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19中美经贸关系如何演绎
　　沈建光
　　经济学博士,京东金融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
　　2018年，中美经贸关系呈现紧张局面，贸易争端持续升级，超出了2018年年初各界的预期。美国不仅在贸易领域不断扩大对中国加征关税的商品范围，从500亿增加至2000亿美元，甚至在更为广泛的领域，对中国的态度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如中美南海的冲突加剧，美国副总统彭斯在2018年10月演讲中对中国大加指责等，均引发了人们对冷战的担忧。
　　值得欣慰的是，不断恶化的形势在2018年12月初阿根廷召开的G20峰会上有所改观，中美两国领导会晤传达出暂停贸易纷争的积极信号。中美双方已确认，暂停贸易争端加码，并通过90天谈判探讨贸易争端的解决。展望2019年，中美经贸关系会如何演绎？中美之间全面贸易战能否避免？中国又该采取何种方式应对？
　　经贸谈判有望达成协议，2019年贸易争端或有所缓解
　　虽然特朗普对待贸易争端咄咄逼人，但在笔者看来，贸易争端对美国而言也并非稳赚不赔。相反，结合贸易争端以来的美国经济走势、金融市场波动、国内政治风向、美国企业界反应等最新情况，与中国达成谈判协议，避免贸易争端升级对美国的负面影响，亦符合特朗普的真实需求。
　　从金融市场方面看，自美国对中国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之后，2018年10月以来美国金融市场出现明显下探。截至12月21日收盘，标准普尔500指数、道琼斯工业指数、纳斯达克指数分别较年内高点下跌了16%、15%、20%。美国金融市场巨幅波动，凸显了投资者的恐慌情绪。这一方面与美联储加息、估值过高等基本面因素有关；但一方面，也受到了贸易争端发展不确定性的影响。
　　从美国经济基本面看，美国经济可能已经到达阶段性顶点。2018年三季度，美国经济超预期达到3.5%，这主要与税改红利带来的企业盈利改善，低失业率和居民薪酬上涨拉动消费支出增加密切相关。但随着2019年税改利好基数效应减弱，贸易争端负面影响渐显，美国财政政策空间已越来越小，美国经济或将承压。IMF在2018年10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中预计，2019年美国经济增速将放缓至2.5%，较今年4月的预期值下调了0.2个百分点。
　　此外，贸易争端或推高美国通胀水平。在特朗普对华加征关税的2000亿美元清单中，家具、皮革制品均被纳入对华加征关税的范围。而这两类产品中美国进口自中国的产品占据其进口的一半以上，加征关税无疑将加大美国国内商品价格上涨的压力。倘若特朗普更进一步对全部来自中国的商品加税，考虑到美国目前九成的雨伞，八成的玩具、七成的头饰、六成的行李、五成以上的鞋类、纺织产品进口均来自中国，必然会损害美国消费者的利益。
　　另外，通胀的上行，也使得美国不得不收紧货币政策，继续加息，这也是特朗普不愿看到的，其早前就曾对美联储的加息行动大加指责。由此，美国国内政策分歧也会进一步加大。
　　从美国企业角度看，贸易战对美国企业成本的影响已开始显现。比如，全球最大的建筑设备生产商卡特彼勒近期表示，由于钢铁进口关税和货运费上升，导致公司最近一个季度产生了约4000万美元的额外成本。美国福特汽车2018年9月就曾表示，钢铁关税已经导致公司获利减少10亿美元。波音公司也表示，2017年中国航空公司的业务占该公司总业务量的30%，长期贸易战将对波音公司不利，波音公司未来将考虑首次脱离美国本土，并计划在中国内地投资修建总装和交付中心。此外，近期美国两党多名众议员亦有所行动，积极推动特朗普政府允许企业申请最新一轮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的豁免。
　　对中国而言，避免贸易争端升级的考虑一直都在，毕竟贸易争端升级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深远的。虽然短期看，美国进口商与零售商有一定的调整空间，人民币贬值、出口退税率调高也会减缓很大一部分压力；但从长期来看，由于替代美国的出口市场并不易得，贸易争端对投资前景、企业家信心，以及产业链上下游行业的影响深远，贸易争端持续越久，风险越大。
　　例如，虽然在中美爆发贸易争端后，理论上中国对美国的商品出口可以转向其他国家地区，但研究发现，中国主要出口商品在其他几大出口国的进口额中所占的比重已相当之高，进一步提高出口比例和市场占有率的空间极其有限，要想找到美国市场的替代市场将十分困难。2018年11月，我国出口（以人民币计）同比增长10.2%，前值为20%，回落了9.8个百分点；进口增长7.8%，前值为25.7%，回落了17.9%。进出口增速迅速降至个位数，与之前数月中国贸易的高增长相悖，说明为避免中美贸易争端而出现的“抢出口”刺激效应已削弱。目前，贸易争端虽暂时缓和，但未来贸易下行的风险仍不容小视。此外，11月外资同比下滑27.6%，表明如果贸易争端不能减缓，影响还会向其他方向蔓延。
　　尤其重要的是，中美贸易争端对产业链的影响不容小觑。这种影响是数学模型难以精确计算得出的。例如，出于对中美贸易争端前景不确定性的担心，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对中国投资存在迟疑，并在逐步调整其全球布局。比如，为避免美国的高额进口关税，部分日本大型制造商已在重新审视其在中国的业务，并有计划将生产线转移出中国。苹果公司就加征关税表示担忧，特朗普却在推特上表示，苹果只要把相关的工厂迁回美国就能够轻松解决问题。但是中国产业链完整，市场巨大，美国企业也很难割舍中国的巨大市场，如在中国加快开放后，特斯拉、雪佛兰都表示要在中国设厂，并可能在2018年年底开启谈判。因此，即便美方看似咄咄逼人，但也有望给出更加务实的谈判条件。
　　此外，鉴于中美经贸关系始终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如果经贸关系不稳，地缘政治、意识形态等方面的矛盾会更容易急转直下，因此笔者认为，中美双方对寻求贸易争端暂缓的谈判，是有一定共识的，也很有可能达成协议：2019年，中美经贸关系可能好于2018年。
　　警惕贸易战速胜论，深化改革开放
　　在笔者看来，即便贸易争端有望得到短期缓释，但中美之间的争端并不仅限于贸易问题，在网络安全、地缘政治、技术角力方面的分歧也越来越多，显示中美博弈已经由贸易领域扩展至科技领域以及经济制度方面。最近的华为事件、早期的中兴事件，以及针对中国制造2025和国企补贴的声明，都是很好的例证。
　　笔者认为，贸易争端折射了中美关系的变局。中美博弈已因短期、中期、和长期有明显不同。短期来看，中美贸易摩擦是主要分歧，但由于整体贸易的双赢属性，一旦贸易争端打中双方的痛点，贸易争端仍有谈判的空间；但随后中美博弈更有可能陷入一个零和的困局，出现更多难以弥合的分歧。中期来看，中国制造的崛起以及高技术领域与美国差距的减小，已经引起美国的警觉。而从长期来看，超出经济领域，出于“修昔底德陷阱”的担忧，美国对华的全面反制也绝非杞人忧天。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美两国未来在不同层面的冲突将会明显超过以往。对此，必须要做好持久战的准备。当然，应对外部风险也无需过度悲观，以我为主，做好自己的事情是最好的应对。如稳定预期，通过加强政策协调确保经济不会失速；同时，加快供给侧改革，特别是加快财税改革与国企改革。倘若能将外部压力变为自身发展的动力，促使中国进一步加大改革开放，相信中国经济受到的冲击会非常有限。
　　具体来看，2018年中国经济出现了明显下滑态势，主要经济指标回落、消费疲软、工业生产刷新全年新低、投资低位徘徊、外贸数据回落等等：政策调整势在必行。从最近召开的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可以看到，对于2019年的宏观政策，决策层更加强调稳健的货币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特别是强调以减税降费来降低企业成本、激发实体经济活力。
　　在改革层面，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深化四梁八柱性质的改革，以增强微观主体活力为重点，推动相关改革”。对改革的表态比去年经济工作会议更加积极与严肃，意味着2019年改革力度有望超出预期。其重点体现在深化国资国企、财税金融、土地、市场准入、社会管理等领域的改革，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创造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等诸多方面。这样的表态非常明确与务实，有助于稳定市场信心。
　　而在应对中美贸易争端方面，作为全方位对外开放的举措之一，推动中美经贸磋商事宜被着重强调，凸显了当前决策层力促中美达成贸易协议的基调，是非常积极的表态，也预示着2019年中美贸易争端有望缓释。同时，笔者认为，加大对外开放步伐所面临的内外部风险，相比本世纪初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面临的严苛条件（如开放金融业、汽车、农产品，每年面临来自世贸组织的审查等），要小得多。当前加大进口、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提升对外开放程度、降低进口综合税负、强调民企国企一视同仁等，既可缓释外界压力，也是中国经济发展到目前阶段的内在要求。
　　综上，应对内外困境，当前政策层面已经发出了积极信号。展望2019，如果对内能够切实做到改革“走深走实”，做到竞争中性，向制度改革要红利；对外积极争取中美贸易纷争的缓释，守住中美经贸这一压舱石，则有助于破解内外忧困的局面。
　　当然，即便短期内中美贸易达成一定的协议，也仍要认识到两国在其他领域的分歧仍然较大，包括网络安全、地缘政治、技术角力等诸多方面的争端，随时可能加剧，外部形势依然严峻。对此，要格外警惕中美贸易战速胜论，做好中美之间长期博弈的准备。文章来源： 《中国外汇》2019.1.3.

