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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福维泰有限公司

　　1.标普因错误评级被罚7700万美元

周三公布的一份标准普尔(Standard & Poor's)与监管机构达成的法律和解协议显示，这家全球最大信用评级机构直到去年夏天还在不实表述其在为抵押贷款证券作评级时的严格和谨慎程度。

美国证交会(SEC)发现，标普为赢得业务参与了“逐底竞争”，其过失绝不止是对商业抵押贷款支持证券(CMBS)给出了错误评级。后者在2011年引发了针对这家评级机构的调查。

美国证交会执法部主任安德鲁•塞雷斯尼(Andrew Ceresney)称：“这些行为反映出，标普在文化上存在深层次的失败，而且未能汲取金融危机的教训。”

麦格劳-希尔金融集团(McGraw Hill Financial)旗下的标普同意向美国证交会和另外两家监管机构支付总计7700万美元以达成和解。标普还被禁止在一年内对特定类型的CMBS交易进行评级。这是自美国证交会取得对评级机构的更大执法权以来达成的最大和解案。

这一和解很可能成为就标普金融危机期间抵押贷款评级达成更大规模和解的前奏。美国司法部(US Department of Justice)指控标普为赢得业务人为拔高了这些贷款的评级。

监管机构一直在加大对评级机构潜在利益冲突的审查。评级机构的酬劳来自于债券发行方，因此可能会有动机对债券的信用度给出尽可能乐观的评估。而投资者依赖信用评级来评估特定债券的风险。

标普称其在2011年使用一种方法为CMBS交易评级，实际上那时它已更改了自己的模型、降低了这些模型的谨慎程度。当这些差异被发现时，标普撤回了对六笔“管道CMBS”(conduit CMBS)交易的评级。

美国证交会周三表示，它已对前标普CMBS业务主管芭芭拉•杜卡(Barbara Duka)提起行政诉讼。美国证交会称，杜卡牵头调整了评级标准，使之更有利于发行方。杜卡否认自己有任何不当行为，并要求将本案移交联邦法院。

美国证交会指控称，当标普为重回这项业务而在次年采用新方法时，未如实表述新评级的谨慎性将会如何。美国证交会援引的内部邮件显示，一篇声称标普的评级能经受住一场“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式经济崩盘考验的研究论文遗漏了关键数据，而且论文作者也表示，这种说法更像是一种“推销”。

此外，标普在改用了一种不那么谨慎的模型并采用了“未向投资者充分披露的变通办法”后，在2012年10月至去年夏天，未如实表述其用来对住宅抵押贷款支持证券(RMBS)进行评级的新方法。

标普未承认这些新的指控，尽管它部分承认了在2011年的CMBS评级上存在过失的事实。标普发言人称，公司将“继续在人员和技术上进行投入，以加强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

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分析师理查德•希尔(Richard Hill)表示，禁止标普在为期一年的时间内从事CMBS管道交易评级业务的决定，不大可能对整个市场产生很大影响。据他估计，自金融危机以来，标普只对24笔此类管道交易作出评级，而其间入市的此类交易总计有146笔。

一些评级机构也一直在批评竞争对手为CMBS交易评级的方法。此举让人想起本次危机前出现的“评级兜售”(ratings shopping)，而且也让人们对评级机构改革努力的成效提出了质疑。

　　2.美国出口增长不是员工福音

这个月，华盛顿会传出大量有关“出口”和“就业”的言论。随着共和党主导的新国会开始工作，能源企业正在游说，以求撤销已实行数十年的原油出口禁令，辩称此举将为美国创造数千个就业岗位。

就推销角度而言，这是一个强有力的理由。但在出口和就业方面，还有一个问题更迫切地需要国会展开辩论：美国企业的效率已变得如此之高，以致它们实现增长所需的工人数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少，甚至——或者说尤其是——出口增长也是如此。

看一看商务部(Commerce Department)去年编制并悄悄发布的一些有意思的数据。数据显示，过去几年里，随着海外销售的增长，出口带动的美国就业人数也在升高。2009年，出口创造的就业岗位达到970万个；到2013年，这一数字变为1130万个。

