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经济日报:正确认识步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

做好经济工作的基本前提和关键所在，是要科学认识当前形势，准确研判未来走势。，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给中国经济把了脉、定了调、开了方。步入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中国经济，正面临增长速度换挡、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增长动力转换的新形势，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关键是要深刻认识经济发展新形势，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

增长速度换挡，这是经济步入新常态的基本特征。中国经济上半年增长7%，是在世界经济仍处于深度调整期、我国经济正处于“三期叠加”的特定阶段，并且是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巨大体量上取得的，实属来之不易。7%左右的速度，与我们的年度预期目标是相符的。经济发展受资源禀赋、环境负荷、劳动力供给等制约，有快有慢是正常的，也符合典型经济体的一般规律。新常态需要稳心态。观察速度要看是否过快过慢，是否影响了就业，是否影响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发展方式转变，这是经济步入新常态的内在要求。随着经济增速放缓，以往铺摊子、上项目的老做法，其产生作用的边际成本越来越高。面对资源的“红灯”、投资的“黄线”、土地的“红线”，只有坚定不移地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从主要追求数量速度，拼规模、拼消耗的粗放增长，转向数量质量效益并重，可持续发展的集约增长。近年来单位GDP能耗逐步下降，今年上半年单位GDP能耗同比下降5.9%；清洁能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达到17.1%，说明我国经济运行的质量在逐步提高。一些地方的实践也表明，越尽早转型，主动转型，越能率先发展。比如，地处东部率先发展区域的上海，是最早进入经济新常态的地区，转型阵痛比全国大部分地区来得早。上海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7%，税收收入增长23%，经济运行优于预期，初步尝到了转型的甜头。

经济结构调整，这是经济步入新常态的必然选择。积极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是我国实现更高质量、更好效益的经济增长的必由之路，也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的“主旋律”，各主要经济体都在积极致力于结构调整。近年来，我国服务业已超过制造业成为第一大产业，以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随着《中国制造2025》规划和“互联网+”行动计划的落实，新兴产业和新兴业态将迎来发展壮大的新机遇。不容忽视的是，制造业产能过剩仍然严重，一些企业经营困难。企业兼并重组、生产相对集中不可避免，经济结构调整需要更多的勇气和智慧。

增长动力转换，这是经济步入新常态的必然趋势。在经济新常态下，传统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出口都出现了新的变化，经济增长的动力处在深刻的转换之中。消费的基础作用进一步加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步提升。今年上半年最终消费支出拉动GDP增长4.2个百分点，贡献率为60%，比上年同期提高了5.7个百分点。与消费升级有关的商品销售继续快速增长，如，适应假日需求的多用途乘用车销量逆势增长等，而教育医疗、健康养老、文化娱乐等方面还有很大空间。越来越多的市场主体认识到通过创新供给激活需求的重要性。通过创新，一批符合市场前景、掌握核心技术、质量安全可靠的新产品、新服务将不断激发消费需求，形成一波一波的消费浪潮。同时，随着商事制度等改革的推进，市场主体数量持续快速增加。今年上半年全国新登记注册企业同比增长19.4%，注册资本增长43%，带动了大量就业。千千万万个市场主体通过自己的勤劳和智慧，主动而自觉地开展丰富多彩的创业创新活动，必将汇聚形成强劲发展的新动力。

新常态、新趋势、新思维。认识把握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也是做好经济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经济日报评论员) 来源：经济日报

2. “一带一路”的影响与风险

实施共建“一带一路”对中国与沿线国家可谓功在当前利在长远，同时这项宏大事业也必然会面临各种困难和阻力。

就经济逻辑观察，“一带一路”有望带来多方面积极影响。

第一，将为中国经济开拓创造更具全方位特点的开放格局。早先中国处于产业链低端，在全球化产品内分工时代通过加工贸易参与国际分工，主要表现为承接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或产业区段并向发达国家输出加工品。经过几十年开放发展历练，中国已成功转变为中等收入水平国家，经济发展与结构提升对开放格局提出更高要求。未来中国与发达国家经济仍有很多扩大合作领域空间，同时与新兴经济体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合作重要性将会显著提升。共建“一带一路”是中国“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重大部署，也是“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的战略举措。

第二，创造培育国内、区域以至全球范围的新经济增长点。在中国宏观经济面临周期调整下行压力形势下，结合共建规划适当追加国内相关地区与行业配套投资，有助于国内经济短期稳增长目标并将对长期增长发挥积极作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由于受到基础设施缺乏等硬件条件与体制政策不完善等软件条件制约，发展潜力未能得到充分释放。共建“一带一路”对症施策，有助于中国与沿线国家更好实现经济较快可持续发展目标，并对培育全球经济新增长点做出贡献。

第三，改进完善国际经济与金融治理架构。目前全球经济治理结构与全球化深化要求不匹配，要把21世纪经济全球化提升到更高水平，需改进完善全球治理结构。在IMF份额调整受阻与守成大国对全球治理架构“存量改革”消极拖延形势下，新兴经济体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用建设性方式主动进行“增量改革”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倡导共建“一带一路”探索合作发展新路径，本身具有对现存治理结构在有效解决当代发展问题局限性方面提出质疑补救的含义。依托“一带一路”创建亚投行等新金融机构作为“增量改革”关键举措，将对改进完善现有体系产生深远影响。

第四，推进人民币国际使用的历史进程。随着全球经济格局与主要经济体相对实力演变，国际货币体系与特定主权国家货币的国际地位会相应调整。虽然新兴大国经济与货币相对重要性变化，并非在每个时点都具有成比例的精准一致性，然而二者终究会通过非线性方式实现其内在一致性要求。伴随中国开放经济体量增大及其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相对地位提升，人民币在国际交易范围逐步增加使用应是大势所趋。本币国际化是大国经济开放成长的自然历史过程，并且对货币发行国意味着责任和担当，因而它不应是短期政策目标，甚至也不是可以选择的政策工具。共建“一带一路”将探索使用区域内货币进行贸易结算与发债融资等金融与货币合作途径，中国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倡导国，其本币即人民币的国际使用将获得前所未有机遇。

第五，改善外部资产负债结构与收支状态。伴随经济追赶提速与加深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中国对外资产负债表快速扩大。国际投资头寸数据显示，中国对外资产从2004年9291亿美元上升到2014年64087亿美元，同期对外负债从6527亿美元上升到46323亿美元，净资产从2764亿美元升到17764亿美元。然而中国对外资产负债结构不合意，虽有巨额净资产却遭遇净值负收益。例如2014年数据显示，中国对外资产61%是收益较低的官方外汇储备，对外负债58%则是回报率较高的外商直接投资，国际收支平衡表中投资收益为逆差599亿美元，二者收益率差异为负2.7个百分点。给定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趋势，最终用人民币衡量的净收益负值可能更大。共建“一带一路”将拓宽中国以非外汇储备形式持有外部股权债权空间，有利于提高中国储蓄在国外配置效率以造福于沿线国家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也有助于改善中国对外资产负债结构。