　　2.中国企业海外履责迈进新时代
　　从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政府引导、行业推动、企业实践、社会参与、国际合作”五位一体推进格局来看，2018年是中国企业社会责任从引进来到走出去的重要年份。
　　这一年，在政府引导层面
　　2018年3月，国家发改委颁布的《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施行。办法中明确提出“倡导投资主体创新境外投资方式、坚持诚信经营原则、避免不当竞争行为、保障员工合法权益、尊重当地公序良俗、履行必要社会责任、注重生态环境保护、树立中国投资者良好形象”。2018年6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白皮书》在规范引导企业投资方面也指出，中国政府“积极引导企业在海外守法经营、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支持企业按照商业原则和国际惯例开展对外投资合作”。这一年，上海市商务委针对上海市走出去企业主办了四期“海外经营企业社会管理培训班”。2018年9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主旨讲话中，鲜明地提出“支持成立中国在非企业社会责任联盟”，该项倡议引发广泛共识，被纳入到随后发布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19-2021年）》中。这既是对中国企业在非洲负责任运营发展的倡议和要求，也是为企业社会责任发展特别是中国企业海外社会责任建设指明了方向，将会推动中国企业在海外履责达到实质性的新高度。
　　这一年，在行业推动层面
　　2018年5月，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社会责任办公室联合相关机构，在缅甸仰光举办了《缅甸经商环境、沟通对话机制研讨会》。来自20多家缅甸中资服装企业及国外品牌的代表40余人参加本次研讨活动。这是中纺联社责办海外举行的针对中资服装企业举办的首次社会责任能力建设活动。未来三年，中纺联社责办将积极协调国内外资源，推出系统性的中国海外纺织服装企业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计划。由此，作为中国最早开展行业社会责任工作的行业协会，也正式系统性开始推动行业企业在海外履行社会责任工作。2018年10月，由中国对外承包商会参与的首份中国海外投资社区沟通手册——《中国对外承包工程行业社区沟通手册》发布，结合中国对外承包工程行业丰富的海外企业社会责任优秀实践，打造了一套切实可行的社区沟通工具，助力中国对外承包工程企业提升对社区的履行社会责任能力。为引导和推动中资企业海外负责任运营能力，更好服务企业开展海外经营业务，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于与2018年11月和12月在安徽、江苏成功举办了2018中国工业企业海外负责任运营培训班在安徽、江苏成功举办。2018年我们能看到一批先锋行业协会已经将海外社会责任推动列为重要工作。
　　这一年，在企业实践层面
　　早在2008年中石油就发布了中国企业的第一份海外报告——哈萨克斯坦国别报告，在这之后陆续有二十余家中国企业发布了反映其在亚非拉地区履责情况的一系列报告。今年又有国家开发投资集团、国家电力投资集团等发布了7份海外履责相关报告。2018年12月，国家电网公司发布了中央企业首个海外社会责任指南——《国家电网有限公司海外社会责任指南》，该指南从规范、理性视角呈现公司海外履责的基本要求、管理思路和运营行为，以及积极贡献可持续发展和包容性增长的举措。该指南提出了“实践造福当地，合作创造价值，沟通赢得认同”的海外履责目标，围绕公司治理、环境保护、能源服务、安全运营、人权与劳工实践、社区参与和发展、公平运行实践、可持续供应链管理等主要议题。从尽责审查、风险识别与评估、最高管理者承诺、利益相关方参与、信息披露、问责与改进提升等方面对海外业务运营提出了管理要求。进而实现更加有效管理自身决策和活动对运营所在地的社会、环境和利益相关方造成的影响，以社会责任树立企业品牌，促进市场开拓，实现在海外持续经营。这是第一个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中央企业，也再次成为第一个发布海外履责报告的中央企业。这是否预示着中国企业海外系统履责时代的来临呢？我们拭目以待。
　　这一年，在社会参与层面
　　2018年11月，由南非中国经贸协会参与撰写的《在南非中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报告》在比勒陀利亚正式发布。报告总结概括了中资企业在南非履行社会责任的全貌，充分展示了中资企业对南非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环境保护等方面作出的贡献。报告指出，中资企业在南非的投资，切实履行了社会、经济、环境等方面的责任。中资企业重视自身纳税义务，杜绝偷逃税行为；重视产品质量和产品安全与环境保护，走经济与环境和谐发展之路；充分考虑南非的就业问题，避免为压缩生产成本雇佣非法劳工；具备回馈社会的意识，自觉主动参与公益事业；重视公平竞争和对知识产权保护，拒绝采用价格战等手段的恶性竞争。
　　这一年，在国际合作层面
　　2018年11月，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与“伦敦金融城绿色金融倡议”在会议期间共同发布了《“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该原则从战略、运营和创新三个层面制定了七条原则性倡议，包括公司治理、战略制定、项目管理、对外沟通，以及绿色金融工具运用等，以供参与“一带一路”投资的全球金融机构和企业在自愿基础上采纳和实施。这一年，由德国大众、宝马、沃尔沃等十大汽车品牌商发起，欧洲企业社会责任协会负责运营的促进全球汽车供应链可持续能力建设项目“驱动可持续项目”（Drive Sustainability）落地中国。金蜜蜂机构负责该可持续项目在中国的运营管理，促进中国汽车供应商的可持续能力建设以及与汽车品牌商交流和对话。由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发起的“钴倡议”项目获得诸多世界公司的响应和参与。说明中国企业走出去和在海外履责也进入到一个新的境界。这已经不是局限于单个企业的履责行为，也不是局限于中国企业本身的圈子，而是由中国行业代表发起的社会责任倡议项目也开始为欧美跨国企业认可和参与，如钴倡议等。
　　因而，2018年在推进中国企业海外履责的五个方面都取得了较之以前更为突出的成果。政府层面通过投资政策等更加旗帜鲜明地倡导中国企业要履行社会责任，国家最高领导人更是明确支持中国企业要更加有组织地、系统地践行社会责任。一批先锋行业协会已经开始针对海外履责系统开展工作。社会责任先锋企业国家电网公司更是发布其海外社会责任指南。中国商协会组织开始在全球履责层面发起相关倡议，并且得到相应跨国公司的积极响应和参与。
　　如果将2006年作为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发展元年、将2012年作为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管理元年，或许我们可以将2018年称之为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海外管理元年，抑或是重要标志年。文章来源： WTO经济导刊2018.12.25.

