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贸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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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奥巴马推动TPP遭遇党内阻力

　　分管贸易政策的共和党头号人物呼吁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加倍努力，争取更多民主党议员支持一项关键贸易法案。预计美国国会即将举行的投票将出现势不两立的局面。

“我们还需要跑过很多雨滴并保证不被雨水溅着，”掌握实权的参议院财政委员会(Senate Finance Committee)的主席奥林•哈奇(Orrin Hatch)对英国《金融时报》表示。

这名犹他州共和党参议员上月与人联合发起一项法案，该法案将授予奥巴马“快车道”权限，使其能够与日本和另外10个太平洋周边经济体达成《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简称TPP）。

覆盖全球经济40%的TPP若成功达成，将是20年来世界达成的最大贸易协定。

授予总统“贸易促进权”的法案，预计最早将在本周提交参议院表决，并在5月底之前提交众议院。

该法案面临着许多民主党人的强烈反对，他们承受着来自工会的强大压力，要求其抵制奥巴马的贸易议程。但是，控制着国会两院的共和党方面坚称，他们需要民主党议员的支持，才能抵消某些茶党派系共和党人的叛变，这些人反对在任何事项上配合奥巴马。

哈奇表示，他和同为共和党人的众议院筹款委员会(House Ways and Means Committee)主席保罗•瑞安(Paul Ryan)在说服某些茶党派系共和党议员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他还称赞奥巴马在最近几周更有力地回应党内的批评者。

但哈奇表示，总统和他的共和党盟友仍然面临一场艰苦的较量。

“这是总统做得对的一件事，你会认为民主党议员会帮助他取得这个大胜利，”这名共和党参议员表示。“这将是他在整整八年总统任期中最重要的胜利。”

“当我们拿出这项法案时，（民主党对手）将在参议院里扔炸弹，”他表示。“（总统）必须花点功夫，争取更多民主党人支持该法案。”

“快车道”授权要求美国国会就贸易协定举行简单的批准或是否决投票，而不是寻求通过修改来重启谈判。它已被日本、新西兰等国家列为完成TPP谈判的先决条件。

奥巴马政府希望在夏天之前完成TPP谈判，并在今年底之前（以及2016年总统大选的政治角力升温之前）将这份12国之间的贸易协定本身提交国会批准。奥巴马最近几周在公开和私下场合都加大了游说民主党人的力度。上周四，他和近30名亲商的民主党众议员汇聚一堂，举行了其中一名众议员所称的“有关贸易和贸易政治的高年级研究生研讨会”。

不过，弗吉尼亚州民主党众议员格里•康诺利(Gerry Connolly)表示，在最好的情况下，435个席位的众议院里也只会有50至60名民主党众议员可能支持给予总统快车道授权。

　　2. 分析：安倍演讲暴露日美同盟瓶颈

就外国领导人发表的演讲而言，安倍晋三(Shinzo Abe)的演讲不那么富有煽动力。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一段话赢得的欢呼，就比安倍整篇演讲赢得的欢呼还多。但这位日本首相的议程有着更高的成功几率。他的演讲——这是日本领导人首次对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发表演讲——有两个明确目标。首先是高度评价美国在军事上重新向亚洲倾斜的战略。其次是提高《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简称TPP）达成的机会。从安倍演讲的内容看，他在军事方面取得了更多进展。他对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的重返亚洲战略给予了亚洲各国领导人中最有力的肯定。

虽然安倍只字未提“中国”或者“遏制”，但是加强美日同盟以抗衡正在崛起的中国是他在字里行间的主题。他在如何实现这一点的军事细节问题上具体得多。不过，一些满腹狐疑、期待从日本那里得到消除针对美国牛肉、大米或汽车的贸易壁垒的具体承诺的美国议员肯定会失望。除了他和奥巴马周二在白宫举行的记者会上做出的含糊承诺外，安倍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此前有人希望，安倍访美之行将推动TPP谈判迈向敲定时刻。他的演讲只会加剧外界的一种担忧，即我们仍在等待TPP谈判取得突破。安倍就TPP发表的最值得一提的言论是他含蓄提到中国，他表示，这个12国之间的协定应当构建一个“不受任何国家武断意图支配”的市场。

相比美国的产品和服务，安倍在谈到需要更多美国的军事装备时要直接得多。他在这方面继承了几位前任的传统。然而他的叙述带有浓厚得多的穷兵黩武色彩。他表示，日本将“身先士卒、坚持到最后并且全程”支持美国在军事上重返亚洲。他详细介绍了他淡化美国确定框架的日本和平宪法的努力，目的是让日本自卫队扮演更加高调的角色。日本将打造新的“可信威慑”，使其能够在该地区与美军展开更全面合作。日本将向关岛美军基地的升级改造提供更多资金（超过20亿美元）。东京方面还在深化与印度和澳大利亚的军事关系，这两个国家是抵御中国蚕食式扩张主义的两大壁垒。他还阐述了他对“亚洲水域现状”的原则，这是对中国在南中国海活跃行为的回应。