共建“一带一路”必然会面临各种困难与风险。

第一，共建“一带一路”会始终面临如何处理与大国关系的难题。例如，美国作为现有国际秩序的主要创设国和主导国，显然会较多从竞争角度看待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美国对亚投行反应已显示这一点。不过美国也在实施“新丝绸之路倡议”和“印太经济走廊”战略，与“一带一路”有很多潜在合作空间，美国有关政策未来变化不确定性较大。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与地缘政治原因，俄罗斯对“一带一路”或许有复杂感受与反应，共建“一带一路”如何协调与俄罗斯这个重要战略伙伴国关系其实有特殊敏感性与微妙性。欧洲大国、印度等与中国在共建“一带一路”上有较多合作空间与意愿，不过也会在地缘政治与具体合作方式上存在很多立场差异与磨合之处。日本自然会更多从消极方面看待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行动，不过日本与不少沿线国家经贸与援助关系与“一带一路”在客观上也不无交集。大国崛起如何管理大国关系演变始终是难点，共建“一带一路”越是取得成效，由其激活的潜在风险因素可能会更大。在某种意义上，“一带一路”给中国提供了一次充满挑战的“主场”历练机会。

第二，如何处理沿线小国关系也会面临复杂难题。沿线国家中像巴基斯坦这样全天候好伙伴并不多。如菲律宾、越南这样近年与中国双边关系出现特殊困难的国家也积极参与创设亚投行，显示共建“一带一路”内在具有互利共赢性质，然而与这些国家具体合作仍可能会多一些制约因素和困难。又如由于不很久远的历史原因，蒙古国参与共建“一带一路”难免会多一些考量。即便是历史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总体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希望搭乘中国经济崛起快车以实现自身发展抱负，然而有学者指出：“今天一带一路上的许多国家尤其是小国，在古代丝绸之路的时候，并不是我们平等的伙伴而是我们的藩属。丝路时代的回忆对于他们来说，可能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美好”。历史记忆中不美好因素，也可能转化为影响合作的交易成本。

第三，工程与项目实施层面会有更多困难与风险。21世纪以来中国大量企业走出去曾面临的各类困难，都会构成共建“一带一路”的潜在和现实挑战。一是体制政策风险。沿线发展中国家即便在政治层面明确了合作立场，在体制与政策层面仍可能存在大量协调困难，例如特定项目用地能否及时到位，过于繁复的海关检验程序能否得到合理控制，汇率波动与外汇管制可能发生突然变动等，都会给本来可能互利共赢的项目蒙上阴影。二是管理风险。中国企业走出去在国外面临全新的社会、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环境，在生产流程、质量控制、员工管理等方面都会遇到新困难，简单采用国内行之有效方法可能会“水土不服”。这就要求中国有关企业在管理运营层面认真学习善于学习，尽快适应所在国特定环境以保证平顺运营，为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企业微观面支持。三是环境风险。大型基础建设与工业投资项目必然伴随对自然生态环境系统的某种人为干预，受到技术可行性、预期营利性与环境可持续性等三重变量的相互制约。虽然保护环境与重视生态文明建设是共建“一带一路”基本方针之一，在具体工程项目设计和实施层面如何统筹兼顾各方面目标达到最佳平衡，仍会面临选择困难甚至会有争议。四是经济形势与政局变动风险。中国企业近年国外投资，经常遭遇经济形势变化导致已确定项目搁浅取消的冲击。去年国际油价下跌在一些国家引发这类情况。如中资企业主导财团在墨西哥投标获得一个规模达数十亿美元的高铁项目，今年初被墨西哥政府以经济形势变化为由取消是一个事例。另外，投资目标国的一次执政党更替，有可能对已确定或在建项目带来颠覆性影响；如果出现政局动荡或爆发内战，则可能对中国企业投资设备财产甚至人员安全带来威胁。

第四，企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中坚力量。打铁先要本身硬，中国企业和机构大规模走出去同时，如何把握好经济效益与社会责任关系，做到技术过硬、管理到位、效益良好、美誉度高，将是决定未来成败的关键。另外因共建“一带一路”创设的亚投行、丝路基金如何在自身决策机制与管理方面贯彻市场化、国际化、专业化原则，如何在实施项目层面坚持自身特色定位又与现有相关国际金融与发展机构有效合作，内部运行如何结合利用投票与协商机制达到既高效决策又充分集思广益，都存在需要通过实践探索逐步解决的问题。

第五，如何保证中国在沿线国家大规模投资的安全性与收益性。拥有海量国民储蓄是中国倡导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的关键支持条件之一。中国早先国民储蓄境外配置以官方外汇储备为主要形态，共建“一带一路”意味着中国富余储蓄今后将更多转化为在沿线国家生产性投资及相应债权股权。以主要发达国家高等级债券等金融资产为主要投资对象的外汇储备，与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要以生产系统、基础设施等实物资产或大型工程为主要资金运用对象比较，在投资收益、风险、安全等不同维度指标和属性方面都可能存在反差性变化。面对更具有异质性的新投资环境，如何控制风险系数，获取合理收益，减少财务损失，将是共建“一带一路”长期面临的挑战。

最后，如何正确看待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与国内深化改革推动体制转型关系方面，也可能存在认识风险。亚投行冲击显示中国改革发展阶段性成就与影响力提升，国内媒体热议时扬眉吐气与欢欣鼓舞是大国崛起阶段的正常合理心态。不过也需防范公共兴奋与欣慰感可能传导一种潜在认识偏颇，就是把亚投行冲击解读为“中国模式”大功告成而盲目乐观，把共建“一带一路”开局顺利看作是所谓“北京共识”对“华盛顿共识”的完胜，而淡忘国内改革大业仍面临爬坡过坎与壮士断腕的挑战。改革开放激活创造力是中国发展成就的根本原因，中国也是战后经济全球化体系与秩序建设的参与者与受益者，倡导“一带一路”并非意在颠覆现有经济秩序，也不是仅追求中国自身利益，而是要与沿线国家一起依据各自国情改革开放，探索共同发展与互利共赢道路。

中国应对挑战、克服困难、争取共建“一带一路”成功，是对新时期中国奋发有为新外交方针的检验，也是对中国作为最大新兴经济体引领发展潮流能力的检验。共建“一带一路”事业能否取得预期成功，根本保障条件在于中国能否通过全面深化改革解决建构完善国内市场经济体制的挑战，在于能否通过全面依法治国建成现代国家治理架构与能力，在于能否保持中国经济持续追赶从而为“一带一路”合作提供生生不已动力并动态充实其内涵。在这个意义上，“一带一路”成功条件在这个战略本身之外。

