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杨振武在“巴中合作专题对话会”上的主旨演讲

（里约热内卢·）

尊敬的巴西瓦加斯应用经济研究所总协调人卡斯特拉尔先生、

尊敬的巴西瓦加斯应用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瓦尔斯博士、

尊敬的中国驻里约总领事先生、

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下午好！

非常感谢巴西经济研究所的盛情相邀，让我有机会与在座的朋友们进行一次交流对话。

首次踏上这片美丽丰饶的国土，我就被浓郁的巴西风情深深吸引。中国有句古话：“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中国和巴西相隔万里，但浩瀚的太平洋并未阻碍两国人民友好交往。贝利、罗纳尔多、内马尔、卡卡等球星在中国声名远扬，巴西烤肉与咖啡受到中国人喜爱，桑巴舞也拥有众多中国粉丝。这次来巴西，有当地朋友向我介绍，不少里约人每天要乘坐中国制造的“面包山”号渡轮，再换乘中国生产的地铁列车去上班；在著名的东方街，还可以品尝地道的中国菜。

中国与巴西同为发展中大国，同属金砖国家成员，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肩负着很多相似的使命。当前世界经济深度调整，复苏进程曲折艰难，新兴经济体普遍遇到经济下行压力，如何认识和应对新形势新变化，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中巴两国都要面对的现实课题。

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这是趋势性、不可逆的。听说许多巴西朋友对“新常态”很感兴趣，借此机缘，谈谈我个人对“新常态”的理解。

新常态新在哪里？简单说，是四个关键词：中高速、优结构、新动力、多挑战。

中高速，就是增速换挡。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用30多年走过了发达国家一二百年走过的现代化之路，经济连续高速增长，总量跃居全球第二。近年中国经济有所放缓，这是“中国快车”多年来高速前行的必然结果，也是客观经济规律作用的体现。面对潜在增长率下降、资源环境压力加大，中国经济“做不到”也“受不了”长期维持两位数增长，必然会换挡回落。从高速到中高速，是新常态的一个重要特征。何况，当一个经济体成长起来后，总量和基数变大，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其绝对值要比过去大很多。今年中国经济增长目标是7%左右，比去年降低了0.4个百分点，但经济增量仍将超过以往任何一年的增量，甚至相当于20年前的全年经济总量。

优结构，就是结构调整。今天的中国经济，站上了更高的发展平台，追求有质量、有效益的增长。调结构是新常态的最本质特征。目前，中国的产业结构、需求结构、收入分配结构、企业组织结构出现新的积极变化，经济结构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转型的趋势更明显。在这个过程中，先进生产力不断产生、扩张，落后生产力陆续萎缩、退出。当然，调结构会有阵痛，但经济发展总是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作为新兴经济体，就更不能只盯着一两个百分点的起落，而是要保持定力，顶住压力，持续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

新动力，就是动力转换。很长时间里，中国被称作“世界工厂”，可能在座一些朋友对“中国制造”的印象还停留在玩具、服装、小家电上。然而，随着劳动力、资源、土地等要素价格上扬，过去依靠低要素成本驱动的经济发展方式已难以为继，中国经济必须把发展动力切换到科技创新，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只有紧紧跟上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快节奏，让创新成为点燃发展的新引擎，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企业创新、市场创新、产品创新、业态创新、管理创新，加快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中国经济的未来才能动力强劲、活力十足、潜力无限。

多挑战，就是风险累积。风险防控对于任何国家都很重要。经过多年快速发展，一些曾经“看不见”、“不确定”的风险，有可能逐步显性化。这并非经济本身出了大问题，而是增速换挡一定程度上会改变人们的预期，带来房地产等资产价格下滑，与此相关联的金融、债务等风险隐患也有所显现。目前，中国经济风险总体可控，但对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仍要引起高度警惕，把握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平衡。不过，总的看，风险确实有，却没那么可怕。中国政府制定的经济战略和拥有的政策储备，足以应对各种可能出现的风险。

新常态对中国意味着什么？我认为，意味着富态、优态、活态，意味着结构更佳、效率更高、环境更美、民生更好、经济基础更牢、发展更可持续。

中国经济正在爬坡过坎，国际问题与国内矛盾叠加，短期问题与长期矛盾聚合，总量问题与结构矛盾交织。同时要看到，尽管增速放缓，但中国经济并未出现“断崖式下跌”，基本面是好的，有世界最高的居民储蓄率、最大的宏观政策空间、最广阔的消费市场，经济韧性强，回旋余地大。一年多来，中国出台了330多项重大改革措施，涉及15个领域，释放了大量红利。从今年以来的经济运行看，虽然速度有所回落，但仍不低于7%，合乎预期，处于合理区间，在世界范围是很快的。居民就业和收入同步增长，单位GDP能耗持续下降，新增长点不断涌现，发展质量稳步提高，一些新主体、新产业、新业态、新产品、新商业模式正加快孕育。

我可以说几个数字：今年一季度，中国城镇新增就业320万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8.1%，全国新登记注册企业同比增长38.4%，换句话说，中国现在平均每天就增加1万名小老板。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51.6%，超过第二产业8.7个百分点；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4%，高出工业平均增速5个百分点，像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产业的增幅都在50%以上；互联网零售额年年刷新纪录，现在的增长率仍超过40%。我相信，中国完全有条件、有能力、有办法保持较长时间的中高速增长、在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防风险之间找到平衡点。今天，我向各位赠送一本中国的畅销书《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它的全球发行量已超过450万册，葡文版首发式是在巴西举行的，这本书里就有中国有信心、有底气化解“成长烦恼”的秘诀。

