促进经济增长。根据欧盟委员会的数据，德国2018年已开始加大公共投资，增幅为7.7%。然而，德国的投资率仍低于欧元区平均水平。两国还宣布启动欧洲电池项目，该电池厂将建在法国的新阿基坦，于年内开工建设。2019.10.18.转载自WTO咨询网

17.首家中外合资企业获原油进口资格

本报讯记者刘叶琳报道近日，经商务部审核，浙江浙石油贸易有限公司符合原油非国营贸易进口资格要求，目前处于公示阶段，若无其他意外因素，原油非国营贸易进口企业将再添成员。

2019年原油非国营贸易进口配额已经下放完毕，2019年累计42家地方炼厂获批原油进口配额12112万吨，上述42家企业累计常减压产能在20580万吨，进口原油配额占一次常减压产能的比重达58.8%，基本与目前地炼开工负荷持平。浙江浙石油贸易有限公司将是首家中外合资身份进行原油进口贸易操作的企业。

据中宇资讯分析师许磊介绍，浙江省石油股份有限公司是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认缴出资60%与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认缴出资40%共同成立的，而浙江省石油股份有限公司对浙江浙石油贸易有限公司控股。从它的身份属性来看，浙能集团是浙石油公司的母公司，它虽具有国企的血液，但却属于中外合资企业，由浙江省石油股份有限公司与嘉能可亚洲控股私人有限公司共同投资组建。浙江浙石油贸易有限公司2018年7月份在中国（浙江）自贸试验区注册成立，主要从事原油、成品油、燃料油以及液化石油气的批发业务，以及转口贸易、货物及技术进出口，原油、成品油储备营运管理服务、咨询服务。

浙江浙石油贸易有限公司从2019年2月份开始进行首单原油贸易业务，100万桶伊拉克巴士拉重质原油货款的成功交付，开启了原油非国营贸易进口的操作序列，在成立之初7个月时间内交易量突破400万吨，9月26日完成交易量突破，石油贸易订单量达417万吨，已经具备了原油非国营贸易进口操作的流程和整个进口贸易的制度完善，同时合规风控、财务管理等方面也具备成熟完善的体制。商务部经过核查，允许浙江浙石油贸易有限公司从事原油非国营贸易进口相关业务并进行了公示。这标志着中国原油非国营贸易进口规模进一步扩大。许磊预估在2020年国家第一批原油非国营贸易进口配额中将出现浙江浙石油贸易有限公司的身影。

“今年以来，原油非国营贸易进口允许量暴增42%，首次突破2亿吨，但是地方炼厂完成配额仍有待观察。受环保限制以及炼油利润长期亏损的影响，四季度部分地炼企业或将加快原油进口的节奏，提高炼厂的开工负荷，为2020年原油非国营进口配额的分配做准备。”许磊表示。刘叶琳  《国际商报》2019.10.17.

18.跨境电商为五金出口铺就新通路

日前，在2019中国国际五金展（CIHS）上，全球电子商务领导者eBay组建了百名中国大卖家采购团，帮助卖家一站深度对接工具、锁具、DIY以及园艺产品等中国五金领导品牌和专业外贸大厂，推动中国优质五金产品和品牌走向世界。同期，其与中国五金制品协会联合发布的《中国五金制品跨境电商出口白皮书》显示，中国五金产业集群与跨境热点地区高度重合，有望聚合产业与电商生态资源，从而产生杠杆效应，这为中国五金产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了跨境出口发展的新思路。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五金产业由大到强，已成为世界最重要的五金制品生产国和出口国，形成了一大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区域产业集群和制造企业，中国的五金卖家也开始从接单代工走向自建品牌，并逐渐登上国际化舞台。与此同时，全球技术发展及经济水平提升推动了全球五金制品的消费需求，使五金制品行业规模快速扩容，呈现了价量齐升的繁荣局面。

“作为新型贸易形式，跨境电商为中国五金制品企业提供了出口新航道，突破了线下客户开发周期长等工业品销售瓶颈，可助力相关产品快速走向国际市场。”中国五金制品协会执行理事长张东立表示，此次与eBay联合发布白皮书，对于中国五金行业的转型升级、优化出口具有深远意义。我们欢迎跨境电商平台发挥全球化的影响力，以及跨境贸易团队的专业能力，为中国五金制品企业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帮助中国五金制品产业在跨境商海中扬帆远航。

eBay国际跨境贸易事业部中国区总经理郑长青表示，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五金制品供应基地，五金制品的主要出口目的地市场与eBay主要市场高度重合，是eBay平台上销量快速增长的明星品类，五金制品的跨境电商出口之路已经势不可挡。“eBay希望通过产品对接、数据支持、市场分析等多种增值服务，携手中国五金制品协会帮助更多优质的五金卖家一起探索‘品牌之路’，帮助他们优化选品，聚合资源，开发出引领市场趋势及消费需求的前沿产品，有效帮助中国五金制品打开跨境出口新航道。”