　　3. 美国贸易政策制定中的观念、偏好与策略选择
　　夏敏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副教授
　　在研究美国贸易政策的既有文献中，大多数学者都认为经济利益是决定美国贸易政策走向的主要因素。本文认为，观念变迁应该成为研究当前美国贸易政策调整的关键变量，因为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反映出与以往政策的根本性变化。世界观、原则化信念以及因果观念这三个层次的观念通过影响美国公众的贸易偏好和决策者的策略选择在美国贸易政策制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研究对于理解中美当前贸易战的根源有着积极的意义。缓解当前中美经济对抗，仅仅有经济上针锋相对的反制措施是不够的，因为观念的变迁将会严重影响经济措施的效果。如何定位中国在现存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如何消解其他国家对于中国经济崛起的困惑与误解，将关系到中国未来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关系。
　　2018年7月6日，中美之间的贸易战随着美国对34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25%关税而正式打响。中美两国为什么会走到贸易战的地步？经济高度相互依赖的两国为何不能避免冲突？向中国出口大豆、飞机、汽车等产品的美国企业和利益集团为何不能有效游说特朗普改变此项贸易政策？既然特朗普的贸易政策损害了本国消费者和出口产业集团的利益，那么为何其国内支持率在最近的民意调查中不降反升？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有助于理解当前中美贸易战的实质。在对既有文献的梳理中笔者发现，对目前美国贸易政策的分析主要从经济利益出发，而对特朗普政府贸易政策调整的国内社会和政治的根源则很少涉及。本文尝试提出一个有别于传统经济决定论的解释路径，从观念变迁的角度为理解美国全球经济战略转变和利益集团在此次贸易冲突中的影响力衰减提供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本文首先将归纳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贸易政策出现的新变化，接着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指出这些研究在解释当前美国贸易政策巨大转变时的不足。在借鉴戈尔茨坦和基欧汉关于观念与外交政策制定的理论框架的基础上，笔者将影响美国贸易政策制定的观念分为三个层次。笔者认为，这三个层次的观念在公众层面主要是影响了他们的贸易偏好，而在决策者层面则扮演了路线图的作用，改变了决策者的策略选择。正是由于观念的变迁，决定了此次美国贸易政策的转变不是对过去政策的修修补补，而是美国全球经济战略的大调整。各种利益和观念的冲突将在此次调整中重新洗牌，因此传统利益集团的影响力下降是必然的。
　　— 特朗普贸易新政特点
　　特朗普总统上台后，美国贸易政策为何发生巨大的变化？对这一问题的解释，是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一个重要而迫切的问题。笔者认为特朗普在贸易政策上的很多举措表明这是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贸易政策的根本调整，总结起来特朗普贸易新政有以下三个特点。
　　其一，特朗普在保护国内产业方面采取的措施力度超过以往，其进口替代的发展战略引人关注。他上任一年多来发起了十余次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并在2018年3月单方面宣布对美国进口的钢铁和铝加征25%的关税。随后，特朗普政府的矛头又对准中国，继2018年7月初中美贸易战正式打响以来，关税威胁不断加码，其贸易保护主义案例的数量和性质都远超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政府过去的贸易战略主要是以打开其他国家的市场为目的，对国内的产业基本是依靠贸易调整援助机制等社会福利来进行救助。然而，特朗普的策略是一方面大力施压其他国家减少对美顺差，回归传统重商主义那种认为对外贸易逆差会导致经济衰落的理念。另一方面，放弃社会福利项目，大力发展进口替代产业，利用关税壁垒为国内不具有竞争力的产业保驾护航。
　　其二，特朗普的贸易政策调整针对面广，对一些重要传统盟友的刁难已经影响到与这些国家的关系。例如，他上任后对重要贸易伙伴加拿大的产品提高关税、指责重要盟国德国操纵欧元汇率，施压韩国政府进一步开放市场。在宣布增加钢铝的关税后，由于盟国的激烈反对，特朗普表示包括加拿大、墨西哥等国可以暂缓执行，但随后他又给这个缓冲期加上了一个期限，超过时间不改善，这些国家仍然要面对高关税壁垒。这些举措存在着恶化美国与这些传统盟国之间政治关系的潜在风险。
　　其三，特朗普上台后的贸易政策表现出了从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主义向以实力为基础的单边和双边主义转变的倾向。特朗普对多边贸易协定持消极态度，认为美国在这些谈判中让步太多从而损害了美国的国家利益。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就曾宣布考虑退出世界贸易组织（WTO），而他上任后即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关系协定（TTIP）的谈判，提出重新审议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在随后的贸易谈判中，特朗普更加青睐双边贸易磋商，因为在双边谈判中，美国的实力地位将使得它获得更大的谈判优势，从而最大限度地维护美国的利益。这些举措必将增加国家间的贸易摩擦和冲突，对现行国际贸易格局形成冲击，并给未来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更多不确定性。
　　早在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教训已经向世人揭示了贸易战的双输本质，而美国作为二战后自由贸易体制的建立者和推动者，为何要挑战自己在战后建立的国际制度呢？接下来，本文尝试在梳理既有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一个从观念变迁角度来理解贸易政策的框架，并运用该框架来解释美国对华经贸政策变化的深层原因。
　　二 既往的美国贸易政策研究
　　既有解读美国贸易政策的文献大多从利益集团、国会政治、党派政治以及国际体系等方面探究美国贸易政策制定的影响因素。这些文献从理性选择的路径出发，认为美国的贸易政策是由其经济利益所决定的。
　　首先，从利益集团角度来解释美国贸易政策的研究传统，可以上溯到1930年代沙特施耐德的开创性工作。他对1930年《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制定过程的研究表明，利益集团对美国对外经济政策施加了很大的影响。沿着这一路径，很多学者指出，利益集团对决策过程的游说导致美国出台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来维护这些特殊集团的经济利益。例如，芬德雷和威利兹认为，关税的最终水平是由进口部门和出口部门游说策略的纳什均衡决定的。梅耶则以H-O-S模型为基础，将关税水平看成是多数票制的结果，最终的关税标准反映了参与关税形成过程的经济主体的利益。
　　其次，也有学者从国会政治的角度来解释美国的贸易政策制定。国会是美国制定贸易政策的法定机构，所以国会的态度举足轻重。如果国会的架构安排有利于过滤掉一部分选民和选区要求贸易保护的压力，那么行政机构就会获得更多的活动空间去进行自由贸易谈判。如果国会的风向发生变化，行政机构在推动自由贸易的过程中面临障碍。
　　此外，从党派政治视角研究美国贸易政策的学者认为，贸易政策的制定是为了寻求政治支持的最大化。例如，希尔曼指出，政府保护夕阳产业的目的并不是寻求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而是为了赢得最大化的政治支持。希尔曼与厄斯布朗指出其他国家的利益集团也有可能利用政治捐献选择有利于自己的政党。这些政党当选之后，就可能会考虑国外利益集团的要求，对关税水平做出调整。中国学者屠新泉也指出，自1970年代以来美国实力相对衰落，国际经济竞争日益激烈，两党在贸易政策上的共识开始瓦解，党派政治在贸易政策制定中的影响越来越明显。
　　最后，从体系层次来分析，一些学者认为，美国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的相对地位决定了其对外经济政策的走向。二战结束初期，美国在国际经济格局中占据压倒性的优势，所以美国的国家利益体现在自由开放的贸易体系中。然而1970年代以后，随着美国在世界经济中从一个支配者变为竞争者，其对外经济政策开始用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来限制国外的竞争者。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国际制度对美国贸易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如，中国学者田野以国际制度的约束力为着眼点，解释了国际条约的约束力怎样影响美国国内的政治行为者，从而遏制美国贸易政策的保护主义倾向。
　　综上所述，既往美国贸易政策的研究主要是沿着两条路径：一是从社会的角度，研究非国家行为体如何对贸易政策制定过程施加自己的影响。二是从国际体系的角度，研究国际经济权力的分配和国际制度的压力怎样影响美国贸易政策的制定。绝大多数文献都认为经济利益——不论它是国家的还是非国家行为体的——决定了美国贸易政策的最终走向。然而，本文认为，高举民粹主义的特朗普政府贸易政策不能完全用经济利益来解释，其他因素——比如观念变迁，对于其上台后的对外经济政策制定也发挥了重要影响。
　　事实上，很多学者已经注意到了观念因素在对外经济决策中的重要地位。从决策者层次来看，观念会改变决策者的认知从而影响他们的政策选择。观念不是隐藏着的经济利益的一种掩护，它会形塑个人对于现实的解释，决定个体偏好进而影响政治选择。比如，罗尔里奇就认为，经济决策和政治决策类似，需要经济文化来建构理想模型。这种模型能给决策者以信心，从而使其政策具有合法性。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价值体系，而经济文化代表着国家层面的经济意识形态。经济文化将管理国家经济生活的方法和目标合法化，每个国家独特的经济机制实际上是观念结构与经济指标的结合。而奥代尔则指出，要充分理解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货币政策发生的变化，就要研究观念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正是观念改变了决策者看待经济形势的方式，从而直接影响了政策结果。
　　从公众层面来看，许多学者基于近年来一系列公众意见调查的实证数据结果，指出了经典的斯托珀尔-萨缪尔森定理的不足。该定理认为一个社会中充裕要素的拥有者支持自由贸易，而稀缺要素的所有者则反对自由贸易。斯托珀尔萨缪尔森定理将个人经济利益视为决定公众贸易政策偏好的唯一因素。然而大量的公众意见调查结果表明，公众的贸易政策偏好不完全是由个人经济利益决定的，它还会受到一些观念和心理因素的影响，比如个人对于风险的心理承受能力、个人对于国家安全形势的判断以及个人对贸易的整体经济代价的认识等。
　　本文将从决策者和公众两个层面来探讨观念对于美国贸易政策制定的影响。笔者认为美国近期贸易政策的调整除受经济利益驱动之外，还反映了深层次的观念变迁，折射出美国社会目前严重的文化和社会危机。笔者将首先沿着朱迪斯•戈尔茨坦和罗伯特•基欧汉所开创的观念与外交政策制定的研究路径，分析影响美国贸易政策的三个层次的观念。其次，笔者将讨论观念是怎样通过改变决策者的策略选择和影响公众的贸易政策偏好来影响美国贸易政策的。
　　三 影响美国贸易政策的三个层次的观念
　　根据戈尔茨坦和基欧汉的区分，对人类的偏好和选择产生影响的观念有三个层次：世界观、原则化信念和因果观念。世界观是最基础和最不容易发生变化的根本性信念。它形塑人的认知结构，决定一个人想象力的边界，由此限定了个人可能做出选择的范围。比如，不同的世界观会影响个人对宇宙本体论的认识。国际社会中文明的冲突、宗教极端主义势力的崛起往往都与这种世界观的影响有关系。
　　观念的第二个层次是原则化信念，它是帮助个人区分对与错的规范性观念。也就是说，这一层次的观念告诉人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它提供行为规范，并通过价值判断来扩大其影响。比如，奴隶制度不道德或者虐待战俘都是不人道的行为就属于这一层次的观念。这种规范性观念的转变往往导致国际社会旧制度的瓦解和新制度的建立，因为它会在动摇旧制度合法性的同时为新制度奠定法理基础。
　　第三个层次是因果观念，它通过因果链条将两个变量连接起来，试图建立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解释性关系。比如，全球变暖是由于二氧化碳排放的增加，或者经济大萧条的加剧是由于以邻为壑的贸易政策等等都属于因果观念。这样的因果关系由于解释性链条比较短，所以在政策辩论中很有说服力，因此这种观念的变迁往往能通过为决策者提供解决问题的路线图而对政策制定产生直接快速的影响。
　　目前影响美国贸易政策制定的观念也可以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是关于美国的国家认同，这是属于世界观层次的观念。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其国家认同中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对待新移民的融入。曾经的“熔炉”理论认为，不同人种的美国人会融合在一起形成新的美国文化，从而消除不同亚文化之间的差异。然而二战以后，来自亚洲和拉丁美洲的移民逐渐增多，这些移民的文化与美国传统的清教文化差异比较大，融合不易，所以“熔炉”理论逐渐让位于“沙拉碗”理论。在这种合而不同的文化多元主义原则指导下，各种族得以保存自己独特的文化特征。但是文化价值观的多元化，客观上对作为美国立国之本的传统清教文化形成了冲击。随着美国社会价值和人口组成的日益多元化，这种以早期欧裔移民为基础的价值观已经无法代表美国，国家认同危机也随之成为美国显著的社会问题。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就曾在他的著作中不无担忧地指出，美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美国人不知道他们是谁、什么是美国根本的价值观。西德纽斯等人曾经在美国和以色列的大学生中做过一个关于国家认同的态度调查。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美国大学生中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最强的是欧裔美国人，亚裔和拉丁裔美国人的爱国主义属于中等水平，而爱国主义最弱的是非洲裔美国人。各族群间这种爱国主义态度的差异表明，国家认同问题确实是美国社会存在的现实问题。
　　贸易政策制定看似与国家认同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川斯尤针对美国公众的研究表明，国家认同感越强的人，对其他族群的偏见愈少，他更加倾向于支持受益面更广泛的政府政策。也就是说，国家认同感可以让人们超出个人或族群和地区的狭隘利益，从整个国家福利的角度来进行政策选择。从整体福利来看，自由贸易有利于增进美国的整体国家利益，但是贸易政策在国内造成的利益分配是不平衡的，所以那些在自由贸易中经济利益受损的人并不一定会支持这项政策。但是如果有高度的国家认同感，个人就会更少从地方或狭隘利益出发，做出更有利于整体利益的政策选择。然而当国家认同感出现危机时，在经济政策辩论中就会更多地出现“我们”和“他们”的对立，选民将更多关注相对收益而不是绝对收益，关注地方利益而不是国家整体利益。这样一来，贸易政策就成为一种零和的游戏，公众在贸易政策上将会支持一种更加经济民族主义的立场。其次，影响美国贸易政策的第二个层次的观念是西方发达国家近年来兴起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这种原则化信念提供价值判断，它告诉人们什么是对的和错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是美国著名政治学者英格尔哈特提出的概念，用以描述西方发达国家在战后物质丰裕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所经历的文化代际变迁。英格尔哈特认为，西方工业社会在二战后的持续繁荣导致了社会代际间的文化变迁。那些出生于二战结束前、成长于物质匮乏年代的一代人往往奉行福利保障、国家安全等物质主义价值观。而出生于战后、在物质丰裕的社会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会更加关注自我价值的实现，并对环境保护、人权等议题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这就是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他的实证研究表明在发达的西方工业化国家，愈来愈多的年轻一代人转向了后物质主义价值观。
　　在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影响下，过去主要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贸易政策辩论开始关注诸如环境保护、人权改善等价值判断的议题。在讨论贸易政策时，更多的人开始关心贸易政策是否有利于传统价值观的传承，是否有利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好的贸易政策应该符合基本的价值判断，有利于社会全面提升，而不是单纯追逐经济利润。例如：在1990年代北美自由贸易区的谈判中，美国国内的政策辩论就主要围绕生态环境和人权状况展开。由于墨西哥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其在环境保护和人权方面的标准与美国相比相对宽松，这将会吸引更多的美国企业到墨西哥去建厂，因为他们在墨西哥违反环保和人权标准付出的代价更低。美国的社区福利以及社会价值观会因此受到什么影响，怎样对待墨西哥输往美国的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生产的产品，这些问题成为当时美国国内辩论的焦点，最后的NAFTA条文中也增加了关于环境和人权的规定。
　　影响美国贸易政策的第三个层次的观念是因果性观念，即贸易自由度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在美国经济发展史上，占主导地位的观念是贸易保护能促进美国制造业的发展，从而有利于美国的经济发展。这是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的思想遗产。汉密尔顿当时反驳了要求实行自由贸易的南方种植园主的主张。他认为美国要走工业化的道路，只有对自己的幼稚产业进行保护，才能赶上当时的先进国家。这一主张在南北战争以后成为美国经济发展的主流思想，美国成为一个高关税国家。一方面，关税是其保护幼稚工业发展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关税还是联邦政府重要的财政支柱。
　　1930年代发生经济大萧条后，贸易保护带来经济繁荣这一因果性观念终于在世界范围的以邻为壑、两败俱伤的贸易战中受到质疑。支持贸易保护主义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不但没有促进经济的复苏，反而引起其他国家的关税报复，从而将美国经济进一步推向萧条。这一法案的失败，使得支持自由贸易的思想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在国务院的推动下，美国政府签订了1934年的《互惠贸易协定》与1938年的《英美贸易协定》。当时罗斯福政府内最坚定的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倡导者——国务卿科德尔•赫尔认为，经济动荡和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是1930年代英、德、日等国家奉行的双边主义政策和封闭性经济集团的形成。开放性的贸易体系是美国经济和安全利益的核心，而和平的维护是建立在这个体系基础上的。
　　从大萧条结束到1970年代，美国行政机构的主导思想是将自由开放的贸易制度作为经济繁荣政治稳定的基础保障。虽然由于美国经济在1970年代的相对衰落，自由贸易带来经济繁荣的观念逐渐动摇，要求公平贸易的呼声开始抬头，但是这一时期美国贸易政策的主要目标在于打开别国的市场，美国的国内市场仍然是开放的，而且政府也没有采取直接的保护主义措施去重整不具竞争力的制造业。然而，2008年发生在美国的金融危机动摇了自由主义经济理念的根基。
　　此次金融危机是自1930年代大萧条以来美国经历的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危机引发了美国社会关于经济全球化的彻底反思，经济民族主义开始回归，越来越多人认同贸易保护和进口替代将促进美国经济的发展。早在2004年，当时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就发表文章反思自大卫•李嘉图以来的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理论，指出在某些条件下自由贸易可能会对美国不利。萨缪尔森这篇由经济学家提出的质疑自由贸易的文章产生了轰动效应，迅速在美国的学界、商界以及决策圈里挑起了一场关于全球化的大辩论，美国的主流经济思想开始回归汉密尔顿的传统，那就是贸易保护主义有利于振兴美国的制造业从而促进经济繁荣。奥巴马政府随后提出的重振美国制造业的计划，特朗普喊出的“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都反映了这一传统因果性观念的深远影响。
　　从以上的讨论可以看到，就如何认识贸易自由度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美国社会经历了几次思潮的转变。每次观念的转变带来的是美国贸易政策的相应调整。因此，关注美国社会如何就贸易自由度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这一因果性观念进行阐释和辩论，是理解美国贸易政策制定非常关键的因素。
　　四 观念如何影响美国贸易政策制定：偏好形成与策略选择
　　美国学者丹尼•罗德里克曾经指出，目前研究政策选择的文献几乎都是遵循严格的理性选择路径，参与政策制定的个人或团体都希望利益最大化，经济利益始终是政策制定博弈中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在制定贸易政策时，个人或团体的贸易偏好是由其经济利益决定的，通过选择可能的策略在既有制度的约束下去参加政策博弈，这些个人或团体的最终目的是达到效用最大化。因此，一个标准的政策选择模型包括：偏好形成、策略选择和制度制约几个部分。然而，罗德里克认为，如果假设实现自身经济利益是促使人们参与贸易政策制定的唯一动机，那将导致研究结论与现实世界产生偏差，因为在理性选择模型的每个步骤，观念都会发挥重要的影响。首先，人们所持的观念会影响他们偏好的形成，比如一个环保主义者可能会购买贴有环境友好标志的产品，即使这个产品要花去他更多的金钱。其次，观念也会影响个人或团体的策略选择。每个社会都有一套被普遍接受的行为规范，共同的行为规范决定了某些行为在特定社会是无法想象的，这限制了人们的策略选择范围。最后，文化、习俗等本身就是非正式制度的一部分，所以政策选择模型中的制度约束必然会反映观念的差异。基于以上理由，罗德里克认为在运用政策选择模型去分析政策形成过程时不应该忽视观念的作用。
　　对于美国贸易政策制定的制度背景已经有了大量的研究，本文的重点将集中在偏好形成和策略选择方面。接下来，笔者将探讨世界观、原则化信念和因果观念如何影响美国贸易政策制定中的偏好形成和策略选择。
　　（一）世界观和原则化信念影响美国公众贸易政策偏好
　　然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挑战了贸易偏好形成中的经济决定论。首先，学者们发现有很多经济利益之外的因素会对人们的贸易政策偏好产生显著的影响。正如凯文•欧茹克等指出，经济利益固然重要，但是民族主义态度也会影响公众对贸易政策的偏好。他们认为，盲目的民族主义和民族骄傲会鼓励民族孤立主义等想法，并导致政治联盟和国际经济合作的破坏。大卫•兰钦认为，被调查者对于国家主权的态度是预测其贸易政策偏好的关键变量。他发现虽然经济利益对人们贸易政策偏好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国家认同的观念会对贸易偏好产生更显著的影响。还有学者认为除了民族主义外，文化上的亲近感也会影响公众贸易偏好。如果两国间在文化上有一些共享的价值观，两国公众互相存在一种文化上的亲近感，那么他们就更有可能持一种支持向对方开放市场的态度。
　　其次，与通常认为的个人经济利益决定公众的贸易偏好不同，一些学者发现公众对于国家整体经济状况的评价会显著影响他们在贸易政策上的偏好。马丁•爱德华兹的研究表明，受调查者在一些普遍性观念上的态度会影响他们对于贸易和经济全球化的态度，比如他们对于现代生活节奏的态度以及他们怎么看待消费主义对他们文化造成的威胁等。此外，他还发现，公众对于国家经济状况的悲观评价会对他们支持全球化的态度造成持续的负面影响。曼斯菲尔德和穆兹认为经济利益在塑造公众对自由贸易的支持上几乎不发挥作用。公众的贸易政策偏好取决于他们关于贸易对国家整体影响的看法。公众通过社会交往获得的关于国家整体经济状况的看法要比他们对自身经济利益的认识更能影响他们在贸易政策上的态度。西尔斯和房克的研究也证实了，自我感知的个人经济利益很少影响人们对于经济政策的态度。因为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国家经济政策对自身利益的影响是很少的或者说是模棱两可的。与此同时，美国人也不太愿意把自己的个人成功或失败与政府政策联系起来。
　　最后，很多学者发现，新闻媒体通过塑造和改变公众观念，在影响他们的贸易政策偏好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大卫•兰钦以当时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签订前的大辩论为案例，研究了美国总统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他认为总统在当时的电视报道中表现出更加支持自由贸易的立场，这影响了公众的态度，有力地推动了自由贸易的政策。还有学者通过分析发达国家的保护性农业政策，探讨为什么这些国家的消费者即使为农产品付出更高的价格，也要支持政府对本国农产品的贸易保护。他们认为这显然不能完全用经济利益去解释，因为新闻媒体和政客通过更多强调自由贸易对生产者的负面影响，引起人们对农民的同情和对自己工作岗位的不安全感，从而影响了公众对自由贸易的态度。
　　从世界观和原则化信念这两个层次看来，当前美国社会的观念基础显然不利于其公众形成一个积极正面的对待贸易自由化的态度。
　　首先美国国家认同危机影响了公众对贸易关系本质的认识。外国的便宜商品打败了本土的制造业，廉价的外来劳动力冲击了当地的劳动力市场。美国“锈带”面临的这些经济和社会问题通过新闻媒体的报道和关注，在美国公众心目中唤起了一种被自由贸易边缘化的危机感。这必将对公众的贸易政策偏好产生巨大的影响。作为美国总统，本该是扮演调和社会矛盾、弥合种族冲突的角色，然而特朗普为了巩固自己在白人蓝领工人中的支持率，刻意与美国社会的多元主义价值观保持距离，宣扬排外主义和美国优先的观念，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社会的分化。随着民粹主义思想的抬头，贸易问题的辩论逐渐超越了经济利益的考虑，更多地受到团体身份认同的影响，贸易谈判成为一种零和游戏，公众对自由贸易的支持下降。在对美国公众的民意调查中，学者们发现当今美国社会的分化很严重，由于价值观的差异，公众被分为对立的团体，并导致他们在贸易问题上更多地从相对收益的角度看待问题。也就是说，公众不再关注自由贸易给双方带来的绝对收益，而是更关心哪个团体或国家从贸易中获益更多。
　　其次，公众对美国整体经济状况的认识影响了他们的贸易政策偏好。2008年的金融危机重创美国经济。美国国债在奥巴马总统任期开始时不到10万亿美元，而在他任期结束离开白宫时，国债已经上升到18万亿美元。美国的外贸逆差则在2015年达到了7500亿美元。造成美国经济衰退的原因有国内因素也有国际因素，但是在政客的辩论和媒体的报道中，美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利益受损被认为是美国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而中美之间存在的贸易逆差和人民币汇率问题更是成为关注的焦点。贸易逆差作为一个直观的公众易于理解的信息，成为了经济衰退原因最好的替罪羊。对美国整体经济状况的认识偏差，使得自身受益于国际贸易的公众，特别是受益于廉价国外商品的消费者，无法完全按照自身经济利益考量形成贸易偏好，在社会舆论的裹挟下也走向了支持贸易保护主义的立场。
　　最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超越了经济利益的理性计算，对贸易政策进行价值判断，从而影响了公众的贸易政策偏好。尽管关注环保和人权的“公平贸易”运动（Fair Trade Movement）被很多人认为是一种伪装起来的贸易保护主义，但近年很多文献证明，参与这一运动的个人是出于对环保和人权问题的重视，其背后并不是经济利益驱动。例如，艾迪•赫尔尼的研究表明，当人们了解到国外较低的人权标准和当地血汗工厂的工作条件时，他们会考虑贸易公平性，从而降低对自由贸易的支持。这表明当人们认为贸易破坏了广泛接受的社会规范时，决定人们贸易偏好的将更多的是公平性而不完全是经济利益。厄里奇也认为参与“公平贸易”运动的公众对人权和环保的关注是真诚的，并不是传统贸易保护主义的一种掩饰。他根据在美国公众中做的社会调查数据指出，支持“公平贸易”运动的被调查者与那些支持经济保护主义的被调查者在特性上有很大的不同。随着关注环境保护和人权标准的“公平贸易”运动在制度建设上的日益完善，美国贸易政策辩论的既定议程也日益受其影响。在美国与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谈判中，环保和人权的条款变成谈判中的焦点。
　　（二）因果观念限制决策者可选择的行动策略
　　在影响决策者的行动策略时，因果观念扮演着重要的作用。任何政策目标的达成都需要采取具体的措施，而观念能通过发挥路线图的作用来提供达成目标的路径选择。通过在目标和措施之间建立因果性联系，观念能够为决策者提供行动策略，从而为实现决策者的既定方针服务。
　　贸易自由度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是本文所界定的影响美国贸易政策制订的第三个层次的观念，它在美国经济发展史上是不断变化的：从最初的经济民族主义，到大萧条后的自由贸易，再到1970年代以后认为适度的贸易保护有利于保持美国相对经济优势。随着这一因果观念的不断变化，美国对外经济领域的行动策略也在不断地进行调整。以下将以二战后内嵌式自由主义的兴衰为例，说明贸易自由度与经济发展这一因果性观念怎样发挥路线图的作用，指引决策者的贸易政策选择。
　　内嵌式自由主义的概念最先由约翰•鲁杰提出。它肯定了自由贸易与经济繁荣的因果关系，并将政府的国内承诺作为重要的前提，以区别于19世纪后半叶在英国主导下的放任自由的贸易自由化。它是自由主义的观念与一种兼顾国际义务与国内承诺的制度基础相结合的产物。因此，二战以后在美国主导下建立的金融和贸易机制具有寻求实现国际和国内经济稳定的双重目标，而其主要的手段就是通过受国内干预制约的对外经济自由化来实现繁荣和稳定的目标。
　　战后美国主导下的内嵌式自由主义国际体系有两个层次：在国际层面是以双挂钩为特征的金融制度和以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为载体的贸易制度；国内层面则包括各国不断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双层制度设计的理念是，自由贸易在国际层面会带来参与国普遍的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但是它会带来一国国内的社会分配不公，因为它造成了受益者和受损者的分化。所以国家要通过社会福利制度的建设，来减少自由贸易对弱势群体的冲击。鲁杰认为，二战后在内嵌式自由主义的观念指导下的制度安排，保证了多边贸易自由化进程的持续进行，促进了世界经济的繁荣和稳定。其中各国政府不同形式的社会福利项目，以及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承担的更积极的角色是这一机制成功的关键，也是战后体制区别于19世纪全球化进程的最显著的特征。美国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经济繁荣进一步巩固了自由贸易带来经济繁荣的因果观念。在肯尼迪政府时期，国会将更多的关税谈判权授予总统，负责贸易谈判的行政机构得以在关贸总协定肯尼迪回合中真正建立起了一个多边谈判的机制，大幅度降低了各国的关税水平。
　　然而进入1970年代以来，随着欧洲和日本经济的崛起，美国的全球经济地位开始相对衰落，在国际市场上面临越来越激烈的竞争。1971年，美国在战后首次出现贸易逆差，黄金储备急剧减少。自由贸易与经济繁荣的因果性关系受到质疑，美国政府决策者开始反思所谓贸易政策的公平性，学界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了战略性贸易理论，对比较优势、产业政策等概念提出了新的见解。美国政府在1970年代通过了两个具有较强贸易保护主义色彩的贸易法案，即《1974年贸易改革法》和《1979年贸易协定法》。美国政府后来经常援引和运用的“301”条款就是在《1974年贸易改革法》中形成的。
　　虽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但是冷战的背景决定了美国及其盟国间的自由贸易是对抗共产主义、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所以决策者的策略选择是在保持美国市场开放的同时，施压其他国家降低贸易壁垒，以此来扭转美国在国际竞争中的颓势。在发达国家中，美国主要针对日本，当时里根政府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一是促使日元升值，二是向日本施压使其限制对美国的出口。在发展中国家，美国宣扬新自由主义改革，首先在拉美进行试点，然后借着苏东巨变的契机向全球推广，这样一来，一个更广阔的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开始向美国开放。冷战以美国及其盟友的胜利告终，内嵌式自由主义的根基得到进一步的巩固，自由贸易是美国经济繁荣的基础和政治安全的保障这一观念深入人心。
　　然而2008年的金融危机，不仅削弱了美国的经济实力，而且促使人们反思自由贸易与经济繁荣的关系，进一步引发了对全球化进程的质疑。随着美国企业大量的对外直接投资，产业空心化的问题在美国国内引起了尖锐的矛盾。产业空心化主要体现在制造业生产总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份额的下降。美国制造业在1959年的份额是46.9%，而到了2012年制造业份额已经下降到28.43%。1959－2014年，美国制造业的就业人口下降了21%。受产业转移影响的美国民众对全球化的不满情绪日益明显。
　　由于自由贸易与经济繁荣的因果性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动摇，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决策者开始考虑自由贸易以外的替代性政策选择。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再工业化”政策就是其中之一。这一“进口替代”战略的思想就是要恢复美国制造业在经济中的比重，通过将更多的美国企业留在国内从而为美国人保留更多的工作岗位。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政府从来没有明确提出过“进口替代”战略，因为根据古典贸易理论，美国的“进口替代”是难以形成比较优势的。但是，保罗•萨缪尔森在2004年发表了一篇反思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文章，为美国“进口替代”战略的可行性提供了理论上的论证。他在李嘉图的研究模型中加入了规模参数，认为规模经济本身就是比较优势，人口大国可以拥有较宽泛的比较优势。在这一点上，美国和中国没有什么不同，两国都是人口大国，都有巨大的国内市场。美国也可以在除了高端产品之外的一些中端产品生产领域形成自己的比较优势。[1]从奥巴马到特朗普，美国政府都强调要采取措施促使美国制造业回流，避免美国就业岗位的流失，并出台一系列措施来落实这一构想。这些政策出台是与观念的变迁息息相关的。
　　靠迎合民粹主义思想上台的特朗普，为了回报在竞选中大力支持他的白人蓝领工人，将为工人提供就业机会作为政府工作目标的重点。196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主要通过贸易调整援助制度来救助那些在自由贸易中利益受损的工人。特朗普的观念则是：与其依靠社会福利，不如通过增加工作岗位的方法来解决自由贸易带来的失业问题，而且他的减税措施也限制了政府为失业工人提供社会福利的能力。一方面，特朗普通过设立贸易壁垒把国外的竞争性产品挡在国门外，从而保护国内的工作岗位。比如，他在2018年3月份宣布，要提高钢铝产品的关税水平，保护国内钢铁行业的工作岗位。另一方面，他通过直接的干预手段，将国内企业的投资留在美国本土。比如，福特汽车公司曾经计划在墨西哥投资建厂。为了将投资留在本土，特朗普上任后，宣布将对福特公司返销美国的产品征税。这一举措最终使得福特公司放弃了在墨西哥的投资计划，转而表示要在美国密歇根州投资7亿美元建厂。这些都是决策者在美国传统经济民族主义思潮回归的大背景下做出的相应的策略选择。
　　五 中美经贸冲突中的观念碰撞
　　经济利益的分配固然是特朗普总统上台后中美贸易摩擦的焦点，然而美国社会的观念变迁使得中美双方的谈判无法像过去那样通过一定经济利益的让步而达成妥协，这才是此次贸易摩擦不同于以往的突出特点。一方面，美国国家认同危机日益严重，处理不当将造成社会的撕裂和对立。美国是一个多种族移民国家，它没有悠久的历史，也没有统一的民族特征，加强国家认同感的最好办法是建立我们和他们的界限，强调美国例外论，将国内不同族群团结在一起。特朗普提出的“美国优先”，“美国再次伟大”，将美国的利益和世界上其他国家区分开来，其实质是寻求建立一种国家认同，在与他者的疏离和区别中，弥合美国国内族群间的冲突。国内社会问题向对外经济政策的延伸是此次中美经贸冲突程度剧烈的重要原因。经济民族主义极大影响了美国公众的贸易偏好，个人自身的经济利益不再是决定贸易偏好的唯一因素。很多美国公众认为中国从中美经贸关系中获得了比美国更多的利益，所以即使中国价廉物美的商品有利于美国消费者，相当一部分美国人对特朗普的强硬贸易政策也还是表示支持。
　　著名的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18年8月份发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支持特朗普的选民近两年来对他的态度基本没有变化。2016年投票给特朗普的选民中，87%的人曾表示热切支持。2018年，当初投票给特朗普的选民中仍然有82%的人持同样的态度。11月6日举行的美国中期选举结果表明美国民众在政治支持上的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政治共识前所未有地缺乏。民主党人虽然通过大规模的投票动员夺回了众议院多数党地位，但是大多数共和党人仍然是特朗普的坚定支持者，包括他的贸易政策。
　　在皮尤研究中心同一时期发表的另一份民意调查中，那些认可特朗普工作表现的人被要求列出具体的原因。60%的人表示认可他的个性、领导方式以及“美国优先”的口号。只有20%的人能具体说出认可他的某项政策或议程。仅仅10%的支持者是因为特朗普的经济政策而认可他的工作。这说明，特朗普的民意支持主要来自与经济无关的方面，如果不是对民众心理和偏好的把握，特朗普是不敢在中期选举之前贸然提高关税的。与此同时，随着中美之间在贸易方面的冲突升级，对中国有好感的美国人越来越少。2017年，在调查者中有44%的人表示对中国有好感，而2018年这一数字下降到了38%。认为中国的经济实力是较大威胁的美国人也有所增加，达到受访者的58%，而2017年这个比例是52%。这说明随着贸易战的推进，将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视为零和游戏的美国人有所上升。这无疑会反过来进一步坚定美国贸易政策制定者的强硬立场。另一方面，美国决策者关于中美贸易关系对美国影响的判断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也导致美国在谈判中要价过高，中美之间很难达成妥协。在中美建立经贸联系的初期，美国决策者受贸易和平论影响较深，认为中美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会增加两国冲突的经济成本，从而减少冲突的可能性。通过将中国纳入到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美国希望借由国际规则的约束来影响中国的发展道路，向更西方化的方向发展。然而当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美之间经济总量的差距逐渐缩小后，美国决策者认为中国从中美经贸关系中获得了不对等的利益。最关键的是，中国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并没有像美国决策层所希望的那样采用西方式的制度，而是坚持中国的节奏和模式，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非西方道路的一个新的选择。于是，与中国的经贸关系逐渐被视为对美国经济地位的威胁，越来越多的美国决策者认为中国是搭便车者，应该施加压力让中国经济达到美国一样的开放水平。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和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等都持这样的看法，然而美国希望的开放程度显然是中国现阶段的发展状况所无法达到的，所以中美之间的经贸谈判很难取得关键性突破。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中美现阶段的贸易争端中，美国公众与决策者之间实际上达成了某种共识。美国的国内政治问题和对外经济政策交织在一起，各种观念和利益在其中碰撞并重新洗牌。美国政府此次对外经济政策转变是根本性的，这是导致美国谈判立场僵硬不妥协的主要原因。在经济民族主义和决策者观念转变的背景下，得益于中美经贸关系的美国消费者和国内产业利益集团也似乎难有太大作为。只有改变美国贸易政策研究中的经济决定论，重视观念对于经济政策的影响，才能有助于把握中美间经济冲突的本质，针对性地选择有效的应对策略。 文章来源： 《国际经济评论》2019-01-03