新常态将给世界带来什么？我的回答是：带来机遇，带来财富，带来共赢。

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这本身就是对世界经济的一大贡献。中国主动适应新常态，目标是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这不是百米冲刺，而是一场考验实力和智慧的马拉松。我们将致力于推进结构性改革，促进创业创新，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挖掘城乡和区域发展的巨大潜能。另一方面，通过实施新一轮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以企业为主体开展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未来5年，中国将进口超过10万亿美元商品，对外投资超过5000亿美元，出境旅游预计超过5亿人次，这必将为各国创造新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真诚欢迎巴西加入这场马拉松，与中国并肩领跑。

去年7月，习近平主席出席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领导人会晤并发表主旨讲话，表示中方倡议共同构建“1+3+合作新框架，并得到积极落实。在此期间，他成功访问了巴西，中巴双方签署56项合作文件，涵盖经济、文化、科技、教育、防务、金融、人员往来等诸多领域，可谓成果丰硕。就在上个月，李克强总理访问巴西时提出“3x3”新模式，并获赠了里约热内卢的城市钥匙。这些都对中巴两国深化合作意义重大。目前，中巴虽面临经济下行压力，但依然活力迸发，前景光明，总体上升的势头没有改变。作为东西半球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与巴西不断加强互信、互鉴、互利，是新兴市场国家平等相待、携手共进的典范。新常态下，两国应当在更高平台、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开展务实合作，共克困难，共谋发展，助推世界经济复苏进程。

巴西是中国在拉美地区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投资目的地国和第二大工程承包市场，中国已连续六年是巴西最大贸易伙伴，2014年中巴贸易额约占巴西外贸总额的18%，铁矿石、大豆和石油类产品占巴西对华出口总额的80%左右。到去年底，在巴的中资企业超过100家，巴西企业在华投资也在增加。双方合作已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经贸，而是“上天入海，包罗万象”，资源卫星、支线飞机、深海石油勘探开发、生物技术等合作项目都在开花结果。我们要珍惜机遇，抓住机遇，逐步扩大两国“1加1大于的合作效应。

新常态下，中国新型城镇化加快，居民消费升级换代，为巴西大宗优质商品包括农产品提供了更宽广的市场。巴西的伊瓜苏大瀑布、基督山、亚马逊河等景点，以及漂亮的海蓝宝石，都受到中国游客追捧，明年的里约奥运会，将有大量中国游客赶来看比赛。随着两国交往更加密切、旅游签证日趋便利，巴西有望成为中国公民出境游的重要目的地，带动巴西旅游业及相关产业进一步兴旺。

新常态下，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高新技术迅速崛起，将促进巴西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再工业化”。这些年，中国建造了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最大的电站、最快的火车，还是全球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市场。去年巴西世界杯期间，小到纪念品、足球，大到场馆内的LED显示屏、运送旅客的地铁列车，都有“中国制造”的身影。中国有性价比高的装备制造能力和集成技术，巴西有基础设施扩建和产业升级的需求。中国装备绿色、节能、低碳的特点明显，完全符合巴西保护生物多样性和自然环境的环保要求。双方的产能合作恰逢其时，可以低成本、高起点推动巴西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产业多元化发展和扩大就业。

新常态下，中国利用外资的政策不会变，投资机会更多，营商环境更好。“中国制造2025”战略正在实施，将加快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推进行业生产设备的智能化改造，促进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信息新技术全流程和全产业链的综合集成应用，这无疑为巴西企业在华投资开拓了一片新蓝海。上海、天津、广东、福建等四大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也给巴西工商界、金融界打开了一条财富增长通道。

新常态下，中国大力推进“走出去”战略，将有更多的企业奔赴巴西投资兴业。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地理立足点是欧亚大陆及其附近海洋，但它又是开放的，是共商、共建、共享的“合唱”，而不是“独唱”，我们期待拉美伙伴加入。巴西是亚投行在美洲第一个也是唯一的意向创始成员国，是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成员，参与改造亚非薄弱的基础设施，打造欧亚之间高效便捷的大通道，不仅能振兴沿线区域的发展，还有助于全球经济文化交流，参与者自身也是受益者。

去年，我所在的《人民日报》在中国主流媒体中率先报道了“经济新常态”。作为中国最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第一大报，人民日报社已经成为拥有报纸、杂志、网站、电视、广播、电子屏、手机报、微博、微信、客户端等10多种载体的大型现代化全媒体集团。《人民日报》的单日发行量超过310万份，客户端的用户下载量已超过4200万，官方微博的粉丝数超过6500万，全媒体覆盖用户总数达2.5亿人，接近中国总人口的五分之一。我们将继续关注和报道中巴合作的新进展新成效，为两国友好交往搭建优质的传播平台。我顺便推销一下，希望在座的朋友下载《人民日报》客户端，走近我们的微博微信账号，实时获得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最新资讯。我也借此机会邀请在座各位朋友到中国、到人民日报社参观访问，我期待在北京和大家再次见面、共叙友情。

让我们感到十分荣幸的是，罗塞夫总统阁下昨天在巴西利亚会见了人民日报社代表团并接受了我们的专访。总统阁下高度评价中巴两国关系，并就进一步推动中巴务实合作、造福两国人民发表了许多重要的见解。习近平主席也说过，中巴关系堪称发展中国家合作的典范。我们作为媒体人，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对两国合作的前景充满信心。

女士们、先生们，在世界地平线上，活跃着中国与巴西腾飞的身姿，这对亚洲、拉美乃至全球都是福音。中国人常说“朋友越走越近”，让我们携手踏上中巴合作新征程，共同开创两国发展新未来。衷心祝愿中巴两国友谊之树常青，共赢之路顺畅，衷心祝福中巴命运共同体明天会更好！