《白皮书》统计显示，截至2017年，由中国五金制品协会授予的产业集群数量已达51家，集中分布于浙江、广东、山东、河北等地，这些省份正是跨境电商产业的热点地区。同时，中国五金制品的主要出口目的地包括美国、日本、德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这与eBay平台的主要渗透市场高度重合。同时，在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支持下，中国线上商贸范围已拓展至100多个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国家和地区，这与五金制品出口市场多元化、加强对“金砖国家”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的趋势完美契合。

“跨境电商平台为我们提供了低成本、高效益打开国际市场的新渠道。”上海文登威力工具集团总经理于金汕表示，在eBay平台刊登的产品，只要质量过硬、获得买家的积极评价与认可，就能够迅速打开销路，这对于我们建立品牌有很大帮助。同时，eBay平台灵活的物流政策和完善的配套服务，也为我们拓展线上业务带来很大便利和帮助，增强了我们加大在跨境电商平台上投入的信心，会将更多细分品类放到线上。李子晨《国际商报》2019.10.15.

19.“一带一路”提升中国全球贸易优势

2019-10-16 17:45  文章来源： 中国网

2019年以来，全球贸易形势自5月以来更为严峻，国际组织和研究机构纷纷调低了对今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期。对中美贸易谈判前景不确定性和英国硬脱欧的担忧，导致全球主要经济体的生产制造商对贸易活动更为悲观，贸易供货周期缩短，长期订单数量减少，原料和中间品库存减少，贸易增速和经济增速均相应调降。

在复杂的外部环境和国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进程推动下，今年前三季度，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为22.91万亿元，同比增长2.8%。进出口结构也继续调整，货物贸易出口12.48万亿元，同比增长5.2%，进口额10.43万亿元，同比下降0.1%。

在全球贸易增长承压的局面下，中国的对外贸易表现相对更好。WTO数据显示，中国货物贸易额在今年前7个月的增速仍高于德国、日本、韩国等货物贸易大国，贸易额的全球份额比去年同期提升了0.1个百分点。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中国的货物贸易顺差2.05万亿元，同比扩大44.2%。在国际经贸环境的动态变化下，中国对外贸易的驱动力也在逐渐变化。经济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提升了中国出口竞争力，增强了中国商品的吸引力，而对外贸易的国别调整则为贸易增长提供了更为充足的动力。

“一带一路”国家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伙伴，双方贸易需求旺盛。今年前三季度，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增长9.5%，比对外贸易的整体增速高6.7个百分点。其中，中国与非洲贸易额同比增长7.5%。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间贸易的快速增长，既是这些国家经济发展活动增强的体现和存量的提升，又是跨国协同增强而带来的全球生产网络布局改变和增量的扩大。

“一带一路”国家对于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有着广泛的共识，通过各项举措加强合作，减少资源要素跨境流动的壁垒，提高了经济发展效率，为经济注入新的动力。在外部环境复杂多变、欧美市场波动不定的环境下，增强自主发展能力，增强“一带一路”国家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减少受外部风险的冲击。

“一带一路”国家交通基础设施合作项目降低了商品、人员流动的成本，提高了市场主体参与经贸合作的积极性。跨境产业链合作显著加强，引起了全球需求的结构性改变，直接影响了全球贸易结构。

经济全球化面临来自贸易保护主义的挑战，但大多数经济体并不愿意竖起关税高墙，而是在积极寻求适应的路径。“一带一路”国家间的合作正是基于这种寻求共赢发展模式的探索。伴随技术的进步，国与国的贸易投资活动并非零和博弈，跨境投资推动了投资母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也促进了跨境产业链的优化。

投资活动对全球贸易产生直接影响，成为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重要动因。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1-8月，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的53个国家有新增投资，合计89.7亿美元，占同期对外投资总额的12.4%。投资活动反映出企业希望优化全球布局，提升资源利用效率、获得利润最大化的意愿。在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共同推动下，跨境投资得以更好地促进东道国产业的发展与升级。

全球经济产业格局的调整使得国与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发生变化。“一带一路”国家工业加工生产能力的提升，一方面可能促使相关原料或中间品向这些国家的出口增加，另一方面也会改变中国与相关国家的货物贸易结构。“一带一路”国家产业的发展增强了其经济发展的动力，需要扩大进口与其经济发展和消费相匹配。

中国正在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型发展，既需要在贸易规模上保持稳定，又需要实现贸易的高质量发展。跨国产业链的优化有助于进一步增强中国在全球货物贸易中的影响力。多元化的贸易投资网络将使得企业可以更为稳定得到全球资源的保障，降低由于政治冲突或突发事件对企业生产供应网络造成的冲击。生产制造密度的降低也会为国内经济的转型升级提供更多的空间，从而更有利于中国新发展理念的推行和目标的实现。（作者系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