这很令人欣喜。随着2014年海外销售在宏观经济复苏的背景下进一步增长，我们有充足理由认为，当商务部发布2014年数据时，出口相关就业岗位将再次增多。

但这里存在一个10亿美元“陷阱”。看看每1美元海外销售创造的工作岗位数量，就会发现曲线持续下行。2009年，每出口10亿美元创造的岗位达6763个。2013年，这个数字变为5590个。也就是说，4年期间下降了17%。

对这一趋势有两种解读方式。如果国会议员希望在新年之初感到振奋，他们可以欢庆如下事实：美国企业在世界舞台上正变得越来越创新，越来越有竞争力。这部分反映了能源成本降低。但另一个因素在于，随着美国的经济复苏站稳脚跟，自动化和数字化水平也在显著上升。

由于这一趋势压低劳动力成本，它正在促使更多美国企业在国内生产。尽管中国工人可能比美国工人更便宜，但机器人的成本效益比中美两国的工人都更好——而且往往更加称职。

以世界第三大铝业公司美国铝业(Alcoa)为例。该公司曾把生产业务拓展到墨西哥和亚洲等地，但如今正把目光投向美国本土。例如，这个冬季，该公司正在改造乔治亚州萨凡纳市的一家工厂，该厂利用开创性的工艺锻造能够耐受超高温的金属。

10年前，这项工作可能会被安排在美国以外进行。但美国铝业首席执行官柯菲德(Klaus Kleinfeld)表示，如今把这一业务留在萨凡纳市是合理的，因为这样可以更接近客户和研发部门。“提高自动化程度的压力十分巨大，”他说，“我们这么做未必是出于成本考虑，而是出于创新的原因……我们需要达到人手或人眼难以企及的精度。”

惠而浦(Whirlpool)、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和福特(Ford)等公司正在采取类似步骤。就连制衣公司也在这么做。例如，李维斯(Levi Strauss)仍在美国以外生产牛仔裤。但该公司最近将其创新中心——连同相关岗位——从土耳其迁回旧金山。波士顿咨询公司(BCG)认为，随着美国变成一个更具竞争力的生产基地，美国逾半大型制造企业正在积极实施或者考虑回流(re-shoring)。

这一切难免存在比较令人悲观的另一面，那就是：多余的工人怎么办？一个乐观回答是，美国经济最终将适应新形势，创造出新的工作岗位，就像150年前农场工人被迫离开土地之后的情形一样。另一个令人沮丧的可能前景是，随着中层制造业岗位的消失，这一趋势将加剧过去10年里发生在就业市场的两极分化。在一个企业效率极高的世界，市场对训练有素的精英人才的需求在膨胀；的确上，上周四发布的申领失业救济人数数据似乎表明，企业其实难以招聘到足够多的熟练工人。但企业不需要的是传统的金属锻工。出口可能蓬勃发展，但企业需要的蓝领工人减少了。

不久前，美国铝业的柯菲德开始跟社区学院合办再培训课程，试图帮助工人们适应新环境。其它公司也在这么做。但可惜的是，华盛顿方面对于此类努力没有出台协调的政策。实际上，相比国会对能源出口等其他议题投入的注意力，议员们似乎极少关注这一问题。这种局面需要改变——赶在当前复苏尚未失去势头之前。

　　3.美国经济学会年会传递的信息

每年一月初美国经济学会与其它有关经济学会联合开年会。今年在波士顿举行。参加人数约有一万一千人。开会的目的有三。第一是让会员有机会发表论文。发表时有指定评论的会员。做报告时会员有机会交换意见；第二是每学会的会长与干事开会，讨论与决定会务；第三是让每所有关经济学的院校到会招聘，与拿到或快要拿到博士学位的会员会面。开年会可以说是一个招聘的市场。因此对一般会员来说，参加经济学会年会是非常重要的。我的文章分两部分。第一是有关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第二是美国经济学会会长的演讲，因为它是被认为在年会中最重要的演讲，日后在学会出版的《美国经济评论》发表。