谢谢大家！（来源：人民网2015.06.19.）

2.“一带一路” 中国企业怎么走出去

走出去的问题，一直是中国企业发展面临的一大“痛点”。现在国家明确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如何走出去？走出去后如何保证利益共赢？海外资产如何保全？一系列有关“走出去”的问题再次摆在了国企面前。

近日，在由新华社上海分社主办的“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企业国际化与跨境并购圆桌会议上，上海市副市长屠光绍介绍，上海未来将朝3个方向推进“一带一路”倡议。

其一，鼓励上海企业进行国际化和跨境并购。屠光绍说，上海一家建筑企业的负责人曾经告诉他，在房地产市场不景气的情况下，“走出去”可能是一剂良药。

其二，上海尤其是上海自贸区，应当搭建好企业国际化和跨境并购的重要平台。“一带一路”将成为下一步自贸区建设的重大机遇。“自贸区通过国际惯例的嫁接来支持企业走出去，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便利和支持。”屠光绍说，未来的自贸区金融改革，特别是负面清单制度和跨境投资贸易规则制定，都会帮助企业更好地走出去。

其三，上海的城市发展为企业走出去承担必要支撑。正在建设中的上海洋山港，将为整个航运业提供全国领先的服务。“我们除了提高港口吞吐能力、航运服务能力外，还会建立配套体系，包括国际资源的配置，无论是船、货物，还是航运服务，都发挥了航运中心的功能。”屠光绍还特别提到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他说，虽然目前沪深两市的交易量已经超越纽交所，但实际上，两市的国际化程度仍然不够。“特别在配置国际资源方面，目前还没有具体的产品、工具，包括体制的开放还没有实现，我们在自贸区里做了一些初步尝试。”他说，下一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将抓住国际化，特别是人民币国际化，来支撑企业利用“一带一路”策略走出去。

屠光绍透露，对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自贸区金融改革试点建设如何联动的问题，上海方面已经在国家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形成了初步方案，“在不久的将来，方案的出台会极大提升上海的国际化功能，特别在资本项目开放、金融市场体系开放方面，都会极大地配合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步伐。”

但对于“走出去”问题，中国银联总裁时文潮的看法不太乐观。他说，“一带一路”是一阵东风，但企业到底能不能走出去，能不能在外面“活好”，至少有三个方面的问题要想清楚，一哄而上地“盲目”往外走，反而会拉低中国企业的价值。

第一个问题是信任，其他国家政府是不是信任中国企业。时文潮举了两个例子。

在土耳其召开的一次雪山经济峰会上，时文潮应邀作为主讲嘉宾谈论“一带一路”和中土经济未来发展之路。台下一名土耳其教授对此提出了疑问。“他觉得我们‘一带一路’就是想把东西而且是过剩的东西卖到土耳其去；中国银联的作用就是改善土耳其支付环境，让土耳其人更好地购买中国产品。”时文潮说。

前不久，中国银联刚刚与泰国多家银行初步达成意向，泰国方面打算按照中国的信用卡支付标准在泰国建立一个小银联系统。“这个项目很顺，中泰一家亲。”时文潮说，按照当前“一带一路”的布局往外走，取得这条路线上其他国家的信任，对于中国企业尤为重要，这关系到如何保护中国企业在海外的利益。

第二个问题是，中国企业在走出去之后，能给合作企业带去什么价值和利益。不久前，在葡萄牙和摩洛哥，时文潮与当地支付网络、金融机构谈业务，对方问得最多的问题就是，“你能带来什么？”

时文潮说，中国企业往外走，最爱“哄”，“办加油站挣钱，如果全中国的企业出去都办加油站，即便是有价值的东西，也变得没意思了。”目前中国境内有大约270家第三方支付机构，这些支付机构同时做了银行、保险基金、银联的业务，但这些机构“走出去”的还很少。

“在国内，老说支付宝和中国银联打架，实际不是这样。支付宝在境外发展业务，我们都愿意帮它说好话。”时文潮说，与中国银联有共性的企业目前还不多，因此中国银联碰到的问题相对少一些。但很多中国企业，一“走出去”就是一大帮人。“一个商业模式一家企业在国外干得不错，肯定很多人跟着去学，最后把你搞得很没价值。”

中国银联的一个原则是，让与自己合作的伙伴短期能挣钱、长期能产生价值，“我们一般会和境外机构成立合资公司，有一个口头约定——只要这个市场变大了，做5到8年，股份无偿转让给你。”

时文潮说，“一带一路”倡议下的“走出去”千万不能试图直接嫁接中国模式，“要与当地融合，在当地实现业务属地化，这是能够生存并持续发展的最重要的基础。” 文章来源：中国青年报

3. BCG：战略执行力决定全球化优劣

本报讯波士顿咨询公司（BCG）与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businessschool）共同发布的最新调研报告指出，在全球化过程中，企业大多满怀雄心并制定了强健的全球化发展战略，但却难以将其在海外市场中贯彻落实。

BCG与IMD携这份名为《全球化能力差距：战略执行力决定优劣》报告指出，尽管各国企业在过去几十年内全力推动海外扩张，但在构建和开展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组织与业务运营方面，只有极少数企业作好了准备。

在BCG与IMD开展的全球化准备就绪度调研中，约75%的受访者表示其所在企业计划增加“非本国”业务的比例，但仅10%的受访者认为其所在企业掌握了所有22项全球化能力。

企业构建全球化供应链，以及将最佳实践传播到整个组织等多项举措对其实现全球化发展至关重要。但它们在这些能力上的表现却不尽如人意，在整个22项能力的排名中位列后三分之一。整体而言，受访者认为各自企业所有全球化能力中，有15项能力低于平均水平。

根据受访者的评分结果，企业的全球化并购整合专长与能力的“准备就绪度”得分最低，仅为34%。

相关调研同时揭示，并购整合能力在企业的全球化征途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助推作用。并购能力评分达到75%或以上的企业，其准备就绪度总分比平均水平至少高出10%。