要长期坚持“亲诚惠容”、合作共赢的基本方针，通过持久合作努力逐步实现规划目标，由此获得国际社会更广泛诚挚的认同。中国企业走出去要找准定位，谋而后动，发挥核心竞争力，避免一哄而起一拥而上。项目设计实施需重视兼顾市场营利与社会责任目标，避免短期行为与竭泽而渔。要重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有序转移，充分发挥这类转移对承接国在就业和经济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和特殊影响。项目设计实施应加强与国际机构与发达国家有关机构的务实合作，学习借鉴行之有效的国际经验和方法。要把培训、学位教学与实践高效结合起来，大力培养各个层次各种类型人才。

总之，共建“一带一路”无捷径可走，只能通过持久而正确的努力，才能最终实现中国与沿线国家携手共进谋发展愿景。

[作者：卢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来源：金融时报

3. 中国商业银行股权转让信息

（来自中国民营经济国际合作商会信息）

来源：越美集团

4. 布鲁金斯：中国在非投资项目69%为服务业

近年来中国在非洲投资的快速增长不断招致西方的质疑。《纽约时报》去年曾经发文称中国在非洲的投资为“狂野突进”；还有媒体称中国投资非洲是为了获取非洲的自然资源。

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David Dollar等在今年8月份撰写的论文《为什么中国在非洲投资？来自企业层面的证据》　　　　　　（Why is China investing in Africa? Evidence from the firm level）中，对上述质疑进行了反驳。

中国只是“后来者”

许多媒体将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与中国对非洲政府的贷款混淆，非洲政府利用中国对其贷款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但这些贷款不能算作直接投资，而应该算作商业交易。那么，中国对非洲的直接投资处于怎样一个水平？　　

2009—2013年，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流量由14.4亿美元增至33.7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长23.7%；存量由93.3亿美元增至261.9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长29.4%。虽然对非洲投资增长迅速，但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存量占非洲外国直接投资存量的比例很小。截至2011年底的数据显示，外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存量为6290亿美元，而中国仅占3.2%，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只是一个“后来者”。

论文作者还发现，中国在非洲投资区位选择上与其他国家的不同也造成了西方对中国在非洲投资过大的印象。

中国与其他国家一样都倾向于选择政局稳定的非洲国家。但在评价政府治理能力从而选择投资区位上两者却有不同标准。某国政府治理能力的强弱体现在其法治环境尤其是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上面。西方国家倾向于在尊重知识产权、法治良好的非洲国家投资，而中国对这两个因素却不十分看重，这导致在治理不力的非洲国家里中国的投资份额较其他国家显得相对较大。

把非洲49个国家按照法治系数（Rule of law index）分为3组，中国对治理能力强的非洲国家的直接投资（ODI）与对治理不力的国家的直接投资几乎相等。

相比之下，从整体来看，治理得力的非洲国家吸引到了60%的外国直接投资(FDI)，而政府管理能力弱的非洲国家仅仅得到25%的外国直接投资。

以非洲的安哥拉、厄立特里亚、马达加斯加、赞比亚以及津巴布韦为例，这些国家虽然政局稳定，但政府管理国家的能力却不强。相对于其他外国投资，这些国家吸引到了更多来自中国的投资。

投资东非和南非居多

对商务部1998年1月至期间所批准的2005笔公司层面对非洲投资交易数据信息（公司名称、公司所属部门、来源省份、投资接受国）进行分析后，论文作者发现，中国企业对非洲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东非和南非各国。与南非各国相比，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等东非国家资源并不丰富，这些国家之所以能够吸引到中国的投资主要是因为其港口一类的基础设施相对发达，此外还因为这些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历来相对亲密。

主要集中于服务业

论文作者把2005笔交易按照所投资的项目进行分类计算，总共得到了3989个投资项目。根据联合国国际标准工业分类法2.0版34个经济部门的分类标准，又进一步将这3989个投资项目划归到了17个制造业、7个服务业以及1个采矿业中。

其中，服务业的投资项目有2771个，约占投资项目总数的69%，制造业项目有1173个，占投资项目总数的29%，采矿业项目45个，约占投资项目总数的1.1%。接受中国企业直接投资项目最多的两个部门分别是商业服务（1053个）和批发零售（693个）。因此，中国企业对非洲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服务业。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非洲各国的归类—石油出口国、非石油类资源密集型国家、其它国家，把中国对非洲投资项目进行分析后发现，不论非洲国家的原材料出口程度是高还是低，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项目中的绝大多数都分布在服务业领域。例如，在石油资源丰富的尼日利亚，约三分之二的投资项目都是在其服务业部门。

利润导向

论文作者还进一步论证了中国对非洲的直接投资属于利润导向型。假如与其他国家利润导向型投资类似，那么中国在非洲的直接投资数量及类型就应该会受投资接受国的要素禀赋与其他特征的影响。作者发现，平均来看，中国对非洲的直接投资较少投向技术密集型部门，但却更倾向于投资技术资源丰富国家的技术密集型部门，这表明中国的投资者在寻求利用当地的比较优势。

另外，中国对非洲的直接投资更集中在资本稀缺国家的资本密集型部门，这表明中国资本是非洲外部融资的重要来源。此外，中国对服务业的投资与投资接受国的自然资源丰富程度呈正相关，这与中国对外投资利润导向型的本质相吻合。分析还发现，上述投资模式绝大多数见于政局不稳定的国家，这意味着中国公司在恶劣环境中追逐利益的动机非常强烈。

原刊《和讯网》 文章来源：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

5. 投资非洲，需要集群化发展

江苏对非合作产能推进会14日在南京举行。南非、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四国驻华使节、外交部非洲司副司长戴兵等出席。会议间隙，戴兵、肯尼亚驻华大使金扬久伊接受了记者专访。

戴兵说，我国正在大力推进转型升级，非洲刚刚步入工业化初期，“是历史性机遇”让我们双方开展更高水平的合作有了可能。金扬久伊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非常希望包括江苏在内的企业到非洲去。肯尼亚的矿产、农业等方面，都迫切需要中国的企业家们去开发”。他认为，“中非产能对接，不是中方单方面对非扶持，而是我们也想借此转型升级，取得新的发展”。“这不是把中国不要的比如高污染的企业、剩余的产业送到非洲去，而是把我们优质的、富裕的产业能力，和工业化初期的非洲对接，实现互利共赢”。 　　　　“非洲未来5到10年的发展战略，和我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是双方发展战略对接的历史性机遇”。