　　4.首为计划单列市项目担风险 国家融资担保基金授信宁波25亿
　　稿源： 宁波日报 　 2019-01-07
　　【专题】拉高标杆扬长补短 六争攻坚三年攀高
　　中国宁波网讯(记者张正伟 通讯员余斌华) 近日，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在北京与宁波市再担保有限公司签订业务合作协议，授信25亿元，为我市再担保项目分担20%的风险责任，同时给予一系列代偿补偿激励政策，推动形成国家、市、区县三级担保机构与银行共同参与的业务联动和风险分担机制，更好地为我市小微企业、“三农”以及符合条件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融资提供服务。
　　国家融资担保基金按照党中央、国务院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指示精神设立，主要通过再担保为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和“三农”提供便捷高效、低成本的贷款，目前已与北京、江苏、浙江等地的14家省属担保再担保机构签署了合作协议。为积极融入国家担保体系，增强宁波政策性担保机构的增信和抗风险能力，市工投集团和市再担保有限公司从去年7月国家融资担保基金成立开始就努力争取，连续开展三次专项洽谈，最终促成宁波作为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首个与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开展合作，成功突破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原先只与省级担保机构合作的业务框架。
　　宁波市再担保有限公司是市委、市政府为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而专门组建的政策性服务平台。全市民营经济发展大会召开以来，该平台紧紧围绕“增信、分险、规范、引领”四大核心功能，已经累计提供近2300笔再担保业务，行业授信总额近120亿元。
　　此次在国家融资担保基金支持下，宁波再担保将大幅度提高风险分担比例，发挥在全市政策性融资担保体系中的引领作用，通过构建新型政银担合作模式，更好地发挥政策性担保的增信分险功能，为我市金融高质量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提供帮助.