IMD战略学教授及东南亚和大洋洲地区总监玛格丽特•柯尔丁表示，“业务并购是一项很难把握的能力，因为企业需要拥有多项不同的技能，比如甄选、协商和整合等，才能在并购的道路上稳步前行。但并购能帮助企业实现转型，企业能通过这一途径迅速获取市场份额、构建全球化业务网络、开发多元化人才资源，以及促进业务组合的多样化发展”。

调研还显示，企业总部高管与事业部高管的看法存在差异。与事业部高管相比，总部高管对企业的全球化准备就绪度的看法明显更为乐观。在“公司实行开明、统一的绩效激励机制以支持全球化发展战略”，以及“公司能将最佳实践有效传播到整个组织”等问题上，两者的分歧最大。

报告指出，小、中、大型企业的全球化愿景颇为相似，但它们的准备就绪度却大相径庭。

最值得关注的是，在各项全球化能力的评估中，年收入10亿~100亿美元的中型企业的表现大多不如大型及小型企业。它们既没有大企业的规模优势，也不像小企业那样灵活高效。大型企业的核心业务能力，如构建全球化供应链等，比中小型企业更胜一筹，但它们的学习能力和灵活性较为欠缺，进而使其在变幻莫测的市场环境下处于劣势。小企业大多“身手敏捷”，但它们对“非本国”市场的驾驭力较弱，对海外竞争对手的理解也有可能存在偏差。

值得关注的是，对于许多跨国企业而言，中国市场尤为重要。中国市场规模巨大且极具多样性。与其他市场相比，中国市场上的本土竞争通常更为激烈。因此，这些调研结果与中国市场高度相关。BCG常驻新加坡办公室资深合伙人兼董事总经理耐迪贤表示，“在中国，许多企业早就开始制定本土化决策：它们将董事会成员派遣到中国（例如施耐德电气、大众汽车等）、将业务总部设在中国、全球董事会成员中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中国面孔。此外，许多企业正在尝试将整个价值链（从产品管理、研发、采购到制造）迁至中国。尽管如此，这些企业仍旧面临巨大挑战：结构复杂的全球化企业往往比本土企业行动迟缓，征服中国市场的雄心略显不足，在与中国监管机构和相关政府部门打交道时通常不太灵活，而且难以提供对顶尖人才而言极具吸引力的发展机遇”。（秦志刚）文章来源：国际商报

4. 斯洛文尼亚将进一步促进出口和吸引外商投资

据斯通社月28日报道，斯洛文尼亚政府当日通过2015年至2020年国际化计划，旨在促进出口以及增加外商在斯投资。根据计划制定的发展目标，在未来六年中争取实现人均GDP每年增长2-3%。出口每年增长5%，出口占人均GDP比重每年增加2%，出口企业数量每年增加0.5%。外商在斯投资每年增长4%。同时，也将对斯企业对外投资进行支持。

来源:(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 )

5. 印尼在多省区开辟投资统一窗口的一站式服务

综合印尼《雅加达邮报》等媒体月8日报道，印尼官方投资统筹机构主席弗兰基表示，截至，投资统筹机构已在全国各省级行政区设立507个投资统一窗口服务站，分布于34个省的370个县、97个市，下一步还将在其余46个县和1个市设立。目前印尼在7个省共设立8个经济特区，投资统筹机构已在其中2个经济特区设立了投资统一窗口服务站，未来5年还将在其余6个经济特区和新设的7个经济特区设立。印尼投资统筹机构于今年一月推出投资许可一站式服务，但仅限于在投资统筹机构总部办理的投资许可。弗兰基表示，为便利投资手续，吸引更多投资，推动经济发展，需整合中央与地方投资许可职能，进一步强化投资统一窗口的一站式服务功能。经济特区在促进经济发展和创造就业中具有重要意义，投资统筹机构将积极推进在经济特区的一站式服务建设，拟率先统一中央和地方投资许可程序。来源:(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 )

6.美国的“中央国有企业”情况介绍

美国现行法律制度和行政管理制度中没有“国有企业”的概念和统一定义，各级政府对商业行为干预较少，高度依赖市场化体系。美国公司的设立由各州制定法律实施，联邦层面没有《公司法》，联邦仅有20多家类似“中央国有企业”的机构或公司，分别称为联邦政府公司（FederalGovernment Corporation）和政府资助企业（GSE，Government-Sponsored Enterprises）。二者最显著的差别在于：联邦政府公司是政府的一部分，员工属于联邦雇员，这类公司包括美国邮政署、进出口银行等17家机构；而政府资助企业为私有企业，雇员工资由企业支出，这类公司包括房利美和房地美等5家公司。无论是联邦政府公司还是政府资助企业，它们仅在市场化方式不适宜或无效的情况下组建，同时与私营领域的公司竞争很少或根本不存在竞争。

一、美国联邦政府公司

美国的联邦政府公司是由国会单独通过法律成立的，这使得各个公司在法律结构、组织结构及公司治理结构上形式各异。《美国法典》第5编（Title 5 103）将政府公司（Government Corporation）定义为“由美国政府拥有或控制的公司”；《1945年政府公司控制法案》（Government Corporation Control Act of 1945）则将政府公司界定为“政府拥有股份或全资拥有的公司”，但该法没有规定政府公司的组建程序，也没有说明政府公司的构成要件，只是在法律中列出了28家纳入管理的公司清单，这与各州的《公司法》差异巨大。除《1945年政府公司控制法案》列出的公司清单外，美国也有其它的类似政府公司清单，但各清单因编制者对政府公司的定义不同而各异，其涵盖范围既包括美国邮政（USPC）、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等大型企业，也包括财政部下辖的联邦融资银行（Federal Financing Bank）、司法部下辖的联邦监狱产业公司（FederalPrison Industries）等小型专业性公司。美国现有17家联邦政府公司，详见附件1。