中非合作各有需求，也互有优势。金扬久伊说，肯尼亚资源丰富，亟待开发，“可以合作的领域很多，矿产开采和加工、农业、信息产业、旅游业等等”。他尤其强调，“特别欢迎企业来肯尼亚，与我们一起找矿、开采矿山和加工矿石”。他说，肯尼亚有钛、铜、石油等等，对于我们来说，矿石的寻找、开采和加工是一个全新的行业。肯尼亚还是传统的农业国家，目前经济以农业为主，“企业可以帮助我们销售热带水果，比如芒果、菠萝等等，也可以进行农产品加工出口”。

戴兵说，此前中国不少企业到非洲发展，有成功的，但失败的也不少，“过去在非投资经验，是一个企业在某一个领域单打独斗，形不成群体气候。下一个阶段，我们逐步引导企业集群化发展，比如像江苏张家港其元集团在埃塞俄比亚建的东方工业园区”。戴兵分析，“产能合作是系统工程，借鉴国内改革开放经验，将相关的企业联合起来，手拉手走出去，比如在东方园区，就集合了生产型企业、加工型企业、服务型企业，相互支撑，一起发展，这样容易扎下根”。另一方面，也需要产业的上下延伸，比如钢铁厂过去了，最好把铁矿勘探、开采，以及下游钢材生产和销售也都带过去。“这种产业链式的发展，更能保证企业的经济效益，也能为当地提供更多的就业、为产业增加附加值，也是互利共赢”。

戴兵介绍，2000年，中非贸易额105亿美元，而去年高达2200亿美元，增长了几乎22倍；而2000年，中国投资非洲几乎为零，商务部最近提供的数字显示，在非洲非金融类投资额已超过200多亿元，实际数字会更大。接下来，国内多部门将联手制定配套政策、措施，鼓励和支持企业到非洲投资兴业，这些政策将充分关照中小型企业和民营企业。

记者了解到，9月初，非洲相关国家的领导人，将带着一批企业家来南京招商引资，让中非企业家直接面对面交流。出席推进会的非洲外交使节，纷纷表示将要加强完善法律法规、优惠政策，特别是优质的政府服务，以更好地吸引中国企业投资。戴兵也补充道，“非洲现在很多国家在建园区，忙着‘通水通电通路’，还学习借鉴中国一站式服务。”原刊《新华网》文章来源：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

6. 干货：中企海外并购涉及的法律文件简介

中国企业在境外进行公司并购时，为进行交易并最终顺利完成交易，需要签署一系列的法律文件。本文以并购交易的流程为时间轴线，简要介绍在境外并购交易中的整个流程中，相关交易方，尤其是收购方需要签署的相关主要法律文件，以及与此相关的主要法律问题。

总体而言，在所有的并购交易中，交易相关方需要签署的法律文件均可分为两大类：即主交易文件和相关辅助性交易文件。主交易文件对主交易进行的条件、成交价格、交割方式等进行界定；而辅助性交易文件，则是一系列为配合主交易文件目的的实现而签订的文件。而上述所谓“主交易文件”和“辅助性交易文件”，具体而言应包括那些文件，则取决于交易目的、交易性质，交易对象的情况，交易模式等因素。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中所指“公司并购”，仅指公司股权的收购。

初始阶段

保密协议/保密承诺函

在交易的初始阶段，因标的资产、股权或业务等的拥有人，或目标公司的股东等（为叙述上的简便，本文以下统称为“出售方”）需向收购方披露有关交易标的的相关信息。因此，按照惯例，在该出售方披露相关信息前，出售方会要求潜在收购方出具单方的《保密承诺函》，或与潜在收购方签署《保密协议》等。考虑到在交易进展的过程中，收购方也有披露自身某些敏感信息的必要性，如，为了向出售方证明自己的履约能力而披露资信方面的相关信息等，作为收购方的律师，通常会建议收购方要求出售方也承担相应的保密义务。在此种情况下，较好的解决方案，就是双方签署一份双边的《保密协议》，或双方互签条件相同的保密承诺函。

投标文件/报价函

在许多并购交易中，出售方为了争取到最好的出价，非常倾向于通过招标或竞争性谈判的方式选择收购方。国际市场上许多著名的交易，均是通过此种方式进行的。在此种交易方式下，收购方需要向出售方提交投标文件（针对较为正式的招标程序而言），或报价函（对一般的竞争性谈判等而言）。上述文件的共同性在于，就其法律性质而言，其均为收购方提出的要约，在该文件的有效期内，其对收购方自身有法律拘束力。也就是说，一旦交易对方接受了上述文件中包含的实质性条件，如交易价等，则收购方不得反悔。

谈判开始阶段

保证金协议

有时，出售方会以收购人/报价人提交一定金额的保证金为前提条件，向相关报价人开放一定时长（如1-3个月等）的独家谈判期。此时，双方就有必要签署一份《保证金协议》。在该《保证金协议》中，须清楚界定保证金的性质、保证金返还的条件、独家谈判期的时长和结束条件等。

备忘录

交易双方经过初步商谈，可能会达成一定的初步共识。如交易双方均认为有必要通过签署相关文件来记录该共识，则通常签署的文件为“备忘录”或类似文件。在备忘录中，可描述双方当时达成的一切有关交易的共识，如交易内容、交易模式、交易的前提条件等。需要注意的问题是，除非特例，否则在通常情况下，备忘录仅起到记录交易共识的作用，其本身是没有任何法律拘束力的，因此，也不存在所谓某一签署方违反备忘录的“违约责任”问题。

条款清单

作为并购交易的惯例，一旦交易双方进入相对实质性的谈判阶段后，为使谈判进程更为高效，通常首先由交易双方的商务人员（而非法务人员或外部法律顾问）对交易的具体商务条件，如交易价格、付款安排、交割条件等事项，进行谈判，并以“条款清单”的方式将双方商务人员达成的共识予以记录和描述。就其重要性而言，条款清单是整个交易中非常关键的文件之一。但通常而言，条款清单并非正式的合同，也没有正式的合同应该包含的条款，如有关适用法律和争议解决方式的约定等，因此条款清单并无法律拘束力。相比于同样不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备忘录，二者主要的不同点在于：备忘录的记录一般较为笼统模糊，而条款清单对于商务条件的描述通常是非常清晰具体的，初具主交易文件的雏形。

实质性谈判、交易确定及交割阶段

主交易文件

交易各方经实质性谈判取得成果后，即可以条款清单为蓝本，形成主交易文件。如前文所述，因交易的具体性质不同，主交易文件可能为—股权转让协议、资产转让协议、业务转让协议、增资协议等。主交易文件是整个交易中最为关键的法律文件，其重要性无论怎样强调都不过分。因此，对于其中的交易逻辑的设计，以及具体条款的措辞等，需要相关人员，尤其是律师，投入极大的责任心和极高的注意度。通常而言，主交易文件中最为重要的条款为：卖方/目标公司的陈述与保证、协议生效前提条件、付款前提条件、交割前提条件等。