　　5.2017年中国海外专利申请量超6万件
　　日期：2019-01-03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日前，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在瑞士日内瓦发布《世界知识产权指标》（WIPI）年度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显示，中国国内企业和国外企业都积极在中国提交专利申请，以期在中国获得更好的知识产权保护，促进知识产权运用。
　　报告指出，申请人在海外提交专利申请，表明其希望在目标国家市场扩张。数据显示，2017年，美国申请人在海外提交了230931件同等专利申请，继续保持世界领先；中国申请人在海外提交了60310件同等专利申请，比上年增长15%，排名世界第5位。
　　“对知识产权保护的需求增速超过了全球经济增速，这表明由知识产权所支持的创新成为竞争和商业活动中愈发重要的组成部分。”WIPO总干事弗朗西斯．高锐指出，“在短短几十年中，中国从无到有建立了知识产权制度，鼓励本土创新，并加入了全球知识产权引领者的行列”。来源：中国网2019.1.3.

　　6. WIPO总干事弗朗西斯．高锐访谈：人工智能与知识产权
　　问：您如何描述人工智能的影响？
　　答：人工智能作为新的数字疆界，将对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它将带来巨大的科技、经济和社会变化，改变人们生产和分配商品及服务的模式，也将改变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
　　问：人工智能技术将对创新创造产生什么影响？
　　答：现在得出结论还为时过早，但很明显人工智能将影响到传统的知识产权概念。商业化的人工智能创作音乐或人工智能创造发明并不遥远，这将颠覆“作曲家”“作者”和“发明家”等概念——尽管怎样颠覆尚不明朗。
　　知识产权制度的基本目标是鼓励新技术和创造性工作，并为发明创造提供可持续的经济基础。从纯经济角度来看，如果不考虑精神权利，我们没有理由不运用知识产权来奖励人工智能产生的发明或创造。但这还需要更多的考量，答案尚未可知。
　　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使用也将改变专利、外观设计、文学和艺术作品等固有的知识产权概念。这种改变已经悄然而至，但这不仅仅是人工智能带来的结果，也是数字经济的结果。例如，生命科学产生了海量的数据，这些数据具有重要价值但却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发明。因此，我们需要弄明白与之相关的权利和义务。
　　社会上已经对此形成强烈的观点。例如，科学、数据和出版界的“开放”运动倾向于认为，不应当对数据施加所有权的类别。这种观点认为，由于数据是人工智能的基础，应供免费使用，推动开发人工智能和其他应用程序。
　　但是，与当前经济背景同等重要的是，我们已经建立了无形资产的知识产权制度，以便为新知识的创造提供激励并确保公平竞争。
　　这两种方法需要相互妥协，并在两方面的需求之间划清界限：一方面要保证数据通道开放，数据可以流动；另一方面要关闭数据通道，确保针对创造新知识的激励措施能够到位。
　　数据和算法引发了许多与知识产权相关的基本问题。例如，如何针对不断演进的算法创设知识产权，由于算法不断演进，以至于对某一算法提交专利申请后仅一年，这一算法已不再是最新颖的发明，这是必须解决的新挑战。
　　问：这是否意味着现有的知识产权制度变得无关紧要？
　　答：统计数据显示，知识产权需求在世界各地仍然高于经济增长率。在我们看来，知识产权制度当然不会过时。对它的使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但是新的挑战正在出现，其结果可能是让知识产权制度更加完善，而不是颠覆现有制度。
　　问：众所周知，创作者在数字环境中很难捕捉到自己作品的价值。新的数字化浪潮会加剧这个问题吗？
　　答：人工智能可能确实让创作者难以捕捉他们作品的价值。但是，如果你以人工智能产生的音乐为例，在这个过程中的某个节点，作曲家——无论是莫扎特、贝多芬还是现代音乐家——所创音乐的数字化表达都将被输入到人工智能算法中。问题是，我们在什么阶段将价值归因于数据的人类来源？迄今还没有这个问题的答案。
　　数据和人工智能方面的政策层出不穷，涉及对数据安全和完整，数据和人工智能对市场、国家安全、劳动力和所有权的影响等。毫无疑问，新的研究类别也将出现。
　　问：为什么人工智能受到WIPO和全球知识产权界的高度关注？
　　答：在知识产权制度中推动人工智能的使用主要有3个因素。首先是数量因素。截至2016年的数据显示，当年全球共提交了约310万件专利申请，约700万件商标注册申请和96.3万件工业品外观设计申请。现有审查人力资源无法承载这一迅速增长的申请量。例如，在商标和外观设计领域，无论是知识产权局还是法院，对商标的显著性和外观设计的创造性进行审查或判定，都要通过参考此前的商标和外观设计制度来作出决定。每年全球都会收到数百万件商标和外观设计专利申请，很难通过人工筛选以确定某个商标或外观设计专利是否可以获权。
　　这就是WIPO开发人工智能商标图形检索工具的原因。该工具已嵌入WIPO全球品牌数据库，可以迅速地提供准确的结果。
　　在知识产权管理中使用人工智能的主要因素是知识产权数量庞大。当然，质量和成本这两个因素也同样重要。随着全球对知识产权的需求不断增加，人工智能工具使我们能够提升检索质量并降低管理成本。
　　问：您对使用人工智能改善知识产权管理有何看法？
　　答：人工智能系统将在未来的知识产权管理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考虑到人工智能系统运行需要搜集整理大量的数据作为支撑，我们需要鼓励资源共享。我希望，在部署未来人工智能系统时，国际知识产权界能够共同努力，以更经济的方式实现高水平互动。
　　截至目前，WIPO的方法是利用成员国和其他合作伙伴提供的培训数据来开发人工智能应用程序。作为回报，我们与这些合作伙伴共享基于这些数据新开发的人工智能应用程序。例如，WIPO开发了一种由人工智能驱动的神经机器翻译工具，它被称为WIPO Translate。目前，我们与世界各地的14个政府间组织和多个专利局共享此工具。由于该系统依赖于数据的可得性和可用性，因此，所有合作方都可以从中受益，并可以提供数据来改进该系统。
　　问：可以说，WIPO是开发知识产权领域人工智能应用程序的领导者。贵组织是否正在探索在其他领域使用人工智能应用程序？
　　答：WIPO正在继续开发和完善WIPO Translate和商标图形检索工具，这是该领域的主要发展方向。对专利以及商标申请中的商品和服务进行自动分类，是人工智能应用的另一大领域。今年5月，WIPO与日内瓦大学的人工智能专家合作，利用神经网络技术为国际专利分类（IPC）体系启动了一种专利自动分类工具。这种被称为IPCCAT-neural的新工具将通过每年更新的专利信息进行再分类，将帮助专利审查员更轻松地检索现有技术。
　　我们还在不断探索人工智能的应用范围，尤其是为WIPO客户的服务活动部署智能机器应答服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工具将成为客户服务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不断增加的查询需求。当然，除此以外，还有其他领域可以通过人工智能应用程序来提高知识产权管理的效率和稳定性。
　　问：区块链技术在知识产权管理中是否可以发挥作用？
　　答：尽管区块链技术令人感到振奋，但我认为它不会取代国家或公共机构授予知识产权的基本职能。与有形产权不同的是，知识产权必须由政府机构授权。我认为区块链技术无法取代专利局确定某件专利是否可以授权的基本职能。当然，在登记与现有知识产权相关的交易方面，例如，区块链在知识产权的使用和交易等方面存在可观的应用前景。
　　问：您如何看待全球知识产权界对人工智能的运用？
　　答：人工智能在知识产权领域的运用现在还属于早期阶段。尽管如此，世界大多数国家的知识产权局对人工智能给予了积极的评价，认为这是有效提高知识产权审查效率、提升质量和控制成本的一个契机，并将成为未来几个月甚至几年知识产权业界关注的焦点。
　　问：各国知识产权局在广泛部署人工智能系统时面临哪些障碍？
　　答：人工智能的应用是各国知识产权局面临的主要挑战。虽然人工智能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但直到最近它才成为一种有效的技术解决方案。由于具备所需专业素养的人员数量非常有限，因此，在系统内发展人工智能面临挑战，尤其要面对来自私营企业的竞争。
　　规模较小的知识产权局也面临一些挑战。人工智能系统依赖于知识产权数量的积累，而规模较小的知识产权局显然获取的数量也较少。这意味着，数量因素迫使有实力的知识产权局开发和部署人工智能应用程序，而实力较弱的知识产权局则没有这种迫切性，尽管如此，知识产权数量在知识产权界是被普遍接受的准则。
　　问：在知识产权管理体系中人工智能，具体政策层面有哪些挑战？WIPO如何解决这些挑战？
　　答：今年，WIPO启动了关于知识产权问题的国际讨论，特别是围绕人工智能在知识产权管理中的应用问题。
　　知识产权是一种全球现象；技术也具有全球性的特点，与之相关的专利数据也是如此。由于专利很少涉及单一的司法管辖区，这就是我们需要全球解决方案来确保功能互通的原因。
　　问：在人工智能的世界中，多边主义是否能发挥作用？
　　答：可以。首先，实现全球知识产权制度的功能互通需要多边合作。其次，知识产权制度的职能之一是确保公平竞争。制定多边准则是确保这一目标实现的有效方式。而且，由于知识产权今后将成为竞争的核心要素，因此，强有力的多边合作至关重要。第三个原因是技术不断发展，并且发展速度越来越快。在这一方面，多边主义是支持能力建设和各方共享的重要的机制，可以确保各方存在的技术差距不会加剧。
　　问：WIPO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后续计划是什么？
　　答：我们将继续推进合作，在知识产权管理中开发和部署人工智能应用程序。我们还将继续探索，就人工智能时代如何优化知识产权法律和政策开展国际范围的讨论。（记者 李铎）来源：中国知识产权报2019.1.4.