联邦政府公司是国会为执行公共目标而成立的联邦政府机构，其主要任务是提供市场化导向的产品或服务，并实现自身收支平衡。《1945年政府公司控制法案》对联邦政府公司的预算、审计、债务管理、吸储业务等进行了规定。由于提供商品和服务能给其带来收入，联邦政府公司不受行政管理部门的预算规定约束，但该法案要求政府全资拥有的公司向总统提交“商业型预算”，总统评估修改后，提交国会批准并监督。美国行政管理部门不负责对联邦政府公司进行监督，参众两院也没有统一的委员会负责监督所有联邦政府公司，各公司由其所属领域的专门委员会负责监督。

二、政府资助企业

政府资助企业的法律权力、组织结构和运作方式各有不同，由其当初成立的法律和相关许可所决定。但所有政府资助企业具有的共性是：属于私营部门拥有的金融机构、业务领域竞争较小、所有活动须限定在国会颁布的许可范围之内，此外，国会批准其成立本身即为其债务提供了一种隐性的联邦担保。

政府资助企业是特殊的盈利性金融实体，它们不是银行，不是信用合作社，也不是存贷款协会。除了农场信贷系统下的银行外，政府资助企业不直接借钱给公众。国会建立政府资助企业是为了改善资本市场的效率，克服市场不完善，提供资本市场流动性，使资本从供应者轻松流入具有较高贷款需求的领域。出于此目的，政府资助企业发行资本股票和长期及短期债务契约、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购买抵押贷款并置于其自身债券投资组合中，并对其提供的担保及其他服务收费。政府赋予它们完全私有公司所不具备的一些收益及特权，另一方面，也限定了政府资助企业的业务活动范围，并要求它们支持某些特定的公共政策目标。

美国目前共有5家政府资助企业。其中三家为投资者所有，分别为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即房利美，Federal National Mortgage Association，Fannie Mae）、联邦住房贷款抵押公司（即房地美，Federal Home Loan MortgageCorporation，Freddie Mac）和联邦农业按揭公司（Federal Agricultural Mortgage Corporation，FarmerMac）；另外两家为借款人合作所有，分别是联邦家庭贷款银行系统（Federal Home Loan BankSystem）和农场信贷系统（Farm Credit System）。房利美和房地美从2008年起受美国政府托管，二者约80%的股份在美政府手中，这两家政府资助企业实际上已不再按普通商业模式经营。

三、政府资助企业与联邦政府公司的区别

联邦政府公司属于美国政府内的专业行政机构（agency），而政府资助企业是政府执行机构（instrumentality），这一区别在法律和行政管理上都很重要，决定着联邦政府的控制方式。

按照《美国法典》第5编第一部分的定义，联邦政府公司所属的专业行政机构直接按联邦管理序列进行管理。因此，行政机构受《美国法典》中相关法律法规管理，除非在其成立许可中有所豁免。与其他行政机构一样，联邦政府公司需由联邦任命其高级官员，通常还须参议院批准；同时还须遵守公务员法和联邦采购法，并接受联邦预算管理及其他联邦直接管理的规定。

而政府资助企业所属的执行机构是私人拥有的机构，不受任何联邦管理雇员法律法规的约束，除非在其成立许可中言明，这也为其提供了运营上的额外灵活性。在成立许可中，执行机构可以在政府权限之内被赋予有限特权，例如免除州和地方税等，但执行机构自己不可更改许可证约束的相关业务。

四、政府托管下的房利美与房地美

房利美和房地美（以下简称“两房”）是美国最大的两家政府资助企业，其商业模式也基本上就是美国政府资助企业的整体情况。

（一）“两房”的发展历史

房利美成立于1938年，是国会应对大萧条措施的一部分，当时属联邦机构。1954年，房利美重组为混合所有制公司，部分归政府所有。1968年，国会立法要求政府销售其拥有的房利美股份，1970年，房利美转变为私人股东拥有的公司。房利美是世界上最大的非银行类金融机构，它对美国银行系统提供了巨额流动性，其债券信誉和规模仅次于美国财政部发行的国债。

房地美成立于1970年，由《紧急住房金融法案》（Emergency Home Finance Act）授权成立，其创建目的是促进与房利美的竞争。1989年，房地美被私有化为股份公司。

（二）“两房”的商业模式

“两房”拥有相同的商业模式：融资方面，由于市场认为“两房”具有联邦政府的隐性担保，所以他们可在市场发行具有极高信用评级的机构债进行融资；在投资角度，“两房”从贷款商（商业银行或其他存款性金融机构）那里购买住房抵押贷款债权，或者将其作为资产组合中的一部分，或者把债权打包后实施证券化，发行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出售给美国及全球投资者。

房利美和房地美开展的业务是美国住房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相同的社会责任。“两房”的成立许可规定了五项目的：保持二级住宅抵押贷款市场的稳定性；对资本市场做出“正确”反应；增加抵押贷款流动性，包括向中低收入家庭提供抵押贷款信贷；在美国全国推动抵押贷款信贷；以有序方式管理联邦拥有的抵押贷款投资，尽力不对住宅抵押贷款市场产生负面影响，确保联邦政府损失最小。