托管账户协议

为保证主交易文件下相关付款的安全和正常进行，通常交易各方会通过设立托管账户的方式来安排付款。由此，交易各方就需要与交易各方选定的账户托管人共同签署适当的《托管账户协议》。在《托管账户协议》中，应有托管账户的设立条件、托管银行（或其他托管人）将相应款项支付给出售方的具体条件和节点等事项。

商标/技术授权使用协议、商标/技术转让协议等

如主交易的性质为业务转让，则通常会涉及到商标和/或技术授权使用协议、商标和/或技术转让协议等。通过签署此类协议，收购方可获得为运营目标业务而必需的针对相关商标或技术的使用权或其他权利。

（目标公司）原股东协议之补充协议

如主交易的性质为股权转让或增资行为，则收购方在交易行为完成后将成为目标公司的新股东。因此双方需要签署相应的协议文件，即，针对目标公司原股东协议的补充协议，来确认收购方的新股东地位，并界定新股东与原有股东之间的关系。当然，如收购方通过收购公司原有股东所持的全部股权而成为目标公司的唯一股东，则无需签订上述协议文件。在此情况下，收购方只需要根据目标公司所在地相应法律法规的相应要求，在相关商事登记机构办理股东登记即可。

（目标公司）更新的公司章程

同样地，如主交易的性质为股权转让或增资行为，还需要对目标公司原有的公司章程进行更新，并由收购方及目标公司其他股东签署更新的公司章程。如收购方在交易完成后为目标公司唯一股东，则仅由其在上述文件上签字即可。

其他辅助性交易文件

需要注意的问题和应避免的误区；注意主交易文件和辅助性交易文件的联动安排。

主交易文件和辅助性交易文件之间，应有着内在的联动关系。而理想的文件联动安排，是将二者围绕主交易的目的、逻辑、流程和关键节点等紧紧缠绕，形成无缝的法律之环，且环环相扣。通常的联动安排方式有：

生效或交割前提条件设置：即将某些法律文件的签署、或适当生效（如在一定时间内生效并持续有效等），或适当履行等（如出售方在特定时间内履行某些债权协议等），作为主交易文件生效，或主交易文件下付款或交割进行的前提条件。

交叉违约条款或终止合约条款的设置：在相关法律文件之间设置交叉违约（Cross-defaulting）或交叉终止（crosstermination）条款。这意味着，一旦某一方在某一法律文件或协议下出现违约，则应认为该方同时在相关联动的协议下也出现了违约行为，从而启动该联动协议下的违约救济条款。交叉终止条款的机制，与交叉违约的机制相同。

保持相关法律条款的一致性：在主交易文件和辅助性交易文件之间，注意保持关键法律条款的一致性。例如，除非特别必要，否则主交易文件与辅助性交易文件，在适用法律、争议解决方式等事项的约定上，应保持一致，避免出现冲突或不一致。在这些关键事项上约定不一致，将可能导致交易一方在权利受损时无法得到实际的法律救济。

不应低估辅助性交易文件的重要性

所谓主交易文件与辅助性交易文件的区分是相对的。辅助性交易文件对于实现收购方的交易目的，帮助收购方安全顺利地完成交易，并在收购完成后，保证收购方顺利运营目标公司或资产，有着极高的重要性。

原始出处：经济学家  文章来源：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

7. 思考：中国企业如何“走出去”

中商网讯 近年来，随着“走出去”战略不断深入推进，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赴海外寻找投资和业务拓展机会。但是，中国企业长期以国内经营为主，缺乏海外投资经验，往往对风险估计不足，投资行为盲目莽撞，部分企业甚至目的都不明确，前景、风险都不了解，就轻率投资海外，影响了对外投资效果。与此同时，发达国家作为跨国投资的先行者和既得利益者，担忧自身利益受损，对后来者不择手段打压，加大了我企业海外投资风险，对“走出去”战略实施造成障碍。面对这样的现实，无论政府推动“走出去”战略实施，还是企业开展海外投资，都需要讲究策略。

用整体观念指导跨国投资决策

中国既不属“资金饱和型”国家，也不是技术创新领先国家，当前推出“走出去”战略旨在更好地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弥补国内资源、市场和技术不足，在更广阔的空间里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和资源优化配置，更好地参与经济全球化趋势下的国际竞争，借以不断增强经济发展动力和后劲以实现长远可持续发展。从国家层面讲，实施“走出去”战略是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的必然选择。对具体企业而言，是否进行跨国投资，则须以成本收益分析为基础，进行整体考量。企业决定“走出去”之前，必须回答“以什么为投资目的，是否经济可行，如何选择目标区域，如何规避投资风险”，既要考虑跨国投资的长远战略意义和价值，也要关注中短期的投资收益和风险。

折衷理论认为企业跨国投资主要有三种收益回报，即获取资源、占领市场与获得非市场化的资产。以获取资源为目标，投资者旨在通过投资东道国，以更便利地利用东道国及其周边廉价生产要素，包括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寻求降低生产成本。以占领市场为目标，投资者旨在通过投资东道国实现当地生产，以规避可能的贸易壁垒，降低运输成本，以更好开拓东道国及其周边市场。以获得非市场化资产为目标的，投资者旨在通过投资东道国，获得无法通过市场进行转让，只存在于东道国本地文化制度环境下的资产。这些非市场化资产对于企业发展、提升核心能力极具战略性，如技术、工艺、创意、管理等知识型资产。企业决定是否需要“走出去”，首先需要根据自身情况明确跨国投资目的。如果资源是企业发展瓶颈，而跨国投资获取资源的成本低于其他途径，就可考虑以资源获取为目的。如果拓展市场是企业发展关键，而通过跨国投资开拓市场的效率高于其他途径，就可考虑以市场开拓为目的。如某种境外非市场化资源关系企业发展前景，就可考虑以获取该项资源为目的跨国投资。

“走出去”跨国投资是否经济可行，关键在于企业是否具备以下优势。一是竞争优势。若企业想要在另一国家进行生产，与当地企业竞争，必须拥有自身竞争优势，而且这些优势足以补偿国外生产经营的附加成本。二是内部化优势。企业对其优势进行跨国转移时，必须考虑到内部组织和外部市场两种转移途径，只有当前者所带来的经济利益较后者大时，对外直接投资才可能发生。三是区位优势，即企业把在母国生产的中间产品从空间上转移到别国，并同该国的生产要素或其他中间产品结合以后，能够获得最佳利益时，才会在国外进行投资和生产。优势分析需整体考察与三种优势相联系的各种因素，考察诸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只有所具优势相互作用带来的综合收益增加，足以弥补境外投资劣势造成的成本增加，企业才可考虑进行跨国投资。