在美国人听来，安倍像是一个坚强的盟友，在太平洋战争结束70周年前夕对日本的军国主义历史颇有悔意。他以强烈的语气（尽管并非没有先例）提到日方对在巴丹(Bataan)、科雷希多(Corregidor)和珊瑚海(Coral Sea)死去的美国人深表遗憾。但是，安倍对亚洲邻国没有作出新的表态。在日本在二战期间对待“慰安妇”的问题上，他没有在以往道歉的基础上进一步表态，也没有保证他将逆转日本教科书内容的历史修正主义趋势。就此而言，安倍的讲话令人失望。这也暴露了安倍对奥巴马重返亚洲战略的支持的局限性。美国的重新部署有赖于美日同盟。然而，它也受到这个同盟的限制。在日本被包括中国在内的邻国接受为一个完全忏悔的国家之前，安倍作为美国盟友的功用将是一把双刃剑。

　　3. 谷歌身陷政治风暴

谷歌(Google)经常位列学生希望为之工作的公司榜首。上周在参观了谷歌位于硅谷(Silicon Valley)的园区之后，我知道了这其中的原因。天空蔚蓝，温度适宜。一群谷歌员工打着排球，有人在外面的停车场上展示着谷歌无人驾驶汽车的样车。

在享受所有乐趣的同时，谷歌已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五家公司之一。市值最高的苹果(Apple)距谷歌大概20分钟的车程。另一个巨头Facebook，位于附近的一个郊区。

不过，硅谷的田园生活正日益被异域刮来的政治风暴所搅乱。全世界的学生可能都渴望为谷歌工作。但是，全世界的政治人士似乎都希望迫使该公司就范。

本月，位于布鲁塞尔的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宣布，将起诉谷歌违反竞争法。起诉可能会致使该公司面临两种选择：巨额罚款或以高昂代价修改其商业模式。

欧洲并非唯一一个给谷歌制造麻烦的地方。多数西方跨国公司都把中国市场视为自己未来发展的关键。但是，谷歌，还有Facebook和Twitter，实际上均被中国阻断网络入口的“长城防火墙”(Great Firewall)拒之门外。

与此同时，自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揭露美国政府监视互联网的程度以来，硅谷与奥巴马当局的紧密关系已经紧张了许多。

斯诺登事件似乎鼓舞了那些认为硅谷有种邪恶力量的人。法国批评人士想到了一个首字母缩写词——“Gafa”（谷歌、苹果、Facebook以及亚马逊(Amazon)）来概括美国的邪恶互联网帝国。正如这个词所暗示的那样，谷歌常常首当其冲。当英国政府决定打击跨国公司涉嫌的逃税行为，并将新措施戏称为“谷歌税”时，谷歌的高管都震惊了。

一种说法是，只是由于谷歌是硅谷最无处不在的名字，因此它吸引了格外关注。（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买得起iPhone，但是谷歌对所有网民都是免费的）。另一种观点是，谷歌业务的广度意味着它让世界各地、各领域的现有公司都感到心烦——无论是被谷歌新闻(Google News)惹火的报纸；受到YouTube（归谷歌所有）威胁的媒体公司；憎恨谷歌图书(Google books)的出版商；还是在大街上看到无人驾驶汽车、担心甚至汽车行业也难逃硅谷魔掌的汽车制造商。

一些欧洲政治人士明确表示了自己的担忧——美国互联网巨头的成功对欧洲形成了直接威胁。去年，德国副总理西格马尔•加布里尔(Sigmar Gabriel)曾公开表示了担忧，称“这个（数字化）基础设施将受控于美国少数互联网康采恩，它们可能会主导21世纪的经济生活。”

对谷歌批评最猛烈的企业是德国出版集团斯普林格集团(Axel Springer)。该集团在柏林和布鲁塞尔都有着强大的话语权，在让-克洛德•容克(Jean-Claude Juncker)竞选欧盟委员会主席时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支持。

美国总统奥巴马似乎接受了美国互联网企业是欧洲保护主义的受害者这一观点，最近他指出——“我们（美国）拥有互联网。我们的企业，以他们（欧洲）无法媲美的方式，创造、扩大并完善了互联网。”奥巴马没补充的是，美国政府本身也做过许多有损硅谷的事。斯诺登事件让人们产生了一个坚定的想法——任何互联网搜索、电子邮件或者帖子均是受监控的，要么受政府监控，要么受谷歌和Facebook之类的公司监控。