先谈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可以从我赴会参加的中国留美经济学会(Chinese Economists Society, CES) 会议开始。该学会是在1985年由几位美国留学生发起的。其中两位是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生于大海和杨小凯。于大海不用聘请律师便能把学会在新泽西州合法注册。50年后的今天该学会会员约有400人。每年在中国开会两次。在美国独立开会一次，参加本年会不算在内。在中国开会一般是与一所大学合办。开会时选定了一个对中国经济有关的重要议题，由会员与中国经济学家发表论文，互相讨论。常有请外国的著名经济学家来参加。这次在美国经济学会年会举行的会议，请了一些中国重要的经济院校领导报告该院校对经济学的活动。开会时也让一些来美招聘的院校解说它们的工作环境与需要聘哪方面的新教授。

从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活动可以讨论整个中国经济学的活动。从1985年开始到1996年，中国教育委员会（后改为教育部）在人民大学举办了一年度的经济学研究生培训班。因为用外汇的经费由福特基金会资助，简称为福特班。从1988年到1993年同样的福特班也在复旦大学举办。福特班培训的研究生一部分得到在班上任教的美教授推荐到美国留学。有些毕业后回国推进中国的经济学教育。十多年来，中国增强经济学教师的队伍，也靠在美国经济学会开年会时招聘。每年有约35所学院来招聘。因为来美招聘的院校不但待遇高，甚至高于一般美国院校的待遇，它们的工作环境也好，其他的同事也是良好的教师。有些在美国大学拿到博士学位的毕业生也不容易被中国院校招聘，这证明中国良好经济学院校的水平已相当高。这是令我们鼓舞的。

在美国经济学会会长演讲以前，惯例是颁发学会今年选出的“杰出院士”（Distinguished Fellow）证书的典礼。往年只有一位，近年增加到两位，今年特有四位。笔者是其中之一。今年学会的会长是耶鲁大学的William Nordhous 教授。他演讲的题目是控制排放二氧化碳的国际“集团”。演讲先用数据说明放碳从1970年后每年把地球气温增加。问题是如何把一个限制放碳的国际集团组织起来，同时禁止参加的会员国家退出集团。回顾1990年京都议定书组织 （Kyoto Protocol）建立后签约同意限制放碳的国家先后退出。最后到了2011年连美国也退出了。这经验证明了单用合约来限制国家集团放碳是不会成功的。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使签约的国家继续守约。Nordhous 教授的建议是用经济的惩罚来强逼会员国家守约。惩罚包括由守约的会员国增加从违法国家进口货物的关税，和增加违法国家所需进口能源的价格。简单来说，不守约控制排放碳气的国家会受到经济的处罚。

　　4. 纽约艺术晚宴

接到Performa邀请函时，我有点纳闷。在纽约，重要晚宴几乎都在曼哈顿举行，极少会到布鲁克林，更别提这种一张门票1500美元的盛宴。当我盛装抵达Weylin B. Seymour’s银行旧址时，发现这栋1875年的老建筑大门深锁，只见灯光从一扇小门的隙缝流出。敲了门进入，室内有二三十位俊美非凡的男子，光着上半身，下半身仅着丁字裤和开裆皮套长裤组合。健美的臀部，真是满室春光，我顿时满脸通红。这些帅哥们一点也不害羞，引我先到地下室喝开胃酒。晚宴将准时7点在华丽的拱顶大厅内开始。

这个盛宴是研究与推广艺术表演 （performance art）机构Performa的十年庆，庆典上将表扬13位对艺术有贡献的“文艺复兴女性”（Renaissance Women）。文艺复兴是将中古世纪对神的关注转移到人，Performa的艺术表演就是强调人的参与。晚宴的主题源自于文艺复兴的一场艺术表演。在1488年，达芬奇为米兰公爵斯福尔札（Ludovico Sforza）和那不勒斯公主伊莎贝拉（Isabella of Aragon）的婚礼设计了《天堂盛宴》（del Paradiso），用艺术表演方式来祝贺新婚夫妇。Performa创始人戈德伯格 (RoseLee Goldberg) 将晚宴命名为《天堂盛宴》，希望“以直接、创新和亲身体验的方式让历史重演”。