为方便“两房”购买中低收入者的抵押贷款，国会立法规定，“两房”发行债务证券的利息免于支付州和地方所得税；在必要情况下，可享受财政部为每家公司拨付的22.5亿美元信贷支持；无须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对其证券进行注册；由FDIC担保的银行可对“两房”证券进行投资，且不受一般情况下对股份制公司投资的限制。除去这些利益，“两房”实际上获得的最大优惠是联邦政府提供的隐性担保，外界普遍认为它们不可能破产或违约，因为政府将永远为它们托底。这些因素使得“两房”比其他竞争者融资成本更低，因此更具竞争力。多年来，美国住房抵押贷款二级市场形成的格局是，“两房”控制常规抵押贷款证券，其他私营机构主攻41.7万美元以上的大额抵押贷款证券。“两房”是美国房地产市场的支柱，其担保或购买的房地产抵押贷款长期占美国房地产市场一半以上，次贷危机以来更是达到80%以上。

“两房”在美国住房抵押贷款市场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向银行购买住房抵押贷款债权，释放银行的现金流，使银行能够再发放新的贷款，而贷款商资金流动加快使其资金成本降低，进而也降低了抵押贷款利率，使全美借款买房用户尤其是中低收入借贷者受益。美国的住房拥有者比率从1990年的64%上升到2004年的最高点69.2%，2014年3季度的住房拥有者比率为64.4%。

“两房”既担负着优化中低收入者住房条件的公共使命，又要为股东创造高利润，这种双重职能具有一定矛盾性。2003年，美联储一位研究人员指出，“两房”与政府的紧密关系给其股东和购房者带来了价值1490亿美元的总补贴，但其中53%约790亿美元的收益归“两房”少数股东，而众多购房者享受到的实惠仅占47%。

（三）“两房”被政府接管及股票退市

虽然在“两房”的投资组合中完全不含任何次级贷款，但随着次贷危机将信贷风险从次贷市场扩展至整个抵押贷款市场，“两房”从2007年起开始遭遇连续巨额亏损。美国政府迅速对“两房”施以援手，把原来的隐性担保完全显性化。

2008年国会出台《住房与经济复苏法案》（HERA），成立了对“两房”新的独立监管机构联邦住房金融署（FHFA），并允许美国财政部购买“两房”债务。，FHFA将“两房”置于联邦托管状态，以避免住房金融市场崩溃及更大风险。FHFA表示，政府托管是为了保证公司金融基础稳健，如果“两房”财务状况变得安全且具有偿付能力，则政府托管将会结束，“两房”将重由股东控制。

，财政部与“两房”达成《优先股票购买协议》（PSPA），在两公司各购买1000亿美元的优先股。2009年5月，财政部将购买金额提高到2000亿美元。目前，房利美和房地美可在各自2337亿美元和2118亿美元的累计融资限额内向财政部申请注资。截至2013年底，在PSPA项下，财政部共购买了“两房”1874亿美元的优先股。 “两房”须在每季度末向财政部上交其全部利润作为股息，截至2014年三季度末，“两房”共向财政部支付了2186亿美元的优先股股息。

此外，美国政府的救助行动还包括购买“两房”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截至2014年8月底，美联储和财政部持有的“两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达到1.55万亿美元，占“两房”资产总量的29%，是“两房”债券的最大持有人，其中美联储购买的“两房”MBS约为1.33万亿美元。

美国政府对“两房”的迅速救助，至少出于三点考虑：首先，由于“两房”在美国住房市场中的重要作用和公共责任，若让其自生自灭将损害美国的整个抵押贷款市场和房地产金融业；其次，“两房”牵扯面甚广，投资来源中不仅有美国国内商业银行和各类基金，还包括全球许多国家的央行，若对其置之不理，将为全球金融及经济运行带来系统性灾难；第三，如果放任“两房”破产违约，将大大损害美国机构债的国际信誉，而美国政府不想让其产生蝴蝶效应。

由于“两房”股价长期低于1美元，FHFA宣布“两房”股票于退市，退市后“两房”股票在场外市场继续交易。但另一方面，股票退市并未影响“两房”的债券表现，美国政府仍将履行为“两房”注资、为其补充资本金的法律合约，“两房”的普通机构债券至今仍然保持着AAA的最高信用评级，而“两房”的MBS由于具有“两房”的信用及抵押资金池的双重保证，更是不受影响。

（五）“两房”的地位恐难撼动

有国会议员批评财政部和美联储对“两房”的救助，认为这是用纳税人的钱补贴“两房”的股东与债权人。长期以来，关于“两房”地位与角色的争论从未停止，包括如何改变“两房”的经营方式，甚至“两房”是否还应继续存在等。但鉴于其承担的社会公共角色，以及国会中各种经济、政治考量的博弈，“两房”在美国房地产信贷市场中的地位恐怕很难撼动。

附件1：美国17家联邦政府公司

1.商品信贷公司（Commodity CreditCorporation），1933年在特拉华注册成立，1948年根据《1948年商品信贷公司法案》转化为全资政府公司。主要职能是稳定、支持和保护国内农场的收入与农产品价格，同时协助维护大宗农产品的充足供应与有序流通。

2.进出口银行（Export-Import Bank），1934年成立，联邦出口信贷机构。

3.联邦作物保险公司（Federal CropInsurance Corporation）,1938年成立，全资政府公司，由农业部风险管理局管理，主要负责为美国农场和农业企业提供联邦农作物保险项目。

4.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ederal DepositInsurance Corporation），1933年根据《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成立，为商业银行储蓄客户提供存款保险服务。目前为每家银行每个存款人普通帐户最高保险额为25万美元，个人退休账户最高保险额为25万美元。

5.联邦融资银行（Federal Financing Bank）,1973年成立，全资政府公司，由财政部负责监督，主要负责为联邦机构融资，以提供联邦政府融资效率，降低融资成本。

6.联邦监狱产业公司（Federal PrisonIndustries），全资政府公司，1934年成立，主要职能是为联邦监狱局囚犯提供有偿就业，并为其提供一定技能培训，生产的产品和服务主要为联邦政府使用，与私营企业竞争较小。