谷歌及其他互联网巨头均极力否认曾向政府提供进入其数据库秘密后门的钥匙。事实上，它们抱怨称，自己也是监视的受害者。为了重新得到消费者的信任，硅谷公司正在强调它们新的加密技术以及隐私保护措施。但是，伤害已经形成。人们对政府监视的担忧，与对谷歌等公司将数据用于商业的焦虑，交织在一起。这反过来又推动了人们对互联网监管的渴望。

围绕此事的所有政治热度，貌似都以令人不快的意外出现在谷歌面前，而这家公司似乎真的相信自己一直遵循着其创始人的格言——“不作恶”(Don’t be evil)。不过，真正令人意外的是这种政治对抗并未在更早的时候到来。谷歌宣称自己的使命是“组织全世界的信息”。但是，常言道，“信息就是力量”。而权力一直都是政治人士的地盘。

有人认为，最好应该让“选举出来的政治人士”，而不是商界人士，来对信息和数据流作出决定。但是，事实上，最渴望与谷歌较量的政治人物中，有些并不是选举产生的，比如中国政府以及欧盟委员会。虽然没有人给硅谷的工程师和企业家投票，但是超过10亿的消费者已经以点击谷歌产品的方式用手指为他们投了票。这是多数政客只能幻想得到的信

　　4. 股票回购让高管成为股价奴隶

美国政坛的观察家抱怨美国政界缺乏领导力。美国商界也同样如此。就如政治人士过分关注民意调查结果，企业的首席执行官们已变成了股价的奴隶。维持当前美国牛市的一个关键要素是股票回购。利润率正在下滑。投资机会显然不足。剩下的只有缩减股票的数量了。美国的股票回购热潮或许不是一场资本主义危机。但这股热潮是一个警告信号。当企业把筹码押注在金融工程上的时候，它们就像是在与未来对赌。

今年美国的股票回购量将首次超过1万亿美元。如果这股热潮只局限于一两个行业，比如大型石油企业和成熟的制药企业，那还不会这么令人忧虑。但实际情况远非如此。从苹果(Apple)到百事可乐(Pepsi)，各行各业的首席执行官都对维权投资者提心吊胆。同样，如果这只是一个周期性趋势，这种现象也不会那么让人不安。但30多年来股票回购占利润的比例一直在上升。去年，标普500指数成分股公司将营业利润的95%用于回购股票或者派发股息。根据1月以后的动向，2015年股票回购量将超过利润的100%。

理论上，企业应该通过股票市场募集资金，投资于未来的增长。然而现在发生的情况恰好相反。根据彭博(Bloomberg)的数据，去年的股票回购量为5500亿美元，而进入市场的新资金仅有850亿美元，大部分投入共同基金和交易所交易基金(ETF)。2015年，这一趋势大幅加剧。不仅股票回购量激增（2月份的股票回购量达到了创纪录的1040亿美元），而且投资者实际上在将资金从股市中撤出。

一些明智的投资者，如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主张股票回购是企业处理闲置资金的理智方式。在IBM的利润率一直下滑、努力寻找新商业模式的时期，巴菲特利用其握有的IBM股份大赚一笔。像许多陷入困境的巨头那样，IBM通过回购股票来讨好股东。据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的一篇论文，从2004年到2013年，IBM斥资1160亿美元用于股票回购，占其利润的92%。

最近宣布将出售旗下非工业业务的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无疑也将买到一些商誉。 通用电气出售资产的意义在于集中精力搞好核心工业业务，然而其变卖资产的所得将首先为一笔500亿美元的股票回购提供资金。

就具体的公司而言，巴菲特的主张不无道理。但是，全球最大资产管理公司、旗下管理着4.65万亿美元投资组合的贝莱德(BlackRock)掌门人拉里•芬克(Larry Fink)有一个更好的观点。在本月写给标普500指数成分股公司首席执行官的一封信里，他指责美国的商界领袖吃掉自己的“种粮”。

芬克表示，这些首席执行官过于注重短期效益的行为是以未来为代价的。“越来越多的企业领袖做出的回应是采取能给股东带来立竿见影回报的行动……同时他们对创新、高技能员工或者维持长期增长所不可或缺的资本支出投资不足，”他在信中写道。

当然，大多数首席执行官都不会在职位上迎来承受骂名的那一天。与此同时，他们以整个社会为代价趁机大捞一把。首席执行官的薪酬中，至多90%来自股票关联收入。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极为宽松的监管下，企业可通过精心安排股票回购的时机，来决定何时和以多大幅度提高高管的奖酬。