晚宴由戈德伯格、电影《女性瘾者》(Nymphomaniac) 主角夏洛特•甘斯布 (Charlotte Gainsbourg)、Salon 94画廊老板格林伯格•罗哈廷（Jeanne Greenberg Rohatyn）、艺术家威佐利（Francesco Vezzoli）以及“W”杂志主编通奇（Stefano Tonchi）联合主持。虽然晚宴的衣着标准是“21世纪的文艺复兴”，绝大多数人还是走黑色打扮，一位穿着西装的男士特别具有想象力地将一个白色塑胶管围在脖子上，直追16世纪流行的襞襟领。

对许多纽约人来説，晚宴食物不仅仅要可口，还必须流行、时髦。将吃和艺术表演结合是艺术家珍妮弗•卢贝尔(Jennifer Rubell)的任务，这是她第三次为Performa 设计晚宴。为了同时帮Performa 庆生，又表扬文艺复兴女性，卢贝尔决定以罗马神话中的丰饶女神Fecunditas为主题，把菜肴和上菜仪式化来象徵创作与文化赞助的丰饶。Fecunditas有点像我们的送子观音，掌管生小孩的业务。刚才在楼下看到的那群俊男就是今晚服务众人的“表演者”。卢贝尔以陆军编制上的旅来安排演出，在晚宴开始前，他们举着大旗，站在长桌的一端，旗子上标示着餐席的号码，充满了古装剧的风格。虽然卢贝尔不希望他们被视为服务丰饶女神的“生产工具”，但是他们的性感自始至终主宰了晚宴的进行。

卢贝尔设计的菜肴，食物的美好滋味只能想象，无法言传。她的菜单读起来像犯罪调查报告 ：《橡皮鸡之死》有数十只被填了熏辣椒粉，倒吊着的橡皮鸡，鸡头下面是数百个煮熟切半的鸡蛋，只要拿棍子打鸡，辣椒粉就自动撒到鸡蛋上。《群星施舍厨房》要13位受表扬的女士们端汤伺候大家，大家喝完汤之后还要将汤碗用力砸入放置在宴会厅中央的大木箱内。艺术家辛迪•舍曼（Cindy Sherman）不用离开座位就可以将她的汤碗准确地砸入木箱，赢得最佳投手的头衔。下一道菜《襁褓》是整头烤熟的乳猪任人宰割。最有趣的是《下坠的阳器》，全旅的俊男们每人裤裆挺着一根煮熟、凃了橄榄油的孢子甘蓝，雄赳赳地排队入场，他们要用餐的人依自己的食欲，举刀自助。最后一道《甜蜜的颠覆》，上的不是食物，而是好几百支铁锤，让每个人拿着砸桌子，翻找事先藏在桌子内的饼干和巧克力。

一拿到铁锤，这些衣冠楚楚的“21世纪文艺复兴人”立刻变样，似乎所有潜在的怒气与暴力都在一瞬间爆发。卢贝尔认为人天生就有破坏性：“我特别喜欢破坏，因为这是一种解放，而且砸东西也象征了爆发的创作力。我们必须承认，侵略与破坏是人性的一部分，但是在晚宴上，这种行为是种愉悦的体验。对我而言，能够以嬉戏的方式来解放人性中的破坏性是个非常难得的特权，它为我带来很大的乐趣”，卢贝尔得意地对我说。

在卢贝尔的编导之下，耗资数十万美元的《天堂盛宴》结尾好像一场“浩劫”。但是在艺术的名义之下，荒唐与破坏都是被允许的。俗话説“富过三代，才懂得吃穿”。这些懂吃懂穿而且还可以动则花上数百万买艺术品的富豪们，花钱是为了买体验。在《天堂盛宴》中他们虽然可以浪费食物，可以摔盘子，还可以砸桌子，但是最终都成了被卢贝尔摆弄的演员。她设计了一道又一道的提示，让这些纽约顶层的富豪们乖乖地遵循指令，不知觉中成为表演艺术的一部分，在优雅的社交场合中赤裸地表现出侵略与破坏。这不就是人性的艺术吗？