　　7.商务部公告2018年第99号 关于对原产于澳大利亚的进口大麦进行反补贴立案调查的公告
　　2018-12-21   商务部贸易救济调查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公    告
2018年 第99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以下简称商务部）于2018年10月29日收到中国国际商会（以下称申请人）代表国内大麦产业正式提交的反补贴调查申请，申请人请求对原产于澳大利亚的进口大麦进行反补贴调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补贴条例》第十六条规定，2018年11月26日，商务部就有关反补贴调查事项向澳大利亚政府发出磋商邀请，并于12月18日与澳大利亚政府进行了磋商。
　　商务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补贴条例》有关规定，对申请人的资格、申请调查产品的有关情况、中国同类产品的有关情况、申请调查产品对国内产业的影响、申请调查国家（地区）的有关情况等进行了审查。
　　根据申请人提供的证据和商务部的初步审查，申请人代表的大麦产量在2014年、2015年、2016年和2017年均占同期中国同类产品总产量的主要部分，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补贴条例》第十一条和第十三条有关国内产业提出反补贴调查申请的规定。
　　申请书主张，申请调查产品接受了澳大利亚政府的补贴，澳大利亚大麦产业（企业）可能受益的补贴项目共计32项。申请书同时主张，申请调查产品进入中国市场数量大幅增长，价格大幅下降，国内产业遭受了损害，且申请调查产品所接受的补贴与国内产业损害存在因果关系。经审查，商务部认为申请书中包含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补贴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的反补贴调查立案所要求的内容及有关证据。
　　根据上述审查结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补贴条例》第十六条的规定，商务部决定自2018年12月21日起对原产于澳大利亚的进口大麦进行反补贴立案调查。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立案调查及调查期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商务部对原产于澳大利亚的进口大麦进行反补贴立案调查，本次调查确定的补贴调查期为2017年10月1日至2018年9月30日，产业损害调查期为2014年1月1日至2018年9月30日。
　　二、被调查产品及调查范围
　　调查范围：原产于澳大利亚的进口大麦
　　被调查产品名称：大麦
　　英文名称：Barley
　　主要用途：大麦是一种禾谷类作物，系禾本科、大麦属，主要用于酿酒、饲料等生产，也可作为种子，以及直接或通过加工被消费者食用。
　　该产品归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税则》：10031000和10039000。
　　三、反补贴调查项目
　　在提交的申请书中，申请人主张澳大利亚政府向澳大利亚大麦产业提供的补贴项目共计32项。经初步审查，并依法考虑了立案前磋商中澳大利亚政府提出的主张，商务部决定在本次调查中对以下补贴项目进行调查：
　　1. 可持续农村用水和基础设施项目
　　2. 联邦农业高效灌溉促进项目
　　3. 初级生产者的供水设施三年税收抵扣
　　4. 与水资源有关的基础设施和虫害管理
　　5. 清洁能源的未来——在土地上创造机会——扩大碳农业倡议的益处
　　6. 干旱地区害虫和杂草管理项目
　　7. 农场风险管理项目
　　8. 干旱优惠贷款计划
　　9. 干旱援助——专业咨询和规划补助金
　　10. 发展农场经济项目
　　11. 品牌澳大利亚全球食品战略
　　12. 提升澳大利亚产品计划
　　13. 国家推广和咨询
　　14. 资助小型出口商一揽子计划
　　15. 农业推进救助
　　16. 农场合作社和合作试点
　　17. 农场准备计划
　　18. 特殊情况利率补贴
　　19. 农场金融特许贷款计划
　　20. 南澳大利亚州河谷地区可持续发展基金
　　21. 南澳大利亚州默累河可持续发展计划——灌溉效率改进计划
　　22. 南澳大利亚州阿德莱德食品计划
　　23. 南澳大利亚州产业发展与推广
　　24. 维多利亚州NVIRP 2农场项目
　　25. 维多利亚州农场生产力改善补助金
　　26. 维多利亚州农业基础设施和就业基金
　　27. 维多利亚州第一农场补助金
　　28. 维多利亚州青年农民的免税和特许权
　　29. 维多利亚州青年农民融资计划
　　30. 干旱恢复优惠贷款计划
　　31. 塔斯马尼亚州更高效的灌溉支持项目
　　32. 塔斯马尼亚州农业发展优惠贷款计划
　　四、登记参加调查
　　利害关系方、利害关系国（地区）政府应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天内，向商务部贸易救济调查局登记参加本次反补贴调查。参加调查的利害关系方、利害关系国（地区）政府应根据《登记参加调查的参考格式》提供基本身份信息、向中国出口或进口本案被调查产品的数量及金额、生产和销售同类产品的数量及金额以及关联情况等说明材料。《登记参加调查的参考格式》可在相关网站（网址附后，下同）下载。
　　本公告所称的利害关系方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补贴条例》第十九条规定的个人和组织。
　　五、查阅公开信息
　　利害关系方、利害关系国（地区）政府可在相关网站下载或到商务部贸易救济公开信息查阅室（电话：0086-10-65197878）查找、阅览、抄录并复印本案申请人提交的申请书的非保密文本。调查过程中，利害关系方、利害关系国（地区）政府可通过相关网站查询案件公开信息，或到商务部贸易救济公开信息查阅室查找、阅览、抄录并复印案件公开信息。
　　六、对立案的评论
　　利害关系方、利害关系国（地区）政府对本次调查的产品范围、申请人资格、被调查国家（地区）及其他相关问题如需发表评论，可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天内将书面意见提交至商务部贸易救济调查局。
　　七、调查方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补贴条例》第二十条的规定，商务部可以采用问卷、抽样、听证会、现场核查等方式向有关利害关系方、利害关系国（地区）政府了解情况，进行调查。
　　为获得本案调查所需要的信息，商务部通常在本公告规定的登记参加调查截止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涉案的国外出口商或生产商、国内生产者、国内进口商和申请书中列明的利害关系国（地区）政府发放调查问卷。登记参加调查的利害关系方、利害关系国（地区）政府也可以从相关网站下载调查问卷。
　　《大麦反补贴案国外出口商或生产商调查问卷》询问信息包括公司的结构和运营、关联公司、生产成本、销售等信息，以及调查的每一项具体补贴项目的详细信息等。《大麦反补贴案国内生产者调查问卷》询问信息包括公司基本情况、国内同类产品情况、经营和相关信息、财务和相关信息、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等内容。《大麦反补贴案国内进口商调查问卷》询问信息包括公司基本情况、被调查产品贸易和相关信息等内容。《大麦反补贴案政府调查问卷》询问信息包括被调查产品情况、产业情况、管理架构和政策等信息，以及调查的每一项具体补贴项目的详细信息等。
　　未登记参加调查的其他利害关系方、利害关系国（地区）政府可直接从相关网站下载，或向商务部贸易救济调查局索取以上调查问卷，并按要求填报。
　　各利害关系方和利害关系国（地区）政府应在规定时间内提交完整、准确的答卷。答卷应当包括调查问卷所要求的全部信息。
　　八、保密信息的提交和处理
　　利害关系方、利害关系国（地区）政府向商务部提交的信息如需保密的，可向商务部提出对相关信息进行保密处理的请求并说明理由。如商务部同意其请求，申请保密的利害关系方、利害关系国（地区）政府应当同时提供该保密信息的非保密概要。非保密概要应当包含充分的有意义的信息，以使其他利害关系方对保密信息能有合理的理解。如不能提供非保密概要，应说明理由。如利害关系方、利害关系国（地区）政府提交的信息未说明需要保密的，商务部将视该信息为公开信息。
　　九、不合作的后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补贴条例》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商务部进行调查时，利害关系方、利害关系国（地区）政府应当如实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利害关系方、利害关系国（地区）政府不如实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的，或者没有在合理时间内提供必要信息的，或者以其他方式严重妨碍调查的，商务部可以根据可获得的事实作出裁定。
　　十、调查期限
　　本次调查自2018年12月21日起开始，通常应在2019年12月21日前结束调查，特殊情况下可延长至2020年6月21日。
　　十一、商务部联系方式
　　地址：中国北京市东长安街2号
　　邮编：100731
　　商务部贸易救济调查局
　　电话：0086-10-85093415，65198417
　　传真：0086-10-65198415，65198172
　　相关网站：商务部网站贸易救济调查局子网站
　　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
商务部
2018年12月21日