根据投资目的选择跨国投资对象

不同国家、不同区域发展水平不同，资源禀赋各异。国家层面上，“走出去”战略面向全球，需针对不同区域确立不同目标，制定对外区域投资战略，做好对外区域投资规划。对企业而言，一旦确定“走出去”，就需根据投资目的，结合自身优劣势，按照政府对外区域投资战略与规划，合理选择投资对象。

对于中国企业，投资美、欧、日最好以技术等非市场化资产获得为目的，不宜以市场占有和资源获取为目的。中国与美欧日之间虽存在一些壁垒，但货物贸易总体上是通畅有效的。而美日欧环境保护和工资福利标准高，在这些国家投资建厂生产商品或者开采资源形成的成本增加远远高于因此绕过壁垒所带来的收益，故此以市场开拓、资源获取为目的对美欧日投资经济上不可行，以贸易方式开拓市场更为便利和经济。需要提及的是，随着欧债危机应对改革深入，欧盟劳动力成本开始大幅下降，以市场开拓为目的对欧(特别是东南欧)投资经济可行性上升。另一方面，美日欧技术创新能力领先全球，是中国企业最重要的外部技术来源。但与货物贸易总体通畅的现状不同，美欧日为保持自身技术创新领先地位，对华设置了种种技术转让壁垒，而技术本身又具有很强的非市场化资产属性，中国企业很难通过贸易获得这类资产，只能通过在当地投资的方式来获取。

东南亚、非洲、拉美都属于不发达区域，都属于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富集区，潜在市场空间广阔。比较而言，东南亚劳动力更为富集，劳动力成本更为低廉，劳动生产率更高，以获取廉价劳动力为目的对该地区投资，不仅可降低生产成本，还有助于绕过欧美日对华贸易壁垒，具备较高经济可行性。拉美、非洲自然资源更为富集，开采成本更低，对其进行投资，可以缓解国际资源能源贸易市场波动的冲击，有助于提升资源能源安全保障能力，可作为企业“走出去”重点促进领域。其中，拉美较之非洲更为稳定，制度更为健全，更值得中国企业投资。此外，拉美经济整体水平较高，市场空间较大，而拉美与中国距离遥远，运输成本高昂。在拉美投资设厂，可以节省大量的运输成本，不仅有助于更好开拓当地市场，还可以就近开拓北美市场。近年来，中国劳动力成本相对拉美上升，使得在拉美投资设厂更加可行。

前苏联、中东地区是中国企业另两个潜在的“走出去”投资目标，二者都是全球主要能源供应者，其中前者还是矿产资源出口大国。单纯从经济来讲，对俄罗斯、中东地区进行资源投资无疑是可行的。但是，中东地区面临严峻的非传统安全问题，而俄罗斯对华经济政策多变，对中东、俄罗斯投资将面临巨大的非市场风险，需要认真进行风险收益权衡。中亚国家安全风险相对较小，对华经济政策基本稳定，同样是能源资源富集区，以资源获取为主要目的对其投资风险较小，经济上也具备可行性，可作为“走出去”战略的重点促进区域。

建立根据地助力企业“走出去”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尚处发展初期，企业对国外经营环境不熟悉，缺乏必要境外投资经验积累，跨国投资成本和风险管控能力不足，“走出去”面临很多困难。与此同时，作为国际直接投资的新玩家，中国推行“走出去”战略将冲击既有利益格局，导致世界经济格局重新洗牌，难以避免既得利益者的猜忌、遏制和打压。面对诸多内外部不利因素，可考虑根据对外区域投资战略与规划，选择一些国家作为“走出去”突破目标，建立一批企业“走出去”根据地，为企业跨国投资提供支持和服务，帮助企业更好地管控投资风险和成本，并借此逐步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经济圈。采取建根据地的方式推进“走出去”战略实施，动作较小、涉及面窄，较之大张旗鼓地全面铺开、整体推进的方式风险低，受既得利益者的干扰也较小，相对容易取得突破。

对于企业而言，根据地作用明显：根据地是航空客运中心，将实现中国与根据地之间、根据地与其周边地区之间的直航，实现人员往来便利化;根据地是物流储运中心，将成为中国销往该地区及周边商品的储运分销中心以及该地区及周边准备运往国内的物资储运中心，各种物资储运障碍因此得以消除;根据地是金融服务中心，将实现中国与根据地间直接汇兑与结算及通过根据地与周边地区间汇兑与结算，保障资金安全、迅速流动;根据地是信息中心，将实现中国与根据地及其周边信息及时传播与交换。显然，一旦根据地建设成功，中国与根据地及其周边之间的要素流动障碍将会减少，企业投资成本和风险也将因此而降低。对国家而言，根据地建设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与中国经济高度一体化，实现二者间货物与要素完全自由流动，实现贸易与资本项下人民币结算或者建立货币同盟，实现货币、财政和产业政策的协同。随着海外投资越来越多，逐步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独立于美元体系的经济圈，中国经济安全就有了更大的保障。当然，这不可能一蹴而就，是一个循序发展的过程。双边经济合作可能从贸易自由开始，逐步实现要素自由流动、人民币结算、政策协同，最终成为经济货币联盟。

并非所有的国家都具备建立根据地的条件，与战争年代根据地建设相似，选择经济落后国家“走出去”相对容易。一方面，经济落后国家需要外来投资，戒备、防范心理较小，接受与中国经济一体化的意愿相对较高。另一方面，经济落后国家往往发达国家投资少，受关注程度相应较低，推进与这类国家经济一体化受既得利益者的干扰相对较小。除此之外，根据地目标国家选择还应坚持以下条件。一是目标国家应有一定发展潜力。没有发展潜力就没有作为根据地的基础，因为经济上不具备可行性。二是目标国家应有一定的区位优势。没有区位优势就无法实现辐射周边商品和资源市场，而这正是建立根据地的目标之一。三是目标国家与我有一定的合作基础。没有合作基础，对华不友好，彼此缺乏信任，就很难建立紧密的经济联系，更谈不上实现高度经济一体化。

原刊《中国商务新闻网》文章来源：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

8.关于禁止携带含酒精饮料出入伊朗的通告

根据伊朗法律规定,携带含酒精饮料出入境属违法行为，一旦发现，将追究法律责任。近一年来，发生数起中资企业人员携带酒类物品出境、入境时被伊海关或警察查获，不仅遭到处罚，还影响正常旅行，更造成了不良影响。希望与伊朗开展经贸合作的中资企业及员工严格遵守伊朗法律规定，不要携带酒类物品出入伊朗。文章来源： 驻伊朗经商参处　