　　5. 企业不应糟蹋同理心

硅谷公司大多是由极客管理的。极客的缺点之一，是通常不太擅长跟别人打交道。

Facebook发现了解决此问题的一条新途径，就是成立一个专职的“同理心团队”。其任务是在各个业务环节感受其他人的痛苦和快乐，然后把这种体验“翻译”出来，启迪公司的工程技术人员。

这种情感觉醒的第一个结果是，Facebook用户再也不会被称为“用户”。从此以后，他们被称为“人们”。Facebook产品设计总监玛格丽特•古尔德•斯图尔特(Margaret Gould Stewart)上月在一次发言中解释称，那些先前被称为用户的人“实际上在使用你的产品之外，还有着自己的生活，因此以人为中心的设计的第一步，是承认他们是人”。她说，因此，过去用来跟踪“日均用户”的公司内部仪表板，现在将衡量“日均人们”。

这么做是愚蠢的。我很乐意被Facebook称作用户。我丝毫不觉得这个称呼没有人情味，我也没有因为这个称呼而怀疑他们把我看作一个非法毒品吸食者——Twitter联合创始人杰克•多尔西(Jack Dorsey)曾提出，Facebook可能认为用户是吸毒者。相反，这个词意味着，我是其产品的使用者，这精准概括了双方的关系。除了我使用其产品的体验外，我不希望Facebook对我的生活产生任何兴趣——它的触角已朝那个方向伸得太远了。我也不理解，Facebook所说的“以人为中心”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从来都不是外星人。“日均人们”的说法听起来不但拙劣和怪异，而且隐约透出侮辱意味，因为它似乎暗指每个Facebook使用者都是平庸之辈。

在让Facebook更加以人为中心的同时，同理心团队还被派去设身处地了解广告商的感受。同样，这体现了良苦用心，可仍是离题万里。如果我是一家广告商，对自己花高价投放于Facebook的广告没能带来相应销售额大为光火，要是Facebook派一名员工过来感受我的痛苦的话，我不会感受到丝毫的安慰。相反，我希望Facebook承认存在问题，并且快速有效地把问题解决掉。商业交易没有同理心的份儿。另一方的坐立不安和情感流露是不得体、不专业的，甚至会让人感觉毛骨悚然。

在商界，唯一适合同理心发挥作用的地方是办公室，而且即便在办公室，也仅仅适用于特殊情形。当我们生了病、遭遇丧亲之痛、离了婚或者撞上其他各种各样的情感巨变，我们或许需要同事的同理心。当我偶尔拖着惨遭人生打击之躯上班时，来自某位同事的寥寥几句同理心话语，会令我感觉好受得多，甚至会增强我对公司的好感。有几次，同事们的毫无表示让我感觉更糟糕，也对公司生出叛逆之心。

麻烦在于，在硅谷乃至世界各地，大多数资深商业人士都特别不擅长执行这一任务。尽管许多研究声称，“真诚”和“高情商的”领袖——这些人应该很有同理心——表现最佳，但实际经验似乎表明，不是那么回事儿。

在我相当了解的首席执行官中，我只记得有一个人真的很有同理心。他曾肩负很大的职责，但任职时间非常短。由于他为所有被自己裁员和降职的员工感到伤心，他发现自己几乎不可能做棘手的事，结果他被贴上软弱和优柔寡断的标签，差点儿精神崩溃，最终自己被炒了鱿鱼。

　　6.“软件即服务”的估值难题

在科技行业的成长股中，那些“软件即服务”（software as a service，简称SaaS）产品的销售公司享受的估值属于最高之列。忘记利润这一传统意义上的衡量指标吧：就连成立15年以上、估值近400亿美元的行业领导者Salesforce，至今也尚未盈利。

只要投资者相信SaaS公司总有一天会盈利，他们就会甘愿看到，销售与营销费用吞噬掉这些公司营收的一半或一半以上。这一新行业中的其他公司应当向Salesforce的老板马克•班尼奥夫(Marc Benioff)公开致谢，感谢他多年来说服华尔街忘掉亏损，学会喜欢上他正在赢得的长期客户关系。但音乐停下来时会发生什么呢？