　　8.我国的金融监管的模式有哪些？
　　我国金融业经营模式几经变迁，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新中国成立至1983年，混业经营一统天下。完全实行混业经营体制，并由财政部监管。
　　第二阶段，1984年至1993年，分混交叉，中国开始实行银行、证券、保险、投资等业务全方位交叉，但同时出现分业经营的苗头，并由中国人民银行监管
　　第三阶段，1993年至1995年，分业经营分业监管制度正式确立。
　　第四阶段，1996年至今，分业经营受到挑战。
　　由此可见，我国金融业曾经进入过混业经营，再到分业经营，目前总体上还是分业经营，分业监管。
　　二．我国的金融分业经营模式
　　我国金融业目前实行的是分业经营的模式。分业经营即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各自经营与自身职能相对应的金融业务。但我国的分业经营并非要求绝对的分离，而是有限的分离，表现在：
　　1.商业银行可从事买卖政府债券、代理发行、兑付及承销政府债券等部分证券业务；
　　2.商业银行可以从事保险代理业务；
　　3.商业银行可以在境外从事保险、信托和证券业务。
　　4.在国家另有规定的情形下混业经营。
　　（一）历史成因
　　改革开放以来，在“摸着石头过河”的经营思路下，我国的五大国有银行都开办了证券、信托、租赁、房地产、投资（自办公司）等业务，实质上进入了“混业经营”时代。但由于缺乏自律约束和监管能力不足，混业经营加速了风险的积聚，催化了证券市场、房地产市场“泡沫”的生成。因此，国务院于1993年决定进行金融体制改革，对金融业进行治理整顿并提出了分业经营的管理思路。至2003年4月28日银监会成立，我国形成了“一行三会”即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金融监管新格局，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管理体制进一步确立。
　　（二）利弊优劣
　　分业经营作为我国目现行的经营模式，有着其自身的优点：
　　第一，分业经营有利于证券业务和商业银行业务的发展。一方面，有利于两种业务各自的专业技术和专业管理水平的发展。另一方面，分业经营也为两种业务发展创造了一个稳定而封闭的环境，避免了竞争摩擦和合业经营可能出现的综合性银行集团内的竞争和内部协调困难问题。
　　第二，分业经营有利于控制经营风险蔓延。例如，保证商业银行自身及客户的安全，阻止商业银行将过多的资金用在高风险的活动上。此外，分业经营还有利于抑制金融危机的产生，为国家和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创造了条件。
　　然而，分业经营模式目前正面临着生死存亡的挑战，随着这种经营模式在我国长久的运行，其存在的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
　　一是分业经营使金融风险进一步加大。分业经营易造成各类金融机构事实上“分割经营、孤立经营”的局面，不利于我国金融业的健康发展。
　　二是分业经营阻碍我国金融业发展：
　　首先，以法律形式所构造的两种业务相分离的运行系统，使得证券和商业银行两类业务难以开展必要的业务竞争，具有明显的竞争抑制性。
　　其次，分业经营也不利于银行进行公平的国际竞争，一是分业经营限制了金融新产品的开发和新业务的开展。二是分业经营限制了金融机构跨行业的并购，而金融创新和跨行业合并是提高金融机构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法宝。此外，面对规模宏大，业务齐全的欧洲大型全能银行，单一型商业银行也很难在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
　　许多学者通过对金融业制度的上述反思以及国外经营模式的借鉴，提出混业经营乃大势所趋。而笔者认为，我国金融业经营模式仍有改善的余地，其转变也并非一蹴而就之事，还需综合考量、总体把握、充分酝酿，必须审慎。
　　三．我国的分业监管制度
　　金融监管是指各监管主体依法对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及金融市场进行直接限制和约束的一系列行为的总称。金融监管体制指的是一国金融监管机关的设置、职责划分和权力分配及其协作配合与组织制度。我国目前属于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体制。即分业监管主要是指是由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分别对银行业、信托业、证券业、保险业实行监管，其中，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同时负责货币政策的制定与执行。
　　（一）现状
　　银监会设立前，我国实行的是由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分别对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进行监管的分业监管模式，而中国人民银行兼具监管银行和制定货币政策的双重任务。
　　2003年3月10日，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方案将中国人民银行对银行、资产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及其它存款类金融机构的监管职能分离出来，并与中央金融工委的相关职能进行整合，成立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由此，我国形成了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共同负责金融监管的格局。
　　（二）存在的问题
　　对于分业监管之优点，已在前文与分业经营一并提及，不再赘述。笔者主要就目前的法律监管存在的问题加以分析：
　　第一，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尚未理顺。
　　我国目前金融监管体制的选择——分业经营、分业监管。而进入WTO后大量外资银行进入中国，他们占有优势的混业金融监管体制对我们有所挑战。我国也开始实行一定程度混业监管，然而我国金融分业监管体制才建立不久，金融监管的政策法律不健全不完善，金融监管体系不完备，实行混业监管需要人才我国又缺乏国内金融机构的金融创新和事实混业经营，突出表现为银行业、信托业、证券业、保险业之间的业务划分日益模糊这种变化使得现行监管体制所隐含的问题日益突出。
　　第二， 金融监管缺乏统一完善的法律制度。
　　首先，立法与现实脱节；其次，在三法并存格局中，有关监管的法律规定只占很少的部分，条文简单抽象、缺乏可操作性和相互的协调性。此外，一些法规和规章因未能及时修订已有明显过时的内容，有的条文甚至与现行的法律相矛盾，或者无法适应现时的经济生活之需要。
　　第三，金融监管的风险监管措施缺乏，监管的能力和效率整体水平不高。
　　我国现阶段分业监管体系不完备。三大金融监管机构在分业监管中，机构之间出现监管的真空地带、摩擦而且缺乏协调，监管成本过高。比如多元化监管主体缺乏必要的信息交流与合作、证券业和保险业的监管资源（包括人力、物力和技术）与行业发展不匹配、金融监管缺乏完善的实务操作系统等。
　　综上，在不同的时期，采取适宜的金融业经营模式和监督制度是十分重要的。这是实现金融业健康、安全、稳定发展的前提和保证，也是提高一个国家金融业整体效能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动力。

　　9.欧亚经济联盟对华铝轮毂作出反倾销终裁
　　2019-01-11   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
　　欧亚经济委员会于2019年1月10日发布第2019/152/AD24号公告，公布对原产于中国进口到欧亚经济联盟关税区的铝合金轮毂产品（俄文：Литые алюминиевые колесные диски）的反倾销终裁结果：裁定原产于中国的进口铝合金轮毂存在倾销，涉案产品的进口对欧亚经济联盟相关产业造成了实质性损害，倾销与实质性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故建议对原产于中国的进口铝合金轮毂产品征收为期5年的反倾销税，税率为33.66%，涉案中方企业名单如下表。本案涉及欧亚经济联盟税号8708 70 500 1、8708 70 500 9项下的产品。
　　利益相关方应于2019年1月25日前提交本案评述意见。
　　应《СКАД》铸造机械厂和《КиК》有限公司两家企业申请，欧亚经济委员会于2018年2月26日发布公告，决定对原产于中国的铝合金轮毂发起反倾销调查。
　　序号
　　出口商/生产商
　　出口商/生产商中文（参考译文）
　　税率
　　1.Zhejiang Yueling Co.,Ltd.
　　浙江跃岭股份有限公司
　　33.66%
　　2.Qingdao Donghwa Casting Co., Ltd.
　　33.66%
　　3.Baoding Lizhong Wheel Manufacturing Co., Ltd.
　　保定市立中车轮制造有限公司
　　33.66%
　　4.Zhejiang Buyang Auto Wheel Co., Ltd.
　　浙江步阳汽轮股份有限公司
　　33.66%
　　5.Zhejiang Wanfeng Auto Wheel Co., Ltd.
　　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
　　33.66%
　　6.China Wheel (Jiangmen) Co., Ltd.
　　江门市天丞车轮有限公司
　　33.66%
　　7.Sihong Huaxin Industry & Trade Co., Ltd.
　　永康市思鸿工贸有限公司
　　33.66%
　　8.Zhejiang Huataifarui Alluminium Alloy Co., Ltd.
　　浙江华泰法瑞铝合金有限公司
　　33.66%
　　9.Zhejiang Jinfei Kaida Wheel Co., Ltd.
　　浙江今飞凯达轮毂股份有限公司
　　33.66%
　　10.Zhejiang Qi Cheng Auto Wheels Co., Ltd.
　　33.66%
　　11.Anhui Youhe Technologe Co., Ltd.
　　安徽优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3.66%
　　12.Ningbo Freeman Auto Componets Co., Ltd.
　　宁波自由者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33.66%
　　13.Zhejiang Xinghui Aluminium Wheels Co., Ltd.
　　浙江星辉铝轮有限公司
　　33.66%
　　14.Zhejiang Autom Aluminium Wheel Co., Ltd.
　　浙江奥通铝轮有限公司
　　33.66%
　　15.Fujian Shenlika Aluminium Industry Development Co., Ltd.
　　福建申利卡铝业发展有限公司
　　33.66%
　　16.Xiangyang Hengde Auto Parts Co., Ltd.
　　襄阳恒德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33.66%
　　17.YHI Advanti Manufacturing  (Suzhou) Co., Ltd.
　　33.66%
　　18.CITIC Dicastal Co., Ltd.
　　中信戴卡股份有限公司
　　33.66%
　　19.Zhejiang PDW Industrial Co., Ltd.
　　浙江铂动工贸有限公司
　　33.66%
　　20.Ningbo Superim Shenlong Technologies Co., Ltd.
　　宁波卓越圣龙工业技术有限公司
　　33.66%
　　21.其他厂商
　　33.66%
　　 （编译自：欧亚经济委员会官网）
　　（崔　湧编译）
　　（文　璐校对）

　　10.跨境电商零售进口政策调整正式落地
　　1月1日，跨境电商零售进口政策调整正式落地，“网购保税进口”（监管方式代码1210）政策适用范围扩大到了包括北京在内的总共37个城市（地区）。当天凌晨，北京宏远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以“保税电商”的申报方式向北京海关下属天竺海关电子申报了其用于在“豌豆公主”电商平台上销售商品的首批25个订单。
　　海关部门实时在线审核放行后，货运代理从首都机场国航仓库直接提货入天竺综保区并分拣入库。仅花了3分钟，这些订单就通过数据传输完成了“三单”对比并顺利放行。经库内打包装箱，放行后15分钟即由快递公司顺利提货出区，很快送至消费者手中。
　　宏远公司的这批订单主要为从日本、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发运来的化妆品、食品、日用品、保健品等15种商品，从下单到签收整个环节不超过6小时，通关效率提升30%，物流成本节约了15%左右。
　　“在跨境电商零售进口新政执行前，商品及企业信息需备案并进区报检、查验，如果遇到抽样还需要等商品检测合格后才可办理网购保税进口。即使不抽样，最快也需两个工作日才能办理完进区的放行手续。”宏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保税事业部总经理杨国宁告诉国际商报记者，“新政实施后，货物入区申报都是7×24小时全天候电子核放，这为多频次高密度的电商货物出区提供了最大的便利。目前几乎与国内电商发货时效相同，整个通关手续在1小时内就可以顺利完成，极大缩短了海外订单到货周期。”
　　作为这批商品的收件人之一，常年“海淘”的北京市民小孔也发现，政策调整后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商品单次交易限值由目前的2000元提高至5000元，年度交易限值由目前的每人每年2万元提高至2.6万元。“以前通过跨境电商只能买一些日用品，很快几千块的轻奢品也可以在跨境电商平台见到了，以后可以更加开心地买买买啦！”“跨境电商零售进口政策调整后，北京本地消费者在购物和物流方面的体验会有进一步提升。”据北京海关监管通关处副处长朱启英介绍，新的跨境电商零售进口政策不仅在商品交易限值上更加宽松，此次政策调整还将部分近年来消费需求比较旺盛的商品纳入清单商品范围，增加了葡萄汽酒、麦芽酿造的啤酒、健身器材等63个税目商品，并根据税则税目调整情况对前两批清单进行了技术性调整和更新，调整后的清单共1321个税目。“这也意味着随着北京跨境电商新业态不断健康发展，有更多商品可以通过跨境电商渠道进入消费者的购物车。”
　　同时，作为北京市获批第三批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战略性基础设施，天竺综保区已建成1个跨境电商保税备货监管场站和4个保税备货仓库，总面积达9200平方米；13家跨境电商企业完成保税备货业务备案，并做好数据对接工作。
　　据海关统计，北京地区跨境电子商务稳步发展，特别是直购进口业务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态势。2018年1~11月，北京海关就验放跨境电商直购进口业务申报清单达500余万票，同比增长94.56%；商品价值近1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6.58%。主要商品包括婴儿奶粉、化妆品、衣裤鞋包、葡萄酒、保健品等。
　　信息来源：国际商报

　　11.四部门调整进口废物管理目录
　　本报北京1月2日电 近日，生态环境部、商务部、国家发改委、海关总署联合印发调整进口废物管理目录的《公告》，将废钢铁、铜废碎料、铝废碎料等8个品种固体废物从《非限制进口类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目录》调入《限制进口类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目录》，自2019年7月1日起执行。
　　调整《进口废物管理目录》是推进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改革的既定安排，此前已经调整过两次。在2017年将生活来源废塑料、未经分拣废纸、废纺织品、钒渣等4类24种固体废物调整为禁止进口的基础上，2018年4月调整了第二、第三批目录：将废五金、废船、废汽车压件、冶炼渣、工业来源废塑料等16种固体废物调整为禁止进口，自2018年12月31日起执行；将不锈钢废碎料、钛废碎料、木废碎料等16种固体废物调整为禁止进口，自2019年12月31日起执行。同时，有关部门正在研究制定回收铜、回收铝原料产品质量标准，符合国家有关产品质量标准的回收铜、回收铝原料产品，不属于固体废物，可按普通自由进口货物管理。
　　信息来源：人民日报