9. 越媒：越南迎来新一轮纺织行业外资潮

据《越南投资评论》报道：越计划投资部外国投资局数据显示，2015年前7个月，纺织行业在越南吸引外资的行业排序中位列第二，吸引外资达11.2亿美元，超过总额的20%。其中，土耳其一家纺织公司斥资6.6亿美元在越南部省份同奈省设厂，为今年以来纺织行业最大项目。另外两个较大的项目为位于平阳省的服装辅料加工厂和西宁省的纺织工厂，投资额分别为2.74亿和1.61亿美元。报道认为，随着越南参与和签署自贸协定的增加，越南将迎来新一轮纺织行业外资潮。（撰稿人：王金永）文章来源：《越南投资评论》

10. 挪威主权投资基金继续看好中国经济

金融时报网站报道，世界上最大的主权投资基金-挪威国家石油基金近日表示，继续保持对中国的投资力度，看好中国未来的经济走势。挪威国家石油基金总额约8700亿美元，投资额占全球股份市值的1%，一直以来保持对中国的投资热度，从而平衡基金旗下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的投资组合。2015年第二季度该基金的收益率为负0.9%，这也是三年来首次收益率为负值，其中债券损失约2.2%，股票损失0.2%，但在中国股票市场上获得高达9.2%的正收益。石油基金副总经理表示，观察一个经济体的表现应该从长远的角度出发，而不是仅仅关注某一阶段、某一天的股票走势，中国正处在逐步向外国投资者开放的阶段，在外汇、债券和股票市场出现这种动荡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挪威国家石油基金在中国的投资约占总投资额的3.2%，近期获得中国政府的批准在A股市场的投资配额从15亿美元提高到25亿美元。文章来源：驻比利时卢森堡经商参处

11 德国五大优势产业简介

德国是当今世界第四、欧洲第一经济大国。在欧债危机背景下，德国经济表现相对突出，继续保持增长，被称为欧债危机的“救世主”。德国经济之所以能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关键在于德国坚持发展实体经济和生产性服务业，并能与时俱进，不断创新，走专业化、技术型道路，牢牢守住全球产业链中的高端，树立“德国制造”这块象征优质、高效和创新的金字招牌，保持产品的竞争力。德制造业门类齐全，汽车、机械制造、化工医药和电子电气是德传统四大支柱产业。新能源和环保技术也是德国的优势产业。

一、汽车和汽车配件工业

德国是世界上汽车制造强国，奔驰、宝马老少咸知，大众、奥迪、保时捷有口皆碑。德国高档汽车全球市场占有率超过70%。说起德国汽车，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安全、舒适、节能、环保、美观、耐用。2013年德国汽车制造业销售额3617亿欧元，其中国外销售额2346亿欧元；轿车产量1408万辆，商用车27万辆。

德国汽车工业之所以能以较多的优势领先于其他产业，长期保持德国第一产业地位，展现超群的实力和强劲的发展势头，其发展特点值得关注。首先，德国汽车生产企业高度重视研发，不断提高核心竞争力。仅2013年，德国汽车工业研发投入就高达182.7亿欧元，与2012年相比增长5.2%。德国工业领域28%的研发人员从事汽车研发，而汽车工业九分之一的员工供职于研发部门。德国汽车工业平均每十天就有一项专利产生，每年获得的专利3650项，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冠军。所有这些都确保了德国汽车工业在全球的技术领先优势，凸现了德国汽车工业在德国经济中的核心地位。

德国主要汽车制造商有大众汽车、戴姆勒、宝马、奥迪、保时捷、欧宝和曼（商用车）等整车企业和博世、大陆、采埃孚（ZF）、蒂森·克虏伯、西门子VDO等汽配企业。

中国已成为德国汽车工业的重要合作伙伴和销售市场。德国宝马、奔驰、大众等公司均在中国建有合资企业。博世也在中国设有企业和研发中心。自2009年以来中国是大众公司最大汽车销售市场，大众汽车2013年在华销量突破300万辆，达327万辆，增长16.2%。其旗下品牌奥迪在华销量增长21.2%，达49.2万辆。从2009年至2013年，德国轿车在华销量从160万辆增至370万辆，翻了一番多。而中国汽车市场同期只增长了74%。德国汽车在中国市场所占份额也由2009年的15.1%增加至2013年的20.5%。2014年第一季度，德国轿车在华销量增长了17%，所占份额上升至21.8%。

2012、2013年德国汽车工业总体情况

基本情况

2012

2013

同比（%）

营业额（亿欧元）

3569.73

3617.67

1.3

-其中国内（不含增值税）

1282.38

1271.47

-0.9

-其中国外

2287.35

2346.19

2.6

就业人数（年均，人）

742199

756021

1.9

研发投入（亿欧元）

173.61

182.70

5.2

资料来源：德国汽车工业协会

二、机械设备制造

机械设备制造业是德国就业人数最多的行业。根据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业联合会（VDMA）提供的数据，2013年有98.6万人在该行业6000多家企业从业。该行业以中型企业为主，87%的企业员工人数不足250人。2013年机械制造业销售额2058亿欧元，下降0.5%。过去两年，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业基本情况如下：

明细项

2012

2013

营业额（亿欧元）

2069

2058

总产值（亿欧元）

1944

1943

出口额（亿欧元）

1494

1490

进口额（亿欧元）

562

558

设备开工率（%）

84.6

84.8

投资规模（亿欧元）

61

62

投资比（%）

2.9

3.0

研发投入（亿欧元）

52

53

德机械设备制造业是典型的出口导向型产业，是世界第一大机械设备出口国，75%的机械设备产品销往国外。2013年德国机械设备出口额达1490亿欧元，约占世界机械设备出口总额的15.9%，出口盈余930亿欧元。在机械设备业32个产品领域中，德国产品在16个领域为世界出口第一，包括驱动技术机械、材料处理机械、农业机械、食品及包装机械、压缩气压及真空技术机械、精密仪器、加工机械、液压泵、液压设备、塑料及橡胶机械、印刷机械及造纸技术设备、纺织机械、测量机械、工业炉和冶金设备、木材加工机械、建筑机械及清洁机械设备。另外在民用航空技术设备、阀门及管件、机床、电力消防器材和设备等5个领域据世界出口第二。

德国知名的机械设备制造企业有蒂森克虏伯、西马克、海德堡印刷、海瑞克、福伊特、普茨迈斯特、通快等。

三、化工制药业

德国是世界最大的化工产品出口国，是欧洲首选的化工投资地区，拥有完善的基础设施、研究机构和高素质劳动力。根据德国化学工业协会数据，2013年德国化工制药业销售额1887亿欧元，增长1.1%。其中国内销售总额750亿欧元，增长1.4%；国外销售总额1137亿欧元，增长0.8%。全行业从业人员43.7万人，受高等教育程度很高。58所大学的化工系、24所大学的应用科学系及68所非大学化工研究机构提供化学研究，使德国化工制药业多年来保持研发优势。据德联邦统计局数字，2013年德化工医药产品出口1054.7亿欧元，增长0.8%。