在有效市场理论家的圈子里，股东价值最大化(maximising shareholder value, MSV)仍是至高无上的原则。但在实践中，“MSV”不如说代表着“社会价值最小化”。股票回购热潮的兴起与裁员“瘦身”的繁忙同时出现，这并非偶然。如果你现在就能提高企业的盈利，何必投资于员工的技能呢？

有一个想法很诱人：一旦美联储(Fed)上调利率，股票回购潮就会停止。大部分股票回购的资金来源是企业以极低利率发行的企业债券。一旦美国国债收益率再次上升，企业用借款进行股票回购的成本就会变得高昂。但相反的情况也同样有可能发生。

零利率的意义在于帮助美国经济实现通货再膨胀。在去年量化宽松结束前，利润率已开始下滑。此后，美元走强冲击了占标普500成分股公司收入约三分之一的海外销售。利率周期的逆转可能进一步推高美元，从而进一步挤压美国企业的利润率。

到那个时候，通用电气和IBM这样的公司会做些什么？在理想情况下，它们将挺过风暴，专注于未来增长。在现实世界里，它们将面对达到盈利目标的更大压力。芬克主张，“企业领袖的注意义务和忠诚不是对在某个时刻握有公司股票的交易者，而是对公司及其长期所有者”。

如果美国商界老总们能听取这个意见，美国经济的未来看上去会更加光明。

　　5. 麦当劳中国供应商被处创纪录环保罚单

麦当劳(McDonald’s)的品牌在中国进一步受损。麦当劳一家供应商因违反污水管理规定被处以了一笔最大的环保罚款。

北京辛普劳食品加工有限公司(Beijing Simplot)是美国辛普劳(J.R. Simplot)在中国成立的一家合资企业，向麦当劳中国供应炸薯条和炸薯饼。中国是麦当劳最大的全球市场之一。

这起最新丑闻关涉的不是食品安全，而是环保监管。在公众对空气和水污染越发反感之际，环保监管成了中国的另一个敏感话题。

中国国有媒体报道称，这家薯条供应商将部分污水排入市政管网，不过污水已由污水处理厂进行了处理。北京辛普劳表示，其已接受处罚决定，并缴纳了北京政府部门处以的约400万元人民币（合65万美元）罚款——这是环保领域罚款金额最高的一次处罚。

　　6. 美国种族问题依然难解

　　不久之前，美国曾相信自己已经攻克了暴力犯罪这种流行病。“零容忍”和“三振出局”是美国社会上世纪90年代反复重申的信条，其结果是凶杀率下降。如今，信条已失效。在巴尔的摩，又一名手无寸铁的黑人男性在被警察局拘留期间死亡，之后爆发的骚乱正愈演愈烈。

美国有230万人在监狱，“零容忍”政策产生了全世界最大的囚犯人口。美国的监狱比威权制度下的中国还要满，而中国人口是美国的4倍多。这一政策还让上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时代取得的部分进步付之东流。数万名黑人男性因为微小的过错坐牢，而犯同样过错的白人男性受到的责罚不会比打手心重多少。美国选出了首位黑人总统也说明不了什么。一代黑人认为自己背负着烙印，他们的不满无人理会。如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1968年遇刺前所说：“暴动是不被倾听者的语言(A riot is the language of the unheard)。”

然而黑暗中的一抹亮色是，有迹象显示，美国政界已开始应对这个巨大的难题。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担任总统时曾是上世纪90年代刑罚改革的主要推动者。最近他承认，当时的做法“过头了”。在他担任总统的那个年代，任何一位政界人士如被视为“对犯罪心慈手软”，都难以承担这带来的政治后果。如今，两党都认同需要减少美国囚犯人数、给那些有过犯罪记录的人更公平的重新做人的机会。

这是一个积极的变化。美国警方的悄然军事化不仅未能让凶杀率持续下降，反而制造了一种逍遥法外的文化，导致每年有数百名手无寸铁的平民被枪杀。只有一小部分涉事者被要求承担责任。难怪，从密苏里州的弗格森到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很多地方的人们与本应保护他们的警察产生隔阂。难怪，许多黑人男性觉得自己被排除在社会给予其他人的机会之外。问题是：该怎么办？

最重要的是承认挑战的复杂性。继去年夏天18岁、手无寸铁的迈克尔•布朗(Michael Brown)在弗格森遭枪杀后，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成立了“21世纪警务工作特别小组”(Task Force on 21st Century Policing)。这个小组的建议值得称赞，但缺乏实际价值。它的报告聚焦于如何重建警察和社区之间的信任。一些其他团体则认为应强制警察巡逻时佩戴随身摄像机。