　　12.中国贸易：实现历史性跨越
　　（原标题：改革开放40年，中国对外贸易实现历史性跨越）
　　1978年，我国开启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40年来，对外贸易不断开拓新格局，实现历史性跨越。
　　货物贸易总量高速增长。
　　货物进出口规模实现跨越式发展。1978年到2017年，按人民币计价，我国进出口总额从355亿元提高到27.8万亿元，增长782倍，年均增速达18.6%。其中，出口总额从168亿元提高到15.3万亿元，增长914倍，年均增速为19.1%；进口总额从187亿元提高到12.5万亿元，增长664倍，年均增速为18.1%。
　　货物贸易占世界比重大幅提升。改革开放初期，我国货物进出口占国际市场份额仅为0.8%，在全球货物贸易中列第29位。2017年，我国进出口占全球份额为11.5%，货物贸易重回全球第一，其中出口占比为12.8%，进口占比为10.2%。
　　货物贸易结构不断优化。
　　贸易方式更趋合理。改革开放初期，来料加工、进料加工等贸易方式极大地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加工贸易占进出口总值的比重由1981年的6%增长到1998年的53.4%。此后，随着货物贸易结构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推进，加工贸易占比开始缓慢下降。加工贸易占比由2012年的34.8%下降至2017年的29%，一般贸易占比由2012年的52%上升至2017年的56.3%。
　　产品结构不断优化。1978年初级产品出口占53.5%，工业制成品出口占46.5%；2017年，工业制成品和初级产品占出口比重分别为94.8%和5.2%。1985年至2017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从16.8亿美元增加到1.3万亿美元，我国已经连续9年保持机电产品全球第一大出口国地位。同期，高新技术产品占我国出口比重从2%左右提高到28.8%。
　　贸易市场日趋多元。
　　1978年到2017年，我国的贸易伙伴已由4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展到231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欧盟、美国、东盟、日本等为我国主要贸易伙伴。我国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持续较快增长，2011年起，东盟超越日本成为我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在我国出口市场中的占比从2000年的7%提高到2017年的12.5%。
　　2018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5周年。5年来，“一带一路”建设取得丰硕成果，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从中受益。2013-2017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进出口总值33.2万亿元，年均增长4%，高于同期我国货物进出口年均增速1.4个百分点，成为货物贸易发展的一个亮点。信息来源：人民日报:2018-12-18

　　13.新华社：中国改革开放具有全球意义
　　一股源自东方的强大正能量，在过去的40年间，持续助推世界发展的车轮滚滚向前。
　　这股正能量，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创举。
　　发端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创造了中国发展的“人间奇迹”，也成为世界发展进程中的耀眼篇章。
　　“中国改革开放40年取得人类前所未见的伟大成就。”亚洲开发银行副行长斯蒂芬·格罗夫不久前发出的由衷之言，道出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
　　激发世界经济新活力
　　1979年8月，美国外交官傅立民到访中国。他在北京街头散步时看到有人卖汤面，就问卖面的人：“你是哪个单位的？”对方回答：“我是个体户。”
　　这是傅立民第一次听到“个体户”这个词。他当时就意识到，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正在中国开启。
　　40年来，改革开放让中国经济的活力之泉尽情喷涌，也让世界经济的海洋澎湃激荡。
　　“中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不仅发展了自己，也造福了世界”“中国人民张开双臂欢迎各国人民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多个场合向世界传递开放共享的鲜明信号。
　　对世界经济来说，占世界人口约五分之一的中国经济增长本身就是一个重大贡献。从1978年到2017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9.5%，增长速度和持续时间都在全球范围内名列前茅。
　　近年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日益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源和稳定之锚。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从中国经济增长中获得巨大机遇。
　　1984年3月，德国西门子公司首任中国首席代表于尔根·奥贝格第一次来到中国，当时西门子在中国仅有一个不到10人的代表处。如今，西门子在中国几乎所有重要城市都设有办事机构，员工总数超过3万人。奥贝格庆幸公司赶上了中国“春天的潮流”。
　　中国不断加大对非洲、拉美等地区国家的进口，还通过“走出去”战略加大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力度，有力推动了当地就业和经济发展。
　　突尼斯人卢特菲·拉吉米自称是“中国合伙人”。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水电建设集团在突尼斯招聘机修工，拉吉米谋得一份在工地上修车的差事，由此开始了与中国企业的合作。2015年，这位曾经的机修工以合伙人的身份与中水电联手组成联合体，成功中标突尼斯西部一个大型水坝项目。“如果没有中国企业走进非洲，就没有拉吉米的今天。”
　　相通则共进。从引进来到走出去，改革开放为中国和世界打通了双向互动、共赢共生的发展之路。
　　多年来，中国成为抵御国际金融危机的中坚力量。在东南亚爆发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为亚洲经济早日恢复作出重大贡献；在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中，中国多种措施并举，为恢复世界经济稳定发挥了特殊作用。
　　中国已成为经济全球化重要捍卫者。在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不断冲击多边合作的当下，中国作为世界上100多个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坚定不移走改革开放之路，高举贸易自由化旗帜，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40年来，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巨大推动举世公认，国际社会交口称赞。
　　信息来源：新华社2018.12.1.8.
　　俄罗斯将对鞋、大衣等商品实行强制标签管理
　　根据《俄罗斯联邦国家贸易管理法》，俄政府于2018年4月28日颁布第792-р号政府令，对鞋、大衣等十类商品实行电子识别（RFID）强制标签管理。该政府令将于2019年1月1日生效。
　　这十类商品强制实施标签管理的具体时间安排如下：
　　1、烟草制品  2019.03.01
　　2、香水和花露水  2019.12.01
　　3、新充气橡胶轮胎  2019.12.01
　　4、皮革或再生皮革制的衣服及衣着附件  2019.12.01
　　5、女士针织或钩编衬衣  2019.12.01
　　6、男士大衣、短大衣、斗篷、雨衣、夹克、风衣、滑雪服、冲锋衣及类似制品  2019.12.01
　　7、女士大衣、短大衣、斗篷、雨衣、夹克、风衣、滑雪服、冲锋衣及类似制品  2019.12.01
　　8、卧室、厨房、餐厅及卫生间用纺织品  2019.12.01
　　9、鞋类商品  2019.07.01
　　10、照相机（电影摄像机除外）、照相机闪光灯和闪光灯灯泡  2019.12.01
　　俄政府指出，强制标签管理商品清单考虑到了市场行情的特殊性以及相关市场的商品流通条件，旨在减少假冒产品在俄罗斯的流通。截至目前，俄罗斯已于2016年1月对毛皮产品实行标签管理，于2016年8月对药品实行标签管理，其中，药品标签实验延长至今年年底。
　　驻俄罗斯联邦大使馆提醒在俄华商和有关企业密切关注该法令实施情况，并严格遵守俄法律法规，合法经营，履行相关手续，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信息来源：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2018.11.30.

　　15.阿根廷对华油浸式三相变压器启动反倾销复审调查
　　阿根廷生产和劳工部2019年1月2日发布2018/211号决议，决定对原产中国、韩国和巴西的油浸式三相变压器启动反倾销期日落合并情势变迁复审调查。涉案产品南共市税号为8504.2300。
　　请涉案企业根据调查机关要求完整填写答卷，答卷和应诉材料应于2019年4月3日前提交给阿调查机关。答卷和相关证据需经阿国家注册翻译员译为西班牙语，并由阿驻华使领馆认证。参与调查的相关利益方还应随材料附上证明其签字权资格的认证文件。
　　阿方要求在立案公告60个工作日后入关的涉案产品需提供原产地证明。
　　调查相关问题请询阿根廷生产和劳工部贸易秘书处贸易便利化司。电话：（5411）4349-3949（工作时间10：00-17:00）；地址：Mesa General de Entradas, sita en Avda.Presidente Julio Argentino Roca 651, Planta Baja, Sector 2, Ciudad Autónoma de Buenos Aires。
　　来源：中国贸易救济网2019.1.9.

　　16.安哥拉颁布54种产品的进口新规
　　据安哥拉媒体11月26日报道，为加速国内生产代替进口，安经济计划部公布了一份包括玻璃器皿（包装用）、小麦粉、菠萝、糖、矿泉水、豆类、鸡蛋、油、洋葱、盐和水泥等在内的54种产品清单，若安企业想进口这54种产品中的任何一种，都需要符合以下两个条件：
　　（1）该商品国内生产不足；（2）进口商需要出示一份与国内生产商签订的合同，以购买目标产品。
　　信息来源：安哥拉华人网（2019.1.14.转载自国别投资贸易信息半月刊总第120期）

　　17.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签署的经贸合作协定正式生效
　　（原标题：欧亚经济最高理事会会议决定 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签署的经贸合作协定正式生效）
　　据吉尔吉斯斯坦塔扎别克新闻网12月6日报道，欧亚经济最高理事会会议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召开，会议决定，2018年5月17日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及其成员国签署的经贸合作协定正式生效。此外，会议还通过了2018年5月17日伊朗与欧亚经济联盟及其成员国签署的建立自由贸易区临时协议的决定。信息来源：商务部网站（2019.1.14.转载自国别投资贸易信息半月刊总第120期）

　　18.埃及苏伊士经济特区内商品及服务免交增值税
　　2018年12月7日，苏伊士运河管理总局局长兼苏伊士运河经济区管理总局局长穆哈卜·马米什宣布，经埃及财政部及税务局批准，苏伊士经济特区内的商品及服务免交增值税，且自埃本土市场进口服务于特区内项目的商品及服务，如为生产经营必需品，按出口商品政策对待。
　　该举措旨在进一步降低加工费用，提升本地化比例以替代原材料进口，同时也是为了落实埃及总统关于简化苏伊士经济区投资流程，消除投资障碍，优化特区内项目制度性安排的指示。
　　马米什表示，埃总理、财长及税务局长亲力亲为，整合国家资源推动埃全国范围内尤其是经济特区的改革进程，加大吸引外资力度。目前，苏伊士经济特区已成为世界范围内最具吸引力的经济区之一。此外，根据《新投资法实施细则》规定，苏伊士经济特区已被列为A类区域，享受最优惠的投资政策，自项目经营开始后的7年内，通过扣除应税项目净利润的方式，返还投资成本的50%，同时，特区内商品及服务出口免征税款。信息来源：商务部网站2018.12.10.

　　19.中英机构发布《“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
　　新华社伦敦11月30日电 中英绿色金融工作组第三次会议11月30日在伦敦举行，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以下简称绿金委）与“伦敦金融城绿色金融倡议”在会议期间共同发布了《“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
　　依据2017年底第九次中英经济财金对话达成的成果，绿金委与伦敦金融城牵头多家机构共同参与了原则的起草工作。该原则在现有责任投资倡议基础上，将低碳和可持续发展议题纳入“一带一路”倡议，以提升投资环境和社会风险管理水平，进而推动“一带一路”投资的绿色化。
　　作为一套鼓励投资企业自愿参加和签署的行为准则，该原则从战略、运营和创新三个层面制定了七条原则性倡议，包括公司治理、战略制定、项目管理、对外沟通，以及绿色金融工具运用等，供参与“一带一路”投资的全球金融机构和企业在自愿基础上采纳和实施。
　　此后，参与原则起草工作的中英机构还将组建秘书处，继续推动更多机构签署该原则。同时，指导和开发相关实施细则和工具，并报告实施效果。
　　绿金委主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马骏表示，全球正面临严重的环境和气候挑战。未来几十年，全世界大部分基础设施投资将投向“一带一路”国家，这些基建项目将对环境和气候产生重大影响。
　　“‘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旨在确保‘一带一路’的新投资项目兼具环境友好、气候适应和社会包容等属性，同时推动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落实《巴黎协定》的承诺。”马骏说。
　　“伦敦金融城绿色金融倡议”主席罗杰·吉福德爵士说：“中英两国一直是绿色金融领域的领导者，今天绿色投资原则的发布，再次向世界展示了两国致力发展绿色金融的决心。该原则将有力推动‘一带一路’国家应对环境影响。”
　　绿金委成立于2015年，是中国金融学会的分支机构，后者是中国从事金融科学研究活动的全国性群众学术团体，业务主管单位是中国人民银行。“伦敦金融城绿色金融倡议”成立于2016年，该组织隶属于伦敦金融城，工作重点是增加可持续性基础设施项目融资。
　　信息来源：新华社2018.12.10.
　　编辑：政策法规处（公平贸易处）2019.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