20.资源的稀缺性及其特点

资源的稀缺性是被人类自身"制造"出来的。人类不断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而这种追求本身会遇到时间、空间和各种资源的限制，于是人们也就不断的为自己制造出了更多的难题和更大的麻烦，于是又要花力气发展自己以解决这些问题，克服这些难题。从这个意义上讲，稀缺性在人类生存的意义上可能不称其为问题，但相对人们的"过度需求"时，稀缺性的假定无疑是成立的了。

资源有限性与人们需要无限性的矛盾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矛盾资源的有限性、人们需要的无限性及其它们之间的矛盾,是当今世界一个最基本的事实。

一方面，人类生存发展总是需要生活资料，人们的需要具有多样性和无限性。它是由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决定的，表现为各种各样的需要，如生存需要、享受需要、发展需要，或者经济需要、政治需要，精神文化需要等等，这些需要形成一个复杂的需求结构，这一结构随着人们生活的社会环境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人们的需要不断地从低级向高级发展，不断扩充其规模。旧的需要满足了，新的需要又产生了。从历史发展过程看，人们的需要是无限的。

另一方面，资源具有有限性和不平衡性的特点。资源的有限性也叫稀缺性，是指相对于人们的无穷欲望而言，经济资源或者说生产满足人们需要的物品和劳务的资源总是不足的。不平衡性有两层涵义:一是相对于人们不断变化的需求结构和多样化的需求而言是不平衡的，人们不得不做出选择，分出轻重缓急，在满足需求时分出先后顺序;二是资源在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的社会群体中的分布是不平衡的。总之，结构和分布失衡导致每一个体和群体都面对着资源稀缺性难题。显然，资源的有限性与人类需要的无限性便形成矛盾。为了解决矛盾，人类世世代代奋斗不息;为了解决矛盾，人类研究、探索、创立和发展了各门科学。

由于资源是有限的，各个国家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就是既要考虑当前发展的需要，又要考虑未来发展的需要。它的内容包括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可持续发展。核心是实现经济社会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现代国家一般从两个方面采取措施以解决上述矛盾。一方面，运用市场与政府干预相结合的方式合理配置资源，注意保护环境，以发挥资源的最大效益;采用先进技术，提高资源利用率;计划使用资源和节约资源，扩大对外交流，利用国际资源;限制人口及其消费的过快增长。另一方面，改革和完善生产与分配制度以及政治、文化制度，以提高效率和求得社会公平，在发展经济的同时，缓和、减少人们之间的利益矛盾和斗争，保持和维护社会的稳定。需要指出的是，两方面的措施是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有效协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保障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而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则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基础"不稳，则无法满足当代和未来人口的幸福生存与发展;"核心"背谬，将制约人们行为的协调统一，进而又威胁到"基础"的巩固.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世界人口的增加，到了现代，经济资源的有限性或短缺性日益凸现，已经成为制约各国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地球上像《圣经》里描述的只有亚当和夏娃、资源十分丰裕的伊甸园那样的地方，在现时代是难以找到了。在当代，资源有限性与人们需要无限性的矛盾主要表现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矛盾，即所谓的"南北问题"。发达国家的技术先进但自然资源短缺，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相对丰富而技术落后，相互之间需要合作，取长补短。其一致性毋庸置疑。二战以后的几十年间，它们之间的合作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但是，由于发展中国家自身的问题和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缓慢，发生普遍严重的债务危机，对于双方的发展都形成制约。其对立性十分明显。资源问题是国际社会面临的共同问题之一，关系整个世界长远的根本的利益。

过去我们对于资源的有限性问题的确是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我们的理论教育中只是讲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从来不提资源的稀缺会限制经济的发展，所以过去多少年里人们几乎没有资源稀缺的概念。我国主要矛盾的形成的确有生产关系或者经济制度方面的原因，但科学技术落后、人口过快增长和资源不足是重要的原因，当制度问题基本解决以后，这个原因便越是明了。我国快速发展受到自然资源状况、能源供给和环境承受能力的严厉约束。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占有量较低，人均资源占有量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水资源是1/4，石油是12%，天然气仅为4%，煤炭是55%。而与此同时，资源利用率很低，浪费比较严重，比如国内重点钢铁企业吨钢可比能耗比国际水平高40%，电力行业中火电煤耗比国际水平高30%，万元GDP的耗水量比国际水平高5倍，万元GDP的总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④我国社会落后的生产与人们不断增长的需要之间的矛盾，正是资源有限性与人们需要无限性矛盾的反映或者表现。

编辑：政策法规处（公平贸易处）2019.10.28.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