更令人鼓舞的是全面改革美国刑罚制度的建议。美国的毒品法实际上起了反作用。在美国的部分地区，白人青年现在可以合法吸食大麻，而在其他地区，黑人青年仅仅拥有大麻就会面临终身监禁。美国半数州所采取的“三振出局法”也是如此。有关强制判决的一些数据清楚显示它存在种族偏见，因此必须终结。非暴力罪犯也应能清除他们的犯罪记录。好在这里也有希望的曙光。极端保守的科赫(Koch)兄弟最近加入了“禁止查问”(ban the box)运动，该运动倡导雇主不询问求职者的犯罪记录，直到进入后期的面试程序。

再就是领导人的问题。出于可理解的原因，奥巴马对美国黑人青年的异化程度一直保持沉默。但现在他已经没什么好损失的。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美国富有感召力的领导人将一代可能会走向激进主义的年轻人引向更具建设性的抗议。现在能办到这一点的人只有奥巴马。在历任美国总统中，他最不该留下让种族冲突继续发酵的政治遗产。

　　7. 纳斯达克推出能源期货市场优惠政策

纳斯达克(Nasdaq)计划推出一段较长的手续费减免期，以招徕交易员进入其新设的能源市场，此举对两家目前占据主导地位的石油和天然气期货交易所发起有力挑战。

新设立的纳斯达克期货交易所计划在今年年中开始推出28种能源合约，目的是推动业务多元化，使其超出股票交易的范畴。纳斯达克首席执行官鲍勃•格雷菲尔德(Robert Greifeld)表示，能源市场目前是一个被芝加哥商品交易所集团(CME Group)和洲际交易所（Intercontinental Exchange, 简称：ICE）控制的“垄断市场”。

“在最初的9个月，该交易所不会计算任何市场参与者的能源产品交易费，”纳斯达克在一份监管申报文件中表示。该申报文件还表示，总部位于芝加哥、负责结算交易的期权清算公司(Options Clearing Corporation)也将暂停收取结算费用9个月。

据美国期货业协会(Futures Industry Association)的数据，去年全球共交易11.6亿份能源期货和期权合约。CME和ICE去年共产生了大约12亿美元的能源收入。

纳斯达克的举措突显了从老牌期货交易所抢夺市场份额的难度。交易员们倾向于涌入最具深度的市场，因为他们在那里可以在不影响价格的情况下进出市场。CME和ICE还要求在各自交易所执行的合约在其自营的结算公司处理，这抑制了在交易所之间的迁移。

CME和ICE已经深陷一场能源市场之争，两者推出实际上相同的合约，如布伦特原油(Brent crude)、Henry Hub天然气和汽油。投资机构Sandler O'Neill & Partners分析师理查德•雷佩托(Richard Repetto)谈到纳斯达克的新期货交易所时说：“它面临着一场艰苦的战斗。在期货市场竞争最激烈的产品线之一，目前已经有两个强大的老牌对手。”

一名CME高管上周告诉分析师称，他对来自纳斯达克的威胁绝对感到“强烈担忧”。但是，CME大宗商品和期权产品全球主管德里克•萨曼(Derek Samman)补充称，纳斯达克正进入一个“已经拥有两个非常强劲、具有竞争力、活力十足的市场参与者的”领域。ICE拒绝置评。

另一份监管申报文件显示，纳斯达克还将向承诺买入和卖出能源期货达到一定量以上的造市商支付津贴。交易所通常会利用激励措施（比如基于交易量的回扣）来吸引市场参与者。

能源期货为交易所带来的收费收入往往高于那些追踪利率和股票指数的金融期货。过去一年油价崩盘也促使航空公司、能源公司及对冲基金进行补仓。上个月，ICE布伦特原油合约的未平仓合约超过200万份。

当纳斯达克于3月宣布其能源期货市场时，该交易所CEO格赖费尔德称，他将为交易员削减一半的费用。包括高盛(Goldman Sachs)和Virtu Financial在内的十多家经纪商、自营交易公司及实物大宗商品交易商已签约加入该交易所。格赖费尔德曾在3月称：“我们相信垄断是违背竞争力的自然秩序的。”

　　8. 纽约路况如此差

　　很多从欧洲来的朋友到曼哈顿看过我。多数情况下，他们会为他们所见到的情景兴奋不已：春天的纽约生机勃勃，阳光灿烂，树木萌芽，空气中散发着令人飘飘然的乐观情绪。但当客人们在这个城市穿行时，他们经常会问：路况怎么这么糟糕？根据纽约市交通局(New York City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的数据，单单从2014年12月至今年3月，纽约市就填补了多达16万处坑洞（去年近50万处坑洞得到修补）。