Box的首次公开发行(IPO)筹备工作，提醒我们注意许多所谓SaaS公司接下来会面临的困境。

Box向企业销售文件存储与协作工具，已从私募市场融资约5.5亿美元，以便加快增长。在刚过去的9个月里，该公司的销售与营销费用与其总营收相当。

2014年初，SaaS行业各公司的高估值引发了第一波质疑声浪，Box成为受害者之一。它被迫暂停了IPO计划，当时，Workday、Splunk和ServiceNow等其他不久前上市的同类公司的收入乘数大幅下降。

随着SaaS行业再度春风得意，Box杀了个回马枪——但期待低于以往，给出的预期估值比去年私募市场投资者所给估值约低40%。该公司也找到了一个更管用的兜售自己的办法——拉开幕布，展示从回头客那里赚到的利润（公布的是2010年以来的数据）。

但是，即便这让投资者感到放心，也能说服投资者相信，Box在SaaS市场中竞争激烈的一块领域中是能够保护自己的业务的，投资者又将如何给Box估值呢？

一个可能的方法是，剔除销售与营销影响，考察现有顾客的“内在”经济价值。2011年，Groupon提交IPO申请时便尝试了这一方法。这家曾经呼声很高的“每日一购”公司主张，评价它时不应考虑消耗掉55%营收的营销支出。但美国证交会(SEC)有不同的考虑，并强制Groupon重新计入营销费用。

没错，多数SaaS公司的业务模式都比Groupon更强劲、更行之有效。但对于正努力评估一个致力于快速增长的行业的投资者而言，该行业若关闭销售与营销“助推器”，仍会对估值产生重大影响。

Box以减少支出应对去年的IPO推迟。以整体数据来看，这一措施对其令人艳羡的增长率几乎毫无损伤：最近9个月的营收增长了80%，而前一年同期增长了110%。

然而，正如SaaS公司永不疲倦地指出的那样，以营收增长来评价它们是错误的，相反，应该以总营业额衡量。总营业额既涵盖营收，也涵盖已接受预订但推迟到未来期间的所有销售额的增加（或减少）。

以这种标准衡量，事情远没有那么激动人心。Box的增长率会降低到只有46%，而上一年增长率则调整为109%。

换句话说：所增加的延后营收仅相当于预订营收的7%，而上一年为32%。这意味着，今天收到的多，明天收到的就少。

这一情况，可以视为是减少营销支出的直接结果。此外，还可以看作，Box缩短了向客户收费的周期，以此从运营中产生更多现金，降低从市场筹集资金的需求。

这看似良好的管理制度。但是，这也抛给投资者一个难题：在这类公司开始越过被延长的增长阶段后，如何对它们进行估值？在Salesforce终于开始考虑作为一家更成熟的企业如何经营时，它本身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

Box提醒了人们，只要投资者准备用更多的巨款来为他们轻率的预期买单，未来往往看起来是光明的。但是，当支出放缓、企业增长的局限性显现时，投资者的兴奋感也会很快消失。

　　7.西方为何如此悲观？

对一些人来说，未来将永远在他们身后。然而，如此严重的忧郁情绪在同一时间笼罩大部分西方世界的情况在以前是鲜少出现的。即使在那些短暂时期（如上世纪70年代的经济滞胀期），忧郁情绪也与危机一同消退。

如今的悲观情绪尤其令人担忧，原因有两点。首先，经济学并不能完全解释它。在经历5年持续复苏的美国，认为未来自己的孩子生活会更差的人口比例与经济停滞的意大利相同。这一趋势早在2008年金融崩盘之前就出现了。其次，悲惨主义的兴起恰逢西方最新一轮技术革命。西方奉为信条的个人自由很少像现在这样大行其道。然而，我们的忧郁情绪似乎在加深。西方已经看不清现实了吗？