德国也是欧洲化学制品和合成材料的消费市场。欧洲化学品年均消费6740亿欧元，其中德国占1050亿欧元；欧洲合成塑料年均消费4520万吨，德国消费量占24%。德国原料生产商处于欧洲领先地位，拥有数十年的专业经验，是产品高质量的保障。知名的德国化工制药企业有巴斯夫、拜耳、朗盛、汉高、赢创、默克、勃林格殷格翰等。德国的一批中小企业也和那些跨国公司一样积极开展工业生物技术领域的业务，尤其是从可再生材料中获取化学制品方面。中国企业可以通过在研发领域的战略合作或引入新产品迅速进入欧洲市场。

四、电子电气工业

德国拥有世界技术领先的电子电气工业。德国电子电气行业总会（ZVEI）年度报告显示，2013年该行业年产值1368亿欧元，下降4.0%，销售额达1666亿欧元，萎缩2.1%。其中出口额达1582亿欧元，下降1.0%，进口额为1350亿欧元，减少1.6%。订单量与2010年相比增长2.6%，从业人数83.89万人，减少0.3%。

德国电子电气工业每年技术革新支出150亿欧元，占该行业营业额的10%，其中研发投入120亿欧元，约占德国工业总研发投入的五分之一。德国制造的电子元件一半以上用于出口，出口的80%以上进入欧盟国家。

据德国电子电气行业总会数据，2013年，行业出口总额1583亿欧元，下降1%；前5大出口目的国分别是美国、中国、法国、英国，奥地利，出口额分别为132亿、131亿、115亿、84亿和76亿欧元。对中国出口增长最快，增幅达9.2%。

德国电子元件主要产品包括：半导体（集成电路、高保真分立元件）、电阻器、电容器、缩合器、感应器、无源及混合微电路、电子机械元件（连接器、开关）和印刷/混合电路板等。

德国电子元件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德国汽车业的发展。汽车电子行业是德国电子元件的最大消费者，通信领域、电子数据处理和工业电子也是其主要用户，分别占20%左右的销售份额。未来德国电子元件市场的发展主要依赖汽车业的发展及工业电子领域的发展。

知名的德国电子电气行业龙头企业有西门子、英飞凌、博世、捷德（Giesecke & Devrient）、库卡(KUKA)等。

五、可再生能源产业

德国不仅把发展可再生能源作为确保能源安全、能源多元化供应和替代能源的重要战略选择，而且也视之为减少碳排放和节约化石类燃料引起的环境问题的重要措施。德国在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水力发电等开发利用方面居世界领先水平。从2000年到2010年，德国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比重从5%上升到18%。2013年，德国燃煤、燃气等火电比重为61.2%；核能比重15.4%，可再生能源比重已达25.3%。德国现政府的目标是到202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比重至少达到35%。而德国可再生能源协会认为，到2020年德国可再生能源发电可保证全国约一半的电力需求。德国决定在2022年前关闭所有17座核电站，进而大幅推动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为保持和拓展该领域的强势地位，德国政府在2013年前斥资120亿欧元用于支持技术革新，其中大部分资金用在可再生能源开发、可再生原材料生产和能效提高方面。

根据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可再生能源2013年度报告，可再生能源在能源替换、节能、减排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明    细    项

2012

2013

同比（%）

可再生能源总发电量（GWh）

143463

150878

5.2

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发电总量百分比（%）

23.6

25.3

7.2

水能发电量占可再生能源总发电量百分比（%）

3.6

3.5

-2.8

风能发电量占可再生能源总发电量百分比（%）

8.3

8.7

4.8

光伏发电量占可再生能源总发电量百分比（%）

4.3

5.2

20.9

固体生物燃料占可再生能源总发电量百分比（%）

2.0

2.1

5.0

液体生物燃料占可再生能源总发电量百分比（%）

0.1

0.1

0

生物气体发电量占可再生能源总发电量百分比（%）

4.2

4.6

9.5

沼气发电量占可再生能源总发电量百分比（%）

0.2

0.2

0

垃圾填埋气发电量占可再生能源总发电量百分比（%）

0.1

0.1

0

垃圾生物质能发电量占可再生能源总发电量百分比（%）

0.8

0.9

12.5

根据德国贸易与投资署发布的行业报告，可再生能源领域各分支行业情况如下：

（一）生物质能

生物质能是德国迄今最重要的通用可再生能源，可分为固体、液体和气体形式用于生产热能和电能。2013年德国三分之二的可再生能源的终端供应是以生物质能的方式获取的。行业目标是，至2030年电力的18%、热能的15%通过生物质能获取。

（二）提高能效技术

德国在提高能效领域居世界领先水平，尤其在能源储存和燃料电池技术方面首屈一指，是欧洲最大的提高能效技术销售市场。该行业年营业额约670亿欧元，未来几年内增幅将保持两位数增长，三分之一的企业利润率超过10%，企业年均扩员15%。

（三）热电联产

德国是欧洲最大的热电联产市场。从技术和经济角度看，德国总电力需求的50%基于热电联产。德国拟利用热电联产技术使电能获取从目前的12.5%翻一番至25%。

（四）光伏产业

德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光伏市场：截至2014年7月底光伏发电装机容量共计37052MW；2013年新增装机容量3GW，同比减少60%。预计2020年，德国光伏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70GW，满足全德电力需要的10%。据慕尼黑工大和西门子公司测算，仅房屋屋顶太阳能电池板一项，发电潜能就达到161GW。

（五）太阳热能

德国是欧洲最大的太阳热能市场，并在全球处于领先水平。2012年德国太阳热能总装机容量11.5GWth，新装机805MWth，同比下降9%。该行业所创造的营业额31亿欧元，总就业人数2万人。

（六）环保技术（循环经济和污水处理）

德国在环保方面推行完善的环保政策，制定了严格环保法律，拥有良好的环保传统和高素质的优秀人才和高端研发能力。该领域2013年营业额为374.84亿欧元；德国在循环技术方面在全球市场份额达到24%（物质分离设备甚至占到64%），在污水处理技术方面占全球市场份额为19%，循环技术（18%）和污水处理技术（19%）出口方面为世界第一；该行业总就业人数超过15.7万人；在研发和专利方面同样处于世界先进水平。

（七） 风能

德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风能产业，在研发方面业投入不菲。2012年德国风能总装机容量为282GW,风能电力设备超过20万架，年发电量580TWh，占全德发电总量的3%左右。2012年该行业就业人数约11.8万，预计至2030年该行业就业人数将超过16.5万。文章来源：驻德国经商参处

（编辑：虞雪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