尽管那么多路面重铺了沥青，但道路上仍残留着如此多坑洞和裂缝，以至于在纽约驾车感觉像是在发展中国家探险。汽车不断上下颠簸，或是为了躲避空洞和橙色锥形路障而突然急转弯。

那么，或许下面这个消息就一点不奇怪了：美国全国交通研究机构Trip最近宣布，在纽约州，只有20%的道路状况良好（27%的桥梁“从功能上已废弃”，这个数字是惊人的）。这只是纽约生活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吗？很多居民似乎这么认为。他们指出，这里的冬天往往天气恶劣，去年冬天的天气尤为糟糕。

在气温处于零下时，柏油路面往往会开裂，尤其是在每天车流量巨大的情况下。在理想的世界里，这些裂缝会在变成坑洞之前得到修补，多数其他寒冷城市都是这么做的。但在纽约，市政府资金匮乏，而且在路面被积雪覆盖的情况下这些坑洞更难修补。纽约试图通过另外增派50个工作队来解决这个问题，因此，橙色锥形路障到处都是，阻碍着城市交通。

这个问题反映出的远远不只是恶劣天气或资金匮乏：美国几乎所有基础设施的管理都存在问题。哈佛大学商学院(Harvard Business School)教授罗莎贝丝•莫斯•坎特(Rosabeth Moss Kanter)就这个问题召开了多次研讨会，她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在其著作《动起来——让美国的基础设施重回世界第一》(Move - Putting America’s Infrastructure Back in the Lead)中公布讨论结果。本书提供了一副令人警醒的画面。坎特表示，目前，美国有24.3%的桥梁存在结构缺陷；1989年至2013年，近600座桥梁出现故障。与此同时，道路拥堵严重，美国普通通勤者每年会在交通堵塞上浪费38个小时；航班延误或取消每年造成的损失达到300亿至400亿美元。

“这个曾经充满机会的国度似乎正变成延误之国，”她写道，“交通延误、旅行延误、航运延误、修缮延误、项目审批延误，导致这些延误的原因既有资金不足，又有过时的假设没有及时得到重新审查和修正。”

坎特指出，美国拥有的资金对于解决这些问题绰绰有余；资产经理正被淹没在现金流之中，他们希望投资。美国还拥有大量技术专业知识和创业热情，因此那些无人驾驶汽车以及其他创新源源不断地从硅谷问世。从微观的角度来看，俄勒冈等州正提出计划，将提高交通基础设施的效率。

坎特表示，真正的问题在于，公众对于政府（或者协作力量）如此缺乏信心，以至于很难让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一道致力于拿出任何积极主动的基础设施解决方案，或者去解决道路维护等单调乏味的问题。她总结道：“美国更擅长创业，而非需要公众领导力促成共识的联合行动。”

或许，未来几年将出现变化。一些接近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的人士正敦促她将基础设施列为她竞选活动的一项核心政策。此外，美国前财政部部长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等其他人正在为新的基础设施改善计划造势。共和党中的一部分人也关注起这个问题，特别是因为商界领袖正愈发对这个问题感到担忧。

与此同时，橙色锥形路障（以及那些坑洞）可能会继续在曼哈顿的街道各处冒出来。在这个全球富人最集中的城市之一，这种情况很不寻常。这也冷静地提醒人们，单凭疯狂的创新不可能缔造一个国家。有时一点点的基础维护（对坑洞和其他等等的维护）甚至更为重要。

　　9. 苹果或因税务调查面临高额罚款

苹果(Apple)对投资者发出警告：由于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正对其与爱尔兰之间的税务协议展开调查，公司可能被处以“重大”罚款——这是苹果首次披露该调查的潜在后果。

根据美国的证券法规，所谓重大事宜（material event）通常是会涉及一家公司过去3年平均税前利润的5%。据英国《金融时报》计算，对于今年1月在录得美国公司中最高季度盈利的苹果而言，罚款额可能高于25亿美元。

周二，苹果在提交至美国证交会(SEC)的10-Q监管文件中发出了上述警告。一天之前，苹果公告称今年一季度营收达580亿美元，净利润达136亿美元。

如果查实1991年至2007年苹果与爱尔兰达成的税收协议违法，则欧盟有权命令爱尔兰收回给予苹果的10年税收减免额。

爱尔兰政府和苹果一直坚持称，不存在任何不当行为，并拒绝就罚款金额发表评论。然而，一些欧盟官员表示，欧盟裁定的处罚金额将轻松超过10亿欧元，将创下政府支持调查的罚款新纪录。