7.融资公司（Financing Corporation），1987年根据《竞争平等银行法案》（Competitive EqualityBanking Act）成立，政府拥有部分股份，其唯一职责是处理联邦储蓄和贷款保险公司（FederalSavings and Loan Insurance Corporation）的不良资产与债务，为其提供再融资。1991年以来，发行新债的职能终止，现存债务将于2017-2019年到期。

8.政府国民抵押贷款协会（吉利美）（GovernmentNational Mortgage Association, Ginnie Mae），1968年成立，政府全资公司，主要职责是购买银行发放的住房抵押贷款，设计出结构性产品的过手证券（Pass Through）后再打包出售，为房地产市场提供流动性。吉利美与“两房”共同构成美国房地产市场的支柱。

9.国家铁路乘客运输公司（National RailroadPassenger Corporation，AMTRAK），根据1970年《铁路乘客服务法》（Rail Passenger Service Act of1970）成立,负责城市间铁路乘客运输。

10.海外私人投资公司（Overseas PrivateInvestment Corporation），根据1964年《对外援助法》成立，主要职责是协助美国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私人投资，为投资者提供融资、贷款担保、政治风险保险等。

11.退休金收益担保公司（Pension BenefitGuaranty Corporation）,根据1974年《员工退休收入安全法》（Employee Retirement Income Security Act）成立，主要为企业的退休金计划提供担保，保证退休职工能获得预期的退休金收益。

12.旧金山要塞信托（Presidio Trust of SanFrancisco），1996年成立，主要负责管理旧金山要塞公园所属的内陆部分。

13.重组融资公司（Resolution FundingCorporation）,1989年根据《金融机构改革、复苏、执法法案》（Financial Institutions Reform, Recovery and Enforcement Act）成立，主要负责为重组信托公司（Resolution Trust Corporation）筹措资金。

14.圣劳伦斯航道发展公司（Saint LawrenceSeaway Development Corporation），政府全资，1954年成立，负责管理圣劳伦斯河出海的海路运输的安全与有效运转。

15.田纳西山谷管理局（Tennessee ValleyAuthority），1933年成立，主要负责田纳西山谷的发电、洪水控制、导航、土地管理。

16.美国邮政署（United States Postal Service，USPS）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1775年,是少数在美国宪法中提及设立的机构，提供邮政服务。1792年升格为邮政部，1971年，根据《邮政重组法案》（Postal Reorganization Act），邮政部撤销，成为今天的邮政署。

17.威列斯火山口信托（Valles Caldera Trust），2000年成立，主要为了保护威列斯火山口国家保护区。

文章来源：驻美国经商参处3014.12.31.

6.拉丁美洲领航基础设施投资

据西班牙《国家报》月12日报道，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坚持认为，拉美地区经济重现增长的关键之一是应当从基础设施现代化项目建设开始。这将可吸引投资并将创造财富。在世界新兴经济体中，拉美地区在基础设施领域表现突出，去年，通过私营资本参与电力、交通和水利等领域项目，拉美地区获得691亿美元投资，而全球总量为1075亿美元。

世界银行最近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对139个新兴经济体的情况进行了分析。拉丁美洲的表现有一定问题。私营资本参与的投资在国家间出现不平衡现象，当然这一现象不仅出现在拉美地区，在全球范围亦是如此。去年巴西获得投资442亿美元，秘鲁获得81亿美元，哥伦比亚获得69.7亿美元。这三个国家加上土耳其和印度，在全球范围位居前五位，吸引外资780亿美元，占2014年全球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总量的73%，而拉美三国则占到55%。尽管印度位居第五位，但其引资量在一年内缩水一半，比2012年减少6倍。

总体来看，2014年，基础设施项目吸引投资总量比上一年度增加6%，在自1990以来各年总量排名中位居第四。2012年排名第一，引资总量达1400亿美元。报告还指出，中国引资情况大幅下降至25亿美元，为自2010年以来最低值。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未来的情况十分严峻，在2014年其引资总量降至26亿美元，比2013年减少了4倍。造成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是能源领域出现衰退。然而，即便国际油价下降，中东国家却仍在吸引投资方面得到提升。

能源领域是吸引投资新项目数量最多的领域，而引资额最高的领域为交通，吸引投资总量为553亿美元，占全部总量的51%。5个最大规模的公路建设项目中的4个位于巴西，涉及资金159亿美元。此外，机场建设项目涉及资金129亿美元。巴西奥运会临近应该是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文章来源：驻古巴经商参处

7. 智利公布新《外国投资法》框架

根据智利外国投资委员会（CIE）公报，智利总统巴切莱特在总统府正式公布新《外国投资法》框架。制定新《外国投资法》是巴切莱特去年执政以来实施的《促创新稳增长提高生产力行动计划》的多项改革举措之一。巴切莱特表示，新外国投资法的颁布，将使智利在吸引外资上进入更加注重提高生产力和创新水平、更加注重产业多元化和产业升级的新时期。

与1974年开始执行的《600号法案》（原《外国投资法》）相比，智利新《外国投资法》将主要有以下特点：

1，总统在听取促进外国投资部长委员会提出的建议基础上，决定智利促进和利用外国投资战略。

2，新法规定按照国际经合组织标准成立外国投资促进局，由国家授权负责贯彻落实国家关于吸引各类外国投资的政策，协调地方政府的促进和利用外资工作。

3，新法保障外国资本不受任意歧视性待遇，可在正规外汇市场自由交易，资本和收益可自由汇出，对符合具体条件要求的资本货物进口可免征销售和服务税等。

4，新法还针对此前依照原《600号法案》签订的外资合同做出了规定，规定外国投资者可在最长不超过4年内仍按照原《600号法案》的规定锁定纳税比例，但具体比例自原《600号法案》规定的42%上调至44.45%。文章来源：驻智利经商参处