对此人们会忍不住作出肯定的回答。在西方，普通人的寿命变得更长，他们更少受到战争影响，而且比人类历史上的任何群体都有更大的选择余地。活着且拥有自由应该是一种莫大的福气。或许我们向来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或许是更深层次的东西——技术不断地给我们带来新的消遣——改变了我们的神经线路，以至于使我们不太能够珍惜眼前事物。或者，也许是我们对当下公共生活的质量如此不以为然，以至于要承受那些只能从自有知识而来的痛苦。这些都是忧郁的类型。不论其表现形式如何，每一种都被认为是对西方悲观情绪的一种解释。但在我看来没有一个是最佳的解释。

一个貌似更合理的解释把我们的焦虑归咎于他国的崛起。在许多关于全球态度的调查中，一个显著的现象是亚洲人、拉美人和非洲人一向比西方人更乐观。中国人、印度人以及其他地方的人对自己孩子的未来感到更乐观是有道理的。怎么可能不是这样？发展中世界大多数人的生活起点很低，只有灾难可以阻止他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不过，将西方的悲观情绪归咎于此也过于牵强。日趋全球化的经济对每个人都应该利大于弊，也应当使人更加快乐。当今世界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以西方模板。尽管有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和中国共产党，但民主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上还没有对手。就连古巴也终于走出冷战，小心翼翼地走向资本主义。

那么，西方到底是怎么了？答案看上去很简单：我们正在变老。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意味着长期停滞。日本老龄化的速度快于其他国家，其经济增长速度就比其他发达国家更为缓慢，放缓的持续时间也更为漫长。但这是个程度的问题。我们年龄越大，储蓄就越少。储蓄越少，投资就越少。投资越少，经济增长就越慢。现代技术应该提供解决方法。我们的寿命更长，我们就应该工作更久。然而，政治构成了阻碍。

经济产出越少，我们在预算上就争吵得越厉害。从西班牙到加拿大，老年人一直在财政战争中占上风。法国的出生率高于大多数其他欧洲国家，但它分配给老年人的资源高出了平均水平。弗朗索瓦•奥朗德(François Hollande)当选法国总统的原因之一是，他承诺将法国人的退休年龄从62岁恢复到60岁。在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已经决定，国家养老金完全不受社会福利开支上限的制约。在美国，老年医疗保险计划Medicare以及社会保障计划Social Security的相关开支占联邦预算的比例逐年上升。哪个政党都不敢去碰退休年龄——当前规定为65岁，往后只会以极其缓慢的速度延长。

　　8.薪资疲弱或迫使美国推迟加息

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上周称，美国薪资水平开始上涨，美国的严重衰退正走向尾声。他在国情咨文演讲中的这个乐观判断是否能得到证实，是一个关键问题，不仅对于美国政治而言如此，对于本周即将开会考虑利息走势的美联储(Fed)也是如此。

奥巴马的论断似乎基于最近针对568家小企业的一项调查，该调查显示企业未来几个月有加薪意愿。但美国政府自己的整体月度薪资数据则远没有那么鼓舞人心。该数据显示，去年12月美国平均时薪较11月下滑0.2%，仅同比上涨1.7%。

然而，美国去年录得自1999年以来最强劲就业创造年份，失业率为5.6%，远远低于2009年末10%的高点。

去年12月的疲弱薪资数据令政府官员感到吃惊。如果核心通胀和薪资数据持续疲软，可能会再度引发推迟加息的呼声。

官方数据证实了这点。经济政策研究所(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的数据明细显示，2014年底，经通胀调整，健康和教育服务行业的薪资仅较5年前2009年11月的水平增长2%，当时失业率开始从峰值水平下滑。

同期，娱乐和酒店行业薪资出现下滑，建筑业也是如此，信息科技(IT)和金融行业表现较好，两个行业的薪资均增长6%。

对于美联储而言，衡量薪资压力的一项关键指标将于周五出炉，届时美国将发布季度雇佣成本指数(Employment Cost Index)。该数据被视为比月度薪资数据更可靠。在截至去年9月的12个月里，其薪资分项指数上升了2.1%。

（审核、编辑：虞雪红）