苹果在文件中表示：“如果欧盟委员会做出不利于爱尔兰的裁定，那么可能要求苹果公司补缴最多10年的税款（因为国家补助被认为无效），这个金额可能是巨大的。”

爱尔兰对自己的国家税收政策进行了辩护，并表示，倘若欧盟委员会的裁定不利于自己，就将立即向欧洲法院(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提起上诉。

　　10.普京指责美国援助车臣武装分子

　　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指责美国直接支持俄罗斯北高加索地区分离主义武装分子，后者曾与俄罗斯军队打过一场血腥的战争。

昨晚俄罗斯官方电视台播出一部两小时的纪录片，普京在片中发表了上述言论，似乎意在证明他在乌克兰采取的行动有理，同时强调他的信念，即西方企图削弱俄罗斯。

这部名为《总统》(The President)的纪录片盘点了这名俄罗斯领导人执政15年来的历程。普京在片中说道：“我们的情报机构记录了北高加索武装分子和美军特种部队在阿塞拜疆境内的直接接触。”

普京表示，通过窃听电话发现的这些接触发生在21世纪初，从这些接触看，美国在运输等事务上向武装分子提供过帮助。

普京发出针对美国的这番指控之前，莫斯科方面因为在2014年3月吞并克里米亚并插手乌克兰东部事务而与西方翻脸。

就在上周，美国警告称，俄罗斯在乌克兰的顿巴斯地区重新展开军事行动，而克里姆林宫则对华盛顿方面将要训练乌克兰军队感到愤怒。

令普京的指控具有相关性的是，上周俄罗斯安全部队刚与车臣共和国总统拉姆赞•卡德罗夫(Ramzan Kadyrov)发生对峙。卡德罗夫曾是车臣武装组织头目，普京依靠他保持北高加索地区相对稳定。

普京在纪录片中表示，他曾经告诉美国总统，美军特种部队在支持北高加索地区的武装分子，而美国总统向他保证，他会“收拾他们”。

然而俄罗斯联邦安全局(FSB)——其前身为克格勃(KGB)——在10天内就收到了来自美国同行的一封不买账的信。普京援引这封信称：“我们与俄罗斯所有反对势力都有过——并将继续保持——联系，我们相信我们有权利这么做，未来我们还要这么做。”他将据称的美国支持列为西方国家政府与“恐怖分子”合作的一个例证。

普京说：“有些人，尤其是西方国家的特种部队，认为如果有人破坏他们在地缘政治上的主要对手——如我们现在所知，在他们的心目中这个对手一直是俄罗斯——的稳定，总体而言对他们就是有利的。结果表明事实并非如此。”

美国国务院没有回应记者的置评请求。

　　11. 沃尔玛未来三年在华新设115家门店

在许多国际对手纷纷撤出中国这一棘手市场或缩减业务规模之际，沃尔玛(Walmart)打算未来三年在中国增设115家门店，将目前门店数量提高四分之一以上。

“中国对沃尔玛而言是一个关键的战略性市场，”沃尔玛全球首席执行官董明伦(Doug McMillon)周三在北京表示，“我们的目标不是成为中国市场上最大的零售商，我们想成为最值得信赖的零售商。”

像它的国内外竞争对手一样，沃尔玛也很难在中国这个不成熟的市场赚到利润，同时它还面对中国本土新兴电子商务企业的激烈竞争，它们以在纽约上市的阿里巴巴(Alibaba)为首。

在商品造假甚至有毒现象普遍的中国市场上，沃尔玛也受到了几起食品安全丑闻的打击。

沃尔玛也收购了中国在线零售商一号店(Yihaodian)51%的股权，试图向电商领域进发。董明伦表示，沃尔玛准备把一号店跟其现有门店更好地整合到一起。

多年来，沃尔玛销往全球的大部分商品都是在中国采购的，但近来，它也开始尝试把主要精力用于向崛起的中国中产阶层出售商品。

董明伦表示，除了到2017年底增设115家新门店外，沃尔玛还将在今年投资逾3.7亿元人民币（合4770万美元），对现有门店中的50家实施改造升级。

沃尔玛高管援引尼尔森公司(Nielson)的数据称，到2014年底，沃尔玛在中国特大型超市的份额连续8个季度有所提高。

　　12. 新兴市场难以避免“长期停滞”

臃肿而自以为是的发达市场经济体，总是在全球经济领域竭尽所能地吸引眼球。当前，他们正在主导一场关于长期经济增长率明显下降的讨论，这种放缓通常被冠以“长期停滞”(secular stagnation)之名。