8. 中巴合作专题对话会在里约举行

由人民日报和巴西知名智库瓦加斯基金会共同主办的“中巴合作专题对话会”，在里约举行。人民日报社社长杨振武发表主题为“新常态”的演讲，为巴方专家学者解读中国经济。巴西当地中国问题专家、媒体与智库研究人员和中国驻里约热内卢总领馆工作人员、驻里约中文媒体、文化教育机构及中资企业代表等近百人参加此次对话会。会上，双方还就中巴关系发展等话题进行了热烈研讨。文章来源：驻里约热内卢总领馆经商室

9. 俄哈巴罗夫斯克“时间”住房建设合作社寻求中方投资商合作建设楼盘

俄哈巴罗夫斯克“时间”住房建设合作社（ЖСК «Время»）在哈巴罗夫斯克市内拥有地块的长期使用权。合作社计划一期开发5单元楼盘（其中2个单元各10层，2个各23层，1个15层），其中 2个10层单元已部分建设，其余尚未动工。合作社欲寻求中方投资商合作完成该楼盘建设。此外，合作社还拟进行二期楼盘建设，欲寻求中方投资方合作。（项目具体材料见附件）

有意者可直接与该合作社联系：

联系人：В. Г. Миминошвили

手机：+7（924）404-23-05

邮箱：newurgal@mail.ru文章来源：驻哈巴罗夫斯克总领馆经商室

10. 自民党支持中国伙伴加入汉堡港

据《汉堡晚报》月8日报道，汉堡自民党主张亚洲投资者参与汉堡港的经营。自民党议员Michael Kruse表示，汉堡应对于外部投资者参与港口建设持友好态度，这将有助于汉堡港吸引长期投资者，并增强其吸引力。友城上海是该领域重要的对话伙伴。文章来源：驻汉堡总领馆经商室

11. 报告称全球制造业持续低迷 中国发展受关注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近日在维也纳发表2015年首份全球制造业季度报告，指出世界制造业增长保持低位，而中国的发展情况受关注。

报告指出，今年第一季度以来，工?业化国家的制造业产出增长1.3%，比上一季度1.9%的增长率有所下降；日本、韩国和马来西亚等亚洲工业化国家以及发展中和新兴工业经济体的制造业也在下滑。

报告对于中国的发展情况予以关注，并以图表等形式展示中国的制造业增长情况。报告说，中国的制造业产出增速相对依然较高，?但仍是近年来的低点。报告同时提及了中国政府稳增长、调结构的相关措施。

报告认为，有关统计数字会促使中国官方寻找刺激经济增长的新途径。报告说，中国的经济放缓对世界其他经济体都将产生影?响，但中国仍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经济体生产发展的主要贡献者之一。

工发组织总干事李勇本周在与中国总理李克强会面时表示，工发组织感谢中国政府长期以来的支持，赞赏中方全面深化改革，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愿同中方加强双边和三方产能合作，为全球发展事业作出贡献。

另外，报告还估计，欧元区工业化国家的制造业保持适度增长，主要原因是低能源成本和欧元兑世界其他主要货币贬值，使商品出口增加，而石油价格下跌对俄罗斯、美国等石油生产国的制造业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报告指出，巴西等拉美主要经济体的制造业产出为负增长，而印度等亚洲发展中和新兴经济体增长有所改善。报告还说，无论在工业化经济体还是发展中经济体，化工及计算机和通讯设备增长水平均保持高位。文章来源：驻阿尔巴尼亚经商参处

12. 报告：中国成英国第四大FDI来源国

英国贸易投资总署17日发布报告称，2014-2015财年（截至今年３月底），英国共吸引创纪录的1988个外国直接投资项目，其中中国对英直接投资项目为112宗，以数量计是英国第四大外国直接投资来源国。

英国贸易投资总署表示，上一财年中国对英投资项目为英国创造了约6000个就业岗位，表明中英关系进一步巩固，也表明中国看好英国经济。

数据还显示，2014年英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存量历史上首次超过１万亿英镑（约合1.58万亿美元），英国成为欧洲第一大及全球第三大（仅次于美国与中国）外国直接投资目的国。文章来源：驻英国经商参处

13.中波政府间合作委员会首次全体会议在京举行

，外交部长王毅与波兰外交部长谢蒂纳在北京共同主持召开中波政府间合作委员会首次全体会议。

波通社月18日报道称，此次会议涵盖经贸、科技、通信、环保、文化、教育和丝绸之路经济带等议题，将进一步深化中国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及各领域合作。王毅部长在致辞中表示，近年来中波关系处于良好发展阶段，两国合作日益密切，合作领域更加广泛，波兰已成为中国在中东欧地区最重要的合作伙伴。谢在发言中表示，波兰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创始成员国之一，在中方“一带一路”倡议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中扮演重要角色。中欧铁路货运通道作为“一路”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所有线路均途径波兰直达欧洲。　　

当日，在京举办中波商务论坛，400余名两国政商界代表参加。文章来源：驻波兰经商参处

14. 奥地利跃居世界和平国家第三位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月15日发布的世界和平指数报告称，世界最和平的国家是冰岛和丹麦，奥地利超过新西兰和瑞士，名列第三位。最不和平的国家是索马里、伊拉克、苏丹、阿富汗和叙利亚。该项报告对162个国家的22项安全指标作出评判，具体包括内部冲突与战争、武器进出口、犯罪率、政治稳定和人权状况等。尽管仍有较多武装冲突，2014年全球军事支出温和下降了0.4%，为17760亿美元。文章来源：驻奥地利经商参处

（编辑：虞雪红2015.06.24.1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