然而，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及其他机构所警告的，趋势增长放缓现象同样波及到了所有新兴市场——情况可能更严重。虽然原因可能有所不同，但新兴市场扭转这种不受欢迎的发展趋势的难度，却一点不比发达市场小。不仅如此，新兴市场经济放缓的不寻常模式也一定会让人们对放缓将持续多久提出疑问。

在最近一份广为流传的分析报告中，IMF称，“长期”或趋势增长率在所有发达市场均已下降，从危机前的2.25%降至未来5年间的1.6%，新兴市场国家的下降甚至更加急剧。危机爆发前的10年里，新兴市场国家总体（不只是中国）的趋势增长率曾升至7.2%，但自2008年以来已经降至6.5%，预计在未来5年将降至5.2%。

尽管有人认为，发达经济体的问题在于技术创新放缓，但那里的辩论通常只关注需求面，而非供应面的解释。美国前财长、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等悲观论者认为，长期实际利率已经降至如此水平，使货币政策无法被放宽至足以使经济恢复均衡的程度，因为很难将之放松至突破利率为零这一下限。

几乎没有人认为新兴市场也会发生同样的问题。除了捷克与以色列等少数国家，新兴市场的利率通常都有相当大的下降空间，而且无论如何，较高的趋势增长率和通胀率意味着，可以在利率不低于零的情况下更容易地实现实际利率为负。

但是，与技术进步速度减慢以及技术应用能力下降明显相关的趋势增长放缓，似乎确实是新兴市场面对的问题（有些人认为这是他们与发达经济体共有的）。

IMF认为，新兴市场长期增长放缓的模式与发达国家完全不同。后者甚至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就似乎开始萎靡不振，而新兴经济体在危机前的10年实际上都在加速，只是在危机后遇到了较强阻力。

这一结论有些令人费解之处。新兴市场自金融危机以来的疲软似乎并非源自劳动力供给或投资减少，而是由于全要素生产率（产出与所有投入的比率）下降。该比率旨在衡量经济体吸收和应用技术的能力。

很少有人会怀疑，推动新兴市场增长加速的改革，自长期繁荣在21世纪初开始以来只是零星的，并不引人注目。但看似有些奇怪的是，新兴市场整体在危机之前的几年里生产率仍然快速提高，而在危机后下降。的确，长期的周期性衰退本身就会拉低趋势增长率，因为失业和破产会带来创伤效应。而新兴市场在从危机造成的破坏中走出方面总体上表现相对较好，而且在危机之后的五、六年里增长强劲。

后危机时代生产率增长放缓也并非受投资低迷的影响，事实上部分由于新兴市场政府采取的反周期性刺激措施，投资相对于现有资本存量甚至出现了增长。从理论上讲，生产率增长放缓可能是由于世界贸易放缓，因为贸易部门通常是生产率提高的主要来源。然而，贸易增长的疲软似乎主要是由于，大型新兴市场（特别是中国）向价值链上端攀爬，以及垂直整合生产过程，而不再依赖进口组件。这似乎会使生产率提高而非下降。

没错，当一国更加接近技术边界、其经济减速从而与富裕经济体步调一致时，趋势增长就会放缓。但是新兴市场是在人均GDP水平远低于富裕经济体时，就已经开始放缓。此外，新兴市场中较贫穷的国家也会与较富裕国家一样放缓。

由于全要素生产率是出了名的难计算，很有可能趋势增长的放缓看上去比实际情况严重。不过，如果假设问题会不治而愈，那就太愚蠢了，尤其是，新兴市场未来还会出现一些不容否认的增长问题，特别是由于人口结构转变造成劳动力在人口中的比例缩小。尤其在中国，随着经济从出口和投资型向消费型转变，投资/资本比率很可能会下滑。

因此，对于新兴市场政府而言，除了继续试着对经济修修补补、促进增长之外，似乎也没什么其他选择了。对于发达经济体，在增长较低、通胀为零或负值的情况下试图进行结构性改革，如果此举引发不确定性、削弱信心和需求，那么其明智性就值得推敲了。对于仍有货币及财政政策空间来弥补此类影响的新兴市场来说，上述警告则远没那么严重。

这些问题都不是新问题。长期以来，经济学家一直担心一些在相对较低的人均GDP水平上放缓的经济体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并为提高生产率提出了各种解决办法。但如今他们有了新的紧迫感，这缘于如下情况似乎得到了证实：趋势增长的放缓是现实发生的，它一直蔓延至整个新兴市场世界，并且，它发生在全球中期产出减速之际——这简直是发达经济体最后的受关注机会。

（编辑：虞雪红2015.06.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